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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杨继业:中国式武将悲剧

作者:张永廷 当前章节:15131 字 更新时间:2026-6-19 15:37

提起杨家将,最先出场的当然是老令公杨继业。历史上确有杨继业其人,但史书对他的记载并不详细,甚至于连他的出生年月都无法确定,只知道他战死于公元986年的宋辽之战。“令公”是戏曲、故事中传扬开来的名字,至于为何叫令公,正史没有记载。欧阳修在《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中解释说,杨业死后宋廷追赠中书令,“令公”是中书令的简称。欧阳修的说法是有事实依据的,唐宋时代有这样的习俗,但后代编故事的人未必都懂历史。明代小说的作者估计就不知道令公的出处,他们给出的解释有几分搞笑,说是杨业出战打着红字令旗,佘氏打着白字令旗,因此被称作令公、令婆。

一 充满疑问的前半生

杨业的一生,以公元979年归宋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半生抗宋,后半生抗辽。因为中国历史以宋为正统,所以,备受传扬的是杨业的后半生。因为归宋,也因为抗辽,尽管那不是他人生最辉煌的写照,却是最为忠勇壮烈的一幕。

杨业的后半生充满传奇色彩,前半生则疑云重重。他归宋之前的史料甚少,往往被忽略,甚至于被误读。归纳起来,有关他前半生的疑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无敌”的称号是如何获得的;另一个是,他所从事的事业主要是抗辽还是抗宋,这两个问题又常常交织在一起。

杨继业原名杨贵重。“贵重”一词估计是那个年代的时尚用语,重复率很高,石敬瑭的继任者就叫石贵重。杨贵重早年在北汉皇帝刘崇手下听命,深受重用,被赐名“刘继业”。公元979年,北宋平定北汉之后,恢复杨姓,单名业,也称杨继业。

归宋之前,杨业是北汉的重要将领。说起北汉不能不提后汉,后汉为后晋的节度使刘知远所建,他建国不过四年,被大将郭威夺权,后汉变成了后周。与此同时,刘知远的兄弟刘崇在河东(太原)宣布独立,这就是北汉。五代十国之际,中国非常混乱,而北汉是一个很尴尬的政权。为求自保,相对弱小的北汉选择了依辽而存的策略。

杨业为何成了这样一个政权的将军,还得从他的家世说起。

杨家原是麟州的土豪。麟州在今天陕西神木县的北面,往东过了黄河就是山西省的北部。如今陕西神木县还有杨家城遗址。20岁那年,杨贵重被派到太原,听命于刘崇账下,当时刘崇是河东节度使。刘崇对他宠爱有加,把他收为养孙,赐姓刘,名为继业。在那个年代,皇帝赐姓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北汉的第三代君主名叫刘继元,能与刘继元同一辈分且称兄道弟,荣耀非同一般。

杨贵重(刘继业)先担任保卫指挥使,以骁勇著称,后升任建雄军节度使,位高而权重。他事业的鼎盛期应该出现在北汉,但他被历史记住的却是人生的最后几年。纵观杨业一生,他在北汉奋战了30多年,在北宋只有短短的7年。979年归宋时,杨业的年龄应该很大了,史书虽然没有明确,但可以依据史料推算出来。

杨贵重20岁到河东投奔刘崇,那时北汉尚未建立。刘崇947年出任后汉的河东节度使,951年建立北汉,杨业应该是在此期间跟随刘崇的。所以,979年归宋时,杨业的年龄应该在48至52岁之间。

关于“无敌”的来历,《宋史·杨业传》称,杨业在北汉“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无敌’”,可见“无敌”的称号是在北汉时获得的。杨业力保太原30年不失,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功绩,所以国人赞其“无敌”,这个“国人”当指北汉人民。

但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无敌”称号是杨业在北汉抗辽过程中获得的;还有人认为“无敌”是杨业归宋之后获得的。这都经不起推敲。

杨业归宋时已是50多岁的年纪了,他立什么战功,对谁无敌,史书都没能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史载杨业归宋后屡立战功,特别是在980年和982年的两次雁门关战役中,刀斩萧多罗,生擒李重海,辽军望之丧胆,“望见业旌旗即引去”,因而称其为“杨无敌”。但这种说法有牵强附会之嫌,无非是想把杨业抗辽的功绩衬托得更显赫些。宋朝有那么多的有名上将,其功劳远在杨业之上,都没能被称为“无敌”,杨业因为一两次战役就获得“无敌”的称号,显然有悖常理。杨业在归宋前30多年的征杀中获得“无敌”声誉,更合于事理。

另一大疑问在于,杨业在北汉的主要工作是抗辽还是抗宋?据《辽史·耶律斜轸传》记载,杨业被擒之后,辽国大将耶律斜轸责问他,“汝与我国角胜30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继业但称死罪而已”。辽国大将所说的“角胜三十年”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曾被广泛用来证明杨业与辽对抗30多年,甚至有人据此认为,杨业被俘之后可能晚节不保。

