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从巨屏失光彩，河洛几度风烟昏。
东阙苍龙西玉虎，金雀觚棱上云雨。
不论民居与官府，仙佛所庐余百所。
鬼役天才千万古，争教一炬成焦土。
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来苦。
南人鬼巫好礻 几 祥，万夫畚锸开连岗。
官街十字改丁字，钉破并州渠亦亡。
几时却到承平了，重看官家筑晋阳。
元好问（1190-1257）是金代著名诗人和史学家。《过晋阳故城书事》作于1215年，时值蒙古军队大举伐金，元好问携全家往南方避难，路过晋阳故城。这首诗详细描述了宋太宗焚城的原因、经过和给太原人带来的灾难。
“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镞”，薛王即刘继元，本姓薛，即王位后称薛王。北汉主刘继元虽然投降了，但老百姓仍然坚持抗战，让北宋军队大吃苦头。
“汾流决入大夏门”与“争教一炬成焦土”的水淹与火烧，最直接的后果是“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来苦”。大夏门是晋阳城北门之一，太原古称大夏，所以有此称谓。
至于宋太宗为何要不遗余力地毁掉晋阳，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系舟山头龙角秃，白塔一摧城覆没”、“南人鬼巫好礻 几 祥，万夫畚锸开连岗。官街十字改丁字，钉破并州渠亦亡”，这些诗句揭开了其中的秘密。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五月十八日，宋军历经苦战终于拿下北汉都城晋阳，宋太宗本应该欢欣鼓舞，但是却忧心忡忡，因为有人向他进言，太原是龙城，北面的系舟山是龙角，西面的龙山、天龙山是龙身、龙尾，太原城正处蟠龙的腹心，不可不防。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时，太原称作晋阳，作了赵国的都城。后来东魏的高欢、隋代的杨广、五代时后唐的李存勖、后晋的石敬瑭、北汉的刘知远，都雄据晋阳而坐上龙椅。特别是对于李唐王朝来说，晋阳更是他们起兵成事的地方，“唐高祖，起义师，除隋乱，创国基”，凭借的就是晋阳之地士马精强、宫监之中府库盈积的有利局势，不到半年就沿着汾河、渭河西进，攻入长安，奠定了唐王朝四百年的基业，所以唐太宗才称晋阳为“王业所基，国之根本”。
宋太宗深以为然，历史上太原出了太多的开国皇帝，估计跟这“龙城之兆”有很大的关系，他决不想此处再出危及自己皇位的帝王。为了防患于未然，当然必须尽快铲除“龙脉”。于是宋太宗下诏削平系舟山，改名“拔龙角”，同时，撤销藩镇建制，改太原城为平晋县。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宋太宗还不放心，担心龙脉犹存。为了斩草除根，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彻底摧毁太原城。为此他下诏焚城，要求城中的僧人、道士及豪民迁往洛阳，普通百姓迁居并州。
宋军纵火时，城中尚有大批百姓，他们或因不愿撤离，或是来不及撤离，都被活活烧死。一时间这座有着1500年历史的晋阳古城火炮冲天，喊声惊天。此后，宋太宗又下令引汾水、晋水灌城，将古城的废墟冲洗一空，企图毁尸灭迹，把晋阳彻底抹掉。
“南人鬼巫好基祥，万夫畚锸开连岗”，第二年，赵宋王朝在晋阳东北方向的唐明村，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地建筑新城，用以安置流民，这就是今天的太原市。为了钉死太原龙脉，新城里一律不修“十”字街，只铺“丁”字路，以示斩断了龙脉、钉破了城堡。
弥漫在城头的遮天浓烟可以慢慢散去，印刻在晋阳人民心中的创伤却一直无法抹平，焚城之患经年不散，焚城之痛多年犹存。“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来苦”，元好问的《过晋阳故城书事》，是控诉，是冷嘲，也是指斥。这种情绪终宋一代都很强烈。
赵光义占据晋阳后曾到晋祠游览，发现唐太宗在此处立有“贞观碑”，记载了这位“贞观天子”的煌煌盛业。赵光义为之怦然心动，唐太宗是他的偶像，许多事情他都愿意效仿，为了也能流芳百世，他在晋祠立起一座“太平兴国碑”。但当地百姓并不买账，“贞观碑”受到后人的精心呵护，千百年过去了仍然完好无损。而“太平兴国碑”被百姓所唾弃，碑文早已被刮剥净尽，俨然成了一座“无字碑”，被冷落在胜瀛楼北面的台基上。
