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明真是司马仲达的知音。且说司马懿听到孟达欲反叛的消息，并不待魏王诏示，径自起兵前来，而且要求人马“一日要行二日之路，如迟立斩”。结果，未等孟达明白过来，司马懿大兵已至城下。
第三次表现，是在五丈原与诸葛亮的较量。诸葛亮六出祁山，成为《三国演义》的重头戏，然而，究其实绩，实在是寸土未得。而他的死对头还是这位司马懿。
诸葛亮出祁山，虽然国力弱于曹魏，却能取攻势，这当然很不简单。但看双方的各种条件，蜀汉不北伐则已，北伐只能取攻势。因为蜀国国力不够，经不住旷日持久的消耗。司马懿看到了这一点，你诸葛亮攻，他偏偏要守；你诸葛亮想速，他偏偏要慢；你诸葛亮要寻机作战，他就是坚守不出。其意若曰，看看到底是谁更经得起长时间的消耗。
精彩纷呈《三国演义》
很显然，蜀兵经不起消耗。于是诸葛亮想方设法，诱使司马懿出战。最末的一招，是给司马懿送去一套女人的服装，讽刺他临战如同妇人。
司马懿的不寻常处在于，他能透过这耻辱，看到胜利的曙光。所以，收到诸葛亮的礼物不但不怒，反而欣然笑纳，并“重待来使”。又问使者，诸葛先生“寝食及事之烦简若何？”使者告诉他：“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且不过数升。”
司马懿听了，真的高兴起来，说道：“食少事烦，其能久乎？”
司马懿一生，战事不少。但少作战场厮杀，多有高知远见。他与诸葛亮对峙，不是胜在战术上，而是胜在战略上，他的基本办法就是从根本上扬我之长，克敌之短。虽威望高如神明的诸葛丞相，对他的这一恼人的战略，也是束手无策。
战略、战役、战术、战斗四个军事层次当中，《三国演义》下功夫最大，取得艺术效果最大的乃是对战役的描写。或者可以说，整部《三国演义》就是由大大小小的战役构成的，战役是《三国演义》的骨架，而最重要的战役，乃是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三大战役之外，十八路诸侯讨董卓，曹操征张绣、征吕布、征马超，张辽威震逍遥津，关云长水淹七军，黄汉升定军山智斩夏侯渊，曹、刘汉中争夺战，吕蒙白衣袭荆州，以及孔明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邓艾夜袭阴平，杜预、王灭吴，都是重要战役。
举凡可以称之为战役的，均不是一日之功，也不是简单的两军对阵，它牵扯方方面面，包含种种复杂的矛盾，复杂的态势，而且这些矛盾和态势，无时不处在转化当中。优的可以转劣，劣的可以转优。一些机会可能逝去，一些机会重又出现。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在千头万绪之中，抓住主要矛盾，条分缕析，前后沟通，巧妙安置，左右逢源。实际上，作者的眼光，常常也就是胜利一方的眼光。三次生死攸关的大战役，官渡之战，作者是站在曹军的立场上看；赤壁之战，作者是站在孙、刘联军的立场上看；彝陵战役，作者是站在吴军的立场上看。三次战役，视角三次转换，这不是作者立场动摇不定，而是惟有站在胜者一方，才更容易把整个战役梳理得清晰流畅。可贵的是，虽然站在胜者一方，并不一味替胜利者鼓噪，而是把胜利者的根据和理由利用生动的事例形象地表现出来，让你觉不出作者的视角所在，只是跟着战役的进程，一招一式，观察事物发展。
《三国演义》描写战役，三大战役个个写得有声有色，完全可以称之为古代战争文学的经典之作。不论是三大战役，还是其他那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战役，作者并不在战役的最后一搏上下多大功夫，而是把重点放在过程细致入微的描写之上，让它日积月累，水到渠成。《三国演义》原本十分重视对敌对双方捉对厮杀的描写，尤其写到书中英雄人物的出阵，还要格外用心，非写到出神入化不肯罢手。然而，几个大战役，最后的一搏，都没有用多少篇幅，也不见得如何精彩，实在前面的“戏”已经清清楚楚，再若嗦，只能适得其反，倒不如鹰起鹘落，戛然止住。
功夫用在过程上。战役的过程，大抵包括战役分析、战役准备、战役组织和战役实施四个方面。战役实施即是决战，决战已如瓜熟蒂落，无须多费功夫。倒是战役分析、战役准备、战役组织，要费去更多的精力，展现最多的智慧。
以袁曹之战为例。官渡大战之前，袁曹已成必战局面，两家的关系已全然没有周转的余地，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而以双方的实力而言，显然是袁强曹弱。曹弱还必须战胜，战前分析成为极其重要的一环。对此，曹操的重要谋士郭嘉有十胜十败之论。不但讲得头头是道，甚至于可以看成是曹军战胜袁绍的战略指南。《三国演义》第18回，虽然回目为“贾文和料敌决胜”，但郭嘉的十胜十败之论却写得高屋建瓴，风头更劲。书中写道精彩纷呈《三国演义》
