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的进步
凯末尔时代，土耳其政府长期奉行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强调工业优先的经济战略，农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土耳其政府的经济政策逐渐由国家主义转变为自由主义，强调农业在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基础作用，优先考虑农民的利益，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通过政府购销而保持农产品的较高价格。20世纪50年代可谓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的农业革命阶段，农业生产出现了空前繁荣的状态。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以及民主党政府的相关政策，诸如增加农业的信贷投资、政府对于农产品实行价格保护、推广农业机械和鼓励开垦荒地，提供了土耳其农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农业银行以及各种信贷机构提供的农业贷款，1950年为8.1亿里拉，1955年增至28.6亿里拉，1960年达到47.6亿里拉。1950—1959年，主要农产品价格增长近一倍。农业领域的公共建设投资在全部公共建设投资中所占的比例，1950年为15.4%，1959年增至27.9%。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土耳其农业的进步，首先表现为耕地面积的扩大。土耳其的耕地面积（包括播种地和休耕地），1948年为1 390万公顷，1956年增至2 245万公顷，1959年达到2 294万公顷。20世纪50年代的10年间，耕地面积共计增加930万公顷，增长幅度达到67%。与此同时，土耳其的土地利用形式出现明显的变化。1950—1960年，农田所占全国土地的比例从18.7%上升至29.9%，牧场所占全国土地的比例则从48.7%下降至36.9%。
耕地面积扩大的直接原因，是拖拉机的推广使用和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凯末尔时代，农民主要使用包括木犁和铁犁在内的传统农具耕种土地，耕作效率低下，农作物产量增长缓慢。1927年，21.1万农户使用铁犁，118.7万农户使用木犁。1936年，土耳其全国仅有拖拉机961台。1948年，土耳其全国仅有拖拉机1 756台，播种机6 171台，联合收割机1 291台。1949年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是土耳其共和国农业生产机械化的重要起点。政府提供专项贷款，负责操作培训，为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创造了条件。
自20世纪50年代起，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逐渐提高。拖拉机无疑是首要的农业机械，农业机械投资的75%由于购置拖拉机，拖拉机的数量呈明显上升的趋势，1952年为31 415台，1954年为37 743台，1956年为43 727台，1958年为42 527台，1960年为42 136台，1970年为105 865台，1980年为435 000台，1990年为692 454台，1997年达到775 442台。1955年，播种机为16 600台，联合收割机为8 600台。1960年，播种机为38 270台，联合收割机为11 130台。1965年，播种机为47 880台，联合收割机为15 340台。1977年，播种机增加到14万台，联合收割机增加到2万台。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直接表现为机耕面积的增加。1948年，耕地总面积为1 390万公顷，其中机耕面积仅10万公顷，机耕面积不足耕地总面积的1%。1950年，耕地总面积为1 450万公顷，其中机耕面积120万公顷，机耕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9%。1960年，耕地总面积为2 330万公顷，其中机耕面积320万公顷，机耕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4%。1970年，耕地总面积为2 430万公顷，其中机耕面积790万公顷，机耕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33%。1972年，耕地总面积为2 510万公顷，其中机耕面积1 020万公顷，机耕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40%。
化学化和水利化也是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相比于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生产机械化，进入20世纪60年代，化学化和水利化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首要手段。在化学化方面，1950年，农药投入量为950吨，化肥投入量为4.2万吨，施肥面积仅占全部播种面积的0.04%。1960年，农药投入量为2.3万吨，化肥投入量为10.7万吨，施肥面积占全部播种面积的0.07%。至1975年，农药投入量达到6.2万吨，化肥投入量为370万吨，施肥面积在全部播种面积中所占的比例达到34%。在水利化方面，1950年，农田灌溉面积为80万公顷，占全部耕地面积的0.6%。1960年，农田灌溉面积为118万公顷，占全部耕地面积的5.1%。至1975年，农田灌溉面积为223万公顷，在全部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例达到9.5%。1990年，农田灌溉面积增至390万公顷。1997年，农田灌溉面积达到456万公顷。
