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80年军事政变与1982年宪法
第二共和国阶段，土耳其政治生活的明显特征在于长期以多党联合政府作为施政主体，20世纪60年代相继经历4届多党联合政府，70年代则始终延续联合政府执政的政治局面，内阁更迭频繁，政治局势依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共和人民党尽管在1973年和1977年大选中连续胜出，成为大国民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却无法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议会多数席位。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后期，土耳其国内经济形势日趋恶化。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年增长率，1975年为8%，1976年下降为7.7%，1977年下降为4%，1978年下降为3%，1979年下降为负0.3%，1980年下降为负0.7%。1977年，失业率为15%；1980年，失业率上升为20%。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逐年上升，1976年为16%，1977年为24%，1978年为44%，1979年为60%。1980年，安卡拉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40%。政府实行紧缩货币政策，试图控制物价，引发黑市交易泛滥。
经济形势的恶化导致社会局势的动荡，来自左翼和右翼激进组织的政治暴力呈上升趋势，校园政治和街头政治泛滥。1977年，230人死于政治暴力。1978—1979年，2 500人死于政治暴力。1980年1—8月，2 000人死于政治暴力。另据资料统计，1975—1980年，超过5 000人死于政治暴力。1980年夏，政治暴力事件日均超过20起。1980年9月，49个激进左翼组织卷入政治暴力活动。1978年，安卡拉大学的学生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Öcalan，1948— ）创建库尔德工人党（Kurdistan Workers’ Party，PKK），试图在土耳其东南部建立社会主义的库尔德人国家，由此形成了新的政治暴力漩涡。埃杰维特和德米雷尔领导的文官政府既无力扭转日趋恶化的经济形势，也在日益蔓延的政治暴力面前束手无策，整个社会濒临失控状态的边缘。
经济形势的恶化无疑是政治暴力泛滥的根源，而政治暴力的泛滥则导致军方的政治介入。1979年夏，军方开始筹划接管政府。同年12月，军方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决定向文官政府递交最后通牒。1980年9月，军方继1960年和1971年两次军事政变之后第三次接管国家政权，解散大国民议会和内阁政府，取缔政党，解散工会组织“革命者工会联盟”和“民族主义者工会联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正义党主席德米雷尔和共和人民党主席埃切维特以及诸多政府要员遭到军方软禁，救国党主席埃尔巴坎被指控危害世俗主义原则，民族行动党主席图尔克斯则被指控煽动内战，约240名政治家被剥夺5—10年的从政权利。军方指控诸多政党试图分裂国家和制造纠纷，指控工会组织煽动政治性罢工活动和破坏经济秩序。土耳其共和国自1923年诞生以来首次出现排斥政党的政治局面，大学和新闻媒体受到军方的严格监控，学生和教师被禁止参加政治组织和从事政治活动，多家杂志和报纸遭到查封。随后，总参谋长科南·埃夫伦（Kenan Evren，1917— ）出任国家元首，军人控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军方任命27人组成新内阁，负责执行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政策，退役将领布伦特·乌鲁苏（Bülend Ulusu，1923— ）出任内阁总理，组成非政党性的技术官僚和学者型政府。军方主导的国家机构沿袭苏莱曼·德米雷尔时期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致力于政治秩序的重建，强化控制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禁止工人罢工，排斥和遏制左翼政治派别和极端右翼势力民族行动党。
布伦特·乌鲁苏
1980年10月，国家安全委员会授意筹建咨询委员会，负责起草新宪法及选举法和政党法。科南·埃夫伦宣布，新宪法必须尊重人权和自由，保障社会正义，确立政府的法治原则。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解散包括共和人民党和正义党在内的所有现存政党和没收政党财产，禁止被解散政党的领导人参与政治活动，指责现存政党热衷于权力角逐而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是导致社会动荡、暴力泛滥和政治危机的罪魁祸首。与此同时，军方致力于打击恐怖势力和平息街头政治。在政变后的最初6周，11 500人被军方逮捕。至1981年年底，军方共计逮捕超过12万人。军方将被捕者送交军事法庭，3 600人被判处死刑，其中15人被执行死刑，数以千计的人被判处监禁。