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高祖惟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擒。今绍有十败，公有十胜，绍兵虽盛，不足惧也。
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
绍以逆动，公以顺率，此义胜也
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公以猛纠，此治胜也绍外宽内忌，所任多亲戚，公外简内明，用人惟才，此度胜也绍多谋少决，公得策辄行，此谋胜也
绍专收名誉，公以至诚待人，此德胜也
绍恤近忽远，公虑无不周，此仁胜也
绍听谗惑乱，公浸润不行，此明胜也
绍是非混淆，公法度严明，此文胜也
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此武胜也。
十胜十败，言简意赅，大凡熟读过《三国演义》的，必能体会到郭嘉的总结句句都是事实，没有一字虚言。
郭嘉作十胜十败之论的时候，距离袁曹官渡之战还有些时日，及至战前，又有荀对袁军中文武代表人物的分析，这分析尤其一针见血，令人觉得，袁绍若不失败，反而于情理有些不合了。
当时，曹操正患头风病，卧床不起。袁绍命陈琳作檄，历数曹家罪恶。曹操一读此檄，不觉大汗洗身，跃然而起，头风病好了。文章可以治病，足见曹操确实知文。
袁兵要来，如何应对。孔融认为袁绍势大，不可与战，只可与和。荀认为“袁绍无用之人，何必议和？”二人争议如下融曰：“袁绍土广民强。其部下如许攸、郭图、审配、逢纪皆智谋之士；田丰、沮授皆忠臣也；颜良、文丑勇冠三军；其余高览、张、淳于琼等俱世之名将。何谓绍为无用之人乎？”
笑曰：“绍兵多而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智，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无用：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颜良、文丑，匹夫之勇，一战可擒。其余碌碌等辈，纵有百万，何足道哉！”
读荀之论，可知袁、曹未战，曹军已在战役分析层面胜了一筹。
官渡、赤壁、彝陵三大战役，各有特色。站在胜方一面看，官渡之战，好似小磨磨黄豆。袁军就是成堆成山的黄豆，曹军就是一盘一盘的小磨，任你豆子再多，也经不住今日磨，明日磨，后日还磨。一时招你降军，一时取你情报，一时斩你大将，一时烧你粮草，磨来磨去，磨出曹军的胜利，袁军的失败。
赤壁大战则是阴阳大转换。此时曹军声威势壮，加上虚张声势，号称百万之众。孙刘联军就不行了，孙权拜周瑜为都督，问他需要多少人马，周瑜说需要5万人马，孙权说5万难以足齐，且拨3万人马，能胜则胜，不能胜还孤再战。你想，面对几十万大军，只有3万人马，打不胜还要还给孙权再战。而刘备军马更少，东拼西凑，对外号称1万。双方于赤壁对垒，可见曹军优势极大，孙、刘劣势极明。然而，曹军虽有优势却难于利用，孙、刘虽劣势明显，却能转劣为优，仿佛阴阳转换，好的件件取来，坏的样样送去，不知不觉之间，已阴阳易位，别成一番光景。
彝陵之战，则是积极大等待。刘备处于攻势，陆逊处于守势。然而，攻守有积极、消极之分。陆逊虽在守势，却不是一味傻守、呆守。刘备处在攻势，却又不能速战速决，不但不能速战速决，反而有些狗吃刺猬，难以下口。刘备求战而不能，陆逊表面平静，却在积极准备。双方的态势，从陆逊这一面看，就是积极大等待，仿佛猎人跟踪猛兽，虽然不声不响，却又有条不紊。看似风平浪静处，但见鳌鱼上钩来。结果，陆逊的优势越变越多，而刘备的漏洞越来越大。机会终于被他等来，于是一把冲天大火，烧了连营七百里，七百里恐怕有些夸张了，但刘军大败，确定无疑。
三个大战役，个个写得精彩，但写得最为精彩的，还是赤壁大战。因为作者具有强烈的拥刘反曹贬孙倾向。所以尽管赤壁大战的主角是周瑜，却把诸葛亮抬得很高，周瑜反而成了心胸狭窄之辈。周瑜已然如此，孙权更其不行，鲁肃只是忠厚，群儒则除去添乱，毫无作为。战将中写黄盖，还算生动，但也着墨不多，着眼点还在孔明的智慧上。谋士则有阚泽，但阚泽的作用显然不如庞统，更不如诸葛亮。孙、刘获胜，妙在草船借箭、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最重要的还是借东风，写来写去，刘备成了事实抗曹的主要一方，孔明成了赤壁大战的灵魂。