宋太宗在太原犯下了滔天罪行，自己却浑然不觉，还要评功摆好。“皇威争一瞬，民意重千秋”，宋朝欠太原人民的账太多，《宋史·礼志》提到，北汉平复77年之后，旧城的百姓仍有不肯入住新城的，所以建议朝廷要宽其赋税，除其徭役，免除他们的后患，这则史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晋阳百姓与宋朝廷间深深的芥蒂。
宋太宗焚烧晋阳堪称历史上最为残酷和昏庸的决定之一，不仅给晋阳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为宋朝之亡埋下了祸根。
晋阳城始建于春秋时期，以晋水流经其北而得名，传说周成王的弟弟叔虞初封于此。后代历经北齐、唐、五代的不断经营，成为北方军事重镇，又是三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天下名藩巨镇，无有出其右者”之誉，堪称“北门锁钥”。
唐朝李渊父子从晋阳起兵，统一全国后，将晋阳定为北都，不断整修扩建，晋阳城由跨越汾河两岸的三座城池组成，方圆达40余里，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十分坚固，成为拱卫北方的重要屏障。“安史之乱”中，叛军攻破了洛阳、长安东西二京，唐玄宗逃往四川，十万叛军合攻太原，守将李光弼依据坚固的城池，以不足万人的地方武装，坚守50余天，终于击退了敌军，并以此为根基，收复了大批失地。
后来，由于石敬瑭割让了燕云十六州，赵光义又摧毁了这一北方的名藩巨镇，黄河以北成为敞开了大门的庭院，终于导致金人侵入，汴京失陷，北宋覆亡。从此以后，中国汉族封建王朝在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抗衡和争战中，开始由强变弱，处于下风。这不只是一座城池的悲剧，而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一般的杨家将故事都讲杨家父子如何尽忠赵宋王朝，但晋剧却更多的是表现杨业被陷害的无奈与悲凉，很少写杨家将如何杀敌，如何边关立功等等。鉴于北汉军民与宋朝廷这样的历史渊源，其中的缘由也就不难理解。潘美虽非晋阳之痛的主谋，但却是罪行的实施者，北汉遗民借助艺术的翅膀，将其加以痛斥，以解心中之恨。
传说中的潘美盖过了历史上的潘美，潘美成了奸臣的典型代表。无中生有是戏剧的魅力，但却是历史的大忌。戏说不是历史，戏剧小说不能当历史来读，同理，历史人物也不能与娱乐人物对号入座。
六 潜规则的威力
美国有部名著《第二十二条军规》，军规上明明只有二十一条，但看不见的、不成文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实际上，第二十二条军规就是我们所说的潜规则，往好听一点说叫惯例。
982年4月，契丹主耶律贤兵分三路攻宋。中路攻雁门，被杨业打败，损兵三千。这一年9月，耶律贤去世，12岁的隆绪继位，史称辽圣宗。他的母亲萧太后摄政，辽朝内部隐藏着各种矛盾。萧太后史上确有其人，名叫萧绰，小名燕燕。
宋将贺怀浦、贺令图、刘文裕等先后上书，要求乘机收复燕云十六州。他们认为，契丹朝中大臣多有不服，叛乱甚众，正是讨伐之机。但是宋太宗一直按兵不动，雍熙三年（986年），才决定出兵北伐。机会出现之后，宋太宗为何拖延了四年之久才行动？这里面究竟有些什么样的玄机？
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979年幽州之败对宋人的打击实在太大，北宋需要时间以恢复元气。另一方面，宋太宗担心政局不稳，朝中的不稳定因素牵扯了他太多的精力。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他的执政理念。
最令宋太宗赵光义忧心的，是他登基的合法性。宋太宗弟继兄位，朝野内外常有非议。宋太祖的两个儿子以及弟弟赵廷美都正值青春年少，无论他们有没有夺权野心，只要他们存在，对赵光义就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威胁。
宋太宗原本希望通过建立盖世武功来树立他的崇高地位，所以才有了979年急功近利的北伐契丹，但那一场战役的惨败，使他的雄心壮志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他开始认识到，收复燕云十六州实在太难。于是目光由外转内，把稳定政权作为头等大事。
