不应该说日本人都是坏人，即使是当年参与侵略中国的日本兵，他们中间也有相当多的人在战后慢慢地变成了有独立思考、基本判断的人，虽然战争让他们犯了罪，而且也由人变成了鬼--“鬼子”是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的统称。鬼即魔鬼，将人变成魔鬼的是战争和那些制造战争的人，故而最有罪的是那些制造战争的人，日军侵华时在南京犯下的大屠杀之罪应归于当年制造这场战争的天皇和他领导下的日本国家机器里的决策者。
其实即使在今天的日本，真正敢于否认日本在二战时在中国和亚洲诸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并企图重新复活军国主义的也就那些个别的右翼执政者，比如像安倍晋三，他的身体里所流淌的本来就有二战“准战犯”的血。问题是像安倍晋三这样的领导人，他不仅自己是狂热的军国主义复辟者，更可怕的是他借“爱国”“强国”之名，将亿万日本国民拉回到二战前的军国主义旧轨道上，这才是最危险的。
国民是无辜的。然而当无辜的国民被右翼势力强拉到如二战那样的战争犯罪的轨道上时，国民也会变成当年屠杀南京市民的魔鬼，这是根本性的危险和错误，所以我们重新审视和认识日本侵华史和南京大屠杀事件，其意义便在于此。
中国人在不断重提南京大屠杀一事，是因为几十年来，日本没有对这场灭绝人性的事件真正认罪过，而我们中国人自己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和了解也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人对南京大屠杀不该缺少的是那份真正的认识与认知。
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不该缺少的是那份认罪态度和彻底告别战争的诚心。
中日之间的漫长而深刻的对立，既是对历史问题的分歧，更是对现实和未来的相互不信任，我们认为责任当然是在犯罪的日方。然而日本在战后的几十年里尤其是近一二十年里，他们对中国一次次蓄意挑衅并否认其历史罪行的态度，不能不让世人感到严重担忧，这一点连曾经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都很忧虑。因为其实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所以日本老兵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与忏悔，从另一方面更加证实了我们重新提及此事的意义所在。
曾根一夫，是一位于1915年出生在日本静冈县的战时老兵，他1937年应征入伍，参加了日军上海派遣军，当时是一名上等兵，直接参加了淞沪战役和南京大屠杀全过程，后来又在侵华的另外一些战场上作战过。曾根一夫对战争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的忏悔，在笔者看来是非常严肃和认真的，他是位具有深刻反省意识的日本人。他对战争和大屠杀的种种剖析式的反思，不仅对当今的日本全社会具有教育意义，而且对我们中国人认识日本这个国家和他们的军队及他们的士兵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73岁时，曾根一夫写了一本叫作《南京屠杀和战争》的书，于1988年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这位日本老兵对日本为什么发动侵华战争和日本兵在中国特别是在南京进行屠杀、奸淫中国妇女等等罪行作了比较客观的自我剖析与反省，笔者认为值得尊重。因为曾根一夫说了很多人话，同时也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鬼事。这是笔者在众多历史资料中，尤其是日本人写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文章中，所看到的最有价值的内容。
在日本投降之后，当时负责处理战败事务的日本政府的东久迩宫内阁在国际压力下，曾公开承认日本国对中国和亚洲诸国所发动的战争是错误的，并使用了“一亿人的总忏悔”这样的词。由于当时日本国民反省了战争的犯罪行为，所以很多日本人也有一定的共识：其国家的罪恶也有全体国民的责任，因此大家必须一起来为战争的罪行进行忏悔。与此同时，在当时的日本民众中也掀起了一阵搞清战争真相的活动。这样一来，认为“战争是罪恶”的声音突然一度变得高涨起来。由于来自各种立场的人从各种角度对战争罪行进行阐明，于是侵略战争这一怪物的真面目也渐渐变得清晰起来。正如曾根一夫所言：一直被神秘面纱所笼罩的日本对华战争，一下在公众面前变得很丑陋。让日本国民从此认识到：本来以为是为了东亚和平的“圣战”，其实原来是一场以侵略为目的的罪恶之战。而日本之所以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其目的就是想将势力范围从狭窄的岛国扩展到广阔的大陆，即侵略他国领土。
