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The Ten O'Clock Scholar(1952)

第3章 The Ten O'Clock Scholar(1952)

译者：Will Ospreay

老实说，我并不认为是强烈的正义感促使尼克·威尔特在我离开法学院、成为县检察官后不时伸出援手。相反，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不耐烦，就好比一名娴熟的技工看见一个笨拙的门外汉，火冒三丈，最终用一句“来，交给我吧”夺过他的扳手。

尽管如此，我依然觉得他很享受从日复一日、单调乏味的授课和阅卷中短暂解脱，收到参加博士资格考试的邀请时，我权当这是他感谢和回报我的方式。

我当时很忙，无意赴约，但我实在拒绝不了尼克。可如果你并非候选人，也不是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三小时的口试可能会相当枯燥。因此，我踌躇不决。

“尼克，候选人是谁？”我问，“你的学生？是我认识的人吗？”

“是本内特先生，克劳德·本内特，”他回答，“他已经和我一起上了几堂课，但我们研究的领域不同。”

“他的论文有趣吗？”我继续问。

尼克耸了耸肩。

“由于是根据新教学计划进行的初试，我们尚不知论文主题。在最后半小时，候选人将自行公布，并概述其试图证明的内容。不过，我从委员会其他成员那里了解到，本内特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十八世纪，尤其是拜因顿文件。”

我顿觉眼前一亮。没有任何一所大学是真正团结一心，毫无嫌隙的。本校英语系的负责人是两位研究十八世纪的专家：为教皇作传的乔治·康戈尔德教授、拜因顿文件的发现及编校者埃米特·霍桑教授。两人之间的矛盾极其激烈，以至于当康戈尔德起身发言时，霍桑教授直接退出了学术团会议，康戈尔德曾在现代语言协会的一次部门会议上宣称，拜因顿文件实为十九世纪的赝品。

我会意地笑了笑。

“康戈尔德是委员会成员吗？”据我所知，霍桑本学期在德克萨斯大学，担任交换教授。

尼克露出一丝坏笑，没有半点学者的样子。

“康戈尔德和霍桑都是委员会成员。”

我大惑不解。

“霍桑回来了吗？”

“我们收到了他的电报，得知他为了检查新书的校样，已准备提前返程。奇怪的是，本内特的考试日期在校报上公布没多久，我们就收到了电报，更奇怪的是，他将在考试前一晚归来。当然，我们也邀请了他，他立即回电接受。”尼克兴奋地搓了搓手。

不得不说，我虽然不像尼克那样热衷于凑热闹，但也意兴盎然。

然而现实令人失望。候选人克劳德·本内特并未现身。

考试安排在周六上午十点，为了不错过乐子，我提前约十五分钟到场。令我没想到的是，委员会成员已聚集在一起，我可以从整体氛围，尤其是成员们捉对闲聊的样子看出，康戈尔德和霍桑已经进行了一两次“友好”交流。

康戈尔德教授身材魁梧，一头红发，肤色因一种周期性湿疹显得格外红润。他抽着一根硕大的曲柄烟斗，几乎不曾离嘴，开口说话时，烟斗的呜呃一直伴随他低沉的嗓音。

当我进门后，他向我走来，伸出手，嚷道：“尼克跟我打过招呼，很高兴你能来。”

我有些不情愿地握住他伸出的手，因为他另一只手戴着脏兮兮的棉手套，八成是为了保护或遮掩湿疹导致的皮损。我迅速收回了手，为了掩饰可能造成的尴尬，我忙问：“候选人到了吗？”

康戈尔德摇了摇头。他拽着一块怀表的表链，眯着眼看了看表盘，然后皱着眉头，啪的一声关上了表壳。

“快到十点了，”他咕哝道，“本内特最好别再畏畏缩缩。”

“哦，他以前会怯场吗？”

“他原定一开学就进行考试，几天前又申请延期。”

“这会对他不利吗？”

“但愿不会，”说完，他大笑起来。

我闲逛至教室另一侧，霍桑教授正站在那里。他身材矮小，仪表整洁，苍髯如戟，是大学里为数不多留胡子的人之一；他还戴着一副夹鼻眼镜，上面系着宽大的黑丝带，手拿一根细长、带金弯柄的乌木手杖，有点花花公子的味道。这一切皆源于几年前，他在英国的一次暑期考察。在那之前，他不过是泛泛之辈，但拜因顿文件的发现引爆了学术圈，因为它对解读皮普斯日记(译注：指英国政治家Samuel Pepys于1660-1669年间写下的日记，真实记录了王政复辟等重大历史事件,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具有重大意义，荣誉接踵而至：他成为了全职教授，成为了一份学术刊物的编辑，甚至获得了某所顶尖大学的荣誉学位。随之而来的便是那根精美手杖，以及那副夹鼻眼镜。

