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职官志》：水部郎中，员外郎之职。凡天下造舟之梁四，《注》云：河则蒲津、大阳、河阳，洛则孝义。石柱之梁四，《注》云：洛则天津、永济、中桥，霸则霸桥。木柱之梁三，《注》云：皆渭川、便桥、中渭桥、东渭桥也。巨梁十有一，皆国工修之。其余皆所管州县，随时营葺。其大津无梁，皆给船人。量其大小、难易，以定其差。国工所修，为数甚少。故津梁济渡之便否，实视乎州县之能举其职与否也。造桥之技，似不如造船之精。《李昭德传》：初都城洛水天津之东，立德坊西南隅，有中桥及利涉桥，以通行李。上元中，司农卿韦机始移中桥置于安众坊之左街，当长夏门。都人甚以为便。因废利涉桥。所省万计。然岁为洛水冲注，常劳治葺。昭德创意，积石为脚，锐其前以分水势。自是竟无漂损。《良吏·韦机传》：孙景骏，神龙中，累转肥乡令。县北界漳水，旧有架柱长桥，每年修葺，景骏改造为浮桥。足见石柱、木柱之梁，工程均不甚坚实。《新书·地理志》：河中府河西县，有蒲津关，一名蒲阪。开元十三年（725），铸八牛。牛有一人策之。牛下有山，皆铁也。夹岸以维浮梁。其工程可谓甚巨。然《李固言传》云：领河中节度使，蒲津岁河水坏梁，吏撤笮用舟，邀丐行人。固言至，悉除之。则造舟之梁，亦有不安固者矣。《旧五代史·王周传》：周为定州，桥败，覆民租车。周曰：“桥梁不饬，刺史之过也。”乃还其所沈粟，出私财以修之。民庶悦焉。此虽为德政，然州县桥梁之不饬，亦于此可见矣。太宗征辽，诏所过水可涉者，勿作桥梁。《新书·高丽传》。张守珪北伐，次滦河，属冻泮，欲济无梁，贾循揣广狭为桥以济。《新书》本传。则偏僻之地，桥梁尤少。然济渡亦未见善。《旧五代史·崔棁传》：兄棆，闲居滑州。尝欲访人于白马津。比及临岸，叹曰：“波势汹涌如此，安可济乎？”乃止。白马为今古通津，乃使人临河而叹，得毋津吏亦有不尽其职者耶？
城市中路，为造屋者所侵，殆于古今一辙。《旧书·杜亚传》：出为扬州刺史。扬州官河填淤，漕挽湮塞，又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拥弊。亚乃开拓疏启，公私悦赖。《于頔传》：改苏州刺史。浚沟渎，整街衢，至今赖之。皆其事也。《宣宗纪》：大中三年六月，御史台奏义成军节度使韦让于怀真坊侵街造屋九间，已令毁拆讫。身膺旄节，而所为如此，不亦异乎？然侵占者恐正始于此等人。《五代史补》云：罗绍威有词学，尤好戏判。尝有人向官街中鞴驴，置鞍于地。值牛车过，急行，碾破其鞍。驴主怒，殴驾车者。为厢司所擒。绍威更不按问，遂判其状云：“邺城大道甚宽，何故驾车碾鞍？领鞴驴汉子科决，待驾车汉子喜欢。”词虽俳谐，理甚切当，论者许之。邺城大道果宽乎？若然，亦不过通都大邑，政令之力较强，侵占不致过甚，如清末南北京、保定、沈阳等地，街衢尚较小城市为宽耳。如韦让之所为，设非在长安，恐未易令其毁拆矣。故工商之侵占为蚕食，衣冠之侵占为鲸吞也。至于日久而地益繁盛，则其拥弊，恐有更甚于寻常城市者矣。周世宗之治大梁，取一切之法，见上节。盖亦有所不得已也。路工亦不坚实。庄宪太后崩，李翛为山陵桥道置顿使，灵驾至渭城北门，门坏，已见第八章第三节。《旧书·翛传》云：先是桥道司请改造渭城北门，翛以劳费不从。令深凿轨道以行。掘土既深，旁柱皆悬，因而顿坏。掘土而损及城门旁柱，路基之不坚实可知。
街衢之旁，尚多植树，此则胜于后世者也。刘世龙说唐高祖伐六街树为樵，已见第十九章第一节。《旧书·玄宗纪》：开元二十八年正月，两京路及城中苑内种果树。《僖宗纪》：广明元年四月甲申朔，大风。拔两京街树十二三。东都长夏门内古槐，十拔七八。宫殿鸱尾皆落。《吴凑传》：官街树缺，所司植榆以补之。凑曰：“榆非九衢之玩。”亟命易之以槐。及槐阴成而凑卒，人指树而怀之。皆官街有树之证。《范希朝传》：为振武节度使。单于城中旧少树。希朝于他处市柳子，命军人植之。俄遂成林。居人赖之。则虽边方，亦有能留意于此者矣。