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

历史上,北汉是个只拥有12个州的小朝廷,控制山西晋中一带。为了生存,它采取了依赖契丹的策略,对契丹称臣称侄,是辽属保护国(契丹于947年改国号为辽,983年后又一度改回)。北汉初建时就联合五万辽兵攻打后周,力图收复中原,但没有成功,此后双方多有攻守。

宋朝建立之后,屡次进逼北汉,双方战端不断。960年,昭义军节度使李继勋火烧北汉的平遥县。968年7月,北汉发生重大变故,先是刘钧故去,养子刘继恩继位,接着刘继恩被供奉官侯霸荣所杀,刘继元继位。当时宋太祖已平定湖南、荆南和后蜀,他以为机会来了,暂时停止了“先南后北”的计划,率兵亲讨北汉。尽管当时北汉政局不稳,但在刘继业积极备战、契丹适时救援的情况下,宋军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969年2月,宋太祖再次亲征北汉。为拿下太原,他使出了狠招,不惜决汾水灌太原,给当地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此次北征,很可能是宋太祖离成功最近的一次,他先是把太原变成一片汪洋,接着又派兵击败了契丹援军,随后下令水军载强弩攻城。太原看似一座孤城,内部也相当恐慌,但宋军围城四个月,犹如强弩之末,招数尽出,就是无法入太原半步。

当时,宋师屯兵甘草地中,正逢暑期大雨,士兵多染疾病。加上契丹欲再派援军的消息传来,宋军很是惊慌,不得已只好撤退,北汉军队乘势追击,大获全胜。

太祖亲征北汉时,朝中知名的将军几乎都到齐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北汉的守城之坚,套用一句现成的话说,那是“撼山易,撼太原城难”。此役,杨业就是太原城守将,并且曾率兵突击宋军。

宋史中有关杨业的记录,在其抗宋与抗辽时的表现判若两人,抗宋时不堪一击,抗辽时则智勇过人。历史关于杨业抗宋的记载很不全面,也很不可信,留下的大都是杨业吃败仗的情形。试想,如果杨业一败再败,宋军连战连胜,北汉怎么会迟迟拿不下来呢?很显然,杨业“过五关斩六将”的英勇事迹被过滤掉了,剩下的只有“走麦城”。尽管宋人称刘继业一而再、再而三地吃败战,但宋军终归拿弱小的北汉没办法,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

刘继业在北汉很受器重,历经刘崇、刘钧、刘继恩、刘继元数朝,与后周、北宋抗衡近30年,力保太原无失。在与宋军的较量中,他一定打了不少胜仗,否则北汉早就沦陷了。宋史只记于己有利的事情,未完整地记录整个战争的过程。那些缺失的故事,一定是宋军为何没有攻下太原城的故事,也必定是刘继业为何被称为“无敌”的故事。

自北汉建立以来,中原的后周及随后的北宋一直对其虎视眈眈,刘继业能够屡次阻击强敌入侵,力保太原不失,与之“角胜30余年”,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无敌”的称号应该就是30年的“角胜”成果,绝非浪得。

在对抗后周、北宋的过程中,辽与北汉互为犄角。“角胜”的角字本身就有“犄角”与“角斗”等多层含义。当然,北汉依附契丹,双方之间可能也有斗争,但总体上讲,他们共同的目标还是对抗中原国家。北汉与辽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相反辽为救北汉,却屡次与宋发生冲突。在辽人眼里,他们与北汉是唇亡齿寒的关系。辽与北汉还曾联合攻周,更在对方受攻击时给予坚决的支援。

再从时间上看,“角胜30余年”,也不是随便说说,而是有着具体的背景和明确的所指,北汉与辽联合攻守正好30多年。这30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与后周对抗,951至960年,约10年。第二阶段是与北宋对峙,960至979年,约为20年。

史书上没有北汉与辽国的作战记载,相反北汉与辽联合对抗北宋的记载比比皆是。辽与北汉是多年的军事联盟,杨业是北汉的主要军事将领,于情于理都不可能与辽国作战,更不可能拼杀30年。很显然,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抗宋而非抗辽。

杨业真正意义上的抗辽,是从979年归宋之后开始的,到986年被辽人所俘,前后不过7年时间,离30年还差了20多年。辽大臣所说的“与我国角胜30余年”,恐怕不是指与杨业对打30多年,而是一起互为犄角打胜仗30余年。

耶律斜轸责问杨继业的潜台词很可能是这样的:“北汉危难之时,我大辽屡次救援于你,30年来,北汉一直受大辽恩荫,而今你却与我为敌,是不是恩将仇报啊,现在被俘,你还有什么脸见我?”

当年北汉多次受到后周和宋军的攻击,契丹基本上每次都派兵救援,太原才得以力保不失。杨继业想到这段历史,内心一定会觉得非常惭愧,说出“死罪”也当属情理之中,跟晚节问题并不关联。

然而刘继业在北汉30多年的战绩却湮没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宋史》和《辽史》均缺乏这方面的记载,同时期的《九国志》记载过刘继业的功绩,遗憾的是相关内容没能流传下来。《宋史》中提到刘继业与宋军的几次交锋,都以失败告终。刘继业与宋将党进战于太原城下,被党进以少击众。他先躲在壕沟里,然后靠城上垂下的绳索才得以逃生。以这样狼狈的战绩,不知道为何成为“无敌”?

