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5月，雷杰·库坦取代伊斯梅尔·阿尔帕特金出任贤德党主席。雷杰·库坦在随后发表的电视讲话中宣称，尊重人权、自由、民主和法治是贤德党的政治准则，强调完善民主是保障人权的首要条件。在外交方面，贤德党不同于繁荣党的立场，突破狭隘的宗教界限，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强调加入欧盟符合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将加入欧盟视为提升土耳其民主政治的重要外部力量。
在1999年大选前夕，贤德党的竞选口号是：土耳其伟大、建设发达的民主国家、实现独立公正的司法，强调民主国家、廉洁政府和自由社会作为三项基本原则。贤德党在竞选纲领中呼吁修改1982年宪法的相关条款、关闭国家安全法庭、按照民主政治的原则重组国家安全会议、削减国家安全会议的权力、压缩中央政府的权力、扩大地方自治、促进公民社会组织、加速私有化进程、推动欧洲式的民主化政治改革、改善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主张强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联系、降低国民的税收负担、提高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与此前的繁荣党相比，贤德党的竞选纲领表现出明显的世俗色彩。
在1999年4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贤德党获得15.4%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11个席位，成为议会第三大党。在1999年大选期间，贤德党提名的议员候选人中包括17名女性，其中3人进入大国民议会。在随后举行的地方选举中，贤德党在包括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在内的多数省份胜出。
2000年5月，贤德党举行大会，选举党内领导人，埃尔巴坎支持的雷杰·库坦以633票对521票的微弱优势，击败阿卜杜拉·居尔，连任贤德党主席。2001年6月，贤德党被宪法法院宣布取缔，成为自1971年以来继民族行动党、救国党、繁荣党之后第四个被宪法法院取缔的伊斯兰主义政党。
四、政党政治与民众参与
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经历从社会上层和精英政治向社会下层和民众政治的扩展，以及从城市范围的政治参与向乡村地区的政治动员的延伸，而日趋完善的政党政治，则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现象和明显特征。一党制时代，土耳其的现代化主要局限于上层精英社会和城市的范围。从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过渡，标志着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的长足进步。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土耳其逐渐启动多党制的政治进程，诸多政党相继登上土耳其的政治舞台。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土耳其的政党政治经历了从一党制的衰落到诸多政党的破碎化再到逐渐整合的发展过程，世俗主义的左翼温和政党、右翼温和政党和伊斯兰主义政党三足鼎立，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此消彼长，而共和人民党是唯一经久不衰而贯穿土耳其共和国历史进程且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政党。另一方面，民主党作为多党制时代首个通过议会选举取得执政地位的政党，在20世纪50年代垄断国家权力长达10年之久，继一党制时代之后再次出现一党独大的执政局面。自1961年军方政变后，民主党淡出政坛，政党政治形成多元化的浓厚色彩，诸多政党角逐政坛成为常态，一党内阁与多党联合政府表现为轮流更替的过程，是为土耳其政党政治区别于其他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显著特征（见表1）。
表1 多党制时代的诸多政党及其政治倾向
（续表）
附：多党制时代的内阁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崛起于政坛之前，土耳其现代政党政治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右翼温和立场的民主党→正义党→祖国党→正确道路党与左翼温和立场的共和人民党→社会民主民粹党→民主左翼党两大势力的此消彼长。在多党制的历史条件下，政党政治成为土耳其民众政治参与的基本形式，周期性的议会选举构成民众政治参与的主要环节。根据相关统计，1950年议会选举的投票率为89.3%，其中左翼温和派获得39.9%的选票，右翼温和派获得53.3%的选票，右翼激进派获得3.3%的选票；1965年议会选举的投票率为71.3%，其中左翼温和派获得28.7%的选票，右翼温和派获得56.6%的选票，左翼激进派获得3%的选票，右翼激进派获得8.4%的选票；1977年议会选举的投票率为72.4%，其中左翼温和派获得41.4%的选票，右翼温和派获得40.7%的选票，左翼激进派获得0.5%的选票，右翼激进派获得15%的选票。左翼温和派主要是代表中左翼政治势力的共和人民党，右翼温和派主要是代表中右翼政治势力的民主党及其政治延伸组织正义党、祖国党和正确道路党，左翼激进派主要来自土耳其劳动党，右翼激进派包括救国党和民族行动党。上述选票分布表明，多党制时代宽松的政治环境与温和的政治生活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温和派构成土耳其政坛的主导势力，两党制则是土耳其政党政治的基本框架，共和人民党与民主党及其政治延伸组织正义党、祖国党和正确道路党平分秋色，右翼温和派略占上风，激进和极端的政治势力处于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由此形成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
通货膨胀的加剧、失业率的上升和库尔德人的地位，构成土耳其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起，激进势力在土耳其政坛呈上升趋势，开始挑战温和派共和人民党和正义党在土耳其政坛的主导地位，欠发达的乡村地区和城市棚户区的下层民众构成激进政治势力的重要社会基础。在1991年举行的大选中，右翼温和派阵营获得51%的选票，左翼温和派阵营获得31.6%的选票，持激进政治立场的伊斯兰政党获得16.9%的选票。在1995年举行的大选中，右翼温和派阵营获得38.8%的选票，左翼温和派阵营获得25.4%的选票，持激进政治立场的伊斯兰政党获得29.6%的选票。在1999年举行的大选中，右翼温和派阵营获得26.4%的选票，左翼温和派阵营获得30.9%的选票，持激进政治立场的伊斯兰政党获得35.2%的选票。在2002年举行的大选中，右翼温和派阵营获得23.5%的选票，左翼温和派阵营获得21.8%的选票，持激进政治立场的伊斯兰政党获得46.2%的选票。另据资料统计，1983—2002年，右翼温和派阵营所获得的选票在全部选票中的比例从30.5%下降为21.8%，左翼温和派阵营所获得的选票在全部选票中的比例从68.4%下降为23.5%。上述选票分布的变化，反映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土耳其国内政治氛围的变化。
土耳其政治变迁的历史轨迹，表现为从独裁基础上的稳定到民主化探索阶段的动荡再到成熟民主政治的稳定。多党制的广泛政治实践，作为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的外在形式，构成推动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从上层精英社会向下层民众社会延伸以及从城市向乡村延伸的有力杠杆。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借助于多党制的广泛政治实践而逐渐统一；主要的全国性政党往往反映民众的普遍利益，次要的局部性政党则通常反映特殊社会群体的特定利益。多党制的政治实践与民众的政治动员以及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之间无疑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而民众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则导致国家政策的相应改变。现代化从城市向乡村的延伸、农业的发展和农民地位的改善，以及相对宽松的宗教政策等诸多内容，均为多党制时期民主化的政治实践尤其是普选活动的政治需要之逻辑结果。
作者点评：
军方干政是土耳其共和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突出现象，1960年、1971年和1980年的三次军人政变集中反映了军方在土耳其共和国政治舞台和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和广泛的政治影响力。然而，军方干政和军人政变并未导致军人独裁的政治结局，土耳其共和国的民主化进程也未由于军人政变而发生逆转的趋势。1980年军人政变之后，土耳其共和国重新回归议会选举和文官政府，政治生活的车轮在民主化的轨道上继续前行，民主政治渐趋成熟。与此同时，具有鲜明宗教色彩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出现上升的趋势，诸多伊斯兰政党开始挑战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国家体制，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错综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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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zbudun. E.， Contemporary Turkish Politics， p.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