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切梅廷·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1926—2011年）出生于黑海小城锡诺普，早年毕业于伊斯坦布尔技术大学机械工程系，与德米雷尔、厄扎尔以及库坦曾为同窗学友，深受纳格什班迪教团长老穆罕默德·扎希德·库特库伊斯兰主义思想的影响。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在伊斯坦布尔技术大学毕业后，留学德国亚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继而创立土耳其第一家内燃机工厂，曾经担任土耳其工商界联合会会长。1969年，内切梅廷·埃尔巴坎试图加入德米雷尔领导的正义党，遭到拒绝，遂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进入议会。1970年年初，内切梅廷·埃尔巴创建民族秩序党（National Order Party，1970—1971年）。
与正义党和民族行动党相比，民族秩序党更具伊斯兰主义色彩，主张恢复伊斯兰教作为土耳其官方的意识形态，实施伊斯兰教法，复兴伊斯兰文化，抵制西方文化，可谓土耳其政坛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伊斯兰主义政党。苏莱曼·德米雷尔领导的正义党与努尔库教团长期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相比之下，内切梅廷·埃尔巴坎领导的民族秩序党得到穆罕默德·扎希德·科特库和纳格什班迪教团的支持。民族秩序党在强调土耳其民族、土耳其历史与伊斯兰教之间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倡导民主制度，反对“利用世俗主义原则作为迫害宗教的手段”，声称“离开思想和信仰的自由，则民主政权无法存在”，主张限制大商业资产阶级，抵制西方资本主义，恢复伊斯兰教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实施伊斯兰教法，重振伊斯兰道德。民族秩序党的支持者大都来自安纳托利亚内陆地区，以传统工商业者居多，徘徊于政治舞台的边缘。1971年军事政变后，宪法法院以“反对世俗主义基本原则”为由，取缔了民族秩序党。
1972年10月，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在原民族秩序党的基础上创建救国党（National Salvation Party，1972—1980年）。救国党核心成员大都属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世俗中产阶级和新兴政治精英，与苏非派努尔库教团、纳格什班迪教团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救国党是“沉默的穆斯林多数”的政党和民族秩序党的翻版，具有浓厚的伊斯兰主义色彩，致力于土耳其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信仰的结合，强调弘扬伊斯兰教与推动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同步性和内在逻辑联系，谴责政治腐败和社会不公。救国党认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皆为舶来品，具有异教的色彩，不适合土耳其的传统和国情，土耳其民族面临道德的危机，而“道德的危机来自信仰的危机”。救国党声称：“伊斯兰教不是土耳其民族落后的原因。伊斯兰教是具有高尚道德的宗教，在历史上散发出光芒，开辟通往文明的道路。”[8]救国党主张振兴民族精神和物质生活、实现民族凝聚、保护民族经济、发展民族工业、完善工业体系和建立公正的税收体制，呼吁限制大企业主以保护小规模的地方工业，强调实现社会公正和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反对高利贷，谴责贫富不均，宣传伊斯兰社会主义思想，声称穆罕默德是最早的社会主义者，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创立的温麦则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土耳其成为强国的前提条件是回归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明。救国党在外交方面主张扩大与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交往，淡化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北约的联系。
1973年，救国党首次参加议会选举，提出“伊斯兰社会主义”的竞选口号，赢得12%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48个席位，进而成为土耳其议会的第三大党，加入共和人民党主导的联合政府。在1977年的议会选举中，救国党获得的选票从12%下降为8.6%，其所占有的大国民议会下院席位从48个减少为24个。1974年，救国党与正义党、信任党、民族行动党组成土耳其政坛的“民族阵线”。1975年，“民族阵线”组成联合政府，正义党领导人德米雷尔出任内阁总理。在1977年的议会选举中，救国党获得8.5%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24个席位，作为仅次于共和人民党和正义党的议会第三大党，加入苏莱曼·德米雷尔领导的联合政府。
