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看罢了试验地，便要往“政治组”去，临去向老王兴招手说：“王老人！你忙着吧！我们去了！”王兴老汉身边正围着三四担菜筐子等他称菜，顾不上来送他两个，只高举着秤杆子招呼他们说：“再见，再见！我顾不上送你们了！明天有工夫再来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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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三里湾-->１３老五园
１３老五园
张信领着何科长离了船头起菜园，通过了几块棉花地，就钻进了一丈多高高秆的玉蜀黍地中间的小路上。张信介绍说：“这也是‘政治组’种的地。”伸起手还探不着的玉蜀黍穗儿长得像一排一排的棒槌，有些过重的离开秆儿，好像横插在秆上，偶然有一两个早熟的已经倒垂下来。这些棒槌虽说和秆儿连接得很保险，可是在你不继续考虑这个关系的时候，总怕它会掉下来砸破你的头。他两个在走这一段路的时候，谁也不想多说话，只想早一点通过这个闷人的地方。
穿过了这段玉蜀黍地，便看见老五园。三里湾自古就向东西两边的山庄上卖菜，不过菜园子是汉奸刘老五家开的，就在这块地方。那时候，刘家用自己的威风，压着大家给他让一条卖菜的路，从船头起通到这里，贩菜的人和牲口每天踩踏着路旁的庄稼，大家也只好忍气吞声，直到刘老五犯了罪，这园被没收了分配给群众以后，才把这条路改小了。得地的人，都是些缺粮的小户，所以大家都不种菜而改种粮食，虽说后来在水井的两旁成立了两个互助组，又把辘轳换成水车，可是仍然不再种菜。在头一年（一九五一年）建社时候，井北边的一个组入了社，井南边的仍旧还是互助组。
何科长和张信快要走近这老五园的时候，正赶上这里的小休息。社里的“政治组”和井南边的互助组共同休息在井台附近。社里的组长就是前边提过的副村长张永清，互助组的组长是和王宝全打铁那个王申的孩子王接喜。两个组长好像正谈论着什么事，张永清拿着两柄镰刀不知道表演什么，引得大家大笑了一阵。有个老社员看见了何科长和张信，喊着说：“张信同志！你和何科长正赶上给我们修理机器。”张永清回头一看，见是何科长和张信来了，就弯腰拾起了两个谷穗子然后迎上去。
大家把何科长和张信让到井台的一角上坐下了。何科长问：“修理什么机器？”问得大家又笑起来，比刚才笑得更响亮，更长久。原来当他们两个人还没有走近这里的时候，张永清正介绍他在省里国营农场参观过的一架“康拜因”收割机割麦子。这事情他本来已经作过报告，可是大家想知道得更详细一点主义哲学。其实是一种神学理论，旨在证明造物主的智慧。最，所以要让他一个部分一个部分谈。这个机器一共有多少部分，哪一部分管做什么，连他自己也没有记住，所以只好表演。他说那家伙好像个小楼房，开过去一趟就能割四五耙宽，割下来就带到一层层的小屋子里去，把麦子打下来、扬簸得干干净净，装到接麦子的大汽车上……他正用两只手指指划划叙述着，接喜问他：“机器怎么会把四五耙宽的麦子捉住呢？”他说：“是用很长的一个轮子，跟咱们风车里的风轮一样，那轮上的板把上半截麦子打在个槽里……”说着便旋着两根镰柄在谷地做样子，可是一用力就把两个谷穗子打掉了。有人说“这部机器还得修理修理”，说得大家“轰卤一声都笑起来。那个老社员请何科长和张信修理机器，就指的是这个机器。何科长和张信问明了原因，也随着他们笑了一阵。
张永清看着何科长便想起了糊涂涂老婆常有理。他想何科长既然住在他们家，常有理一定要告自己的状——因为自从他顶撞了常有理的几个月以来，每逢新到村里来一个干部，常有理就要告一次状，连看牲口的兽医来了，她都向人家告。他试探着问何科长说：“你住的那一家的老太太向你告过状了没有？”还没等何科长回答，大家几乎是一齐说：“那还用问？”何科长说：“要不是她告状的话，我还不能一直睡到快吃饭才起来呢！”王接喜替张永清问：“告得一定很恶吧？”何科长说：“那老太太固然糊涂一点，可是张永清同志说话的态度恐怕也不太对头。”又向张永清说：“人家说你说过：‘在刀把地上开渠是一定得开的，不论你的思想通不通——通也得开，不通也得开！告状也没有用！我们一边开渠一边和你打官司！告到毛主席那里也挡不住！’这话如果是真的，那就难怪人家告你的状了！”何科长说到这里，别的人都看着张永清笑了。张永清说：“这几句话我说过，可是她就没有说我们是不是也向她说过好的？”何科长说：“只要说过这几句话，任你再说多少好的也没有作用了。”王接喜组里一个组员说：“何科长还不了解前边的事，依我看不能怨永清的态度不好。在永清没有说那几句话以前，大家把什么好话都给她说尽了——她要地给她换地、要租给她出租、要产量包她产量——可是她什么都不要，就是不让开渠，你说气人不？