幽州之战失败后不久，宋太祖之子赵德昭在他的言语刺激之下，自杀身亡。981年3月，宋太祖的另一个儿子赵德芳又突然暴病身亡。随后，宋太宗联合赵普抛出所谓的“金匮之盟”，为他继位的合法性寻找依据。紧接着又合伙整治唯一可能威胁皇位的赵廷美，将赵廷美一贬再贬。公元984年，赵廷美在忧愤之中客死他乡。这个时候，宋太宗才能够腾出手来，从容对待北部边防。
986年春天，宋太宗又收到边将密报，称“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幸用事”。其实，经过几年的整治，萧太后在辽国的地位已日渐稳固，辽圣宗也已16岁，与萧太后的宠臣韩德让相处融洽，契丹出现了辽史上较为辉煌的时期，可以说，北宋进攻辽国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
宋太宗亲自指挥，从河北、山西分东、西、中三路出兵攻辽，约定最后会师幽州。大将曹彬、崔彦进、米信率领东路军为主力，从雄州出击，向幽州推进；田重进率领中路军，由定州攻飞狐，攻取河北西北部和山西东北部；潘美和杨业率领西路军，出雁门关，收复关北的广大地区。
宋军的策略是中路和西路军先行突击，猛攻猛打一路东进会合主力部队。宋太宗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辽军是一棵大树的话，宋军的战略就是先去其枝叶，然后合力拔树。可惜的是，这一战略决策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变故。
战争的最初相当顺利，中路和西路军连战连捷，打了不少胜仗。潘美和杨业率领的西路军，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所向披靡，不到两个月就收复了云州（山西大同）、应州（山西应县）、寰州（山西朔县东北马邑镇）和朔州（山西朔县），差不多完全收复了山西北部的失地，兵锋直抵桑乾河。
中路军也收复了一些失地。
问题出在东路军这支主力部队身上。中、西路军连打胜仗的消息传来，他们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不顾粮运困难等客观条件，擅自改变作战计划，盲目进军。按照部署，东路军的任务是从东侧虚张声势，以十万之众佯取幽州，诱使契丹主力前救范阳，逼空契丹山后，为潘、田两军从西攻打提供良机。
宋太祖要求曹彬率领的东路军持重缓行，不可贪功冒进，等到潘美尽取山后之地会合田重进东进，与曹部合取幽州。但是，也许是因为宋军攻势太猛，也许是辽军有意诱敌深入。总之，宋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连克固安、涿州、新城等地。
胜利来得太过容易，不少人开始洋洋得意、头脑发昏，以为辽军不过如此，再加一把劲就可以直捣他们的老窝。东路军的一些将领把初时的战略部署抛到脑后，轻敌冒进酿成大祸。他们在涿州被耶律休哥断绝粮道，退兵之后再败于岐沟关，不得已退归雄州。辽兵趁势追杀，宋军损失惨重，曹彬仅以数骑逃亡。
宋军主力失败打乱了整个战略部署，导致战局逆转。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宋太宗下令全线撤退，要求田重进退还定州，西路军退守雁门关以南的代州，掩护四州官民内迁。与此同时，萧太后统领十万大军进行反扑，包括潘美在内的宋军已两度败于辽将耶律斜轸，应州守将弃城而逃，辽军又乘机夺回了寰州。
在这种情况下，把四州人民迁回内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代州在雁门关之南，强大的辽军占据了雁门关北，宋军曾收复的四个州中，应州和寰州已经丢了，云、朔两州被辽军隔断，呈孤悬之势，联络相当困难。
潘美是西路军的主帅，杨业是大将，在他们之外，还有两位监军王侁和刘文裕。监军的职位虽然并不比杨业高，但他们代表皇帝，地位非同一般。在讨论如何完成任务时，杨业与监军发生了激烈争执。
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现状和部队所担负的任务，杨业主张不与强敌硬拼，采取灵活机动的方法跟敌人周旋，并提出了保卫云、朔和应州人民南撤的作战方案。他建议先出兵应州声东击西，乘辽军掉头迎战兵力分散之际，聚歼其部分精锐，借以掩护云、朔两州人民安全向南撤退。
监军王侁对杨业的计划不以为然，他声言宋军现有几万精兵，完全可以走雁门关大路，堂堂正正地向前，看契丹能怎么办。另一位监军刘文裕随声附和。主帅潘美默不作声。若依王侁所言，那就意味着要和辽军硬碰硬，当时辽兵十倍于宋。
