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的变迁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包括安纳托利亚、色雷斯、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半岛，总人口约2 000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半岛相继脱离奥斯曼帝国。安纳托利亚的人口，1 800年约600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增至1 750万人。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自黑海北岸、高加索山区和巴尔干半岛移入奥斯曼帝国境内，构成安纳托利亚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穆斯林移民的涌入导致安纳托利亚人口结构和族群分布的明显改变，非穆斯林人口在安纳托利亚所占的比例急剧下降。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其后的民族独立战争期间，安纳托利亚人口锐减，人口死亡率达到20%，其中穆斯林死亡人数为250万人，亚美尼亚人死亡约为60万—80万人，希腊人死亡约30万人。不仅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数十万亚美尼亚人自安纳托利亚移居苏俄和其他国家，也有大量希腊人逃离安纳托利亚。根据《洛桑条约》，生活在安纳托利亚的90万希腊东正教徒移居希腊，40万穆斯林从希腊移居安纳托利亚。《洛桑条约》实施的直接后果是安纳托利亚的人口减少10%，安纳托利亚的人口构成和族群分布随之进一步改变，亚美尼亚人从130万人下降为10万人，希腊人从180万人下降为12万人，而穆斯林在安纳托利亚的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由80%增至98%。
1924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初，安纳托利亚及色雷斯地区的人口为1 320万人，土耳其语和库尔德语成为安纳托利亚的两种主要语言，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叙利亚基督徒、西班牙犹太人、塞加西亚人和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成为安纳托利亚的残存人口。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25%下降为战后的18%。此后，土耳其共和国的人口数量呈逐渐上升的趋势。1929年，土耳其共和国的人口增至1 430万人。1940年，土耳其共和国的人口达到1 780万人。
埃尔祖鲁姆的亚美尼亚人
二、从温和到激进的经济政策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新政府致力于推行相对温和的经济政策。早在1923年2—3月，土耳其政府在伊兹密尔召开全国经济大会，参加者包括农民、工人、企业主和商人的代表3 000余人。会议期间，农民要求废除传统的什一税，工人要求享有组建工会的合法权利和保护自身的权益，企业主要求提高关税和保护国内市场，商人呼吁政府限制非穆斯林族群在外贸领域的特权，而市场化的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的国家主义成为与会者讨论的核心议题。伊兹密尔大会初步确定土耳其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即发展现代民族工业、保护关税、鼓励私人投资和吸收外国投资。在伊兹密尔大会讨论的基础上，共和人民党制定9点纲领，其核心内容是采取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并存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大力发展进口替代型的现代工业（ISI），强调政府在投资领域的主导作用。凯末尔宣布，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允许外国公司和境外商人在土耳其的投资行为。与此同时，以经济部长马哈穆特·伊萨特·波兹库尔特为代表的“新土耳其经济学派”阐释了20世纪20年代土耳其政府的基本经济政策，即奉行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双重经济原则，实行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并存以及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并存的混合结构，提高关税和限制进口，保护民族工业，强调国家在信贷和工业领域的主导地位。
20世纪20年代的政府投资，首先是国有铁路的建设。土耳其共和国在1924年建立之初，共有4 100公里铁路，均由外国资本控制，分布于安纳托利亚西部沿海地区，连接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科尼亚、阿达纳和安卡拉，而安纳托利亚东部广大地区尚无现代意义上的交通网络。由于交通不便，安纳托利亚西部沿海工业城市的农产品供应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伊斯坦布尔从北美经海路进口的粮食价格甚至低于来自安纳托利亚东部乡村的粮食价格。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采用政府投资的方式，在安纳托利亚中东部兴建铁路，连接安卡拉、锡瓦斯、埃尔祖鲁姆和迪亚巴克尔，内陆农作物产地与沿海农产品市场之间的流通环境因此得到明显的改善。1924—1929年，土耳其政府投资铺设铁路800公里。1929年，新增800公里铁路开始铺设。1924年，政府决定购买外国铁路公司在土耳其境内自伊斯坦布尔至阿达纳和自梅尔辛至阿达纳两条线路的运营权。然而，直至20世纪20年代末，尽管土耳其政府从外国铁路公司购买铁路线长达3 000公里，仍有2 300公里铁路由外国资本控制，主要分布于色雷斯和伊兹密尔地区。