都要像她那样，国家的铁路、公路就都开不成了。依我说她那种像茅厕里的石头一样的又臭又硬的脑子，只有拿永清那个大炮才崩得开！”何科长说：“问题是崩了一阵除没有崩开，反把人家崩得越硬了！要是已经崩开了的话，人家还告他的状吗？为了公共事业征购私人的土地是可以的，但是在一个村子里过日子，如果不把思想打通，以后的麻烦就更多了。她是干属，是军属——是县级干部和志愿军的妈妈，难道不能和我们一道走向社会主义吗？大家要和他对立起来，将来准备把她怎么样？渠可以开，但是说服工作一定还得做！再不要用大炮崩！”张永清说：“对对对！我以后再不崩了！”一开头请何科长修理机器的那个老社员说：“以前崩的那几炮算是走了火了！”大炮能走火的事以前还没有听说过，所以又都笑了。
一个和王接喜年纪差不多的青年组员说：“接喜！你爹那脑子，依我看也得拿永清老叔的大炮崩一崩！”另一个组员纠正他说：“连‘常有理’都不准崩了，怎么还可以去崩‘使不得’？”
何科长见他们这一组热闹得很，数了数人也没有数清，好像大小有二十来个，便问他们说：“你们这一组不觉着太大吗？”张信向他解释说：“这是两个组。一个是社里的，另一个是互助组。”互助组一个组员说：“我们明年就一同入社！”何科长说：“全组都愿意吗？”“都愿意类的命运。《尚书·汤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孔子亦，就是剩组长他爹不愿意了。”何科长又问到组长他爹是个什么想法，张信便把王申那股“使不得”的劲儿向他介绍了一番。以前说要拿大炮崩的那青年说：“依我看那是糊涂涂第二！”张永清说：“可不一样：糊涂涂是财迷，申老汉不财迷。到了扩社时候，我保险说得服他！”
又谈了一阵，张永清看了看水车的阴影说：“该干活了！”那个青年也看了看阴影说：“人家‘武装组’和‘技术组’都有个表，咱们连个表也没有。”张永清说：“不要平均主义吧！咱们也不浸种、也不换岗，暂且可以不要，等咱们把生产发展得更高了，一人买一个都可以！”
两个组又都干起活来了，何科长和张信看他们割了一阵谷子，就又向黄沙沟口柳树林那里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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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三里湾-->１４黄沙沟口
１４黄沙沟口
何科长看见黄沙沟口柳树林那里那伙捆谷的青年不在地里了，另外有个人驾着一犋牛在里边耙地，就问张信说：“怎么谷捆子还在地里就耙起地来了？”张信说：“远地都是等担完了谷子才耙，近地只要先担了一溜就可以耙——耙的耙、担的担也赶得上。”何科长说：“收秋这一段不是包工吗？”张信说：“包工。谷子地连犁耙、种麦子都包在内；晚秋地不种麦子，不过秋杀地也包在内。犁耙地的，每组都有专人——一收开秋，他们不管别的事，只管耙地、犁地。”他们正说着，武装组的十个小伙子又扛着尖头扁担从场里返回地里来了。这十个人顺着地畛散开，一个个好像练把式，先穿起一捆谷子来，一手握着扁担紧挨那一捆谷子的地方，另一只手握着那个空扁担尖，跟打旗一样把它举到另一捆谷子的地方，把那一个空扁担尖往里一插，然后扛在肩膀上往前用力一顶，就挑起来了。不到五分钟工夫，他们便又连成一行挑往场里去。
何科长和张信又走了不多远，便听见在这柳树林边另一块地里割谷子的青年妇女们，用不高不低的嗓门，非正式地唱着本地的“小落子”戏，另有个十五六岁的小男青年，用嘴念着锣鼓点儿给她们帮忙。何科长他们走近了，那个小男青年一发现，便向妇女们打了个招呼，妇女们也都站起来了。小男青年布置了一下，大家齐喊：“欢、迎、何、科、长！”接着便鼓了一阵掌。何科长向大家打过招呼，大家又恢复了工作。
那十个担谷的又扛着空担子来了。他们向何科长打过招呼，又要散开，组长魏占奎说：“你们且走着，我同何科长看一下，马上就去！”一个爱向他开玩笑的青年说：“来不来由你！反正三趟一分工！”何科长说：“你们忙你们的吧！我和张信同志随便遛遛！”魏占奎说：“我应该给你介绍一下情况！”张信也和他开玩笑说：“误三担就是一分工，算你的呀算社的？”魏占奎说：“一担也误不了！到不了晌午我就能赶出来！”
说着他便和何科长他们走向柳树林边的大沙岗旁边。
魏占奎指着几十步长、一人多高的一段沙岗说：“这沙是从这五六亩地里起出来的。在去年建社的时候，这五亩地还压在沙底，每亩地只算了三斗产量，只能种大麻也长不好，现在五亩地割了四十多担谷子。”何科长说：“这样土地产量该按多少分红？”张信说：“土地分红不增加，因为起沙是社的工。所有的地增了产，土地分红都不增加，因为增产不是土地增的。”何科长点了点头，又问：“土地多的户也同意吗？”魏占奎说：“他们为什么不同意？让他们自己种他们又增不了多少产，社里增了产每一个劳动日都分得多，自然也有他们的份儿。就像这块地，要不是用社里的工起沙，他一家哪有这力量？”
