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纪50年代民主党的执政历程
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普选制的完善与多党制的广泛实践，总统权力逐渐削弱，议会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舞台。1950年大选之后的大国民议会，其人员构成与凯末尔时代存在明显的区别。新议会的成员更加年轻，与所在的选区联系更加密切；更多的议员不再具有官僚和军人的政治背景，因而更加富于民间色彩和非政府倾向。另一方面，国家、政党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共和人民党执政时期，政府机构与共和人民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处于重合的状态，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浑然一体，共和人民党成为国家控制社会的政治工具。1950年民主党执政以后，国家、政党与社会之间的传统模式遭到否定，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逐渐分离。
民主党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前，可谓民众意志的代言人和民主政治的象征。1950年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后，安卡拉的宗教界人士曾经表示：“感谢安拉让我们从共和人民党的统治下获得解放。”民主党议员也公开宣称：“凯末尔是象征独立的总统，伊诺努是象征独裁的总统，而拜亚尔则是象征自由的总统。”[1]民主党内阁的建立标志着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阿德南·门德列斯领导的民主党内阁被视作代表民众意志的第一届真正意义上的民选政府。
然而，民主党在取代共和人民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排斥政治异己的专制倾向逐渐显现，其对于共和人民党的限制程度甚至超过共和人民党执政时期对于民主党的限制程度。1950年的议会选举无疑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层面的重要分水岭。然而，民主党执政时期，土耳其的民主政治在诸多方面仍有待成熟，甚至出现了逆向的变化。不可将民主党与共和人民党之间的权力角逐简单归结为民主与专制的抗争。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抑或历史条件下，在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进程中，共和人民党与民主党所扮演的角色经历了变化的过程。此类现象在中东诸多国家普遍存在。因此，研究政党政治，不仅需要分析其社会基础和政治纲领，更需要分析该政党在不同历史环境下特别是由非法组织转变为合法组织以及由反对党转变为执政党之历史进程中的政治实践。
民主党执政期间，其与共和人民党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的状态。民主党自称是民众意志的代言人，负有推动社会转型的历史使命，同时希望共和人民党成为顺从自己的合作伙伴。共和人民党作为凯末尔主义的象征，长期以来在官僚和军队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尽管丧失了执政的地位，仍然不失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加之拥有雄厚的财力支撑，构成挑战民主党执政地位的潜在威胁。1951年，民主党政府取缔共和人民党的重要外围组织“人民园地”和“人民之家”。1953年，民主党控制的大国民议会通过决议，将共和人民党以及“人民园地”和“人民之家”的财产收归政府，旨在打击共和人民党的势力和削弱共和人民党作为反对党的政治影响。1954年1月，脱胎于民主党的反对党民族党被执政的民主党予以取缔。随后，民族党成员创建共和民族党，成为新的反对党。
20世纪50年代前期是土耳其经济的繁荣时期，也是民主党执政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民主党主导土耳其的政治舞台，共和人民党尚无力挑战民主党的执政地位，政治局势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另一方面，民主党执政后，重视发展国民经济，推行减税计划，取消政府专卖制度，降低银行贷款利率，鼓励民间投资和社会消费。1950—1953年，投资总额从100万里拉增至21亿里拉，1960年达到78亿里拉，经济增长呈现良好的势头，民众生活逐步改善。1950年，执政的民主党提出的口号是“实现前所未有的发展”，以美国作为效仿的对象，将使土耳其在不久的未来成为“小美利坚”。
民主党政府强调农业在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优先考虑农民的利益，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高价收购农产品，积极推广农业机械。民主党政府推行的政策促进了土耳其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业产值增长迅速，农民成为新经济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据统计，1948—1952年，拖拉机数量从1 750台增至超过3万台。另据统计，1948—1956年，耕地面积从1 450万公顷增至2 250万公顷，耕地面积的增长远远超过人口增长的幅度。农业的巨大进步换取了农民对于民主党政府的广泛支持，经济政策的成功保证了民主党在新一届议会选举中的胜利。
