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奥斯曼帝国文化的演进氛围和历史地位
伊斯兰文化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柏柏尔人诸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奥斯曼帝国的文化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奥斯曼帝国疆域广阔，境内民族和宗教众多，除了突厥人之外还有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匈牙利人、阿尔巴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等等，除了伊斯兰教之外还有基督教和犹太教，等等。帝国境内诸多族群文化积淀深厚，社会交往明显扩大。帝国位于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交汇处，与基督教文明、波斯文明和印度文明交流密切。因此，奥斯曼帝国的文化也是一种兼容并蓄的复合文化，主要包括以下文化要素：突厥人特别是奥斯曼人的固有文化、古典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基督教世界的文化、波斯文化与印度文化。奥斯曼帝国的文化演进，仿佛涓涓溪流汇成滔滔江河一样，长达数百年之久。奥斯曼人的征服、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社会结构的变化、诸多民族的融合和伊斯兰教的传播，无疑构成奥斯曼帝国文化演进的深层背景。尤其需要提及的是，帝国雄踞世界数百年，经济长期保持繁荣稳定，多位苏丹承袭哈里发的宗教宽容政策，积极支持发展文化事业，即便在帝国事业显露颓势之时也不例外，例如1421—1566年的历任苏丹，18世纪前期“郁金香时代”的苏丹艾哈迈德三世，以及此后的诸多苏丹。
15世纪初至16世纪初是奥斯曼帝国文化的起步时期。穆拉德二世（Murad II，1404—1451年，1421—1451年在位）鼓励将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经典著作译成奥斯曼土耳其文，以此发展帝国文化和培养伊斯兰教学者。穆拉德二世统治时期，约有2万名学生进入附属清真寺的宗教学校研读经训，学习满7年后才能毕业，继而担任宣讲师和法官等职，甚至可以荣获“学者”称号。他还创办宫廷学校，聘请国内著名学者任教，其中多名学者出自经验丰富的高级官员，令诸位王子、廷臣子孙、亲密侍从入校，甚至择取战俘和奴隶中的佼佼者入校，以全面培养忠于职守、具有真才实学的各级管理人才。
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1432—1481，1451—1481年在位）自幼在父亲创办的宫廷学堂中接受良好教育，通晓土耳其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希腊语，粗识塞尔维亚语和意大利语，在即位之后高度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他本人爱好广泛，喜欢阅读斯多葛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论著，熟知亚历山大大帝与罗马皇帝的传记，关心文艺复兴和雅典建筑。1456年奥斯曼帝国征服雅典和希腊，穆罕默德二世因对希腊的建筑遗迹心驰神往而赋予雅典自治地位。为了了解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实况，他曾允许拉古萨用意大利手稿代替贡金。他熟悉波斯、希腊和罗马的古典诗篇并尝试写诗。他全然没有顾及先知穆罕默德关于绘像的禁令，不仅收藏大量名贵绘画，而且于1480年即去世之前一年，令威尼斯人金蒂尔·贝里尼为他画像，这幅画现藏威尼斯来亚得美术馆。他在伊斯坦布尔营造新的宫殿，将衰败的基督教堂改建成清真寺，并在法蒂赫清真寺附近建设多所高等宗教学校，聘请伊斯兰世界的饱学之士前来授课，其中包括阿劳德丁·图西（Alauddin Tusi）、布尔萨里·宏卡扎德·穆斯里胡德·穆斯塔法·艾芬迪（Bursali Hocazade Muslihiddin Mustafa Efendi）和米弗拉纳·阿卜杜尔克里木·艾芬迪（Mevlana Abdulkerim Efendi）。穆罕默德二世时代，曾经破败不堪的千年古城君士坦丁堡再次成为首屈一指的文化中心。巴叶济德二世（Bayezid II，1481—1512年在位）爱好科学和诗歌，利用希腊和保加利亚的专家修造街道和桥梁，而巴叶济德清真寺是这一时期最为宏伟的宗教建筑。塞里姆一世（Salim I，1467—1520年，1512—1520年在位）是一位诗人，他的作品于1904年在德国出版。他还尊敬学者，奖掖学术。