杨业非常激愤，指出那样做犹如以卵击石，只会导致失败，根本无法完成任务。身为武将，又觉得自己正确，杨业直言不讳，言辞之间火药味很浓。
王侁听罢非常生气，不但不肯听从他的意见，反而讥讽他：“你平日自诩无敌，如今碰上敌兵，不敢正面迎战，难道是‘有他志’吗？”
杨业本是北汉降将，与辽国有着30年的盟友关系。归宋后，原本就受排挤，王侁这番话无疑是对他的嘲讽和羞辱。王侁的潜台词非常明白：“你当初对抗我们大宋不是挺能打的吗，还号称‘无敌’，现在要对付辽人就成了软蛋，难道你与他们另有约定吗？”（据《宋史·杨业传》）
在那个年代“有他志”就是死罪。这话从一个监军之口说出，分量是相当重的，字字都击向杨业的软肋。杨业望向主帅，希望他能主持公道。潘美是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名将，应该知道在敌众我寡之时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更为妥当，况且此行的任务不是与敌交锋，只是迁移民众，但潘美一言不发。
监军是代表皇帝的，如今战术之争上升到了“有无他志”的政治高度，杨业知道再争辩下去也是无益，他横下一条心，慨然而答：“我杨业并非贪生怕死，只因敌强我弱，不想叫将士们白白送命。现在大人既然如是说，我只好领兵受命。”
兵法云，知可以为而为，知不可以为而不为。杨业明知不可为而为，明知出兵必败而又不能不出兵，他伤心至极，与潘美洒泪话别：“我本是北汉降将，按理当斩，太宗皇帝不仅没有杀我，反而委我重任。我决非畏懦不战，只是想等待有利时机战则必胜。现在事已至此，我自当殊死一搏。”
杨业兵到朔州之南、代州西北的陈家谷口，请求潘美安排精壮步兵在此埋伏以待接应。随后，他率领儿子杨延玉和73岁的老将王贵，带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情杀进谷去。
辽军调动大批精锐把宋军团团包围，杨业父子浴血苦战，从中午杀到黄昏，宋军只剩下一百多人。他们且战且退到了朔州以南十八里的狼牙村，期望杀回陈家谷口，与预先埋伏接应的宋军会合。但万万没想到的是，约定好的救兵早已不在陈家谷口。
原来，在杨业杀进谷去之后，潘美和王侁布兵于谷口严阵以待。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自寅至巳，大军等待的时间太长，王侁派人登托逻台观望，发现谷中尘烟四起，以为部队打了胜仗，怕杨业抢了头功，赶紧引兵向前。
潘美并不同意王侁的做法，但无法阻止他。为了以防万一，他将部队重新进行了部署。不久，王侁得到了杨业战斗失利的消息，顾不上许多，掉头逃跑。监军要走，潘美当不能制。他是受监督而不是实施监督的，监军与钦差大臣无异，没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杨业与王侁发生争执而潘不发话的原因。
杨业知道大势已去，忍不住仰天长叹，吩咐部下另寻生路。但将士们誓死相从，无一退却。杀到最后，王贵和杨延玉都壮烈牺牲，杨业身上多处受伤，战马也累得跑不动了，最后中箭被俘。史上记载，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至死不从，大呼：“我杨业一心尽忠报国，无奈奸人逼迫，导致兵败身困，如今我还有何面目见人？”最后绝食三天，壮烈而死。
各种史料，包括《宋史》、《东都事略》、《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对杨业之死的描述基本相同。新编《辞海》杨业条：“在主帅潘美和监军王侁错误指挥下，他孤军陷于陈家谷口，重伤被俘，绝食而死。”《辞海》的解释非常客观，认为杨业身陷绝境是因为潘美和监军的错误指挥。但历来都有学者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杨业为谁所害的争论中，其实这毫无意义。
如果客观冷静地进行分析，说到底，杨业之死只不过是一场意气之争，谈不上刻意相害，更上升不到政治高度。杨业与监军都有些意气用事，如果杨业能够放低姿态，妥善化解矛盾，结果当不会如此惨烈。但由于双方都过于重视自身感受，结果一场言辞之争，演化为生死较量。表面上看杨业确实维护了个人名节，也证明了自己是正确的，还留下了千古美名，但细想之下，他的死于己、于家、于国又何益之有？
杨业之死与其自身性格有直接关系，他自己对此也负有很大责任。杨业在北汉是说一不二的主将，投诚北宋之后角色变了，他不再是主角，只是一个配角。在军事讨论会上，杨业主张避实就虚，强调计谋。王侁主张不畏强敌，直面对手，打出声势。