1954年5月，土耳其举行议会选举，登记选民1 026万人，投票者910万人，投票率达到88.6%。大选的结果是，民主党获得515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56.6%，超过1950年大选时获得的53.3%的选票，共和人民党获得316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34.8%，少于1950年大选时获得的39.9%的选票。民主党在大国民议会中的席位从420个增至505个，共和人民党在大国民议会中的席位从63个降至31个。奥斯曼·布鲁克帕希领导的民族党曾经参与1950年大选，获得1个议会席位，1953年因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遭到取缔，1954年重建，更名为共和民族党，获得4.8%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的5个席位。该党获得的选票，全部来自奥斯曼·布鲁克帕希的故乡克尔谢希尔省。此外，独立候选人赢得0.6%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的2个席位。
20世纪50年代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转型时期。民主党政府一改土耳其政府自凯末尔时代以来长期恪守的中立外交原则，奉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旨在借助西方的保护抵御来自苏联和共产主义阵营的潜在威胁。早在1950年年底，一支4 500人的土耳其旅被派到朝鲜战场，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1952年2月，土耳其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1953年2月，土耳其与希腊、南斯拉夫建立巴尔干三国同盟，试图遏制苏联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展。同年5月，民主党政府拒绝了苏联方面递出的橄榄枝。1955年2月，土耳其与伊拉克缔结《巴格达条约》（Baghdad Pact），建立中东地区的亲美军事同盟；同年4月、9月和11月，英国、巴基斯坦和伊朗也相继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此时正值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运动空前高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持反美立场，而《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建立导致土耳其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受到严重的损害。
20世纪50年代中叶开始，土耳其经济增长速度下降。1950—1955年，财政赤字额增长8倍。1950—1958年，里拉与美元的兑换比率由2.8∶1上升为10∶1，通货膨胀率由3%上升为20%。1960年，外债高达15亿美元，约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4。经济形势的恶化导致社会不满的加剧，民主党政府的支持率随之下降。在1955年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共和人民党和共和民族党抵制选举，民主党作为执政党仅仅获得37%的选票。
1946—1950年共和人民党执政期间，民主党挑战共和人民党执政地位的主要手段是自由主义的竞选纲领。然而，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和社会不满的加剧，民主党政府逐渐放弃自由主义政策，收缩民主框架，趋向于极权主义的政治立场，不断强化对于社会和民众的控制，压缩反对派的政治空间，直至形成阿德南·门德列斯的独裁统治，民主化进程出现了逆转的趋势。
1955年8月，民主党政府与英国及希腊谈判解决塞浦路斯的未来政治地位。同年9月，土耳其民众举行一系列的抗议活动，许多地区出现袭击希腊人的骚乱，局势出现失控的迹象，民主党政府宣布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三大城市实行军事管制。11月，阿德南·门德列斯向总统拜亚尔递交内阁辞呈，继而受总统拜亚尔的委托组建新一届政府。12月，反对阿德南·门德列斯独裁统治的部分议员宣布脱离民主党，成立自由党。此后，自由党与共和人民党、共和民族党共同构成大国民议会内部的反对党。
1954年大选后，民主党政府将支持反对派的马拉提亚省一分为二，又将支持反对派的克尔谢希尔省降格为克尔谢希尔县。另一方面，民主党主导的大国民议会修改选举法，禁止不同政党联合提名候选人，旨在为反对派竞选大国民议会席位设置障碍。1956年夏，阿德南·门德列斯援引1940年的《国家安全法》，控制市场物价和物资供应，强化新闻管制，取缔政治集会，压缩反对派的政治空间，民主党政府的极权主义倾向进一步加强。1956年8月，共和人民党总书记卡希姆·古里克遭到监禁。1957年4月，工会联盟遭到取缔。同年7月，共和民族党领导人奥斯曼·布鲁克帕希被司法机构逮捕。
民主党政府的高压政策导致反对派政党的联合趋势。1957年8月，大国民议会内部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自由党和共和民族党试图建立竞选联盟，共同挑战民主党的执政地位。9月初，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福阿德·科普鲁鲁宣布退出民主党，加入反对派阵营。来自反对派的巨大压力，迫使民主党政府决定提前举行大选。与此同时，民主党政府颁布法令，禁止不同政党建立竞选联盟，禁止退党者在6个月内成为其他政党提名的候选人。