这个大败杨业的党进,历史上是一糙哥,打仗英勇,但没有文化,大字不识一个,连自己部队的番号都不会写。遇到皇帝查问,只能让部下把内容写在手上,然后伸手给皇帝看。宋太祖非常推崇读书,所以武将们学文化也成为一朝时尚。党进被派往高阳关守边时,按惯例要到朝堂向皇帝辞行,表达一下自己的忠心。宋太祖体谅他没文化,打算免了这项礼节。没想到党进坚决不同意,他让部下写了一个讲稿,自己一字一句背熟,然后去向皇帝辞别。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朝堂之上,他忘词了,一个字也想不起来,但他不甘心就这样退场,憋了半天,最后冒出两句风马牛不相及的话来,“臣闻上古民风淳朴,请陛下多多保重”,惹得皇帝和众大臣大笑不已。

二 归宋后为何不受重用

传说中,杨业是深受北宋重用的有功之臣,大宋江山若有十分,杨家担了七分。但事实是,杨业归宋时并没太受重用,也没受重赏。宋太宗封赏降臣之时,除了北汉主刘继元之外,马峰、郭万超等四人受的封赏最重,杨业根本靠不上边,所以都未在记录之列。归宋三个月后,因为要被派往边防前线,才有了对他的所谓厚赐。宋朝的用人之计是密赏,跟今天企业的密薪制相似,赏了些什么,赏了多少,别人无从知晓。

杨业在宋朝的地位不高,从没有成为宋军的主将。归宋时,杨业受封“左领军卫大将军”,说白点只不过是个“环卫官”的角色,而所谓的郑州刺史,也不过是个从五品的虚职。以这样的官位是无法近得皇帝身边的,离朝廷重臣相去甚远。他在北汉官至建雄军节度使,是二品以上大员。两相比较,天壤之别。

杨业在宋廷不过是位列偏裨的边将,入宋不足8年就战死在边关,《宋史》甚至连他的出生年月都搞不清楚。如果非要说杨业是受重视和被重用的,那就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了。杨业不受重用,事出有因。这既与他的家庭出身有关,也与宋朝军事体制的结构有关。

首先,杨业的家世背景让他难获信任。杨业的父亲杨信原为麟州刺史,当时各种割据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杨家虽然也算是一方豪强,但势力相对较弱,只能于夹缝中求生存。

杨业20岁就被派给刘崇,这很可能是一种家族谋略。杨业年少英雄,很有才干,所以很快被刘崇赏识。但是,951年刘崇在晋阳自立为帝时,杨业的父亲已经归降后周了。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复杂难解的现象,杨业在北汉听差,他的父兄却在后周为臣,父子三人效力于互相敌对的两个国家。这样一种局面的形成,当然有事出偶然的不可控因素,但也不排除杨业父亲的预先设计。在那个时代,脚踩两只船,谁先到岸就靠谁的现象并不鲜见。按今天的话说,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也许更为安全。

杨信去世之后,杨业的弟弟杨重勋继承了麟州刺史的职位,因为杨业效命北汉与后周为敌,当然不可能返回后周继承父业。麟州地处北汉与后周边境,杨氏的武装力量有限,没有强大到足够自保或自立,为了保全自己、保存实力,杨重勋在北汉与后周之间不停地摇摆,他以麟州刺史的身份几次投降北汉又数次回归后周。

有这样的家世背景,杨业投降北宋之后,难免让人觉得不够放心,而他自己也会先虚上几分。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当监军责问他是否有异志时,他显得格外敏感。

降将的日子是最为难过的,在正统方看来,你既然可以弃城降我,在危急关头也可以降他。实际上,杨业并没有可值得怀疑的前科,与他的兄弟不同,杨业自跟随刘崇之后,30多年间,不管北汉发生什么样的变动,他一直忠心耿耿,从无二志。

但是,光自己觉得忠心耿耿还远远不够,对于降将而言,检验和考验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个过程可能足够漫长。降将很难被重用,这也是历朝历代的通例。看看《三国演义》赤壁大战中蔡、张二将的下场,也就不难理解身为降将的难处。

再者,以杨业在北汉军中的地位论,他也很难再受重用。他与北宋征战多年,积怨应该不浅。他在抗宋过程中获得了很高的声誉,现在又转过来依宋抗辽,难免会受到歧视或嘲弄。

杨业之所以不被重用,更为重要的根源还在于宋朝的军事制度。宋朝非常注意限制武将权力,从宋太祖开始,就对武将处处防范,决不会任由任何一员武将决定着朝廷的七分事务,更何况是能征惯战的降将。重文抑武是宋朝的国策,后来慢慢形成一种制度,演变为一种文化。

宋太祖经历了皇位频繁更替的五代乱世,由陈桥兵变起家的他,对武将左右朝局的历史认识得非常深刻,为了确保大宋江山的长治久安,防治武将拥兵自立便是头等大事。于是他精心策划设计了限制武将权力的种种措施,杯酒释兵权之后,许多开国大将都被解除了兵权。

