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莱曼哲教团也属于纳格什班迪教团的分支，由苏莱曼·希勒米·图纳罕（1888—1959年）创立，反对凯末尔主义、世俗化和共和制，具有明显的极端倾向，支持正义党和祖国党。
与诸多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和苏非教团相比，具有合法地位的伊斯兰政党普遍表现为温和的政治倾向，承认现存的政治秩序和社会制度，崇尚伊斯兰教的治国方略和伊斯兰文化的普世原则。多党制时代第一个伊斯兰政党是伊斯兰民主党（Islamic Democratic Party），始建于1951年年初，创始人是切弗特·里法特·阿提尔罕，持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6个月后遭到取缔。
民族行动党（Nationalist Movement Party）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创建者是阿尔帕斯兰·图尔克斯，宣传泛伊斯兰主义的政治思想，谴责凯末尔的世俗主义。
20世纪60年代中叶，苏莱曼·德米雷尔领导的正义党带有浓厚的伊斯兰教色彩，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的抗争构成正义党与共和人民党角逐政坛的重要内容。诸多伊斯兰政党的政治实践，标志着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运动步入新的历史阶段。
伊斯兰主义的复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长足发展呈同步的趋势，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包括诸多传统社会势力和新兴社会群体。“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而产生发展的。它在不发达地区捍卫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群体的利益，在较发达地区则代表了受资本主义急速发展的消极影响而出现的个人或群体的抗议运动”。[13]土耳其早期的伊斯兰主义政党，主要代表“安纳托利亚那些在以伊斯坦布尔作为据点的现代部门的冲击下寻求保护的店主、手工业者以及小商人”的利益和要求。[14]相比之下，“繁荣党诉诸社会福利、社会公正和政治自由……进而试图接近政府职员和工人，以便在将来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支持者”。[15]然而，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和诸多伊斯兰政党的领导人大都缺乏宗教的身世，而是出自世俗的阶层，具有中产阶级的社会背景，普遍受过良好的世俗教育。以1973年大选中的救国党为例，参与竞选议会席位的450名救国党成员中，自由职业者占33.7%，公职人员占19.2%，工商界人士占21.2%，而教职人员仅占2.8%；当选议员的48名救国党成员中，自由职业者占55.8%，公职人员占20.7%，工商界人士占10.4%，而教职人员仅占12.4%。如同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一样，土耳其的诸多伊斯兰组织强调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致力于慈善互助事业和社会救济活动，在社会中下层民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和宗教政治不同于伊朗，缺乏众望所归的宗教领袖和完整严密的组织体系，无论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和苏非教团还是伊斯兰政党皆各行其是，难以形成否定世俗政治的广泛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
不同于赛义德·库特卜和霍梅尼阐述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土耳其的诸多伊斯兰政党无意建立伊斯兰教法至上抑或教法学家统治下的神权政体。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和雷赛普·埃尔多安均强调建立幸福的社会作为其最终目标，而完善选举基础上的民主制是实现其最终目标的手段和工具。诸多伊斯兰政党在经济方面强调区别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伊斯兰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主义的政府干预，倡导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公正分配秩序。诸多伊斯兰政党指责世俗政党使土耳其在政治上成为西方的仆从国，在经济上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奴隶。与形形色色的世俗政党相比，诸多伊斯兰政党不仅表现为浓厚的宗教色彩，更具有鲜明的阶级倾向。诸多伊斯兰政党的社会基础，在于弱势和边缘的社会群体。诸多伊斯兰政党的所谓激进性，根源于其社会基础的边缘性。宗教政党与世俗政党的消长，体现了民众政治与精英政治的尖锐对立。
有学者认为，“从世界范围看，拥护还是反对土耳其革命所确立的政教分离、世俗主义原则，事实上已成为区分进步与保守的重要标志”。也有学者认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是世俗政权之“容忍乃至鼓励的结果”。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奥斯曼帝国时代教俗合一的政治模式，到凯末尔时代世俗政治的一元倾向，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斯兰主义复兴的历史条件下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抗争，构成土耳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轨迹。从伊斯兰文化的复兴到伊斯兰政治的复兴，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伊斯兰主义复兴的基本线索。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层面的核心内容，无疑是民主政治挑战极权政治。所谓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滥觞，其实质并非回归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社会秩序和重建早期伊斯兰教的信仰体系，而是民众借助于宗教的形式质疑官方政策和挑战现存政治秩序。