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之世，唐禁卫之名犹存，而其实权又移于他司，遂为宋制之本。欧《史·康义诚传论》曰：“当唐之末，方镇之兵多矣。凡一军有指挥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诸军，又有马步军都指挥使一人，盖其卒伍之长也？自梁以宣武军建国，因其旧制，有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唐因之。至明宗时，始更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当是时，天子自有六军、诸卫之职，六军有统军，诸卫有将军，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军诸卫事。此朝廷大将，天子国兵之旧制也。而侍卫亲军者，天子自将之私兵也。推其名号可知矣。天子自为将，则都指挥使，乃其卒伍之都长耳。然自汉、周以来，其职益重。汉有侍卫司狱。凡朝廷大事，皆决侍卫狱。是时史弘肇为都指挥使，与宰相、枢密使并执国政，而弘肇尤专任，以至于亡。然是时，方镇各自有兵，天子亲军，犹不过京师之兵而已。今方镇名存而实亡，六军诸卫又益以废，朝廷无大将之职，而举天下内外之兵，皆属侍卫司矣。则为都指挥使，其权岂不益重哉？亲军之号，始于明宗。其后又有殿前都指挥使，亦亲军也。皆不见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皆分属两司矣。”此自五代至宋之变迁也。都指挥使之名，所用亦甚广。《通鉴》：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晋王以蕃汉都指挥使周德威为行营都指挥使，率铁林都指挥使安元信等，以救潞州。《注》云：伍季之世，诸镇各有都指挥使，而命官之职分，有不同者。如周德威为蕃汉都指挥使，则蕃汉之兵，皆受指挥；行营都指挥使，则行营兵皆受指挥；铁林都指挥使，则铁林军一都之指挥使耳。读史者宜各以义类求之。
五代时，整顿军政者，起于周世宗。薛《史·本纪》：显德元年二月，“诏诸道募山林亡命之徒有勇力者，送于阙下。仍目之为强人。帝以捷勇猛之士，多出于群盗中，故令所在招纳。有应命者，即贷其罪，以禁卫处之。至有朝行杀夺，暮升军籍，仇人遇之，不敢仰视。帝意亦患之，其后颇有不获宥者。十月，大阅。帝亲临之。命今上一概简阅。选武艺超绝者，署为殿前诸班。复命总戎者自龙捷、虎捷以降，周太祖广顺元年（951），改侍卫马军曰龙捷左右军，步军曰虎捷左右军，见《五代会要》。一一选之。老弱羸小者去之。”其策皆宋世所沿也。
唐末五代，有一极残暴无道之事，黥兵士之面是也。《通考·兵考》：“梁太祖开平元年（907），初帝在藩镇，用法严。将校有战殁者，所部兵悉斩之，谓之拔队斩。士卒失主将者，多亡逸不敢归。帝乃命凡军士皆文其面，以记军号。军士或思乡里逃去，关津辄执之，送所属，无不死者，其乡里亦不敢容，由是亡者皆聚山谷为盗，大为州县之患。至是，诏赦其罪。自今文面者亦听还乡里。盗减什七八。”此文出《五代史补》，《通鉴》亦采之。又引吴氏《能改斋漫录》曰：“《五代史·刘守光传》：天祐三年（906），梁攻沧州，仁恭调其境内，凡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士人则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得二十万人。此据薛《史》。欧《史》亦载此事，而辞较略。《通鉴》云：下令境内：军发之后，有一人在闾里，刑无赦。或谏曰：“今老弱悉行，妇人不能转饷。此令必行，滥刑者众矣。”乃命胜执兵者尽行。得兵十万。薛《史·赵凤传》云：幽州人也。少为儒。唐天祐中，燕帅刘守光尽率部内丁夫为军伍，而黥其面。为儒者多为僧以避之。凤亦落发，至太原。