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塔法·奈玛·艾芬迪（Mustafa Naima Efendi，1655—1716年），奥斯曼帝国第一位宫廷编年史官（vakanuvis），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著名历史学家。他的名著《土耳其帝国编年史》（Ravzat al-Huseyin fi Hulasat Ahbar al-Hafikayn）不仅包括17世纪末18世纪初苏丹的起居注和其他大事年表，而且记录1591—1660年的帝国历史。在讲述1591—1660年的帝国历史时，他参考前人撰写的编年史和帝国档案，结合本人的特殊体验，强调在史学研究中既要求真又要分析。求真，既不为统治者溢美，又对史料去伪存真，尤其是不轻信流言，历史学家“不能描述虚构的事情”，“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谨慎地发掘问题的真相，而不要管这种真相究竟是什么”，“如果不了解任何特定问题的真相，那么历史学家必须亲身请教那些熟知此事的人”。分析，是在还原史实的基础上力求分析事件的原因。《土耳其帝国编年史》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在该书序言中，奈玛从分析1699年《卡罗维兹和约》的利弊入手，借鉴伊本·赫勒敦与卡蒂普·切勒比的观点，分析奥斯曼帝国走向衰落的原因，进而提出改革举措。
17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屡遭惨败。1683年奥斯曼帝国军队兵败维也纳城下，匈牙利和贝尔格莱德脱离奥斯曼帝国；威尼斯人夺取希腊，俄国军队攻克位于黑海北岸的亚速。1699年奥斯曼帝国苏丹被迫签订《卡罗维兹和约》，承认波兰拥有乌克兰南部、奥地利统治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威尼斯占据希腊南部、俄罗斯控制德涅斯特河以北地区。奈玛认为，1699年奥斯曼帝国与基督教国家签署《卡罗维兹和约》，类似于628年先知穆罕默德与麦加偶像崇拜者签订《候德比耶和约》。《候德比耶和约》是628年先知穆罕默德与麦加古莱西人代表苏海勒·阿姆尔在麦加以南16公里处的侯德比耶签订的和约，由阿里执笔。和约规定：双方休战10年；休战期间，穆斯林不得庇护擅自投奔麦地那的麦加人，而背叛先知穆罕默德的人却可留居麦加；先知穆罕默德放弃该次朝觐撤回麦地那，古莱西人保证在翌年朝觐期间撤出麦加3日，以便穆斯林在克尔白履行宗教义务。《侯德比耶和约》的订立，尽管没有使先知穆罕默德达到在该年朝觐克尔白的目的，但是毕竟标志着麦加的古莱西人对于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宗教的初步承认，从而为先知穆罕默德以胜利者的身份重返故乡铺平道路。《侯德比耶和约》的订立可谓穆斯林克复麦加的重要起点，《古兰经》曾称此事是先知穆罕默德的“一种明显的胜利”（《古兰经》，48：1）。629年先知穆罕默德率领2 000余名穆斯林自麦地那出发，驱赶作为祭牲的60峰骆驼，前往麦加。古莱西人按照《侯德比耶和约》的规定，预先撤至麦加郊外。麦地那对于麦加的胜利已是大势所趋。630年先知穆罕默德讨伐麦加古莱西人并克复麦加。先知穆罕默德来到克尔白神殿，绕行7周，触摸玄石，命令穆斯林捣毁神殿内所有的供奉之物，仅保留玄石作为圣物。先知穆罕默德向众人高呼：“真理已经来临，虚妄已经消灭；虚妄确是易灭的。”（《古兰经》，17：81）伊斯兰教在先知穆罕默德的故乡取得了彻底胜利，古莱西人顽固恪守的多神崇拜从此荡然无存。奈玛认为，两个和约都是为了休养生息而暂时退却，并非腐败无能的辱国之举。
不过，奈玛也不得不承认，《卡罗维兹和约》的签署毕竟说明奥斯曼帝国正在走向衰落。为什么会衰落呢？他开始借鉴伊本·赫勒敦在《历史大全》中提出的历史循环论。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年）全名阿布·栽德·阿卜杜勒·拉赫曼·伊本·穆罕默德·伊本·赫勒敦·哈德拉米（Abū Zayd ‘Abdu r-Raḥmān bin Muḥammad bin Khaldūn Al-Ḥadrami），是伊斯兰世界历史哲学的开创者，系西班牙阿拉伯人的后裔，长期生活于马格里布地区。伊本·赫勒敦所著《阿拉伯人、波斯人、柏柏尔人历史的殷鉴和原委》（简称《历史大全》，Muqaddimah）共计7册，分绪论、正文和附录3部分。《绪论》是全书精华，集中表述其历史哲学观点。《历史大全》上起远古祖先，下至当代，包括阿拉伯人、柏柏尔人、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诸民族的历史。伊本·赫勒敦的《历史大全》并未局限于叙述历史现象，而是着重分析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游牧世界与定居社会、部落制度与国家秩序、物质生产与文化生活相互之间的逻辑联系，强调历史进程的内在规律。