1981年10月，召开制宪会议，制宪会议包括160名成员，其中120人由军方任命，另外40人由国家安全委员会任命。随后，制宪会议选举15人组成制宪委员会。1982年1月，科南·埃夫伦宣布，新宪法草案将于1982年夏季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审查并举行全民公决，议会选举将于1983年年底举行。1982年7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新宪法草案。
新宪法草案在坚持凯末尔主义的基础上，总结1961—1980年间的政治实践，确定国家体制的未来方向。新宪法草案依旧规定总统由大国民议会选举产生，任期7年，不得连任，不得具有政党身份，同时赋予总统以广泛的权力，包括任命政府总理和内阁成员、任命宪法法院法官、任命武装部队参谋总长、任命大国民议会上院1/4的议员、主持国家安全会议、解散议会、宣布紧急状态，总统取代大国民议会成为国家权力的核心。根据1961年宪法，总统作为国家元首，超越党派的界限，象征土耳其共和国的最高利益，却无实际上的行政权力。相比之下，根据1982年宪法草案，总统的行政权力明显扩大，进而形成总统与大国民议会、内阁相互制约的多元化行政体制。新宪法草案区别于1961年宪法的另一方面是，限制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个人权利，强调公民的个人权利不得违背国家利益和公共秩序。同时颁布的新政党法和新选举法对于政党活动予以限制，规定所有合法政党必须在超过半数的省区设立分支机构，只有在大选中获得选票超过10%的政党可以加入大国民议会和拥有大国民议会席位。新宪法草案以及新的政党法和选举法的制定，体现出在经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过度自由、民主权利滥用和社会混乱的状态后民主秩序的理性收缩。
1982年10月，新宪法草案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审查。1982年11月，在强制的气氛中举行新宪法的全民公决，约200万拒绝参与投票的人被剥夺未来5年的投票权。1 888万人参与投票，投票率为91.3%；1 722万人投票赞成新宪法，支持率为91.4%，163万人投票反对新宪法，反对率为8.3%。新宪法的反对者大都来自土耳其东南部的库尔德人地区。根据全民公决通过的新宪法，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科南·埃夫伦出任总统。
二、祖国党执政：文官政治的重建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1983年4月，新政党法颁布。新政党法规定，新建政党必须完全脱离原有的旧政党，政党组织必须遵循民主程序，政党纲领不得违背凯末尔主义的原则。根据1983年政党法，政党的中央机构由全体党员大会选举产生，包括党主席、执行委员会和纪律委员会，政党地方组织包括省级分支，政党执行委员会必须在司法机构的监督下提名议员人选。随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废除政党禁令，解除党禁，重新启动政党政治。
1983年6月，新选举法颁布。新选举法规定，只有在大选中获得超过10%选票的政党方可进入大国民议会，也称“10%的门槛”，旨在避免大国民议会席位分散和小党林立的混乱局面。
1983年春夏之交，新建政党15个，包括前正义党领导人苏莱曼·德米雷尔创建的正确道路党、前总统伊斯梅特之子埃尔达勒·伊诺努创建的社会民主党、图尔古特·厄扎尔创建的祖国党、退役将领图尔古特·苏纳尔普创建的民族民主党和内切德特·卡勒普创建的民粹党。祖国党持中右翼立场，强调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主张扩大私有化和外向经济，以增加投资实现经济的发展。民族民主党持右翼立场，强调保护自由竞争，吸纳国外投资。
1983年11月，土耳其举行议会选举，标志着文官政治在1980年第三次军事政变和军人接管政府之后得以重新恢复。92.3%的选民参与投票，达到1946年多党制议会选举以来的最高投票率，获准参加竞选的政党包括持中右立场的民族民主党、持中左立场的民粹党和持中间立场的祖国党，其中民族民主党和民粹党得到军方的支持，而祖国党系非军方支持的平民政党。1983年议会选举的结果是，祖国党获得45.6%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211个席位，民粹党获得30.8%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17个席位，民族民主党获得23.6%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71个席位。祖国党作为议会第一大党组成新一届内阁，祖国党主席图尔古特·厄扎尔出任内阁总理。祖国党在议会选举中的获胜，出乎军方的意料，标志着土耳其的民主化进程真正步入文官政治的道路，军人政治从此逐渐淡出政坛。
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 Özal，1927—1993年）出生于土耳其东南部城市马拉提亚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家庭，毕业于伊斯坦布尔技术大学，20世纪70年代加入救国党，1977年曾经作为救国党提名的候选人竞选议员落败。1983年5月，厄扎尔创建祖国党（Motherland Party），该党核心成员大都具有伊斯兰主义的宗教政治背景。1980年军方政变后诸多旧政党的解散和由此出现的政治真空，提供了厄扎尔和祖国党崛起于土耳其政坛的绝佳条件。
图尔古特·厄扎尔（右）