“乔治·康戈尔德刚才是不是在取笑我？”他若无其事地问。

“哦，你想多了，”我迅速回道，“我们聊的是那个候选人。乔治说他之前打过退堂鼓。”

“的确，康戈尔德教授似乎将本内特的延期请求视为逃避，”霍桑话中带刺，他提高嗓门，整间教室的人都能听到，“本内特正在研究拜因顿文件，我碰巧知道这件事，康戈尔德教授也知道。本校图书馆在本内特考前几天恰好获得了原稿。作为一名真正的学者，他自然希望有机会研究原稿，所以才要求推迟考试。想不到，康戈尔德将之称为‘打退堂鼓’。”

另一头传来乔治·康戈尔德的声音：

“尼克，到点了。”

霍桑瞥了一眼手表，尖声道：“还剩五分钟。”

康戈尔德放声大笑，我意识到他只是想激怒霍桑。

五分钟后，教堂的钟声响起，康戈尔德开口道：“尼克，已经十点了，我们还要等多久？”

霍桑激动地挥舞着手杖。

“尼克，我抗议，”他喊道，“从委员会一名成员的态度来看，他对候选人抱有成见。我认为，公平起见，该成员应取消自己的资格。至于那位候选人，我相信他马上就会来。我来时顺便去了他入住的酒店，发现他已离开，想必是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去图书馆查漏补缺。我恳请各位静下心来等待。”

“埃米特，我们可以再等一会儿”尼克连忙安抚。

然而，十五分钟后，候选人仍未到场，霍桑陷入了焦虑。他从一扇窗走到另一扇窗，眺望着校园外的图书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康戈尔德悠然自若。

我不禁有些同情霍桑，但尼克最终还是宣布：“十点半了。我们已经等得够久了。各位，我建议即刻解散。”

霍桑气得吹胡子瞪眼，几欲抗议，想了想，还是闭上了嘴。当我们走到教室门口时，康戈尔德的声音异常响亮，

“那位年轻人最好别再踏入这所大学。”

“没准他有难言之隐，”尼克轻声说。

“依我看，”康戈尔德调笑道，“他一定是遇到了生死攸关的大事，否则没理由对审查委员会如此傲慢。”

尼克还要去一趟图书馆，所以我独自回了办公室。在那里待了不到一个小时，我便得知了本内特迟迟不现身的原因。他死在了酒店客房内——他被谋杀了！

说起来，我的第一反应充满黑色幽默：这下康戈尔德没话说了。

我本想通知尼克，当天下午，我的秘书曾多次试图联系他，但都没有成功。下午四点，当凶案科的卡特警司陪同德尔汉蒂警督，前来汇报案件进展时，我依然联系不上他。

我让卡特留在前厅等候指示，然后把德尔汉蒂带进我的办公室。德尔汉蒂办事向来有条不紊，只见他掏出笔记本，轻轻放在我的办公桌上，然后拉来一把椅子坐下，眯着眼，开始汇报。

“十点四十五分，阿瓦隆酒店的经理詹姆斯·休斯顿报案称，他的一位房客，克劳德·本内特，27岁，未婚，大学研究生，被女服务员艾格妮丝·安德伍德发现死亡。显然是被谋杀。洛马斯尼警司接到电话，命令休斯顿关闭并锁上房门，等待警方到来。

“法医收到通知，与我们一同坐上警车。十点五十分，我们抵达酒店。”他抬起头，“阿瓦隆酒店位于大学体育馆对面的商业街，更类似于寄宿公寓，几乎所有房客都久居多年。酒店入口前停着一辆1957年款福特轿跑车，注册号为769214。钥匙插在点火开关上。”他再度抬头，“事实证明，这很关键，”他轻蔑地摆了摆手，“一名优秀的警察不会忽视这种细节——一辆停在路边、钥匙未拔的车。这相当于给偷车贼发邀请函。我问了问休斯顿，果然是本内特的车。”