伊本·赫勒敦认为，宗教是推动人类从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关键因素，每个民族的历史均表现为诞生、成长、鼎盛、衰败和灭亡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伊本·赫勒敦在历史哲学方面独树一帜，被后人誉为“中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奈玛认为，国家的确类似人体，会经历建国、巩固、承平、过渡和消亡5个时期，自1683年奥斯曼帝国军队兵败维也纳城下起，奥斯曼帝国已进入过渡期。接着，他开始引述卡蒂普·切勒比的体液平衡论，将国家的武装力量、知识阶层、其他阶层、农村阶层四大阶层比作人体的四种体液，分别对应黏液、血液、黄色胆汁和黑色胆汁，认为人体的健康状况与四种体液的比例密切相关，而国家的衰亡与否仰赖四大阶层特别是武装力量与农村阶层之间的平衡状态。最后，他把伊本·赫勒敦的历史循环论与卡蒂普·切勒比的体液平衡论结合起来，并加以发挥，认为武装力量、知识阶层、其他阶层、农村阶层四大阶层的关系变化，导致国家出现建国、巩固、承平、过渡和消亡5个阶段。
伊本·赫勒敦
如何救亡呢？奈玛在上述论证基础上提出五条原则：减少花费，平衡收支，这主要是照顾农村阶层；准时发放津贴和薪金，平息百姓的怨怒，这主要是照顾知识阶层和其他阶层；整顿军队，提高战斗力，抵抗外敌并维护治安，这主要针对武装力量；公正对待各省；苏丹应恩威并济，使臣民既爱又怕；后两项原则涉及四大阶层。
传统社会的历史学备受政治形势变化和统治阶层好恶的影响，18世纪的帝国史学便是如此。当时，苏丹素质明显下降，大维齐尔迅速更迭，社会开始动荡，统治阶层对历史学的兴趣大大降低，因此帝国宫廷编年史家往往开始记流水账，缺乏创新冲动和独立意志，几乎乏善可陈。继穆斯塔法·奈玛·艾芬迪之后担任宫廷编年史官的是穆罕默德·拉希特·艾芬迪（Mehmet Rasit Efendi，？—1735年），他主要记录1660—1722年的奥斯曼帝国编年史。
继穆罕默德·拉希特·艾芬迪之后担任帝国宫廷编年史官的是屈楚克·切勒比·栽德·伊斯玛仪·阿西木·艾芬迪（Kucuk Celebi Zade Ismail Asim Efendi，？—1759年），他主要记录1723—1730年郁金香时代后期的奥斯曼帝国编年史。从1730年艾哈迈德三世被废黜到1783年艾哈迈德·法斯夫·艾芬迪（Ahmet Vasif Efendi，1739—1807年）担任宫廷编年史官，不断更换的低级文书接手帝国编年史的记录工作，他们未能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进行任何分析。18世纪可谓奥斯曼帝国史学发展的低谷期。
进入19世纪，随着奥斯曼帝国苏丹素质的提高、现代改革的启动、中央集权的强化和政治局势的稳定，帝国编年史官的地位再度得到提高，他们的史学成果中也再次出现真知灼见。1783—1807年艾哈迈德·法斯夫·艾芬迪担任宫廷编年史官，他写成《最美好的遗产和真实的故事》（The Most Beautiful Relics and Truths of Events）一书，记录从1774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登基到1805年塞里姆三世被废黜前夕的奥斯曼帝国编年史，书中再次出现对史料的鉴别和对事件的评价。
继艾哈迈德·法斯夫·艾芬迪之后于1807—1808年担任宫廷编年史官的是艾哈迈德·阿斯姆·艾芬迪（Ahmet Asim Efendi，1755—1819年），他主要考察1791—1808年的奥斯曼帝国历史，其中大量资料涉及1807年塞里姆三世被废黜和新军遭解散等重大事件。继艾哈迈德·阿斯姆·艾芬迪之后担任宫廷编年史官的是穆罕默德·艾特拉赫·萨尼栽德（Mehmet Ataullah Samizade，？—1827年），他主要记录1808—1822年的奥斯曼帝国编年史。此人观念保守，但是敢于评价历史事件。继穆罕默德·艾特拉赫·萨尼栽德之后担任宫廷编年史官的是穆罕默德·爱萨特·艾芬迪（Mehmet Esat Efendi，1789—1848年），他主要考察1826年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出动新军消灭近卫军团一事的具体过程并论证苏丹此举的合理性。艾哈迈德·卡福德特（Ahmet Cevdet，1822—1894年）汇编并研究19世纪宫廷编年史官的全部记录，侧重探讨1774—1825年的奥斯曼帝国编年史，系19世纪奥斯曼帝国编年史记录和研究的集大成者。
四、哲学
