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The Bread and Butter Case(1962)

第7章 The Bread and Butter Case(1962)

译者：Will Ospreay

每周三晚上，我会作为尼克·威尔特的客人来教职员俱乐部吃饭，就当是弥补他周五晚上来我家下棋的时间。

一月的某个周三下午，萨福克县的检察官埃利斯·约翰斯顿因公前来拜访，我邀请他与我们共进晚餐。说实话，我不确定尼克会不会请客——他可能对这类事相当敏感——好在一切顺利。他还记得在我家见过约翰斯顿，很高兴与故友重逢。尼克像一个豪放的叔叔那样，领着两个他最疼爱、刚放学的侄子走进了餐厅，让我们坐在他的两侧。当服务员递来菜单时，他一个劲催我们点最丰盛的菜。

我们很自然地谈到了天气。那年冬天的气温创下了气象记录。仅十二月份，我们便经历了三次特大雪灾，天寒地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一月，新年第一天的暴风雪造成了10英寸厚的积雪，三天后那场则是16英寸，还有一场寒流，导致近两周温度计始终保持在零度左右。此后，气温确实有所回升，但这只会造成更多积雪。

“在城市的街道上开车就如同坐雪橇。两侧的雪堆都很高，看不清人行道。”约翰斯顿说，“我们直到昨天才发现一个人被埋在雪堆里。虽然霍尔盖特街不是什么主干道，但也车来车往。自四号的大暴雪以来，他一直倒在那里。想象一下，整整三个星期，数百人从他身边走过，毫无察觉。”

“我昨晚听到新闻播报了，”我说。“大概率是谋杀，对吧？”

“毫无疑问，”约翰斯顿冷冷地说。“绝对是谋杀。他的头部遭受重击，双手紧贴身体两侧，绝不可能是意外摔倒。”

“听起来似乎很有趣，”我说。

约翰斯顿耸耸肩。

“不过是另一片黄油面包。”

“什么叫黄油面包？”尼克问。

约翰斯顿笑了笑。

“我姐夫开了一家五金店，”他的话莫名其妙，“无论你在何时去那里，都有可能看到一个女人购买煎锅，或是一个男人挑选园艺胶管。然而，即便他们是老客户，也很有可能几个月不来光顾。因此，他把这几笔生意比作果酱。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几乎不值一提。但与他做生意的木匠、水管工和电工——他们就好比一片片黄油面包。一年四季，他几乎每周都会和他们见上几次。当今这座城市有相当数量的职业罪犯，我们每周都不缺活干。所以说，他们就是我们的黄油面包。”

“所谓黄油面包和其他案子有何不同？”尼克问。

“案发后，我们通常会根据作案手法或小道消息判断嫌疑人，但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对其格外关照。我们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感，我们知道何时讯问才会起效。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专业人士’擅长掩盖自己的踪迹。也就是说，我们通常知道是谁犯了某种罪行，但我们没有证据。教授，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推理和分析毫无用处。你压根就没有线索，无从下手。坦率地说，黄油面包没有任何微妙之处。我们不会严刑拷打，连我的前上司都不这么干。我们会询问涉案者——充分详细地询问。没错，我们在寻找他们盔甲上的裂缝，这样就可以用楔子撬开。也许我们不得不对某人施压，进而让他对另一个、可能为嫌疑人提供不在场证明的人施压。一旦不在场证明被戳穿，我们就能大展身手。以当前这件案子为例。当警督告知我死者为约翰·赖利时，我立刻建议他拘捕并审讯特里·乔丹，他冲我咧嘴一笑，告诉我，他们早已开始行动。”

“严格来说，约翰·赖利并不是道上混的，至少我们从来没有抓到他的把柄。你们应该会称其为边缘人，游走于黑白两道。他名下有一些位于贫民窟的公寓，以及不少藏污纳垢的宿舍，还会放贷和保释嫌犯。作为一名年过五旬的单身汉，他颇有手段，总是精心打扮，让人觉得尊贵到夸张。假如你叫他约翰或赖利，他会当场纠正：‘叫我先生’。因此大家都叫他约翰先生。”

“他在法院广场的律师楼里有一小间办公室。他从未去过那里，但你可以给他的秘书塞勒斯·戈博留个口信，他的债务人和收租人也会去那里。如我所言，了解这些人是我们的职责，我们知道特里·乔丹对约翰先生怀恨在心。”