16世纪前中期是奥斯曼帝国文化的鼎盛时代。苏莱曼一世（Suleiman I，1494—1566年，1520—1566年在位）是奥斯曼帝国史上富有学养的开明专制君主的典范。他擅长写作诗歌和散文，曾将“穆希比”作为诗歌笔名，并留下《战争日记》一书。苏莱曼一世当政时期，奥斯曼帝国在伊斯坦布尔修建街道、桥梁、学校、医院、驿站和浴池等公共设施，首都面貌焕然一新。他在四处征战之余，还在各地广建清真寺，重修著名学者的坟墓，以此弘扬伊斯兰文化。1535年帝国军队征服伊拉克后，苏莱曼一世下旨在巴格达城内为哈乃斐教法学派的创始人艾布·哈尼法兴建清真寺，并重修苏非派卡迪里教团创始人吉拉尼屡遭破坏的坟墓。1550—1557年间他下令建筑学家锡南在伊斯坦布尔督造苏莱曼清真寺，该寺后来被誉为奥斯曼建筑史上“最富丽堂皇的纪念碑”。
16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是奥斯曼帝国文化的转型阶段。艾哈迈德三世（Ahmed III，1673—1736年，1703—1730年在位）在大维齐尔达乌德·易卜拉欣帕夏的诱导下，率先追求法国王室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情趣。艾哈迈德三世时代，大维齐尔受命在首都近郊督造苏丹的“逍遥宫”（Sa’dabat），刻意仿效法国枫丹白露宫的建筑风格，新建的别墅、园林、喷泉、凉亭和浴室开始出现打断的挑檐板、成群的壁柱、卷边形牌匾等，法国的建筑艺术开始影响整个帝都。同时，引自欧洲的名贵花卉郁金香盛开于伊斯坦布尔的皇宫和别墅，故艾哈迈德三世统治时期被称为“郁金香时代”（The Tulip Period）。此后，“政治和经济的瓦解并非与大多数文化领域的衰落同步发生。相反，由于苏丹此时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皇宫中能够推动和实践的文化事业上，不受军事和政治问题的困扰，也由于部长们和总督们一样总是极力仿效他们的主人，所以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帝国瓦解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文化上的领军人物。由于古典时代的活力继续发挥作用，这样也许抵消了日益增长的混乱对社会所有阶级的影响”。[1]
郁金香时代建筑风格的代表——艾哈迈德三世喷泉
关于奥斯曼帝国文化成就的历史地位，学界争议不断，莫衷一是。欧洲国家的诸多学者对奥斯曼帝国的文化成就充满傲慢和偏见，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重新学习古典知识以前，穆斯林思想家仅仅充当这些知识的存储器。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布罗克尔曼在其著作《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中这样写道：“奥斯曼人的学术生活几乎完全没有独创之处，而是局限在传统的固定范围中。对穆斯林来说，科学并不意味着取得新知识，而是意味着尽到最大可能全面地掌握前人的研究结果。关于宗教和宗教法律的知识受到最大的尊重，宗教法和民法分不开而且控制着民法。由于伊斯兰教经典著作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奥斯曼学者中的神学作家一般也使用阿拉伯文。只有启发俗人的某些书籍才用民族文字写成。奥斯曼学者的优点不是大胆或深刻的思想而是记忆力强和刻苦钻研的精神。”[2]美国学者斯坦福·肖这样解释欧洲学者的傲慢和偏见：“他们得出这种结论是因为他们缺乏语言学和美学修养，只有具备了这种修养，才能辨别和欣赏在欧洲人的经验和意识之外发展起来的文化。”[3]
如果说部分西方学者和少数中国学者出于宗教偏见、文化隔膜和知识匮乏等原因，轻视整个伊斯兰文化的话，那么奥斯曼帝国文化受到一些人的蔑视，原因还不止于此。奥斯曼帝国树敌太多，而且这些敌人在文化上影响太大，导致帝国的征战与文化呈现“狗猛酒酸”的奇特关系。奥斯曼人始终具有强烈的尚武精神，奥斯曼帝国则是一个把征战视为生命的国家，为主道进行圣战成为奥斯曼人和帝国安身立命的根基所在。帝国从建立到崩溃，处在四战之地，与数不胜数的国家、民族和教派发生冲突，它的敌人除了欧洲基督徒之外，还有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等穆斯林。帝国的征战导致周边地区的普遍仇恨和长期恐惧，使被侵略者和被征服者无法以冷静心态正视敌寇的文化成就。伴随着西方基督教世界在全球以及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伊斯兰世界的话语霸权，这种心理又遗传到现今的世界。相比之下，此前阿拉伯人建立的哈里发国家，其扩张进程停止较早，特别是自阿拔斯王朝建立后，哈里发国家几乎实现罢兵休战，境内外诸多族群得以和平相处，具备足够时间去消解仇恨并共同创造崭新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奥斯曼帝国的文化辉煌灿烂。西方的中东史泰斗伯纳德·刘易斯在《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一书中写道：“土耳其的文化生活和智力活动，可以说只是到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由于旧的传统已完全失去作用，新的创造力量又还没有出现，因而才真正开始崩溃。并且即使在那个时候，在破烂不堪的宫廷习俗的幔帐后面，土耳其人简朴的民间艺术和民间诗歌依然像过去那样在流行着。”[4]奥斯曼帝国的文化成就，主要体现在文学、史学、哲学、建筑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领域。
