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陆往来，边境安静。在羊一方，体现了大国主将的风操；在陆一方，也体现了弱国一方的节略。
然而，两方的皇帝却有不同的想法，晋武帝相信羊祜，吴帝孙却怀疑陆抗不忠。晋武帝信任羊祜，羊祜年老不能临战，他还欣然接受了羊祜推荐的伐吴人选——杜预。孙信不过陆抗，终于罢去陆抗兵权，降为司马，另任孙冀代领其军。
杜预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大将，孙冀却是一位缺德少才的庸人。晋、吴之战既不可避免，晋国灭吴便已成朝夕之事。
得人心者得天下，然而人心是会变的。想当初，曹操引数十万大军下江东，70万百姓追随刘备，可见刘氏集团是很得人心的。然而，曾几何时，关羽丢了荆州，荆州守卒竟一哄而散。可见此时的荆州政权，已经没了民心拥戴的基础。
决定战争的是人心，决定人心的是经济
成成败败话民心
战争胜负在于人心，前已言之。这似乎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自古以来，未见不得人心而可以安坐天下——或者竟然可以取得天下的。秦末大乱，以项羽为最强，雄视诸侯，没有敌手。刘邦势弱，虽兵入咸阳，却不能称王，鸿门宴上还着着实实紧张出一身冷汗。他功劳虽大，受封却惨，也只能忍气吞声，而且还要烧毁栈道，以示无东归之心。但最终的胜利者，不是项羽而是刘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刘邦得人心。
然而人心是一个变数，不是人家此时拥护你，就会永远拥护你。昔日项羽起义之时，也得人心。否则何以能够如此迅速地壮大。九战章邯，固然有他英勇无敌的一面，破釜沉舟，也显示了他必胜的决心。然而，船可以沉，锅可以砸，军心稳固与否，却是另一回事。有人心，然后可以破釜，可以沉舟。一旦失去军心，就是有船有锅，也不济事。后来与刘邦大战垓下，一夜楚歌，便使项羽军心动摇，作鸟兽散。由此可知，军心之重要更在谋略与战术之上。
人心是个变数，决定人心的，也有许多原因，例如政治清明、管理得当、生活安定、社会秩序良好等等。但在这诸多因素中，经济生活无疑是一个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深层的原因。
人心固然重要，也须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才行。
一时的困难，靠着士气可以解决，先不吃饭，灭此朝食。
短期的经济问题，靠着战术与谋略的成功也可以解决，有了胜利不愁没有饭吃，没有衣穿。
长期的经济困扰，则任何人心都有可能离散。人心饿了，他就没有精神再去管其他的事。不是英雄气短，而是饥肠辘辘，饿得两眼发蓝。
以荆州战役为例。旧时的人们，喜欢谈论关云长”大意失荆州“。大意固然是大意了，但如果仅仅因为大意才失掉荆州，那是把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关云长失荆州，有他本身的原因，有战略失误的原因，有吕蒙、陆逊谋略得当、运筹得计的因素，尤其有东吴争取人心、政治方面做得成功的原因。这些在前面已经说过了的。但还有一条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关羽连年征战，已经不得民心，吕蒙政策对路，正投民之所好，两相比较，民心背蜀汉而向孙吴，就成为必然的了。
关羽之前，孔明坐镇荆州，并不急于战事，甚至根本不考虑主动作战。对东吴当然需要保持盟友关系，有了矛盾，也讲策略，能和则和，不能和则做出一些让步。总而言之，是顾大计而不争小节，是深知”小不忍则乱大谋“这一理念的价值的。对曹军也不挑衅，既没有发动围襄阳战樊城的战役，也没有引来于禁、徐晃的大军压境。彼时的孔明一心在于治理荆州，养精蓄锐，支援刘备，志在西川。所以，诸葛亮守护荆州没有轰轰烈烈，却是平平安安。显然，在赤壁大战之后，取这样的政策是深得民心的，关云长反其道而行之，大败身亡有其必然性。
经济决定人心，而促成经济成败的基础性条件也不少。例如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与体制的关系，与管理的关系，与自然气候条件的关系，与军事的关系。这里着重讨论经济与军事的关系。
经济与军事关系重大，而且二者的因果效应表现得最为直接和立竿见影。因为军事行为乃是最为耗费钱粮的一种行为。而没有足够的钱、粮，则任何战争都难于坚持，更遑论取胜。所以现代人说，现代战争实际上是一场拼技术拼后勤的战争。其实古代战争，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人们才说”功高莫过于救主，计毒莫过于劫粮“。
经济衰败则动摇民心，粮草不继则动摇军心。