精彩纷呈《三国演义》
三个大战役，历史意义俱在。官渡之战确定了曹操独霸中原的地位；赤壁之战，确定了三足鼎立的历史局面； 彝陵之战，决定了日后孙、刘的命运与走向。
然而，需要提出疑问的是，三国时代的连年征战，起决定作用的就只是那些统帅、谋士和将军吗？回答显然应该是否定的。
得人心者得天下
孟子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道理太过深奥，平民百姓对它兴趣无多，用通俗的话讲，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句话，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一个角度，可以理解为，统治者高明仁爱，用自己的行为和举措争取到了人心；一个角度，可以理解为人心的重要，人心的基础作用。凭你是什么人，一旦失去人心，高明就是虚的，仁爱就是假的，不但高明仁爱，一切战略、智慧、权谋、武力统统都可能成为无用之物，固有一时之雄，必然很快瓦解。
玉玺PK人心，孰弱孰强？
《三国演义》前期，有一个重要的情节，即玉玺的归属问题。在古人看来，玉玺代表的不但是皇帝的权威，而且代表了上天的意志。所以，很多人相信，得玉玺者得天下，至少是将来会得天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征兆。董卓抢劫皇宫，天下混乱，洛阳一片大火，宫中人口全被董卓劫去，玉玺失落，不知去向。适逢孙坚兵到，在浓烟烈火中发现奇异的景象，“殿南有五色毫光起于井中”。于是孙坚令人下井打捞，“捞起一妇人尸首，虽然日久，其尸不烂： 宫样装束，项下带一锦囊。取开看时，内有朱红小匣，用金锁锁着。启视之，乃一玉玺，方圆四寸，上镌五龙交纽，旁缺一角，以黄金镶之；上有篆文八字云：‘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孙坚见到玉玺，不觉有些心茫茫意摇摇情乱乱神荡荡，偏程普又讲了一番这玉玺极不寻常的来历，从昔日卞和得玉，讲到楚文王，讲到秦始皇，讲到汉高祖，讲到王莽，讲到光武帝。后又说：“近闻十常侍作乱，劫少帝出北邙，回宫失此宝。今天授主公，必有登九五之分。此处不可久留，宜速回江东，别图大事。”
这玉玺来历非凡，卞和为它刖去双足，秦始皇得到它而统一六国，汉高祖得到它而统一天下，王莽篡位，进宫夺取此宝，太后不予，用力一摔，摔掉了一个小角，后来用黄金镶起来，俗称“金镶玉”。光武中兴，又得此宝。这样的宝贝，在十常侍作乱时遗失不知所在，而孙坚一入洛阳皇宫，便有毫光出现，这不能不使他动心。加上程普的评说，更觉心旌摇曳，不能安定，于是，便向袁绍提出，回兵江东。
玉玺是传国之宝，这个不假。但以为有了玉玺，就能传国，却又不真。这玉玺对于孙坚的事业，没有什么帮助，反而给他带来很坏的名声，同时也带来极大的麻烦。首先是和袁绍反目，造成十八路诸侯间的大分裂；然后又和刘表反目，从而给自己的事业埋下了一条大祸根；最后终于在与刘表的征杀中阵亡了。
孙坚有了玉玺，但他终于没有九五之分。不但没有九五之分，干脆连自己的性命都丢了。看来玉玺纵能助人，还要自助才行。
孙坚死了。孙策寄人篱下，要报父仇没有力量，重返江东也发生困难。但他少年有志，星夜踱步，不免忧从心来，大发悲声。于是孙坚旧部朱治、吕范劝他重振江东孙氏雄风，再创父辈基业。然而，没兵。没兵怎么能成事—在那样群雄割据的时代。就又想起了传国玉玺。孙策向袁术借兵，袁术岂是借兵之人？但一听玉玺二字，便不免两眼大放贼光。书中写道三人计议已定。次日，策入见袁术，哭拜曰：“父仇不能报，今母舅吴景，又为扬州刺史刘繇所逼；策老母家小，皆在曲阿，必将被害。策敢借雄兵数千，渡江救难省亲。恐明公不信，有亡父遗下玉玺，权为质当。”术闻有玉玺，取而视之，大喜曰：“吾非要你玉玺，今且权留在此。我借兵三千、马五百匹与你。平定之后，可速回来。你职位卑微难掌大权。我表你为折冲校尉，殄寇将军，克日领兵便行。
孙坚拥有玉玺，失了性命，孙策拿出玉玺，却借来士兵三千，战马五百匹，还加上一个折冲校尉、殄寇将军的头衔，此一去便如龙入海，为东吴政权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袁术得了玉玺，高兴得上了天—他认为，他既然有了玉玺，就证明自己有资格做皇帝了。于是与部下商议登基做皇帝的事。袁术十足小人，小人得志，如猿猴沐冠。然而，这猴子就要当皇帝了。后人谈之，不免失笑。但在他自己，却是十分认真，而且认为自己当皇帝有一万个理由，若想不当，都是罪孽，连上苍都会不高兴的。遗憾的是，玉玺救不了袁术的命；地广粮多，也救不了他的命；大舜皇帝在天之灵同样救不了他的命；龙车凤辇，东宫西宫，太子皇后，文武百官都救不了他的命。 猴子就是猴子，爬山上树，才是本行。