图尔古特·厄扎尔政府时期，建立在选举政治和多党政治基础上的文官政治重新取代军人政治，成为土耳其政治生活的常态形式。图尔古特·厄扎尔领导的祖国党兼有原正义党、救国党和民族行动党的多重政治元素，代表土耳其政坛的中右翼势力，政治理念相对温和，强调法律秩序和法治国家，兼顾世俗原则和宗教诉求。祖国党也具有民族主义的浓厚色彩，坚持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的思想，强调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倡导民主的政治原则和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主张扩大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力。
祖国党执政期间，政治形势趋于稳定，政治环境日渐宽松，多元化的政党政治进一步活跃。1983年6月，前正义党领导人苏莱曼·德米雷尔创建正确道路党（True Path Party）。该党自称是20世纪50年代的民主党和60—70年代的正义党的延续，强调捍卫民族利益、保障公民权利和实现社会公正，同时坚持世俗主义的政治原则，进而区别于伊斯兰主义政党。祖国党和正确道路党均为20世纪80年代主导土耳其政坛的右翼政党。相比之下，民粹党（Populist Party）继承共和人民党的政治传统，系左翼政党，强调推动工业化进程和政府必要的经济干预，反对垄断，主张通过税收政策缓解贫富差距，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支持者主要来自城市中下层和知识界。繁荣党（Welfare Party）始建于1984年，系救国党的延续，强调推动民主化进程、繁荣经济和实现社会公正，主张摒弃国家主义，倡导伊斯兰主义的发展模式。
1984年年初，祖国党主导的大国民议会通过修改政党法的议案，解除1983年军方颁布的政党禁令，允许遭到军方取缔的政党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和参与选举。由于总统科南·埃夫伦的否决，修改政党法的议案未能获准正式颁布。在随后举行的地方选举中，祖国党赢得41.5%的选票，伊斯梅特·伊诺努之子厄尔达勒领导的社会民主党赢得23.5%的选票，苏莱曼·德米雷尔领导的正确道路党赢得13.5%的选票。相比之下，1983年大选期间军方支持的民粹党和民族民主党仅仅赢得9%和7%的选票，在救国党基础上组建的繁荣党仅仅赢得4.5%的选票。1985年11月，民粹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改称社会民主民粹党（Social Democratic Populist Party），厄尔达勒·伊诺努出任党主席。1986年年初，民族民主党解散，其主要成员分别加入祖国党和正确道路党。与此同时，前共和人民党领导人布伦特·埃杰维特创建民主左翼党（Democratic Left Wing Party）。1986年9月举行大国民议会补充选举，涉及7个选区和11个议会席位，祖国党赢得32.3%的选票和6个议会席位，正确道路党赢得23.5%的选票和4个议会席位，社会民主民粹党赢得23.4%的选票和1个议会席位。
1987年9月，土耳其就修改政党法举行全民公决，以50.3%对49.7%的微弱多数获得通过，由此解除军方执政期间颁布的政党禁令，恢复原有政党领导人的从政权利。随后，厄扎尔宣布提前举行大选。
1987年11月，土耳其举行新一届的议会选举。与军人干预下的1984年大选相比，1987年的议会选举在明显宽松和公平的环境下进行，民主政治在军方政变后得以回归。7个政党参加竞选，其中包括共和人民党分裂后组建的民主左翼党和社会民主民粹党。图尔古特·厄扎尔领导的祖国党赢得36.2%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292个席位，埃尔达勒·伊诺努领导的社会民主民粹党赢得24.7%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99个席位，苏莱曼·德米雷尔领导的正确道路党赢得19.1%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59个议会席位。此外，布伦特·埃杰维特领导的民主左翼党获得8.5%的选票，埃伊库特·埃迪巴里领导的改革民主党获得0.8%的选票，内切梅廷·埃尔巴坎领导的繁荣党获得7.1%的选票，阿尔帕斯兰·图尔克斯领导的民族行动党获得2.8%的选票，独立候选人获得0.8%的选票，均未达到进入大国民议会所需的10%的选票，未能赢得议会席位。1987年大选后，祖国党作为大国民议会下院的第一大党继续执政。
厄扎尔执政期间，具有一定的伊斯兰倾向，放宽原有的宗教限制。1988年，厄扎尔已故的母亲下葬于纳格什班迪教团精神导师穆罕默德·扎希德·科特库陵墓所在的苏莱曼尼亚清真寺墓地。厄扎尔经常率内阁成员出席清真寺的宗教活动，斋月的晚餐通过媒体的报道而被赋予官方的色彩，宗教出版物明显增多，国营电视台播放宗教节目。1988年7月，厄扎尔成为首位赴麦加朝觐的土耳其内阁总理，土耳其国营电视台在国内转播厄扎尔朝觐的视频。1989年11月，厄扎尔以新任总统的身份出席在安卡拉最大的清真寺举行的星期五聚礼。厄扎尔执政6年，平均每年新建清真寺约2 000座。至1990年，全国清真寺总数达到63 675座。在宗教教育方面，1983—1989年，新建6所伊玛目—哈提卜学校，伊玛目—哈提卜学校达到383所，在校学生人数增长29%，从207 000人增至267 000人。