1957年9月底，土耳其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下举行议会选举。登记选民1 210万人，投票者934万人，投票率仅为77.15%，低于1950年89.06%的投票率和1954年88.75%的投票率。福阿德·科普鲁鲁在投票日前夕告诫选民，此次选举可谓整个土耳其民族与试图复兴一党制的独裁者阿德南·门德列斯个人之间的角逐。民主党尽管再次获得议会选举的胜利，却丧失了原有的绝对优势，仅获得437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47.3%，在大国民议会的610个席位中赢得424个席位。相比之下，反对党呈上升趋势，共和人民党获得375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40.6%，赢得大国民议会的178个席位，自由党获得3.8%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的4个席位，共和民族党获得7.2%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的4个席位。1957年的议会选举结果，反映出民主党在土耳其政坛的衰落趋势。
二、1960年军事政变与1961年宪法
共和人民党与军方之间具有密切的历史渊源，行伍出身的共和人民党领导人伊斯梅特在土耳其军中素有极高的威望。相比之下，民主党领导人凯拉勒·拜亚尔和阿德南·门德列斯均为文官出身，并无军旅生涯，排斥军人的政治干预。民主党于1950年执政伊始，首先更换包括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在内的军方高层将领，以求消除军事政变的隐患。20世纪50年代后期，阿德南·门德列斯的独裁统治导致军方的强烈不满。1957年12月，9名军官涉嫌反对政府，在伊斯坦布尔遭到逮捕，民主党政府与军方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恶化的征兆。“1959—1960年政府针对反对派所采取的镇压性手段，仅仅是企图遏止要求变革的不断高涨的潮流的绝望挣扎”。[2]
1958年10月，农民党与共和民族党宣布合并。同年11月，自由党与共和人民党宣布合并。1959年1月，共和人民党举行反对派民主论坛，呼吁大国民议会实行两院制、成立宪法法院、承认大学的自治地位、保障新闻自由。1959年4月，包括伊斯梅特和46名议员在内的反对派在乌萨克（Usak）举行政治集会，其间遭到民主党政府的干扰。伊斯梅特在随后从伊兹密尔返回伊斯坦布尔的途中，险遭暗杀。同年5月，共和人民党议员与民主党议员在大国民议会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
1960年4月，民主党控制的大国民议会决定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政治反对派，共和人民党议员旋即退出议会，以示抗议。随后，伊斯梅特发表演讲，指出土耳其人经过长期的努力才结束共和人民党的一党独裁，建立多党制的民主体制，如果民主党继续排斥和迫害反对派政党，势必引发新的政治革命。与此同时，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学生举行示威，反对民主党的独裁专制，民主党政府随后宣布在这两座城市实行军事管制。
1960年5月，军方发动政变，接管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的政府机构，解散议会，逮捕包括阿德南·门德列斯在内的民主党官员，宣布成立由38名军官组成的民族团结委员会（National Unity Committee）作为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最高机构，推举前陆军司令杰马尔·古尔赛勒出任国家元首、内阁总理兼国防部长。军方政变受到共和人民党支持者的欢迎，许多城市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然而，在安纳托利亚内陆的广大乡村，下层民众对于军方政变和民主党政府垮台的反应相对平淡。
杰马尔·古尔赛勒
军方将被捕的民主党官员关押在马尔马拉海的一个戒备森严的岛屿， 任命9人组成的特别法庭负责审理。1961年9月，特别法庭作出判决，裁定123人无罪释放，判处31人终身监禁，判处418人有期徒刑，前总理阿德南·门德列斯以及前外交部长祖尔鲁和前财政部长波拉克坦被执行死刑，前总统凯拉勒·拜亚尔由于年事已高和健康原因而免予执行死刑，1966年获释。判决结果宣布后，许多外国政府首脑和共和人民党领导人伊斯梅特曾经表示希望赦免阿德南·门德列斯、祖尔鲁和波拉克坦的死刑判决，遭到民族团结委员会的拒绝。1990年9月，土耳其政府在伊斯坦布尔为阿德南·门德列斯、祖尔鲁和波拉克坦举行国葬，恢复3人的政治名誉。
军方在政变后发表的声明中宣布：“把这次军队接管政权视为普通的政变是不对的……政府应该保护公民权，应该体现国家、法律、公正、道德和公共利益的原则，而公共服务已经变成了受个人野心以及阶级特权影响的物质力量代表……国家已经变成了谋求个人利益和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因此政权失去了与其真正的权力来源的所有精神联系，所以要结束这个政权……这个政权现在实际上已经违背真正国家的基本的核心制度，也违背阿塔蒂尔克的改革……从合法性的角度来看，现在的状况也是一样。一个合法的政府应该源于其依法行政的能力。政府及其权力机构不断炮制违反宪法的新的法律，然后将这些法律作为破坏宪法的工具。政府还做出了一些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事情……我们的目标在于重建法律秩序……以上就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些理由，这些理由说明何以必须重新组织和重建我们的国家机构和社会机构、政治权力和合法政府。我们把民族团结委员会安排国家部队和机构接管政府的行动看作是为了重建合法统治而采取的手段，目的在于改变这样一种情况：社会机构实际陷于瘫痪、人民被唆使相互残杀，及其导致的无政府状态。”[3]