“战争结束后，我从自主的立场上回顾了一下，发现我们是无论如何也没有胜算的。”曾根一夫说，“战争期间，我们被‘打倒敌人’的口号所驱使，鲁莽地进行战斗，无暇去思考，但后来想想，这是一场欠考虑的战争。明明连中国这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战胜，却把同盟国这一世界上的强国集团作为对手而战……因为进行了这样的战争，所以败北是很正常的。”
在中国战场，战场上的日本军人有以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众多残暴行为。曾根一夫忏悔说：“我也奔赴了中国战场，并乘势乱来，做了残忍的事情。首先是杀了人。虽然作为士兵在战斗中杀人是没办法的事，但我毫无理由地杀害了平民。我还从当地居民那里掠夺了粮食和其他物品，发现女性后作为战利品强奸了她们，还放火烧了民房。作为人来说，其中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不应该做的。我有时会想起曾经做过的这些残忍的事情，并想，中国人那时受到的伤痛现在已经消失了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渐渐明白了。”
曾根一夫的认识是正确的。有一件事，应该是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某一年吧，当时有一群曾经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由中日友好团体组织访华，日本老兵走访中国的不少地方，其中也到了上海的吴淞一带。当这些日本老兵沿着当年战争时他们所走过的路线走访上海和南京等地时，途中却发生了这样的事：一群日本老兵在一个他们与中国军队曾激烈战斗的村庄“重游故地”时，当地好奇的中国百姓纷纷围拢过来，结果一听是噼里啪啦日本话后，有人连喊“东洋鬼子来了”！这让日本老兵极为吃惊和害怕，因为他们看到中国百姓中有一批与日本老兵年龄相仿的人用异常仇视的目光愤怒地盯着他们，就像当年中国的丈夫们听说自己的女人被日本兵强奸和霸占了一样做出憎恨与欲杀不能之状。
“老兵们看见这种情形时感到中国人受的伤痛还没有消失，并想起了自己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惭愧得无地自容……我听到这些，心中的旧伤隐隐作痛。”曾根一夫以此例告诉他的日本同胞，“曾经有现代日本的政治家说过：‘就算战争中日军官兵做了过分的事，40年之后也过了时效了。中国把战时的事情拿出来对日本的行动说三道四属于内政干涉。’这肯定是错误的。”
曾根一夫认为，中国的“领土被日本军队蹂躏，很多人被屠杀，东西被掠夺，房屋被烧毁，妇女被强奸，遭受了以上种种巨大伤害的中国人民的伤痛是不容易消失的。日本人必须铭记，他们到现在还怀有怨恨。持这种想法的不只我一个人，很多去过中国战场的人都这么认为”。他以自己亲身的参战经历告诉世人：“在去过中国战场的人当中，大概没有一个人能够断言‘我完全没做坏事’，如果有的话，那是在说谎。即使没有干屠杀、掠夺、放火、强奸等穷凶极恶的事情，应该也干过偷田里的蔬菜和家畜之类的事。在中国战场上日军官兵的罪行就是如此之多。”
1987年6月20日，在日本《朝日新闻》的“战争”主题访谈中，有一位与曾根一夫经历相似的日本老兵也曾经对自己为什么敢于面对世人承认自己参加侵华战争时所犯的罪行，以掏心窝的语气，说了如下的“重话”：“苦闷于所犯罪行的重大，鞭策上了年纪的自己，今天一定要说出来，但是只能哀叹自己有气无力。……如果有人断言不是这样的话，那他就是衣冠禽兽……即使老伤疤里有污血涌出，我也要揭露可怕的恶魔的真面目，并祈祷尽早有更多的人下定不战的决心……”
20世纪80年代，中日两国曾经在彼此的国家领导人的倡导下，出现了少有的友好与和睦，也正是这种和睦，使得一些曾经在当年侵华战争中受过巨大心灵创伤的日本老兵和反战人士纷纷起来讨伐战争。“因为他们透彻骨髓地知道战争的全部。”曾根一夫这样认为，“日本的国民中最憎恨战争的是曾经在军队的底层经历过战斗的下级官兵，这么说也不为过。”他进而指出：“处于战场底层的下级官兵就是这么讨厌战争，他们已经受够了。”
关于战争的罪恶和可怕，曾根一夫自己说，他在各种场合都听过不同立场的人说起过，而关于战争给予别国人民所带去的罪恶，作为曾经参加过战争的他毫无疑问是最有亲身感受的。“去过中国战场的人会举出杀戮、掠夺、放火、强奸等事情。可怕的则是在炮击、机关枪和步枪子弹横飞的环境中战斗的恐怖感。我作为士兵在战争期间可以说罪恶的事情全都干过，也知道生命遭遇危险时的恐怖。回到国内以后，怯于美军投下的炸弹、燃烧弹的威力，有了不亚于战场的可怕体验。战争所带来的恐惧除了原子弹爆炸以外，我全部体验过。但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那就是对于中国人的残忍行为。生命遭遇危险时的恐怖感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淡漠了，但罪恶感则一直留在心底。因此，我觉得这是战争真正可怕之处。”
