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蒙当政期间，阿拔斯王朝在首都巴格达和撒马尔罕、内沙浦尔、军迪沙浦尔、设拉子、拉卡、大马士革、弗斯塔特等地设置有天文台，借助于浑天仪、天象仪、象限仪、天球仪、地球仪、星盘等各种较为精密的仪器观测天体运动。马蒙曾经命天文学家在幼发拉底河上游的辛贾尔平原与叙利亚的帕尔米拉之间实地测量子午线一度的距离，据此推算地球的直径和周长的数值。花拉子密（Muḥammad ibn Mūsā al-Khwārizmī，又译花拉子米、花剌子模，约780—约850年）全名穆罕默德·穆萨·花拉子密，西方人称之为阿尔戈利兹姆，生于中亚的花拉子模。花拉子密汲取印度、波斯、希腊和罗马天文历算的成就，参照新的观测资料，编制《花拉子密历表》，是为伊斯兰世界的第一部天文历表。该表后来被译成拉丁文，在基督教欧洲广泛流传，成为西方人编制天文历表的蓝本。
花拉子密
白塔尼（al-Battānī，约858—929年）全名穆罕默德·贾比尔·希南·哈拉尼，西方人称之为阿尔巴特尼乌斯，是继花拉子密之后伊斯兰世界又一杰出的天文学家。白塔尼生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哈兰，原系萨比教徒，后来改奉伊斯兰教，曾在拉卡的天文台观测天象长达40余年，被誉为“阿拉伯世界的托勒密”。白塔尼在希腊天文学理论的基础之上，根据长期的天体观测，运用精确的数学计算和严密的逻辑推理，编制《恒星表》（也称《萨比天文历表》）。白塔尼改进了天体运行的计算方法，所得数值的精确度超过前人，他在天文学领域的突出贡献是发现地球的近日点运动，即地球运行的轨道呈经常变化的椭圆。白塔尼还在《恒星表》中引用《古兰经》关于太阳和月亮按其轨道运行的经文，依照天文观测的事实予以解释，进而证明安拉创造天地万物的伟大。如同《花拉子密历表》一样，白塔尼的《恒星表》也被译为拉丁文，对基督教欧洲的天文学影响甚大，曾经被哥白尼和拉普拉斯等人多次引用。
白塔尼
阿布·瓦法（Abu al-Wafa’ al-Buzjani，940—998年）生于呼罗珊的布兹占，曾在巴格达从事天文学研究和天象观测，主持建造用于观测星体的象限仪台。阿布·瓦法将三角学的正切函数和余切函数应用于天象的观测，最早发现月球运行的“二均差”，即月球的中心差和出差在朔望和上下弦以及弦望之间皆有盈缩的偏差。阿布·瓦法的这一发现，曾被误认为是600年后文艺复兴时期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的功绩。阿布·瓦法还对地球呈球体形状的传统观点进行了科学论证，提出地球绕太阳运行的假说，进而纠正了托勒密“地球中心说”的错误理论。
比鲁尼（Al-Biruni，973—1048年）全名阿布·拉哈尼·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比鲁尼，生于中亚的花拉子模，曾在加兹尼王朝苏丹马哈茂德和麦斯欧德的庇护下从事学术研究，著述颇丰。所著《麦斯欧德的天文学与占星学原理》，总结穆斯林在天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论证地球自转的理论和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学说，并且对地球的经度和纬度加以缜密的测量，堪称伊斯兰世界的天文学百科全书。
比鲁尼
欧默尔·赫亚姆（1040—1123年）生于呼罗珊的内沙浦尔，曾在塞尔柱苏丹马立克沙的庇护下主持天象观测。欧默尔·赫亚姆参与编订的太阳历称作《哲拉里历》，根据这种历法，平年为365天，闰年增设1日即366天，每128年中设闰年31次。当时在基督教欧洲流行的格里哥利历每积3 330年便相差1日，而《哲拉里历》则积5 000年方差1日。
塔基郁德丁·穆罕默德（Takiyuddin Mehmet，约1521—1585年）是奥斯曼帝国时期最为杰出的天文学家，独领风骚数百年。他曾修正撒马尔罕天文台的观测数据并撰写《天文台的仪器》（Alat ul-Resadiye）一书，在担任御用天文学家期间于伊斯坦布尔制高点建起一座新的天文台。然而，由于大教长卡迪栽德·艾哈迈德·塞穆赛德丁·艾芬迪（Kadizade Ahmet Semseddin Efendi）对这座天文台充满敌意，因此苏丹于1580年1月22日下令近卫军团耶尼切里将其拆毁。此后，奥斯曼帝国的天文学发展停滞，与西欧的差距越拉越大，奥斯曼帝国民众与学者的天文知识极其荒谬。18世纪末曾任英国驻伊斯坦布尔的领事兼商人威廉·伊顿这样描述当时奥斯曼人的天文学知识：“从穆夫提（伊斯兰教宗教领袖）到农民都普遍相信，地球被一根大铁链固定悬挂着，它的外面有七个天堂；太阳是一个巨大的火球，至少也有奥斯曼省那么大，它是因为要给地球提供光明和热量而形成的；月食的发生是因为有时候一条巨大的龙想要吞食月亮；星星是用铁链固定在最高的一层天堂中的……”[11]