二、文学
依据创作主体和受众的不同，奥斯曼帝国文学大体可以分为宫廷文学和民间文学两类，两类文学均发源于13世纪即奥斯曼帝国建立前后。民间文学特别是民间诗歌的主要创作者是云游四方的托钵僧侣或者弹奏单弦“萨兹”的行吟诗人（saz sairs），因此民间文学又被称作“行吟诗人文学”或“神秘信仰文学”，主要影响下层百姓特别是农牧民和普通士兵。相比之下，宫廷文学大都由达官贵人或其庇护下的文人创作，主要涉及都市上层人士，在帝国文坛长期占据统治地位。
奥斯曼帝国时期，就文学体裁来说，诗歌仍是主要体裁，而散文仅在宗教学、法学和史学等领域有所发展，至于小说和戏剧直到19世纪才从欧洲引进帝国。诗歌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学的主要体裁。一些诗歌称赞某部落，某宗教，或者某潜在的赞助人；一些诗歌则嘲笑诗人的对手；另一些诗歌则唤起对安拉的敬畏或者抒发在传奇经历后的兴奋之情；更有一些诗歌赞颂爱情、酒和安拉，有时可能赞颂以上三种。阿拉伯人擅长诗歌，诗歌是阿拉伯人最重要的文学体裁。查希里叶时代，各个部落的诗人往往汇聚在欧卡兹集市，举行赛诗会。那时的诗歌，分为称作麦格图阿的短诗和称作格绥达的长诗。诗歌的内容，主要是夸耀部落的高贵谱系，称颂部落的征战业绩，思念情侣和诽谤仇敌。麦加克尔白神殿墙壁上的7首“悬诗”，被视为阿拉伯诗歌的精品，代表了查希里叶时代阿拉伯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伊斯兰教诞生初期，宗教的炽热情感和圣战的狂潮使阿拉伯人似乎忘却了自己的诗歌，诗人的地位急剧下降。倭马亚王朝建立后，诗歌创作再度兴盛。在希贾兹的两座圣城，歌舞升平，娱乐成风，爱情诗颇为盛行。阿拔斯王朝前期，阿拉伯人传统的诗歌风格在伊斯兰世界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后来，由于异族文化的广泛影响，伊斯兰世界的诗歌创作开始突破阿拉伯古诗风格的界限，新的诗歌形式渐趋盛行。
散文是伊斯兰文学的另一重要体裁。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系先知穆罕默德在610—632年传教过程中陆续宣布的“安拉启示”的汇集，它确立了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基本功修、伦理道德和教法律例，反映了7世纪早期阿拉伯半岛希贾兹地区的社会状况与伊斯兰教曲折的传播过程，同时也是第一部韵体散文的阿拉伯文典籍，兼具文学性、宗教性和史料性。《古兰经》风格质朴，语言简洁，气势宏伟，意境奇妙，抑扬顿挫，娓娓动听，堪称阿拉伯散文的典范佳作，甚至西方的基督教学者也对《古兰经》的文学价值多有称道。阿拔斯时代，刻意追求辞藻华丽和风格优雅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文学时尚，具有波斯文学之浓厚色彩的艺术散文逐渐风行。
奥斯曼帝国文学的主要成就集中表现在宫廷诗歌方面。奥斯曼帝国的宫廷诗歌竭力模仿波斯风范，甚至一度流行用波斯文作诗，刻意追求每对句子甚至全诗押韵，主要形式包括：鲁巴伊（Rubai），只有4对句子；加泽尔（Gazel），包含4—15对句子；卡西德（Kaside），包含15对以上句子；米斯耐维（Mesnevi），长诗。“正如在科学方面阿拉伯人被认为是模范一样，在诗歌方面波斯人被认为是模范。模仿波斯人被认为是有教养的人值得做的唯一的事情。奥斯曼人以其特有的彻底精神从事于波斯诗的研究。在用语言学阐明波斯经典作品方面，他们的成就是卓越的”。[5]
自13世纪的霍加·德哈尼（Hoca Dehani）起，土耳其宫廷文学特别是宫廷诗歌的神秘色彩趋于淡化，开始强调歌颂旖旎景色、追求美酒爱情和赞扬上流社会。不过，在这一时期，民间文学表现更为活跃。著名的神秘文学家包括鲁米（Jalāl ad-Dīn Muhammad Rūmī，1207—1273年），他首创土耳其民间文学的神秘主义原则；其子苏尔坦·维列德（Sultan Veled，1227—1312年）；尤努斯·埃穆瑞（Yunus Emre，1238—1329年），等等。在13世纪出现一位享誉世界的民间文学家，特别擅长讲述幽默诙谐的民间故事，埃及人称其葛哈，波斯人叫他摩拉·纳斯勒丁，而土耳其人将其命名为纳斯勒丁·霍加（Nasreddin Hoca），此人就是中国人熟知的纳斯勒丁·阿凡提（Nasr al—Din Khujah，阿凡提意为“先生”）。
鲁米
纳斯勒丁