晚年时的曾根一夫，对“战争犯罪”这一点随着年龄的增长，其认识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并且不再像一些日本人那样遮遮掩掩。他剖析道：“我奔赴战场的时候是一个23岁的单纯青年，犯法的事情一次也没干过，性格比一般人还要胆小，杀个虫子都很难。这样的我当兵到了战场上之后，变得可以满不在乎地杀人了。干了在国内需要蹲好几年牢的坏事，却不觉得这是罪过。这不仅是我一个人，去过战场的人都大同小异。”
这位曾经的“鬼子”，他清醒而深刻地意识到：“比起在战场上官兵面临的危险来，战争的可怕更体现在单纯的年轻人在战争中趋于疯狂，做出残暴的事情这点上。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拿出勇气坦白自己犯下的罪行，和现代人一起反省过去的战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了日本国投降的诏书，当时在战场上的曾根一夫与其他侵华日军的将士一样，当他们听到天皇的“诏书”内容后，第一个直接的反应是：为战争结束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那天也在沿岸防卫队听了天皇的广播。也许是因为把灵敏度不高的收音机音量开得太大，所以杂音很厉害，没怎么听清楚，但当判断出是战争结束了之后，我想：‘太好了，这下战争结束了！’……从这时开始，日本的国民即使没有人教，但每个人都会自发地说：‘受够战争了，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了。必须让孙子和曾孙都知道这件事。’并倡导今后不再有战争。”
日本在二战投降后，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即使是在日本国内民众中，普遍也都有了憎恨战争的反省，而且形成了在社会里厌恶战争的风气，那些曾经被当成活神仙崇拜的特攻队员也成为“落魄特攻队”。1946年，日本国正式制定了《和平宪法》，宣布日本永远放弃战争，并且不能拥有军队。
大和民族因此也进入了反战的和平重建岁月。然而随着远离战争的时间变长，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渐渐抬头。又过了10年、20年，战败时憎恨战争的国民心理又开始淡薄起来。如今不时出现一些颂扬战争的人，尤其是某些本来就是侵略战争的参与者和政策制定者们，想方设法开始企图掩盖其在侵略战场中所犯下的罪行并不断公开地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文部省对教科书的修改--“侵略”改为“进入”等等由此成为一种新的军国主义复活的趋势。
为何如此，曾根一夫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解释：“掌权的人凭借这些法律随心所欲地操纵国民。这些法律的力量强大到让现在的人无法想象。士兵因为有《兵役法》等而另当别论，对一般人来说，如果国家觉得进行战争是必要的，可以根据法律强制征发人、物资和土地、建筑物。不管国民有什么样的理由都无法拒绝，而且连申辩都不允许。这些法律剥夺了国民生存、知情、收听、说话等所有的权利。”
据说，日本国内有为数不少的人在曾根一夫出版《南京屠杀和战争》一书后，攻击他是“胡说八道”，或称内容是“虚构”的。我们国内的一些学者也曾劝笔者“慎用”这类材料。对此，笔者有自己的看法：首先我相信曾根一夫是个有悔悟的日本老兵，这比起那些在中国和亚洲土地上犯下大罪又不愿或不敢承认和忏悔的“鬼子”来说，不知好多少倍！其二，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单靠“编”是编不出那些血淋淋的现场犯罪事实的。相反，掩盖罪行的人才是真正地在虚构历史，在胡说八道，在有意睁眼说瞎话。今天日本人中说中国“编造”南京大屠杀的人还少吗？
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不怀好意地颠倒和篡改历史事实才是最可憎、可恶的。在曾根一夫等广大日本国民看来，这好比“曾经有一个捕鱼的人和船一起被征发，并被派去太平洋上进行监视活动。他乘着树叶一样的小船，来到美军潜艇乱窜的大洋上进行监视。这就等于成了舰载飞机的攻击目标，和去死没什么两样。法律可以强制一个普通的渔民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同样饱受战争之苦的像曾根一夫这样的人终于忍受不了被少数掌握国家机器的军国主义者“强奸”的耻辱，尤其是一部所谓的《国家秘密法》的出台，让曾根一夫这些经历过战争前后日本国情变化的老兵，不由联想到战前日本的黑暗一幕--“现在的日本是世界上最和平最安全的国家，为什么需要危险的《国家秘密法》呢？国民们满足于和平自由的生活，并希望它永远持续下去，但国家高层为什么要向着危险的方向走去呢？难道他们想再次走上危险的道路吗？”