1577年塔基郁德丁·穆罕默德在伊斯坦布尔天文台观测研究 奥斯曼帝国地理学与海军联系密切，前者为后者提供指南，后者为前者创造需求。16世纪奥斯曼帝国海军全盛时期，地理学也成绩斐然，代表人物均为海军将领。皮利·雷斯（Piri Reis，约1470—1553年）是16世纪奥斯曼帝国最伟大的地理学家。他自15世纪90年代起就跟随叔叔凯末尔·雷斯（Kemal Reis，约1451—1511年）在奥斯曼帝国的地中海舰队服役。1499—1502年在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的海战中，皮利·雷斯因军功升任指挥官。在1517年皮利·雷斯率领舰队攻占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在开罗绘制出尼罗河三角洲的地图，并将自己绘制的世界地图献给苏丹塞里姆一世。这张世界地图以阿拉伯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的地理发现及哥伦布绘制的大西洋图为蓝本，显示出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欧亚非三洲海岸线，并包括加勒比海沿岸的美洲轮廓。这张世界地图没有公开发行，而是被苏丹收藏在皇宫中，直到1929年才在皇宫图书馆中被发现，至今仍存残片。1521年他写成其代表作《海军志》（Kitab-i Bahriye），将此前800年伊斯兰水手和地理学家关于海洋和航行的地理知识、他本人及西方水手的相关经验收录其中，详细描述地中海及奥斯曼帝国东部海域中的重要海港、危险礁石、潮汐规律和暴风雨等，另外记载航海指令与葡萄牙人的地理发现，全书共129章，合1 200节，每一章均附一张地图，后将此书献给苏丹苏莱曼一世。1528—1529年，皮利·雷斯又绘制一张地图，显示出北大西洋沿岸的欧洲西部和北美洲轮廓，至今仍有残片。1553年，他因作战失利而被处决。
凯末尔·雷斯的旗舰葛克号（1495年）
皮利·雷斯第一次绘制的世界地图残片（1513年）
皮利·雷斯第二次绘制的世界地图残片（1528年）
皮利·雷斯死后，红海舰队总司令希提·阿里·雷斯（Seydi Ali Reis，1498—1563年）于1554年写成地理学著作《海洋》（Kitâb ül Muhit： El Muhit fî İlmi’l Eflâk ve’l Buhûr）。他是著名数学家兼天文学家阿里·库斯楚（？—1474年）的学生，他根据自己的体会，借鉴此前几个世纪航行于印度洋上的穆斯林水手的讲述，介绍红海、波斯湾和印度洋海域及沿岸的情况。
在飞机问世以前，穆斯林旅行家主要利用既有的海陆通道，从北非和中东进入黑非洲和远东。路线是经由地中海进入西班牙，进而从西班牙抵达欧洲其他地区；沿着陆上丝绸之路抵达中国；阿拉伯商人则经海路航行至印度。最早的穆斯林旅行家，一是伊本·法德兰（艾哈迈德·伊本·法德兰·伊本·阿巴斯·伊本·拉希德·伊本·哈马德）；二是伊本·居拜尔（阿布·侯赛因·穆罕默德·伊本·艾哈迈德·居拜尔）。伊本·法德兰在其书信中几乎没有提及自己，而其游记描述了921年巴格达哈里发派往伏尔加河流域保加利亚人的外交使团。伊本·居拜尔系12世纪西班牙的一位阿拉伯旅行家，在书信中记录在地中海周围航行以及曾到达麦加和麦地那的经过；这是他在所进行的3次旅行中唯一做过旅行记的一次旅行。
萨姆·撒拉丁·伊本·白图泰（Ibn Batutah，1304—1377年）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最伟大的旅行家，他从1325年到1354年曾3次出游，足迹遍及马格里布、西非、中非、埃及、西亚、中亚、南亚次大陆、中国、东南亚等地。1354年，他奉摩洛哥马林王朝苏丹艾布·阿南的旨意回到非斯城，向王室书记官穆罕默德·伊本·朱扎伊（Muhammad ibn juzayy，1321—1357年）口述其旅行见闻，后者用阿拉伯文笔录并于翌年汇编成书——《异国风光和旅途奇观》。与马可·波罗类似，伊本·白图泰及其游记遭到时人质疑，质疑者包括伟大的伊斯兰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仍然与马可·波罗相似的是，当代学界指出《伊本·白图泰游记》的绝大部分内容基本可信。总之，《伊本·白图泰游记》可谓关于当时伊斯兰世界的简明百科全书。