1960年5月，在发动政变的次日，军方召集来自伊斯坦布尔大学的5名法学教授在首都安卡拉发表声明，认同军事政变的合法性和法理依据。6月，由发动政变的军官控制的民族团结委员会指定法学教授拟定临时宪法，阐述军事政变和政权更替的法律基础，宣布民主党政府违背宪法。8月，民族团结委员会清洗持不同政见的军官，包括总参谋长拉吉卜·古姆斯帕拉和200余名将军在内的约5 000名军官被解除职务。9月，民族团结委员会宣布取缔民主党。
在民族团结委员会内部，杰马尔·古尔赛勒（Cemal Gürsel，1895—1966年）为首的多数成员持相对温和的政治立场，主张恢复宪政体制、举行大选和还权于民选政府。阿尔帕斯兰·图尔克斯（Alparslan Türkeş，1917—1997年）上校是1960年军方政变的重要组织者，也是民族团结委员会的核心人物之一，代表军方内部的激进政治势力，主张延续军人政权和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举措。1960年11月，民族团结委员会的14名激进派军官成员，包括阿尔帕斯兰·图尔克斯上校，由于涉嫌反对恢复文官政治和试图建立军人独裁而遭到杰马尔·古尔塞勒的清洗。1961年1月，民族团结委员会解除政治活动禁令，允许政党参与选举，进而召开272人组成的制宪会议，邀请除民主党以外的其他政党和社会各界的代表，与民族团结委员会成员共同参加制宪会议，讨论由伊斯坦布尔大学校长希迪克·萨米·奥纳尔和安卡拉大学法学教授亚乌兹·阿德南分别主持拟定的两部新宪法草案，最后确定将亚乌兹·阿德南主持拟定的新宪法草案交由全民公决。1961年7月，土耳其举行新宪法草案的全民公决，635万人支持，支持率为61.7%，393万人反对，反对率为38.3%，另有241万人弃权，新宪法获得通过。
1924年颁布的所谓第一共和国宪法，首次确定共和制的基本政治制度，强调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原则，赋予公民广泛的法律自由和政治自由，议会构成共和制和民主政治的外在形式。然而，在凯末尔时代，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之间不尽吻合，而是存在明显的差异，政治生活的突出特征表现为共和人民党的权力垄断。1937年，凯末尔主义的六项原则作为共和人民党的基本纲领被列入宪法。20世纪50年代民主党执政期间，公民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发生变化，多党制的政党制度助长着政治舞台的多元化倾向。政治生活的进步，导致修改宪法以适应新的政治环境的客观需要。
1961年颁布的宪法，一方面沿袭1924年宪法的政治框架和凯末尔主义六项原则规定的基本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强调权力的平衡与国家机构的制约原则，明确规定立法权属于大国民议会而行政权属于总统和内阁。选举程序不受政府干预，由独立于政府的最高选举委员会和地方选举委员会监督实施。大国民议会根据政党在大选中获得的选票数量分配议员席位，总统与政党分离的原则成为1961年宪法区别于1924年宪法的显著特征。
根据1961年宪法，作为立法机构的大国民议会实行两院制，下院包括450名议员，议员产生于直接选举，按照各省的选民人数分配名额，任期4年，上院包括选举产生的150名议员和总统任命的15名议员，任期6年，每2年改选其中的1/3，上院有权以2/3的多数票否决下院决议，旨在强化大国民议会内部的权力制约。新宪法规定，总统由大国民议会选举产生，任期7年，不得连选连任；总统当选以后，须脱离原有政党和军籍，终止议员资格；总理由大选中获多数票的政党领袖担任，内阁对大国民议会负责；大国民议会的正副议长由议员选举产生，不得参与政党活动。大国民议会选举由最高选举委员会和地方选举委员会实施监督，政府不得干预选举程序。根据新宪法，设立独立行使司法权力的宪法法院，负责裁决大国民议会通过的法律法规是否符合宪法原则，同时确认大学的自主地位、新闻媒体的独立地位和社会舆论的自由氛围，充分保障公民权利。新宪法还规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总统领导，成员包括武装部队参谋总长为首的军方将领和政府总理以及相关的内阁部长，掌管国家的安全事务。此项规定提供了军方干预政治的法律依据，进而在其后数十年形成军方特殊的政治影响。
与1924年宪法相比，1961年颁布的新宪法赋予民众更多的政治自由，左翼势力和右翼势力在政治舞台上取得平等的地位。此外，1961年宪法规定土地改革和保障公民权利的诸项内容，承认工人享有结社权和罢工权，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制定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计划，克服民主党执政时期国民经济的混乱状况。“1961年宪法创造了土耳其共和国前所未有、即使在当代世界亦不多见的民主和法律框架，旨在限制国家权力的膨胀和促进公民社会的繁荣”。[4]