故苏明允《兵制篇》曰：屯田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而后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至于五代，燕帅刘守光又从而为之黥面涅手，自后遂以为常法，使之不得与齐民齿。余按陶岳《五代史补》，乃云：健儿文面，自梁太祖始。梁、燕皆同时，则文面又不特始于仁恭也。”愚按薛《史·朱汉宾传》云：梁祖之攻兖郓也，朱瑾募骁勇数百人，黥双雁于其颊，立为雁子都。梁祖闻之，亦选数百人，别为一军，号曰落雁都，署汉宾为军使。当时目为朱落雁。梁攻兖郓，起于景福元年（892），越六年，为乾宁四年（897），而朱瑾亡奔淮南，尚在天祐三年（906）之前九年。然则梁祖之黥其士，确在刘仁恭之前；事果始于落雁都，则朱瑾之黥其士，又在梁祖之前也。然处相同之境地中，恒易为相同之事，亦不必相师耳。
唐兵之种类甚多。《旧书·职官志·兵部》云：“凡兵士隶卫，各有其名。左右卫曰骁骑，左右骁卫曰豹骑，左右武卫曰熊渠，左右威卫曰羽林，左右领军卫曰射声，左右金吾卫曰佽飞。东宫左右卫率府曰超乘，左右司御率府曰旅贲，左右清道率府曰直荡。总名曰卫士。”此皆来自折冲府者。又曰：“凡左右金吾卫有角手，诸卫有弩手。”此亦卫士，而以其技名。又曰：“左右羽林军有飞骑及左右万骑、骑。天下诸军有健儿。凡关内有团结兵。秦、成、岷、渭、河、兰六州有高丽、羌兵。黎、雅、邛、翼、茂五州有镇防团结兵。天下诸州差兵，募取户殷丁多，人材骁勇。选前资官、勋官部分强明，堪统摄者，节级擢补主帅以领之。其义征者别为行伍，不入募人之营。”此等则皆取之别有其途者矣。
健儿之名，盖起开元之世？唐长孺谓疑即开元二年（714）大募壮勇士之称号。八年八月，诏云：“宜差使于两京及诸州，且拣取十万人，务求灼然骁勇，不须限以蕃、汉，皆放番役杂科，惟令团伍教战。仍敕幽州刺史邵宠，于幽、易两州，选二万灼然骁勇者，充幽州经略军健儿，不得杂使，租庸资课并放免。”《册府元龟》百二十四。则健儿似专以争战为事。《通鉴》：代宗大历三年（768），平卢行军司马许杲，将卒三千人驻濠州不去，有窥淮南意。淮南节度使，崔圆令副使张万福摄濠州刺史。杲闻，即提卒去，止当涂。是岁，上召万福，以为和州刺史行营防御使，讨杲。万福至州，杲惧，移军上元。又北至楚州，大掠。淮南节度使韦元甫命万福追讨之。未至淮阴，杲为其将康自劝所逐。自劝拥兵继掠，循淮而东。万福倍道追杀之。元甫将厚赏将士。万福曰：“官健常虚费衣粮，无所事。今方立小功，不足过赏。请用三分之一。”胡《注》曰：“兵农既分，县官费衣粮以养军，谓之官健。犹言官所养健儿也。”十二年五月，“诏自都团练使外，悉罢诸州团练守捉使。又定诸州兵皆有常数。其召募给家粮、春冬衣者，谓之官健。差点土人，春夏归农，秋冬追集，给身粮、酱菜者，谓之团结”。二者之别，灼然可见。然团结虽系土著，官健并发家粮，亦非浮浪人也。《旧志》之说，盖即据开、天时制言之。《建成传》云：建成令庆州总管杨文干募健儿送京师，则以后来之名，追述前事，然俗必先有此名，官家乃从而用之耳。
《通鉴》：开元十五年十二月，“制以吐蕃为边患，令陇右道及诸军团兵五万六千人，河西道及诸军团兵四万人。又征关中兵万人集临洮，朔方兵万人集会州防秋，至冬初无寇而罢。伺虏入寇，互出兵腹背击之”。此以团兵助正军之不足，亦所以省调发。胡《注》曰：“府兵废，行一切之扶，团结民兵，谓之团兵。”此言似非是。唐除关中外，置府并不多，即府兵未废时，亦未必能不借民团为助也。二十七年（739），剑南节度使张宥文吏，不习军旅，悉以军政委团练副使章仇兼琼。《注》云：据《旧志》，上元后置团练使。余考唐制，凡有团结兵之地，则置团练使。此时蜀有黎、雅、邛、翼、茂五州镇防团结兵，故置团练副使。安、史乱后，诸州皆置团练使矣。团练使之置，自后多于前，然府兵未废时，必不能谓遂无团兵也。兴元元年（784），李怀光使其将符峤袭坊州，据之。渭北守将窦觎率猎团七百围之，峤请降。《注》云：“团结猎户为兵，谓之猎团。”则各种人皆可团结矣。