1921年的阿达纳
1924年，土耳其成立第一家私人银行，名为商业银行，拥有资产100万里拉，其中25万里拉属于凯末尔的个人资产，共和人民党重要成员杰拉尔·拜亚尔（Celâl Bayar）出任商业银行总经理。1930年，商业银行存款达到4 500万里拉，提供投资达到3 230万里拉，建设两座制糖厂，同时经营伊斯坦布尔的航运业。1925年，土耳其政府投资2 000万里拉，成立工矿业银行，接管土耳其共和国从奥斯曼帝国继承的数家纺织厂，并且投资私人经营的纺织厂、玻璃厂、粮食加工厂、制糖厂和发电厂。1930年，工矿业银行的工业投资达到640万里拉。
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政府放弃相对温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推行激进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强调工业优先发展的原则，扩大政府对于工业生产的干预和投资，旨在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应对1929—1933年西方经济危机对于土耳其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土耳其实施国家主义政策的直接原因。总理伊斯梅特·伊诺努声称：“自由主义的理论并不适合我国的国情，有必要实施温和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在经济领域采取国家主义政策，我认为首要的是应当视为一种防卫措施。若干世纪以来，由于我们的失误，长期遭到在工业上不平等的侵略。在新时代，我们为了从险恶的形势下得到拯救，使国家得到安全，最要紧的使经济免于崩溃。因此，在经济上采取国家主义是我们在谋求发展的道路上所使用的防卫措施”。[1]1931年5月，在共和人民党大会上，国家主义成为新的经济政策和凯末尔主义的组成部分。然而，凯末尔主义的国家主义并非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私人所有制依然构成土耳其共和国的重要经济基础。
所谓的国家主义，也被称作“现代形式的重商主义”，旨在通过政府干预经济的形式实现资本积累，推动现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扩大工业生产的规模，完善工业生产的结构和改变工业生产的布局，进而构成土耳其共和国工业化进程早期阶段的基本形式。国家主义的主要举措包括：制定和执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保护关税、扩大政府投资、构建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模式、加强外汇管理。作为国家主义经济政策的外在形式，土耳其政府于20世纪30年代聘请苏联顾问，参照苏联的国民经济发展模式，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重点发展化学工业、钢铁工业、造纸工业、纺织工业、制糖业、采矿业、电力工业、机器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土耳其的国家主义政策，强调民族经济和工业优先的基本原则，旨在实现私人工业企业与国有工业企业的同步发展，而国有银行构成国家参与经济建设和保证政府投资的重要手段，1932年创办的农业银行（Agricultural Bank）、1933年创办的苏美尔银行（Sumerian Bank）和1935年创办的赫梯银行（Hittite Bank）则是国家主义在金融领域的集中体现。苏美尔银行、赫梯银行和农业银行作为国有银行，不仅收购外国资本控制的铁路、矿山、企业和公共设施，支持国有经济，而且积极参与非国有领域的经济活动。至20世纪30年代末，苏美尔银行控制冶铁业的100%、炼钢业的80%和水泥业的55%，赫梯银行控制煤炭开采的100%和铜矿开采的100%，农业银行按照政府核算的成本，统一收购和销售农产品，进而控制农业领域。
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国民经济的民族化则是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政府实施国家主义经济战略的重要内容。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初，外国资本在土耳其的经济生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金融、铁路和矿山开采处于外国资本的控制之下。1927年，英法控股的奥斯曼银行提供了土耳其生产信贷的大约1/2，甚至享有发行纸币的权利。1930年，土耳其政府成立中央银行，负责制定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应，同时收回纸币的发行权，收购外国企业和外国资本经营的铁路和港口，国民经济的民族化程度明显提高。
三、工业的缓慢进步