应该说，杨业的主张更合理些，但他并没有进一步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而是对监军说，“按你们的主张，只会打败仗”。王侁是何等身份，怎么能由得他这样驳自己的面子，马上反击道：“你号称无敌，现在却如此胆小怕事，难道有什么二心吗？”话语间流露出对杨业的轻视和不屑。
其实，杨业完全可以用商量的方式与监军探讨，不必对不同的意见那么激烈否决，不仅对上级，对同事如此说话也会招致反感，更何况面对的是代表皇帝的监军。诚如此，杨业敏感和脆弱的神经便不会受到如此强烈的刺激，也不会将自己逼上绝路。
史书上讲，“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可见杨业的群众基础并不过硬，有可能性格过于耿直，不够低调，给人留下了一些把柄。杨业的悲剧有一半是他自己造成的。性格即人生，历史上又有多少如杨业一样恃才傲物的人，导演了自己悲剧的一生。性格的悲剧有时就是人生的悲剧，而个人的悲剧有时就是历史的悲剧。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和财富。
一场个人的悲剧，最后演化成了国家悲剧。986年那场战役，十万宋军顷刻消亡，再加上979年的幽州之败，北宋前后丧师不下30万，宋朝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杨业死后4个月，辽兵又攻占了瀛州（河北河间一带），大将刘廷全军覆没。接着，平州团练使贺令图，高阳关都部署杨重进殒命沙场，数万人死亡，沿途诸郡群情涣散，毫无斗志。契丹军长驱直入，连夺数州。从此，宋在对辽的军事斗争中完全处于劣势。
986年北伐失败之后，宋太宗开始采取虚外严内的政策。归纳起来就是对内强压，对外妥协，宽外而严内，用好听一点的词形容就是“内法外儒”。“国家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宋太宗的这段话表明，在他眼里，内患大于外忧，家贼甚于外寇，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维护政权稳定和如何传位于子上了。
宋太宗的政策对后世影响深远，南北宋合计320多年，外患是挥之不去的魔咒，历受辽、西夏、金、元人的侵扰。敌寇兵临城下，朝中和战之争端不断。即便战事顺利，形势占优，也要委曲求全，屈辱求和。一旦危机解除，便又好了疮疤忘了疼，故态复萌，满足于眼前的平安。靖康之后，徽宗、钦宗二帝以及大批朝臣、嫔妃都沦为金兵阶下囚，最后死在异乡做鬼。
在悲剧发生之前，无论是潘美还是监军都没有刻意要害杨业的主观动因。王侁与杨业素无过节，他在宋军北伐时才出任监军。打仗派监军，这是宋朝惯例，并不是特意针对某个人的。王侁指责杨业不出兵是胆怯，很大一部分原因源于杨业言辞过于激烈，王侁刚一提出自己的设想，杨业马上反驳说，按照他的设想去做，结果只会有一个，那就是失败。
其实，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只不过杨业主张避开强敌，重点保护人民转移。而王侁则认为不能太窝囊，要正面迎敌。应该说王侁是个完美主义者，他的想法是不仅要打胜仗，还要打漂亮仗。杨业久经战场历练，对战争的残酷性认识更为充分，打胜仗是第一位的，没有胜利就谈不上漂亮。
观点的不同，观念的差异，完全可以通过合适的方式进行沟通，但因为双方表达方式有误，导致了水火不容、势不两立。杨业可能确实不懂吏事，他不知道如何与上司相处，更不知道如何争取上司的支持，所以即便是完全正确的主张，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给他带来了最黑暗的结局。
决策失误与曲意陷害完全是两回事。一事当前，完全没有争论和异议是不现实的，关键是如何化解矛盾，协商出最正确的办法，这也是为将之道，为帅之法。如果明知决策有误，反而要以身试法，尽管可能一时痛快，但结果可能害人害己又害国。如果是真刚烈，据理力争又如何？还是不够坦荡，又不够世故；性格刚强，又过于软弱，一遇挫折，便只想到玉碎瓦全，摆脱被动的能力、摆脱困境的能力都不够。杨业最后说自己为奸臣所迫，表明他虽久居官场，但并不成熟，或者是在北汉居高官霸道惯了，在宋朝军中做一配角还没有调整好心态。
再说潘美。有人认为潘美对杨业之死要负主要责任，理由是他没有支持杨业，没有主持公道。其实这是一种曲解，完全不理解宋朝的监军制度。宋代对武将一直放心不下，实行监军制度就是要分将帅之权，防止其拥兵自重。