乡兵之用，历代皆不能免，其要，实在守卫乡土，以补正兵之不足，然后遂有用之出战者。《旧书·张镒传》：镒为濠州刺史，李灵曜反于汴州，镒训练乡兵，严守御之备，此以之守土者也。《诸葛爽传》：爽攻新乡，韩简逆战，偏将乐彦祯说其衙军奔归，爽军乘之，简乡兵八万大败，此则以之出战矣。《通鉴》：中和四年三月，校师立移檄行在百官及诸道将吏士庶，数陈敬瑄十罪，云：“本道将士，八州坛丁，共十五万人，长驱问罪。”《注》云：按《新书·路岩传》：岩帅西川，置定边军于邛州，取坛丁子弟教击刺，使补屯籍，则坛丁者，蜀中边郡民兵也。又按路振《九国志》：石处温事孟知祥，补万州管内诸坛点检指挥使。见得蜀中诸郡，皆有坛丁。补屯籍犹使之守土，置使指挥，则意在用之出战矣。薛《史·周太祖纪》：广顺二年二月，“诏先获河东乡军一百余人，给钱、鞋放归”。四月，“诏停蔡州乡军”。《世宗纪》：高平之捷，“诏赐河东降军二千余人各绢二匹，并给其衣装；乡兵各给绢一匹；放还本部”。是彼此皆用乡兵也。《旧书·良吏·崔知温传》：麟德中，累转灵州都督府司马。州界有浑、斛薛部落万余帐，数侵掠居人。百姓咸废农业，习骑射以备之。知温表请徙于河北。是百姓不待官兵保护，自能团结御敌也。《李抱真传》：为怀泽潞观察留后。密揣山东当有变，上党且当兵冲。时承战余，土瘠赋重，无以养军。乃籍户丁男，三选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给弓矢。令之曰：“农隙分曹角射，岁终吾当会试。”及期，按簿而征之，都试以示赏罚。复命之如初。比三年，皆善射。得成卒二万。天下称昭义步兵冠诸军。然则训练亦非难，特不当如宋人之行保甲，置司以扰之耳。读苏轼《请存恤河北弓箭社》之奏，与司马光、王岩叟论保甲之疏，然后知人民自为之者之力之大，而代斫者之必伤其手也。然而籍于官，以兵为业，则有转不教练者。《旧书·宣宗纪》：大中六年五月，“敕天下军府有兵马处，宜选会兵法、解弓马等人，充教练使。每年合教习时，常令教习。仍于其时申兵部。”足见兵之不教者之多矣。
以兵不足用，临时调发人民者，五代时多有之。欧《史·史弘肇传》言梁末调民七户出一兵。《刘景岩传》言晋高祖起兵太原，唐废帝调民七户出一卒为义兵。《通鉴》记此事于天福元年十月，云“每七户出征夫一人，自备铠仗，谓之义军”。《考异》曰：“薛《史》云十户，今从《废帝实录》。”又开运元年三月云：“敕天下籍乡兵，每七户共出兵械资一卒。”此即后来号为武定军，又改为天威军者。见第十三章第四节。然则七户出一兵，殆为五代时成法。此无他，废唐时差兵募取之法，而强人以义征之役耳。欧《史·吴越世家》：周师渡淮，钱俶“尽括国中丁民益兵以会期。”《通鉴》：开运三年（946），唐围福州，吴越王弘佐救之。募兵久无应者。弘佐命纠之，曰：“纠而为兵者，粮赐减半。”明日，应募者云集，皆可见当时取兵之酷。
以罪人为兵者，历代亦皆有之。隋改徒流为配防，见下节。炀帝置西海等郡，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发西方诸郡运粮以给之，其祸甚博。然唐太宗于西州亦用之。褚遂良谏疏谓其“岁遣千余人，远事屯戍，兼遣罪人，增其防遏”者也。中叶后防秋亦用之，见前引陆贽疏。《通考·兵考》：宪宗元和八年（813），刑部侍郎王璠奏：“天德军五城及诸边城配流人等，臣窃见诸配流人，多逢恩赦，悉得归还，惟前件流人，皆被本道重奏，称要防边，遂令没身，终无归日。臣又见比年边城犯流者，多是胥徒小吏，或是斗打轻刑，据罪可原，在边无益。请自今流人准格例满日，六年后并许赦还。”从之。《旧书·宣宗纪》：大中四年正月，大赦天下。“徒流比在天德，以十年为限，既遇鸿恩，例减三载。其秦，原、威、武诸州、诸关，先准格徒流，亦量与立限，止于七年。”十一月，“敕收复成、维、扶等三州，建立已定。条令制置，一切合同。其已配到流人，宜准秦、原、威、武等州流例，七年放还”。是以徒流守边，已成故事矣。