“特里·乔丹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热心肠，但没什么头脑。从少年犯到小毛贼，他始终没闹出什么大动静，在自己的圈子里被视为天生的懦夫——你们懂我的意思，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越界。他最终在踩镲咖啡馆当上了副经理，其实就是门卫。那里有一名女服务员，金发碧眼，高大健壮，名叫莉莉·彻丽。特里是个英俊的小伙子，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她就成了他的姑娘，这并不奇怪。”

“你是说，他们订婚了？”尼克问。

约翰斯顿对他微微一笑。

“不，教授，他们并没有订婚，当特里搬进她的公寓时，他们仍未结婚，这只是为了工作方便，然后特里又不老实了。我们以盗窃罪起诉了他，他被判入狱一年。相信我，他确实犯了罪，纯粹是因自己的愚蠢而入狱。但不知怎的，也许是听到了某位警探说的话，他认为约翰先生与自己的落网有关。才怪，我们只是想对他施压，尽快结案。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没想到头脑简单的特里当真了。”

“没准他是故意的，”尼克如是说。

约翰斯顿向他投以赞赏的一瞥。

“好减轻罪恶感。教授，你说得有道理。谁知道呢？无论合理与否，特里都认为是约翰先生告发了他，我们都知道他的想法。而作为大家眼中的聪明人，约翰先生干了一件蠢事。尽管知道特里有何想法，他还是开始向莉莉示好，不久后就取代了特里在公寓里的位置。从女方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她不再需要工作；她获得了新衣饰；她甚至还开着约翰先生的敞篷车到处兜风。”

“说实话，特里也没指望她坐在家里、扳着指头等他出狱。他尚未与她结婚，也许他们之间的关系没那么亲密。但两件事结合在一起——约翰先生出卖了他，然后又夺走他的心上人——”

“就像大卫王和拔示巴，”尼克喃喃道。

“的确，”约翰斯顿说。“而且这也关乎尊严。大家都知道，他把自己被捕入狱的账算在约翰先生头上，这可真是火上浇油。他必须捍卫自己的尊严，否则一定会沦为圈中笑柄。我当时没料到他会杀人，也许他只是想教训约翰先生一顿，但下手太重了。”

“特里于一月二号出狱。据我们所知，他先是去见了莉莉，然后开始四处打听约翰先生，甚至还去办公室询问塞勒斯·戈博。我刚才说过，他不太聪明。”

约翰斯顿俯下身，淡淡地问：

“你们怎么看？特里对约翰先生怀恨在心，这就是动机。他一出狱就开始寻找他，这正是下手良机。至于凶器，任意钝器，扳手，棍子都可以。再来说说作案手法：一月四号，也就是两天后，一场暴风雪袭来；他发现了约翰先生，然后偷了一辆车——他在这方面造诣颇深，不过话说回来，遇上那种天气，许多司机在稍作停留时都不会熄火。总之他偷了一辆车，追上了约翰先生。也许他用扳手猛击了他的脑袋，想逼迫其上车，但他太用力了，对方就这么死了。当时约为清晨四点，在那场大暴雪中，能见度仅为50英尺。路上几乎没有汽车，没有行人。”

“于是他驱车寻找抛尸地点。彼时刚下了大约6英寸厚的雪，街道两侧都是雪堆，可能比之前还高出4英尺。他找到一处理想的抛尸点，把车停在路边。没有路人向他走来，后视镜里也无人出现。他打开车门，将尸体放在雪堆上，又往上面盖了几层雪。他知道，在暴风雪平息、铲雪车到来前，还会有六到十英寸降雪。他万无一失。遇上那种鬼天气，没有人会下车察看，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助。置身于冰天雪地中，你只会专心开车，祈祷自己不会陷入困境。”

“几分钟后，他回到车上，开车走人——”

“你就这么确定时间和日期？”我问。

约翰斯顿咧嘴一笑。

“我们的确很有把握。也没什么难的，我们从尸体周围的雪堆中取了一些样本，然后像地质学家那样进行分析。我们知道雪是何时下的，降雪量有多大，街道办有铲雪和撒煤的时间记录，两者结合就能得到相当精确的结果。”

“特里作何反应？”我问。

“呵，他自然是全盘否认。”

“你们可曾告诉他，警方知道他一直在寻找约翰先生？”

“他坚称从未见过他。他坚称，当他去见莉莉时，莉莉告诉他，她和约翰先生要结婚了。他们打算开车前往佛罗里达，在旅途中举行婚礼。他坚称自己找约翰先生只是为了告诉他，他对他毫无恨意，还想祝他好运。”