伊斯兰哲学系阐述伊斯兰教义及有关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学说或世界观体系，阿拉伯语也称哲学为“伊勒姆·希克迈”（’Ilm al-Hikmah，即智慧之学）。先知穆罕默德和最初4位哈里发当政期间，麦地那和麦加是伊斯兰世界的两大文化中心。那时的学者主要是阿拉伯血统的圣门弟子，他们大都长于宗教学的研究。圣门弟子中阿拉伯人居多的状态，导致纯粹阿拉伯风格的文化在伊斯兰世界中的主导地位。倭马亚时代，圣门弟子相继去世，再传弟子成为伊斯兰文化的主要代表，伊拉克的巴士拉和库法逐渐取代希贾兹的麦地那和麦加，成为新的文化中心。再传弟子中固然不乏阿拉伯人，但是异族血统的穆斯林日渐增多，其中一些学者在伊斯兰世界闻名遐迩。相比之下，阿拉伯血统的再传弟子大为逊色。随着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和再传弟子中异族穆斯林的增多，非阿拉伯风格的文化倾向在伊斯兰世界日趋显见。许多犹太人和基督徒改奉伊斯兰教以后，往往根据《圣经》中的相关传说诠释《古兰经》中的某些启示，从而形成“基督教式与以色列式”的经注学。
希腊哲学博大精深，堪称西方古典文化的精髓。倭马亚时代，许多穆斯林学者对希腊哲学颇有研究，试图借鉴希腊哲学的逻辑推导和理性思辨的原则论证伊斯兰教信仰，探讨诸如安拉的本体与其属性的关系、安拉前定与自由意志的关系以及宇宙观、认识论等神学命题和哲学命题，进而形成穆斯林特有的宗教哲学体系即教义学。另外，拉丁语及希腊语与阿拉伯语的法学术语颇多相似，体现了地中海古典世界的法学思想和法律概念对于伊斯兰教法的广泛影响；基督教中关于救世主的概念，应是什叶派伊斯兰教之马赫迪思想的原型。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实行博采诸家、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大力赞助翻译和介绍外国的科学和哲学著作。9世纪初，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马蒙（Al-Ma’mūn，813—833年在位）在首都巴格达创立“智慧馆”，对希腊的科学和哲学著作进行了有组织和大规模的翻译和注释。10世纪时，柏拉图的《国家篇》、《蒂迈欧篇》、《智者篇》，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普罗提诺的《九章集》，波菲利的《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导论》，阐述新柏拉图主义流溢说的主要哲学著作《亚里士多德神学》和《原因篇》等已被译为阿拉伯文并加以注释。同时波斯、印度的古典学术著作也被译成阿拉伯文。
奥斯曼帝国的哲学是伊斯兰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经院哲学和苏非哲学。
经院哲学是以伊斯兰教欧莱玛（即宗教学者）阶层为主体，在探讨基本信仰和教义（即凯拉姆）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不同哲学流派。经院哲学旨在探讨安拉的本体及其属性等一系列教义学命题。比如：神的启示是否高于人的理性？安拉是宇宙中一切善恶的创始者吗？如果安拉全能，那么为何还有人胆敢否认安拉的存在并违反神圣教法呢？如果安拉业已前定人类的所有行为，那么人类究竟应该为其所作所为承担何种道德责任？这些哲学问题，以及与穆斯林统治下的犹太人和基督徒进行的更为繁琐的争论，都催生了穆斯林教义学。
奥斯曼帝国的经院哲学成就主要表现在14—15世纪，达夫德·开塞利（Davud-u Keyseri，？—1350年）、毛拉·费纳里（Mollah Fenari，1350—1431年）、贝德里丁·西玛夫尼（Bedreddin-I Simavni，即贝德里丁·马哈茂德，Bedruddin Mahmut）谢赫以及霍加栽德·穆斯里胡德丁·穆斯塔法·艾芬迪（Hocazade Muslihuddin Mustafa Efendi）是这一时期最为杰出的教义学家。达夫德·开塞利与毛拉·费纳里将阿拉伯的经院哲学著作译成土耳其语，使法拉比的哲学观点成为奥斯曼帝国经院哲学的基础。法拉比本名阿布·奈斯尔·穆罕默德·法拉比（Abu Naser Muhamet al-Farabi，约872—950年），生于中亚法拉布附近，其父是波斯人，其母是突厥人。法拉比不仅承袭古代希腊的哲学传统和肯迪的哲学思想，而且深受苏非主义神秘思想的影响。法拉比认为，安拉是永恒不变的第一存在，宇宙现象始于安拉的“流溢”，万物的形式蕴涵于安拉的本体之中；“流溢”过程的起点是作为最高精神的安拉，终点是人的精神；自安拉“流溢”的外部世界包括土、水、火、空气诸种物质，运动和变化是物质的特性。法拉比认为，人具有认识外部世界的能力，感官的认识与理性的认识具有内在的联系；认识开始于感官的认识，最终上升到理性的认识，从而达到认识的目的。法拉比还认为，人的灵魂并非独立于肉体的存在，而是与肉体具有密切的联系；人死后，其灵魂回归永恒的宇宙灵魂。法拉比深谙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誉为继亚里士多德之后的“第二导师”和“伊斯兰东方最伟大的哲学权威”。