当时的监军都是皇帝信得过的人物，在那个时代，谁与皇帝关系密切、谁受皇帝宠幸，谁的权势就大。两位监军都与皇家有一定的关系，王侁的父亲是后周枢密使，对于宋太宗来说就是老首长的孩子。刘文裕的姐姑是宋太宗之祖母，与皇家有血缘关系，算是“外戚”。他29岁“起家补殿直”，官位很低，但在太宗继位之前，与赵光义有过不少接触，太宗当了皇帝之后，对他不断提拔。
皇帝派监军到西路军，不是监督杨业的，而是监督主帅潘美的。对抗监军就是对抗皇上，“有异志”者是死罪，监军有权处死心怀异志的战将，有的大臣仅仅与监军发生了争执就受了贬官的处分，这是有先例的。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能理解潘美为什么没有挺身而出为杨业主持所谓的公道。官场上，不作为有时是立身之道，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的时候，宁可不做也不能犯错。
潘美不是个心胸狭窄的人，只不过他处事比杨业更为周到圆滑，如果没有这一点，他恐怕早和其他武将一样被“杯酒释兵权”了。以他的性格和为人，在那种场合不会轻易表态，稍微有点城府的人都不会与监军正面冲突，监军的权威是要维护的，否则朝廷也不必派什么监军。
历史上潘美也曾当过监军，对监军的职责肯定有很深刻的理解。宋太祖刚继位时曾对陕州主将袁彦不信任，派潘美去做监军，并授意他随时可以取其性命。但潘美单骑赴任，以大局为重，不但没有简单行事，反而感化激励袁彦，使其诚意归顺大宋。
史书上说杨业不知书，看来也不是空穴来风，从其性格过于耿直这一点就能看出些苗头来。杨业与潘美是西路军的主将副将，此前他们之间没有过节，而且能够一起打胜仗。与杨业相处，潘美的心态应该是放松的。杨业是北汉降将，立再大的功也无法与他们这些“根正苗红”的人相比。倒是杨业急于表现自己，想证明自己的能力，这本无可厚非，但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如果过于急于求成，很可能是欲速则不达。历史上一些招致杀身之祸的名将大多有这个毛病。南宋的岳飞如此，明代的袁崇焕也如此。
批评潘美的人责难说潘美应该站出来支持杨业，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是过高要求官场中的人了，不了解现实的残酷性，带了太多的浪漫色彩。不仅是潘美，即便换了一个人，也不会轻易否定监军而支持杨业。况且当时，两位监军已形成了一致意见，潘美此时站出来反对，只能使矛盾激化，于解决问题无益。
如果军队主帅与监军发生争执，皇帝肯定更容易相信监军而非部队将领，王、刘二人回朝后的汇报至关重要，他们是最能左右皇帝判断的人。杨业不懂吏事，不懂官僚系统的程序，而潘美在官场历练多年，显然更世故老到。如果潘美是动不动就与人叫板的人，他也不会有功德圆满的下场。
杨业之死，与其说是被奸人所害，倒不如说是死在了无处可见但又无处不在的“潜规则”。“有他志”、“莫须有”、“朝廷疑耳”都是宋朝军事制度之下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的悲剧。杨业的悲剧是宋朝武将的悲剧，或者说是中国武将的悲剧。
七 谁为杨业洗冤屈
杨业的冤屈肯定是有的。但这个冤情，不是在其死时而是在其死后。杨业身为云州观察史，是一个五品官，按宋朝规定，正常死亡时，应赐“钱三百贯，绢布各二百匹，酒五十瓶，羊五十口”，若战场牺牲则赏赐更高，但一开始杨业只被“赐绢布各百匹，粟一十石”。比他品级低的岳州刺史贺怀浦，正常死亡时应“赐钱百贯，绢百匹，酒十瓶，羊十口”，战死后朝廷多赏了十瓶酒、五口羊。两相比较，杨业肯定是受了冷遇，否则他的待遇不会如此大打折扣。不过随后，宋太宗亲自下旨表彰，赏赐其“布帛千匹，粟千石”，大幅提高了赏赐标准。
为什么前后反差如此之大，其中缘由历史上没有留下记载，事实真相是如何呢？
杨家将故事中，有佘太君上殿为夫申冤的情节。此说源于清代地方志，光绪年间编修的《岢岚州志》称：“杨业妻折氏……性敏慧，尝佐业立战功……后杨业战死于陈家谷，潘美、王侁畏罪，欲掩其事，折上疏辩夫力战获死之由，遂削二人爵，除名为民。”《岢岚州志》的可信度历来招致怀疑，其短短的几行记录，事实交待含糊。最为明显的是，潘美没有被削职为民，只是除去了三个封官。潘美被削职为民是传说不是历史，《岢岚州志》把故事传说也当成史实一并记录了。所以，佘太君为夫申冤一事未必可信，为杨业昭雪一定是要有证人的，她没有前线亲历，战场上的事她并不知情，空口无凭如何控诉？
当代学者李裕民提出了另一种说法，据他的研究，是一个叫刘吉的人搬动了历史的“道岔”，洗雪了泼到杨业身上的脏水。他的依据是北宋名臣张咏的长诗《赠刘吉》，诗中有“冒死雪忠臣，谠言警贵侍”之句，作者在自注中称这两句诗与杨业有关，杨业忠贞但被奸臣所陷。