宋朝的第二位皇帝宋太宗则是在“烛光斧影”中上台的,他对手下的猜忌之心更重,即使是亲弟、亲子也概莫能外。每次大战之前,他都给大将赐阵图,让他们“各遵成算”,不能有丝毫变动。对嫡系将领如此,对降将是什么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于北汉降将杨业来说,缺乏皇帝的信任当然是危险的事,但没有同僚们的信任,危机更会进一步加深,而且很可能加重皇帝的猜忌。杨业归宋后不久,因熟悉边防情况被派往前线,立了战功,受到提拔和封赏,由此受到一些人的嫉妒和非议,有的人甚至向皇帝告状,揭他的短。宋太宗的处理方式是,原封不动地将那些斥其短的奏折转给杨业。

这一招算得上高明,但并不是宋太宗原创,而是向唐太宗取的经。当年唐太宗曾用类似的手法处理过类似的事情。有人认为宋太宗这么做,表达了他对杨业的信任。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起码不是全部。宋太宗对杨业是不放心的,把告状信给杨业看,一方面表现自己的坦荡,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是在警告杨业,你的一举一动我都是知道的,全在我的掌控之中,你要小心行事了。

宋太宗的这种警告还算温和,大体上是属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范畴,没有什么致命的危险。杨业虽然屡立边功,但生存环境不算太好。他不仅得不到充分的信任,还屡受排斥,诸如监军那样的上级领导前来,更是常常对他冷眼相看。这都是因为他是降将,在宋将看来他尚不是自己人,要想融入其中,还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非常艰难。

其实杨业大可不必抱怨,在北汉降将中,他所受的待遇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宋在不同时期,对待降将的政策不同。平定太原之前,降将一直都受重用,目的很简单,在于发挥他们的示范效应,吸引更多的将领投降。对于被擒获的将领,则大多不用甚至杀掉。杨业被闲置起来没有被杀掉,还是比较幸运的。如果不是边情紧急,杨业又对契丹情势了然于胸,估计宋太宗还不会想起杨业,他可能永远都会被闲置下去,毕竟他与北宋抗争了近30年,给了宋朝很大的威胁。

三 潘杨有无恩怨

故事传说里,潘杨两家恩怨重重,潘美必欲置杨业于死地。事实究竟如何呢?

杨业与潘美是因为抗辽的共同需要才走到一起的。五代末年,周世宗曾收复过燕云十六州中的瀛、莫两州。979年,宋太宗打下太原之后,豪情大增,准备趁势收复其余各州,但因兵马连续征战过于疲惫,在逼近幽州之时,已是强弩之末,被辽兵大败,北方边境形势处于非常不利的态势。

杨业与契丹打交道30多年,老于边事,洞晓边情。为了加强北部边防的力量,宋太宗将他调任代州刺史,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隶属大将潘美部下。潘美是三交都部署。代州和三交都在今天的山西,当时是抗辽前线。杨业与潘美大约相当于前线指挥官和边防总司令的关系,小说故事里描述的先锋与元帅的关系也算靠谱。

宋太宗做出这一决定的时间是979年冬天。杨业于979年8月归宋,11月即转任边防。这年冬天,山西北部的天气异常寒冷,潘美与杨业的关系也微微带着股寒意。一个是战功赫赫的边防总司令,一个是刚刚归顺急于谱写老兵新传的前线指挥官,不同的出身、地位,不同的经验、阅历,使得两个人的合作令人期待,也充满悬念。

979年宋军征辽失败,助长了辽军的气焰,他们不断地南侵,宋军形势非常被动。宋军虽然打下了大半个中国,但对阵野蛮剽悍的辽军却没有什么经验。杨业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对边境情况非常熟悉,无论地理、民俗、敌情,都算得上了如指掌,虽然已是50多岁的老人,但英勇不减当年。传说杨门七子个个勇猛非凡,尽管史料无法证实这一点,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杨延玉、杨延昭两个孩子经常追随杨业一同作战。

应该说潘杨最初的合作是成功的,这从雁门关一役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宋军在潘美和杨业的率领下打了漂亮的翻身仗。雁门关地处代州北面雁门山的断崖绝壁间,道路曲折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雁门关一役恐怕是杨业归宋后最杰出的表现。

公元980年3月,十万辽军进犯雁门关,当时镇守代州的杨业只有几千兵马,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危急时刻,老将军没有慌乱,凭着对地形的熟悉和过人的胆识,亲率少量骑兵从代州北面西陉寨出发,抄小路直逼雁门关北口,从辽兵背后突然杀出。辽军做梦也没有想到宋军有如此奇妙的一招,一时间阵脚大乱。潘美与杨业合击辽军,大获全胜,辽军损失惨重。驸马萧多罗当场毙命,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海被活捉。