贝德里丁·西玛夫尼谢赫的教义学著作侧重探讨世界的本原、天堂和地狱、天使和魔鬼等概念。霍加栽德·穆斯里胡德丁·穆斯塔法·艾芬迪是备受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宠信的宗教学者，他的观点对奥斯曼帝国的经院哲学影响最大。霍加栽德·穆斯里胡德丁·穆斯塔法·艾芬迪极力反对伊本·鲁世德的观点。伊本·鲁世德（bin Rušd，1126—1198年）全名穆罕默德·艾哈迈德·穆罕默德·鲁世德（Abū l-Walīd Muhammad bin Ahmad bin Rušd），西方人称之为阿维罗伊（Averroes），生于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后来在马拉喀什、塞维利亚和科尔多瓦等地著述和讲学。伊本·鲁世德在伊本·巴哲和伊本·图菲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哲学的世俗倾向。伊本·鲁世德承认安拉是无始的最高存在和世界的第一推动者，同时强调物质和运动及其固有规律的永恒性，强调物质与其外在形式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尤其否认“无中生有”和“先有而后无”的传统神学观念。伊本·鲁世德认为，灵魂并非独立于肉体的存在，而是与肉体不可分离，灵魂将随肉体的死亡而消失。伊本·鲁世德发展了伊本·西那的“双重真理论”，强调哲学与宗教的不悖性和理性与天启的不悖性，认为宗教的真理来源于天启，具有象征性和寓意的形式，是对世人的训诫和约束世人行为的规范，而哲学的真理来自理性和思辨，是真理的最高形式。伊本·鲁世德甚至认为，哲学的论证高于宗教的信条，声称“相信宗教的人不应当惧怕哲学的不同论断”。霍加栽德·穆斯里胡德丁·穆斯塔法·艾芬迪则反其道而行之。他认为正统伊斯兰教的基本观点无需甚至厌恶逻辑学的严密论证。在苏丹支持下，奥斯曼帝国教界开始将霍加栽德·穆斯里胡德丁·穆斯塔法·艾芬迪的观点奉为圭臬，帝国的经院哲学逐渐丧失活力。
阿维罗伊
苏非（Sufi）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本意为“羊毛”。苏非主义（Sufism）倡导禁欲和苦行的生活，其追随者大都身穿羊毛粗衣，以示质朴，故得此名。苏非主义的禁欲倾向，源于《古兰经》的如下启示：“你们欲图今世生活的浮利，但是安拉那里有丰富的福利”，“你们欲得尘世的浮利，而安拉愿你们得享后世的报酬”，“你们应当知道：今世生活，只是游戏、娱乐，点缀、矜夸，以财产和子孙的富庶相争胜……在后世，有严厉的刑罚，也有从安拉发出的赦宥和喜悦；今世生活，只是欺骗人的享受”（《古兰经》，4：94，8：67，57：20）。
苏非主义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宗教思潮。苏非哲学是以经训的某些内容为依据，在新柏拉图主义和其他宗教神秘主义思想影响下，以著名的苏非为主体形成的神秘主义派别。苏非哲学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安拉与人的关系问题，安拉与自然界的统一问题，等等。苏非哲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拉比尔·阿德维娅、达拉尼（？—850年）、穆哈西比、左农·米斯里、比斯塔米、哈拉智、祝奈德、萨拉吉（？—988年）、侯吉维里、库萨伊里（？—1074年）、安萨里、叶海亚·苏哈拉瓦迪、伊本·阿塔尔、伊本·阿拉比、伊本·法里德、鲁米、萨迪、哈菲兹、巴哈丁·纳格什班迪、贾米等。早期的苏非主义，具有朴素的禁欲倾向，蔑视世俗的荣华富贵，提倡苦修、独身、冥思、节食，主张连续守夜和徒步朝觐。对于苏非主义的追随者来说，尘世的贫苦、谦卑、忍耐、忏悔、静默，会使自己从永久的惩罚中得到拯救，进而享受天园的快乐。苏非主义的禁欲倾向，体现了身居社会下层的穆斯林对统治者奢侈和荒淫的消极反抗。阿拔斯时代，苏非主义在崇尚禁欲和苦行的基础上，吸收新柏拉图主义和印度瑜伽学派等外来思潮的某些内容，逐渐形成颇具神秘色彩的宗教思想，而追求凡人与安拉的合一则构成苏非主义神秘思想的基本准则。8世纪后期，苏非主义的神秘思想主要是以神爱论阐述凡人与安拉的关系。根据伊斯兰教的传统观点，安拉是宇宙的主宰，凡人受造于安拉，是安拉的奴仆，因此凡人只有敬畏安拉和顺从安拉。不同于上述的传统观点，苏非主义的神爱论将安拉视作爱的对象，强调爱是接近安拉的必经之路，凡人与安拉之间惟有爱与被爱的关系。9世纪初，苏非主义开始追求凡人与安拉之间的某种直觉和内心的领悟，进而形成神智论的思想。9世纪后期苏非主义神秘思想进入泛神论阶段。
苏非主义的宗教实践，最初只是建立在个人基础之上的无组织的信仰方式。自塞尔柱苏丹时代开始，苏非主义的追随者逐渐出现聚合的倾向，进而在伊斯兰世界各地形成诸多教团组织。苏非教团的成员通称德尔维什（源于波斯语，本意为贫民、乞丐），他们根据个人修炼的不同水平，分为若干等级。德尔维什即内心无任何念头的人，言而无语，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无味，无动无静，无喜无忧。每个教团都有称作道堂的宗教中心，也有各自的活动区域。教团成员的主要功修内容是迪克尔，即时刻记念安拉，反复赞颂安拉，直至达到无尽无休的程度。迪克尔作为苏非教团的功修，源于《古兰经》的如下启示：“信士们啊！你们应当常常记念安拉，你们应当朝夕赞颂他超绝万物。”（《古兰经》，30：17）迪克尔的念词，包括称作沙哈达的清真言、《古兰经》的启示、赞颂安拉和先知穆罕默德的内容，以及某些具有神秘色彩的苏非派诗歌和散文。教团成员或高声赞念，修炼肉体，或低声默念，启迪心灵，或伴以和谐悦耳的音乐，或伴以婆娑旋转的舞蹈，种类多样，形式各异。苏非教团的首领对于普通成员拥有绝对的权威，教团的创始人则往往被后来者视作圣徒并加以尊崇，由此形成苏非教团特有的圣墓崇拜。圣墓在阿拉伯语中称作“拱北”，波斯语中称作“麻札”。个别教团常以朝拜圣墓取代朝觐克尔白。