20世纪70年代世俗政治的危机，导致80年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宗教化倾向。80年代宗教势力的泛滥以及非世俗化的潮流，则与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进程呈同步的趋势。换言之，世俗主义垄断地位的不复存在和宗教势力的扩大，成为政治多元化的产物和体现。由于世俗主义的膨胀与凯末尔时代的极权政治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斯兰主义的兴起作为多党制政治实践的伴随现象和政治自由化的逻辑结果，构成民众广泛政治参与和民主政治挑战极权政治的外在形式。20世纪9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趋于高涨，伊斯兰主义成为土耳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政治要素和政治力量。世俗政党与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权力角逐，集中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政治生活多元化与政治制度民主化的历史走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突出特征在于明显的温和色彩，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并未表现为尖锐的对抗和激烈的冲突，尤其是没有形成否定现存政治秩序和重建伊斯兰政体的政治纲领。相反，宗教政党与世俗政党的广泛合作，构成土耳其政党政治与政治生活的明显特征。然而，土耳其的宗教反对派之所以“采取温和的低姿态的方式，强调在不改变现行政治体制的前提下积极参与政治进程”，其原因并非“所面对的是一个得到大多数人民拥护的、以武装力量为后盾的、强大的国家政权，力量对比悬殊”和“善于伪装”。历史经验充分表明，统治模式决定反抗模式。伊朗巴列维国王时期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氛围，无疑是导致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之间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根源所在。相比之下，土耳其多党制的政治体制和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决定了土耳其伊斯兰主义和宗教政治的议会形式与温和倾向。
作者点评：
政党政治与民主化进程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多党制基础上的议会选举提供了民众实现政治参与和表达政治诉求的合法渠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多党政治的合法化和议会选举的民主化颠覆了共和人民党一党独裁的威权体制，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发展由此进入民主化艰难探索的历史阶段。20世纪50年代民主党执政期间，排斥异己，形成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20世纪60—70年代，政党政治表现出破碎化和多元化的明显趋势，诸多政党分享议会席位，多党联合组阁成为常态化的政府形式。军方长期占据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在多党制议会选举和民主化艰难探索的历史条件下扮演着捍卫国家利益和维护政局稳定的重要角色。在此期间，暗流涌动的伊斯兰主义，预示着世纪之交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激烈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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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eyikdagi， M. Y.， 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 New York 1984， p.74.
[2] 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467页。
[3] 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476—479页。
[4] Schick， I. C. ＆ Tonak， E. A.， Turkey in Transition， Oxford 1987， p.130.
[5] 研究者通常按照土耳其共和国1924年宪法、1961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的颁布，将1923—1960年称作第一共和国时期，1961—1981年称作第二共和国时期，1982年以后称作第三共和国时期。
[6] Hale， W.， Turkish Politics and the Army， London 1994， pp.184-185.
[7] Geyikdag， M. Y.， Politial Parties in Turkey， p.98.
[8] 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535页。
[9] Schick， I. C. ＆ Tonak， E. A.， Turkey in Transition， p.229.
[10] 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535页。
[11] Rubin， B.， 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 London 2002， p.27.
[12] Balkan， N.， The Politics of Permanent Crisis： Class， Ideology and State in Turkey， New York 2002， p.107.
[13] Toprak， B.， Islam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urkey， Leiden 1981， pp.118-119.
[14] Ahmed， F.， The Making of Modern Turkey， London 1993， p.161.
[15] Heper， M. ＆ Evin， A.， State， Democrary and the Military： Turkey in the 1980's， New York 1988， p.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