“很有说服力，”尼克咕哝道。

约翰斯顿露出苦笑。

“教授，你是在开玩笑吗？约翰先生为什么要娶莉莉？他仅仅和莉莉生活了一年。我承认莉莉可能会有这个想法。她的脑子也不太灵光。无论如何，她证实了特里的说法。”

“她有报案吗？”我问。

约翰斯顿摇了摇头。

“没有任何人报案。”

“这不是很可疑吗？”我反问道，“既然约翰先生是她的未婚夫，在失踪了三个星期后——”

“乍一想是这样，”约翰斯顿说，“但说实话，这证明不了什么。对她而言，他的失踪可能只是意味着他要出城谈生意。事实上，几乎没有人会在意他。约翰先生是个单身汉。除去一个寡居的嫂子和她儿子，他压根就没有家人。有谁会挂念他？那位秘书？即使每天都在法院广场附近，他也声称有数周没有见到约翰先生。他对老板的生意一无所知，只负责收钱和开收据。如果有人想和约翰先生联系，他会捎个口信。由于领的是月薪，他一两周内不会在意老板的下落。当然，再过一段时间，约翰先生的朋友、莉莉或秘书可能会开始四处打听。如果一无所获，他们就有可能去报案，但那时约翰先生已失踪数月。他的嫂子是一名德高望重的退休教师，极少与他往来。她的儿子弗兰克·赖利年至而立，未婚，与她住在一起，在城郊的一家唱片店工作。通常情况下，他们几个月都联系不上约翰先生，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十一月初。当时弗兰克有机会以低价买下那家店，他的老板因健康问题不得不搬去亚利桑那。于是弗兰克前去拜访他的叔叔，我猜这完全违背了他母亲的意愿，约翰先生给了他六千美元。”

“我们昨天查过约翰先生的账簿。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约翰先生很少记账。他甚至没有保留之前的银行结单。我猜，他的大部分生意都是用现金完成，但支票还是少不了的。他的办公桌上有一本三层式支票簿。存根显示，在十一月七号，弗兰克·赖利得到了三张面值两千美元的支票。”

“三张？”

“据弗兰克说，这是为了讨价还价。他会先出两千，如果谈不拢，再提到四千，如果还是谈不成，六千便是最终价码。依我看，弗兰克是个附庸风雅的年轻人，说实话有点装，他认为讨价还价有失尊严，不会去尝试。显然，他并非我们这个时代最了不起的金融智囊，但似乎是一个正派的人。他深爱患有关节炎、拄拐蹒跚的母亲。在他看来，那家店的最大优势就是离家不远，母亲一有需要他就可以跑过去。真是一对有爱的母子。”

饭后，在尼克的提议下，我们来到公共休息室。服务员将一张咖啡桌移到壁炉前，并在周围摆上扶手椅，端来咖啡。服务员走后，我直截了当地说：“你似乎没什么证据。”

“还没有，”约翰斯顿大方承认，“暂时还没有，但我们已经找到了那个人。”

“可你留不住他，”我毫不留情。

“我们可以让他接受审讯。我们会好好审讯他。他出狱后的每一分钟都将处在我们的监视下。我会一次又一次地审讯他，只要他的供词出现一处矛盾，我们就能撬开他的盔甲。”

“假如我受到同样的待遇，想必也会认罪，”我穷追猛打。

约翰斯顿涨红了脸。他血气上涌，几欲张口，最终还是控制住了自己。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倔犟地说，“我们知道是他杀了——”

“我明白你为何认为是他杀了约翰先生，”尼克打断了他的话，“但我不明白，他为何要埋尸。”

约翰斯顿迅速转向尼克，似乎不想再搭理我。

“当然是因为不想让尸体被发现。有些杀人犯会把受害者埋在树林里，或是在尸体周围绑上重物，然后从桥上扔到海里，原因如出一辙。”

尼克摇了摇头。

“的确如此，可是约翰斯顿先生，把一个人埋在繁忙街道的雪堆里，与把他埋在树林，或是扔到海里，还是有区别的。”

“有何区别？”约翰斯顿不悦地问。

尼克的嘴角绽出一丝浅笑。

“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一行为伴随着一种期望，那就是尸体永远不会被发现，就算发现了也无法辨认。但是，将一个人埋在城市街道上的雪堆中，绝对会被发现，且很容易被识别和辨认，就如同保存在冰箱里。如果天气正常，发现尸体的时间将被推迟几天或一周。即便我们经历了一个罕见的寒冬，凶手也只能将时间推迟一个月左右。”