19世纪苏丹政府实施的所谓发展工业的一系列举措，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奥斯曼帝国的基本经济结构。直至1910年，农业依然构成安纳托利亚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农作物播种面积550万公顷，其中90%的耕地播种谷物，农作物年产值2 000万土镑。奥斯曼帝国灭亡前夕的1913年，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和运输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而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6%。由于缺乏关税的保护，西方工业品倾销于奥斯曼帝国的市场，传统手工业濒临崩溃。1913年，奥斯曼帝国80%的棉花出口国际市场，而80%的棉纱、90%的棉纺织品和60%的毛纺织品依靠从国外市场进口。安纳托利亚西部的主要城市伊斯坦布尔、布尔萨、伊兹密尔、乌萨克、马尼萨和班迪尔马，1913—1915年只有264家工业企业，其中55.4%的企业从事纺织品生产和食品加工，工业年产值630万土镑；在全部264家企业中，214家属于私人企业，22家属于国有企业，28家属于国家与私人合作经营的企业；264家企业雇用的工人，1913年为16 309人，1915年为13 485人。另据1921年的统计，奥斯曼帝国境内（不包括处于外国占领下的主要工业城市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阿达纳和布尔萨）共有各类企业3.3万家，雇用劳动力7.6万人，平均每家企业雇用劳动力2.3人。工业企业规模之小，由此可见。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农业产值占国民总产值的40%—50%，工业产值占国民总产值的17%—18%。不仅如此，在奥斯曼帝国末期，现代意义上的经济部门，包括铁路运输、矿山开采和金融机构，大都处于外国资本的控制之下。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帝国的工业领域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希腊人控制工业资本的50%和工业劳动力的60%，亚美尼亚人控制工业资本的20%和工业劳动力的15%。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工商业大都处于希腊人的控制之下。相比于信奉基督教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仅控制工业资本的15%和工业劳动力的15%。土耳其共和国初期，政府实施移民政策，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数量锐减，工业生产深受影响。诞生于奥斯曼帝国废墟之上的土耳其共和国，仍然是典型的传统农业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
19世纪末的布尔萨景色
自共和国建立开始，工业化构成土耳其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础。然而，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土耳其工业基础薄弱，发展速度相对缓慢。20年代，土耳其的大多数企业依旧处于手工劳动和分散经营的落后状态，私营企业居多，技术落后，集中于食品加工、纺织品生产和矿山开采等传统部门。根据1927年的统计，土耳其共有65 245家企业，雇用劳动力256 855人，约占全国人口的2%，其中雇用劳动力超过10人的企业仅占全部企业的3%，而雇用劳动力1—3人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78%，采用机械动力和机器加工的企业只有2 822家，其余企业采用传统的手工劳动。1927年，雇用劳动力超过4人的企业共计13 683家，分别属于10 941个企业主，其中10 259个企业主是土耳其人，642个企业主是外国人。1927年，土耳其政府制定工业发展法，对采用机械动力和雇用工人超过5人的国内工业企业实行优惠政策，由政府免费提供10公顷的工业用地，免征机器和建筑材料的进口税，政府机构必须优先购买国产工业品。工业发展法的颁布，明显促进了制糖业、纺织业和水泥制造业的增长速度。1929年，《洛桑条约》期满，土耳其政府立即制定新的关税政策，征收40%的进口税，旨在限制国外工业品进口，发展进口替代的现代工业。1924—1929年，水泥年产量从2.4万吨增至7.3万吨，煤炭年产量从70万吨增至99万吨。1927—1930年，糖产量从5 000吨增至近10万吨。然而，1924—1930年，农业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4%，相比之下，同期工业生产的平均年增长率为8.6%，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依然明显落后于农业生产。
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政府强调国家主义的经济原则和工业优先的经济政策，工业成为政府投资的主要领域。最初的两个五年计划着力发展基础工业；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农业产值的增长，主要得益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并非由于政府的投资和生产条件的改善。1930—193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6%，其中农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5%，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1923年，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9.8%，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15.8%，服务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41.7%。1940年，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8.7%，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22.3%，服务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8.4%。1935年，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为81.8%，非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为18.2%。以上数字表明，凯末尔时代，土耳其的产业结构尚未出现明显的变化。