纳斯勒丁于1208年生于安纳托利亚半岛西南部锡夫里希萨尔城左近的霍尔特村。他自幼接受传统的伊斯兰教育，通晓《古兰经》，善于辩论，爱好诗歌，喜欢谚语。在30岁左右，他到阿克谢希尔定居，以后致力于将当时中东伊斯兰世界流行的“朱哈笑话”改编为“纳斯勒丁笑话”，直至1284年逝世。纳斯勒丁的笑话歌颂和善、机敏、勇敢、正直，嘲弄残忍、愚昧、怯懦和势利，语言幽默，主旨鲜明，情节生动，雅俗共赏。例如，一个男人曾向纳斯勒丁抱怨家中没有阳光。纳斯勒丁反问：“你家花园中不是有阳光吗？”“是的”，此人回答。“那好”，纳斯勒丁说，“那就把你家搬进花园中吧！”早在16世纪，土耳其著名诗人拉米伊（？—1532年）就将纳斯勒丁的部分笑话编入《趣闻》一书中。在18世纪左右，纳斯勒丁的笑话传入中国的新疆地区，称作“阿凡提故事”，后在中国家喻户晓。目前每年7月5—10日，土耳其的科尼亚（Konya）均举办纳斯勒丁·霍加狂欢节。
艾哈迈德·古尔赛赫（Ahmet Gulsehri，？—1317年）与塔楚丁·易卜拉欣·艾哈迈德（Tacuddin Ibrahim Ahmedi，1335—1412年）是14世纪奥斯曼帝国宫廷文学家的主要代表。艾哈迈德·古尔赛赫将法里杜德丁·阿塔尔的波斯文长诗《鸟儿的推理》（Mantik al-Tayr）译成土耳其文，并添加其他内容，这些内容反映了14世纪安纳托利亚半岛的社会现实，特别是揭示了穆斯林战士的一些表现。
塔楚丁·易卜拉欣·艾哈迈德为巴叶济德一世之子苏莱曼撰写长诗《伊斯卡德传》（Iskendername），通过8 250对句子描述亚历山大大帝的传奇一生。
阿师格·帕夏（‘Ashiq Pasha，又译阿舍克·帕夏，约1272—1333年），是14世纪奥斯曼帝国民间诗人的杰出代表。他长期活跃在安纳托利亚半岛的科尼亚等地，用土耳其语从事创作，代表作品是长诗《异乡苦修者的故事》。《异乡苦修者的故事》包括10章，每章下设10节，合计1.1万行诗，其中大量征引经训，从伊斯兰教逊尼派穆斯林的视角评价苏非派的信仰和苦修，以此劝导世人弃恶扬善。
德德·考尔库特（Dede Korkut）是14世纪土耳其最为杰出的民间散文家。他的散文集描述土库曼人在高加索山区与格鲁吉亚人以及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与拜占庭人的斗争史，反映了这一时期突厥人的部落习俗和道德标准。
自空位时期（1402—1413年）之后，奥斯曼帝国从帖木儿西征的蹂躏中恢复过来，帝国统治趋于稳定，重新迈出扩张步伐，宫廷文学也迅速发展。苏丹穆拉德二世（Murad II，1404—1451年，1421—1451年在位）也是一位诗人，他崇尚波斯抒情诗歌的韵律和内容。艾哈迈德·帕夏·布尔萨尼（Ahmad Pasha al-Bursani，？—1497年）是15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最伟大的宫廷诗人。他生于布尔萨，其父是穆拉德二世的大法官。他自幼受过正规的伊斯兰教育，谙熟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后来成为伊斯兰教义学家和教法学家，早年曾在乌尔汗苏丹开设的布尔萨伊斯兰经学院讲授逊尼派教法学，继而于1451年被任命为埃迪尔内的首席教法官，在穆罕默德二世在位期间被擢升为首席军事法官兼法律顾问，于1453年随驾征服君士坦丁堡，在巴叶济德二世执政期间担任大穆夫提，直至逝世。布尔萨尼尤其擅长创作诗歌，有称颂诗、言情诗和劝善诗数十首，其中渗透着他对宗教和哲学的独特见解，被誉为奥斯曼帝国宫廷文学的第一位大师。
内西米和苏莱曼·谢莱比两位苏非派学者是15世纪奥斯曼帝国民间诗歌的杰出代表。内西米（Seyid Imadeddin Nesimi，约1369—约1418年）又称阿里·阿拉，苏非派学者，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并利用这三种语言创作了多首诗歌，代表作是一本土耳其语的诗集（divan），其中包含约300首加泽尔抒情诗和150多首四行诗鲁巴伊，侧重表达其神秘主义的宗教情怀。1418年他因在奥斯曼帝国传播异端信仰而被处决。
苏莱曼·谢莱比（Sulayman Shlabi，？—1429年）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拉德一世的大臣艾哈迈德帕夏之子，苏非派哈尔瓦提教团谢赫，曾担任苏丹巴叶济德一世的宫廷伊玛目和宗教顾问，在1402年后任布尔萨一家清真寺的教长。他还是一位诗人，代表作是关于先知穆罕默德诞生的称颂诗。
16世纪是奥斯曼帝国文学尤其是宫廷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文人墨客脱颖而出，约1/4的杰出诗人生活在16世纪中后期即苏莱曼一世及塞里姆二世在位时期，群星璀璨，佳作迭出。
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巴基（Muhammad Abdul-Baki，1526—1600年）出身贫寒，但有诗歌天赋，因此获得上层人士甚至苏莱曼苏丹的青睐。他的诗歌强调生命短暂和个人享受，迎合了上流社会的价值取向。他被时人誉为“诗人之王”和颂歌作家，死后享受国葬待遇。