沙岗中间有用石头修成的一个水口，让山洪打这水口上流进来。何科长问：“这样不怕再进沙吗？”张信说：“沙给上边的柳篱笆挡住了。”他们一同登上水口去看柳篱笆。柳篱笆是用粗柳枝作骨干，用细柳枝编织在这骨干上的。柳枝是活的，是埋在地下浇上水然后才编的，所以都是栽活了可以生长的。从大柳树林边到地边，共有四层篱笆，前边的一层，骨干都有碗口粗，外边的沙已经和篱笆平了，沙上生满了荆条、蓬蒿；后边的三层，一层比一层小，可也都是青枝绿叶的。魏占奎指着说：“这就是玉生发明的活篱笆。”何科长说：“就是这样？我从前在报上看过，上一次来了没有顾上来看。这很有意思！看这一排大的已经长成树了！”魏占奎说：“这是一九四九年栽的，当年秋天沙就积满了，以后才又在它的后边栽，一年栽一层，一层比一层高。现在这些沙上边的荆榾棙和草已经锈成一片，沙已经不来了。”张信说：“这一边是挡住了，要是不想根本办法，迟几年沟口的沙堆满了，还要往别的地方去。今年在正沟里也试栽了两行，沙也早积满了。要是将来全村都入了社的话，一道黄沙沟每隔十步栽一排，那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了。”魏占奎说：“那一定能解决问题！听王兴老汉说，从前一道黄沙沟都是树林和荒地，沟里的水时常可以流出来。”接着他指了指两边山脚下说：“那一片地名叫‘苇地洼’。王兴老汉说他刚刚记事那时候，苇地洼还有不多一点水，也还长着些苇，后来沟口住着的那十几户人家来了，把沟后的地一开，水就慢慢没有了。”正说着，担谷的那几个人又来了，和魏占奎开玩笑的那个青年喊着说：“魏占奎！三厘三！”魏占奎看了他们一眼，回头辞了何科长，就和他们一同去了。
在魏占奎和何科长他们说话的时候，有几个妇女只顾看他们的活动，忘记了割谷子，那个十五六岁的小男青年喊：“军干属同志们！加油呀！”这些妇女，差不多都是民兵和青年干部的家属，所以他那样喊。可是里边有一个姑娘向他提出抗议。这姑娘说：“你分清楚一点！都是军干属吗？”小男青年是个调皮一点的孩子，趁她这一问，便向她开玩笑说：“现在不是，将来还不是吗？——军干属，候补军干属！大家……”“呸！你这个小调皮鬼！你这个小女婿！你这个圆蛋蛋！”因为这小青年姓袁，叫小旦，在村里演戏时候扮演过“小女婿”这个角色，所以她那样还口逗他。
何科长和张信离开这些一边做活一边玩笑的青年们，走进重重密密的柳树林中去。何科长问张信：“玉生究竟属哪个组？怎么园里也有他的工作，这里也有他的工作？”张信说：“他不参加包工，所以没有参加劳动小姐。社里就有好多不参加劳动小组的人——像粉房老师、放牛的、放羊的、管驴骡的、会计——都不在这四个组里。这些人要是有了多余的工夫，光社里的杂活——像出圈、垫圈、割蒿积肥……——就够做了。”何科长问：“社里的技术员不是有好几个吗？”张信说：“每组一个，玉生是总的。”“平常他都管些什么事？”“他是个百家子弟，什么事也能伸手。他分内的事是那些药剂拌种，调配杀虫药，安装、修理新式农具，决定下种时期、稀密，决定间苗尺寸……一些农业技术上的事，不过实际上作的要多得多——粉房的炉灶、家具也是他设计的，牲口圈也是他设计的，黄沙沟后沟几百根柿树也是他接的……在生产技术上每出一件新事，大家就好找他出主意。他聪明，肯用思想，琢磨出来的新东西很多。”……他们谈论着玉生，就穿过柳树林，走到黄沙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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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三里湾-->１５站得高、看得遍１５站得高、看得遍黄沙沟口的北岸上有一片杂树，从下边望上去，树干后边露出了几个屋檐角，在岸边上的槐树下睡着一头大花狗，听见下边有人走过去，抬头看了一眼又睡下去。张信向岸上指着给何科长介绍说：“山地组的十几户人家就住在这里。他们都是上一辈子才来的外来户。沟里、山上的地都是他们开的，原来给刘家出租，到刘老五当了汉奸以后这地才归他们所有。”
这条路是通后山村的大路，从这沟口庄门前往西北，路基就渐渐高起来。何科长和张信说着走着，不知不觉就已经离开河沟走到半山腰里。张信指着前边说：“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后走，恐怕到中午赶不回来，不如回过头来爬到这山上看看。这山叫‘青龙背’，到了山顶，往西可以看到沟里，往东可以看到河滩，看罢了也不用再到这边来，从金生他们那窑脑上的一条路上就回村去了。”何科长同意了。