1960年的军事政变和其后两年间的军人统治，是土耳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阶段。民主党和阿德南·门德列斯的独裁倾向，无疑是导致军方发动政变的直接原因。军人的干预并未导致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中断和独裁政权的建立，也未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方向，而是成为进一步否定凯末尔时代绝对主义传统和一党制政治模式的重要杠杆。军人政权在土耳其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主要贡献，在于颁布1961年宪法、实行两院制议会和设立宪法法院。1961年宪法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大国民议会的改组和宪法法院的设立，标志着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长足发展，政党制度进一步成熟，多党制的政治生活空前繁荣。政党政治的多元化，特别是共和人民党与正义党的分庭抗礼，成为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
1960年的军事政变，在土耳其民主化进程中首开军人以强力手段废黜民选政府继而归还国家权力于民众的先河，具有深远的政治影响，军人政治成为此后土耳其政治生活的重要元素和政治舞台的重要角色。1961年宪法可谓此次军事政变最重要的历史遗产，强化了公共权力的分割和制约的法律原则，在国家体制的层面巩固了多党政治和民众参与的政治基础。1961年宪法也为土耳其提供了“带来一场合法的社会和经济革命的框架”，表达了渴望实现社会公平的民众诉求，1960年军事政变因此具有积极和进步的政治内涵。
三、20世纪60年代的民主政治实践
1961年1月，民族团结委员会宣布解除政党禁令。同年10月，土耳其举行议会选举，共有14个政党参加竞选，登记选民1 291万人，投票者1 052万人，投票率为81%。得到军方支持的共和人民党获得372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36.7%，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173个席位，在民主党的基础上重新组建的正义党获得353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34.8%，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158个席位，在自由党的基础上重新组建的新土耳其党获得139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13.7%，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65个席位，持保守立场的共和农民民族党获得142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14%，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54个席位。大国民议会上院的议员按照一省一席的多数票制产生，共和人民党获得议会上院36席，正义党获得大国民议会上院70席，新土耳其党获得大国民议会上院28席，共和农民民族党获得大国民议会上院16席。在随后举行的大国民议会第一次会议上，民族团结委员会主席杰马尔·古尔赛勒当选为土耳其共和国总统，民族团结委员会成员成为大国民议会上院的终身议员。随后，杰马尔·古尔赛勒宣布解散民族团结委员会，结束军方对于国家的控制，正式恢复文官政治，土耳其由此进入第二共和国（Second Turkish Republic）时期。[5]
20世纪50年代，土耳其的政治生活具有两党制的浓厚色彩，民主党与共和人民党分别作为执政党和反对党处于分庭抗礼的局面。在1950年、1954年和1957年的议会选举中，民主党与共和人民党分享超过90%的选票和98%的议会席位。然而，20世纪50年代的民主党作为执政党长期垄断国家权力，排斥政治异己，日渐独裁，具有非民主化的明显倾向。1960年的军人政变具有否定民主党权力垄断和政治独裁的积极作用，可谓推动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历史杠杆。
第二共和国时期，多元化的政党政治日渐活跃，进而构成诸多社会群体和利益集团实现政治参与和分享国家权力的基本形式。1961—1977年，共和人民党与在民主党的基础上组建的正义党尽管依旧构成最重要的两大政党，然而两大政党的政治影响力无疑呈下降的趋势，在此期间的5次选举中仅获得73%的选票和80%的议会席位。与此同时，诸多小党的政治影响力逐渐上升，进而分别与两大政党组建联合政府和分享内阁职位。选举政治的完善，提供了政党政治长足进步和多党制政党政治日渐成熟的基本框架。
1961—1965年，土耳其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是多党联合政府的建立和内阁的频繁更替。1961年的议会选举结果表明，共和人民党与民主党的继承者正义党之间的角逐依然主导土耳其的政治舞台。新宪法赋予的政治自由并未导致右翼政党和伊斯兰政党的兴起，左翼的土耳其工人党也未获得进入大国民议会的足够选票。1961年议会选举之后，大国民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共和人民党试图邀请新土耳其党共同组阁，遭到新土耳其党领导人的拒绝。随后，在军方的压力和干预下，共和人民党与其政治夙敌正义党组成联合政府，内阁职位由共和人民党与正义党成员分享，年近八旬的共和人民党主席伊斯梅特出任内阁总理，是为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的首届多党联合政府。正义党主席拉吉卜·古姆斯帕拉并未担任内阁职务，意在与共和人民党保持适当的政治距离，以求在新一届大选中取而代之。
1962年5月，正义党由于与共和人民党存在政见分歧，无法达成共识，宣布退出联合政府，伊斯梅特随后辞去内阁总理的职务。6月，伊斯梅特再度出任内阁总理，组成包括共和人民党、新土耳其党、共和农民民族党以及独立人士在内的新一届联合政府。