尤其在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生产条件下，所谓经济问题，主要是吃穿问题，特别是吃的问题，即粮食问题，粮与战即民与军的关系表现得尤为典型，尤为重要，尤为关键，也尤为难处置。
然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老脾气，最喜欢谈论政治，谈论仁义廉耻，谈论英雄业绩，谈论治国得失，对于最最基础的经济问题，对不起，我们中国人生来清高，不关心这等俗事。
成成败败话民心
其实，并非老百姓不关心吃穿，而是儒学传统志在礼教，对此兴趣无多。表现在《三国演义》上，就是对*、军事战略、英雄壮举、战场厮杀，最有兴趣。对于背后的经济背景、经济生活，往往一笔带过，不肯多作分析。
饶其如此，读者还是可以通过种种蛛丝马迹，分析出粮食问题对于历次大战都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三国演义》中最著名的人物，乃是曹操与诸葛亮，或许可以说，前半部书的主线乃是曹操，后半部书的主线就是诸葛亮。然而粮食问题，正是困扰这两位人物最重大的问题。他们的胜利与解决粮食问题因果相关，他们的失利也与粮食问题密不可分！
粮食问题困扰曹操，在《三国演义》上有典型的表现。而且历次征战，都没有办法真正摆脱这粮食问题的重大压力。征张绣时有粮食问题，征吕布时有粮食问题，与袁绍大战更有粮食问题。《三国演义》从不同角度对曹操如何处理这一胜负攸关的大问题作了生动有力新鲜活泼的艺术表现。其目的在于告诉世人，这曹操虽然诡计多端，多谋善断，却不是一个好东西。
借头示众的粮食计
第一次生动的表现，出现在《三国演义》第17回，曹操领17万大军，先征吕布，再征讨袁术之时—
却说曹兵十七万，日费粮食浩大，诸郡又荒旱，接济不及。操催军速战，李丰等闭门不出。操军相拒月余，粮食将尽，致书于孙策，借得粮米十万斛，不敷支散。管粮官任峻部下仓官王入禀操曰：”兵多粮少，当如之何？“操曰：”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依命，以小斛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听，无不嗟怨，皆言丞相欺众。操乃密召王入曰：”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头以示众耳。“曹操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军心的重要他能不知道吗？克扣口粮必定引起军队的不满，他自然也是清清楚楚的。然而，确实没办法了。没有办法，只好别想歪招，于是便想出这样恶毒的诡计。但看曹操一生为人，这事情虽然于史无征，但他确实办得出来。
杀了王，换用大斛，于是先节约了粮食，后又换来了人心。曹操不失时机，下死令攻城，而且亲临城下，”下马接土填坑“。结果”军威大振“，”斩关落锁“，将李丰、陈纪、乐就、梁刚等袁将生擒。
曹操打了胜仗，本应一鼓作气，穷追袁术，然而不行，为什么呢？还是粮食问题。所以当他商议继续进兵时，荀就劝他说：”年来荒旱，粮食艰难，若更进兵，劳军损民，未必有利。不若暂回许都，待来春麦熟，军粮备足，方可图之。“加上其他原因，只好就此回兵。
火烧乌巢的战斗经
官渡大战，粮食问题尤为严重，而且曹军已经到了几乎绝粮的程度。此时此刻，对曹操而言，军粮就是生命。对袁绍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然恰在此时，有了袁军粮食消息。曹操如获至宝，朝不待夕，部署劫粮。
官渡大战，尽管有多少精彩环节，但起决定作用的，乃是乌巢劫粮。而围绕着这一劫粮行为，生出多少与双方性命相关的大事，其间袁、曹的个性、才智、能力和胆识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里删繁就简，只说曹军已到乌巢粮所，袁军却又杀来。此时若曹操分兵，则可能既烧粮不成，又迎敌不胜。好曹孟德，当此万分紧急之时，偏能速断速决，找到最佳处置方案。书中写道及到乌巢，四更已尽。操教军士将束草周围举火，众将校鼓噪直入。时淳于琼方与众将饮了酒，醉卧帐中；闻鼓噪之声，连忙跳起问：”何故喧闹？“言未已，早被挠钩拖翻。眭元进、赵睿运粮方回，见屯上火起，急来救应。曹军飞报曹操，说：”贼兵在后，请分军拒之。“操大喝曰：”诸将只顾奋力向前，待贼至背后。方可回战！“于是众军将无不争先掩杀。一霎时，火焰四起，烟迷太空。眭、赵二将驱兵来救，操勒马回战。二将抵敌不住，皆被曹军所杀，粮草尽行烧绝。
分兵拒之，则左支右绌，集中精力，则左右逢源。既烧了粮草，又败了援军。乌巢火起，便是一个信号，曹军将胜，袁军必败。
粮草问题，事关重大，虽智如曹操，也不是全能解决好的。