救国党的社会基础是欠发达地区的社会边缘群体，支持者来自相对落后的内陆省区和宗教氛围浓厚的社会群体，代表弱势阶层的政治诉求。据统计，救国党在1973年大选中获得的选票，67.2%来自乡村，32.8%来自城市；救国党在1977年大选中获得的选票，63.2%来自乡村，36.8%来自城市。另据统计，救国党于1973年获得的大国民议会下院48个席位中，34个席位来自安纳托利亚中东部的内陆选区，只有14个席位来自西部沿海选区；救国党在1977年获得的大国民议会下院24个席位中，19个席位来自东安纳托利亚中东部的内陆选区，只有5个席位来自西部沿海选区。“1973年和1977年的大选结果表明，救国党的选票主要来自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和相对弱小的地区；在后一种情况下救国党赢得选票可能与伊斯兰教的传统情感有关，而在前一种情况下，救国党则得到了包括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在内的受到排挤的选民的支持，他们丧失了先前的地位”。[9]
1979年，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和救国党公开支持伊朗伊斯兰革命。救国党极端成员甚至要求在土耳其实行伊斯兰政治体制，声称“今天的伊朗，明天的土耳其”，将内切梅廷·埃尔巴坎称作“土耳其的霍梅尼”。1980年9月6日，在军方政变的前夕，救国党在科尼亚发起组织名为“拯救耶路撒冷”的群众集会，抗议以色列宣布将耶路撒冷作为其首都，进而公开反对土耳其现行的世俗国家体制，要求实施伊斯兰教法，高呼“主权属于安拉”、“《古兰经》是宪法”、“世俗主义是无神论”、“我们准备圣战”的口号。1981年，救国党因与世俗主义的政治原则相抵触而被宪法法院取缔，救国党领导人内切梅廷·埃尔巴坎由于反对世俗主义、试图建立伊斯兰体制和煽动民众暴力而遭到军方关押，获释后流亡瑞士。
民族党（National Party，1948—1953年，1962—1969年）系民主党内部的反对派势力于1948年创建的政党，持右翼保守的政治立场，1953年由于反对凯末尔主义而被取缔。民族党于1954年改称共和民族党（Republican National Party，1954—1957年）。1957年，共和民族党与农民党合并，改称共和农民民族党（Republican Peasant’s Nationalist Party，1957—1969年），领导人是奥斯曼·布鲁克帕希。1962年6月，包括奥斯曼·布鲁克帕希在内的30名议员脱离共和农民民族党，重建民族党。民族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持反共的立场，将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视为土耳其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在外交方面持反苏的立场，也不赞成追随西方世界，强调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民族党尽管在1965年大选中只获得不足2.2%的选票，却是其后15年中在土耳其政坛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力量。阿尔帕斯兰·图尔克斯于1964年加入民族党，1965年当选民族党主席，进而将民族党改造成具有战斗性和暴力色彩的右翼政党。阿尔帕斯兰·图尔克斯于1965年在《九盏灯》一文中阐述了民族党的意识形态，即民族主义、理想主义、道德、社会责任、科学思想、争取自由、保护农民、发展、工业化。
1969年，民族党在阿达纳召开大会，正式更名为民族行动党（Nationalist Movement Party，1969—1980年，1983年至今）。民族行动党坚持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温和干预的原则，努力改进收入分配机制，争取实现社会公平，推动社会进步。与此同时，民族行动党放弃世俗的传统，倡导泛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原则，强调伊斯兰教作为土耳其的民族遗产和土耳其民族的宗教，将伊斯兰教作为扩大民众动员的政治工具，旨在与诸多世俗政党争夺议会选票。阿尔帕斯兰·图尔克斯宣称：“伊斯兰教不是土耳其民族落后的原因。伊斯兰教是具有高尚德行和道德的宗教，在历史的进程中，不论它在哪里，总会散发出光芒，开辟通往文明的道路”，[10]“我们作为土耳其人，犹如（中亚的）腾格里山；我们作为穆斯林，犹如（麦加附近的）希拉山，土耳其和伊斯兰教是我们的原则”。[11]1969—1974年，民族行动党游离于政坛的边缘地带。1969年，民族行动党首次参加议会竞选，获得3.2%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个席位。1973年，民族行动党再次参加议会竞选，获得3.4%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3个席位。1975年，民族行动党与正义党、救国党共同组成联合政府，其政治影响逐渐扩大。1977年，民族行动党获得6.4%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6个席位。
新土耳其党（New Turkey Party，1961—1970年）创建于1961年2月，包括领导人埃克莱姆·阿里坎（Ekrem Alican，1916—2000年）在内的核心成员大都来自1957年脱离民主党而另立门户的自由党，积极吸纳前民主党成员。新土耳其党持右翼自由主义立场，强调世俗主义的政治原则，反对国家主义和政府干预的经济政策，呼吁将私有化和工业化作为土耳其经济的发展方向，主张发展私人经济、鼓励国外投资和扩大自由贸易，支持石油国有化和土地改革。新土耳其党在1961年大选中曾经有上佳的表现，然而自1962年加入共和人民党主导的联合政府后，民众支持率大幅下降。