“他想为潜逃争取时间。”约翰斯顿说。

尼克果断摇头。

“借助现代交通工具，他无需几周甚至几天就可以逃走。一两个小时足够他到达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或机场大厅。况且，特里根本无意潜逃，难道不是吗？你们警方轻而易举地就将他逮捕了。令我疑惑的是，凶手为何不直接打开车门，将尸体推下车，然后扬长而去。即使马上就被发现，也很有可能被当作肇事逃逸司机的受害者。假如尸体全部或部分被降雪覆盖，很有可能被路过的汽车，甚至铲雪车撞上，由此造成的挫伤会掩盖头部遭受的重击，这起谋杀或许会被当成事故。”

“也许他当时惊慌失措，”约翰斯顿说。

“那他就更有可能直接弃尸逃跑，”尼克反驳道，“你恐怕还没搞清我的问题。将尸体埋在雪堆中，可以推迟其被发现的时间。由于这是一个十分反常的举动，我们完全可以假设，凶手是有意而为之。”

“他有何目的？”约翰斯顿追问。

尼基撅起嘴唇，仿佛咬到了柠檬。

“有无数种可能，但我最先想到的一种是，约翰先生给了他一张有日期的支票，也许他想兑现。”

约翰斯顿不自觉地扬起眉毛。

“他知道，约翰先生的死讯传开后，银行会立即停止兑现。教授，你的推测很有趣。也许特里无意杀死约翰先生，甚至不想殴打他，只想勒索一大笔钱。这也许可以解释他为何大张旗鼓地找人。他劫持了约翰先生，向对方索要上千美元。‘我没带那么多现金，’约翰先生回答，‘不如这样，我给你开一张支票吧。’他耍了个心眼，故意把日期提前了几天，他完全有可能做这种事。但特里发现了他做的手脚，一气之下猛击他的头部，结果又多了一具尸体要处理。不过，如果他能守住这个秘密，哪怕只有几天，也许还是可以拿到钱。于是他赶忙上车——”突然间，他的声音冷淡下来。“不对，教授，特里终究会意识到，兑现支票会把他与本案联系在一起。他是很蠢，但也没那么蠢。”

有个猜想一直在我的脑海中萦绕，此刻变得清晰。我一直试图锁定本案的关键人物，一直惦记着那个名叫莉莉·彻丽的高个金发女郎。

“尼克，听我说，我好像明白你的意思了。那名女服务员有问题。”

尼克颔首微笑，给了我继续往下说的勇气：

“她就像一位亚马逊女战士，而约翰先生是个小虾米。如今她英俊的情人出狱，她自然更倾心于他而非约翰先生。而且，她人高马大，对付得了约翰先生。她无需寻找他，因为对方就住在她的公寓里；她曾开着他的敞篷车兜风；他们打算去佛罗里达结婚，婚纱必不可少，所以他给她开了一张大额支票。”

尼克笑了笑。

“那他为何要开一张有日期的支票？”

我有好几个想法，尚未开口，约翰斯顿便咆哮起来。

“这些推测毫无意义！我现在就可以终结讨论。我们仔细检查了约翰先生的账簿。这份差事很轻松，不可能忽略任何线索。他的支票簿里没有缺失任何支票，签发的每一张支票都有相应的存根。”

“你有向银行索要他本月的对账单吗？”尼克问。

“已经支会过了，他们答应马上送来，现在应该就在我的办公桌上。”

“那么，我要下赌注了，”尼克从裤袋里掏出一个老式钱包，解开扣子，用一根瘦削的食指到处翻找。然后，他轻叹一声，取出一枚25美分硬币，一本正经地放在面前的咖啡桌上。

约翰斯顿无奈地笑了笑，也将一枚25美分硬币扔到桌上。

“好吧，教授，你可真够无聊的。赌什么？”

“我敢打赌，在办公桌上的银行对账单中，你会发现一张两千美元的支票，持票人为弗兰克·赖利。”

“弗兰克·赖利？那个侄子？你是说，他设法以四千美元买下了那家店，独吞了两千美元？”

“我的意思是，他对那三张支票的解释纯属胡说八道。”