1327年伊本·白图泰访问大不里士
艾菲里亚·切勒比（Evliya Çelebi，1611—约1682年）与卡蒂普·切勒比（Kâtip Çelebi，1609—1657年）是17世纪奥斯曼帝国的著名旅行家和地理学家。
艾菲里亚·切勒比又译艾弗里雅·埃芬迪，是继伊本·白图泰之后最杰出的旅行家之一。他生于伊斯坦布尔，其父德尔维斯·穆罕默德·齐力·艾芬迪是托普卡帕宫的首席宝石工艺技师，家资殷盛。其母系苏丹艾哈迈德一世给予其父的赠礼，与大维齐尔好像有亲缘关系。艾菲里亚·切勒比的家境，使他既能够接受良好教育，具备优秀学养，又有闲暇和时机前去旅行。他曾跟随苏丹穆拉德四世远征匈牙利和特兰西尼亚，并多次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及邻国进行考察，足迹遍及亚、非、欧三大洲。1680年他结束旅行，返回伊斯坦布尔，用其余生将旅行记汇编成书——《一个旅行家的编年史》（Seyahatname），共计10卷，1897—1938年间在伊斯坦布尔正式出版。该书记述奥斯曼帝国与邻国的地理、历史、宗教、民族概况，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文笔流畅。1846—1850年《一个旅行家的编年史》被译为英文，在欧洲流传开来。艾菲里亚·切勒比的游记堪与伊本·白图泰的《异国风光和旅途奇观》相媲美。
艾菲里亚·切勒比
卡蒂普·切勒比全名穆斯塔法·伊本·阿卜杜拉（Mustafa Ibn Abdullah），别称哈只·赫勒法（Haci Halife），因曾朝觐圣城并在穆罕默德四世时期担任办事员而得名。他的《世界地理》一书，不仅采信穆斯林旅行家的观察记录和地理学家的研究成果，而且收录莫卡托、霍迪乌斯、奥特利乌斯和克鲁威利乌斯等基督徒的地理知识，成为这一时期地理学知识的集大成者。1656年，卡蒂普·切勒比写成《土耳其海战史》（Gift of the Greats on Naval Expeditions）一书。当时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上自苏丹、宗教学者和军政高官，下至普通士兵和下层居民，均鄙视和憎恶基督教世界。这种心理优势导致他们不屑于了解、更不可能学习文艺复兴以来基督徒的科学成就，科学素养极度匮乏。因此，卡蒂普·切勒比在《土耳其海战史》一书序言中强调地理知识和地图测绘学的重要意义：“对掌管国家事务的人来说，地理科学知识是必须掌握的。他们可以不知道整个地球是什么样的，但是至少应该知道奥斯曼帝国和与其相邻国家的地图。这样他们就能够在率军征战时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取得进步，了解敌国的情况，同时使得边防前线的保卫变得容易。征求那些不懂地理科学的人的意见是得不得满意的效果的，即使他们对当地的情况了如指掌。绝大多数这样的人都不能完整地绘制出本地区的草图。”“能充分并用力地证明学习这门科学必要性的证据是那些不信真主的人，他们学习并应用这些知识发现了新大陆并占据了整个印度市场。不仅如此，甚至像威尼斯人这样一些可怜的家伙——他们的统治者在异教君主中只有公爵级的地位，那些国王们称他们是‘渔民’——居然也推进到奥斯曼境内的达达尼尔海峡，与统治东西两方的无上光荣的国家为敌”。[12]
伊斯兰世界的医学理论主要来源于古代希腊以及波斯、印度医学典籍的翻译和研究。穆斯林学者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古代医学的理论体系，却在长期的医学实践过程中丰富诊断和治疗的诸多技术。穆台瓦基勒哈里发当政期间，宫廷御医阿里·赛海勒·拉班·泰伯里根据希腊和印度的医学理论，写成《智慧的乐园》一书，是为最早的医学纲要。
拉齐（865—925年）全名阿布·伯克尔·穆罕默德·宰克里亚·拉齐，生于伊朗的莱伊，曾在萨曼王朝和阿拔斯哈里发的庇护下行医，并从事著述。拉齐所著《曼苏尔医书》、《医学集成》和《天花与麻疹》，皆被译成拉丁文，在基督教欧洲长期被视为医学领域的经典作品。《曼苏尔医书》论及解剖学、生理学、皮肤病、热病、毒物、诊断和治疗各个方面，颇有见地。《医学集成》系统阐述了希腊、波斯、印度的医学理论和伊斯兰世界的医学成就，堪称医学领域的百科全书。《天花与麻疹》是关于天花和麻疹两种疾病的第一部专门性著作，在传染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影响甚大。