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是马克思主义影响力的扩大、左翼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左翼政党的活跃，左派政治渐露端倪，其中最具影响的左翼激进政党是土耳其工人党（Turkish Labor Party，1961—1971年，1975—1980年）。土耳其工人党于1961年由工会领导人和左翼知识分子创建，主要活动区域是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领导人是穆罕默德·阿里·艾伊巴尔。土耳其工人党是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政坛具有合法地位的左翼政党，代表产业工人的利益，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强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倡导土地改革，主张工业、矿产业和石油的国有化，主张土耳其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独立地位和摆脱美国的控制。然而，在土耳其工人党内部，也存在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的严重分歧。1965年大选时，土耳其工人党在许多地区建立起分支机构，赢得3%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议院15个席位。在1969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土耳其工人党赢得2.7%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2个席位。土耳其工人党作为政治舞台的左翼势力，不仅参与议会选举和竞选议会席位，而且致力于议会外的校园政治和街头政治。1971年，土耳其宪法法院宣布取缔土耳其工人党，理由是该党阴谋颠覆国家。随后，土耳其工人党的20名领导人遭到逮捕和囚禁。
工业化进程与工人运动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工业化进程构成工人运动的历史基础，而工人运动的影响则往往取决于特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环境。1871—1908年，奥斯曼帝国发生罢工共计24次，政治影响微乎其微。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颁布宪法，承认工人享有组建工会的合法权利。此后，工会组织渐露端倪。凯末尔时代，工业化的进程导致工人数量的增长，1924年宪法也承认工人享有组建工会的权利。然而，由于特定的政治模式，工会长期处于共和人民党的控制之下，工人和工会的政治参与程度低下。1925年颁布的维持秩序法，实际上禁止工人参与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权利。1935年颁布的刑法，将罢工纳入刑事犯罪的范畴。1936年颁布的劳动法，禁止某些特定行业的罢工活动。1938年颁布的结社法，禁止成立具有特定阶级属性的社会组织。1946年重新修改的结社法，删除了禁止成立具有特定阶级属性的社会组织。然而，1947年颁布的工会法，明确强调工会活动的非政治化原则，将工会的活动局限于经济和社会领域。
多党制的政治实践无疑是民众广泛政治参与的外在形式，完善的社会组织和广泛的社会动员则是多党制政治实践的逻辑结果。自20世纪50年代起，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导致工人数量的增长。与此同时，多党制的政治模式为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进而导致工会数量的急剧增长和工人政治参与程度的明显提高，工人逐渐成为政党政治和普选政治的重要砝码。1950年，土耳其工人总数约为37.4万人，其中工会成员为7.8万人，分别属于88个工会，工人加入工会的比率为21%。1950年大选中，工人成为民主党的重要支持者。20世纪50年代民主党执政期间，工人境况得到改善，工会数量增长了5倍，工会人数增长了3倍。“土耳其工会联盟”成立于1952年7月，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长期从属于民主党政府。
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土耳其工会联盟逐渐成为独立于政党和政府的社会组织，进而从依附于民主党政府转变为支持反对派共和人民党。1960年，土耳其工人总数达到82.5万人，其中工会成员为28.3万人，分别属于432个工会，工人加入工会的比率为34%。1961年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工人的权利，承认罢工是工人的基本权利。1963年，颁布新的劳动法，工会组织进一步发展。1970年，土耳其工会增至717个，工会成员超过200万人。1977年，工会数量达到863个，工会成员接近400万人。另一方面，自1961年罢工合法化开始，工人罢工次数呈上升趋势。1963年，出现8次罢工，罢工人数为1 500人。1970年，出现罢工72次，罢工人数增至2.1万人。1980年，出现罢工220次，罢工人数增至3.4万人。1990年，出现罢工458次，罢工人数达到16.6万人。罢工次数的上升和罢工人数的增长，表明土耳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长足进步和民众政治参与程度的明显提高。