赤壁大战时，就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攻取汉中后又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虽然，从《三国演义》上看，这两次战争，都没有特别强调粮草问题。赤壁之战，按曹操自己的说法，是”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郎小儿成名“。是否真如曹操所言，值得研究。但曹操确实打了败仗，否则也就不会横使周郎小儿成名了。问题的关键在于曹操是怎么失败的？他失败的原因何在？
是仅仅因为”值有疾病“吗？恐怕不是。疾病会有的，北方人初到南方，因水土不服，流行时疫，或是有的。但即使是时疫，也不是黑死病，恐怕没有这么厉害。况且彼时正值隆冬，也不是时疫流行的季节。加上，曹军从征的文、武官员极多，未见有因病死去的，也不见因病不能带兵理事的。总不能说时疫只是在士兵中流传，曹军将领连一个生病的都没有吧，这个是说不过去的。
曹操不全然是被打败的，83万曹军—我们姑且照这个数字理解，全被东吴的大火吞没，或者连烧带杀，死亡大半，也不可能。如果是这样，那后果就不是三足鼎立了，而是孙、刘乘胜追杀、统一中原了。这一点，前面已然有过分析。
时病也是有的，周瑜的火也有点厉害，但更重要的原因，怕还是和粮草有关。曹军人数众多，而战事一时难于结束，粮草供应成为大问题，加上北方兵士不服水土，孙、刘联军又迭获小胜，于是从整个局势反复斟酌，那么，上策还是”孤烧船自退“，纵使周郎小儿浪得虚名，也顾不上了。
那么，曹军缺粮，孙、刘联军就不缺粮，显然双方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粮草对于双方可能都有困难，显然人多路远的一方更为困难。
人多本是好事，但人多，需要的粮也多，如果长期作战，势必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而传统农业，属于小农经济，军粮原本不多，长期耗用，则无力支持。曹军屯于江北，有数十万之众，不要说100万、83万、50万，即使30万人，供应全军的粮草，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旷日持久，战事无决，那么，只好烧船自退。
人多是好事，粮少却是难事。路远则无论如何不是好事，除非速胜。假如2000里外10万人出征，如果全靠自己的后方供粮，那问题就大了。10万人以每日人均2斤粮食算，则一天需要20万斤粮。后方用人力向前方送粮，则每人可背粮80斤，每天行程50里，则2000里路需要40天行程。背夫每天只许他吃1斤粮食，则到军之日，只剩下40斤粮食了。然而这40斤粮却不能全留给前方，因为这背夫还要回去。回去又是40天，假使还准许他每天吃1斤粮，那么好了，就把背来的40斤粮食拿回去正好。这也就是说，要么给背夫增加背粮的负担，要么让他们少吃粮食。即使背90斤，则每人可剩10斤给军队。这样，军中每天吃粮20万斤，则需要2万人送粮。而送粮的周期若以80天计，则需要160万人送粮。这个数字显然是太大了。所以《孙子兵法》对于远征的供应问题最为重视，最主张取粮于敌。然而，取粮于敌是容易的事情吗？中国古来少有远征他乡取粮他人的历史，固然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有关，也和中国小农经济的基础有关，就连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也要受小农经济基础的制约。而草原部落对内地的入侵，则不是这样的情况，他们只要能杀入中原，粮食问题便不成为问题，至少不再成为大问题。即使这样，速胜也是必要的，而游牧民族以骑兵为主，速胜既是战争的需要，也是骑兵的特性与特长。
火烧乌巢的战斗经
曹操从赤壁撤兵，而不像先前对待袁绍、吕布那样的死缠烂打，固然与时局的变化有关，和粮食供应也有必然的内在关联。
汉中退兵的难堪局
赤壁如此，后来在汉中与刘备作战，同样如此，刘备既得益州，汉中便成为必争之地，而后勤供应，优于曹操。曹操虽然在军事上并不输于刘备，但由中原向汉中送粮，却很是不便。能速战时，当时固守汉中是上佳选择；不能速胜时，便成进退维谷之势。所以《三国演义》写到此处，这样表示曹操的心境操屯兵日久，欲要进兵，又被马超拒守；欲收兵回，又恐被蜀兵耻笑；心中犹豫不决。适庖官进鸡汤，操见碗中有鸡肋，因而有感于怀。正沉吟间，夏侯入帐，禀请夜间口号。操随口曰：”鸡肋！鸡肋！“传令众官，都称”鸡肋“。行军主簿杨修，见传”鸡肋“二字，便教随行军士，各收拾行装，准备归程。有人报知夏侯。大惊，遂请杨修至帐中问曰：”公何收拾行装？“修曰：”以今夜号令，便知魏王不日将退兵归也。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不如早归。来日魏王必班师矣。“杨修聪明，猜到了曹操的心境，曹操一怒，把他杀了。尽管杀了杨修，该退兵还是得退兵。书中写曹操不想退兵的原因是怕脸面上不好看。 赤壁战役，败成那种模样，还要三次大笑。渭水之滨，袍子都扔了，胡子都割了，还要哈哈大笑。主动退兵，有什么脸面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久战不胜，后勤方面已经无法支持，再不退兵，不要说鸡肉—鸡肋，连鸡骨头怕也吃不上了。