伊本·西那不仅在哲学领域颇负盛名，而且精通医学，所著《医典》一书广泛继承了古代世界的医学遗产，全面总结了穆斯林学者在医学实践过程中取得的丰硕成果。伊本·西那首次将疾病划分为内科、外科、脑科、胸科、精神、眼科和妇产科，系统论述了各种疾病的病理症状和诊断治疗方法，强调养生、药物和手术兼施并用。《医典》一书代表了古典伊斯兰世界医学领域的最高成就，伊本·西那也被后人誉为“医学之王”。
15世纪奥斯曼帝国医学发展非常迅速。最杰出的医学家当属萨卜楚格鲁·赛睿费德丁（Sabuncuoğlu Şerafeddin，1385—1468年），他在奥斯曼帝国一家公立医院担任首席医生，并于1465年写出一本颇有见地的外科医学专著。斯诺普鲁·穆敏（Sinoplu Mumin）在吸纳阿拉伯和波斯医学成就的基础上，于1437年写出一本医学专著。奥尔图楚栽德（Altuncuzade）是著名的泌尿学专家。赫凯姆·雅库布（Hekim Yakup）和拉里（Lari）是穆拉德二世的御医，他们也为奥斯曼帝国医学的进步作出了较大贡献。在16世纪，附属清真寺的高级学校麦德莱斯强调学习医学和数学等科学知识，从而加快了奥斯曼帝国医学的发展步伐。这一时期最为杰出的医学家是阿海·艾哈迈德·切勒比（Ahi Ahmet Celebi，1436—1523年），他曾撰写一本关于肾脏和膀胱结石的医学著作，并利用家资在约40座村庄里设立医疗机构，赞助医生穆萨·查理努斯·伊斯瑞利（Musa Calinus ul-Israili）进行药学和医学研究。
萨卜楚格鲁·赛睿费德丁
印刷术的传播是奥斯曼帝国后期最具进步意义的文化成就。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活字印刷渐渐向西传播。然而，就在基督教世界普遍采用活字印刷之时，奥斯曼苏丹巴叶济德二世担心印刷术会亵渎《古兰经》和阿拉伯字母，因此于1485年下诏禁止臣民开展印刷业务。几年后，西班牙基督徒大肆迫害和驱逐犹太人，迫使后者逃到中东地区。经犹太难民苦苦申请，同时鉴于保护文书和书法家的既得利益，奥斯曼帝国于16世纪初允许犹太人在首都及其他几座城市设立印刷所，但是只能印刷希伯来文字和欧洲文字，不得印刷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1567年伊斯坦布尔出现一家亚美尼亚文印刷所，1627年一所希腊文印刷所宣告成立，设立者均为基督徒，且严格执行上述禁令。因此，严禁印刷阿拉伯字母的诏命实际实施约有200年，严重影响奥斯曼帝国臣民识字率的提高和思想文化的交流。
18世纪前期，奥斯曼帝国处于郁金香时代，法国文化、宫廷生活及科学技术在奥斯曼帝国颇受欢迎。在这种氛围中，经驻法大使伊尔密赛基兹·切勒比·穆罕默德（Celebi Mehmet）之子、曾经随父前往巴黎并醉心法国文化的穆罕默德·赛义德（Mehmet Sait）提议，苏丹艾哈迈德三世的大维齐尔达玛特·易卜拉欣希望在奥斯曼帝国境内设立土耳其文印刷所。为此，他首先说服大穆夫提发布一道“菲特瓦”，准许印刷不涉及宗教领域的土耳其文书籍，即不得用阿拉伯字母印刷《古兰经》、经注、“圣训”、教法等书籍。继而沉醉于法国文化的苏丹艾哈迈德三世于1727年7月5日下诏准许在首都设立一家土耳其文印刷所，但是不得印刷宗教领域的土耳其文书籍。在大维齐尔的支持下，易卜拉欣·莫特法利卡（Ibrahim Muteferrika，1674—1745年）在首都开设了第一家土耳其文印刷所。
易卜拉欣·莫特法利卡生于匈牙利的一个基督徒家庭，后于1692年被奥斯曼人捕获为奴，继而改奉伊斯兰教，为奥斯曼帝国服务。易卜拉欣·莫特法利卡在家里设立一家土耳其文印刷所，在他去世之前共印刷17部著作，涉及历史、科学、军事等领域，前两部书只印1 000套，第三部书只印1 200套，最后15部著作只印500套。易卜拉欣·莫特法利卡出版的系列编年史著作，侧重叙述史实，观点都很保守，以免激怒苏丹、宗教学者和其他大臣。这些著作包括：《帖木儿编年史》，苏海利·艾芬迪所撰塞里姆一世征服前后的埃及史，卡蒂普·切勒比的《大事年表》（截至1648年），穆斯塔法·奈玛所撰奥斯曼帝国编年史（1591—1660年），穆罕默德·拉希特所撰奥斯曼帝国编年史（1660—1722年），库楚克·切勒比·栽德·伊斯玛仪·亚辛·艾芬迪所撰奥斯曼帝国编年史（1722—1729年），易卜拉欣·莫特法利卡所撰奥斯曼帝国征服波斯尼亚史，等等。