“为什么？”约翰斯顿问。

“没有人会这样讨价还价。价差太大了。假如对方要价六千美元，你可能会先出四千，然后再慢慢提到五千或五千五百。但你绝不会一下从四千提到六千，更不可能直接砍到两千。弗兰克没什么商业头脑，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但约翰先生必然会。此外，我不认为约翰先生会这么做。他不会给弗兰克这样的人六千美元，让他去买下一家商店。”

“弗兰克有什么问题？”约翰斯顿一头雾水。

“他已到而立之年，未婚，一事无成。考虑到他母亲是一名教师，这大概不是因为缺乏机会或家庭阻力。他就是我们常说的‘妈妈的乖宝宝’。他可能打过数份零工，最终才到家附近的唱片店当店员。我猜，约翰先生当时谨慎评估了那家店，觉得这笔交易很划算，于是安排弗兰克分三个月等额支付。他开了三张支票，填上日期——”

“可存根上全是一样的日期，”约翰斯顿反驳。

“是的，因为他一次性开了三张支票。但在支票上，约翰先生是按自己的想法填写日期，第一张十一月，第二张十二月，最后一张便是一月。他很可能无法一次性调取六千美元，毕竟这数目不小。关键在于，最后一张支票的日期是一月七号。银行的工作人员怎么也想不到，彼时约翰先生早已遇害。”

“照你这么说，是他的侄子杀了他？”

“弗兰克只是将他埋在雪堆里。我不认为他有勇气谋杀叔叔。我怀疑的是他母亲，那位敬爱的退休教师，八成是用那根拐杖。”

“为什么呢？”约翰斯顿一脸难以置信，“她有什么动机？”

“当然是因为他即将结婚。他亲自拜访，将喜讯告知这对母子。你还没看穿他们的谎言吗？谎言背后，即是罪恶。也许约翰先生确实极少登门，但这并不是因为不受待见。你刚才说过，他尊贵到夸张。如果真的不受欢迎，他为何要去碰一鼻子灰？这对母子有什么能吸引像约翰先生这样的人？答案只有一个，因为他们是他唯一在世的亲戚，是靠亲情维系。不过，我认为弗兰克经常见到他。教师的养老金和店员的薪酬比较寒酸，他们肯定时不时地需要帮助，约翰先生每次会给他五十或一百美元现金，不然他也不会就买店一事向叔叔求助。老太太十分疼爱她的宝贝儿子，但对他的谋生能力并不抱有幻想。当她与世长辞，养老金停止发放，他该怎么办？没关系，约翰叔叔会关照这孩子。可现在，年过五旬的他居然打算结婚。这意味着儿子很难再去吸叔叔的血，就算他死了，遗产也将归属妻子。于是她恶向胆边生，挥起了拐杖......这对可怕的母子，比约翰先生的尸体更加令人毛骨悚然。为了兑现最后一张支票，他们将罪行深埋于雪。”

约翰斯顿死死盯着尼克，一时说不出话来。片刻后，他一跃而起。

“办公室里肯定还有人。我要打个电话验一验。”

“大厅里有个电话亭，”我说。

约翰斯顿转身离去，我和尼克静静等待。其实我想问一些问题，但约翰斯顿不在场，这似乎不太公平。尼克看起来胸有成足，但我注意到，他不停地用手指敲着扶手。

几分钟后，约翰斯顿归来。

“教授，把硬币收起来吧，”他酸溜溜地说，“确实有张支票。”

我忍不住挖苦了一句。

“尼克，所以说，”我若无其事地问，“特里与本案毫无关联？”

不料尼克调转枪口。

“恰恰相反，这一切都与他有关。”

“为什么？”约翰斯顿和我齐声问道。

“他出狱了，就这么简单。这才是导火索。在我看来，约翰先生深爱着莉莉。他一定深思熟虑过，觉得彼此在一起会很幸福。在特里和约翰先生之间，莉莉更有可能选择后者。但约翰先生不敢打赌。眼看年轻英俊的特里即将出狱，他终于决定向莉莉求婚，将两人绑定在一起。得知这个消息后，特里也意识到，这样对莉莉更好。作为一个本性善良的年轻人，他只想祝她好运，保证自己绝无恶意。此后他又试图去见约翰先生，来个一笑泯恩仇。”

“简直就像肥皂剧或西部片里的英雄，”约翰斯顿冷笑道。

“没错，”尼克答道，“特里这类人与他人无异，其道德和伦理观，源自所阅读的书目和观看的影视剧。”他不禁露出淡淡的微笑，补充道，“约翰斯顿先生，要想理解他们，你必须认清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