北宋初期,雁门关一带是宋辽激烈争夺的战场。雁门关一战对宋朝来说有着非同凡响的重要意义。自979年以来,宋军对辽作战一直处于颓势,辽兵屡屡南侵骚扰河北、山西一带,宋军束手无策。雁门关一战之后,辽兵有所忌惮,不敢轻易发动进攻,双方的局面暂时稳定下来。

雁门关战役的胜利固然源于杨业的有勇有谋,也得益于主帅潘美的密切配合,否则仅凭杨业的数百骑如何抵得过辽国十万大军?过分夸大杨业的功劳不够客观,主帅潘美也是功不可没。作为北汉降将,雁门关一战既是扬名也是正名的机会,雁门关大捷的消息传到开封,宋太宗很是高兴,提拔杨业为云州(大同)观察使,仍兼代州刺史。观察史是一个正五品的官阶,杨业等于升了一级。

杨业是北汉降将,说白点就是外来户,他的声望上升很容易引起朝中大臣以及习惯势力的另眼相看。史书上记载,防守边境的主将因此妒忌他,向皇帝打报告,说他的坏话。宋太宗看了之后并不在意,也不追问,只是将奏折转交给杨业,让他自己看。

究竟是谁说的,说了些什么不得而知。有人据此推测,潘美很可能打了杨业的小报告。这种指责经不起推敲,根据事实分析,潘美打小报告的可能性为零。

其一,潘美用不着嫉妒杨业。他自己因边事屡受封赏,在此期间被封为代国公,随后改封忠武军节度使,又加封韩国公。杨业只不过被提拔为正五品的观察史,两人地位相差悬殊,杨业威胁不到潘美,他犯不着嫉妒杨业。再者,潘美从无上书谮谤他人的历史,他也没有这个必要。他与杨业已共事六七年,配合默契,处置边事诸般顺利,屡传捷报,雁门关大捷是最好的诠释。

其二,潘美是两朝重臣,根正苗红,深受皇帝信任,在部队威信很高,又是杨业的顶头上司,若对杨业有什么不满,直接招呼就行了,用不着避近就远,惊动到皇帝那里。

其三,打小报告的人若真是潘美,皇帝应该不会将报告转给杨业。试想,潘美与杨业是正帅和副帅,皇帝这样做不明摆着挑拨双方矛盾吗?将帅不和是军中大忌,宋太宗是马上皇帝,还算英明,国家正值用人之际,他怎么会把将帅放在一个笼子里,鼓动他们自相残杀呢?

打小报告的人,十有八九是那些既嫉妒杨业又拿杨业无可奈何的人,宋太宗将报告转给杨业,也是希望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退一步讲,即使是潘美打的小报告,也算不得什么。宋朝是鼓励互相揭发的,准许“风闻弹人”,不一定有真凭实据,且不必负太多的责任,目的在于加强监督,使官员时刻警醒,不敢胡作非为。臣僚们互相告发弹劾是常有的事,御使每月必须奏事一次,如上任百日而无纠弹就要受到处罚。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弹人或者被弹都是正常的事,根本用不着大惊小怪,如果长期没人搭理反而很可悲。后人不必以是否弹劾过别人论忠奸。事实上,经常上书弹奏的大臣,往往都是刚直不阿、仗义执言的忠臣。

至于那些议论杨业的奏折没有流传下来的原因,一则可能都是些无关轻重的事,另一可能是涉及国家机密不便泄露。不过,杨业对此是心知肚明。因为宋太宗派人把报告送往代州,让杨业亲自观看。

宋太宗此举,固然拉近了与杨业的关系,使得杨业能够死力效忠,但另一方面也使得边将的矛盾心照不宣。如果潘美真打了杨业小报告的话,潘杨矛盾便算是就此结下了。但历史并没有记录潘杨之间有什么明显的矛盾,编撰故事的写手们也觉得潘杨矛盾波澜不惊,如果就此认定潘美是害死杨业的凶手,显得名不正言不顺。

杨家将故事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不断把潘杨两家的矛盾恩怨前移和后拉。明代小说称,北宋在进攻北汉时,潘美曾被杨业之妻射了一箭,自此他常思报仇。刘兰芳的评书又加上了杨七郎力劈潘美的儿子潘豹等情仇恩怨,故事中写道:

潘仁美与杨业同殿称臣,辽国发兵征南,宋太宗有意任用杨业为帅御敌,不料潘美也有挂帅之意,他出班奏道:“杨业为帅,臣愿为押粮官。”杨业明白潘美是想自己挂帅,便婉辞边帅。太宗遂任命潘美为帅,潘美请杨业为先锋,杨业不肯,潘美便推荐自己的三子潘豹为先锋。

呼延赞等大臣认为潘豹年轻,没有作战经验,挂先锋印,难以服众。双方争执不下之时,八贤王提出让潘豹在天齐庙设下英雄擂,招考天下英雄。于是太宗传出圣旨,摆擂七天,七天之内胜潘豹者可为先锋,若无人打败潘豹,他就可挂先锋印。圣旨明确规定,擂台之上不能使用暗器,交手时死伤不论其罪。潘美还与杨业当朝约定,杨业的几个儿子不参与打擂。