快到山顶，听到牛铃“叮咚玲咚”响着，红牛、黑牛散成一片，毛色光滑得发亮，正夹在荆棘丛里吃草。残废了一条胳膊的“牛倌”马如龙正坐在一块石头上吸旱烟，见他们上去了便向他们打招呼。张信向何科长说：“让他给你介绍一下沟里的情况。他比我清楚得多。”他们走到马如龙跟前，马如龙让他们坐下，然后指着西边谈起沟里和山上的情况。马如龙说：“这一带山上和沟里，一共才有一百二十亩地，还有好多是沙陂，产量都不多。这里主要的出产是核桃和柿子，不过都是私人的——入社不带已经结果的果树。社的地里也养了果树，不过都还校对面山头上不是有一群羊吗？”张信插话说：“那羊也是社的。”马如龙接着说：“那羊群南边的洼里山地组正在那里割谷子的那几块谷地里，不是有好多长黄了的柿子吗？那是私人的。再往下那一垛豆地里不是有好多像酸枣树一样小的小树吗？那就是社里去年移栽进去的黑枣树，今年都已经接成柿树了，再有四五年才能结柿子。沟岸上那些玉蜀黍地后堰根都有小核桃树，现在还没有玉蜀黍高，我们看不见。社里的计划是多多发展果树，等到大家都入了社，慢慢把这一百二十亩地一齐栽成树。”何科长说：“对！那样子，沟里的沙就不会再流出去了。”马如龙说：“还不止为那个：种这一亩山沟地，平均每年误二十二个工；种一亩河滩地，只误十二个工，将来开了水渠，全村再都入了社，用很少数的人管理果树，剩下来的人工一齐加到上下滩的两千多亩地上，增的产量要比种这一百二十亩地的产量多得多。”
何科长问马如龙放牛的工怎么算，马如龙说：“我的工已经超出三百六十五天以外了。放一个牛一年顶二十个工，我放了二十一个，一共四百二十个工。”张信说：“社里有好多活是这样包的——放牛、放羊、做粉、喂猪、担土垫圈……好多好多都是。”又谈了一会，何科长和张信就又往山顶的最高处去。
刚上到山顶，看见河对岸的东山；又往前走走，就看见东山根通南彻北的一条河从北边的山缝里钻出来，又钻进南边的山缝里去；河的西边，便是三里湾的滩地，一道没有水的黄沙沟把这滩地分成两段，沟北边的三分之一便是上滩，南边的三分之二便是下滩；上滩的西南角上，靠黄沙沟口的北边山根便是三里湾村，在将近晌午的太阳下看来，村里的房子，好像事先做好了一座一座摆在稀密不匀的杂树林下，摆成大大小小的院子一样。山顶离村子虽然还有一里多路，可是就连碾、磨、骡、驴、鸡、狗、大人、小孩……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张信把何科长领到一株古柏树下坐了，慢慢给他说明上下滩的全面情况。他说：“咱们坐的这地方地名叫‘青龙背’。顺着这山一直往东北快到河边低下去那地方叫‘龙脖上’。龙脖上北边那个弯到西边去的大沙滩叫‘回龙湾’。龙脖上南边叫……”何科长说：“哪来这么多的地名？叫人记也记不住！”张信说：“我说的都是大地名，每个大地名指的地方还有好多小地名——像从这青龙背往龙脖上走，中间就还要经过什么‘柿树腰’、‘羊圈门口’、‘红土坡’、‘刘家坟’、‘山神庙’……他们这一带，不论在哪个村子里，地名似乎都要比人名还多，我乍来了也记不住，久了也就都熟悉了。”何科长说：“我们家乡的地名可没有……唔！也不少，也不少！”说着便笑起来——因为他也想起了家乡农村里的一大串地名。接着他又问：“你刚才说‘龙’这个‘龙’那个，那么哪里算龙头呢？”张信说：“河这边的龙脖上不是越往河边越低，低到和河平了吗？那里的对岸，不是也有厚薄和这边差不多的一段薄石岸又高起去了吗？那也叫‘龙脖上’。和那连着再往东北跟河这边的回龙湾相对的地方，不是有个好像和东山连不到一块的小山头吗？那地方就叫‘青龙脑’。”何科长说：“原来这条青龙是把头伸到河那边去了啊！那是三里湾以外的事了，我们还是谈三里湾吧！”张信说：“不！这些都与三里湾有关系！三里湾计划要开的水渠，就得从青龙脑对过这边把水引到回龙湾西边的山根下来。从那里到龙脖上的河床是整块的崖石，不过那里的水位比龙脖上高。只有从那里引水到三里湾的下滩才浇得着地。从回龙湾西边的山根下到龙脖上离河边四五十丈的地方不是插着一根木杆吗？就要从那地方凿个窟窿，把水引到上滩来——因为那里的石头最保”何科长说：“看来也还有四五十丈厚。”张信说：“已经挖着坑探过了四五十丈，只有三丈厚的石头，南边都是土。那里的南边不是有一条北边窄南边宽的狭长的地吗？地名叫‘刀把上’。昨天晚上那位老太太向你告状说大家要占她的那块地，就是这刀把上最北头种玉黍蜀的那一小块。整个的上滩，像一把菜刀，那一带地就像刀把。刀把上往南，滩地不是就弯到西边来了吗？可是水渠不能靠着西山开——因为按滩地的地势说是西北高东南低，要从山根开，渠的最深处是一丈五；要从上滩中间斜着往村边开，最深处只是一丈，并且距离也短，能省好多土方。你从刀把上往村边看，不是不多远就竖着一根木杆吗？那就是水渠要经过的地方。渠开到村里，离地面只有尺把深了，再用水桥接过去，大渠的水便可以沿着下滩的西山根走，全部下滩地都可以浇到。”何科长问：“上滩一点也浇不到吗？”张信说：“从村边开一条小支渠向东北倒流回去，可以浇到靠河边南部的一部分。照玉生的计划，可以把下滩的水车调到刀把上南边的水渠上，七个水车一齐开动，可以把上滩的地完全浇到。”