苏非教团数量繁多，大体分为三个系统。卡迪里教团、苏哈拉迪教团和里法伊教团始建于12世纪，分别以巴格达和巴士拉作为道堂所在，构成苏非教团中的伊拉克系。13世纪，沙兹里叶教团兴起于突尼斯，巴达维教团兴起于埃及，构成苏非教团中的非洲系。阿萨维教团、库布拉维教团和契斯提教团分布在中亚和印度诸地，统称苏非教团中的呼罗珊系。
苏非主义并非独立的宗教政治派别，只是表现为特定的信仰方式和生活原则。所谓的苏非派（al-Sufiyyah），泛指追求禁欲生活和神秘信仰的穆斯林，他们中的一些人尊奉什叶派伊斯兰教，而更多的人则属于逊尼派伊斯兰教，其政治观点和宗教信条或与什叶派相同，或与逊尼派吻合。苏非教团改变伊斯兰教以往不在民间传播的习俗，致力于在异教地区的传教事业。中亚、南亚、东南亚和非洲内陆的许多民族，皆因苏非的布道，相继皈依伊斯兰教。另外，苏非的传教活动并不诉诸武力，而是采取和平的劝说方式；由于其布道对象大都是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因此允许皈依者保留固有的生活习俗，颇为宽容。
奥斯曼帝国时期，崇尚苦行和禁欲的苏非教团逐渐成为民间伊斯兰教的载体，与官方伊斯兰教分道扬镳。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苏非派信徒分别隶属于自西亚传入的卡迪里教团、里法伊教团、纳格什班迪教团和安纳托利亚高原形成的麦乌拉维教团、拜克塔什教团，派系繁杂，人数众多，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麦乌拉维教团的信众主要分布在安纳托利亚的城镇地区，与手工业者及商人阶层联系密切，是奥斯曼帝国政府用于制衡拜克塔什教团的重要宗教势力。梅夫莱维派（即麦乌拉维教团）的首脑，是一个极受尊敬的有名人物，有时候他出面主持新苏丹登基时举行的佩剑礼。拜克塔什教团的信众大都分布在鲁梅利亚即巴尔干乡村，是在巴尔干半岛传播伊斯兰教的主要载体。由于奥斯曼帝国长期在巴尔干地区募集兵源，拜克塔什教团与近卫军团逐渐形成密切的联系，充当近卫军团的随军神职人员。
一首诗歌如此描绘16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的拜克塔什教团：
没有胡须，心灵也受到挫伤，手里握着戟，羊皮围裙围在他的腰间；
装扮着铃铛和羽毛：
写着爱的本本带在他腰里边，腰上系着绳子，上面坠有圆盘形的周边刻着 凹槽的石头，
头上歪顶着他的水罐，
他敞着怀，而且没有裹上衬衫；
狂烈，粗野，赤裸，光秃；
赤脚，也不戴帽；
他的母鹿样的眼睛带着眼药水的痕迹。[8]
五、建筑艺术
伊斯兰教勃兴之时，生活在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最初并无严格意义的建筑可言。流动的帐篷是他们的宅居，浩瀚的旷野是他们的庙宇，无垠的沙丘是他们的坟墓。后来，穆斯林借鉴吸收欧亚非三大洲各族群的建筑艺术精华，修建大量伊斯兰建筑，主要包括清真寺、伊斯兰学校、普通住宅、宫殿、陵墓等，是世界建筑艺术和伊斯兰文化的独特组成部分。
宗教建筑历来是建筑艺术的典型佳作。遍布各地的清真寺堪称伊斯兰世界的标志性建筑，清真寺建筑风格的演变过程则是阿拉伯人传统文化风格与被征服地区异族异教艺术时尚渐趋融汇的缩影。清真寺在阿拉伯语中称作麦斯只德，意为穆斯林礼拜的场所，殿堂和浴室是清真寺的基本要素。根据《古兰经》的相关启示，麦加的克尔白应是最古老的清真寺。麦地那的先知清真寺始建于622年，代表早期伊斯兰时代朴实无华的建筑风格。敏白尔是阿拉伯语中讲台一词的音译，即清真寺殿堂前部的宣讲台，系伊玛目在聚礼时念诵宣教词即呼图白的专用设施，又称呼图白楼，也始建于先知穆罕默德时期。伴随着哈里发国家的扩张，先知清真寺的建筑风格逐渐传入被阿拉伯人征服的广大地区。倭马亚时代，在被征服地区异族异教艺术时尚的影响下，清真寺的建筑风格发生了变化。穆斯林模仿基督教堂的供坛，首先在麦地那的先知清真寺殿内正墙增设凹壁（阿拉伯语中称作米哈拉卜），用来指示礼拜的朝向，其他诸地的清真寺于是竞相效法。穆斯林还模仿叙利亚原有的望楼和基督教堂的高塔，在清真寺的院墙增设宣礼塔（阿拉伯语中称作米宰纳）。叙利亚的宣礼塔往往采用石块建造，呈四方形。埃及的宣礼塔多用泥砖砌成，建筑风格与亚历山大港的著名灯塔颇为相似。在伊拉克，建于阿拔斯时代的萨马拉清真寺，其宣礼塔模仿古巴比伦的庙塔，分为七级，代表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耶路撒冷的萨赫莱清真寺、阿克萨清真寺和大马士革的倭马亚清真寺，明显不同于麦地那的先知清真寺以及巴士拉、库法、弗斯塔特、凯鲁万等地最初建造的清真寺，体现了阿拉伯人的建筑风格与异族异教艺术时尚的完美结合。阿拔斯时代，伊斯兰世界的建筑艺术日臻成熟。巴格达的绿圆顶宫、萨马拉的巴尔库瓦拉宫、科尔多瓦的阿萨哈拉宫以及萨马拉清真寺、科尔多瓦清真寺、菲斯的卡拉维因清真寺、弗斯塔特的伊本·土伦清真寺、开罗的爱资哈尔清真寺，皆可称作伊斯兰建筑艺术的瑰宝。