1963年11月，正义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赢得45.9%的选票，共和人民党紧随其后，赢得37%的选票，相比之下，新土耳其党和共和农民民族党的支持率仅仅为6.5%和3.1%。12月初，在地方选举中落败的新土耳其党和共和农民民族党宣布退出内阁，领导的联合政府垮台，伊斯梅特被迫辞职，总统杰马尔·古尔赛勒要求拉吉卜·古姆斯帕拉领导的正义党组建新的联合政府。12月底，正义党组阁失败，伊斯梅特受命组建包括共和人民党、独立人士在内的联合政府。
1965年2月，共和人民党内阁提交的财政预算未获议会通过，伊斯梅特辞职，独立人士苏阿特·海里·乌尔古普鲁出任内阁总理，正义党主席德米雷尔出任副总理，组成正义党主导包括新土耳其党、共和农民民族党在内的联合政府。
1965年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登记选民1 368万人，投票者975万人，投票率为71.3%。正义党获得492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52.9%，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450个席位中的240个席位，共和人民党获得268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28.7%，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134个席位，共和农民民族党获得58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6.3%，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31个席位，新土耳其党获得35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3.7%，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19个席位，土耳其工人党获得28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3%，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14个席位。
1964年，拉吉卜·古姆斯帕拉病逝，苏莱曼·德米雷尔（Süleyman Demirel，1924— ）继任正义党主席。苏莱曼·德米雷尔出生于安纳托利亚西部伊斯帕尔塔省的一个乡村农户，20世纪50年代民主党执政时期曾经主持水利工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政坛的杰出政治家。1965年大选之后，苏莱曼·德米雷尔作为大国民议会第一大党正义党主席，出任内阁总理，进而登上其政治生涯的顶峰。
苏莱曼·德米雷尔
1965—1969年，正义党作为大国民议会多数党单独组阁；土耳其政坛继20世纪20—40年代的共和人民党和50年代的民主党时代之后，进入正义党的时代。相比之下，共和人民党下降为大国民议会的第二大党，成为正义党执政期间最大的反对派政党。
1969年举行的议会选举，登记选民1 479万人，投票者952万人，投票率为64.3%。正义党获得423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46.5%，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256个席位，共和人民党获得249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27.4%，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143个席位，信任党获得60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6.6%，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15个席位，新土耳其党获得20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2.2%，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6个席位，土耳其工人党获得24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2.7%，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2个席位，共和农民民族党获得29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3.2%，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6个席位。正义党作为议会多数党再次单独组阁，共和人民党再次成为大国民议会内部的主要反对党。
1965—1971年，正义党成为土耳其政坛的主导力量，正义党领袖苏莱曼·德米雷尔长期担任内阁总理，土耳其政坛在此期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经济保持良好态势，GDP年均增长率达到20%。
四、1971年军事政变与70年代的议会选举
尽管正义党承袭民主党的政治传统，然而苏莱曼·德米雷尔政府与阿德南·门德列斯政府在诸多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极权和独裁的倾向明显削弱。1961年宪法强调司法独立，增设宪法法院，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体制进一步完善，新闻媒体和大学获得自治的地位，政府权力处于法律和社会舆论的制约之下。