杨业回到家中,把前因后果同太君言明,要求儿子们在潘豹摆擂的七天内,在家习武不得外出,杨业亲自加以指导管束。不料,潘豹设擂的第七天,呼延赞请杨业前去赴宴。杨七郎私自溜出家门前去擂场,一时性起上台打擂,将潘豹踢下擂台,致其当场死亡。

潘美状告杨家,在八王的提议下,此案交由开封府尹王延龄处理。王延龄调查后得出结论,潘豹比武时暗器伤人,杨七郎误伤潘豹,按规定不应治罪。但因两家有约在先,杨家父子不能打擂,杨业被官降三级。潘杨两家由此结下仇怨,并且越积越深。

有了这些铺垫,潘美陷害杨家、公报私仇显得更为可信,不再是那么无缘无故,奸臣就这样诞生了!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若没有虚构的故事,潘美陷害杨业实在没有足够的理由。潘杨故事被虚构到这种程度,早已超出了历史范畴,属于艺术再创作了。

四 千古冤臣是潘美

“潘人美”是杨家将传说中的重要人物,原形是宋朝大将潘美。在戏曲小说中,杨业之死完全归因于潘人美,他被描绘成了依仗权势欺上压下、通敌卖国、迫害杨家将的大奸贼。

潘美的悲剧始于元代杂剧《昊天塔孟良盗骨》;到了明代,潘美奸臣形象升级,他不仅陷害杨家,还是勾结辽国的奸细,被丑化得面目全非。这种模式一直延续至今。

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冤案,与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

潘美于淳化二年(991年)六月死于太原,寇准在咸平五年(1002年)才任开封府尹,明代小说《杨家府演义》却让潘美死于开封府尹寇准的刀下,根本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事。人们常说“野史杀人”,杨家将小说把潘美推向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很多人把他当成了北宋的第一号奸臣。

历史上的潘美是深得信任的两朝重臣,战功卓著的北宋名将。他一生戎马倥偬,不仅勇猛善战,而且相当自律,基本上没有劣迹。故事中有关潘人美的演绎,即使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也算得上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夸大其词,堪称“戏说”。

《宋史》对潘美给予了很高评价,将他与大将曹彬相提并论。他们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个性又有不同。“二人皆谥武惠,皆与配飨,两家子孙,皆能树立,享富贵。而光献、章怀皆称贤后,非偶然也。”

潘美与曹彬两人各有特点。曹彬宅心仁厚,平日里即使是只虫鸟都不忍心伤害。出使吴越,按惯例有许多个人的私下所得,但他一分不留全部上交。他统兵征伐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不滥杀一人,深受众人爱戴。众人赞美他仁恕清慎,守法度,能保功名,是北宋第一良将。

潘美与太祖的交情深,为太祖信任和倚重。有几件事很能说明问题:其一,“太祖、太宗时,诸节度使皆解兵柄,独潘美不解”。其二,“太祖无事时,常召潘美辈禁中议政,或与之纵饮,至令宫女解衣,无复君臣之礼”。其三,雍熙二年(985年),宋太宗的儿子赵恒,即后来的宋真宗,娶了潘美的女儿为妻,两人结成了儿女亲家。

由于北宋建国的方式特殊,赵匡胤从孤儿寡母手中夺权,宋太宗又是超越常规的以弟继兄,他们忧虑皇位不稳,对武将一直缺乏足够的信任,遇事严加防范。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许多开国大将都被解除了兵权。潘美能够不受影响,仍然手握兵权,并且与皇帝的关系越来越铁,这一方面说明皇帝对他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老于世故,能够赢得皇帝的信任。

潘美字“仲询”,名“人”,是宋太祖、宋太宗时的两朝元老。北宋开国初期的重要征战,除西蜀之战外,都有潘美的智慧与血汗。其威名在平岭南、定江南、征太原、镇北门等一系列急难险重任务中表露无遗。

史书记载,潘美长相俊美倜傥,很有才干和志向。他成长于五代十国的后汉,在时局动荡之际,他不甘于平凡与平庸,曾对一个叫王密的老乡吐露过自己的内心想法。他认为乱臣当道导致国家混乱,后汉灭亡为时不远,生于改朝换代之时,大丈夫就当立功名、取富贵,若碌碌无为终其一生,令人蒙羞,也必将留下很多遗憾。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潘美结识了后来称帝的周世宗。周世宗当时为开封府尹,潘美在其手下听差。周世宗即位后,潘美当上了供奉官,这是一个从九品的官职,级别不高,相当于现今的连排级干部。级别虽低,却为潘美提供了展示才干的机会和舞台。在高平之战中,他显示了不凡的军事才能,被破格提拔为从七品的西上阁门副使,一跃成为中级军官。后来潘美被派往陕州,出任监军,因为完成任务出色,又被提升为从五品的引进使。按宋时官制,从五品就已经是高级军官了。在长年征战中,他积累了不少作战经验,周世宗准备向陇、蜀进军的时候,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命令他屯兵永兴,稳定西部边事。