奥斯曼帝国的清真寺，特别是较为著名的清真寺，大多出现于16世纪之后，只是由基督教堂改建而来的爱亚索菲亚清真寺例外。这些位于首都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寺均采用大圆顶覆盖至地面的形式，规模宏大，富丽堂皇，令游人乐而忘返。
阿尤布清真寺（Eyüp Mosque）是1458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殉道者艾卜·阿尤布·安萨里的坟墓附近修建的一座清真寺，是奥斯曼人征服伊斯坦布尔后最早建造的清真寺。艾卜·阿尤布·安萨里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好友，在678年阿拉伯人第一次进攻君士坦丁堡时牺牲。阿尤布清真寺建成之后，奥斯曼帝国苏丹均在此地举行登基仪式，佩以象征权力和威严的奥斯曼之剑，以此表明誓将针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战事进行到底。
阿尤布清真寺
“爱亚索菲亚”（Ayasofya）原为希腊语，意为“神圣的智慧”，伊斯坦布尔爱亚索菲亚清真寺（Ayasofya Mosque）的前身是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本是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527—565年在位）下令修造的希腊正教大教堂，也是皇帝举行加冕仪式的地方。原建筑为淡黄色的石砌立方体，覆盖以直径33米的大圆顶，由4根高24.3米的柱子支撑，顶上有40扇窗子，殿内面积7 570平方米，内壁用大理石、云斑石、花岗石和宝石及黄金镶嵌而成，并饰以壁画，四周圆柱林立，外观富丽堂皇。1453年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后，下令将该教堂改为清真寺，撤掉十字架，将殿内原有的生物壁画及圣像彩绘涂抹遮盖，在东南面半圆形后殿中间修建朝向麦加的凹壁即米哈拉布，凹壁右边增设宣教讲坛即敏白尔，讲坛对面设置有专供苏丹祈祷的配间即麦格苏赖，从穆罕默德二世到塞里姆二世共建造4座宣礼尖塔，穆拉德四世统治时期在内壁和圆柱的圆形盾牌上用绿底金字书写阿拉伯文安拉的尊名、先知穆罕默德及四大正统哈里发的名字，塞里姆二世还在大拱顶上用青铜建造了一个直径约30米的新月。1935年，土耳其共和国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下令将爱亚索菲亚清真寺改成军事博物馆，但名称不变。
爱亚索菲亚清真寺内景
穆罕默德二世清真寺是1463—1469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希腊建筑师克里斯托都洛斯建造的清真寺，位于伊斯坦布尔城中心。清真寺顶覆盖着大圆顶，由4个圆柱支撑；寺中开着6排大窗，光照充足；正门右面的一块大理石板上用金字刻着先知穆罕默德的预言：“他们定会征服君士坦丁堡！祝完成这项事业的君王和军队幸福！”寺外矗立两座宣礼塔。清真寺对面的小山上分布着宗教学校、澡堂、餐厅、驿站、贫民收容所和医院等附属建筑物。
巴叶济德清真寺修建于1497—1503年，风格特异。由圆柱支起的八角形井房位于前庭中心，前庭周围环绕着苍翠高大的柏树和悬铃木，用以遮阴。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尖形拱门矗立在碧玉和美斑石柱上，4个波斯式大门向外敞开，宣礼塔并没有耸立在寺的角落而是分散在独立的侧翼。
苏莱曼清真寺（Süleymaniye Mosque）是1550—1557年苏丹苏莱曼一世下令建筑师锡南（Mimar Sinan，约1489—1588年）建造的清真寺。为了建造这座清真寺，苏莱曼一世在旧皇宫以北划出大块地区，并且将一些古老的基督教堂和旧的建筑材料拨归锡南使用。该寺堪称奥斯曼帝国建筑史上“最富丽堂皇的纪念碑”。礼拜殿由前厅、正厅、侧厅组成，用3个大拱顶连为一体，凹壁用波斯式彩釉瓷砖装饰，墙上的9个大窗由当时最著名的玻璃画家塞尔豪什·易卜拉欣涂以极其华丽鲜明的颜色。殿上正中覆盖着直径31米的大圆顶，由4根方柱支撑。在大圆顶的四周环绕着的是建在大殿四角的众多半圆形小屋顶。大殿四周由连拱廊环绕。藻井顶部为车轮圆周形，中轴黑底金字，书写着《古兰经》
第35章“创造者”的节录。寺内有4座宣礼尖塔，其上共有10个阳台，以纪念奥斯曼帝国第十代苏丹苏莱曼一世。寺院西侧附设宗教学校和医院，南边则是穆斯林名人的墓地。
苏莱曼清真寺
19世纪末的苏莱曼清真寺
塞里姆二世清真寺在1569—1575年由锡南建造，拥有帝国建筑史上最大的清真寺圆顶，直径达102英尺，由8个台墩支撑。凹壁米哈拉布的侧面是用陶瓷材料制作的护墙，讲坛敏白尔位于清真寺正中，用马尔马拉大理石精雕细刻，讲坛下有喷泉。