1967年，土耳其工会联盟出现分裂，形成持温和立场的“土耳其工会联盟”与具有激进倾向的“革命者工会联盟”。前者强调维护工人的经济和社会权益，其成员主要来自国有企业；后者强调工人的政治参与，其成员主要来自私营企业。具有激进倾向的工会组织——革命者工会联盟取得合法地位，表明工会组织的发展进入崭新的时期。工会组织和罢工的合法化，构成沟通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的重要纽带，标志着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进入新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工会的成员占工人总数的1/2，其中70%—75%的工会成员属于温和立场的土耳其工会联盟，20%—25%属于激进倾向的革命者工会联盟，另有少量工会成员属于保守的国家主义者工会联盟。
土耳其的工商业者组织，主要包括“手工业者行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工商业联合会”和“土耳其企业家与商人联盟”。手工业者行会联合会由为数众多的手工业者行会组成，代表传统小手工业者的利益。土耳其的手工业者行会，1950年为253个，1955年为1 460个，1960年达到2 745个，1965年增至3 578个。1978年，土耳其的手工业者共计300万人，其中50%属于手工业者行会联合会。手工业者行会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广泛的社会功能，与诸多政党政治联系密切，是支持政党政治的重要社会势力。企业家协会成立于1961年。1971年，企业家协会包括1 000家较大的企业，这些企业雇用约35万工人。工商业联合会属于半官方组织，包括雇用工人超过10人的所有企业和商家。土耳其企业家与商人联盟是1971年成立于伊斯坦布尔的民间组织，代表大企业家、大商人、银行家和保险经纪人的利益。
六、暗流涌动的伊斯兰主义
所谓的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均为历史现象。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矛盾对抗和此消彼长，根源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奥斯曼帝国时代，伊斯坦布尔的统治者采用苏丹和哈里发的双重称谓，兼有世俗和宗教的最高权力，宗教色彩的政治生活和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构成奥斯曼帝国的明显特征。传统的伊斯兰教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秩序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密切的内在联系，进而构成奥斯曼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和伊斯坦布尔的苏丹统治民众的政治工具，欧莱玛作为官方的伊斯兰教学者则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政府体系。另一方面，派系繁杂的苏非教团构成穆斯林的民间宗教组织，苏非教团的德尔维什（长老）与官方伊斯兰教的欧莱玛（宗教学者）貌合神离。
第二次宪政运动期间，诸多苏非教团支持青年土耳其党发动的政治革命。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非派拜克塔什教团、麦乌拉维教团和纳格什班迪教团支持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民族独立战争，诸多苏非教团的德尔维什加入1920年在安卡拉召开的第一届大国民议会。
1924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共和人民党主宰政坛，推行一系列的世俗化政策，严格控制宗教活动，取缔苏非教团，关闭宗教法庭和宗教学校，教职人员处于世俗政府的监管之下，教俗关系空前恶化。然而，土耳其共和国并非绝对世俗的国家。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官方明确界定所谓土耳其人的基本要素，即操土耳其语和信仰伊斯兰教。自凯末尔时代开始，宗教色彩的社会与世俗体制的国家两者之间形成明显的悖论，而伊斯兰主义的暗流涌动则体现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和消长，进而构成民众崛起的特定外在形式。
土耳其共和国现代化进程的早期阶段，政治层面的变化并未表现为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民主化的历史进程，而是表现为独裁统治的加强和极权化的明显倾向，世俗化则构成政治极权化的同步现象。官方推行的世俗化根源于绝对主义的政治模式，服务于绝对主义的政治需要，构成凯末尔时代极权政治的重要手段。“土耳其共和国的世俗主义，其实质并非在于宗教与政治的分离，而是旨在强化国家对于宗教的控制，进而将宗教作为国家控制社会的政治工具”。[12]极权政治的发展和自上而下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改革举措，构成此时土耳其共和国现代化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作为极权政治时代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逻辑结果，绝对主义的政治模式逐渐衰落，民主化进程随之启动。建立在多党制基础之上的选举政治和议会政治，构成土耳其共和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外在形式。在多党制议会选举的历史条件下，诸多政党极力争取宗教群体的选票支持，甚至不惜鼓励民众的宗教情绪，以求增加各自的竞选砝码，导致土耳其政治领域的非世俗化倾向，现代伊斯兰主义随之登上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舞台。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暗流涌动，标志着民众政治参与的进一步扩大。伊斯兰文化的复兴与伊斯兰政治的实践，既是伊斯兰主义运动的两个阶段，也构成伊斯兰主义运动的两大层面。