易卜拉欣·莫特法利卡出版的系列科学著作或地图对奥斯曼帝国的未来影响最大。它们主要包括马尔马拉海地图（1132—1720年）和黑海地图（1137—1724年），卡蒂普·切勒比（Katip Çelebi）的《世界地理》（Cihannama）和《土耳其海战史》（Gift of the Greats on Naval Expeditions），易卜拉欣·莫特法利卡所撰《西印度史——我们所知晓的新大陆》（Tarih al-Hind al-Garbial Musamma bi Hadis-I Nav），另外还有易卜拉欣·莫特法利卡编译的几本英文和拉丁文著作，除解释笛卡尔和伽利略等人的科学成就之外，着重介绍对奥斯曼海军至关重要的罗盘针。他的努力令人感佩，他的业绩引人瞩目。“米特费里卡的出版社促使奥斯曼人睁眼观察近代世界，其影响是无法估量的。但是这种觉醒仍在继续，到这个世纪后期出版社出版了更多的著作，实际上奥斯曼的启蒙运动继续显现出来。从这个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米特费里卡的工作也许是郁金香时代留下的最杰出的遗产”。[13]1796年，伊斯坦布尔开始发行法文报纸。1824年，伊兹米特发行法文报纸。1831年，马哈茂德二世在首都开办首份土耳其文周报，公布政府法令和官方消息。此后政府对印刷业的限制逐渐放松。到1883年，伊斯坦布尔有印刷所54家；1908年，伊斯坦布尔的印刷所增至99家。19世纪下半叶，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印刷所出版图书约3 000种，其中宗教类图书390种，诗歌类图书360种，语言类图书260种，历史类图书180种，小说类图书180种，政府公报140种，数学类图书80种，科学类图书80种，经济财政类图书20种。
《世界地理》中的日本地图
奥斯曼帝国的科学技术成就，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印刷术领域可圈可点。然而，奥斯曼帝国上下长期以来极端鄙视欧洲，从而严重阻碍奥斯曼人从敌人那里汲取科技营养。17—18世纪，渐趋衰败的奥斯曼帝国仍旧鄙视同一时期的欧洲基督教世界。“帝国衰微的又一症状和原因是，穆斯林对西方有一种优越感：他们妄自以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当时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或许能从邪教徒即异教徒那里学到些什么。他们的这种态度部分源于宗教偏见，部分则源于伊斯兰教在早先数世纪里的惊人成就——伊斯兰教已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教派成长为世界上最大、发展最迅速的宗教。因此，凡是与基督教欧洲有关的东西，穆斯林的官吏和学者都示以轻蔑和傲慢”。1756年，法国波旁王朝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结盟，法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将这一震惊欧洲的消息通报帝国政府，后者竟然表示他们对于“一头猪与另一头猪的联合”毫无兴趣。迟至18世纪末19世纪奥斯曼帝国式微时期，奥斯曼人依然轻视已经崛起的西方基督教国家，还蔑称开辟新航路并发现新大陆富于冒险精神的西班牙人为懒虫，蔑称发起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人为杂种，蔑称建立海上贸易帝国的荷兰人为奶酪贩子，蔑称建立安立甘宗新教的英国人为无神论者，蔑称盛产启蒙思想家而且多才多艺的法国人没有信仰，蔑称建立路德宗新教的德国人为亵渎神灵的异教徒，蔑称通过改革已经强大的俄国人为疯狂的异教徒。“这种唯我独尊的态度最有破坏性的一个后果就是，在穆斯林世界和西方之间，特别是在愈益重要的科学领域里，放下了一道思想铁幕。实际上，穆斯林学者对于帕拉切尔苏斯在医学方面、维萨里和哈维在解剖学方面、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在天文学方面所做出的划时代的成就一无所知。他们不但不了解这些科学进步，而且那时他们自己什么也没做，也没有将来要做的任何动力”。18世纪末曾任英国驻伊斯坦布尔的领事兼商人威廉·伊顿这样对比西欧和奥斯曼帝国的科学观及科学素养：“在基督教治下的欧洲，拥有一般性科学知识的人比比皆是，且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在奥斯曼帝国，这样的人没有名气。除工匠外，如果有人也去关心如何铸造大炮、建造船只之类的事情的话，人们会把他看成是一个疯子的。这种狭窄的视野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不论是文科教授还是理科教授都十分无知，这种极端荒谬的情形还和他们的胡乱猜测交织在一起。”[14]