张咏与杨业、杨延昭为同时代人，历经太宗、真宗两朝，生于946年，死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也就是杨业之子杨延昭去世后的第二年。张咏是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进士，与寇准交厚。他中进士时杨业刚刚归宋不久，《赠刘吉》一诗作于989年，在杨业死后三年。他笔下的杨业之事也许有一定的依据。
张咏性急如火，疾恶如仇，不畏权势。他年轻时，有一次戴着头巾吃馄饨，因为头巾带子比较长，时不时垂到碗里。他气得火冒三丈，一把将头巾拽下来塞到碗中，愤愤地嚷嚷：“你请吃，你请吃！”他在湖北当县令时，干过一件备受争议的事。一个管钱的小吏，将一枚钱藏在头巾里往外带。张咏发现后，将他痛打一顿。小吏不服，“我不过偷了一文钱，你竟如此打我，难道还能把我杀了不成？”张咏被他的不屑激怒，当即挥毫写下四句判词：“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随即杀了那个小吏。一个不知进退的小吏，用自己的性命换来了“水滴石穿”这句成语。
关于刘吉，宋朝也确有其人，不过名望不高，《宋史》没有为他立传。从散见的史料分析，他是个敢做敢为的性情中人，与张咏性情相投，身世又与杨业有某些类似。杨业是北汉降将，他是南唐降臣，归宋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排挤和打击。杨业的冤屈，难免会让他有惺惺相惜之感。但以刘吉的身份和地位，想为杨业翻案太难，那是他所力不能及的。
关于此事，李裕民先生也只是提供了一个线索，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与佘太君一样，刘吉不是杨业一案的亲历者，他如何知道前线发生的事情，又如何为杨家雪冤呢？问题在最关键处缺失，因而没有太强的说服力，刘吉所能做的也许就只是振臂鼓与呼，他很可能也这么做了，并且冒了某种风险，受到了一些打压。
如果杨业真有冤屈，要为其申冤，至少需要两方面的证据，一是前线决策时的内幕披露，二是战争亲历者的证明，这些才是最重要和最有说服力的。但是要搜集到这些证据谈何容易，只有潘、杨、王、刘等几个人合议的军情机密，外人如何能得知真相。如果潘、王、刘众口一词，杨业是无理可辩的。所以，杨业最后被厚赏，很可能是潘美和两位监军中至少有一位主持了公道。
至于杨业一开始没得到应有的抚恤，很可能有一些情况未明。冯小刚导演的《集结号》里面有一个情节，战争失踪人员与战死的烈士享受的抚恤有很大差别，主人公所在的部队整连的官兵全都牺牲了，但因为没有找到遗体，享受不到烈士的待遇，众人皆知其冤。
杨业的情况很可能与之类似，因为他被辽人俘虏，宋人无法确定他的生死，暂不能按照阵亡的标准发放补贴也在情理之中。如果事情没有搞清就发放高额补助，很可能闹出笑话。宋真宗时，大将王继忠被辽军所俘入赘辽国，但宋廷以为其战死而给予厚赏，真相大白后很是尴尬。
杨业之死真相大白之后，他受到了高规格的赏赐。宋太宗在诏书中称赞他“尽力死敌，立节迈伦，不有追崇，曷彰义烈”，同时认定潘美、王侁等人有罪，其中一条是“败约，援兵不前”，致使“失吾骁将，陷此生民”。具体到王侁，宋太宗的措词更为严厉，“堕挠军谋，窘辱将领，无公忠之节，有狠戾之愆，违众任情，彼前我却”，最后将他除名发配金州，潘美则被削去了三个官职。
应该说宋太宗的处置是公正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杨业传》、《潘美传》在涉及这一事件时，陈述基本相同，可见《宋史》是统一了口径的。几处史料都没有就杨业一事的前后变化给出说明，这就给了后人无穷的想象空间。也许这件事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所以朝廷也就没进行特别的说明。宋廷只是根据事实纠偏而已，这个纠偏是自纠而不是他纠。
无论佘太君还是刘吉，或者是别的什么人，如果他们想要为杨业雪冤，首先得知道杨业有什么冤，造成冤屈的原因和凶手是谁，然后还得着手搜集证据。因为他们都不在战争现场，而要控告的又是监军和朝廷高官，这不仅仅需要勇气、毅力，还需要时间。
但事实是，从北伐失败到潘美受罚，之间的间隔非常短，根本不可能生发出那么多是非来。从《辽史》和《续资治通鉴》披露的史料看，陈家谷之战大约发生在七月初。七月十五日，内迁的7.8万余边民已安置完毕。至八月辛亥，也就是八月十五日，潘美即受到了处罚，被免除了三个兼官。前后时间不过一个月，处理杨业一事堪称神速，没有任何拖延。