潘美在后周时与赵匡胤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赵匡胤对他很是信任,经常委以重任。赵匡胤在黄袍加身受禅之后,为了将称帝立国之事诏告天下,首选潘美前去向执政通报。所谓执政,指的是主持政务的人,一般来说,副宰相“参知政事”与枢密院管军事的首脑称为“执政”,宰相和执政合称为“宰执”。当时的陕西主帅袁彦,凶悍能干,拥有重兵,是宋太祖的心头之患。为防发生意外变故,宋太祖派潘美监其军相机行事。潘美单骑进见袁彦,向袁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太祖即位是天命所归,才智之士应该认清形势,顺应天命,共保明主。袁彦为之所动,主动向太祖朝拜。

太祖对此非常满意,大力称赞潘美。用今天的时尚语言来说,宋太祖盛赞他不杀袁彦而使之来归,是创造性地完成了肩负的任务,非常符合自己的意愿。英俊的潘美单骑收骁雄,其智勇可见非同一般。这很像杨家将故事中杨六郎独闯山寨收服岳胜的故事,杨六郎的英雄形象也有潘美的缩影在里面吧。只不过杨六郎的故事是虚构,潘美的事迹是史实。《三国演义》为了塑造英雄形象经常移花接木,杨家将故事显然也精于此道。

宋太祖称帝后,急于平定天下,采取了先南后北的策略。潘美在军中所立战功举不胜举,职务也一路飙升。南方基本平定之后,宋朝统一的目标指向北方。潘美被任命为宣徽北院使。太平兴国初(976年)改任南院使。978年,加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是个很复杂也很有趣的官名。“开府”意为“建公府”,可以自选僚属,这是一种身份、地位和权力的象征。“仪同三司”的意思是虽然不属三司之列,但却享受同样的待遇。按今天的逻辑,即为超编制享受待遇,是非同一般的赏赐。“三司”又称“三公”,指的是司徒、司寇、司空,因这三种官名都有“司”,故称三司。“开府仪同三司”在明时被废,不复存在。)

此时的潘美位高权重,已是宋朝的顶级大将了。接下来发生的战事开始与杨业有关,潘美也因此背负了一世骂名。979年,北宋进攻太原,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当时杨业为太原主将。十年之前,宋军曾攻打过太原,但无功而返。此次出战,潘美分兵进击一举拿下了并州,继而进逼范阳。

《宋史》记载,宋军在太原之战中以少击众,杨业兵败后躲在壕沟里,靠城上垂下的绳索逃生,十分狼狈。此战胜利后,潘美知幽州行府事。班师回朝以后,又被任命为三交都部署,屯兵守卫边防。也就是在这一战,宋军收服了杨业。后来杨业被任命为三交驻泊兵马部署,成为潘美的部属。

北汉既已拿下,宋军的下一个目标瞄上了辽国。但因为仓促出战,宋军大败,不得已转为守势。三交西北三百里处有一个叫固军的地方,地势非常险要,是防御辽国的咽喉重地。潘美经过周密计划,派兵奇袭得手。宋军以固军为屏障,积粮屯兵加强防务,北部边防从此比较平静。

有一次潘美到代州巡查,遇到了上万辽兵的突然袭击,潘美临危不惧,当众折箭而誓,率领宋军奋起反击,大获全胜。他由此被封为代国公。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又改封忠武军节度,加封韩国公。

雍熙三年(986年),太宗分三路北伐,展开了第二次征辽大战。辽与南方诸国不同,军力更强,宋军不能取胜。杨业战死在沙场,由此引发了一场兵败责任之争。杨业之死到底是谁的过错?

在有关潘美的记载里也提到了此次北伐失利,不过只是作为其众多战事中的一件而已。即便是败仗,也记录了他在此次征战中,率领西路军攻克了寰、朔、云、应等州。对于败因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诏内徙其民。会辽兵奄至,战于陈家谷口,不利,骁将杨业死之。”

其实,对于三位当事人王、刘、潘所犯的错误,宋太宗在诏书中讲得非常明白。《宋史》对杨业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其冤情是这样描述的:

执干戈而卫社稷,闻鼓鼙而思将帅。尽力死敌,立节迈伦。群帅败约,援兵不前。独以孤军,陷于沙漠,劲果飙厉,有死不回。

给潘美的定性是:

俾总援兵,经涂非赊,精甲甚众,不能申明斥堠,谨设堤防,陷此生民,失吾骁将。据其显咎,合正刑书。

这段记述可谓一针见血。陈家谷口一役,在杨业需要救援之时,潘美统领的大军,相隔并非遥远,兵员装备又很充足,但他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更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导致“陷此生民,失吾骁将”的悲剧发生。潘美的错误很明显,应该依法受到处罚。

诏书对王侁、刘文裕的评判最为严厉:

昨出师徒,俾其监护,固合明宣纪律,动协机宜。而乃堕挠军谋,窘辱将领,无公忠之节,有狠戾之愆。违众任情,彼前我却,失吾骁将,陷此生民。合塞群情,抵于严宪。

王侁和刘文裕被委以监军的重任,他们理应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督促部队严守纪律,鼓舞激励官兵士气,但是他们却越权越位,干涉阻挠军事谋划,羞辱逼迫军事将领,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战斗打响之后,让杨业冲锋在前,自己先行退却,所作所为堪称“无公忠之节,有狠戾之愆”。