20世纪30年代，国家主义的广泛实践明显加速了土耳其工业化的进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34—1938年），土耳其政府投资20个工业项目，主要涉及轻工业领域，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开塞利纺织厂。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39—1943年），黑海沿岸的宗古尔达克和卡拉比克成为最重要的重工业生产基地。至1946年，糖的年产量达到10万吨，水泥的年产量达到32.5万吨，棉纱的年产量达到2.8万吨，纸张的年产量达到1.5万吨，煤炭的年产量达到31万吨，发电厂装机容量达到25万千瓦。1924—1946年，铁路从4 086公里增至7 585公里，其中，1924—1929年新建铁路783公里，1929—1939年新建铁路2 455公里。1927—1946年，铁路货运能力从91.9万吨增至810万吨。1927—1940年，公路从22 000公里增至41 000公里。1929—1939年，农业生产的平均年增长率仅为5.1%，工业生产的平均年增长率则达到11.1%。
伊斯坦布尔锡尔凯吉火车站——昔日东方快车的东部终点站 大型现代企业与传统小手工业生产的长期并存，构成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经济生活的突出特征。直到30年代末期，传统的小手工业依然占制造业产值的60%，占制造业劳动力的80%。传统的小手工业基本上属于非国有经济成分，而大型现代企业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建设。20世纪30年代无疑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主义的典型阶段，然而国有经济的广泛发展并未导致私人经济的普遍衰落。1933—1939年，经济领域的私人投资占50%—65%，投资比例超过政府投资。使用机器和受益于工业发展法的大型私人企业，1932年为1 473家，1939年为1 144家，1941年为1 052家，虽然在数量上呈下降的趋势，但是产值和规模均呈明显上升的趋势。1939年，非国有企业生产棉纺织品的65%、毛纺织品的40%、制革业产品的38%和水泥的45%，而国有企业则几乎垄断人造丝绸、纸张、钢铁和化工产品的制造。
四、农业的发展与土地改革的初步举措
奥斯曼帝国长期实行国家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制度，土地和农民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广泛存在的小所有制和小农经济，构成土耳其共和国从奥斯曼帝国继承的重要历史遗产。另一方面，自19世纪开始，西方工业品的倾销和商业资本的侵蚀不断瓦解着奥斯曼帝国的传统经济秩序，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逐渐削弱，农业生产的市场化进程随之启动。包括伊斯坦布尔在内的沿海地区非农业经济活动的发展和非农业人口的增加，特别是欧洲诸国工业化进程中对于农产品的广泛需要，构成安纳托利亚农业生产市场化的重要诱因。伊斯坦布尔周围的马尔马拉海沿岸、伊兹密尔周围的爱琴海沿岸、梅尔辛周围的东地中海沿岸以及安纳托利亚铁路沿线地区，市场化的农业生产尤为发达。根据奥斯曼帝国于1910年发布的官方统计数字，在沿海的阿达纳、艾丁、哈尔普特和伊兹密尔4个省，超过1/5的耕地播种经济作物，构成主要的农作物出口地区。青年土耳其党执政期间，战乱频仍，人口锐减，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后，政治局势趋于稳定，农业生产逐渐恢复。
土耳其共和国从奥斯曼帝国继承的农业表现为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地产之非转让性的法律规定导致小农经济的统治地位，家庭构成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二是农业生产在安纳托利亚长期表现为明显的自给性和封闭性，城市化和国际化是推动农产品市场化的主要因素，市场化的程度取决于是否靠近都市和港口以及是否具备便利的交通。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初期，鼓励农业生产的重要举措是废除什一税，政府财政收入因此减少近1/3，而农民境况因此得到了改善。1924年，土耳其政府设立农业部，增加农业投入，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引进农业机械，补贴进口拖拉机约2 000台，鼓励开垦荒地，扩大耕作面积，改良农作物品种，引进茶和甜菜等新作物，规范土地租佃关系。农业银行发放的农业贷款，1924年为1 700万里拉，1930年增至3 600万里拉。1929年，政府建立农村信用合作社体系，下设570余家农村信用合作社，旨在满足乡村农业的信贷需要。与此同时，政府投资修建公路和铁路，为农产品出口提供便利的条件。