1983年12月，厄扎尔组阁不久，宣布允许建立无息的伊斯兰银行，名为特别财政机构，旨在吸引阿拉伯世界的海外投资。1985年1月和4月，两家伊斯兰银行相继建立，系沙特阿拉伯与土耳其合资银行。1989年3月，成立第三家伊斯兰银行，系科威特与土耳其合资经营。1990年10月，祖国党内阁颁布法令，解除大学校园内对于女性服饰的限制。随后，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向宪法法院起诉。1991年4月，宪法法院裁定祖国党内阁颁布的法令违宪。
在经济方面，祖国党支持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强调市场化和出口外向型的经济原则，主张扩大投资渠道，鼓励私人投资，吸引国外投资，反对政府的经济干预和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承诺增加就业和改善社会福利，关注民众生活。
厄扎尔政府上台后，致力于推行新经济政策，积极扩大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合作，贬值土耳其货币里拉，上调金融利率，冻结工资，提高物价，补贴出口产品，简化出口程序，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爱琴海沿岸港口城市伊兹密尔和南部地中海沿岸港口城市阿达纳建立自由贸易区，旨在促进自由化的外向出口型市场经济。与此同时，厄扎尔政府致力于基础设施的完善，新建第二座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大桥，开通伊斯坦布尔的环城公路，铺设从苏联到土耳其的天然气管道。厄扎尔政府还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筹划建造巨大的水电工程，预计扩大耕地面积160万公顷。
厄扎尔政府的新经济政策成果显著。20世纪80年代前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4.5%，1986—1987年达到8%。对外贸易的大幅增长，是祖国党执政期间经济增长的最大亮点。外商投资也呈上升趋势，进口商品充斥于市场。据相关资料统计，1980—1987年，出口额年均增长22%。出口商品构成也发生改变；1979—1988年，农产品占出口商品总额的比例从60%下降为20%，工业品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从45%上升为72%。纺织品是土耳其最重要的出口产品，约占出口总额的1/4。20世纪80年代初，土耳其商品主要出口到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伊朗是土耳其最大的出口市场。80年代后期，欧洲取代中东成为土耳其最重要的出口市场。据统计，土耳其出口商品总额，1979年仅为23亿美元，1988年达到117亿美元，相比之下，土耳其进口商品总额，1979年为50亿美元，1989年达到144亿美元，始终高于出口商品总额，外贸逆差的现象十分突出。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外债的大幅增长。土耳其政府的外债，1980年约为135亿美元，1989年增至400亿美元。在此期间，每年出口创汇的约70%用于偿还政府的外债。
厄扎尔政府的新经济政策，直接受益者主要是经济实力雄厚的富豪家族，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和建筑业的繁荣促成了新富人阶层。相比之下，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并未提高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多数土耳其人的生活状况呈下降的趋势，工资增长落后于通货膨胀的上升幅度。1987年，工人平均工资与1980年的实际收入相比下降19.8%。经济的繁荣也未带来就业形势的改善。据官方公布的数据，1987年的失业率达到8.4%，高于1980年的7.9%。1984—1987年消费品价格指数年均上升41.7%，包括工人和政府职员在内的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明显下降。物价上涨、工资冻结和利率上调，导致工薪阶层的社会购买力在祖国党执政期间下降40%—60%。
新内阁并未扭转经济形势和改善民众生活，也未能遏制政府腐败的蔓延。此时，厄扎尔执政期间推行的新政策所导致的社会变化和政治影响开始显现。第二届祖国党内阁执政后，经济形势恶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988年下降为1.5%，1989年下降为0.9%，低于此时2.2%的人口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呈上升趋势，1980年度前期约为30%—40%，1988年达到70%。祖国党内阁于1989年制定的第六个五年发展计划，无视客观经济形势，继续追求高增长率。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发展陷入低谷。厄扎尔政府多次宣布向私人出售国有企业，然而私有化进程缓慢，民间资本对于收购国有企业缺乏必要的信心。厄扎尔政府忽视农业发展，农业投资不足。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60%，农业产值却不足国内生产总值的20%。20世纪80年代末，自然灾害造成农业的大面积歉收，水利建设的停滞和落后所带来的后果由此显现。与此同时，政府腐败现象蔓延。