1945—1960年，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主要表现为文化的复兴。
凯末尔时代，世俗化的改革举措主要局限于城市的范围，乡村依旧保留伊斯兰教的浓厚色彩，是为伊斯兰主义得以登上土耳其历史舞台的社会基础。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政府试图在乡村推广世俗教育，进而取代传统的伊斯兰教育，但成效并不明显，在全部4万个自然村中，只有约5 000个自然村设立世俗学校，且规模甚小，附属于清真寺的传统宗教学校依然构成乡村教育的基本形式。根据1940年的官方统计，在全部1 780万国民中，文盲约占80%，包括城市40%的学龄儿童和乡村78%的学龄儿童。超过80%的人口生活在乡村约4万个村落，其中3.1万个村落没有正规学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共和人民党政府逐渐放松对于宗教活动的限制。1946年和1947年，来自伊斯坦布尔的议员哈姆杜拉·苏非·坦里奥沃尔和来自布尔萨的议员巴哈·帕尔斯先后向大国民议会和共和人民党大会建议在公立世俗学校开设宗教课程，旨在抵御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引发大国民议会及共和人民党内部的激烈争论，土耳其政坛开始出现伊斯兰主义的呼声。
1945—1950年间，在多党制的政治框架下，24个政党相继登上土耳其的政治舞台，其中约1/3的政党在其政治纲领中提及伊斯兰教的主题，呼吁建立伊斯兰世界联盟，强调保护伊斯兰文化，倡导伊斯兰教价值观，促进伊斯兰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自1949年起，宗教学校在中断25年后逐渐恢复，安卡拉大学设立伊斯兰经学院，旨在培养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伊玛目—哈提卜学校（Imam Hatip school）在全国各地陆续建立，包括小学和中学在内的普通世俗学校获准开设宗教课程，使用官方审定的宗教教材。伊玛目—哈提卜学校作为隶属于政府的公立职业学校，在教育部规定的普通课程之外，增加相关的宗教课程。1951年，政府首先在7个城市设立伊玛目—哈提卜学校。至1955年，设立伊玛目—哈提卜学校的城市增加为16个。1958年，伊玛目—哈提卜学校达到19所，在校学生3 476人，其中多数学生来自生活在城市棚户区的乡村移民家庭。与此同时，宗教出版物明显增加，去清真寺做礼拜的人越来越多，用阿拉伯语撰写的经文随处可见。宰牲节期间前往麦加朝觐的人数也呈上升趋势，1950年的朝觐者达到9 000人之多，众多新闻媒体派出记者对朝觐过程予以追踪报道。身穿穆斯林传统服饰的土耳其人开始出现在公共场所，特别是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妇女披戴面纱，挑战着凯末尔时代世俗主义的清规戒律。
1950年大选构成土耳其共和国政治生活的重要转折点，政治参与由城市民众延伸到乡村社会，世俗主义的削弱抑或非世俗化的倾向则是乡村社会政治参与的逻辑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执政的共和人民党坚持世俗主义的政治原则，民主党也反对改变国家政治生活的世俗基础。1950年民主党执政以后，在沿袭共和人民党的世俗主义原则和捍卫国家政权世俗性质的同时，实行相对宽容的宗教政策，扩大宗教教育，增设宗教课程，兴办宗教学校，政府拨款修缮原有的清真寺和建造新的清真寺，恢复阿拉伯语作为清真寺的宣礼语言，电台播放阿拉伯语诵读的《古兰经》经文，允许穆斯林妇女披戴宗教头饰，鼓励私人基金赞助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开放苏非派圣徒陵墓。1950—1960年民主党执政的10年间，政府财政预算中的宗教经费从300万里拉增至4 000万里拉。1957年议会选举期间，民主党声称执政7年中新建清真寺1.5万处，承诺将使伊斯坦布尔成为第二个麦加，使清真寺的宣礼塔像工厂的烟囱一样林立，同时指责共和人民党奉行的世俗化政策侵犯民众的宗教自由和背离伊斯兰教的信仰。1960年，土耳其全国共有清真寺7.5万座，仅伊斯坦布尔便有清真寺1 800座之多，其中1950—1960年间新建清真寺1.5万座，平均每天新建清真寺4座。随着清真寺数量的增多，宗教学者的数量也呈上升的趋势。
1925年凯末尔政府平息库尔德人叛乱以后，苏非教团遭到取缔，苏非教团的宗教活动被迫转入地下。1950—1960年民主党执政期间，苏非教团的政治影响逐渐扩大。民主党为争取宗教势力的支持，承认宗教信仰与社会发展的非矛盾性，允许宗教组织的合法存在。1946—1950年，民间组织数量从814个增至2 023个，其中宗教色彩的民间组织从11个增至154个，在全部民间组织中所占的比例从1.3%上升为7.1%。1955年，民间组织达到5 799个，其中宗教色彩的民间组织为1 088个，占全部民间组织比例的15.8%。1960年，民间组织达到12 034个，其中宗教色彩的民间组织5 104个，占全部民间组织比例的29.7%。诸多宗教组织普遍具有民间性、自治性、参与性和民众动员性的浓厚色彩，宗教组织的不断增多无疑推动了土耳其公民社会的成长。相对宽容的宗教政策，成为民主党争取民众支持和竞选议会席位的有力工具。在1954年和1957年两次大选中，苏非教团的信众大都表现为支持民主党的政治立场，民主党政府的内阁总理阿德南·门德列斯则被苏非教团的舍赫赛义德·努尔西誉为“伊斯兰教的倡导者”。由此可见，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政治环境的宽松与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呈现为同步的趋势，三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内在逻辑联系。