袁术败得很快，尤其败得很惨。临死的时候，他还想喝蜜水哩。庖人对他说，现在只有血水，哪里还有蜜水；于是这位自认为得玉玺应天命做皇帝封娘娘的袁公路先生，便在床上，”大叫一声，倒于地下，吐血斗余而死“。
玉玺PK人心，孰弱孰强？
看来玉玺不能帮他的忙，到了紧要关头，连一碗蜜水也换不来的。
成成败败话民心
玉玺是宝，抵不过人心，人心胜了玉玺，所以说得人心者得天下。人心包括民心与军心，却又不能一概而论。
这里先说民心。
首先，构成民心的不是一个因素，而是众多因素合力的结果。有政治因素，有价值因素，有经济因素，有文化因素，有民族因素，也有地域因素。以地域和民族因素而论，马腾、马超父子在西凉影响很大。 这并不说明马氏父子就比曹操刘备更为高明，虽然不见得更为高明，但地域人文环境如此，你也必须承认它的合理性。所以马超虽然有勇而少谋，但还是给曹操造成了大麻烦。后来，马超虽然失败得很惨，先投张鲁，后降刘备，但他在西凉地域的影响依然存在。刘备死后，曹丕发动五路大军进犯西蜀，诸葛亮安居平五路，其中一路，就是用马超对付西番王轲比能。诸葛亮对刘禅奏曰老臣先知西番王轲比能，引兵犯西平关。臣料马超积祖西川人氏，素得羌人之心，羌人以超为神威天将军。臣已先遣一人，星夜驰檄，令马超紧守西平关，伏四路奇兵，每日交换，以兵拒之，此一路不必忧矣。
民的成份却又复杂，有农民，有士人，有工匠，也有商人，还有下级官吏，以及其他种种人群。实际上，古人讲的人心，不仅包括下层，同样包括上层。而且，客观地分析历史的人心状况，可以说，上下层之间的关系，既有矛盾，也有统一，矛盾不是绝对的，至少不是绝对激烈、不可调和、不可共存的。如果那样的话，哪里还有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呢？
大抵说来，上、下矛盾比较缓和的时代，则上层集团的影响力更大，因为他们对于统治者有更多的影响，而他们本身也拥有更多的财力、物力和政治优势，文化程度也比较高些。这个时候，能不能得到这些集团的欢心，对于统治者而言，就是至关重要的了。曹操生前，只有皇帝之实，没有皇帝之名，和他未曾得到权力集团和贵族阶层的全力支持有直接关系。曹丕改变乃父政策，颁布九品官正法，从而赢得上层集团的欢心，于是汉献帝禅让皇位，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了。司马氏集团，向上层社会做出更大让步，以国财售私欲，一方面，阴谋得逞，真的当上了皇帝；一方面，也为后世大乱埋下祸根。这个层面的问题，暂且打住不议。
但在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尤其在社会发生巨大困难和各种矛盾已激化的情况下，则下层人民的影响，就成为主导因素。例如：历代奴隶或农民起义就是如此，当然黄巾大起义也不例外。如果说，黄巾起义的几个领袖，其能力就高于刘备，胜似曹操，那不是事实。但他们代表了民心，老百姓既然已经忍无可忍，于是，他们站出来振臂一呼，便成星火燎原之势。
这样看来，民心的向背，就有了四种基本形式。
一种形式，是上、下都比较满意，这就叫人心顺。文景之治的时候就可以说是人心顺； 贞观之治时代，又可以说人心顺；光武中兴也可以说是人心顺。人心顺，则上下同心，不用很长时间，便*大兴，国运大兴。
一种形式，是上顺下不顺。上顺则政权稳固，下不顺则民怨四起。民怨四起就有可能发生社会*或者农民起义，但因为国家政权尚属稳固时期，这时期的起义，多半不能成功。例如黄巾起义就没成功。因为他们面对的乃是强大的统治政权，虽然这政权已经十分*，但它的内部凝聚力还在，官僚地主阶级对它还抱有希望。一经农民起义的冲击，它反而更其团结，便运用手中的各种优势和农民起义军展开殊死的抗争。
一种形式，是下顺上不顺。下顺上不顺主要的表现是统治集团的内部争斗。内部争斗往往十分残忍，如吕后对刘氏集团的残害，武则天对李氏集团的虐杀，都非常凶残恶暴。曹氏父子夺取政权，同样杀了不少人，其中包括一些很有才华的人，也包括很多无辜的人。司马氏夺取曹氏天下，手段同样残忍，或者说更其残忍。然而宫廷之乱未必是天下大乱，虽然它可能引起天下大乱。但也可能只是他们内部的相互倾轧。在这种情况下，你爱乱尽管乱去，要流血便流血，要死人便死人，天下的百姓该种地依然种地，该织布依然织布，该做工匠依然做工匠，该婚丧嫁娶依然婚丧嫁娶，所谓”帝力于我何有哉？“但要说明的是，所谓上不顺者，既有内部斗争激烈而政治依然清明的不顺，也有一边内乱一边走向昏庸暴虐的不顺。这两种不顺，性质既不同，后果也两样。