厄扎尔领导的祖国党尽管在1987年大选中再度胜出并继续执政，然而其执政地位开始出现削弱的趋势。与1983年大选中45.6%的支持率相比，祖国党在1987年大选中的支持率下降9.4个百分点。20世纪80年代后期，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不断上升，社会成员的贫富分化逐年加剧，引发民众对于祖国党内阁的不满。1989年3月举行地方选举，社会民主民粹党赢得28.2%的选票，正确道路党赢得25.6%的选票，相比之下，祖国党的支持率大幅下降，仅仅赢得21.9%的选票。
1989年10月，科南·埃夫伦的总统任期届满，祖国党占据多数席位的大国民议会选举图尔古特·厄扎尔接替科南·埃夫伦，出任土耳其共和国第八届总统。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届总统大都具有军方背景抑或从军经历，图尔古特·厄扎尔则是继凯拉勒·拜亚尔之后大国民议会选举产生的第二位文职总统。1989年图尔古特·厄扎尔当选总统，“可谓土耳其共和国民主化进程的分水岭”。按照土耳其宪法的相关规定，图尔古特·厄扎尔退出祖国党，议长伊尔迪里姆·阿克布鲁特继任祖国党主席和内阁总理。
1989—1990年，土耳其政府开始实施自由化和保障人权的政策。1991年，大国民议会宣布增加议员席位，实行总统的直接选举，允许在非官方的范围内使用库尔德语，删除1982年宪法第141款、第142款和第163款关于限制政治活动的内容。1991年7月，总统图尔古特·厄扎尔邀请新当选的祖国党主席马苏德·耶尔马兹出任内阁总理。
1991年10月举行议会选举，6个政党参加竞选，正确道路党赢得27.3%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78个席位，祖国党赢得23.9%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15个席位，社会民主民粹党赢得20.7%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88个席位，民族行动党和繁荣党组成的竞选联盟赢得16.6%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62个席位，民主左翼党赢得11%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7个席位。同年11月，大国民议会第一大党正确道路党与第三大党社会民主民粹党组成联合政府，正确道路党主席苏莱曼·德米雷尔出任总理，祖国党内阁就此终结。
苏莱曼·德米雷尔
1992年，大国民议会通过法令，取缔对于政党的诸多限制，共和人民党得以重建，丹尼泽·拜克尔当选共和人民党主席。1993年4月，图尔古特·厄扎尔病逝。同年6月，苏莱曼·德米雷尔出任总统，同时退出正确道路党，塔恩苏·齐莱尔作为正确道路党的新主席，出任联合政府总理，是为土耳其历史上的首位女性总理。
三、伊斯兰政党的崛起：从繁荣党到贤德党
1950—1960年是民主党主导政坛的时代，1960—1980年系共和人民党与正义党平分秋色的时代。相比之下，在第三次军人政变后的20世纪80年代，祖国党在土耳其政坛独领风骚，取得1983年和1987年两次大选的胜利，成为继20世纪50年代的民主党和60年代的正义党之后第三个在大国民议会占据多数席位的政党和单独组阁的政党。
进入20世纪90年代，政党政治出现明显的变化，诸多小党在议会选举中的政治空间呈扩大的趋势，获得议会席位的政党数量明显增加，在1991年、1995年和1999年三次大选中，正确道路党、繁荣党和民主左翼党尽管先后成为议会下院第一大党，然而累计得票率分别仅为27.1%、21.4%和22.2%，议会非多数党的联合组阁再次成为土耳其政坛的突出现象。与此同时，伊斯兰复兴运动日渐高涨，伊斯兰政党异军突起，进而挑战世俗政党在土耳其政坛的主导地位。
土耳其伊斯兰政治的兴起，根源于厄扎尔执政期间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历史环境。祖国党政府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和失业率上升。1980—1988年，失业率从16.4%上升为22.9%，失业人口总数从280万人上升为480万人。1987—1994年，占总人口80%的中下层群体的收入呈下降的趋势，占总人口20%的富裕阶层的收入呈上升的趋势，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贫富差距的扩大。据统计，占总人口20%的富裕阶层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87年为49.9%，1994年上升为54.9%。相比之下，占总人口20%的贫困阶层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87年为5.2%，1994年下降为4.9%。与此同时，中东部内陆地区与西部沿海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也进一步扩大。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出口外向型经济政策的实施和出口贸易的扩大，被誉为安纳托利亚之虎的内陆中小私营企业开始挑战大公司的垄断地位。1990年5月，内陆中小私营企业成立具有浓厚伊斯兰色彩的行业组织，名为独立企业家和商人联合会，旨在抗衡代表大公司利益的土耳其企业家和商人联合会。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独立企业家和商人联合会拥有约2 000家企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1994年4月，伊斯坦布尔市议会举行首次会议，会议召开伊始，全体议员举行祷告，随后通过的第一批法规包括禁止在议会大厦服务区出售酒精类饮品的法令，体现出伊斯兰的宗教色彩。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导致政治生活的相应变化，进而加剧伊斯兰政党与世俗政党之间的角逐，伊斯兰模式开始成为下层民众寻求改善生活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新出路。