门、关之政，唐制掌于司门郎中、员外郎。凡关二十有六。新旧《志》同。《新书·太宗纪》：武德九年八月，废潼关以东濒河诸关。《武后纪》：长安三年十二月，天下置关三十。则亦时有废置。为上、中、下之差。京城四面有驿道者为上关，无驿道及余关有驿道者为中关，他皆为下关。上、中关有令、丞，下关但有令。关呵而不征。入一关者，余关不讥。蕃客往来，阅其装重。司货贿之出入。其犯禁者，举其货，罚其人。阑遗之物，揭于门外，榜以物色，期年没官。凡度关，先经本部、本司请过所。在京则省给之，在外则州给之。虽非所部，有来文者，所在亦给。出塞逾月者给行牒。猎手所过给长籍，三月一易。兼据新旧《志》司门职文。《十七史商榷》云：《旧志》关令，凡行人车马，出入往来，必据过所以勘之，语本《六典》。《新》作车马出入，据过所为往来之节，改得殊不如《旧》。又有所谓公验者。《隋书·高祖纪》：开皇十八年九月，敕舍客无公验者，坐及刺史、县令。《通鉴》：唐宣宗大中六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度僧不精，则戒法堕坏。造寺无节，则损费过多。请自今诸州准元敕许置寺外，有胜地灵迹许修复。繁会之县，许置一院。严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阙，则择人补之。仍申祠部给牒。其欲远游寻师者，须有本州公验。”从之。《注》云：“公验者，自本州给公文，所至以为照验。”《旧书·德宗纪》：贞元八年闰十二月，门下省奏：“邮驿条式，应给纸券，除门下外，诸使、诸州，不得给往还券。至所诣州府纳之，别给俾还朝。常参官在外除授，及分司假宁往来并给券。”从之。往还券亦公验之类。然持之太久，流弊必多，故禁之也。《旧史·梁太祖纪》：开平三年十月，诏以寇盗未平，凡诸给过所，并令司门郎中、员外郎出给，以杜奸诈。四年十一月，诏曰：“关防者，所以讥异服，察异言也。况天下未息，兵民多奸，改形易衣，觇我戎事。比者有谍，皆以诈败，而未尝罪所过地。叛将逃卒，窃其妻孥而影附使者，亦未尝诘其所经。今海内未同，而缓法弛禁，非所以息奸诈，止奔亡也。应在京诸司，不得擅给公验。如有出外须执凭繇者，其司门过所，先须经中书、门下点检。宜委赵光逢专判出给。俾繇显重，冀绝奸源。仍下两京、河阳及六军诸卫、御史台，各加钤辖。公私行李，复不得带挟家口向西。其襄、邓、鄜、延等道，并同处分。”可见其重之之由矣。然其事亦难严行。《新史·杨邠传》：邠虽长于吏事，而不知大体。以故秉大政而务苛细。凡前资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给过所然后得行。旬日之间，人情大扰。邠度不可行而止。其明验矣。
关虽云呵而不征，后亦不能维持。《新书·张知謇传》：弟知泰，武后革命，奏置东都诸关十七所，讥敛出入。百姓惊骇。樵米踊贵。卒罢不用。议者羞薄之。《旧书·崔融传》：长安三年（703），有司表税关市。事条不限工商，但是行人尽税。融上疏谏，则天纳之，乃寝其事。融疏有曰：“关必据险路，市必凭要津。富商大贾，豪宗恶少，轻死重义，结党连群，暗呜则弯弓，睚眦则挺剑，小有失意，且犹如此，一旦变法，定是相惊。乘兹困穷，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惟流逆齐人，亦自搅乱殊俗。又如边徼之地，寇贼为邻。兴胡之旅，岁月相继，傥同科赋，致有猜疑，一从散亡，何以制禁？”又云：“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苞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铺纳税，纳税则检覆，检覆则迟留，此津才过，彼铺复止。非惟国家税钱，更遭主司僦赂。船有大小，载有多少，量物而税，触途淹久。统论一日之中，未过十分之一。