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农作物产量的提高是农业进步的重要标志，而政府的鼓励措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在安纳托利亚高原，耕地所占的比例从1917年的4.86%增至1924年的10.2%，至1940年上升为12.25%。1923—1929年，农作物产量增长115%，包括马铃薯、甜菜、棉花、烟草和干果在内的经济作物增长幅度尤为明显。其中，棉花年产值从1914年到1924年增长18%，1927年再度增长15%，烟草年产值1927年达到7 000万公斤，伊兹密尔周边的无花果产量从1923年的2 050万公斤增至1928年的3 200万公斤。1923—1929年，农产品的年均出口率为20%；1927年，土耳其的棉花出口率达到41%，烟草出口率达到62%，葡萄干的出口率达到40%，榛子的出口率达到75%。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农产品市场急剧萎缩，对土耳其农业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土耳其5项主要出口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棉花下跌48%，榛子下跌73%，无花果下跌52%，葡萄干下跌43%，烟草下跌50%。
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政府实行国家主义和进口替代型经济政策（ISI），导致农作物种植结构发生改变，经济作物逐渐让位于粮食作物。1934—1941年，谷物种植面积从655万公顷增至820万公顷，蔬菜种植面积从41万公顷增至43万公顷，棉花种植面积从25万公顷增至33万公顷，马铃薯种植面积从5.5万公顷增至7.3万公顷。1927—1940年，小麦产量增长205%，大麦产量增长260%，玉米产量增长482%。随着锡瓦斯—萨姆森（Sivas-Samson）铁路的开通，埃尔祖鲁姆省的谷物产量从1934年的78 000吨增至1938年的372 000吨，卡尔斯省的谷物产量从1934年的67 000吨增至1938年的264 000吨。政府向农民支付高于市场的收购价格，鼓励农民种植谷物。20世纪20年代，土耳其粮食的20%需要依靠进口。土耳其自20世纪30年代初停止从国外进口粮食，30年代后期甚至开始出口粮食。
土地改革是中东诸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土耳其共和国也不例外。土耳其政府声称：农民是国家的主人，进而以农民的保护者自居。在此基础上，凯末尔强调：“首先，必须使我国不再存在没有土地的农民。比这更要紧的是制定一项法令，阻止土地的兼并，使土地的大小足以养活农民一家。有必要按土地的肥沃程度和地区内人口的密集程度对土地拥有的数量实行限制。”[2]凯末尔时代的土地改革，主要是有偿分配国有土地和移民过程中出现的无主土地，涉及范围相对有限。1924年，政府向来自巴尔干地区的农业移民出售国有土地100万公顷。1927—1929年，政府向无地农民分配国有土地73万公顷。1934—1938年，政府向无地农民分配国有土地150万公顷。根据20世纪30年代的统计数字，地产超过500公顷的大地产主418户，占农户总数的0.02%，占有耕地640万公顷，占全部耕地的3.7%；地产50—500公顷的中等地产主5 764户，占农户总数的0.23%，占有耕地1 720万公顷，占全部耕地的9.96%；地产不足50公顷的农民249万户，占农户总数的99.75%，占有耕地1.49亿公顷，占全部耕地的86.34%。大地产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实行传统的分成制和分散经营的大地产，主要分布在东部内陆的落后地区；另一种是商业化经营和出口型的大地产，主要分布在爱琴海和地中海地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仍有300万农户缺乏足够的土地，按照分成制的传统方式租种土地。
凯末尔主义的广泛实践，导致土耳其的城市社会在诸多方面发生变化，官员、知识分子和企业主阶层逐渐成为新政权的重要社会基础。然而，凯末尔时代土耳其的现代化实践主要局限于城市的范围，惠及乡村的改革举措甚少。以现代化重要内容之一的电气化为例：1923—1943年，发电量增长10倍，然而电力供应仅仅覆盖城市地区；直到1953年，在全国约4万个村落中，通电的村落寥寥无几。另一方面，凯末尔时代，政府直接控制乡村和农民；宪兵和税吏遍布各地，成为农民憎恨的对象。约占总人口80%的乡村农民，生活境况以及卫生条件和教育水平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依旧沿袭传统的习俗。在土耳其乡村，传统宗教服饰原本并不多见，妇女头戴面纱也不流行，识文断字者则寥若晨星，凯末尔主义世俗化改革的诸多举措对于乡村生活并无明显影响。凯末尔时代颁布的新法律禁止一夫多妻制，然而一夫多妻的现象在土耳其乡村屡见不鲜。20世纪30年代，政府试图在乡村推广世俗教育。然而，在土耳其共和国全部4万个自然村中，只有5 000个自然村建立世俗学校。新建的世俗学校大都规模较小，往往是每所学校只有一名教师。
作者点评：
综观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经济层面普遍表现为交换关系的扩大、流通领域的活跃、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产业结构的转变、从农本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脱胎于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初可谓劫后余生，百废待兴。凯末尔时代，土耳其政府致力于在国民经济民族化和混合所有制结构的框架下实施从温和到激进的经济发展战略，作为民族主义逻辑延伸的国家主义和自上而下政府干预的相关举措提供了推动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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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兆钧：《土耳其现代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页。
[2] 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5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