何科长听完，看着地形琢磨了一下三里湾的开渠计划，觉着还不错——可以把三里湾的滩地完全变成水地。他又问张信说：“照这样看来，大家的地都可以浇到，那么种上滩地的人为什么还有好多不同意的？”张信说：“真正不同意的也只是马多寿和一两户个别户——最主要的还是马多寿。”何科长说：“马多寿的地不是也可以浇到吗？”张信说：“他的心眼儿比较多一点。你看！刀把上往南快到上滩中心那地方不是安着一台水车吗？那地方的地名叫‘三十亩’，马多寿的地大部分在那一带，水车是他们的互助贷款买的。名义上是互助组的水车，实际上浇得着的地，另外那四个户合起来也没有他一家的多，不论开渠不开渠，他已经可以种水地了。要是开渠的话，渠要从那个水车旁边经过，要把七个水车一齐架到那里，那样一来别的户就要入社，他就借用不上别的户的剩余劳动力了。叫他入社他又不肯——因为他的土地多，在互助组里用工资吸收别人的劳动力，实际上和雇工差不多。金生今天早上跟你谈话时候说过他有点剥削就是指这个。”何科长说：“你估计开了渠，别的户入了社，剩下马多寿他会怎么样？”张信说：“两个办法：一个是雇长工，再一个也许可能入社。”
这时候，已经是吃午饭的时候了，上下滩每条小路上的人都向村边流动；社的场上，宝全和玉生已经把石磙洗好回家去了，负责翻场的人已经提前吃了饭到场里来，用小木杈翻弄着场上晒着的谷穗；社里管牲口的老方，按照他的标准时间到金生媳妇磨面的磨上去卸驴。
何科长看见磨上似乎有一点争执，便问张信说：“看那个磨边好像有点什么事故。”张信看了看说：“就是有点事故，不过已经解决了。那两个女人，坐在地上罗面的是马多寿的三儿媳陈菊英，在左边那个磨盘上和一个小姑娘扫磨底的那是金生媳妇和他的女儿青苗，在没有卸的那盘磨旁边草地上蹲着玩的是陈菊英的小女孩子玲玲，卸了磨牵着驴子走了的是社里管牲口的老方。”何科长问：“出了点什么事故？”张信说：“其实也算不了事故：“老方这个人名字叫马东方，因为他的性格是只能按规矩办事，一点也不能通融，所以人送他外号叫‘老方’。社里有个规定：凡是用合作社牲口驾碾磨的，到了规定的时间一定得卸。老方就按那个时间办事——到了时间就是磨顶上只剩一把也不许再赶完。刚才可能是金生媳妇还没有赶完他就把驴子卸了——卸了也就没有事了。”何科长问：“管牲口的也有个表吗？”。张信说：“没有！玉生给他发明了简单的表——用一根针钉在老方住的那间房子窗外边的窗台的砖上，又把砖上刻了一条线，针的阴影完全到了线上就是卸磨的时候。”“天阴下雨怎么办呢？”“天阴下雨就没有人用碾磨。”何科长想了一下，自己先笑了。
何科长说：“天也晌午了，咱们也看的差不多了，回村去吧！”两个人便从金生的窑顶上那条小山路上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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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三里湾-->１６菊英的苦处
１６菊英的苦处
金生家门外坡下不远的空地里有两盘磨。早晨金生媳妇架磨的时候，陈菊英已经架了另一盘。磨麦子就数磨第二遍慢。两家都磨上第二遍的时候，便消消停停罗着面叙起家常来。一开始，金生媳妇谈的是玉生离婚问题，菊英谈的是在马多寿家享受的待遇问题。
不过菊英谈的不是夜里打扫房子时候和惹不起吵架，而谈的是自己的实际困难问题。她说：“大嫂呀！我看小俊也是放着福不会享！你们那家里不论什么时候都是一心一腹的——也不论公公、婆婆、弟兄们、小姑子，忙起来大家忙，吃起来大家吃，穿起来大家穿，谁也不偏这个不为那个。在那样的家里活一辈子多么顺气呀！我这辈子不知道为什么偏逢上了那么一家人！”金生媳妇说：“也不要那么想！十根指头不能一般齐！你说了我家那么多的好，一个小俊就能搅得人每天不得安生。谁家的锅碗还能没有个厮碰的时候？你们家的好人也不少嘛！有县干部、有志愿军、有中学生，你和你们老四又都是团员，还不都是好人吗？”菊英说：“远水不解近渴。这些人没有一个在家里掌权的，掌权的人还是按照祖辈相传的老古规办事。就说穿衣裳吧：咱们村自从有了互助组以后，青年妇女们凡是干得了地里活的人，谁还愿意去织那连饭钱也赶不出来的小机布呢？