因此拥滞，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则万商废业，万商废业，则人不聊生。其间或有轻訬任侠之徒，斩龙刺蛟之党，鄱阳暴虐之客，富平悍壮之夫，居则藏镪，出便竦剑。加之以重税，因之以威胁。兽穷则搏，鸟穷则攫，执事者复何以安之哉？”其辞可谓危矣。然肃宗时，李巨为东京留守，于城市桥梁税出入车牛等钱，颇有乾没，士庶怨。韩滉为镇海，泾师之乱，命所部闭关梁，禁牛马出境。而大中时，方镇且设邸阁居茶，横赋商人。见第一节。至于孔谦，则竟障塞山谷径路矣。
门禁亦司门掌之。凡著籍，月一易之。流内记官爵姓名，流外记年齿状貌，非迁解不除。凡有名者，降墨敕，勘铜鱼、墨契而后入鱼、契之制，见《新书·车服志》。
巡警之务，属于金吾、千牛二卫，见《新书·百官志》：德宗尚苛伺，中朝士相过，金吾辄飞启，宰相至阖门谢宾客，事见第七章第六节。阎知微之使突厥，裴怀古监其军。默啜胁知微称可汗，又欲官怀古。怀古不肯拜。囚军中。因得亡。而素尫弱，不能骑，宛转山谷间，仅达并州。时长史武重规纵暴，左右妄杀人取赏。见怀古至，争执之。有果毅尝识怀古，疾呼曰：“裴御史也。”乃免。其司苛察者，亦军人也。吴元济禁偶语于道，夜不然烛，酒食相馈遗者，以军法论。《新书·裴度传》。朱泚亦禁居人夜行。三人以上，不得聚饮食。果何益邪？刘瑑，宣宗时为宣武节度使，下令不何止夜行，使民自便，境内以安。世岂有专务司察，而可以为治者哉？
儒家之不达时务，莫过于不知社会之变迁，谓商业可以禁遏，欲驱天下而复返诸农。率是见也，遂并交通而亦欲阻塞之矣。如苏威是也。《隋书·李谔传》云：威以临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业污杂，非敦本之义。遂奏高祖，约遣归农。有愿依旧者，所在州县，录附市籍。仍撤毁旧店。并令远道限以时日。正值冬寒，莫敢陈诉。谔因别使，见其如此，以为四民有业，各附所安。逆旅之与旗亭，自古非同一概，即附市籍，于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托，岂容一朝而废？徒为劳扰，于事非宜。遂专决之，并令依旧。使还诣阙，然后奏闻。高祖善之，曰：“体国之臣，当如此矣。”逆旅之不可废，潘岳论之已详，威岂未之见邪？《旧书·马周传》：西游长安，宿于新丰逆旅。主人惟供诸商贩而不顾待。周遂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独酌。主人深异之。《杨再思传》：少举明经，授玄武尉、充使诣京师，止于客舍。会盗窃其囊装。再思邂逅遇之。盗者伏罪。再思谓曰：“足下当苦贫匮，至此无行。速去，勿作声，恐为他人所擒。幸留公文，余财尽以相遗。”盗者赍去。再思初不言其事。假贷以归。冯定诣于頔，不留而去，頔惭，驰载钱五十万谢之，定亦饭于逆旅，复书责以贵敖，而返其遗。李勉游梁、宋，与诸生共逆旅，已见第十九章第五节。《张裼传》：释褐寿州防御判官。于琮布衣时，客游寿春，郡守待之不厚。裼以琮衣冠子，异礼遇之。琮将别，谓裼曰：“吾饷逆旅翁五十千，郡将之惠，不登其数，如何？”裼方奉母家贫，适得俸绢五十匹，尽以遗琮。约曰：“他时出处穷达，交相恤也。”举此数事，足见当时依于逆旅者之多。《文苑·崔咸传》：父锐，初佐李抱真为泽潞从事。有道人，自称卢老，曾事隋朝云际寺李先生，豫知过往未来之事。属河朔禁游客，锐馆之于家。一旦辞去。且曰：“我死，当与君为子。”因指口下黑子，愿以为志，咸之生也，果有黑子，其形神即卢老也。父即以卢老字之。禁游客之时，当不能复舍逆旅，然亦游客为然，工商者未必然也。高崇文之讨刘辟，军至兴元，军中有折逆旅匕箸，斩之以徇。朱泚走泾州，田希鉴拒之，泚亦更舍逆旅。则虽行师之际，亦有依之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