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巴基诗集插图：巴基与其读者 穆罕默德·伊本·苏莱曼·富祖里（Muhammad ibn Suleyman Fuzuli，约1483—1556年）的诗歌水平在当时仅次于巴基。他在白羊王朝统治时期（White Sheep Turkomans，1378—1508年）生于伊拉克希拉城的一个什叶派家庭，自幼接受良好教育，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1501年，伊斯玛仪（Ismail I，1501—1524年在位）率领长期追随萨法维教团的乌斯塔吉鲁等7个土库曼人部落即凯兹巴什进军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沙鲁尔战役中击败白羊王朝的军队，进而占领大不里士，自称“伊斯玛仪沙”，建立萨法维王朝。1503—1510年，伊斯玛仪相继征服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伊拉克、伊朗高原东部的呼罗珊直至阿姆河左岸地区，初步奠定萨法维王朝的疆域基础。这时富祖里受到伊斯玛仪一世的庇护，为波斯萨法维王朝宫廷写颂诗。1534年奥斯曼帝国军队占领巴格达后，富祖里企图邀宠，便给苏丹苏莱曼一世写称颂诗，但似乎收效不佳。此后他的作品多次感叹人生苦短，命运无常。富祖里的代表作是小说《怨诉之书》、诗歌《心灵之友》以及1536—1537年创作的长诗《莱伊拉和马季农》等。《怨诉之书》抨击苏丹苏莱曼宫廷的腐化和残暴，歌颂普通百姓的机智与憧憬。《心灵之友》侧重劝导世人弃恶从善。《莱伊拉和马季农》则生动描绘在陈规陋俗桎梏中出现的一个恋爱悲剧。
穆罕默德·伊本·苏莱曼·富祖里
行吟诗人是16世纪奥斯曼帝国民间文学的主体，他们在弹奏萨兹吟唱诗歌之时，往往借助皮影戏（Karagoz）来加深受众的视觉感受，主要包括因反叛苏丹而被处决的皮尔·苏尔坦·阿布达尔（Pir Sultan Abdal），为塞里姆一世征服埃及之举喝彩的巴赫希（Bahsi），讲述黑海沿岸生活状况以及奥斯曼帝国军队东征波斯概况的欧克苏兹·阿里（Oksuz Ali），以及亲自参加赴波斯远征军的考洛格鲁（Koroglu）。
在17世纪，宫廷诗歌非常繁荣，其主要形式是至少包括15对句子的卡西德，代表人物有17世纪前期的奈菲仪（Nef‘ī，约1572—1635年）、泽科里亚·栽德·雅赫亚·艾芬迪（Zekeriyya Zade Yahya Efendi，1552—1644年）和17世纪后期的约瑟夫·纳比（Yusuf Nabi，1642—1712年）。
奈菲仪是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诗人。他出身寒微，曾以华丽的卡西德极力赞颂艾哈迈德一世、奥斯曼二世和穆拉德四世，但似乎并未赢得苏丹青睐。他痛感怀才不遇，有些愤世嫉俗，多次嘲讽行贿纳贿和任人唯亲等腐败风气，因此不容于当世，多次被流放，最后被大维齐尔白拉姆（Bayram）绞死。
泽科里亚·栽德·雅赫亚·艾芬迪的性格和命运与奈菲仪迥然不同。他是大教长泽科里亚·艾芬迪（？—1593年）之子，自幼接受良好教育，成年之后多次担任大教长，才高八斗，风度翩翩，品德端正，左右逢源，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虽然他也擅长作卡西德，但并不像奈菲仪那样钟情波斯诗的格律，而且终生备受苏丹的宠信，曾陪伴穆拉德四世远征伊拉克，随驾途中多次作诗称颂。一帆风顺的他最后以92岁高龄寿终正寝。
约瑟夫·纳比多才多艺，除在文学领域成绩斐然之外，他对历史学、宗教学、哲学、地理学领域也多有涉猎。他的诗歌注重借鉴阿拉伯、波斯诗歌的风范，偏爱爱情、美酒和宗教题材。
在17世纪，帝国的民间文学也有所发展，成绩可圈可点。穆罕默德·尼亚孜·米绥尔（Mehmet Niyazi Misri，？—1693年）、卡拉加奥兰（Karacaoğlan，约1606—约1680年）、埃斯克·欧麦尔（Asik Omer，？—1707年），可谓这一时期民间文学三杰，其中穆罕默德·尼亚孜·米绥尔是苏非教团成员并因此多次遭流放，卡拉加奥兰描绘安纳托利亚半岛的自然环境和风俗习惯，埃斯克·欧麦尔记述穆罕默德四世时期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奥地利和威尼斯的战斗场景和边境地区的风土人情。这一时期的许多民间诗人浪迹江湖，往往吟诵短诗，或讴歌爱情、赞美风景，或评述历史、宣传教义，其格律比较自由，语言通俗诙谐，题材贴近生活，因而在军营、广场、集市和咖啡馆等公共场所拥有大量粉丝。
在18世纪，一部分宫廷文学家依旧受到波斯风格的巨大影响，致力于将加泽尔（包含4—15对句子）和卡西德（包含15对以上的句子）发扬光大；另一部分作家则开始发掘本土精神，大量采用安纳托利亚下层土耳其人的常用词汇，注重借鉴本土格律。从总体上看，自郁金香时代起，波斯词汇在奥斯曼帝国宫廷文学中的比重迅速下降，同时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文学对奥斯曼帝国尚未造成足够影响，因此奥斯曼语的宫廷文学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异彩纷呈。继承波斯传统的著名诗人，主要有奈维栽德·埃塔（1683—1734年）、穆斯塔法·萨米（？—1734年）、穆罕默德·拉希特·艾芬迪（？—1735年）、伊斯玛仪·阿斯姆·艾芬迪（？—1760年）、苏莱曼·纳菲（？—1739年）、考卡·穆罕默德·拉西普（1699—1763年），以及18世纪后期最伟大的诗人、备受苏丹塞里姆三世青睐的穆罕默德·爱萨特·艾芬迪（Mehmet Esat Efendi，1757—1799年），等等。发掘本土韵致的著名诗人，主要是埃劳丁·撒比特与艾哈迈德·奈迪姆。埃劳丁·撒比特（Alauddin Sabit，？—1713年）首次将土耳其普通民众常用的谚语、双关语和笑话引入奥斯曼语宫廷文学，使自己的作品显得幽默风趣。