可是我们家里还是照他们的老古规，一年只给我五斤棉花，不管穿衣裳。”金生媳妇说：“你大嫂也是吗？”菊英说：“表面上自然也是，只是人家的男人有权，也没有见人家织过一寸布，可不缺布穿，发给人家的棉花都填了被子。”“你没有问过她吗？”“不问人家人家还成天找碴儿哩！就是要我织布我又不是不会，可是人家又不给我留下织布的工夫——我大嫂一天抱着个遮羞板孩子不放手，把碾磨上、锅灶上和家里扫扫摸摸的杂活一齐推在我身上，不用说织布，磨透了鞋后跟，要是不到娘家去，也做不上一对新的；衣裳脏成抹灰布也顾不上洗一洗、补一补。冬夏两季住两次娘家，每一次都得拿上材料给他们做两对大厚鞋——公公一对，老四一对。做做这两对鞋，再给我自己和我玲玲做做衣裳、鞋袜，再洗补一下旧的，就得又回这里来了。就那样人家还说：‘娶了个媳妇不沾家，光在娘家躲自在’哩！”“那么你穿的布还是娘家贴吗？”“不贴怎么办？谁叫他们养下我这么一个赔钱货呢？赔了钱人家也不领情。我婆婆对着我，常常故意和别人说：‘受屈活该！谁叫她把她的汉糊弄走了呢？’”金生媳妇说：“咦！我也好像听说过‘有喜’是你糊弄走了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菊英说：“不错，走的时候是打我那里走的，不过那是他自己的主张。我自己在那时候的进步还不够，没有能像人家那些进步的妇女来动员他参加志愿军，可是也没有学那些落后妇女来拖后腿。他们恨我，恨的是我不够落后。”“那么有喜究竟是谁动员去的呢？”“是谁？自然还是人家自己。本来人家在一九四九年就要参加南下工作团的。后来被我那个糊涂公公拖住了。那些事说起来就没有个完：我跟有喜是一九四八年结的婚；那时候我十八、他二十一。听他说他在十五岁就在小学毕了业。他说那时候他想到太行中学去升学，他爹说：‘你二哥上了一次中学，毕业以后参加了政府工作，就跑得不见面了，你还要跟着他往外跑吗？哪里也不要去！安安稳稳给我在家里种庄稼！’可是在我们结婚以后的第二年，我都生了玲玲了，他爹忽然又要叫他去上学……”金生媳妇说：“人家都说他是怕孩子参军。”菊英说：“就是那个思想。四九年春天，不是有好多人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吗？在人家大家开会、报名时候，他爹把他和有翼两个人圈在家里不放出来，赶到夏天就把他们一齐送到县里中学去了。那时候他已经二十二了，站在同学们中间比人家大家高一头；人家都叫他老排头，背后却都笑他是怕参军才来。到了五○年，美国鬼子打到朝鲜来了，学校停了几天课，老师领着学生们到城外各村宣传抗美援朝，动员人们参加志愿军，有些村里人就在他背后指着他说：‘那么大的人躲在娃娃群里不参加，怎么有脸来动员别人？’他说从那时候起，同学们都说他丢了学校的人，弄得他见了人抬不起头来。他说他早就想报名，只是有那么个爹，自己就作不得主。到去年（一九五一年）秋天，美国鬼子一面假意讲和，一面准备进攻，学生们又到城外各村宣传，这次人家大家不让他参加——大家出去宣传时候把他一个人留下。这时候，他越想越觉得他父亲做得不对，越想越觉得自己太落后了，因此就下了决心要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可是人家学校说学生参军一定得得到家里的同意。你想我们那家里会同意他去吗？到了冬天，他实在不愿意待下去，就请了两天假，说是回家可没有回，跑到我娘家去找我——那时候我在娘家祝他和我诉了半天苦，问我是不是同意他参加志愿军。大嫂！你想：我要再不同意，难道是想叫家里把他窝囊死吗？我实告你说你可不要向外说：我同意了。我留了他两天，给他缝了一套衣裳，把他送走了。后来家里知道了，我婆婆去找人家学校闹气，学校说他请假回家了，又拿请假簿给她看；她问有翼，有翼也说是，她没话说了才走开。这是有翼说的。她从学校出来又找到我娘家，你想我敢跟她说实话吗？我说‘来是来了，住了一天又回学校去了’，她当时也说不出别的话来，后来就硬说是我把她的孩子鼓动跑了。他走了，他那糊涂爹今年春天也不让有翼去上学了——只差半年也不让人家毕业。这老两口子的心眼儿不知道怎么好好就凑到一块儿！还有我那大嫂……”说到这里，糊涂涂老婆牵着个小驴儿走来了，菊英吐了吐舌头把话咽祝糊涂涂老婆常有理向磨顶上一看便问：“二遍怎么还没有完呀？”菊英说：“只剩磨顶上那么多了！”“大驴从早上磨到这时候了，该替了，可是小驴拉不动二遍。你不说早些赶一赶！”金生媳妇想替菊英解围，便向常有理说：“老婶婶！我看可以替！多了拉不动吧，那么一点总还可以！一会三遍上了就轻得多了！”常有理慢腾腾地应酬着把大驴卸下来原因，以为这种本性或原因是一种超自然的神，以神的观念，菊英接着把小驴换上。常有理看着小驴拉了两圈，见走得满好，就牵着大驴回去了，临走还吩咐菊英说：“撵快一点！晌午还要用驴碾场！”金生媳妇说：“你们那个到晌午可完不了。我这三遍都上去了还怕完不了哩！天快晌午了老大婶！”常有理也知道完不了，只是想让菊英作难，见金生媳妇看出道理来，也就改口说：“赶多少算多少吧！真要完不了多磨一阵子也可以！”说着便走远了。