“在最早期，这些工匠大多是非穆斯林，主要自征服地的当地百姓中抽调而来。后来，随着伊斯兰化的历程，信仰伊斯兰教的工匠和建筑师越来越多，可是在整个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对这些人的了解并不多……建筑师则是个特殊族群。在奥斯曼王朝时代，大多数的建筑师是军官，他们除了拥有工艺技术之外，也是组织人员和行政人员，在大工程中发号施令，手下有大批工作人员，为政府、宗教、城市提供一些基本的需要：为政府建造宫殿和碉堡，为宗教建造清真寺、修院和学校，为城市建造桥梁、澡堂、市场、客栈和各式各样的住房等。重要的建筑师不只是盛名在外，他们也受到历史学者甚至于传记学者充满敬意的关注。”[9]
锡南是奥斯曼帝国最为著名的建筑师。他出生在安纳托利亚半岛上的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为建筑师。1512年，他应征入伍，参加贝尔格莱德、罗得岛和摩哈赤等地的战役，担任过军队工兵营造官，在设计建造桥梁、堡垒等工事时已初显建筑才能。后在巴格达寄居，考察研究当地清真寺和陵墓等伊斯兰建筑。据传此时他改奉伊斯兰教并成为虔诚的穆斯林。1538年他被奥斯曼宫廷聘用，不久被苏莱曼一世任命为宫廷建筑总监，长期在宫廷主持全国的建筑工程。他一生设计建造了75座大清真寺、49座小清真寺、49所学校、7所《古兰经》研究院、17个公共施食站、3所医院、7座高架桥、7座桥梁、27所宫殿、18个行商客栈、5个金库、31个澡堂和18个殡仪馆。代表作品是3座瑰丽壮观的清真寺——塞扎德清真寺（Şehzade Mosque）、苏莱曼清真寺和塞里姆清真寺。他将罗马建筑、波斯建筑和阿拉伯伊斯兰建筑的风格融为一体，形成土耳其建筑的基本格调。他建造的大清真寺多覆盖以宏伟的圆顶，四周耸立着尖塔，构架高大雄伟，布局合理，选料精细，精工细作，装饰雕刻华丽，多呈几何图案，外观色调和谐，庄严肃穆。他较小的作品中以陵墓和纪念碑最受人推崇。锡南著有《锡南自传》一书，1865年在伊斯坦布尔出版。
锡南
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Sultan Ahmed Mosque）是1609—1616年奥斯曼帝国第十四代苏丹艾哈迈德一世（Ahmed I，1603—1617年在位）下令锡南的高足穆罕默德·阿迦建造的。由于礼拜殿内四壁镶嵌着2万多块蓝色瓷砖拼成的几何图案，因而别称“蓝色清真寺”。礼拜殿面积长72米，宽64米，可容纳3 500人同时礼拜。礼拜殿顶部中央为一大圆顶，四周建有4个小圆顶，屋顶由4根大石柱承重。大殿地面饰以大理石，铺满紫红色的土耳其地毯。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是世界上唯一拥有6座宣礼塔的清真寺，其中4座建在大殿四周，与殿顶4小圆顶相对应，其他2座建在大殿左侧。
艾哈迈德清真寺（蓝色清真寺）
奴鲁奥斯玛尼耶清真寺（Nuruosmaniye Mosque）在1748—1756年即马哈茂德一世和奥斯曼三世时期由建筑师西蒙·卡尔发建造。西蒙·卡尔发（Simon Kalfa）是一位基督徒，深受欧洲大陆建筑艺术的影响。该寺风格东西合璧，庭院不是传统的方形而是马蹄形，喷泉位于显著位置，波浪形挑檐板和弯曲的扶壁柱非常醒目。
奴鲁奥斯玛尼耶清真寺
奴鲁奥斯玛尼耶清真寺入口
伊斯兰学校和清真寺关系密切，有的学校就建造于清真寺左近或内部。例如，奥斯曼人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各个清真寺附设资料丰富的图书馆，并增建学校、医院、贫民施食站、旅店、澡堂和井。
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普通住宅大多就地取材，使用石块和泥砖，偶尔还有木材。高顶和窗户有助于夏季通风。在冬季，唯有暖和的衣服、热气腾腾的食物，还有可能加上一个炭火盆才能使人们忍受室内生活。许多住房建在拥有花园、喷泉和小池塘的庭院周围。室内并无家具；人们习惯在地毯上或低台上盘腿而坐。当人们准备入睡时会将床垫和其他铺盖展开，起床后再将它们卷起。富人家中的厨房设施往往位于不同隔间。密室总是存在。
奥斯曼帝国的宫殿是伊斯兰住宅建筑的极品。托普卡帕宫（Topkapı Palace）是1474—1477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下令修建的宫殿，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沿岸一角，坐落在伊斯坦布尔金角湾南岸的“皇宫岬”的山顶上，因建在拜占庭原托普卡帕城堡遗址而得名，成为15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后宫兼政府所在地。宫殿有7座大门，4座朝陆地，3座朝海边，正门面对阿亚索菲亚清真寺和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所在广场。大门内300米处有一道中门，为皇宫的入口处。中门内为御花园，花园右侧为厨房和粮库，左侧经过“白人宦官门”则是苏丹、嫔妃的内宫。位于花园深处的“库贝阿尔特”殿是苏丹召集大臣议事之地。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托普卡帕宫被辟为博物馆。