“本内特的客房在二楼，楼梯右边。我们进去的时候，发现窗帘被人拉下，休斯顿坚称与他无关。本内特倒在地板上，头部多次遭钝器猛击。法医认为第一次便要了本内特的命，其余几次要么是为了确保他死亡，要么只是为了发泄。尸体附近有一把长匕首，刀柄上沾满了鲜血，还黏着几缕头发，经确认属于受害者。”

他伸手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细长的包裹，缓缓打开包装用蜡纸，露出一把装在金属鞘里的匕首，约有一点五英尺长，染血的刀柄约占全长的三分之一，宽约一英寸，厚约半英寸，刀锋被精磨过。它似乎是由骨头或象牙制成，上面刻着纳粹的万字符。

“看来这就是凶器，”我笑着说。

他咧嘴一笑。

“毫无疑问，”他说，“与伤口匹配。”

“有指纹吗？”我问。

德尔汉蒂摇了摇头。

“凶器上没有，只有客房内能采集到。”

我小心翼翼地拿起匕首。

“嚯，刀柄还加重过，”我说。

德尔汉蒂冷冷地点点头。

“一定是为了，”他答道，“方便下手。”

我将它放下。

“嗯，像这样的匕首应该不难追查，”我信心十足。

德尔汉蒂笑了笑。

“一点也不难，它属于本内特。”

“那名女服务员认出来了？”

“都不需要认。它原本就挂在墙上。来，我给你看看。”他再次把手伸进公文包，拿出一张大照片，照片里有一张靠墙的书桌，旁边的小桌上有一台打字机，但引起我注意的是桌子上方的墙壁，那里挂满了各式武器，下方还钉着小卡片，大概是为了标识。我统计了一下，总共有两把德国军刀、三把手枪、两件看起来像警棍的武器（我疑惑地看向德尔汉蒂，他喃喃道，“是集中营的看守用的，几乎和我的手腕一样粗”）以及一把匕首，和放在我桌上的凶器是一对。墙上的确有个挂钩空着，我甚至能在褪色的墙纸上看出轮廓。

德尔汉蒂低声轻笑。

“军事纪念品。我儿子也带了不少回家，足够装备德军一个团了。”

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支铅笔，指着照片中的桌子。

“现在，请你注意这堆书右边的东西。光看照片不好辨认，我已逐个列出。”

他又看了一遍笔记。

“总计28美分零钱，一把客房钥匙，一支钢笔和一束铅笔，一把折刀，一块干净的手帕和一个钱包。这些都是人们会随身携带的东西，但有处细节让我很在意：钱包里没有钱。虽然里面有他的驾照，还有一张租金收据和一小册邮票，但确实一分钱都没有。”

“这并不奇怪，”我说，“学生们并不富裕。”

德尔汉蒂迅速摇头。

“他总得随身携带一些钱。桌上的零钱甚至不够付午餐费。我们仔细搜查了那间客房，没有发现钱，也没有存折。但在废纸篓里，我们找到了这个。”

他又一次俯身在公文包里翻找。这一回，他拿出一封有政府盖印的信件。

“他们都这么寄支票，”他说，“注意到邮戳了吗？一定是昨天刚收到。我们与本地银行进行了核对，第一家银行承认，他们为本内特兑现了一张一百美元的政府支票。出纳员记不太清，如果本内特对面额没有特定要求，他会给三张二十美元、两张十美元、三张五美元、五张一美元。”

“而且，”德尔汉蒂继续说道， “像本内特这样的年轻人，不可能在一天内花掉那么多钱。因此，凶手的动机可能为劫财。我又联想到停在酒店外的那辆车，肯定没有停留超过一晚，否则会被贴上罚单。这就说明，它今早才被停在那里，可能是借车的朋友，也有可能，是某家修车厂的员工。我们非常幸运，发现那辆车曾在商业街的修车厂进行保养，并于今天上午九点半左右交付。当我问起车钥匙时，修车厂老板同样一头雾水。据他说，员工们通常会把车钥匙交给车主，或者提前商量好，放在特定地点。”

“我想查查是谁交付了那辆车，可那家修车厂太小，压根就没有保留任何记录，但老板想起一名年轻员工，名叫斯特林，詹姆斯·斯特林。他负责大部分保养工作，必要时也负责交付。老板无法确认，但他记得，斯特林之前保养过本内特的车。我认为这很关键，因为这表明斯特林知道本内特的客房号。”

“我猜，”我说，“溜进那家酒店并不难。”