曾根一夫的想法，绝非是杞人忧天。再看一看又过了一二十年的今日之日本现状，难道不是曾根一夫等那些讨厌战争的日本国民所担忧的吗？
从根子上认识和反思战争，才能对诸如南京大屠杀这样的罪恶之源进行彻底的清算。曾根一夫为此做了如下的大屠杀反思--他说他的这种心灵忏悔式的“坦白”有时在回忆起战争期间干过的坏事时“很羞愧”，但说出来后又“异常解脱”。这是一个受过战争之伤又彻底厌恶战争的“鬼子”所说的人话，我们对此表示敬意。
下面是侵华老兵曾根一夫晚年时的“心灵独白”（小标题是笔者加的）--
34.“小鬼子”是这样炼成的
我在支那事变（即1937年淞沪战役）前就被应征入伍，从20岁到30岁多一点这段时间都耗费在了战场上。我到了战场之后作为一线人员在最前线进行战斗。
最前线士兵的任务就是直接和敌人战斗并获胜。因为要做胜利之军必须不断积累战斗经验，所以最前线的官兵作为一线人员，专门活动在战场上。虽然作为一线人员的官兵有相应的优越感，但也有很多讨厌的事情。
首先是杀人。因为是战场上的士兵，所以在战斗中杀人是没办法的事，但有时会杀一些无辜的平民。不仅如此，还干了掠夺、放火、强奸等作为人类来说不应该干的事情。当我回到正常的社会后，曾感叹自己居然能做出那么残忍的事情来。
我有时会想，如果我早或晚15年出生的话，就可以不用在战场上干残忍的事情了。虽然事到如今已经没办法了，但对我来说战场就是如此的令人讨厌。
……（体检完成后，曾根一夫便被指定到日军的联队，从这一天起，他开始了大约两年的现役军人生涯--而且都是在侵华的战场上的“鬼子”生涯。）
从这时开始就是士兵了。我对未知的世界怀着不安和担心进入了军营，军队比我想象的还要严格。我们入营的第二天就在中队礼堂集合，中队长对我们进行了关于今后军队生活的训话。训话中说道：“日本的军队是靠上下级之间的爱和信赖联系在一起的。上官怜部下如子，部下敬上官如父。要知道你们被编入的中队是军人的家庭，要把中队长当成父亲。班长是母亲。先入伍的二年兵是会和蔼地指导你们日常起居的兄长。”
（所谓的“二年兵”用中国话说，便是入伍第二年的老兵。）
我在入伍前曾听当过兵的人说过军队的生活，所以有点半信半疑，但还是松了一口气。然而进入军队实际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才知道中队长的话全是花言巧语。中队长因为身处高位，所以和我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始终接触的内务班长和二年兵就像是可怕的魔鬼。刚入营的初年兵就像被魔鬼驱使的奴隶一样。
二年兵和初年兵虽然都是通过征兵而入伍的，身份一样，但上下的差别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初年兵就像二年兵的仆人一样，二年兵的武器检修、衣服的洗涤和鞋子的擦拭等，这些事都由初年兵做。因为这些事情只能在日课（军队中白天的军事训练和授课）以外的时间做，所以初年兵每天都很忙。
初年兵一天的生活是从起床号开始的。起床的同时要整理床铺，把毛毯叠好，然后快速跑步去清晨点名场。因为是按到达的顺序排队，所以是一场竞争。清晨点名结束后，初年兵连洗脸的时间都没有，就要去参加刺刀术的晨练……因为早饭前后要做这么多事，所以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就会在事情还没做完的情况下迎来日课的召集准备。一旦发出了召集准备，按规定就必须停下所有的事情，等待召集。如果那时还在手忙脚乱的话，值班的下士官会巡回过来怒吼道：“喂！不知道召集准备是什么意思吗？你这个笨蛋！”然后用木头枪敲打。
一旦进行召集，士兵的本业--军事训练就开始了。原本军队教育就很严格，我们入伍的时候正好受到满洲事变的影响，军队的教育方针是建成一支能够适应实战的军队，所以特别严格。因为上层人士的教育方针是“像敲打并锻造铁一样，士兵也要敲打并锻炼”，所以下层的军官也遵照该方针进行教育。
直接进行士兵教育的下级军官用“与其用语言教，不如敲打进身体”这样的话来激励作为助教的下士官和作为助手的上等兵，所以初年兵很辛苦。
因为对初年兵进行实战技术辅导的助教、助手是根据上述宗旨来进行指导的，所以比起语言来暴力先行。初年兵在军训中一旦动作没做好，他们就会怒吼：“喂！不会按照我教的做吗？”同时施以拳脚。
教训过之后他们会说：“怎么样，疼吧？”因为是尽全力殴打的，所以肯定是疼的，于是老老实实地回答：“是的，疼。”然后他们就会说：“什么？这样就疼了？”又是一顿敲打。下次硬撑着说“不疼”，他们又会说：“什么？不疼？”然后就一阵脚踢。