艾哈迈德·奈迪姆
艾哈迈德·奈迪姆（Ahmet Nedm，约1681—1730年）是郁金香时代最为杰出的宫廷诗人。他出生于伊斯坦布尔，其父是宗教学者。他自幼接受良好教育，成年后受到大维齐尔达玛特·易卜拉欣的赏识，进而被派到苏丹艾哈迈德三世身边，时常即兴吟诵诗篇。他的诗歌杜绝神秘主义，追求世俗快乐，赞美爱情，歌颂美酒，勾勒鸟语花香的园林景色，刻画庄严华美的逍遥宫殿，庆祝彩灯闪烁的热闹游船，描述万人空巷的烟花表演，用词雅致，格律和谐，感情真挚，意境优美，令上流社会赞叹不已。穆罕默德·艾敏·贝里戈（Mehmet Emin Belig，？—1758年）与法兹尔（Fazil，？—1810年）也效法艾哈迈德·奈迪姆，继续采用优美词句歌颂世俗情感和宫廷生活，只是目光更加下移，开始刻画浴室、店铺、酒馆等常见事物，注重描绘顾客、店家等寻常百姓的喜怒哀乐，相关作品雅俗共赏。
艾哈迈德·奈迪姆诗歌赏析：
请求你母亲允许，对她说这是为了这个星期五神圣的祈祷，
不合时宜的痛苦的紧要关头，让我们俩都占去一天，
通过秘密的通道和小径溜向码头，
让我们到游乐园去，来啊，我逍遥自在的柏树，
只有你和我，还有一位唱着高雅曲调的歌手——可是，
另一个：在你仁慈许可的情况下，内迪姆，狂烈的诗人；
今天让我们忘记我们的好友，我那快乐的蜂鸟——
让我们到游乐园去，来啊，我逍遥自在的柏树。[6]
19世纪土耳其新文学的创始人，一般认为是以下3位：伊卜拉欣·邢纳西（İbrahim Şinasi，1826—1871年）、齐亚·高卡尔普（Ziya Gokalp，1825—1880年）和纳米克·凯末尔（Namk Kemal，1840—1888年）。“大约从19世纪中叶开始，由于从形式到内容都同古典奥斯曼作品迥然不同的土耳其文学的兴起，便大大加速了西方思想的传播，使得土耳其人开始在态度上有了同西方的社会与政治态度相适应的转变。在这方面，法兰西文学开始代替伊朗的经典著作，成为土耳其人灵感的源泉和模仿的对象”。[7]
伊卜拉欣·邢纳西
纳米克·凯末尔
伊卜拉欣·邢纳西被穆斯塔法·雷什德帕夏派到巴黎学习，他在法国参加1848年革命并将共和国国旗挂到先贤祠。1856年奥斯曼帝国诏书颁布时，他已回国，针对此事致信雷什德帕夏：“生命、财产和荣誉，是我们心中的烛光，你的公正是明灯，引导我们脱离了强烈的压迫。你使得我们获得自由，我们这些暴政下的奴隶，我们用自己的无知像锁链一样束缚了自己。你的法律是使奴隶得到解放的一种举动，你的法律告诉苏丹他是有限度的。”1859年，邢纳西将百余首法国诗歌译成奥斯曼文，而且将法文和奥斯曼文各11页对照列出，其中包括17—19世纪拉辛（1636—1699年）、拉·封丹（1621—1695年）、弗朗索瓦·费奈隆（1651—1715年）和阿尔封斯·德·拉马丁（1790—1869年）等法国文豪的诗作。1862年，邢纳西创办《舆论解说报》（Tasvir-I efkar，1925年被凯末尔政权查封）。
齐亚·高卡尔普同样精通法语，同样受到雷什德帕夏的宠信。他于1867—1872年逃往欧洲，其间多次撰文抨击土耳其的内政，以《梦》最为著名。《梦》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齐亚躺在英国伦敦一座公园的条凳上入睡，梦到自己同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辩论。苏丹反对设立国民大会，认为这种机构会削弱自己的权力，并且使这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帝国分崩离析，离心离德。齐亚反驳说，欧洲多国已建立立宪君主制，这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因此奥斯曼帝国也应顺应这一潮流。他曾将法国思想家卢梭与戏剧家莫里哀的作品译成奥斯曼文。
纳米克·凯末尔精通法语，擅长创作诗歌、小说和戏剧。他曾与邢纳西合作，在1862年开办《舆论解说报》，并在1864年邢纳西出逃后继任该报主笔，特别关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1867年，他与齐亚·高卡尔普一起逃往欧洲。1871年首相阿里帕夏死后他才得以回国，并于1873年创作剧本《祖国与西利斯特里亚》。该剧歌颂1854年奥斯曼人在西利斯特里亚要塞组织的抵抗俄罗斯人入侵的保卫战，激发奥斯曼人的爱国热忱，以致威胁苏丹的统治。因此，政府在该剧第二次演出后勒令禁演，并将纳米克·凯末尔流放到塞浦路斯岛。1876年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死后，他获准回到伊斯坦布尔，不久激怒哈米德二世，再度流亡，被迫来到开俄斯岛上，担任有名无实的所谓“总督”。他主张尊奉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提倡个体的思想自由，鼓励学习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和思想文化，由此建立现代民族国家。