“哦，关于这一点，那地方是对外开放的。阿瓦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酒店，没有前台，没有接待员。酒店大门白天一直开着，任何人都可以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随意进出。”

“我本想和斯特林谈谈，”德尔汉蒂接着说，“却被告知他已请病假回家。我记下他的住址，正准备离开，突然注意到一排钢制储物柜，八成是员工们用来放工作服的。我要求老板打开斯特林的储物柜，经过一番争执，他照办了。你猜我在里面发现了什么？在他那顶满是油污的工作帽之下，有三张二十美元、两张十美元、三张五美元。我估计剩下五美元在他身上。”

“你去过他家了？”

“是的，先生。见到我之后，他病得更厉害了。对于那笔钱，他起初还声称一无所知，然后又说是靠打靶赢来的，最后改口称是在本尼特的车内找到，塞在座位与靠垫之间。于是我告诉他，我们在钱包上找到了他的指纹。这当然是信口胡编，但有时一个小小的谎言足以击溃嫌犯。他回答称需要一名律师。我们已经将他拘留，在让他尝到苦头之前，我想先跟你谈谈。”

“你干得很漂亮，德尔汉蒂，”我说，“行动果断，思路清晰。我估计斯特林认为，把钥匙留在车上就能和本内特撇清关系。你比他更高明，意识到这一举动本身就很可疑。当然，找到钱就找到了症结所在。如果还能找到人证，那就再好不过了。你应该询问过其他房客吧？”

“我们询问了酒店里的每一个人，”德尔汉蒂笑答，“事实证明，有时过度调查反而会偏离正题，遇到阻碍。在调查斯特林之前，我就询问过他们，酒店里的每一位房客都有嫌疑。我们调查了所有人，包括酒店经理休斯顿，最后得出一个无用的结论：没有人看到任何东西；没有人听到任何响动。随后我们又叫来那名女服务员。之所以把她留到最后，是因为她情绪不太稳定，有点歇斯底里，毕竟发现了尸体。”

“当天上午八点半，她开始在那层楼工作。她确定是这个时间，因为听到了教堂的钟声。彼时，她刚从本内特的客房来到走廊另一端，就看见隔壁的阿尔弗雷德·斯塔尔离开客房，敲了敲本内特的门。她亲眼看见他走了进去，观望了一两分钟，然后才继续工作。”

“她此举何意？”我问。

“我问了同样的问题，”德尔汉蒂说，“据她说，斯塔尔与本内特几天前大吵了一架，她好奇前者想干什么。我此前询问过斯塔尔，他声称没进过本内特的客房。于是我再次把他叫来。起初他还是否认，这很正常。意识到自己被人目击后，他终于坦白。‘那天早上，我确实见了本内特一面，但只是为了祝他考试顺利。’我又提起几天前的争吵，他并未闪烁其词，承认曾与本内特发生过争吵，但自称是因为当时心情不佳。几周前，他邀请远在波士顿的女友参加医学院的舞会。由于当天忙得不可开交，他请本内特帮忙招待。可后来他发现，女友回到波士顿之后，本内特给她写了几封信。这让他大为光火，但他后来意识到自己很愚蠢。本内特的博士资格考试给了他一个道歉的机会。他之前没说实话是因为不想惹麻烦，何况期末考试临近。”

德尔汉蒂耸了耸肩。

“我原以为，案情已十分清晰：动机是争风吃醋；凶器和下手时机近在眼前；而且他一开始还有所隐瞒，相当可疑。然后线索就断了。时间对不上。法医推测案件发生在九点半左右。这并没有给我造成太大的困扰，他们只是给了一个大概的时间。但斯塔尔当时在去健身房打壁球的路上，那里有一个计时器，进场打球需缴费。计时器显示，斯塔尔于八点三十三分进场。从进入本内特的客房到开始打壁球，只有区区三分钟，根本来不及作案。要不是我们把时间卡得太准，斯塔尔绝对是头号嫌犯。”

面对他的自嘲，我勉强笑了笑，突然间灵光一闪。

“听我说，”我说，“计时器一定有问题。我去过那里很多次，熟得不能再熟。更衣室就在球场另一端，如果真的只有三分钟，他哪有时间换上运动服？”

德尔汉蒂负疚地微微一笑。

“我差点忘了提，他没有在健身房里换衣服。你想想，酒店就在街对面。当他走进本内特的客房时，已经换上短裤和运动衫，带着球拍。那名女服务员跟我们说过。”