成成败败话民心
一种形式，是上不顺下也不顺。这种情况当真是糟糕透顶，不但天下大乱，而且是整个民族的大灾大难。汉末董卓之乱，便属于此类。东汉末年即《三国演义》描写的初始阶段，真正是多事之秋。前有黄巾起义，后有军阀混战，国家没有宁日，人间没有太平。死去的人口，有十分之七八之多，所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其中的一大祸根，便是臭名扬千古的董卓。
黄巾起义，全在于民心大乱。董卓之乱，则不但失去民心，而且失去一切人心，所以他虽然来势汹汹，不可一世，但却又疯狂得疾也灭亡得快。
董卓不得人心，因为他给整个中国，尤其是北方人民造成了空前的大灾难。如果说袁术之行，最以小人特色而著称，董卓的行径，则全是兽行。说兽行都不肯切，因为世间哪有这样的野兽！他劫皇宫，烧洛阳，驱百官，杀百姓，所过之处，皆为焦土，所遇之民，皆为鱼肉。书中说他卓即差铁骑五千，遍行捉拿洛阳富户，共数千家，插旗头上，大书”反臣逆党“，尽斩于城外，取其金赀。李、郭汜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前赴长安。每百姓一队，间军一队，互相拖押，死于沟壑者，不可胜数。又纵军士淫*女，夺人粮食，啼哭之声，震动天地。如有行得迟者，背后三千军催督，军士手执白刃，于路杀人。卓临行，教诸门放火，焚烧居民房屋，并放火烧宗庙宫府。南北两宫，火焰相接；长乐宫庭，尽为焦土。又差吕布发掘先皇及后妃陵寝，取其金宝。军士乘势掘官民故冢殆尽。董卓装载金珠锻匹好物数千余车，劫了天子并后妃等，竟望长安去了。
有人说，天下大乱，莫过于人。过去农业灾害中，有一种蝗害，蝗虫铺天盖地而来，所过之处，庄稼为之一空。然而，蝗害怎么能比得过人灾。蝗虫吃的只是粮食，而董卓之流的人祸，是连人都要生吞活剥的。
董卓烧了洛阳，逃至长安。虽已大败，却依然故我，不但兽行如常，而且变本加厉—这大约也是恶势力发展的必然规律。先前还有些人模狗样，至少还披张人皮做个样子，到后来干脆撕掉伪装，露出恶魔本相。董卓霸长安—
董氏宗族，不问老幼，皆封列侯。离长安城二百五十里，别筑坞，役民夫二十五万人筑之：其城郭高下厚薄一如长安，内盖宫室，仓库屯积二十年粮食；选民间少年美女八百人实其中，金玉、彩帛、珍珠堆积不知其数；家属都住在内。卓往来长安，或半月一回，或一月一回，公卿皆候送于横门外。卓常设帐于路，与公卿聚饮。一日，卓出横门，百官皆送，卓留宴，适北地招安降卒数百人到。卓即命于座前，或断其手足，或凿其眼睛，或割其舌，或以大锅煮之。哀号之声震天，百官战栗失箸，卓饮食谈笑自若。
董卓之行，真的魔鬼一般，然而，魔鬼哪有这样无耻，这样凶恶！但也因为这般无耻，这般凶恶，他才得到应得的下场。
史书记董卓之死，没有那么复杂，擒凶杀恶，原本无须复杂。因为他已经全然没了人性，同时也全然没了人心。这样的恶人虽外强必中干，一旦有人对他下手，便受到整个社会的欢呼与支持。
《三国演义》则写得更复杂、更具文学意境，”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 然后呢？便被他义子吕布一戟直刺咽喉，给他尽了”孝道“。历史上有没有连环计，待考。即便有，那也是一个很玄很玄的计策，这计策对稍有人心者，万万使不得也。请君细想，前脚把貂蝉许配吕布， 后脚又把貂蝉送给董卓。使这计策的人，就不知道吕布是董卓的干儿，董卓是吕布的主子吗？这计策最怕出差池，而又最容易出差池， 真好像于火中取栗，于冰山舞蹈。然而，它竟然成功了。究其原因，实在是因为这董卓太坏，吕布太愚，坏爷遇上蠢儿，其结果只能如此，合该如此。
民心事大，其大大于天。《三国演义》对于民心的描写，不算很成功，但那意思还是可以看得出来，或者说可以分析出来。三国的主要立业者，对民心问题都很重视。只是因为作者的好恶有别，所以对东吴孙策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只是一笔带过，对于曹操，则是未褒先贬，惟有对于刘备，则推崇备至，褒奖有加。
成成败败话民心
其实，孙策的成功，首先在于他是一个很得民心的人。《三国演义》第15回，描写孙策英雄，也说到他的举措很受江东百姓欢迎于是，孙策聚数万之众，下江东，安民恤众，投者无数。江东之民，皆呼策为”孙郎“。但闻孙郎兵至，皆丧胆而走。及策军到，并不许一人掳掠，鸡犬不惊，人民皆悦，赍牛酒到寨劳军。策以金帛答之，欢声遍野。其刘繇旧军，愿从军者听从，不愿为军者，给赏归农。江南之民，无不仰颂。
