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伊斯梅特与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
伊斯梅特（İsmet İnönü）1884年出生于伊兹密尔，毕业于伊斯坦布尔军官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军团司令。土耳其独立战争期间，伊斯梅特出任安卡拉军队的参谋总长，于1921年两次率军在伊纳尼击溃入侵安纳托利亚的希腊军队，取得了辉煌的战绩。1934年，土耳其政府推行新的姓氏制度，议会将伊诺努作为伊斯梅特的专用姓氏，以表彰其在土耳其独立战争期间特别是在两次伊纳尼战役中的卓越贡献。1923年，伊斯梅特作为外交部部长，代表土耳其政府与协约国签署《洛桑条约》。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伊斯梅特长期担任内阁总理。1938年11月10日，凯末尔在伊斯坦布尔病逝。次日，大国民议会选举伊斯梅特继任总统，他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伊斯梅特于1938—1950年担任总统期间，土耳其共和国经历了威权体制衰落和民主化进程启动的深刻变革。如果说凯末尔是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那么伊斯梅特可谓土耳其共和国民主化进程的开创者。
伊斯梅特
凯末尔时代是土耳其共和国威权政治的典型阶段，共和人民党作为唯一合法政党垄断了国家权力，议会选举流于形式，民众的合法参与缺乏必要的政治空间，反对派政党在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山区的库尔德人武装组织成为仅存的反政府势力，持不同政见的保皇派、自由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只限于在遥远的巴黎、索菲亚、大马士革和开罗发出微弱的声音。1939年6月，共和人民党召开第五次大会，实行政党组织与政府机构的分离，尝试推动执政党内部的改革进程。然而，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依旧沿袭凯末尔时代自上而下的威权模式，总统凌驾于社会之上，操纵共和人民党和大国民议会，控制内阁政府，共和人民党、大国民议会和内阁政府构成威权政治的御用工具。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土耳其政府保持中立，一方面向德国提供战争物资，另一方面接受同盟国的军事援助，直至1945年轴心国覆灭前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尽管并没有直接卷入欧洲战场，然而面对轴心国对巴尔干半岛的军事占领和由此受到的安全威胁，被迫加大军事投入，军队员额从12万增至150万，军费支出几乎占政府财政预算的1/2。土耳其政府为了保证必要的军费来源，强化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实行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干预市场价格，增加税收，导致城市民众特别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普遍不满。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征收农产品税和降低农产品价格的政策，导致乡村社会的强烈反对。在农民的眼中，共和人民党仿佛是宪兵和税吏的象征。在一党制的历史条件下，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直接表现为反对共和人民党统治地位的政治倾向。然而，特定的国际环境和尖锐的民族矛盾，制约着国内矛盾以及共和人民党内部的裂变，一党制的政治体制得以延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土耳其国内的政治对立逐渐加剧，大国民议会开始成为诸多政治群体角逐权力的重要舞台。
美国总统罗斯福、土耳其总统伊斯梅特和英国首相丘吉尔 早在1944年11月，总统伊斯梅特在大国民议会发表演说，开始强调宪法赋予的议会权力，允诺实行民主政治和承认反对派政党的合法存在，旨在缓解日益加剧的国内矛盾，共和人民党对于国家权力的垄断出现松动的迹象。
1945年5月，大国民议会审议新的土地分配法案。审议期间，新的土地分配法案尽管得到了总统伊斯梅特的支持，却在大国民议会内部引发了明显的分歧和尖锐的对立，土耳其政坛开始出现反对派的声音。同年6月，共和人民党议员阿德南·门德列斯（Adnan Menderes，1899—1961年）、凯拉勒·拜亚尔（Celâl Bayar，1883—1986年）、拉菲克·科拉尔坦和福阿德·科普鲁卢向大国民议会提交《四人备忘录》，即《关于修改党章若干细则的建议》，要求执政党即共和人民党尊重1924年宪法规定的民主原则，保障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修改与民主原则不符的法律条文。《四人备忘录》尽管遭到共和人民党主导的大国民议会的否决，却在民间诸多社会阶层得到广泛的赞同。福阿德·科普鲁卢在随后发表的文章中，指责一党独裁背离民主制的政治原则，抨击共和人民党政府滥用权力，呼吁强化大国民议会对于政府的制约功能。
1945年7月，伊斯坦布尔的企业家努里·德米拉格获得官方的准许，创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个反对派政党，名为民族复兴党（National Revival Party），主张实行自由主义和发展私人经济。民族复兴党的创立，预示着土耳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党政治和民主化进程的发展方向。