我点点头，略感沮丧。老实说，刑事侦查与我无关。警方会向我汇报案情，作为县检察官，我的职责是起诉嫌犯，对簿公堂。但是，看准时机向专业人士指明错误，实在是一件美事。

轻轻的敲门声响起，只见我的秘书缓缓开门，把头探了进来。

“威尔特教授到了。”

“让他进来，”我说。

尼克走了进来，我将他介绍给德尔汉蒂。

“警督，这件案子真叫人难过，”尼克摇了摇头，紧接着，他注意到桌上的匕首。

“这就是凶器吗？”他问。

我点点头。

“想必属于本内特。”

“没错，”德尔汉蒂语含惊讶，“你是怎么知道的？”

“只是猜测而已，”尼克笑着耸了耸肩，“但事实显而易见。像这样的匕首，人们通常不会随身携带。假如你前去拜访某人，想用重物致他于死地，恐怕很难选择这种东西。有无数种更加合适、称手的凶器——一把扳手、一把锤子、一根铁管。当然，如果你起初并无杀人的意图，身边又只有这一把——”

“但事实并非如此，”我说，“警督，给他看看照片。”

德尔汉蒂不情愿地把照片递了过来。我看得出，他不太喜欢尼克独有的那种自得其乐、居高临下的神态。

尼克聚精会神地看着照片。

“桌上的这些书，”他伸出瘦削的食指，“可能是他考前准备的。我注意到了记号笔，却没有看到任何笔记。警督，你有在客房里发现笔记吗？”

“笔记？”德尔汉蒂摇了摇头。“没有笔记。”

“尼克，你说的是与考试相关的笔记？”我问。

“是的，你应该还记得，根据新的教学计划，候选人会在最后半小时内总结他的论文，概述试图证明的内容，列出部分参考书目等等。在这一阶段，我们允许他使用任何文本或笔记。”

“是这样吗？”德尔汉蒂客气地问，“他是历史系的？我留意过，最上面一本是关于什么法的历史。”

“不，警督，他是英语文学系的学生，”我说，“但这两个领域是相互关联的，都涉及到大量历史研究。”没记错的话，十八世纪曾有过短暂的穆斯林风潮。“是关于哈里法的历史吗？”我问。

他仔细回忆了一番，迟疑地摇了摇头。

我耸耸肩，再次转向尼克。

“为何杀害本内特的人不选择其中一根棍棒，反而选择了匕首呢？”我问，“根据警督的说法，这是一种非常称手的武器，几乎和他的手腕一样粗。”

“他没有使用这把匕首，至少没有用它行凶杀人，”尼克回答。

我们齐齐将目光射向他。

“但是，刀柄上有血，还有本内特的头发。法医发现匕首正好与伤口匹配。”

尼克露出微笑，一种意味深长、令人恼火的微笑。

“的确是匹配，但并非凶器。”他两手一摊，“你们好好想想，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武器随时可供使用。在身边已有两根棍棒的情况下，他会选择一把匕首吗？此外，这把匕首当时挂在墙上，他怎么会知道刀柄加重过，可以用来作案？”

“可能他是想捅死对方，但在本内特转身的那一刻，他还没来得及拔出匕首，或是被刀鞘卡住了，”德尔汉蒂说。

“那样会留下指纹，”尼克反驳。

“他可能戴了手套，”我说。

“在这种天气？”尼克奚落道，“在不引起注意的情况下？难不成你觉得，本内特会乖乖等着凶手戴上手套？”

“他可以把指纹擦掉，”德尔汉蒂冷冷地说。

“的确，但他擦不掉刀柄上的指纹。想象一下，你一只手握住刀柄，另一只手抓着刀鞘，如果你的受害者在那一刻转身，你必须用加重过的刀柄攻击他，你的指纹将被保留在血迹中。这意味着凶手必须戴一只手套，更加引人注目。”

不知怎的，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模糊、难以捉摸的想法，与某个人有关，但德尔汉蒂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

“教授，我承认，”他说，“我也以为他会拿一根棍棒，但事实胜于雄辩。这把匕首就在尸体附件，上面布满了本内特的血迹、头发，最重要的是，它与伤口匹配。”