粮食的困扰，对曹操远征的军队，自始至终，不能解决。三国中，东吴的粮食问题解决得最好，这固然和南方气候宜于种植水稻，水稻收成大于五谷与小麦有关，也和东吴的总体战略有关，他们没有什么远征，一心守住祖宗基业，守株待兔，免了风险。
六出祁山的经济命
曹操要统一全国，粮食问题十分突出，但曹魏毕竟是大国，三分天下，得守其二。蜀汉连年出征北魏，粮食问题更其严重。蜀汉又是一个小国，国小则人少，但兵却不能太少，其后勤压力显然更大。所以，尽管诸葛亮有大才，姜伯约身经百战，但无论六出祁山也好，九伐中原也好，至少从后勤供应这个层面看，也是没有成功的希望的。现以诸葛亮六出祁山为例。
六出祁山，多与粮草有关，而且越到后来，情况越是严重。
一出祁山，时日未久，马谡便丢失街亭，造成大败，军粮问题，还显得不算突出—没等到吃不上饭便已经败回去了。
二出祁山，中心是攻取陈仓。陈仓虽小，守将郝昭却十分厉害，以至于诸葛亮绞尽脑汁，想出种种办法而不能得手。直到郝昭去世，陈仓才破。不想死了郝昭，却又冒出一个王双。说王双英勇，简直天下无敌。陈仓难破，王双又来。然而，王双不是诸葛亮丞相的对手，被丞相略施小计，便令其人头落地。按理说，杀了王双，军心大振，就该乘胜进军才是。但诸葛亮不但没有进兵，反而要退兵了。为什么呢？因为没军粮了。——早就没粮食了，杀王双不过退中取胜罢了。所以当杨仪问他：”今已大胜，挫尽魏兵锐气，何故反欲收军？“诸葛亮回答说吾兵无粮，利在急战。 今彼坚守不出，吾受其病矣。彼今虽暂时兵败，中原必有添益；若以轻骑袭吾粮道，那时要归不能。今乘魏兵新败，不敢正视蜀兵，便可出其不意，乘机退去。所忧者但魏延一军，在陈仓道口拒住王双，急不能脱身。吾已令人援以密计，教斩王双，使魏人不敢来追。只今后队先行。
三出祁山，智取陈仓，又大破魏军，但丞相因为痛惜张苞，身染重病，只好回军。
四出祁山，重头戏是写与司马懿斗阵法，把司马懿杀得狼狈不堪，丑态百出。但恰在这时，朝廷中偏偏出了小人，鼓动刘禅，召回孔明。而这小人，不是别人，正是负责蜀军粮草的都尉苟安。《三国演义》上说，这”苟安好酒，于路怠慢，违限十日“。孔明大怒曰吾军中专以粮为大事，误了三日，便该处斩！汝今误了十日，有何理说？
苟安挨了责罚，便去投降曹军，司马懿让他回成都散布谣言，召回孔明。苟安奉命行事，果然大获成功。于是诸葛亮四出祁山无功而归。
但这事经不住推敲。苟安纵然是个天才间谍，投曹军需要多少时间？回成都又要多少时间？散布谣言还要多少时间？刘禅信了谣言，下诏书召回孔明，再要多少时间？前前后后，没有一两个月时间怕是不行。而孔明以斗阵大胜之兵，在此期间竟毫无作为，仿佛一心一意坐等刘禅下诏似的。看起来，谣言不是大问题，粮草才是大问题。
五出祁山，军事的中心乃是割麦，外在表现则是诸葛妆神，真正的收获是退军之时，杀了张。
这一次，粮食问题成为中心议题，而且孔明为着运粮还造了木牛流马。古人说到木牛流马，有叹息其失传者，有认为好东西不会失传，其实木牛流马就是独轮小车最初的样式。但无论如何，粮食问题已经成为蜀汉兵出祁山成败的关键，是没有疑问的了。
一方面，要造木牛流马运粮，更重要的是在当地收粮。你要收粮，司马懿当然不能同意。于是为着收粮，诸葛亮便想出妆神的妙计。
妆神退敌的过程，这个不去管他，只说毛宗岗评注《三国演义》，对粮食问题确有真知灼见。批注文字见诸《三国演义》第101回，”出陇上诸葛妆神，奔剑阁张中计“。毛宗岗写道或谓武侯妆神作怪，不过为割麦之计，毋乃为人所笑？予曰：不然。今天下之妆神作怪者，大抵类此矣。书符遣将，祷雨祈晴，使人群相尊奉，称其道法。无他故也，重口食也。烧丹炼药，却老延年，使人转相传述，指曰仙翁，无他故也，重口食也。杖锡升座，讲佛谈禅，使人疑为慧远再来，生公复出，无他故也，重口食也。歌姬舞妓，尽态极妍，使人疑为天上飞琼，山中神女，无他故也，重口食也。翰墨丹青，琴棋诸艺，穷工斗巧，竭智悉能，使人疑其笔下有神，腕中有鬼，无他故也，重口食也。星卜堪舆，医方杂术，推吉论凶，知生决死，使人疑其胸罗阴阳，心通造化，无他故也，重口食也。推而准之，比比皆是，何独笑一武侯哉？
六出祁山的经济命