与此相对照的是，大将曹彬的责任追究，则在两个月后才做出。所以，即使从时间上看，“潘美、王侁畏罪，欲掩其事，折上疏辩夫力战获死之由”才使潘美等人受罚的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张咏的诗，作于989年，那时杨业已死去三年，事情早已水落石出，所以若要说刘吉为杨业翻案，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对于皇帝的处罚，潘美等三位当事人并没有申辩。试想一下，杨业已死无对证，如果他们三人串通一气，一口咬定决无过错，这罪是很难定的，但这种局面没有出现。很显然，他们三人很可能是自己认罪了。
历史上，类似陈家谷口那样的情形并不鲜见。而且有可能，在澄清杨业一事上，潘美不仅无过反而是有功的。第二年二月，距事发不过半年，宋太宗就撤销了对潘美的处分。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至少在宋太宗看来，杨业之死的确罪不在潘美。三人之中，潘美最有可能说明事实真相，这是杨业得以被厚赏的决定性因素。
宋真宗时的大臣杨亿曾说，杨业死后“天下冤之，闻者为流涕”。看《集结号》时，主人公为战死的兄弟争取烈士的待遇，其情其景也让人为之流涕。现在的人们，对于杨业的冤情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各种版本的故事风行。对于宋朝的百姓来说，很可能是在宋太宗还了杨业公道之后，此事才得以流传的。因为从杨业战死到受重赏，是在短短的一个多月之内完成的。人们没有多少非议的时间和空间。大量的议论和传闻应该出在皇帝连续下诏之后，尽管北宋还了杨业一个公正，但民众觉得远远不够，对这一重大变故产生了种种猜测和深度挖掘。
对于说故事的人来说，有英雄必然要有奸臣，这样故事才会好看、好听。杨家将英勇抗敌的故事口耳相传，杨令公的形象越来越高大。澶州当时在辽国境内，离陈家谷口很远，却有人在古北口修了杨无敌庙。从宋人的角度看，杨业不过是北伐偏师西路军的副将，算不上顶级名将。但从辽人的角度看，杨业是他们能够俘获的宋朝级别比较高的将领了，他们拿杨业说事，大肆宣扬，目的当然是宣扬自己的战功，客观上也为杨业扬了名。
据有关辽史资料记载，杨业死后，耶律斜轸将其首级北献，并以示诸军。宋辽战争中，宋将阵亡者不在少数，但不见有以首示众的记载，唯独杨业如此，可见他们在杨业身上做足了文章，这种广泛的宣传和心理攻击，对宋军守将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仁宗时的包拯在《论边将》中说，代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必须有最得力人选镇守。因为代州与云、应等州相去甚远，路又平坦，最是易攻难守。太宗时用杨业守之，可见是多么慎重。杨业死后，雁门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宋朝云、代两州守将一遇辽军便望风而逃，辽军顺利而迅速地收回了先前失去的四州。
古北口杨无敌庙的存在，不知是辽人有意还是无意设的一座心理战基地。仁宗时的刘敞、神宗时的苏颂、哲宗时的苏辙等1600多名宋朝官员出使过辽国，他们无一例外地凭吊了杨业庙，苏辙和苏颂还留下了“尝享能令异域尊”、“威信仇方名不灭”的千古名句。杨业在辽地的声望，反过来又促使他在中原的声望不断上升。
墙内开花墙外香，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今天依然如此。一件事要想得到国人的认可和追捧，先在国外获个奖什么的可能是最好的捷径。张艺谋的首部电影《红高粱》当年在国内拷贝难卖，但在柏林斩获金熊之后，马上翻身热映，张艺谋由此走上了名导之路。贾璋柯的电影多年来一直只能走地下路线，他也是通过先在国际上获奖再打开国内市场，由此获得成功。这样的事情太多，不必一一历数。
杨业身为偏将而在历史中闪耀，跟辽人的造星宣传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没有杨无敌庙，如果没有辽人的刻意宣传，杨业之名很可能被尘封在历史深处。杨业被誉为一代名将实在与他五品官的身份不够相称，他没有显赫的地位，甚至于连确切生年都不被历史所载，他的民间口碑带动了他的历史地位，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上都是一件非常奇特的现象，非常值得人们研究与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