“当然，”尼克不屑地反驳，“所以凶手才会使用它。它必须与伤口匹配，这样才能掩盖真正的凶器。那几根棍棒做不到这点，因为它们太粗。假设你刚刚用一种武器打碎了某人的头骨，留下一个显眼、足以追溯到你的伤口，你会怎么做？你可以继续猛击受害者，直到他的脑袋变成一团浆糊，将所有痕迹抹去。但这一举动极其血腥，需要不少时间。如果身边有和伤口匹配的东西，你可以再用它来上几下，把血迹和头发弄上去，任由警方发现。有了一件与伤口匹配的‘凶器’，他们自然不会去寻找另一件。”

德尔汉蒂持反对意见：“但尸体上的伤口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凶器当然不是烙铁之类的东西。但如果我们假设凶手选择匕首，是因为刀柄与原始伤口匹配，它会自动为我们提供凶器的真实形状。由于凶手使用的是刀柄边缘，我推测真正的凶器为光滑的球状物或弧形物，直径约为半英寸，可以自然地带在身上。”

“壁球拍！”我大喊。

尼克迅速转过身来。

“你说什么？”他问。

我将斯塔尔的事告诉他。

“他当时穿着运动服，带着壁球拍。壁球拍的框架符合你的推测，而且不会引起本内特的警惕，因为斯塔尔穿着短裤和运动衫。”

尼克撅起嘴唇，陷入沉思。

“有无人证？”他问。

“服务员亲眼看着他进入客房。”

“这就够了，”尼克点点头，“尽管从你的表述来看，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被人目击。”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德尔汉蒂就开口了。

“确实够了，”他挖苦道，“我只不过是一名警察，你们的各种推测都有点让我摸不着头脑。但我已经通过平淡无奇、以证据为基础的警务工作逮捕了一名嫌犯。也许我不该浪费自己和手下的时间，坐在这里无所事事。不过我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本内特今早丢失了一百美元，那一百美元出现在监狱里的某人身上，且他无法给出让人满意的解释。”他一脸自信，似乎想挫挫尼克(估计还有我)的锐气。

“当真吗？你是怎么揪出他的？”

德尔汉蒂做作地耸了耸肩，默不作声。我只好亲自解释。

尼克认真听完，然后平静地说：

“斯特林是在九点半左右交付汽车。警督，你有没有考虑过本内特当时已经遇害，斯特林所犯罪行并非杀人，而是偷窃的可能性？我敢担保，这种可能性更大。在行踪已被知悉的情况下，他总不至于蠢到主动增加自己的破绽，何况那笔钱数目不大。但是，如果客户当时已经遇害，拿走那笔钱是相对安全的。即使警方发现有笔钱不见了，通常也会认为是凶手所为。”

“听起来很合理，”我注意到德尔汉蒂脸上的表情，迅速补充道，“但这只是个人推测。我们已知凶手犯下了愚蠢的罪行。现在，如果知道本内特遇害的确切时间，我们就能确定斯特林是否清白。”

“你不如直接让法医发誓，案发时间不可能是在九点之后，”德尔汉蒂咕哝道。

我自动忽略了这句话。不过，这句话也点醒了我。

“听着，尼克，”我说，“你还记得埃米特·霍桑吗？他声称在考前拜访过本内特。本内特当时肯定已经死了，没有给埃米特开门，所以后者才认为他已经离开。说不定埃米特还记得确切时间。如果是在九点半之前，我们至少可以排除斯特林。”

尼克向我点头表示赞同，这很罕见，我不禁有些自得。

我伸手去拿电话。

“尼克，你知道他住哪吗？我给他打个电话。”

“他住在国宾大酒店，”尼克回答，“但我不确定他现在是否在那里。我离校时，他还在图书馆书库的隔间，而电话安装在阅览室。你不如派个人把他请过来，他应该不会介意。我确信，他会对我们的讨论十分感兴趣。”

“卡特警司还在外面和你的秘书聊天，”德尔汉蒂不情愿地说，“我可以让他跑一趟，图书馆在哪？”

“那片地区人口稠密，”我看向尼克，“你可以给他指个路——”

“乐意之至，”尼克起身离开。

等待的间隙，我心里乐开了花。我不知道尼克会如何戳穿斯塔尔的不在场证明，但我对他很有信心。然而，当他于一两分钟后归来，他的第一句话就让我大为失望。

“你关于斯塔尔和壁球拍的想法，”他说，“并非全无道理，但无法成立。仔细想想：争吵发生在几天前。这两位年轻人住在同一家酒店的同一层楼，为了备考，本内特大部分时间都在附近，斯塔尔为何不早点下手？他不太可能冥思苦想数天，然后在当天上午，在去打壁球的路上，突然有了杀人的想法。这太荒谬了！如果斯塔尔是来警告或威胁本内特，并在随后发生的争吵中杀害了他，在这种情况下，那名女服务员必然会听到动静，她当时正在看热闹。客房里也会有打斗的痕迹，但事实并非如此。”