为证明孔明割麦做得对，一连举了好些例子，而且不避神佛，面面俱到，可算毛宗岗的一大发明。毛宗岗又说君子读书至此，而叹粮之为累大也。兵以食为天，民亦以食为天。武侯割陇上之麦，迫于无粮耳。司马懿之不战，亦曰粮尽而彼自退耳。郭淮之请断剑阁，又曰截其粮道，则彼自乱耳。前者苟安之被责而兴谤，不过以解粮之过期；今者李严之遣书以相欺，亦不过为运粮之有缺。嗟呼！兵之需饷如此，而饷之艰难又如此，然则，将如之何哉？故国家兵未足必先足食，食不足无宁去兵。
这一段批语批得有根有据，令人信服。倘使孔明丞相见到这批语，也许会因为遇到隔代知音而潸然下泪的。其中心思想就是，”民以食为天，兵亦以食为天“。
六出祁山，诸葛亮总结以往经验，已经不再作速胜的打算，而是要驻军渭水，立意屯田。书中写道却说孔明在祁山，欲为久驻之计，乃令蜀兵与魏民相杂种田：军一分，民二分，并不侵犯，魏民皆安心乐业。
此事令司马懿心焦。然而，屯田不是一时可以见效的。而诸葛亮因为长期劳累，身体有病，已然无法支撑下去，终于在五丈原军中故去，终年54岁。应该说，诸葛亮是最刻苦、最勤奋、最谨慎小心又最得人心的政治家。他死之后，三军恸哭，路人设祭，在蜀中传颂为神。然而，不能取得伐魏的胜利，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双方实力悬殊，蜀国没有足够的力量，人员不足，钱、粮不备，虽鞠躬尽瘁，也只能死而后已。
其实，诸葛亮对此，是有认识的。他北伐中原之时，曾上表后主，这就是著名的《前出师表》。表中写道：”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危急存亡之秋“，讲的就是蜀国的形势；”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则是蜀汉的客观条件。条件如此恶劣，还要北伐中原，是需要极大的智慧和勇气的。然而，勇气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智慧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不要说一切问题，单一个吃的问题，就无法解决。所以，六出祁山，却落脚于屯田。可见，至少在小农经济时代，确实是吃饭的问题最大。
与小农经济时代相始终，农业与军事问题，即兵民问题，始终是一个最为基本的社会问题。这问题在平时已然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在发生或发动战争的时候，其意义更为重大，其地位更其重要。
无兵则必然战败，有兵无粮还是战败，兵少则难于取胜，兵多粮少亦难于取胜。所以，处理好兵与粮的关系，也就是兵与民的关系。前人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一点也不错的，而这里的民，至少在整个小农经济时代，指的主要是农民。只有把军队与农民的关系处理好，才能要兵有兵，要粮有粮，然后可以实战。
曹操统一北方，基础在于屯田，而罗贯中对曹军屯田之事未能引起重视，实在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魏之灭蜀汉，晋国吞并东吴，其基本原因也与其国力强大有关。即使如此，灭蜀与吞吴，情况依然有所不同。灭蜀还要靠奇袭，毕竟蜀道艰险，不速战不能成功。所以偷袭阴平，虽是大险，亦是必冒之险。如果战争久拖不决，恐怕胜负还要再议。
晋国灭吴，则显示出从容不迫之意。其首要原因，在于其国力更为强大，而且前线将士屯田成功，粮草不乏，这是其实行攻击的重要基础之一。《三国演义》介绍羊祜镇守襄阳的功绩时说某初到时，军无百日之粮；及至末年，军中有十年之积。
军无百日之粮，怎能长期作战。而军有十年之积，后勤自然不成问题。当然，只是粮草充沛，还不足以言战，但使用逆向思维，也可以说，粮草短缺，则根本无资格言战的了。《三国演义》的版本，几经更迭，至毛宗岗，定为100回。第一回便讲黄巾起义，最末一回又讲羊祜屯田。可说天下兴亡，因民乱而始，以民顺而终。没有民心与经济作保证，任你什么英雄也将毫无能为也。终不免”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巾“。
六出祁山的经济命
蜀汉形势如此，又能让诸葛先生怎么样呢？
改朝换代的四大原因
《三国演义》开篇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仿佛是一条无人可以逾越的规律。但看中国历史，由统一而分治，由分治而统一，或几百年一变，或几十年一变。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果然如此。
然而，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国家，非产生分治不可，甚至非分裂不可。内中的原因，不能不引起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不能不引起后人的深深思索。造成旧王朝灭亡的，概括地说，包括四个基本原因。