菊英说：“你听她说的那像话吗？驴使乏了还知道替上一个，难道人是铁打的？‘多磨一阵子’！从早晨架上磨到现在，只吃了有翼给送来的那么一碗饭，半饥半饱挨到晌午也不让卸磨，这像是待人吗？”金生媳妇说：“牲口不好，为什么一次不能少磨一些麦子？”菊英说：“这都是我大嫂的鬼主意！她们俩人似乎是一天不吵架也睡不着觉，可是欺负起我来，她们就又成一势了。她们趁我在家，总是爱说米完了、面完了，差不多不隔三天就要叫我上一次碾磨，攒下的米面叫她们吃一冬天，快吃完了的时候我就又该回来了——算了算了！说起这些来一辈子也说不完。”……一会，宝全老婆来找金生媳妇，说小俊在玉生的南窑里取了个大包袱走了，不知道都拿走了些什么。金生媳妇说：“娘，你不到场里告玉生说？”宝全老婆说：“我去过了，玉生不管。玉生说：‘只要她这一辈子能不找我的麻烦，哪怕她连那孔窑搬走了我也不在乎！’说是那么说，要是连玉生的衣裳都拿走了，叫我玉生穿什么？”金生媳妇说：“娘！我想她真要想和玉生离婚的话，她不拿玉生的衣裳——因为那样一来她就走不利落了。我看玉生说得对，她真要能走个干净，咱们就吃上这一次亏也值得。丢了什么没有，等玉生晌午回去一查就知道了。依我说都是些小意思！算了吧娘！”宝全老婆也没有和人闹过气，经媳妇这么一说开，谈论了一阵子也就回去了。
这时候，两家的磨上都上了第三遍，驴子转两圈就要下一磨眼，连拨磨顶带罗面，忙得喘不过气来月。未完稿。编入《列宁全集》第30卷。本文阐述从资本主，闲话都顾不上说了，只听得驴蹄踏着磨道响、罗圈磕得罗床响，幸而有金生的七岁女儿青苗帮着她们拨两趟磨顶，让她们少跑好多圈儿。
金生家的麸还差一两遍没有溜净，老方就来卸磨。这时候，菊英才把第三遍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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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三里湾-->１７三个场上
１７三个场上
吃过午饭，社的场上试用洗好了的三个新石磙，直接参加过洗磙工作的宝全老汉、王申老汉、玉生、灵芝都早早跑来看结果，别的关心过这事的人也有来看的。
三个管场的社员，牵来了三个高大肥壮的骡子，驾着这三个石磙，转得很轻快，果然像玉生预料的一样，一点也用不着强牵强扭，自自然然每圈都能探着中心又探着边沿。驶牲口的人，觉着很得意，挽着缰绳、扬着鞭子，眼睛跟着骡头转；看热闹的人，也觉着很赏心，看那稀稀落落的骡蹄轻轻从谷穗子上走过，要比一个磙上驾两个小毛驴八条腿乱扑腾舒服得多。有人说：“驾这么大的牲口，碾这么大的场，不论打多打少，活儿做得叫人痛快！”大家看了一阵子又散开了——负责管场的社员就地参加了打场工作，不负场上责任的社员们和王申老汉那些非社员们各自又去忙他们自己的事，金生叫着灵芝和会计李世杰仍回旗杆院去做分配的准备工作，玉生被村里的调解委员会叫到旗杆院去解决婚姻问题。
西边场上，马有余正在翻他们的连秆小谷。按习惯，摊了场应该在午饭以前来翻一下，趁着正午的太阳晒一阵子，等吃了饭再碾，上下就都成干的了，可是马有余他们的互助组上午给他家割谷子，回来得晚了点，所以在别人都已经驾着牲口碾场时候他才来翻。一会，有翼和满喜来了。有翼告他说家里的两个驴都不能碾唱—大驴才在磨上卸下来还没有吃饱，小驴还在磨上驾着没有卸下来。他埋怨了一会家里人作事没有打算，可是也想不出别的主意来。满喜告他说登高的骡这天早上没有走了，建议去借一个来。登高是他们的组长，骡子既然在家，问题就解决了，有余便叫有翼去牵骡子。
有翼从登高家牵出骡子来，在路上遇见玉梅，两个人便相跟着来了。满喜接住骡子驾上磙，碾着已经翻过的大半个场；有翼和玉梅也每人拿了一柄桑杈，帮着有余翻那没有翻完了的一部分。有翼因为多上了几年学离运动物质的独立存在，具有不变的特性，如牛顿的“绝对，场上的活儿做得不熟练，拿起家伙来没架式，玉梅笑他，满喜说他在这上边还得当学生，有余说：“你去歇歇吧！你翻得高一块低一块，碾过来不好碾！”有翼见自己做的那活儿也有点丢人，又见他们也快翻完了，就顺着他大哥的话，放下了桑杈到西南角上一垛用泥封着的麦秸垛旁边去歇凉。有余和玉梅翻到快要完了的时候，玉梅见使用不开两柄桑杈了，便放下桑杈拿起扫帚来围了一个圈儿，然后也到麦秸垛旁休息。整个场上只有这么一块阴凉地方被两个青年占去，有余便到场东边闲看社场里碾常玉梅向有翼问了个奇怪问题。