在奥斯曼帝国长达600多年的历史上，其文化成就绝不限于文学、史学、哲学、建筑艺术和科学技术五大领域，至少还包括戏剧、音乐（奥斯曼军乐与民间音乐）、舞蹈、美术（书法、传统细密画与西方式绘画）等艺术形式，以及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然而，目前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比较薄弱，可供笔者参阅的论著明显不足。这一状况与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穆斯林的文化见解有密切关系，正如伯纳德·路易斯在《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一书中所言：“在古典的观念中，只有文学可以跻身于文明艺术之列，而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才值得人们注意和尊敬。玩音乐的——包括演奏家和作曲家——都是些奴隶或是其他的社会低下人物，而音乐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媒介，可作为诗歌吟唱时的搭配。我们所知道的音乐家名字很少，而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名字，是因为文学作品中曾经提到。视觉艺术则是手工匠人和工艺师傅的作品，这在不允许人像表现的时期和地方，尤其是如此。”不过，本书《土耳其共和国的文化成就》一章将系统阐述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并适当回顾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形式。
作者点评：
特定文化的历史地位，只有在对照此前文化、同期文化和此后文化时才能够显现出来。坦率地讲，奥斯曼帝国的文化成就有些“生不逢时”。
与此前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相比，奥斯曼帝国文化的开创性不足。在文字、语言和文学方面，自皈依伊斯兰教之后，奥斯曼人出于对《古兰经》的语文——阿拉伯语文的崇拜，同时出于对波斯人璀璨文化的仰慕，采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奥斯曼文，并大量吸收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借词和语法，使奥斯曼语成为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三种语言的混合物。因此，奥斯曼文不易书写，而且不能体现奥斯曼语的发音；奥斯曼语严重脱离下层民众，而且成为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附庸。既然如此，奥斯曼帝国的文学特别是宫廷文学，难以摆脱阿拉伯和波斯文学的影响，逐渐变得格律僵死、修辞复杂、内容枯萎。在史学方面，奥斯曼帝国的诸多学者侧重编写苏丹起居注和奥斯曼帝国编年史，内容单一，见解平平，名家太少，暮气沉沉，显然不能与哈里发国家的阿拉伯—伊斯兰史学成就相提并论。在哲学、数学、天文学和医学方面，与哈里发国家相关领域百家争鸣、大师辈出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奥斯曼帝国的经院哲学和天文学走向保守化，数学和医学迅速平庸化。必须承认，建筑艺术和地理学在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时期发展较快，但是两者均未超越哈里发国家时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框架，而且建筑艺术与虚耗民力，地理学则与海军征战，不可避免地被连在一起。更何况，奥斯曼帝国的地理学在17世纪之后便处于停滞状态。