1945年11月，伊斯梅特在议会表示，土耳其民主制的主要瑕疵是缺乏反对派政党，应当采用直接选举取代间接选举，废除限制自由和民主的若干法律条款，允许持不同政见者组建反对党。伊斯梅特声称，允许反对党的存在“是发展我国政治生活的正当途径，而且也是促进民族福利和政治成熟的更带建设性的办法。我们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防止因政治上见解不同而形成同胞之间的彼此敌视”。[1]
二、一党制时代的结束
1946年1月，被共和人民党开除的议员阿德南·门德列斯、拉菲克·科拉尔坦、福阿德·科普鲁卢和辞去共和人民党议员职务进而宣布脱离共和人民党的凯拉勒·拜亚尔创建新的反对派政党，名为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民主党在强调政府控制港口、铁路、电力、水力、矿业和林业必要性的同时，反对国有企业的特权地位。民主党脱胎于共和人民党，民主党主席凯拉勒·拜亚尔曾经担任凯末尔时代的内阁总理，伊斯梅特也曾设想使民主党成为共和人民党的合作伙伴和忠实的反对党。然而，民主党自创建伊始，凝聚了反对共和人民党的诸多社会元素，进而挑战共和人民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力垄断，工商界和知识界成为民主党的中坚力量。
1946年5月，共和人民党召开第六次大会，实行党内的民主化改革，废除党内领袖的终身制，规定共和人民党主席选举产生和任期4年的组织原则，宣布终止政府的新闻审查和舆论管制，给予大学以自治的地位，同时决定将原定于1947年7月举行的议会选举提前至1946年7月举行，取消间接选举，实行直接选举。
1946年7月举行的议会选举，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上首次由执政党和反对党共同参与，投票率为85%。执政的共和人民党在大选中获胜，赢得大国民议会465个席位中的396个席位，民主党作为反对党赢得大国民议会的62个席位，独立候选人赢得大国民议会的7个席位。随后，共和人民党主导的大国民议会选举伊斯梅特出任总统，伊斯梅特任命雷杰普·佩克尔（Recep Peker，1889—1950年）作为内阁总理，组成新一届政府。根据民主党的说法，该党实际获得的席位是279个，选举程序具有明显的瑕疵，选举结果缺乏公正。
雷杰普·佩克尔
1946年7月大选后，获胜的共和人民党试图争取民主党加入内阁，作为自己的执政伙伴，遭到民主党的拒绝。共和人民党庞大的分支机构和广泛的政治势力，特别是选举程序的缺陷，明显影响了1946年7月的选举结果。另一方面，民主党与共和人民党在基本纲领上并无本质的区别，凯末尔主义的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构成共和人民党和民主党共同的政治原则。反对共和人民党的诸多社会群体，成为支持民主党的主要政治力量。尽管如此，1946年7月的大选毕竟开辟了执政党与反对党角逐议会席位的先河，打破了长期以来共和人民党垄断议会席位的局面，标志着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民主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1947年1月，民主党召开第一次大会，发表自由宪章，肯定凯末尔在实现民族独立和改造社会方面的历史功绩，宣布致力于民主政治的建设，在1920年民族宪章的基础上完成凯末尔的未竟事业。会议期间，民主党主席凯拉勒·拜亚尔明确提出著名的三项要求，即修改选举法、总统与执政党主席职位分离、废除违背宪法和民主原则的相关法律条款。
1947年7月，伊斯梅特宣布，承认反对派政党的合法地位以及反对派政党与共和人民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平等地位，赋予工人自行组织工会的合法权利。伊斯梅特声称：“在一个多党制的国家里，总统应该置身于政党政治之上，应该是一个无党派的国家元首，并且对于各个政党都负有同样的义务。”[2]随后，伊斯梅特与来自共和人民党的内阁政府总理雷杰普·佩克尔、民主党主席凯拉勒·拜亚尔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政党组织与政府机构的分离。一党制的政党制度由此彻底退出土耳其的历史舞台。
1946年，共和人民党政府起草新的五年计划，沿袭凯末尔时代的原则，继续实行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提交大国民议会审议。民主党议员反对共和人民党的国家主义政策，要求限制政府对于经济领域的直接干预，发展私人经济，少数民主党议员甚至将国家主义比作法西斯主义的残余。1947年1月，伊斯坦布尔商人成立商人联合会，批评国家主义阻碍经济进步，支持民主党的自由主义纲领。1947年9月，雷杰普·佩克尔辞职，哈桑·萨卡（Hasan Saka，1885—1960年）出任内阁总理。同年11月，共和人民党政府修改新的五年计划，强调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争取加入国际货币基金会和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强调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及公路建设，同时拒绝了民主党关于出售国有企业的要求。
三、1950年大选