1961年宪法沿袭1924年宪法的世俗主义政治原则，明确限制宗教活动。然而，进入20世纪60年代，多党政治日趋完善，多党联合政府成为土耳其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政治环境进一步宽松，伊斯兰主义的复兴遂由文化领域逐渐延伸至政治领域，苏非教团恢复合法地位，诸多具有伊斯兰教色彩的政党相继建立。
20世纪70年代，正义党政府和共和人民党政府均对伊斯兰主义持温和的态度。1970年建立的民间组织“启蒙的熔炉”，成员来自商界、教育界和政界，致力于打破左翼世俗知识分子在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垄断地位，主张依据伊斯兰教的原则改造土耳其社会，强调土耳其文化的源泉在于具有2 500年历史的突厥传统和具有1 300年历史的伊斯兰教传统。清真寺数量在20世纪80年代明显增加，至1990年达到7.5万处，仅伊斯坦布尔便有清真寺近1 800处，教职人员由1979年的约5万人增至1989年的超过8万人。1979年，土耳其约有200个宗教基金会；1987年，宗教基金会增至1 258个。与此同时，教科书以及广播电视中的宗教内容日益丰富，伊斯兰出版物发行量扩大，多处苏非派圣地重新开放，宗教服饰随处可见，甚至内阁成员也频繁参加宗教活动。
多党制时代土耳其伊斯兰主义的政治组织，大体包括三种类型：长期游离于政治舞台边缘和具有暴力色彩的非法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处于半合法状态而在土耳其政治舞台扮演重要角色的苏非派教团和具有合法地位而致力于议会选举的伊斯兰政党。
20世纪20—30年代，土耳其国内的反政府暴力活动主要来自非法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进入20世纪40年代，在来自威权政府的高压环境下，非法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的反政府暴力活动逐渐销声匿迹。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非法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的暴力活动死灰复燃。相比于土耳其共和国早期的非法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与苏非教团之间的密切联系，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浮出水面的非法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大都活动于苏非教团的框架之外，甚至将苏非教团视作攻击的目标。
20世纪70年代后期，土耳其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导致社会局势剧烈动荡，校园政治和街头政治泛滥，政治暴力呈上升的趋势。与此同时，非法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卷入多党制的政治漩涡，成为救国党抗衡右翼极端政党民族行动党的政治工具。1976—1977年，民族行动党的外围组织“灰袖”与亲救国党的土耳其全国学生联盟关系紧张，引发暴力冲突，后者常处于下风。为此，救国党开始利用其下属的袭击者同盟建立武装组织，抗衡民族行动党及其外围组织灰袖。1978年起，救国党开始建立军事训练营。至1979年，救国党建立的军事训练营达到32处，分布在乡村各地。1979年12月，总部设在安卡拉的袭击者同盟被官方取缔。1980年1月，救国党成立青年袭击者同盟，总部设在科尼亚，军事训练营依然延续。1980年9月军方政变后，土耳其全国学生联盟和青年袭击者同盟均被官方取缔，军事训练营头目被捕入狱。
1980年军方政变以后，面对来自官方的高压政策，非法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脱离持温和立场的合法伊斯兰政党的掌控，开始演变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表现出暴力性和支离破碎性的明显特征，甚至得到国外政治势力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超国界的政治倾向。然而，由于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和政治氛围的相对温和，非法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在土耳其始终缺乏适宜的土壤，政治影响力微乎其微。
土耳其真主党（Turkish Hezbollah）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系安纳托利亚本土的非法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与黎巴嫩的真主党并无关联，却与库尔德问题密切相关，成员多为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主要活动范围是东南部的迪亚巴克尔（Diyarbakir），包括费丹·古恩格尔领导的“门泽勒”和侯赛因·维里奥格鲁领导的“伊里姆”两个集团。侯赛因·维里奥格鲁出生于巴特曼省的一个库尔德人村庄，毕业于安卡拉大学，热衷于校园政治和伊斯兰学生运动，加入救国党和土耳其全国学生联盟，崇尚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致力于在土耳其创建沙里亚基础上的伊斯兰国家。费丹·古恩格尔也是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全国学生联盟的积极分子，热衷于校园政治活动。20世纪80年代，持激进伊斯兰主义立场的真主党面临库尔德工人党的威胁，后者持库尔德民族主义立场，主张在东南部库尔德人地区建立库尔德人国家。