与同期的西方基督教世界文化相比，奥斯曼帝国文化不在同一档次。哈里发国家时代，西方基督教世界文化还很落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哺乳基督教文化数百年。然而自14世纪之后，欧洲先后兴起文艺复兴、全球探险、宗教改革、殖民扩张、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在文化领域已经反超伊斯兰世界，迅速俯视奥斯曼帝国文化，开始反哺伊斯兰世界。在最具可比性的科学技术领域，奥斯曼帝国中后期的数学、天文学、医学、地理学明显落伍，至于印刷术也是在15世纪末才从西班牙传入，到18世纪前期才逐渐推广。
与此后的土耳其共和国文化相比，奥斯曼帝国文化缺乏借鉴意义。伴随着凯末尔政权的语言和文字改革，帝国的文学、史学、哲学和书法成就被弃若敝屣；伴随着奥斯曼帝国灭亡以及凯末尔政权的世俗化改革，西方的建筑艺术和教育制度传入土耳其共和国，奥斯曼帝国的清真寺和陵墓建筑艺术被视为鸡肋，奥斯曼帝国的宗教教育被迫在夹缝中求得生存；伴随着西学东渐和西化改革，奥斯曼帝国的科学技术完全没有用武之地，奥斯曼帝国的戏剧迅速让位于共和国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奥斯曼军乐出现明显革新，奥斯曼帝国的细密画走向衰败，而西方式绘画则风靡共和国，凡此现象不一而足。
* * *
[1] （美国）斯坦福·肖著，许序雅、张忠祥译：《奥斯曼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6—357页。
[2] （德国）卡尔·布罗克尔曼著，孙硕人、诸长福等译：《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59页。
[3] （美国）斯坦福·肖著，许序雅、张忠祥译：《奥斯曼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
[4] （英国）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1—42页。
[5] （德国）卡尔·布罗克尔曼著，孙硕人、诸长福等译：《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61—362页。
[6] （英国）弗朗西斯·鲁宾逊主编，安维华、钱雪梅译：《剑桥插图伊斯兰世界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268页。
[7] （英国）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4—155页。
[8] （英国）弗朗西斯·鲁宾逊主编，安维华、钱雪梅译：《剑桥插图伊斯兰世界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9] （英国）伯纳德·路易斯著，郑之书译：《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27—328页。
[10] （英国）伯纳德·路易斯著，郑之书译：《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51页。
[11] William Eton， A Survey of the Turkish Empire， 4th ed， London， 1809， pp.190-193.转引自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6—357页。
[12] （美国）伊兹科维兹：《帝国的剖析：奥托曼的制度与精神》，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112页；L. 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页。
[13] （美国）斯坦福·肖著，许序雅、张忠祥译：《奥斯曼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1页。
[14] William Eton， A Survey of the Turkish Empire， 4th ed， London， 1809， pp.190-193.转引自L. 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5—3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