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末期，政府在思想文化领域维持高压态势，强制进行文学检查，严厉打击具有民族主义和宪政主义倾向的作品，奥斯曼帝国的文学家处境困难，只能创作忧郁感伤的颓废作品。1896—1901年，一些作家以《知识宝库》杂志为阵地，形成一个文学团体，被称作“知识宝库派”，主张“就艺术而论艺术”，闭门创作，莫谈国事，代表人物有诗人杰纳普·谢哈贝丁（1870—1934年）和小说家哈立德·齐亚·乌瑟克雷吉勒（1866—1945年），后者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蓝与黑》和《被禁止的爱情》。
1908年7月青年土耳其革命与1909年宪法颁布之后，思想文化领域空前活跃。1908年7月25日《努力日报》发行量达到6万份，《晨报》发行量达到4万份，而且供不应求，当天下午每份日报售价竟然高出原价40倍。1912年，奥斯曼帝国出现一个名为“土耳其人之家”的文学团体，通过《土耳其祖国》这一刊物发表文学作品。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除齐亚·格尔克·艾尔普的诗歌作品之外，还有女作家哈立德·艾迪卜的长篇小说《磨难》，等等。
三、史学
伊斯兰国家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史学，借此汲取先辈的经验教训并记录自己的重要言行，奥斯曼帝国苏丹也不例外。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学起源于圣训学的研究，最早研究历史的穆斯林皆为造诣极深的圣训学家，最初的历史著作主要是追寻阿拉伯人的历史，考证“圣训”中提及的诸多内容，如阿拉伯人的谱系、查希里叶时代的传说、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历次圣战的始末。阿拔斯王朝建立以前穆斯林编写的历史著作大都失传已久，只有断章残篇散见于后世的著述之中。阿拔斯王朝建立以后，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学不再只是考证“圣训”，逐渐成为独立的学科。然而，在阿拔斯王朝初期，历史学家的视野依旧局限于阿拉伯人的范围。自9世纪末期开始，历史学家的视野逐渐从阿拉伯人的历史扩展到其他穆斯林民族的历史，直至探寻伊斯兰世界周边地区各民族的历史，历史著作的编纂随之进入崭新的阶段。总之，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史学著作类型多样，包括地方志、区域国别史和世界史，古史和今史，人物传记，史学著作的记录对象涵盖上自帝王、世俗高官和宗教学者，下至士兵、书吏和苏非的各个阶层。奥斯曼帝国史学则是中东伊斯兰世界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奥斯曼帝国史学发源于15世纪前中期，即穆拉德二世和穆罕默德二世时期。当时，奥斯曼帝国已从15世纪初安卡拉战役的惨败和大空位时期的纷乱中恢复过来，重新迈出扩张步伐，苏丹开始重视记录奥斯曼家族的起源和最初几任苏丹的故事，以此强调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合理性。艾哈迈德（Ahmedi）写出《奥斯曼王室史诗》（Destan-I Tevarih-I Muluk-I Al-I Osman），阿斯科帕萨扎德（Asikpasazade）写出《奥斯曼家族史》（Tevarih-I Al-I Osman），卡西菲（Kasifi）写出《加齐在罗姆的故事》（Gazaname-I Rum），讲述奥斯曼家族的起源和奥斯曼帝国的建立。阿卜杜勒·拉赫曼·比斯塔米（Abdur-rahman Bistami）记述从1402年安卡拉战役结束到15世纪中叶的奥斯曼帝国史。克里托夫洛斯（Kritovolos）则写出资料较为翔实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之事》（Tevarih-I Sultan Mehmet Han-I Sani）。巴叶济德二世时期，阿斯科帕萨扎德（Asikpasazade）写出安卡拉战役以来一个世纪左右的帝国编年史，聂斯里·穆罕默德·艾芬迪（Nesri Mehmet Efendi）侧重考察巴叶济德二世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史，伊德瑞斯·比特里斯（Idris-I Bitlisi）主要记录15世纪波斯和安纳托利亚半岛东部的重大事件。艾哈迈德·塞姆塞德丁·伊本·凯末尔（Ahmet Semseddin ibn-I Kemal，？—1536年）是巴叶济德二世时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出生于奥斯曼家族，早年接受良好教育，谙熟教义学和教法学，后来加入封邑制骑兵团希帕西，因此具备良好的军事经验和较强的写作能力。他的名著《奥斯曼王朝史》（Tevarih-I Al-I Osman）是现存最早的最佳反映奥斯曼帝国早期情况的史学著作。