土耳其真主党尽管属于逊尼派，却得到伊朗方面的支持，与伊朗安全机构长期保持情报合作。另一方面，在土耳其真主党内部，费丹·古恩格尔与侯赛因·维里奥格鲁存在分歧，前者主张效仿伊朗革命的模式，崇尚教法学家统治的神权政治，后者受赛义德·库特布的极端思想影响，主张效仿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模式，推翻世俗国家，反对教法学家的统治。
土耳其真主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城市下层的乡村移民，城市边缘的棚户区是真主党的据点所在。土耳其真主党的活动，包括公开的宗教宣传和秘密的政治暗杀。土耳其真主党的主要对手是库尔德工人党，后者具有明显的乡村色彩，试图向城市扩展。20世纪90年代前期，约600人死于土耳其真主党分支伊里姆的袭击，其中3/4是库尔德工人党成员。90年代后期，土耳其真主党对库尔德工人党的袭击次数明显下降。在真主党内部，伊里姆与门泽勒之间也有冲突。20世纪90年代前期，超过200人死于双方的相互暗杀，其中多数死者属于门泽勒。1994年夏，费丹·古恩格尔和多数门泽勒领导人迫于伊里姆的暗杀威胁，移居伊斯坦布尔。1994年9月，费丹·古恩格尔在伊斯坦布尔的家中被伊里姆成员绑架，押回巴特曼省，遭到处决。费丹·古恩格尔死后，门泽勒从政坛消失。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土耳其安全机构加大镇压伊里姆的力度。1999年3月，安全机构搜查了马尔丁附近的一处伊里姆据点。在查获的文件中发现超过2万人的伊里姆成员名单，其中约4 000人属于武装分子。同年，超过1 500名伊里姆武装分子被安全机构逮捕。1999年，为躲避安全机构追捕，侯赛因·维里奥格鲁先后移居阿达纳、科尼亚和伊斯坦布尔。2000年1月，侯赛因·维里奥格鲁在伊斯坦布尔的家中被安全警察击毙。随后，安全警察根据在侯赛因·维里奥格鲁家中查获的文件，在全国44个省逮捕伊里姆武装分子3 300余人。侯赛因·维里奥格鲁死后，伊萨·阿尔特索伊成为伊里姆新的领导人。进入21世纪，伊里姆并未销声匿迹，却逐渐放弃暴力，致力于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宣传和社会慈善事业，周济贫困穆斯林。
伊斯兰运动组织和大东方前线伊斯兰袭击者组织也是土耳其国内重要的非法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
伊斯兰运动组织（Islamic Movement）始建于1987年，领导人是伊尔凡·卡格里奇。伊尔凡·卡格里奇毕业于伊斯坦布尔大学，深受伊朗革命影响。1982年春，伊尔凡·卡格里奇在德黑兰亲眼看见了革命后的伊朗，回国后秘密筹建武装组织，试图在土耳其发动伊斯兰革命。1984年年末，该组织在伊斯坦布尔抢劫一家珠宝店，遭到警方拘捕，伊尔凡·卡格里奇逃亡伊朗。1987年，伊尔凡·卡格里奇持伊朗护照回国，定居在库尔德人城市巴特曼，创建伊斯兰运动组织，招募武装分子，具有明显的暴力色彩。伊斯兰运动组织的宗旨，是通过10年的努力，在土耳其建立遵循沙里亚的伊斯兰国家。1990年3月，伊尔凡·卡格里奇在伊斯坦布尔枪杀著名的世俗派记者切廷·艾米克。同年9月，伊斯兰运动组织成员在伊斯坦布尔枪杀另一著名世俗派作家图兰·杜尔苏恩。1991年12月，伊斯兰运动组织试图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世俗集会上制造爆炸事件，未遂。1992年6月，伊斯兰运动组织试图在伊斯坦布尔再次制造爆炸事件，未遂。1996年3月，伊尔凡·卡格里奇被警方拘捕。2000年7月，伊尔凡·卡格里奇被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
大东方伊斯兰袭击者组织植根于救国党青年运动，创立者是萨利赫·伊泽特·埃尔迪斯，也名萨利赫·米尔扎贝尤格鲁。萨利赫·伊泽特·埃尔迪斯出生于东南部的埃尔津詹，1984年创立大东方伊斯兰袭击者组织，旨在以土耳其为基地，建立跨越国界的伊斯兰国家，具有逊尼派色彩，反对什叶派和阿拉维派，强调穆斯林的圣战义务。大东方伊斯兰袭击者组织的成员主要分布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大都来自库尔德人移民。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东方伊斯兰袭击者组织的暴力活动达到顶峰。1998年，萨利赫·伊泽特·埃尔迪斯和其他领导人被捕，萨利赫·伊泽特·埃尔迪斯被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
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政治复兴的主要力量是具有合法地位的苏非教团。所谓的苏非主义（Sufism），系伊斯兰教中的神秘主义。苏非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本意为羊毛；苏非主义的信徒常身穿羊毛粗衣，以示简朴，故而得名。苏非主义最初始于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继而融入神秘主义的思想倾向，至12世纪中叶以后逐渐进入制度化和组织化的发展阶段，形成诸多苏非教团。土耳其的苏非教团，一部分恪守传统主义，奉行非政治化的宗教原则；另一部分崇尚现代伊斯兰主义，强调宗教政治化的信仰原则，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凯末尔时代，一党制政府对于宗教势力采取高压政策，苏非教团的政治活动主要表现为秘密的政治宣传和非法的武装叛乱。多党制时代，苏非教团参与土耳其政治生活的首要方式是与诸多合法政党建立密切的联系，进而借助于政党政治的形式阐述和宣传相应的宗教政治纲领。