她问有翼说：“字儿有没有数？”有翼说：“有！听先生说，中国字一共有八千多，平常用得着的只是四千多。”玉梅说：“那么上个中学怎么就得好几年？难道误着整工夫一年还认不完吗？”有翼说：“你不是也上过初级小学吗？难道上学就只是认字吗？”玉梅说：“不！还有什么算术呀，常识呀，什么什么呀，不过那时候三天两头打仗，什么也没有真正学会，好像记得顶数认字重要。”有翼说：“在小学时候，每天要记的生字是多一点，以后的生字就越来越少，别的功课就越加越多。”玉梅问他还加些什么东西，他便把课程表上那些历史、地理、代数、几何，又是什么动植矿物、物理、化学、政治讲话，什么什么，数了一气；又举了些例子说明这些功课的内容。玉梅对这些东西一时也听不太懂，只听得什么中国、外国、古来、现代，又是什么根、茎、叶、头、胸、腹、地层、结晶、刮风、下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什么什么……麻麻烦烦，什么也听不进去，便赶紧摆手说：“算了算了！我这一辈子只能当糊涂虫了！”她又恨自己当年不该错打了主意，不跟有翼和灵芝一道儿去上学。有翼见她很灰心，便鼓励她说：“你不要这样想！政府的计划是把扫盲运动做过之后，再把民校经常化了，也像一般学校一样，按部就班一级一级教文化——说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扫盲成绩、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玉梅好像和他开玩笑说：“那么像我也能学到中学毕业吗？”有翼说：“自然可以！不过到那时候，我和灵芝这两个当老师的早就把我们自己一点底货卖完了。”玉梅说：“‘你们俩’，到那时候，自然会再贩得更好的货来了！”有翼和玉梅谈话，常常注意避免提到灵芝，不过一不小心就要提到，一提到就要被玉梅打趣，这次又犯了老毛玻他知道再加什么解释反会弄得更不好意思，所以就找了点别的事拨转话头谈下去了。
一会，社场上卸了骡子，二十来个社员七手八脚忙起来。有个社员不知道玉梅和灵芝换工的事，看见玉梅在西场的麦秸垛下歇着，便喊她说：“玉梅！不要歇着了！该动作了！”从武装组调来的小青年袁小旦嚷着说：“不要喊玉梅了！玉梅已经成了人家的人了！”玉梅从麦秸垛下站起来向他还口说：“等一会我揍你这个小圆蛋蛋！”——按习惯，“已经成了人家的人”这话，是说明姑娘已经出嫁了的时候才用的。袁小旦知道玉梅爱和有翼接近，故意用了这么一句两面都可以解释的话，才招得玉梅向他还口。
社场上攒起堆来扬过第一遍，马家的谷子也碾好了，组员黄大年和袁丁未也来了。有翼去给范登高送骡子，黄大年、袁丁未、王满喜、马有余、玉梅五个人便用桑杈抖擞着碾过了的谷秆。黄大年是个大力士，外号“黄大牛”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反对“以，一个人可以抵两个人。他用的家伙都是特别定做的，比别人的都大一半，现在用的桑杈自然也是——挑一下抵住别人挑两三下。袁丁未外号“小反倒”，决定个什么事情，一阵一个主意；在做活方面，包件的活做得数量多质量坏，打伙儿的活是能偷懒就偷懒，现在和大家在一块抖擞谷秆，别人挑两下他也不见得能挑一下。玉梅是做惯了的，跟在有余后边和有余做个差不多。满喜有个顽强性，跟在黄大年后边见黄大年一杈挑过去的地方比他挑得宽一倍，他有点不服劲，挥着桑杈增加了挑动的次数——黄大牛挑一下他便能挑两下——第一次挑起去的还没有落地，第二次便又挑起，横着看起来，飞到空中的谷秆好像一排雁儿一个接一个连续着往下落。袁丁未见满喜这股劲儿把自己比衬得太不像样，便向他开玩笑说：“满喜今天午上是吃上什么东西了？”这一下把满喜说得泄了气，手里的杈法就松下来。
说到吃饭问题，满喜就有点不满意：按他们互助组的规定，不论给谁家做活，要不管饭就多给三斤米的工资。糊涂涂家是愿意管饭的，不过他管的饭大家都不愿意吃，只有满喜是个单身小伙子，顾了做活顾不上做饭，所以才吃他家的饭。这天午饭吃的是什么，糊涂涂老婆的说法和满喜的说法就不太一致——照糊涂涂老婆常有理说是“每个人两个黄蒸，汤面管饱”，照满喜的说法是“每个人两个黄蒸，面汤管饱”，字数一样，只是把“汤面”改说成“面汤”。究竟谁说的正确呢？常有理说得太排场了一点，满喜说得太挖苦了一点，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每个人两个黄蒸、一碗汤面、面汤管饱”——黄蒸每个有四两面，汤面每碗有二两面，要是给黄大年吃，就是在吃饱饭以后也可以加这么一点；要是给王满喜吃，总还可以吃七分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