孙策得人心，有事实为证。如若不然，为什么当初只是从袁术那里借3000人起事，不须几时，便有数万之众？为什么江东军民，会”投者无数“？ 孙策安民，不许一人掳掠，鸡也不惊，犬也不跳，而且善待俘虏，愿从军者欢迎，不愿从军者，还要给赏归农。难怪江东父老要呼为”孙郎“。要知道，给人们一个”怕“的印象，其实不难；给人们一个”恨“的印象，其实更易；而给人们一个”好“的印象，并被人们称为”孙郎“，就不容易了。孙策承父业，立新基，信有由矣。
曹操争取民心则有多种措施。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一大政治举措，这个稍后再去说它。对于民心的向背，他也十分重视。曹操治军，最重军纪，而关乎老百姓主要是农民利益的事，尤其兢兢业业，不敢稍有粗心。最为人们熟悉的故事，则是”割发代首“一节文字。事见《三国演义》第17回，”袁公路大起七军，曹孟德会合三将“。 时曹操留荀在许都—
调遣兵将，自统大军进发。行军之次，见一路麦已熟；民因兵至，逃避在外，不敢刈麦。操使人远近遍谕村人父老，及各处守境官吏曰：”吾奉天子明诏，出兵讨逆，与民除害。方今麦熟之时，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军法甚严，尔民勿得惊疑。“曹军之兵，可谓令下如山倒。
百姓闻谕，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官军经过麦田，皆下马以手扶麦，递相传送而过。
然而，真正无巧不成书了。试想当时情景，孟德心中何等快慰！不料，恰在此时，麦田中忽然惊起一只鸠鸟，偏生这惊起的鸠鸟就在曹操的马头之前，曹操的马受此一惊，猛然一蹿，蹿入麦田里去了。纵是七扯八拽，还是踏坏了一大片麦田。
主将号令，主将破坏。看你老曹怎么收拾？
操随呼行军主簿，拟议自己践麦之罪。主簿曰：”丞相岂可议罪？“操曰：”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众？“即掣所佩之剑欲自刎。众急救住。郭嘉曰：”古者《春秋》之义：法不加于尊。丞相总统大军，岂可自戕？“操沉吟良久，乃曰：”既《春秋》有‘法不加于尊’之义，吾姑免死。“乃以剑割自己之发，掷于地曰：”割发权代首。“使人以发传示三军曰：”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于是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
割发代首，真是壮举，豪壮之举。这一点，现代人恐已难于体味。割发对于今人而言，实在是一件小而又小的事，而且一月不理发，或者半月不理发，便有些觉得不洁或难耐。像NBA赛场上的球员，十有三四，把头剃得光光，不仅风采依然，甚至更添风采。但这是现代人的观念。中国古人相信，肤发受之于父母，一生一世不能割舍。清人入关，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头发事关敌我，与生死相连。
曹操自己犯了军法，便要自刎，自刎不成，还要割发代首。虽然演义的作者对此不以为然，还要写诗讽刺一番，但站在今天的立场看，这曹孟德委实了得也，委实了不得也。惟有此等行为，方显出其真心爱民的君主气派。可惜演义的作者不作此想，他认为，曹操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诈术而已，所谓十万貔貅十万心，一人号令众难禁。
拔刀割发权为首，方见曹瞒诈术深。
但即使是诈术，也不简单。为什么这样的诈术，董卓就不能用呢？袁术就不会用呢？袁绍就不肯用呢？甚至于连孙权、刘备也不见用呢？
成成败败话民心
是诈术不是诈术，是骗人不是骗人，检验起来，其实容易，关键看你敢不敢、肯不肯对自己开刀。曹孟德割发代首，是一个敢于向自己开刀的人。遥想当时情景，曹操既已割发，全军谁不紧张。一些文职谋士，或许本不惯骑马，此时此刻，尤其战战兢兢，不敢松缰绳一扣。那些能征惯战的猛将，亦无不小心翼翼，生怕万中偶生一错。许褚虽号为虎痴，但在这样的关头，却是一点也不肯犯”傻“的。
曹军万千如走索，是为真心爱民图。
这才是一幅好看的风景哩！只是千百年来，这样的风景无多！
⑶胜胜负负论军心
讲民心，还要讲军心，二者相互关联，但并非全然一码事的。
首先军心乱不等于民心也乱。昔日于禁率七军与关羽大战，就属于军心自乱，或者叫自乱军心。因为你乱了，所以对方才能从容不迫，淹你，捉你，让你先锋掉脑袋，主将做囚徒。