第一，内乱。内乱的因素也多。广义的界定，内乱可以认定为朝廷内部之乱，例如党争之乱，例如王权与相权的矛盾。狭义地考虑，所谓内乱，主要是宫廷之乱。而宫廷之乱，又包括因为太子势力过大造成的*，或者因为内宫与外戚勾结造成的*，还包括太监擅权造成的*，但最主要的，则是因为皇帝本人的昏聩无能，或者滥施*造成的内廷与国家之乱。
中国历史上，因为内廷之乱造成朝代灭亡与更替的史实最多。以至有人说，西汉亡于外戚，东汉亡于宦官，唐代既亡于宦官，又亡于割据。因此，自宋代开始，对于内廷之乱，特别重视，对宦官与外戚的行为严加约束，不容其有任何越轨的事情发生。然而，历史的讽刺在于，你管得住宦官，却管不住自己。说来说去，还是皇帝自己把自己推向了灭亡的深渊。从这个意义上，所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又可以认为，”话说天下大势，乱久必治，治久必乱“了。
第二，割据。割据即军阀割据。秦末就有军阀割据，但和后来的情况稍有不同。因为那时的军阀，大多是有封号的，先封诸侯，以后割据。但社会要求统一的力量强大，所以虽有割据，不能长久，七乱八乱，走向大治。
东汉亦亡于割据，割据成为主要社会问题，近人所谓”军阀割据，天下大乱“，正是三国时代的生动写照。
唐代同样亡于割据，安史之乱以后，皇帝的权威已然不复昔日景象。地方军阀势力日益强大，与朝廷的关系，和和打打，打打和和，终于不可收拾，酿成五代十国那样的混乱局面。
割据反映的主要是王权与军权的矛盾，所以到了宋代，对于军人特别警惕，采用各种方式，如最高军事长官由文官担任，实行督军制，高级军官定期调动，使兵不能识官、官也不能识兵，如此等等。宋代没有割据，就是北宋已亡、南宋立足未稳之时，各勤王之军，如韩世忠、岳飞、刘琦等人率领的军队，依然严格控制在朝廷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所以，岳家军虽声名显赫，但皇帝要杀岳飞，依然不是一件难事。
割据现象直到明代末期才又有所抬头，以后到了民国时期，又形成新的历史局面。
第三，起义。起义主要是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历代不绝，但有大小之别。大的农民起义，能致王朝于死命，所以，历代统治者对于农民起义，无不深恶痛绝。视起义军为盗匪，必须痛歼之而后快。但事实上，剿杀农民起义，并不简单。而农民起义的情况，又各个有异。所以，从其动机上看，统治者是对于任何起义都一定要痛而歼之的，而从其效果上看，虽拼命剿杀，也不见得成功。于是既有剿杀，也有招安，软硬兼施，交替使用。
第四，边患。边患是自西周以来就没有真正彻底解决过的大问题。周王朝东迁，就和边患有关。以后，战国时期，北方诸侯开始修筑长城。秦始皇统一六国，再修造统一的万里长城，这也和边患有关。汉武帝八次征伐匈奴，实际上就是边患之战。东汉讲和亲，和亲确实起了作用。但进入晋代，北方又乱，于是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乱华，成为中国古代史上一段极其惨烈的历史时期。边患在唐代未成大害，在宋成为亡国之恨，在明又成亡国之恨。边患问题之大，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诸如《杨家将》、《说岳全传》等书的风行，皆与边患有关。
上述四种大乱，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
改朝换代的四大原因
边患与农民起义有关，这是明代亡国经验所证明了的；割据也与农民起义有关，这是唐代亡国经验所证明了的。
而无论农民起义，还是割据，还是边患，皆与内乱有关，这是历代改朝换代的经验所证明了的。
由此看来，国家政事虽大，却又应了民间的一句俗话，即苍蝇不叮没缝的蛋。如果你皇帝是好的，国家机器本身没大问题，其运作是正常或者比较正常的，那么，农民起义就不会发生，就是发生了，也不能动摇国家的根基；割据自然也不会发生，发生了也容易纠正。那情形，就如同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一样。从而边患也不会成为太大问题，因为你强悍，我更强悍。你捣乱可以，想亡我国家，办不到，其结果就如同汉武帝北伐匈奴一样，不但把匈奴人逼至漠北，而且把他们赶向欧洲，从而为汉王朝迎来一段平静的边境局面。
四乱其实始于一乱。一乱就是内乱，而内乱首先发因于皇帝，或者因为皇帝无能，或者因为皇帝昏庸，或者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暴君，或者因为他年龄太小，不能理政，或者因为他选错了接班人。