拜克塔什教团（Bektashiyyah）是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呼罗珊人拜克塔什在安纳托利亚创建的苏非教团，自15世纪开始逐渐形成完整的宗教组织和严格的信仰体系，社会影响随之扩大。拜克塔什教团的主要特征，在于浓厚的什叶派色彩，崇拜什叶派伊玛目阿里，甚至将伊玛目阿里与先知穆罕默德相提并论。奥斯曼帝国时期，拜克塔什教团与苏丹近卫军团联系密切。1826年奥斯曼帝国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平息近卫军团的反叛后，拜克塔什教团遭到官方取缔，直到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当政期间得以重建。1925年，凯末尔政府再度取缔拜克塔什教团，禁止拜克塔什教团的政治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启动和多党制的政治实践，拜克塔什教团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成为参与政党政治的重要社会力量。多党制时代，拜克塔什教团先后支持民主党和民族党。由于逊尼派是土耳其穆斯林的主要派别，随着伊斯兰主义的复兴和伊斯兰运动的高涨，具有什叶派色彩的拜克塔什教团逐渐被边缘化，在中右翼政党主导的政治舞台，成为诸多左翼政党争取的对象。
麦乌拉维教团是13世纪著名神秘主义诗人麦乌拉纳·贾拉伦丁·鲁米（Mevlânâ Celâleddin Mehmed Rumi，1207—1273年）在安纳托利亚创建的苏非教团，科尼亚是麦乌拉维教团的中心所在。麦乌拉纳·贾拉伦丁·鲁米被其追随者称为毛拉，该教团故而得名。旋转舞是麦乌拉维教团最具特色的宗教仪式，麦乌拉维教团的成员因此被称作“舞蹈的苦行僧”。奥斯曼帝国时期，麦乌拉维教团的道堂遍布帝国各地，宗教政治影响十分广泛。
麦乌拉纳·贾拉伦丁·鲁米教导弟子
土耳其最具影响力的教团，是纳格什班迪教团（Nageshibande）。该教团系塔吉克人穆罕默德·白拉丁于14世纪创建于中亚的布哈拉，15世纪传入安纳托利亚。纳格什班迪教团的标志性修炼方式，是在胸前划线以示净化心灵，穆罕默德·白拉丁则被其追随者称作纳格什班德，意为画家，该教团故而得名。纳格什班迪教团是典型的逊尼派教团，明显区别于具有什叶派浓厚色彩的拜克塔什教团，以积极入世、关注现实、参与社会和干预政治而著称。纳格什班迪教团于1925年因涉嫌参与库尔德人叛乱而遭到取缔，20世纪50年代逐渐取得合法地位。纳格什班迪教团长老穆罕默德·扎希德·科特库于1958—1980年任伊斯坦布尔的伊斯坎德尔帕夏清真寺伊玛目，与包括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和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 Sunalper）在内的土耳其政坛精英来往密切，长期支持民族秩序党和救国党，致力于伊斯兰教育的发展，伊斯坎德尔帕夏清真寺则成为纳格什班迪教团的重要据点。1980年穆罕默德·扎希德·科特库死后，纳格什班迪教团转向支持祖国党和繁荣党。纳格什班迪教团具有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倾向，主张恢复伊斯兰教法，重建伊斯兰教的政权，抵制西方影响，被土耳其世俗界视为最具颠覆形象的苏非教团。
努尔朱教团（Nurcus）是纳格什班迪教团的重要分支，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尊奉库尔德学者赛义德·努尔西（Said Nursî，1878—1960年）作为教团的奠基人和精神领袖，强调神秘主义的信仰方式，捍卫伊斯兰文化，反对世俗主义的国家体制，主张以《古兰经》作为宪法和回归教法治理下的社会秩序。赛义德·努尔西一生历经奥斯曼帝国、凯末尔时代和多党制民主化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支持土耳其民族独立运动，继而因反对世俗主义改革与凯末尔政权分道扬镳，多次被土耳其共和国政府以反对世俗主义的罪名判处监禁，而政府的迫害无疑扩大了赛义德·努尔西的影响，提高了赛义德·努尔西的声望。赛义德·努尔西强调《古兰经》与现代科学的一致性和非矛盾性，主张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进步而重新解读《古兰经》，不可拘泥于传统的诠释，致力于非暴力的政治参与，倡导不同信仰和不同教派之间的宗教宽容，呼吁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之间的文明对话。
1950年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后，发布特赦令，释放赛义德·努尔西。获释后的赛义德·努尔西成为民主党的支持者，在1954年大选期间为民主党争取选票。努尔朱教团于20世纪50年代支持民主党，20世纪60—70年代支持正义党和救国党，80—90年代支持正确道路党和祖国党。努尔朱教团大约包括10个分支，持不同的宗教和政治倾向，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分支是法特胡拉·葛兰的追随者。葛兰1941年出生于东部埃尔津詹省的克鲁库克村，1958年任职于埃迪尔内清真寺，1962年任职于伊兹密尔清真寺，1971年因从事非法的宗教宣传被判处7个月监禁，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拥有众多追随者的精神领袖。90年代初，葛兰的追随者控制着遍布全国的公司、非政府组织、慈善基金会、学校、媒体，人数约为50万—1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