繁荣党（Welfare Party）始建于1984年大选前夕，与民族秩序党和救国党具有明显的政治渊源，均为内切梅廷·埃尔巴坎一手创建，持相对温和的政治立场和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倾向。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先后作为3个伊斯兰政党即民族秩序党、救国党和繁荣党的核心人物，被誉为“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之父”，可谓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灵魂，长期活跃于土耳其的政治舞台，20世纪70年代作为救国党主席加入3届联合政府，出任内阁副总理，致力于现行国家体制内与世俗政党的政治合作。
相比于救国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相对落后地区的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繁荣党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支持者包括农民、蓝领工人、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其他中低收入者，分支遍布土耳其各地，触角延伸至土耳其社会的各个角落。“繁荣党的组织建立在投票站的基础上，每个投票站范围内的每条街甚至每栋楼都会派出专人监督，旨在保证选举期间所有的选民踊跃参加投票”。[1]繁荣党的外围组织包括分布在全国的诸多基金会、文化协会和青年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是全国青年基金会。该组织系1975年由救国党创建，是土耳其最大的青年组织，20世纪90年代初有1 500余个分支，为成千上万的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
繁荣党强调土耳其人的民族独立、民族意识和民族利益，强调自由民主的政治原则。“解放、民主意识和民族跃进”，是繁荣党倡导的基本纲领。繁荣党具有浓厚的伊斯兰教色彩，强调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反对教俗分离，抨击贫富分化，主张恢复伊斯兰教法，完善民族经济，建立福利性的经济制度、公正的社会秩序和自由的政治环境，保护劳动者的福利和权益，缩小贫富差距，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实现不同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捍卫土耳其的民族利益，谋求民众的最大利益。繁荣党反对国家控制宗教的政治原则，主张修改1982年宪法的第24款，即任何人不得以宗教规范作为国家之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法律的基础，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实现政治目的。在1995年的竞选纲领中，繁荣党抨击土耳其的现行制度存在瑕疵，是“欺骗民众的、假民主的和黑暗的统治”，宣称繁荣党致力于建设“多元的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繁荣党强调，选举是通向政治权力的唯一道路。繁荣党领导人内切梅廷·埃尔巴坎曾经表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皆存在诸多严重弊端，是代表着剥削和压迫的制度和秩序，繁荣党的目标是建立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第三者秩序即“公正的秩序”，而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伊斯兰社会则是“公正的秩序”的典范。此外，繁荣党反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给土耳其政府的新经济政策，抨击西方模式的民主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特洛伊木马，落后于先知时代的伊斯兰民主，在外交方面持反对以色列的立场，反对加入欧盟。
在1984年举行的地方选举中，繁荣党首次亮相于土耳其政坛，获得78万张选票，支持率为4.4%，夺取凡城和乌尔法市的两个市长职位。在1987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繁荣党获得17万张选票，支持率为7.5%，低于选举法规定的“10%的门槛”，未能赢得议会席位。1989年，土耳其举行地方选举，繁荣党获得9.8%的选票。在1991年的议会选举中，繁荣党获得13%的选票和议会下院61个席位。