进入20世纪70年代，苏莱曼·德米雷尔领导的正义党内阁面临诸多的压力和挑战，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严重，失业率上升。与此同时，左翼思潮日趋活跃，激进政治势力暗流涌动，街头政治泛滥，政局动荡。1970年6月，数万名工人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抗议，进而与军警之间爆发冲突。
1971年3月，军方再次介入政治，要求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按照“凯末尔主义的精神”实施改革，稳定日益恶化的政治局势，结束混乱状态，摆脱政治危机，否则将履行“宪法赋予军方的职责”和接管政府。包括总参谋长和三军司令在内的军方上层在向总统苏奈提交的备忘录中声称：“由于政府和议会顽固的政策、观点和行为，国家已经陷入了无政府的状态，骨肉相残，社会经济动荡。在民众的心目中，实现阿塔蒂尔克提出的现代文明的目标和希望已经破灭，土耳其的未来已经陷入严重的危险之中……军队将全力执行保卫土耳其共和国的职责，将政权直接掌握在自由手中。”[6]在军方的压力下，苏莱曼·德米雷尔被迫辞职，共和人民党右翼成员尼哈特·埃里姆（Nihat Erim，1912—1980年）出任总理，承诺恢复秩序，推行经济社会改革，包括制定新的土地改革法案、征收土地税、采矿业国有化和保护民族工业，试图缓解社会矛盾和政治对立。与此同时，尼哈特·埃里姆领导的内阁提交宪法修正案，取消大学的自治地位，限制新闻自由和宪法法院的权力，成立国家安全法庭，旨在压缩民众政治空间。在右翼政治势力的支持下，尼哈特·埃里姆内阁提交的宪法修正案在大国民议会获得通过。
1971年4月，国家安全会议宣布在11个省实行军事管制，打击左翼和右翼极端势力，取缔土耳其工人党和民族秩序党。同年5月，左翼激进组织“土耳其人民自由军”（Turkish People's Liberation Army）绑架以色列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随后军方逮捕5 000余人，其中包括土耳其工人党重要成员和工会联盟领导人，土耳其工人党和民族秩序党遭到取缔。1972年4月，尼哈特·埃里姆辞职，与正义党长期合作的信任党（Republican Reliance Party）领导人费里特·梅伦（Ferit Melen，1906—1988年）出任总理，组建新内阁。
1973年4月，军方归还国家权力，总统苏奈任期届满，军方提名总参谋长法鲁克·古尔勒（Faruk Gurler）出任总统，因诸多政党的反对而未获通过。随后，大国民议会选举退役将领法赫里·克鲁图尔克（Fahri Sabit Korutürk，又译法赫里·萨比特·科鲁蒂尔克，1903—1987年）出任总统，法赫里·克鲁图尔克任命经济学家纳伊姆·塔鲁作为看守内阁总理。
法赫里·克鲁图尔克
1973年10月，土耳其举行议会选举，登记选民1 680万人，投票人数1 122万，投票率66.8%。布伦特·埃杰维特（Bülent Ecevit，1925—2006年）领导的共和人民党获得357万张选票，得票率33.3%，获得大国民议会下院186个席位，苏莱曼·德米雷尔领导的正义党获得320万张选票，得票率29.8%，获得大国民议会下院149个席位，内切梅廷·埃尔巴坎领导的救国党获得127万张选票，得票率12%，获得大国民议会下院48个席位。
1974年1月，共和人民党与救国党组成联合内阁，布伦特·埃杰维特出任总理，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出任副总理。1974年9月，布伦特·埃杰维特辞职。1975年4月，苏莱曼·德米雷尔领导的正义党邀请救国党、民族行动党与正义党共同组建新的内阁。
1977年6月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8个政党参加竞选，共和人民党获得41.4%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213个席位，正义党获得36.9%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89个席位；此外，救国党获得8.6%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24个席位，民族行动党获得6.5%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6个席位。布伦特·埃杰维特试图组建共和人民党与独立人士的联合内阁，未获大国民议会通过。随后，正义党与救国党、民族行动党组成联合内阁，苏莱曼·德米雷尔出任总理。1978年1月，苏莱曼·德米雷尔内阁辞职，布伦特·埃杰维特再次组成共和人民党与独立人士的联合内阁，在大国民议会获得通过。1979年10月，布伦特·埃杰维特辞职，苏莱曼·德米雷尔出任总理，由正义党与独立人士组成新的内阁。
五、多元化的政党政治
土耳其政党政治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末期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期间和凯末尔时代，政党政治对于土耳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多党制的议会选举标志着土耳其的政党政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23—1950年，共和人民党是土耳其唯一的执政党。共和人民党的裂变，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多元化政党政治的先河。1950—1960年，继共和人民党之后执政长达10年之久的民主党，在多元化的政党体制中居于一党独大的特殊地位。1960年军人政变后，一党独大的现象淡出政坛，政党破碎化成为20世纪60—70年代政党政治的突出现象。