1950年2月，迫于民主党的压力，共和人民党主导的大国民议会修改选举法。同年5月，土耳其举行新一届的大国民议会选举。1950年大国民议会选举的突出特点在于自由和公平的选举环境，首次实行选民的直接选举取代以往的间接选举，由司法机关取代行政机关监督选举程序，采用秘密投票和公开计票的原则。在全国总计890万选民中，795万选民参加了投票，投票率为89%。大选结果是，民主党获得424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53.3%，共和人民党获得318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39.7%。民主党赢得了西部发达省份的多数选票，共和人民党的选票大都来自相对落后的东部省份。根据土耳其的选举制度，民主党获得大国民议会487个席位中的408个席位，共和人民党获得大国民议会的69个席位，1948年脱离民主党而另立门户的民族党获得大国民议会的1个席位，独立候选人获得大国民议会的9个席位。在同年秋季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民主党再次胜出。
1950年民主党取代共和人民党而成为执政党的根本原因，在于诸多传统社会阶层与新兴社会群体的广泛支持。凯末尔时代，政府致力于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现代化的改革举措局限于城市的范围，城乡差距明显，广大农民游离于政治舞台的边缘地带，共和人民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凯末尔时代崛起的精英阶层。相比之下，民主党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更多的支持者分布在广大的乡村，俨然是土耳其民众利益和诉求的象征。“农村豪门、农民、新兴商业阶级和旧宗教阶级，这些大概便是1950年支持民主党的最重要的分子”。[3]民主化进程的启动和多党制的议会选举，提高了农民的政治地位，吸引农民的支持成为诸多政党在大选中争夺选票的重要因素。议会选举的框架下农民的政治化和乡村社会的广泛政治参与，无疑是民主党在1950年大选中胜出的关键因素。
1950年大选后，伊斯梅特结束了长达14年的总理生涯和长达12年的总统生涯，共和人民党失去执政党的地位而成为大国民议会中占据少数席位的反对党。凯拉勒·拜亚尔当选为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三任总统并辞去民主党主席的职务，拉菲克·科拉尔坦当选议长，阿德南·门德列斯以民主党主席的身份出任内阁总理。
凯拉勒·拜亚尔
自1876年至1950年，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先后经历14次议会选举，其中只有第二次宪政革命期间即青年土耳其党时代的1908年、1912年和1919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6年、1950年5次选举出现多党竞选的局面，只有1950年的选举出现执政党向在野党移交权力的政治变动。“1950年的选举结果颇具戏剧性。作为共和国创立者的政党在选举中落败，反对党却以83.8%的选票获得选举的胜利”。[4]
1950年的议会选举，可谓土耳其现代政治史的重要分水岭，标志着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层面的深刻变革和政治民主化的长足进步。从1946年多党政治的合法化到1950年议会选举的民主化，在短短的4年时间中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政治领域的历史性转变，在发展中国家堪称绝无仅有。凯末尔于1919年首次提出的“真正的自下而上的结构”的政治实践，由此拉开历史的帷幕。不同政党之间通过议会选举的形式实现权力的和平移交，成为此后土耳其共和国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官方政治与民间政治趋于一致，民众的选择成为国家权力的合法来源。
作者点评：
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和主权国家的建立到民主化的长足发展和民主政治的广泛实践，可谓贯穿土耳其共和国成长历程的鲜明主题。凯末尔时代的威权政治，无疑是土耳其民族主义高涨的历史产物和逻辑延伸。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威权政治的终结、多党政治的合法化和议会选举的民主化，标志着土耳其共和国政治生活的重大转折。共和人民党与民主党之间通过1950年的议会选举实现执政地位的转换和执政权力的和平移交，成为土耳其共和国民主化进程的历史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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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hmad， F.， The Turkish Experiment in Democracy 1950-1975， London 1977， p.9.
[2] Ozbudun， E.， Contemporary Turkish Politics， Boulder 2000， pp.16-17.
[3]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334页。
[4] Sayari， S.， Politics， 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Turkey， Boulder 2002， p.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