在1994年3月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正确道路党赢得21.4%的选票，祖国党赢得21%的选票，相比之下，繁荣党位居第三，赢得19.1%的选票，高于1991年大选时的16.9%的支持率。繁荣党在28个省议会占据优势，其中包括伊斯坦布尔、安卡拉、迪亚巴克尔、科尼亚和开塞利等重要城市。内切梅廷·埃尔巴坎随后在伊斯坦布尔的阿尤布清真寺向其支持者宣布：这是来自安拉的恩赐，繁荣党将会取得更大的胜利，公正的秩序是解决目前所面临的种种危机的唯一出路，繁荣党的胜利不会止步于此，繁荣党的下一个目标是建立世界伊斯兰联盟，伊斯坦布尔将会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政治首都。
伊斯坦布尔阿尤布区街景
1995年12月，繁荣党在大选中胜出，赢得21.4%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58个席位，伊斯兰政党首次成为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第一大党。持中右翼立场的祖国党和正确道路党分别获得19.7%的选票及大国民议会下院132个席位和19.2%的选票及大国民议会下院135个席位，持中左翼立场的民主左翼党和共和人民党分别获得14.6%的选票及大国民议会下院76个席位和10.7%的选票及大国民议会下院49个席位，成为大国民议会中的少数党。
繁荣党尽管在大选中胜出，然而缺乏单独组阁所必需的议会席位。包括军方、司法机构在内的土耳其政坛的世俗阵营极力阻止繁荣党进入内阁，于1996年3月推动占据大国民议会135个席位的正确道路党和占据大国民议会132个席位的祖国党以及占据大国民议会76个席位的民主左翼党组成联合政府，繁荣党成为议会主要反对党。祖国党与正确道路党通过谈判协商，组成联合政府。双方约定，祖国党主席马苏德·耶尔马兹（Mesut Yılmaz，又译梅苏特·耶尔马兹，1947— ）首先出任内阁总理，至1997年1月由正确道路党主席塔恩苏·齐莱尔（Tansu Çiller，又译坦苏·奇莱尔，1946— ）接任总理职务。1996年6月，由于祖国党与正确道路党分歧不断，祖国党主席马苏德·耶尔马兹与正确道路党主席塔恩苏·齐莱尔之间相互攻击，联合政府解体，于是繁荣党与正确道路党组成联合政府，繁荣党主席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出任总理。
繁荣党作为执政党，在经济方面延续厄扎尔时代的基本框架，坚持市场经济体制，继续推进私有化的改革进程，致力于改善民众的物质生活。在外交方面，繁荣党奉行疏远西方和亲伊斯兰世界的外交政策，与沙特阿拉伯、利比亚、伊朗交好。内切梅廷·埃尔巴坎打破土耳其历届总理以美国作为首次外访对象的惯例，出任总理后首先访问伊朗、巴基斯坦、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继而访问埃及、利比亚和尼日利亚。1996年8月，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在出任总理6周后，首次外访选择伊朗，签署为期22年和从伊朗进口230亿美元天然气的协议，倡议召开土耳其、伊朗、叙利亚、伊拉克四国首脑峰会，讨论地区合作。内切梅廷·埃尔巴坎还委派司法部长和教育部长访问伊拉克，重修土伊关系，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重新开通两国之间的石油管道。
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在出任总理后，邀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组织哈马斯（Islamic Resistance Movement，Hamas）、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代表出席繁荣党会议。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访问土耳其期间，就埃尔巴坎邀请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的举动，对于埃尔巴坎干涉埃及内政表示关切。
1996年12月，内切梅廷·埃尔巴坎领导的内阁试图与伊朗签署军事合作协议，遭到土耳其军方的抵制，未果。在内政方面，埃尔巴坎内阁试图取消禁止在大学校园和政府机构的女性披戴头巾的法令，建议在伊斯坦布尔象征凯末尔主义的塔克西姆广场建造清真寺，呼吁重建司法体制和实行包括伊斯兰教法在内的多元法律体系，引起世俗势力和军方的强烈不满。
1997年1月，埃尔巴坎邀请多名苏非教团领袖在总理府共进斋月晚餐。随后，内阁通过法令，调整斋月期间的工作时间，以便于穆斯林履行斋戒的宗教义务。同月，时任安卡拉市辛坎区长的繁荣党成员贝吉尔·伊尔迪兹组织集会，要求实施伊斯兰教法，张贴巴勒斯坦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画像。随后，土耳其军方出面干涉，拘捕贝吉尔·伊尔迪兹。
塔克西姆广场共和国纪念碑
1996年10月，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伊斯兰国家会议上，内切梅廷·埃尔巴坎提出组建“穆斯林八国集团”的设想，呼吁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孟加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埃及、尼日利亚八国之间进一步密切经济协作，强化伊斯兰世界的团结，抗衡西方七国集团。同年11月，“八国集团”宣布成立，秘书处设在伊斯坦布尔。1997年6月，尽管面对世俗主义的巨大压力，八国集团峰会在伊斯坦布尔如期召开。内切梅廷·埃尔巴坎表示，西方国家在苏联解体后延续冷战思维，将伊斯兰教视为新的对立面，而不是致力于实现世界和平，八国集团的宗旨则是消除冷战思维和推动和平进程。八国集团的目标是：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对话，不要冲突；要公平正义，不要双重标准；要平等，不要特权；要合作，不要剥削；要人权、自由和民主，不要压迫和颠覆。