换句话说，七军被淹，不是七军不强，也不是庞德不勇，而是小人拨乱其间，主将助纣为虐。小人者谁，就是两个领军将校，一名董衡，一名董超。当七军未发之时，这二人就给于禁说小话，结果，于禁听信谗言，又跑到曹操那里诉说庞德不能做先锋的种种理由。到了前线，庞德与关羽大战，箭伤关羽，他们又怕庞德立功，急急忙忙鸣金收兵。庞德搦战，蜀军闭门不出，他们又不许庞德劫营，只是推三推四，不肯动手。后来天气大坏，曹兵扎营之处，又十分不妥，他们对庞德的警告，更是听也不听。如此三番五次，终于酿成大过错，弄成一个全军覆没的可悲下场。
七军虽然被淹，但魏国的民心尚属稳定，所以消息传来，虽然不免在决策层中引起一片惊慌，司马懿却说，不要紧的，这不是出战的过错。所谓三军心乱而民心不乱，虽败犹能转胜。
但这不等于军心不重要，相反，历史规律证明，凡是军心一乱，接着的便是失败。例如韩遂、马超起兵反曹，打了不少胜仗。曹操面对强悍的西凉兵，看出速战不能成功，硬拼也不是办法，于是妙施反间计。果然韩、马反目。曹操抓住时机，很快转被动为主动，将马超的精锐之师悉数打败。
更可怕的，则是民心失军心亦失。这局面一旦出现，几乎是不可逆转的。这也就是说，军心乱民心不乱，还可以补救；如军心未乱，民心先乱，则最终的结果必将导致军心亦乱，再下一步，就是失败了。《三国演义》一书中，反映这观念的最有说服力的实例，乃是吕蒙白衣袭荆州、关云长败走麦城这一著名战役。
战前的关羽，气势正盛。方才水淹了七军，在曹操，已有迁都之议；在关羽，则不免踌躇满志，有乘胜追击之慨。此时对关羽用兵，实在并非一个上好的时机。
然而，有一胜不如有一算。前有吕蒙，后有陆逊，深思熟虑，仔细斟酌，终于夜袭荆州，一战先胜，再战全胜。不但把孙权梦寐以求的荆州顺利夺回，把不可一世的关羽军消化殆尽，还活捉了关氏父子，加上后来的彝陵之战，奠定了东吴西部边疆数十年无战事的安定局面。
东吴获胜不是一个方面的原因。
在战略上，首先有曹操的帮助，关羽在前线与曹仁相拒，进不能胜，退不能走，成胶着之状。曹操又派大将徐晃引兵驰援，更加大了关羽的压力，坚定了曹仁必胜的信心。昔日赤壁大战，孙刘联合，对抗曹操，才有后来的胜利。彼时的关羽，以实力论，绝对不及当初的孙刘联军，他却硬要两面作战，显然处在极为不利的局面。这局面从表面上看，似乎并未显著，而关羽又是极为骄傲自负之人，对其中的危险，更是无所顾忌。
在战术上，吕蒙、陆逊，又有极妙的运用。先是吕蒙托病。吕蒙是东吴名将，吕蒙不病，关羽不能十分放心，吕蒙一病，关羽大喜。陆逊替代吕蒙，关公并不把他放在眼里。偏这陆逊乖巧，好言卑词给关羽通信，以求两家之好，结果使原本骄傲的关羽更其骄傲，已经放松的警惕不免更其放松，加上前方吃紧，便调荆州兵到前线增援。
成成败败话民心
荆州空虚，又天降大雪，于是吴兵在吕蒙、陆逊指挥下，扮做客商，身穿白衣，夜袭荆州。此所谓白衣渡江。荆州到手，又诱降公安的傅士仁，劝降南郡的糜芳。此时，荆州大势已决，关羽纵有回天之力，业已无可奈何花落去矣。
奇异的是，荆州防线，久经经营，关羽之军身经百战，何以吴军一战成功，而关羽之师瞬息土崩瓦解，先是拒守小城麦城，很快连麦城也呆不下去了，只剩几十骑人马走小路奔逃，结果被擒被杀。
孙吴取胜，有多种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吕蒙、陆逊争取了人心。惟有人心归顺，才是真正的安定，也惟有争取了民心军心的支持，关羽军才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
吴军争取荆州人心动摇关羽军心的办法大略有三。
一是既入荆州，马上保境安民，秋毫无犯，书中写道吴兵齐入，袭了荆州。吕蒙便传令军中：”如有妄杀一人，妄取民间一物者，定按军法。“且不但有言，而且有行，令传得及时，则民心易定，行做得坚决，故民信大增。
一日，大雨。蒙上马引数骑点看四门。忽见一人取民间箬笠以盖铠甲，蒙喝左右执下问之，乃蒙之乡人也。蒙曰：”汝虽系我同乡，但吾号令已出，汝故犯之，当按军法。“其人泣告曰：”某恐雨湿官铠，故取遮盖，非为私用。乞将军念同乡之情！“蒙曰：”吾固知汝为覆官铠，然终是不应取民间之物。“叱左右推下斩之。枭首传示毕，然后收其尸首，泣而葬之。自是三军震肃。
虽然不是为了私利，又是吕蒙同乡，但因为他取了民间之物，还是要军法从事，这样的举措，在彼时彼地，自然深得人心。
二是荆州原有官吏，依旧任职。
这件事又做得好。书中特别提到潘。《三国演义》对潘大为不满，说他好酒误事，还说赵累曾劝说关羽勿用此人。赵累说他贪杯，他果然贪杯，说他误事，他自然误事。其实，潘原本是个很有才干的将军，只是刘备关羽不曾发现他的才能，更未予以重用。倒是孙权发现他能力不凡，而且为请他出山理事，费了精神。据《江表传》记载，孙权得了荆州，荆州官吏尽皆归附，惟有这潘不曾归顺，称病在家，不与孙权见面。他不见孙权，孙权偏要见他。他不是有病吗？好，就叫人抬着床到他家里接他出来。那潘还是趴在床上不起来，”涕泣交横，哀咽不能自胜“。也真难为孙权这位碧眼江东之主，他一面好言安慰潘，一面让身边的近人用手巾给潘擦脸。潘这才下地拜谢。于是任潘为治中，”荆州诸军事，一以谘之“。