乱自上作—话说亡国之君
金圣叹批注《水浒传》，一个著名的观点，叫做”乱自上作“，实在说到了筋节之处。若非乱自上作，天下人又安能乱之！中国传统，老百姓是最为听话不过的，上帝要他造反，他都不高兴听。中国老百姓造反，是实在没有活路了，但凡有一线生机，他也不会用造反的方式作为生存要求的。金圣叹在《水浒传》第1回就此批注道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一部大书七十回，而开书先写高俅，有以也。
乱自上作，尔后天下大乱，既是中国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一份深刻的历史教训，也是六大名著或曲或直以形象生动的人物、情节证明了的中国古代文明的缩影。
六大名著中，有三本书都与亡国之君密切相关。这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和《*》。《水浒传》写的是徽宗宣和年间的事，那时候，虽未亡国，但相距北宋灭亡不过10年时间了。《*》借《水浒传》的一个情节，借瓢水以成波澜，写的还是那一个时代的事情。不过写法更其细腻，生活气息更为浓厚罢了。那么，乱自上作，首恶便是宋徽宗。然而作者不肯写皇帝，却要大写奸臣，中国人的这种怪脾气，稍后再论。
写亡国之君写得好又写得也比较充分的还是《三国演义》。那么，就从三国的几位亡国人物说起。
因”小“而败的魏国之君
三国—魏、蜀、吴，亡就亡在接班人上，一个小，一个痴，一个坏。所谓”一个小“，说的是魏国。魏国开国皇帝是曹丕，但创立基业的是曹操。曹丕做皇帝时已经不年轻了。曹丕年龄不小，但他的孙子年龄就小了。因为他的寿命不长，儿子寿命又不长。他的才能比不过乃父，他儿子的才能又比不过他，可说是一代不如一代。但曹丕主持魏国国政，论本事还是有的，因此，国内政局也算稳定。但到了他孙子时，就不行了。《三国演义》对此有一段很动人情感的描写。事见《三国演义》第106回。且说曹睿病危，”急令使持节诏司马懿还朝“。君臣见面，字字痛切，曹睿”宣太子曹芳，大将军曹爽，侍中刘放、孙资等，皆至御榻之前“—
睿执司马懿之手曰：”昔刘玄德在白帝城病危，以幼子刘禅托孤于诸葛孔明，孔明因此竭尽忠诚，至死方休；偏邦尚然如此，何况大国乎？朕幼子曹芳，年才八岁，不堪掌理社稷，幸太尉及宗兄元勋旧臣，竭力相辅，无负朕心！“又唤芳曰：”仲达与朕一体，尔宜敬礼之。“遂命懿携芳近前。芳抱懿颈不放。睿曰：”太尉勿忘幼子今日相恋之情！“言讫，潸然泪下。懿顿首流涕。魏主昏沉，口不能言，只以手指太子，须臾而卒。在位十三年，寿三十六岁。
然而，曹氏的天下，终于断送在司马氏手中，其中摄取大权的就是这位托孤老臣司马懿。这不是说，司马懿生来狼子野心，天下第一坏种。看魏国当时的局面，确实也有很多捉摸不定的因素。这些因素，既不是八岁的曹芳可以左右的，也不是深谋远虑的司马懿可以随心所欲的。
魏后期形势，则吴、蜀尚在，战争不绝。魏国内的形势，则权出豪贵，非止一家。皇帝年幼，国家机器必然借重臣之手才能正常运转。重臣不止一人，而且他们身后又有众多的宗族、朋党势力存在。司马懿不把权力拿在手中，便可能成为砧板上的一块肉，他的家族便有危险。他既要把权柄夺到手，那么就非使用阴谋不可，非杀害政敌不可，又非拉拢支持者不可。其结果，不论他主观意愿如何，只能是架空了皇帝，进而把皇权变成了他家族的权力。
曹氏政权丢失，除去其他种种原因之外，外有强敌、内有重臣是其主要的原因。而曹芳年幼，则是造成这原因的原因。毕竟曹芳不是康熙大帝，司马懿不是鳌拜，而曹芳的母亲也不是孝庄皇太后。就是孝庄皇太后和康熙皇帝，他们想把失去的权力收回也并不容易。
因”痴“而败的蜀国之君
所谓一个痴，说的是蜀汉后主刘禅。
这个刘禅，差不多就是个笑料，但他也是孝子。他的惟一的优点，就是听刘备的话，信任诸葛亮，照诸葛亮的安排办事。诸葛亮在世时，他言听计从。诸葛亮死后，他依然照诸葛亮的安排，重用蒋琬、费，对于姜维，也是信任有加。姜维北伐中原不利，不是他不支持，而是当时的国力有限，执掌朝政的蒋琬、费对北伐的事情不肯全力支持。
刘禅做皇帝，无所作为。有了贤臣，还能坚持一气。后来，蒋琬死了，费也死了，于是小人抬头。姜维便感觉不安，以致避祸屯田，不再回朝。邓艾偷度阴平关成功，刘禅急忙让诸葛亮的儿子领军抵挡，不胜，魏国大军直逼成都。他马上没了主意—其实，他从来也不是一个有主意的人。于是，谯周这样的老臣便进言投降。当时的朝臣，并非人人主张投降，也有主张放弃成都，到南中七郡躲避的，也有主张投奔东吴的，也有主张决一死战的。主张决一死战的不是别人，乃是他的第五个儿子刘谌。更多的人，还是主张投降。在投降派中，谯周的态度尤其突出，讲的道理尤其动人。刘禅一想，想要活命，还是投降的好。所以尽管刘谌力争，他还是决定照谯先生的主意办。因为刘谌死谏，他命令近臣将刘谌”推出宫门，遂令谯周作降书，遣私署侍中张绍、驸马都尉邓良同谯周赍玉玺来雒城请降“。