16世纪中后期是奥斯曼帝国最为繁荣和强盛的阶段，也是奥斯曼帝国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最为杰出的历史学家是霍加·萨度德丁·艾芬迪（Hoca Sadeddin Efendi，约1536—1599年）、穆斯塔法·阿里（Mustafa lî，1541—1600年）和穆斯塔法·塞拉尼基（Mustafa Selaniki，？—1600年）。霍加·萨度德丁·艾芬迪在苏莱曼一世在位期间尚不知名，到穆拉德三世即位前已担任其老师，在穆罕默德三世时代升任大教长。他的名著《历史高峰》（Tâc üt-Tevârh）以大量原始资料和亲历者的口述为基础，详细记载从奥斯曼帝国建立至1520年塞里姆一世驾崩共两个世纪的历史，侧重塑造政坛人物和知识分子的历史形象，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还写过《塞里姆一世传》即《献给塞里姆一世》（Selimname）及一本评述苏莱曼一世时期帝国史的笔记，在其去世后由儿子穆罕默德·艾芬迪（Mehmet Efendi）汇编成书，这是霍加·萨度德丁·艾芬迪留给后人的重要遗产。
穆斯塔法·阿里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兼诗人，据统计他的史学著作超过40部，主要讲述奥斯曼帝国史特别是苏莱曼一世时期的对外战争和宫廷争斗，其中包括：帝国的艺术成就；苏莱曼一世统治后期其子巴叶济德与塞里姆（即后来的塞里姆二世，1566—1574年在位）的储位之争；1522年奥斯曼帝国海军占领十字军据守的罗德岛，打通埃及亚历山大港与奥斯曼帝国首都的海上运输线，控制东地中海；1566年苏莱曼一世驾崩前夕与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爆发的西盖特瓦尔战役（Siege of Szigetvár）；奥斯曼帝国在高加索地区发动的多次战役；等等。他的代表作是一本讲述4个阶段的世界通史。第一阶段介绍世界地理概况，并讲述从人类始祖亚当到耶稣基督时期的历史；第二阶段勾勒从7世纪前后先知穆罕默德到1258年蒙古军队消灭阿拔斯王朝期间的历史，即古典伊斯兰史；第三阶段阐释从上古到奥斯曼王朝崛起期间的突厥史；第四阶段考察从奥斯曼帝国建立到1597年穆罕默德三世统治初年期间的奥斯曼帝国史。
西盖特瓦尔战役
穆斯塔法·塞拉尼基的代表作是《塞拉尼基的历史》（Tarih-i Selâniki），记载从1563年苏莱曼一世统治末年到1599年穆罕默德三世统治中期的奥斯曼帝国史，其中涉及1595—1599年穆罕默德三世统治前期的部分最具史料价值，对历史学家穆斯塔法·奈玛·艾芬迪后来撰写《土耳其帝国编年史》极有裨益。
在17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卡蒂普·切勒比与穆斯塔法·奈玛·艾芬迪是史学研究的佼佼者，可谓史学空域的双子星座。
卡蒂普·切勒比（Kâtip Çelebi，1609—1657年），全名穆斯塔法·伊本·阿卜杜拉（Mustafa bin Abdullah），别称哈只·赫勒法（Haji Khalifa，因其曾朝觐圣城并在穆罕默德四世时期担任办事员而得名），是17世纪前期一位百科全书式的著名学者，其史学著述的影响力经久不衰。卡蒂普·切勒比年轻时随父远征巴格达和埃尔祖鲁姆，开始对旅行、地理和藏书产生浓厚兴趣。在旅行期间他竭尽所能收集整理书籍和手稿，并写成名著《概论——对书籍和科学名称的思考》（Kashf al-żunūn ‘an asāmī al-kutub wa-al-funūn），介绍当时伊斯兰世界著名学者的生平和成就，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将1 500多本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著作的名称和内容详细记录下来，从而为后人留下一笔丰厚遗产。卡蒂普·切勒比的史学成就同样显著。他写成《概要》（Fezleke）一书，详述1591—1655年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他的《大事年表》（Takvim al-Tevarih）讲述从安拉创世纪到1648年期间的世界历史，其中涉及诸多显赫王朝的时间起迄，并且列出奥斯曼帝国苏丹、大维齐尔与其他高官的姓名和在任时间；他的《土耳其海战史》（Tuhfat ul-Kibar fi Asfar al-Bihar）描述地中海及其诸岛屿，1651年以前奥斯曼帝国的历次大海战，以及帝国海军的武器装备和英雄人物。
卡蒂普·切勒比论述世界地理著作的地图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