《三国演义》不这样写，只说权劳军毕，”任命潘为治中“。但这就有了疑问，潘在关羽手下喝酒、误事，到了孙权手下，便能安治荆州。个中原委，可能解释得清？
三是善待关羽家属，”另分别宅，不许闲人搅扰“。
这显然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举措。惟有善待其主，才能善待其卒。于是又有了第四，善待随关羽出征的军卒家属。书中写道吕蒙在荆州，传下号令：凡荆州诸郡，有随关公出征将士之家，不许吴兵搅扰，按月给与粮米；有患病者，遣医治疗。将士之家，感其恩惠，安堵不动。
适当此时，关羽遣使至荆州，质问吕蒙为何违约。使者入城，吕蒙以宾礼相待，设宴接风，又送至馆驿安歇，凡此种种，真正做得有理有利有节。虽然夺取荆州获得大胜利，却不骄傲，故而对来使以礼相接；而且还要给使者留下美好印象，故而设宴款待。宴会已罢，又送馆驿安息。馆驿者，接待外宾之地也，送馆驿便证明自己是荆州之主。如此看来，吴下阿蒙，是有心人也。
更可怕的是，”于是随征将士之家，皆来问信，有附家书者，有口传音信者，皆言家门无恙，衣食不缺“。
这使者便把这些消息统统带回关羽军中，而关羽不明利害，不思对策，还要”喝退使者“，自摆威风。”使者出寨，众将皆来探问家中之事，使者具言各家安好，吕蒙极其恩恤，并将书信传送各将。各将欣喜，皆无战心。“成成败败话民心”各将欣喜，皆无战心“，这就是军心的动摇。如此而已，岂有它哉。关羽不败，更待何时？
中国古来传统，最是重视主帅，最是轻视士兵。为古代皇帝、主帅、将军、谋士作传的书可说多而又多，而为普通士兵记事的书，却少而又少。《三国演义》当然也不例外，连《水浒传》都不例外，《西游记》更不例外。最喜欢玩弄大将军八面威风的把戏，动辄讲万人敌，讲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讲赵子龙在长坂坡大战杀一个七进七出，讲张翼德一声断喝，吓退曹兵百万。然而，这都不足为信。
张翼德真的那么厉害，还要孙、刘联盟做什么？ 让他先生站在桥头一通儿猛嚷就是了。
传统文化轻视士卒，然而没有士卒的努力，则没有战争的胜利，没有士卒的牺牲，则没有国家的统一和安泰。俗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三国时代连年征战，死了多少人，然而，没有百姓的支撑，则民族早已沦亡，没有士卒的拼命，哪有魏、蜀、吴的兴起，更没有三国归晋。每思至此，不觉一叹。
《三国演义》讲解人心向背的情节，还有第120回。说的是晋国边防大帅羊祜与吴国守将陆抗的故事。全文用字不多，内容多从史书摘来，略加改写而已。文中写道一日，羊祜引诸将打猎，正值陆抗亦出猎。羊祜下令：”我军不许过界。“众将得令，止于晋地打围，不犯吴境。陆抗望见，叹曰：”羊将军有纪律，不可犯也。“日晚各退。祜归至军中，察问所得禽兽，被吴人先射伤者皆送还。吴人皆悦，来报陆抗。抗召来人入，问曰：”汝主帅能饮酒否？“来人告曰：”必得佳酿，则饮之。“抗笑曰：”吾有斗酒，藏之久矣。今付与汝持去，拜上都督：此酒陆某亲酿自饮者，特奉一勺，以表昨日出猎之情。“来人领诺，携酒而去。左右问抗曰；”将军以酒与彼，有何之意？“抗曰：”彼既施德于我，我岂得无以酬之？“众皆愕然。
打猎但不犯境，而且对方先射中的还要归还。你既归还我猎物，我就要赠送你美酒，这个就是礼尚往来。住邻居最好礼尚往来，做亲戚亦应礼尚往来，做朋友还须礼尚往来，但两国交界，先前也曾大战，日后还会交兵，这样的关系也该礼尚往来吗？这问题确实复杂，难懂。众人见了，皆要愕然。然而，这是正确的方略。两国相邻，正如邻里，与人为善，才是长久之计。那种以为动不动就要大战，动不动就要以势欺人，其实是最愚蠢的想法和做法。亲善才有人心，亲善并非示弱。善而能强，上上者也，弱而能善，也有正义优势。惟有使权术、弄狡诈，以杀人为乐，以作恶为荣，才是最最丑陋的。古人尚且如此，今人能不省焉？
但羊、陆来往，还不止此。且说羊祜收到酒，马上就喝，部将劝他小心，他说，陆抗不是下毒的人，用不着多疑。竟倾壶饮之，惟美味而已。
后来陆抗生病，羊祜知道了，还专门送药上门。吴军将领都劝陆抗不能吃敌方主将的药物，陆抗却说：”羊叔子难道是下鸠毒的人吗？“遂服之，竟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