他摇了摇头。

“恐怕你还没完全理解匕首的意义，以及使用它的必要性。”

“你应该这么想，”他继续说道，“假设凶手没有用匕首转移警方视线。假设他用携带的武器杀害本内特后就此离开。那么，警方会采取何种调查路线？根据伤口，法医将凶器描述为一件圆形或弧形的钝器，直径约半英寸。可以是一根细长的铁管或钢棒，但这类东西势必会引起本内特的警惕。当然，也许他可以将其藏在外套袖子里。这样很不方便，但行得通。虽然案件被定性为蓄意谋杀，但警方迟早会考虑一时冲动所为的可能性。然后他们就会想到，凶器必须是凶手可以随身携带而不引起丝毫怀疑的某样东西。它只能是——”

“一根手杖！”我大喊。

“没错，”尼克说，“一提起手杖，霍桑教授就会浮现在你的脑海里。”

“尼克，你没开玩笑吧？”

“我为什么要开玩笑？这是他为自己设计的华丽戏服，契合他成名后产生的新人格。你可以很自然地将手杖与他联系到一起，他用手杖上的姓名简写，给本内特打上死亡的烙印。”

“他为何要杀害自己的得意门生？”

“因为本内特不是，他压根不是霍桑的门生。你应该还记得，这位年轻人原定一开学就进行考试，几天前又申请延期。霍桑声称，这是因为校图书馆获得了拜因顿文件的原稿。但拜因顿文件早已全部发表，本内特只需在口试时简要论述。即使原稿为他的论文提供了额外论据，他也没理由推迟考试。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本内特有一个全新的想法。他将这件事告诉霍桑，但后者当时在德克萨斯，他说服本内特暂时不发表论文。后来，当霍桑的新书即将出版时，本内特决定再次参加考试。霍桑得知这一消息后立马赶回。他当时还没有起杀心，只是想请求本内特再次申请延期，直到取得最新研究成果——比如一篇共同发表的论文。霍桑没想到本内特会拒绝。”

“对霍桑来说，这意味着他将失去所珍视的一切：学术地位、个人声誉以及教授职称。因此，他举起手杖，痛下杀手。”

“本内特究竟发现了什么？”我问。

尼克扬起眉毛。

“你应该能猜到。我们已经确定，本内特的论文主题与原稿有关。警督，我猜你在他桌上看到的那本书，是一本书法史（德尔汉蒂一脸了然，印证了这一猜测)。另外几本书可能与纸质和墨迹的化学分析有关。无论如何，我确信本内特已经发现了一些证据，不像康戈尔德那样口说无凭，而是实实在在的科学依据，足以证明拜因顿文件是伪造的。”

电话铃响起，我把听筒举到耳边，听到了卡特警司异常激动的声音。

“他自杀了！”他喊道，“霍桑教授刚刚在酒店开枪自杀！”

我瞥了另外两人一眼，发现他们都听到了。德尔汉蒂迅速起身，抓起帽子。

“待在那儿，”我对着听筒说，“德尔汉蒂警督马上就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卡特回答，“我去了一趟图书馆，发现他已经走了。我又去了国宾大酒店，把威尔特教授的话转告他。他只是点了点头，走进隔壁房间。几秒钟后，我就听到了枪声。”

“了解，原地待命。”

德尔汉蒂已经拉开办公室的门。

“是他，”我对他说。

“真没想到，”他喃喃自语着，关上了门。

我转向尼克。

“你让卡特给他带了什么话？”

他微微一笑。

“想知道吗？我只是让霍桑带上本内特的笔记。”

我木然地点点头，沉默了一两分钟，盯着面前的办公桌，然后抬起头。

“尼克，你全都预料到了吗？”

他撅起嘴唇，若有所思，然后耸了耸肩。

“我不打没有把握的仗。不过，我更关心可怜的本内特。如果他的想法确有称道之处，我应当把他的笔记扩展成一篇论文，以他的名义发表。”他那双蓝色的小眼闪闪发光，嘴角却挂着冰冷的微笑。

“所以，我想尽快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