不管我们说什么他们都会找碴打个痛快，所以除了让他们打个尽兴以外别无他法。士兵中位于最底层的初年兵只能是对方说什么都对。
在军训中被严酷地训练，筋疲力尽地结束上午的日课后，回到班内来不及歇口气就要开始准备午饭了。吃完午饭也和上午一样，饭后整理、打扫，像小白鼠一样运动着。
下午的日课召集一开始，又要去军营广场和练兵场等地进行军训。
到了傍晚，军训结束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擦鞋，当然还必须准备晚饭。晚饭在家里的时候是最放松的，但初年兵是没有时间去品味饭菜的。在饭盒里的饭上浇上豆酱汤，然后就只是嚼。如果慢慢地咀嚼品味的话，二年兵就会瞪着你，那样子就好像要说“你这家伙，太松懈了”！
晚饭后到晚间点名这段时间必须进行班内的清扫，步枪和刺刀等兵器的检修。如果稍微浪费了点时间的话，仅仅做这些事都来不及。
衣服都是晚间点名结束后等熄灯了再洗。如果像现在这样用洗衣机洗就太简单了，那时是用手洗的。熄灯后在室外的洗衣处，在小雪纷飞的环境中洗衣服，自来水仿佛要把手冻住，很疼。 洗衣结束后一天的事情就干完了，终于可以睡到床上去了。
“五尺的床铺加草垫，这就是我们做梦的地方。”正如军歌里唱的那样，这张床对初年兵来说是无上的乐园。想念家乡和流泪也在这个时候。
以上就是初年兵在受教育期间的一天。这在一般的社会中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在军队里如果你说做不到的话，会受到暴力惩罚。
军队中长官和上级对下级加以暴力惩罚的事到了战后，在电影和电视中被表现出来，成了众所周知的事。以军队为主题的故事片中可以说必定会出现上官用暴力虐待下级士兵的场面。
有人说这是“为了宣传旧军队的罪恶而故意捏造出来给人看的”，但绝对不是如此。虽然根据年代和时期的不同而多少有点差异，但日本军队的暴力惩罚自从明治时建军以来，一直延续不断。
有过军营生活经历的人会有很多无法忘怀的回忆。虽然回忆的事情因人而异，但不管是谁，不管是哪个年代的人，同样都受到过暴力惩罚。有过部队经历的人中有人会说：“进入军队的第一年会毫无理由地被乱打一顿。在部队中生活过的人不管是谁肯定都经历过。即使没有打过人，也不会没被打过。如果有人说一次也没被打过，那是在说谎。”
我也可以肯定这点。日本军队中的暴力惩罚就是这么多。
暴力惩罚也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其中最多的是打脸，军队用语叫做“扇耳光”。“扇耳光”的方法有：用手掌打、用拳头打、用拖鞋皮带等皮革类制品打等等。因为是一个年轻男子用力打的，就算是用手掌打也很疼，如果用皮革制品打的话，一击之下疼得几乎站都站不住。到了第二天早上，脸就肿成了暗紫色，样子像个妖怪。这样一来不仅是外表，嘴里也肿了，连咀嚼食物都不行，真的是脸都变形了。虽然受到了那么残忍的暴力惩罚，但是去医务室治疗的时候却说谎道：“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受伤了。”
因为如果如实地说“被打了”的话，打人者就会受到处罚，作为报复，他会进行更加严厉的惩罚。军医虽然知道这是暴力惩罚的结果，但都默不作声。军队里暴力惩罚的结果只能是被打者吃亏，然后哭着入睡。我当然也被扇过耳光。
那时在军队里有这样的传言：“初年兵入营后的最初五天是客人，接下来的五天是寄人篱下，过了十天就要被打耳光了。”说是传言有点夸张，但这是二年兵对待初年兵的规则。用更通俗的话说就是，“最初对他们好点。过五天左右就不要给他们好脸色看。过了十天就可以严酷对待他们了”。
我挨耳光也是入伍十天左右的时候。在我入伍前就听说过，知道军队里有暴力惩罚这回事，但那时的想法还比较天真，认为“再怎么样也是军队，不会乱拳殴打没有过错的人吧”。
那天晚上晚间点名结束后，前任上等兵宣布解散，我正想着“今天好像也平安结束了”，然后松了口气，这时一个二年兵走过来说：“初年兵们，等等。”暂停了解散。
那个二年兵在所有二年兵中是最低劣的那种人。他很了不起似的让全体初年兵排成一横排，然后站在队列前说：“我说初年兵们，知道你们入伍多少天了吗？你们准备当客人当到什么时候啊？军队可是给你们饭吃，给你们衣服穿，还给你们发薪俸的啊。你们可不能一直这么不知好歹。我来给你们鼓鼓劲。大家都咬紧牙关！戴眼镜的把眼镜摘掉！”
要我们咬紧牙关是为了打脸颊之后不至于让口腔内部受伤，让把眼镜摘掉是为了防止镜片被打碎。这样一来就是被扇耳光的前兆了。我心想“终于要被扇耳光了”，并以直立的姿势站着，从右边开始响起了拳头打在肉上的啪啪声。那声音很刺耳，让人很难过，感觉就好像是打在自己身上。正这么想着的时候，轮到我挨打了。在脸颊被打的“啪”的声音响起的同时，眼里金星乱冒，仿佛被烧灼的疼痛直冲脑门，让人头晕目眩。即便如此，我还是勉强用力站稳了没倒下。