刘备打天下，何等艰难，刘禅降敌，何等容易。刘备的这个儿子至少智商大有问题，即使不是个白痴，也有点半傻不俏。
刘禅的”事迹“，多发生在投降后，他传给后人的最主要的财富，乃是一则掌故—”乐不思蜀“。《三国演义》的作者虽然最是拥刘，但写到此时，也是无可奈何，因为刘禅的所作所为，实在出乎常人的意料之外。所以演义中写”乐不思蜀“的一段文字也特别具有文学性。且说后主投降，至洛阳，接受了魏国的封号—安乐公。次日，便带着随从人员到司马昭府下拜谢。
昭设宴款待，先以魏乐舞戏于前，蜀官感伤，独后主有喜色。昭令蜀人扮蜀乐于前，蜀官尽皆堕泪，后主嬉笑自若。酒至半酣，昭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至于此！虽使诸葛孔明在，亦不能辅之久全，何况姜维乎？“乃问后主曰：”颇思蜀否？“后主曰：”此间乐，不思蜀也。“须臾，后主起身更衣，正跟至厢下曰：”陛下如何答应不思蜀也？倘彼再问，可泣而答曰：‘先人故墓，远在蜀地，乃心西悲，无日不思。’晋公必放陛下归蜀矣。“后主牢记入席。酒将微醉，昭又问曰：”颇思蜀否？“后主如正之言以对，欲哭无泪，遂闭其目。昭曰：”何乃似正语耶？“后主开目惊视曰：”诚如尊命。“昭及左右皆笑之。
因”坏“而败的吴国之君
所谓一个坏，说的是孙皓。孙皓之坏，可比董卓，所以一部《三国演义》，从它的负面表现去看，却是从董卓开始，而至孙皓结束。百年奇遇，有此两端，能不恨欤？
《三国演义》写孙皓，不曾多用笔墨，但只寥寥几言，便把这个暴君的嘴脸勾画出来。前文曾引陆抗与羊祜彼此为邻，使晋、吴边境一片安然。不想孙皓有命，令陆抗”作急进兵，勿使晋人先入“。陆抗对使者曰”汝先回，吾随有疏章上奏。“使人辞去，抗即草疏遣人赍到建业。近臣呈上，皓拆观其疏，疏中备言晋未可伐之状，且劝吴主修德慎罚，以安内为念，不当以黩武为事。吴主览毕，大怒曰：”朕闻抗在边境与敌人相通，今果然矣！“遂遣使罢其兵权，降为司马，却令左将军孙冀代领其军。群臣皆不敢谏。吴主皓自改元建衡，至凤凰元年，恣意妄为，穷兵屯戍，上下无不嗟怨。丞相万、将军留平、大司农楼玄三人见皓无道，直言苦谏，皆被所杀。前后十余年，杀忠臣四十余人。皓出入常带铁骑五万。群臣恐怖，莫敢奈何。
三国态势，吴、蜀联合，或能共存，蜀亡则吴必亡。若遇贤主，尚能多支持几日，遇到孙这样的昏淫之君，正是晋人的大好时机。所以杜预、王的兵马一到，东吴的防线即刻瓦解。《三国演义》一段97年轰轰烈烈的历史，到此亦告一段落。
由此看来，储君—太子—问题，实在是一个大而又大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历代王朝，可以说没有一个能完全解决得好的。接班人的不良，则影响大矣。而按照中国封建王朝的老规矩，偏偏这个问题，外臣不能插言，百姓更不能过问。谁过问，谁就有大嫌疑、大麻烦。中国古来忠臣、贤相不少，但能过问这问题的人几乎一个没有。因为这不是他们该管的事。他们的职责，说到头，是希望早日确认储君，至于储君是谁，那全然是皇帝的权力。天下者，皇帝一人之天下。那么，决定接班人的只能是皇帝。如果换成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那么，决定接班人的就该是天下人。
按照第一个逻辑，天下既是皇帝一人的天下，找错了接班人，丢了天下也是活该。只是受苦受难最多的还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魏兵入蜀，蜀之西川大乱，连关羽的全家都让人杀光了，张翼都死在出川路上，老百姓的境遇可想而知。刘禅可以封个安乐公，跑到洛阳安乐去了，屈死的老百姓有谁管又有谁怜？
按照后一个逻辑，天下既然是天下人的天下，若天下人无权决定自己的管理者，那就是有其名无其实了。
更可怕的是，皇帝一人无道，死的不仅是他一人，而是整个国家。
无官不贪，天下怎能不乱
中国封建王朝的历代兴亡，有一个规律，即由乱而治，进度很慢，由治而乱，却变化很快。换句话说，由乱世走向治世，天下清明，不是一朝一夕，甚至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可以完成的事。而由治世走向乱世，却不需多少时间。”六大名著“没有本本都写皇帝，但本本都写贪官。贪官无所不在，大到王公，小到吏卒，上贪下也贪，大贪小也贪，你贪我也贪。贪风一起，便不可遏止，不但相互攀比，而且相互借鉴，不但相互勾结，而且相互倾轧。结果是，既有被贪官整倒的清官，更有被贪官整倒的贪官。那情形，好比何进死了，董卓来了，董卓还不如何进。董卓死了，李、郭汜来了，李、郭汜更狠如董卓。贪风如同洪水，当它未曾决堤的时候，好像只是一种酝酿，一种可能，一旦决堤，便成为极大的祸害，所谓祸国殃民的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