长期以来，军方扮演着左右土耳其政治舞台的重要力量，恪守凯末尔主义的基本原则。1960年、1971年和1980年的3次军事政变，体现出军方干预政治生活的巨大影响力。军方操纵下制定的1982年宪法，规定了军方享有的特权地位，提供了军方干预政府和发挥政治影响的法理依据。退役将领出任总统成为惯例，总统主持的国家安全会议和总统任命的宪法法院，是维护军方特权地位、制约多党制议会和民选政府、监督社会的重要国家权力机构。此外，在正式国务活动的礼宾排序中，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通常排在总统、议长、总理之后，位居第四，军方地位由此可见。国家安全会议是1980年军方政变的产物，根据1982年宪法的相关条款设立，成员包括5名文职人员即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外交部长和5名军方将领即总参谋长、陆军司令、空军司令、海军司令、宪兵司令。1982年宪法规定，内阁会议应优先考虑国家安全会议的事关国家安全、领土主权和社会稳定的相关决议。
在繁荣党于1996年10月召开的执政后第一次党务大会上，内切梅廷·埃尔巴坎表示，繁荣党作为土耳其政坛主流的组成部分，强调继承凯末尔主义的传统，关注与世俗势力的妥协，努力保持与军方的良好合作关系，体现出繁荣党之温和、务实和理性的政治倾向。繁荣党副主席阿卜杜拉·居尔（Abdullah Gül）表示：我们是一个民主的政党，我们将从民众的支持中获得执政的合法性。我们不能强迫民众违背自己的意愿而接受伊斯兰主义的实践，民众享有自行选择的自由。
尽管如此，埃尔巴坎内阁推行的具有伊斯兰主义色彩的施政举措，引发世俗主义阵营和军方的不满。祖国党主席马苏德·耶尔马兹指责繁荣党是土耳其的纳粹党，试图通过民主的方式掌握政权，进而在土耳其建立独裁统治。民主左翼党主席布伦特·埃切维特告诫民众，繁荣党在军官中传播伊斯兰主义思想，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则与许多伊斯兰国家的非法武装保持密切联系。军方宣布，19家报纸、110家杂志、51家电台、20家电视台从事非法的伊斯兰主义宣传，伊斯兰主义者成立了2 500个协会、500个基金会、1 000家公司和超过800所学校。海军司令古芬·埃尔卡亚认为，伊斯兰化已经成为土耳其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斯梅尔·卡达拉耶声称，繁荣党正在将土耳其带回到中世纪。总统苏莱曼·德米雷尔也加入反对繁荣党的阵营，呼吁保卫土耳其的世俗民主体制。然而，德米雷尔认为，军事政变并非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政变不能解决土耳其的任何问题……正是1980年的军事政变造成了土耳其当前的复杂局面。应当通过政党从事政治活动”。
1997年2月28日，军方主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政治伊斯兰是土耳其共和国面临的头号威胁，进而通过决议，要求埃尔巴坎内阁采取有效的行动，阻止正在各地蔓延的伊斯兰主义活动，遏制伊斯兰主义势力向国家机构的渗透，强化国家对于宗教活动的控制。不同于1960年、1971年和1980年的军方政变，此次的政治干预，军方并未接管政府、解散政党和实行军事管制，军人也未走出军营，所有的一切均未超出法律的基本框架，时人称之为“军方的温柔介入”。军方领导人深知，军事政变的时代已经远去。
1997年5月，总检察长乌拉尔·萨瓦什以“繁荣党已经成为反对世俗主义的核心”为由，向宪法法院提起公诉，要求取缔繁荣党。乌拉尔·萨瓦什指责繁荣党倡导允许女性在大学校园和政府机构披戴头巾、试图在土耳其建立伊斯兰政体、繁荣党领导人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在斋月期间宴请苏非教团首领，声称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实践正在将国家带入内战的边缘，誓言将竭尽所能地致力于取缔伊斯兰主义、分离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1997年6月，繁荣党被宪法法院取缔，内切梅廷·埃尔巴坎领导的联合政府垮台。宪法法院裁定，禁止内切梅廷·埃尔巴坎以及另外6名繁荣党领导人5年内从事政治活动。
面对世俗势力的指控，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强调繁荣党致力于捍卫世俗主义原则，否认繁荣党利用宗教从事政治活动，要求重新界定世俗主义原则，认为世俗主义与伊斯兰教并非存在根本的对立，声称繁荣党是土耳其最大的民主政党，如果繁荣党遭到取缔，新的政党将会马上继承繁荣党的事业。1997年12月，在内切梅廷·埃尔巴坎的授意下，伊斯梅尔·阿尔帕特金创建贤德党（Virtue Party），成为继繁荣党之后土耳其政坛最重要的伊斯兰主义政党。
贤德党继承了繁荣党的伊斯兰主义倾向，其成员中近半数来自被取缔的繁荣党，加之部分祖国党议员由于对党主席耶尔马兹心存不满也转向加入贤德党，贤德党因此在大国民议会下院拥有144个席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