此前我一直在想“岂能因为这点事就气馁”而努力让自己振作，但一想到“终于结束了”，热泪就突然涌了出来。那眼泪一直到就寝都没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流泪，后来想来，是因为毫无理由就被打的委屈。
这是我入伍后第一次挨耳光。就像这样，在军队的集体生活中，即使自己没有过错也会被打。此后也经常会有因为一名初年兵闯了祸而导致全体初年兵附上连带责任而被扇耳光的事发生。军队里把这叫做“总耳光”。
士兵之间除了这种靠暴力进行肉体上的伤害之外，还有给初年兵带来精神上的痛苦的私刑，它是以一种对于施刑者来说嗜虐成性的方式进行的。私刑的做法根据兵种差异多少有点不同，但各个联队都大同小异。其中最常用的是“举枪”。当时部队用的步枪上刻有十六瓣菊花的徽章，被看成是天皇陛下赐予的。所以大家都很珍惜，晚间点名结束后要对检修情况进行检查。该私刑的对象就是检查时发现的那些检修不力的人。其做法是让在步枪的检修检查中被评为不良的人举起枪，并对着步枪道歉说：“我向三八式步枪大人道歉。陆军步兵二等兵某某因为偷懒没有做好步枪大人的检修工作，受到了二年兵大人的训斥。以后，不仅是在现役中，而且到了预备役和后备役都不会再偷懒。谨此发誓，请您原谅。”
如果这样就完了也没什么，但对于被迫举枪道歉的初年兵来说，接下来的事才叫痛苦。在步枪说出原谅之前，无论多少小时都要举着枪，不能改变姿势。但就算是道一百万次歉，不会说话的步枪也不可能说出“原谅你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步枪越来越重，举枪的手臂开始累了。举了一个小时以后，手臂就麻木得没有感觉了。即使如此也不允许把枪放下来。
光是这样肉体上就已经很痛苦了，再加上精神上的痛苦，让一个大男人觉得想哭。这样折磨之后，在放了他之前，还要扇一记几乎使脸扭曲的耳光。
对于检修步枪不力的人所处的私刑还有一种叫做“喂，哥哥”。其方法是把位于班内和中央走廊交界处的枪架当成妓院的窗格，把往来于走廊的其他班的士兵当成来来往往的客人，让检修不力的人模仿拉客的妓女边说“喂，哥哥，过来嘛”，边招徕客人。
因为往来的士兵知道这种私刑，所以不管对方怎么叫都不会有人过来。受刑者没办法只好出去拉人，这时过路人怒吼一声“开什么玩笑”，一巴掌打过来后就扬长而去。于是行刑的二年兵就会骂道“让贵客跑掉了”。行刑的二年兵只是半开玩笑，而受刑的初年兵却是很认真的。一个大男人被迫做了这种无聊的事情，所以懊悔也好，可耻也罢，最后会泣不成声。
像性质恶劣的游戏一样的私刑另外还有几种。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赛自行车”和“黄莺渡谷”。所谓“赛自行车”，就是让受刑者来到班内并排摆放的床铺之间，用双手支撑身体，然后两脚在空中转动，做出蹬自行车的动作。
虽然所做动作不难，但却是相当耗费体力的私刑。开始不到五分钟，手臂就会因为承受体重而很累，几乎不能忍受，脚的转动也会随之减慢，然后旁观的二年兵就会骂道“不许趴下。到上坡了，喂，好好踏车”，并嘲笑之。长时间做这种动作之后，即使是在冬天的寒夜，也会汗流浃背。不管体力多好的人都会叫苦不迭。
“黄莺渡谷”和“赛自行车”一样，也是利用床进行的。让受刑者趴到班内排列着的数十张床下面，每爬过一张床就抬起头来模仿黄莺的叫声。二年兵们这时就打趣他说：“喂，叫得好听点嘛。今年的黄莺叫声很难听啊。”“再叫得好听点给我们听听嘛。难道觉得无聊做不到吗？”
这种私刑没有肉体上的痛苦，但是精神上却都很难受。不知道这么无聊的事情是谁想出来的，还有一些其他类似的私刑。要是一一列举的话就没个完了，下面举最后一个据说在每个联队都上演过的“各班巡回”的例子。
这种私刑是用来惩罚擦鞋检查中被评为不良的人的。军队中规定，白天穿过的鞋子到了晚上必须把泥土和灰尘擦干净，再涂上保养油。擦鞋的检查在晚间点名后进行，如果马虎应付的话就会不合格。对于不合格的人施以的私刑就是“各班巡回”。
其做法是把检查中被评为不良的鞋用鞋带挂在脖子上，模仿狗的样子用四肢在走廊里爬行，把中队里的各班都转一遍，在各班门口停下来先“汪、汪”地学狗叫，然后再广而告之“陆军某部二等兵某某偷懒没有好好擦鞋，受到了二年兵大人的训斥。谨此报告”。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还好，但是在所去过的各班总有坏心眼的人在等待着。那些坏心眼的家伙就像是找到了耍弄的对象，责难道：“你这家伙，说什么没好好擦鞋？竟然还有脸来别的班。是不是饭吃多了，烟抽得烟油都快从屁眼里流出来了，所以没空擦鞋啊？或者是觉得无聊，不想擦鞋吧。如果你有那种混账想法的话，我来再敲打敲打你，让你学会擦鞋。”然后打耳光打得对方摇摇晃晃。这不仅是一个班，去哪个班都一样，所以等转完中队所有的班回来的时候，流出的鼻血把整个脸都染红了，容貌都看不清了。
以上所讲的不是特别的事情，而是军队里普遍存在的暴力惩罚。
35.士兵--肉体武器
（曾根一夫当兵之前所接受的对自己国家的军队的认识，只有一个，即日本的军队是天皇陛下亲自统率的，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皇军，但为什么会进行野蛮的暴力惩罚呢？后来他才明白。）