始建于1923年的共和人民党（Republican People’s Party，1923—1980年，1992年至今），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期以前具有明显的极权倾向，是凯末尔主义得以付诸实践的政治工具。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多党制的历史条件下，共和人民党的思想纲领和内部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强调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转变为倡导民主政治和私人经济，激进的政治倾向随之逐渐让位于温和的政治色彩。20世纪50—60年代，共和人民党的支持者大都来自偏远落后的乡村和欠发达地区。在60年代前期，共和人民党在土耳其政坛占据主导地位，持相对温和的政治立场，主张发展混合经济，实行公平税制和土地改革，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鼓励私人经济，增加投资，限制进口，保护民族工业，完善工人的社会保险，旨在争取中下层民众的支持。60年代中期，布伦特·埃杰维特倡导的中左立场成为共和人民党的政治纲领；共和人民党俨然是土耳其政坛之中左翼政治势力的象征，区别于正义党的中右翼政治形象。1966年10月，共和人民党举行第十八次大会，布伦特·埃杰维特当选共和人民党总书记。60年代后期，共和人民党丧失在土耳其政坛的主导地位，1965年和1969年两次议会选举中均落后于代表中右翼政治势力的正义党。进入20世纪70年代，共和人民党在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支持率逐渐上升。1972年5月，伊斯梅特·伊诺努辞职，布伦特·埃杰维特当选共和人民党主席。1973年和1977年，共和人民党突出平民政治的竞选原则，积极争取游离于政治舞台边缘的社会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获得巨大的政治资源，直至在议会选举中胜出。在1977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共和人民党在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和安卡拉三大城市所在的省份得票率均超过50%。
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1946—1960年）作为20世纪50年代的执政党，其政治纲领与共和人民党并无根本的区别。在多党制的历史条件下，民主党与共和人民党作为相继主宰土耳其政坛的两大政党，分别属于中右翼与中左翼政治派别，均表现为相对温和的政治倾向。民主党与共和人民党的交替执政，体现了多党制时代土耳其政治生活的温和色彩。1950年民主党赢得议会选举的首要原因在于农民的支持。民主党在执政期间也采取相应的倾斜政策，实行相对宽松的宗教政策，增加清真寺数量，恢复宗教广播和宗教学校，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增加乡村的资金投入，发展乡村道路和公共设施，进口农业机械，保障农产品的价格。民主党内阁因此被时人称作“乡村的政治机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民主党政府财政赤字加剧，外债大幅上升，进而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引发民众的广泛不满。20世纪50年代末，民主党倾向于极权政治，极力削弱军人、官僚和知识分子的势力，促使后者倒向共和人民党一方。1960年9月，民主党遭到取缔。
1961年2月，民主党的支持者创建正义党（Justice Party，1961—1980年）。1962年12月，正义党召开第一次大会，前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拉吉卜·古姆斯帕拉当选主席。1964年6月，拉吉卜·古姆斯帕拉去世，正义党两位副主席萨阿德丁·比尔季奇（Sadettin Bilgic）和苏莱曼·德米雷尔竞选党主席的职位。12月，正义党召开第二次大会，苏莱曼·德米雷尔以1 072票对552票击败对手萨阿德丁·比尔季奇，当选正义党主席。正义党系城市工商业者与乡村地主以及宗教界的政治联盟，沿袭民主党的政治传统，强调自由主义政策，鼓励发展私人经济和吸引外国投资，主张削减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扩大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力，在政府垄断的经济部门推动非国有化的进程，降低税收，发展现代农业和推进土地改革，促进包括教育和卫生在内的社会福利事业，具有中间偏右的倾向和伊斯兰教的色彩。正义党的纲领强调，所谓的世俗主义并非亵渎神灵和对宗教持怀疑的态度。正义党重要成员萨阿德丁·比尔季奇声称：“宗教是社会现实和民众需要，世俗国家并不意味着人民没有宗教信仰，与保守派斗争的途径是培养高素质的宗教人士，而伊斯兰教并未妨碍社会进步。”[7]正义党长期保持与苏非教团的政治合作，苏莱曼·德米雷尔曾经提出的竞选口号是“中间偏右，通向安拉”。正义党的伊斯兰教色彩在土耳其政坛引发争议，救国党屡屡指责正义党借助宗教争取选票的政治目的。1961年，正义党获得35%的选票。1965年和1969年，正义党连续两次在议会选举中胜出，分别获得52.8%和46.5%的选票，成为议会的多数党。在1973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正义党获得29.8%的选票。1977年，正义党再次获得36.9%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89个席位，成为土耳其的第二大政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