托普卡帕宫崇敬门，第二庭院的入口
多尔马巴赫切宫（Dolmabahçe Palace）建于19世纪中叶，同样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一侧海岸，设计者是亚美尼亚的尼克格斯·巴尔提，装饰者是巴黎歌剧院的设计者塞尚，1856年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Abdülmecid I，1839—1861年在位）迁入居住，为奥斯曼帝国晚期苏丹的后宫。同样建于19世纪的贝勒贝伊宫（Beylerbeyi Palace）则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岸边，院中布满玉兰花，是帝国晚期苏丹的避暑胜地以及外国贵宾的下榻处。
多尔马巴赫切宫
贝勒贝伊宫
穆斯林去世之后，普遍实行土葬和薄葬。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斯兰世界没有陵墓建筑。伊斯兰陵墓建筑始建于中亚地区，突北（Türbe）意为“塔形的陵墓”，指塞尔柱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王公贵族和宗教学者陵墓的建筑形式。这种墓塔最早流行于伊朗，后随着塞尔柱帝国的扩张而传到美索不达米亚和安纳托利亚半岛，一般包括方形主体（大厅内设死者的坟墓）、圆柱形鼓座、饱满的穹顶和挺拔的尖塔，外观强调高大对称，显示庄严肃穆。
六、科学技术
“中古伊斯兰教科学的成就并不限于保存希腊的学术，或把古老东方和遥远东方的因子掺合成一个整体。中古伊斯兰教的科学研究者由于自身的努力和贡献而大大地丰富了他们传递给现代世界的遗产。整体上来说，希腊科学是比较理论性了一点，而中东中古的科学则实际得多。中古中东的实验和观察，把医学、化学、天文学和农艺学方面的古典遗产明晰化并加以补益”。[10]
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尤其与天文学具有密切的关系。伴随着伊斯兰世界天文学的发展，穆斯林在数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异族异教典籍文献的翻译，是伊斯兰世界数学研究的起点。曼苏尔当政期间，穆罕默德·易卜拉欣·法扎里在翻译印度天文学典籍《西德罕塔》的过程中，将印度的数字符号和十进位法介绍到伊斯兰世界。在此基础之上，花拉子密系统阐述了印度数字和十进位法的种种优点，如10个数码可以组成所有的数字，零的符号可以用来填补多位数中个位、十位、百位等数字的空白，书写和运算也极为便捷。在花拉子密之后，印度的数字符号和十进位法在伊斯兰世界得以推广。花拉子密的著作被译成拉丁文后，印度的数字符号传入基督教欧洲，西方人称这种数字为阿拉伯数字。希腊数学也是阿拉伯数学的主要来源。阿拔斯王朝初期，欧几里得、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和阿基米德的著作被译成阿拉伯文，成为阿拉伯数学研究的起点。
15—16世纪是奥斯曼帝国盛期，也是数学研究起步和辉煌的时代。15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数学研究开始起步。阿里·库斯楚（Ali Kuscu，1403—1474年）是中亚数学家兼天文学家卡迪栽德·穆萨（Kadizade Musa）的学生，两人都曾管理撒马尔罕天文台。穆萨曾对欧几里得的理论作过注释。阿里·库斯楚则在穆罕默德二世统治时期在宫廷担任教师，颇受礼遇。他还在首都的阿亚索菲亚学校向宗教学者讲授数学知识。在16世纪，由于宗教高级学校即麦德莱斯的普遍开设，数学和医学等科学知识得到普遍传播。16世纪前期最为著名的数学家是纳苏赫·乌尔·谢拉海·乌尔·马特拉齐（Nasuh ul Silahi ul Matraki），其代表作是《关于两个伊拉克战役的沿途宿营地》（Beyan-ı Menazil-i Sefer-ul Irakeyn）。另一位著名数学家是阿尔及里安·阿里·伊本·威利（Algerien Ali Ibn Veli），其代表作《奇妙的数字》（Tuhfet ul-adad）主要涉及三角学、算术学和代数学，这是世界上最早论及对数的数学著作。
天文学的前身是占星术。自古以来，阿拉伯人便对天象颇感兴趣，往往根据星宿的变化判断气候，预卜吉凶。阿拔斯王朝建立以后，印度学者拜尔赫姆卡特所著的天文学典籍《西德罕塔》和罗马时代亚历山大港学者托勒密的著作《天文学大全》相继被译成阿拉伯文，穆斯林随之开始对天文学的研究。《西德罕塔》的翻译者穆罕默德·易卜拉欣·法扎里（？—796年），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第一位天文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