其源头是明治初期建军的时候，军官中有很多武士出身的人，为了锻炼应征进入军队的农民兵和市民士兵而使用了暴力。听说自那以来这就成了惯例，像传达事项一样，一直延续到了昭和时期。这可能不是使用暴力的全部理由，但这里仅作为理由之一列出来。
以前的明治、大正时期我不知道，但在我当兵的时候，使用暴力被认为是培养勇猛士兵的手段。我们这些作为士兵的人不认为自己是靠暴力成为了勇猛的士兵，但高层的领导们好像觉得士兵是要靠敲打才会变坚强的。把野蛮说成性格粗野，把性格粗野作为尚武精神，当成了教育士兵的基础。为了锻炼士兵而使用暴力好像就源于此。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我退伍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受了县知事的委托而担任了青年学校的教员。该校军事教育的成果每年要接受一次联队司令部军官的检阅。有一次作为检阅军官的少佐评价学生军训的成果时说：“青年学校的军训从表面上来看有进步，但是内在气概还不行。你们所进行的军训只不过是在模仿军队，简直就是军队游戏。要想同时掌握技术和军人精神，必须要和军队做同样的事情。”这名少佐想说的是，不像军队那样进行彻底而严格的训练是不行的。
后来少佐和我进行了谈话，关于军队教育，他说了下面这番话：“青年学校军事教育的目的是获得军队的预备知识，所以要求他们具有军人精神是不可能的。学校教育中只要表演有进步就行了，但军队教育必须要把普通人培养成军队所期望的士兵。为此需要暴力手段。”下面要讲的是以该少佐的话为主旨，我自己进行了加工润色的东西。所谓军队所期望的士兵，大体来讲有三个条件。第一，因为军队本来的任务在于战斗，所以必须掌握比交战国军队更好的战斗技能。第二，要培养不管面临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也要克服它并一定要获胜的信念。第三，要做绝对服从长官命令的士兵。以上三点是军队所期望的士兵的绝对条件。第一点和第二点靠军训和演习来练就，关于第三点，主要是在内务教育期间使其牢记。
接下来我想讲一下服从问题，因为在养成服从习惯期间使用暴力最多。
军队所要求的服从，与其用“服从”这个词，也许不如说“盲从”更合适。位于军队底层的士兵严格按照长官的命令行动，被命令“向右转”时就转向右边，听到“前进”的号令就向前进，听到“停”时就停下来。只要这样做就行了。一味盲从长官的命令，专心做上面吩咐的事的人被看成是好兵。
“为了什么目的而前进呢？”“为什么必须停下来呢？”想要知道这些理由的人不是军队所期望的好兵。
先说点后话，当战争开始时前往战场的下级官兵不知道为什么要进行战争就参加了战斗。之所以能够像机器人那样忠实按照上司的命令“去！前进！战斗！”而行动，在看不到战争何时结束的情况下在战场上忍受了长达五六年的时间，是因为他们被培养成了军队要求的盲从的士兵。
下面回到原来的话题。要求征兵检查中获得甲种合格的人作为现役兵服役一定的时间，其目的就在于培养军队所期望的士兵。
被大家称为士兵的人因为是通过征兵检查在全体国民中征召的，所以入伍之前在地方上从事各种职业。国家和地方公务员、一般的工薪阶层、农夫渔夫、工商业者、演艺界人士、打短工者等，职业多种多样。
根据在地方上职业和成长环境的不同，贫富差异非常大，受教育程度的差别也极大，上至读过最高学府大学的人，下至义务教育都没有修完的人。各人的差异不仅如此，性格也是各不相同。其中有极端的叛逆者、思想上的左倾者、性格极其乖僻者等不容于军队的人。
就像这样，军队集中了有教养的人、没受过教育的人、性格健康或扭曲的人、温顺和不温顺的人等等各不相同、千姿百态的人。把这些人一律培养成军队要求的士兵就是军队的工作。
要做到这点，首先第一阶段，把入伍的全体初年兵一律降到最低水准，使大家整齐划一。为此必须剥夺各人在社会上所获得的教养、人格等。与此相反，对于达不到一定水准和没有干劲的人，则采取将其拔高的做法。为此使用暴力是最有效的。
初年兵一入伍，就被分配到各内务班，在内务班长手下和二年兵一起进行日常起居活动。这个内务班就是让初年兵整齐划一地达到某一水准的车间。内部班长和二年兵瞪大眼睛监视着初年兵的日常态度，并进行督导。对以学历为傲而摆架子的人，他们说：“士兵不需要过多的学问。你这家伙，狂什么狂！”然后使用暴力进行压制。看见叛逆者就施以暴力彻底打击之。对于那些落后的人则用暴力将其往上赶。这种暴力就是前面讲到的二年兵进行的暴力惩罚、私刑。军官们将其作为士兵间的私人惩罚，虽然表面上禁止，但暗地里是加以利用的。他们认为作为培养军队要求的士兵的一种手段，这是必要的。