应该说,宋太宗对此事的认定和评判是客观公正的,王侁是这次兵败的祸首。有人分析认为,王侁有通敌的嫌疑,理由是,在此战之前的太平兴国初年(975年),契丹来使多为王侁接待,一年中往来数次,王侁返奏皇上所言多为好话。

这种观点很可能影响了宋太宗,一年以后,潘美又重新受到重用,刘文裕也被召回京都,“上知业之陷由,召文裕还”,只有王侁维持原判。从此,王侁是陷害杨业的主犯成为官方的基调,国史、实录无不受此影响。

不管基本事实如何,有关杨业之死和他与杨业的关系成了潘美一生最大的污点,这一污点后来被不断放大与演绎,潘美的形象离真实越来越远。此一役,潘美受到了处罚,有人说被降了三级,其实并不准确,他只是被削去了三个官职,因为他本身就身兼数职,这种处罚不能说轻也不能说重。第二年之后,潘美又开始逐步受重用,一度升为同平章事,相当于宰相。几个月后潘美去世,享年67岁。死后赠中书令,封号为武惠。咸平二年,配飨太宗庙庭。这是非常高的礼遇,死后能进太宗庙廷比现在进八宝山还难。

潘美的一生算得上善始善终,因果圆满。史书上记载,他身为朝廷重臣,对自己的子女要求极为严格。潘美共有五子一女,潘惟德官至宫苑使,潘惟固为西上阁门使,惟正为西京作坊使,惟清为崇仪使,惟熙娶秦王女,当上了平州刺史。

小说戏曲经常痛斥潘人美倚仗自己是皇帝的老丈人而为非作歹,这绝对是冤枉了他。历史上的潘美确实是国丈,潘美既是英俊美男,估计女儿也是有姿色的。只不过,他是宋真宗的国丈而非宋太宗的国丈。故事传说将他编排为宋太宗的岳父,实在是有移花接木之嫌。

潘美的女儿,确实嫁给了韩王恒,也就是后来的宋真宗。不过,潘小姐嫁给真宗的时候,他连太子都不是,而且正痴迷于花鼓女刘氏。潘小姐在真宗还没被立为太子之前就去世了,只活到22岁,她的婚姻一定是不够幸福的,因为丈夫宠爱的是别人。

所谓的章怀皇后只是咸平年间的追封,那时潘美也已去世了十几年。所以,称潘美仗着女儿有几分姿色就如何如何,实在是无关历史的自说自话。文艺上的演绎与夸张,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民众情绪,人们在论及潘美时,往往被传说驱动,看不到历史上真正的潘美。潘美还有一个从子叫惟吉,官至天雄军驻泊都监。他虽然有潘美这个靠山,但为人处事礼法有度,自我要求比较严格,宋人对他评价很高,称其“勤敏”。

戏曲故事中所谓的潘家人不学无术、违法乱纪都是没影的事,他的子女中并无潘龙、潘虎等人,至于刘兰芳评书所说的杨七郎力劈潘豹,潘美身为国丈还里通外国,实在是有悖常理,完全是子虚乌有。由于塑造英雄的需要,潘美的故事不断向负面演绎。在很多事上,潘美背黑锅了,被妖魔化了。真实的潘美与卖国奸臣的形象大相径庭,相反,他一生对北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不过话又说回来,有些人,尤其是太原人痛恨潘美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故事虽然扭曲了潘美的形象,但可能也是另有原因。

五 潘美为何遭人恨

史书中讲,潘美喜欢“乘怒杀人”,这是他最大的缺点,也很可能是他被演绎成奸臣的祸根。宋王朝常常被历史忽略或有意粉饰的一件史实是,在征伐北汉的过程中,潘美、赵光义等人数次采取残忍手段,犯下了滔天罪行。

宋军拿下北汉后,将晋阳城烧成废墟。契丹南下所干的坏事,宋军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北汉遗民对宋代皇帝和大臣潘美都没什么好印象,他们对宋人恨之入骨。在他们眼里,潘美之辈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当地至今仍有不少丑化潘美的戏剧。这很可能也是潘美虽然无辜,但却被不断丑化的原因所在。

北宋部队在晋阳犯下的罪行莫过于焚城一事,但偏偏《宋史》把这件事隐去,说得含糊而暧昧。《太宗本纪》里提到,北汉主刘继元投降后,宋军曾经焚城,但对其中的缘由讳莫如深。

太原被毁之后200多年,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凭吊晋阳故城遗址,写下了《过晋阳故城书事》,揭开了秘密的冰山一角:

惠远祠前晋溪水,翠叶银花清见底。

水上西山如挂屏,郁郁苍苍三十里。

中原北门形势雄,想见城阙云烟中。

望川亭上阅今古,但有麦浪摇春风。

君不见,系舟山头龙角秃,白塔一摧城覆没。

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镞。

汾流决入大夏门,府治移著唐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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