以奴为兵者：《新书·契丹传》：李尽忠反，募天下人奴有勇者，官畀主直，悉发以击虏。此犹用招募之法。《通鉴》：睿宗景云元年八月，万骑恃讨诸韦之功，多暴横，长安中苦之。诏并除外官。又停以户奴为万骑。更置飞骑，隶左右羽林。《注》曰：“户奴为万骑，盖必起于永昌以后。”此殆立法强取之？足见是时取兵之难矣。
车战久废，然防冲突仍或用之。《隋书·杨素传》：开皇十八年（598），突厥达头可汗犯塞，以素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出塞讨之。先是诸将与虏战，每虑胡骑奔突，皆以戎车步骑相参，舆鹿角为方陈，骑在其内。素谓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胜之方也。”于是悉除旧法。令诸军为骑陈。达头闻之，大喜，曰：“此天赐我也。”因下马，仰天而拜。率精骑十余万而至。素奋击，大破之。达头被重创而遁。杀伤不可胜计。此文自不免夸张，然形势大略可见。盖惟兵精者可以角利，不则战无百胜，不可不先为自固之计。《传》又言：素时贵幸，言无不从。从素征伐者，微功必录。他将虽有大功，多为文吏所谴却。故素虽严忍，士亦以此愿从焉。此亦如汉之卫、霍，所将常选，固非他将所得比方也。《旧书·房琯传》：战于陈陶斜。“琯用春秋车战之法，以车二千乘，马步夹之。既战，贼顺风扬尘鼓噪，牛皆震骇，因缚刍纵火焚之。”师遂挠败。盖亦以禄山兵精，虑为所乘，故为是以止冲突？至其所以败，则以所将兵太弱，抑牛尤非服习之马比也。《马燧传》：燧镇太原，承败军之后，兵甲寡弱。燧乃悉召将吏牧马厮役，得数千人，悉补骑卒。教之数月，皆为精骑。造甲者必令长短三等，称其所衣，以便进趋。又造战车，蒙以狻猊象，列戟于后。行则载兵甲，止则为营陈，或塞隘以遏奔冲。虽尚趋利，夫固不废藩卫。至于骑战，自属要图。唐世畜马最多，与其兵威之张，颇有关系；而安、史乱后，陇右马牧陷没，与其兵力之衰，亦甚有关；已见第十九章第一节。
攻坚之器，礧石仍重。《新书·李密传》：密命护军将军田茂，广造云三百具，以机发石，为攻城械，号将军炮，进逼东都。又《五行志》：“大和三年（829），南蛮围成都，毁玉晨殿为礧，有吼声三，乃止。”可见攻守皆重发石。《通鉴》：梁贞明三年（917），吴王遣使遗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楼橹，敌以水沃之，火愈炽。”契丹主大喜。即选骑三万，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岂有试油而攻一国乎？”乃止。《注》曰：《南蕃志》：猛火油出占城国。蛮人水战，用之以焚敌舟。吴人盖亦得之南方者？此物用以攻城，必无大益。阿保机久历戎行，岂其轻躁如此。《通鉴》之云，必传者过也。
军械虽由官造，如唐时军器监总弩坊、甲坊二署，缮甲弩以输武库是也。见第一节。实多出于民间。公家所储，率多窳败。《新书·安禄山传》言：禄山反，州县发官铠仗，皆穿朽钝折不可用，持梃斗，弗能抗，可见其窳败之状。周时罢诸州贡械，见第八节。固以其厉民，亦以其不可用也。《李德裕传》：徙西川，请甲人于安定，弓人于河中，弩人于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皆犀锐。诸方造械，各有所长，此必民间巧匠，非官所畜也。隋开皇三年（583），禁大刀长槊。十五年（595），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隋书·高祖纪》。晋天福二年（937），亦禁造甲兵，欧《史·本纪》。可见民间兵器之富。苟欲称兵，正不待如前世之劫武库矣。薛《史·唐庄宗纪》：同光二年五月，“诏天下收拆防城之具，不得修浚城隍”。又云：“李嗣源遣使部送潞州叛将杨立等到阙，并磔于市。潞州城峻而隍深，至是，帝命划平之。因诏诸方镇撤防城之备焉。”盖因立部送到追书之，实则潞州之毁，撤防之诏，皆在砾立之前也。此秦人之隳名城，其意亦与禁兵器等，然何益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