入伍之后，不管是谁在第一年都会作为初年兵受到暴力惩罚，到了第二年则对下一批初年兵施加暴力惩罚。这作为每年的惯例在士兵间进行。看上去好像是单纯的报复，但在培养军队期望的士兵这点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这很残酷，但进入军队组织内部后就只有服从。下层士兵不管多么懊恼，多么不满，都不能反抗。如果反抗长官和上级的话，有时会被判抗命罪而受到处罚。如果那样的话就是一次很大的事故。士兵入伍时被很多人欢送，并在大家面前豪言说“一心一意勤勉于军务，出色地工作”。既然说了这种话，就必须平安无事地期满退伍。为此只有成为糊涂兵。所以大部分人在现役期间都会觉得这是没办法的事而考虑处世方法，不管遭遇了多么委屈的事，都认为最好还是忍气吞声、不露锋芒。一旦有了这种想法，士兵就和没有思想的机器人一样，在长官的操纵下行动了。在此基础上如果学会了战斗技能并具有了军人精神的话，就成长为军队所期望的士兵了。
锻炼士兵的军营就是把普通人改造成为战争武器的肉体武器制造厂。花两年时间进行制造，一般的成品定为一等品（一等兵），比一般的要好的成品定为上等品（上等兵）。
在这里我想讲一下士兵的等级。
我当兵的时候，士兵分为二等兵、一等兵、上等兵三个级别。在支那事变过程中制定了伍长这一级别，位于上等兵之上，在这里略去不谈。我们那时候一入伍就全被定为二等兵。其后从成绩好的人开始依次选拔，升为一等兵，一年之内大部分都成为了一等兵。其中成绩特别优秀的人升为上等兵。因为上等兵是士兵的最高级别，所以士兵中只有百分之几的人能成为上等兵。不光要成绩优秀，还必须操守坚定，其日常态度也是士兵们的模范。因此，当时成为上等兵是件光荣的事。因为不管哪个士兵都想升到上等兵这个级别，所以对于领导层来说，这是一个驯服士兵的诱饵。作为士兵来说，之所以能够在初年兵期间忍受屈辱，也是因为有想被选拔为上等兵的欲望。大部分士兵都能忍受初年兵期间的痛苦，但其中也有忍受不了而开小差和自杀的人。有一个和我一起入伍并被分入同一中队的初年兵，因为无法忍受暴力惩罚的痛苦而开小差，然后知道自己是逃不掉的，最后自杀了。在此暂且称他为A。
A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上过大学的知识分子。他不仅头脑聪明，而且态度认真，所以被认为是初年兵里的尖子。长官对他的印象也不错，这样下去就可以成为干部候补生，被任命为预备役少尉。虽然说不上是缺点，但因为他是知识分子，所以说话的态度和一般士兵有点不一样。一般来说这在社会上没什么问题，但在军队中却被没学问的二年兵所厌恶。仅仅因为这点，A就被一部分二年兵所憎恨，不管做什么都会被说成“狂妄”，挨的耳光是一般初年兵的好几倍。如果是像杂草般长大的人的话还能忍受，但是A因为成长环境比较好，所以有点懦弱，于是无法忍受而决定开小差。即使是像A这样的知识分子，想法也太过天真。虽然在熄灯后成功逃出了军营，但在他要去的各个地方都布有宪兵和警察的网，无处可逃。好不容易从网眼中逃了出来，来到了老家的村庄附近，但那里有一层更严密的网在等着他。于是A明白了即使逃了出来，在整个日本也没有他能够安居的地方了，然后就在海边渔夫住的小屋里上吊自杀了，以死来逃避。在被发现后，他的尸体被运回了军营，一直到化为白骨之后才交到他家属手里。那时我看到了来接收遗骨的他父亲的身影，知道了军队的无情。A即使化为了白骨，开小差自杀的罪名也没有消失。他父亲就好像背负着那罪名一样耷拉着肩膀远去的情景，让人感到格外凄惨……
36.杀中国人的“快感”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时候，我已经作为现役兵入伍了。
得知事变发生时，我们正在爱知县丰桥市外的高师原演习场进行夜间演习。那时我正在离东海道线二川站较近的岩屋观音附近露营，等待着第二天早上拂晓战的开始。
看着奔驰的夜行列车的窗口亮着灯，我想“再忍一阵子就可以退伍了。到了那时，就可以坐着那火车回家了。好想早点回到地方上，成为自由之身啊”，并感到很伤感。这时，前往中队本部进行联络的士兵回来了，并带来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他说：“据车站前面的杂货店老板说，日中两军在北京附近发生了武装冲突，现在仍在交战中。”
日中两军正在交战这一消息对士兵来说是很感兴趣的，但那时我没觉得是什么重大事件。只不过是想，“充其量不过是以清国奴为对手的小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过一阵子就解决了”。
不仅是我，那个时候大部分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去战场。我们觉得“就算战斗状态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满洲有很多关东军的精锐，所以国内的军队大概没有必要特地过去吧”，认为这是和自己无关的事情。根据演习计划，我们跑步穿越了高师原，结束了持续数日的演习回到了兵营。这时才知道我们“国内大概不会派军队去”的预想落空了，国内正在陆续出动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