耕地面积扩大和农业技术进步的结果，是农作物产量的明显提高。1955年以前，农作物的平均年增长率长期徘徊于1.5%。1955—1960年，农作物的平均年增长率增至3.9%。1960—1965年，农作物的平均年增长率达到4.5%。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的播种面积由1950年的448万公顷增至1970年的860万公顷，1990年达到942万公顷，小麦的年产量由1950年的387万吨增至1970年的1 008万吨，1990年达到2 000万吨。大麦的播种面积由1950年的190万公顷增至1970年的259公顷，1990年达到332万公顷，大麦的年产量由1950年的205万吨增至1970年的325万吨，1990年达到730万吨。玉米的播种面积由1950年的59万公顷增至1970年的65万公顷，1990年下降为52万公顷，玉米的年产量由1950年的85万吨增至1970年的104万吨，1990年达到210万吨。主要经济作物棉花的播种面积由1950年的45万公顷增至1970年的53万公顷，1997年达到72万公顷，棉花的年产量由1950年的12万吨增至1970年的40万吨，1997年达到83万吨。甜菜的播种面积由1950年的5万公顷增至1970年的12万公顷，1997年达到47万公顷，甜菜的年产量由1950年的89万吨增至1970年的425万吨，1997年达到1 840万吨。烟草的播种面积由1950年的13万公顷增至1970年的33万公顷，1997年下降为29万公顷，烟草的年产量由1950年的9万吨增至1970年的15万吨，1997年达到29万吨。
土耳其的耕地在全部国土面积中所占的比例，1960年为29.9%，1976年为31%。换言之，20世纪60—70年代，耕地面积并未出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在此期间农作物产量的增长，主要在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土地利用率的提高。主要农作物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1925年为每公顷344公斤，1950年为每公顷865公斤，1960年为每公顷1 097公斤，1980年为每公顷1 829公斤，1997年为每公顷1 997公斤。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1925年为每公顷437公斤，1950年为每公顷264公斤，1960年为每公顷283公斤，1980年为每公顷744公斤，1997年为每公顷1 152公斤。甜菜的单位面积产量，1925年为每公顷1 752公斤，1950年为每公顷16 781公斤，1960年为每公顷21 608公斤，1980年为每公顷25 119公斤，1997年为每公顷39 424公斤。烟草的单位面积产量，1925年为每公顷849公斤，1950年为每公顷785公斤，1960年为每公顷735公斤，1980年为每公顷1 024公斤，1997年为每公顷988公斤。另据资料统计，大麦的单位面积产量，1948年为每公顷1 186公斤，1960年增至每公顷1 304公斤，1975年达到每公顷1 731公斤，1948—1975年单位面积产量增长超过50%。马铃薯的单位面积产量，1948年为每公顷6 909公斤，1960年增至每公顷8 750公斤，1975年达到每公顷13 911公斤，1948—1975年单位面积产量增长超过100%。
在耕地面积扩大、农业机械推广、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作物产量增长的基础之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土耳其的农作物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经济作物的增长幅度加快，农业生产的市场化程度随之提高。1950年，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为825万公顷，产量为780万吨，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为85万公顷，产量为180万吨。1960年，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为1 300万公顷，产量为1 520万吨，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为129万公顷，产量为650万吨。1970年，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为132万公顷，产量为159万吨，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为1 320万公顷，产量为750万吨。粮食作物在农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1950—1952年为44.6%，1973—1975年下降至37.4%。相比之下，经济作物在农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1950—1952年为17.4%，1973—1975年上升为23.7%。根据相关的统计，土耳其农产品的市场化比率，1950年为33.5%，1960年达到46.7%，1970年上升为64.6%。另据1970年的统计，土耳其谷物产品的市场化比率平均为32%，其中小麦的市场化率32%，燕麦的市场化率26.6%，小米的市场化率32.8%，玉米的市场化率37%，大麦的市场化率19.7%，而主要经济作物棉花、烟草、甜菜和茶的市场化比率超过99%。值得注意的是，地产的规模与农业市场化的程度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1970年，面积不足2公顷的地产，小麦和大麦的市场化比率平均为7.2%和5.2%；相比之下，面积超过100公顷的地产，小麦和大麦的市场化比率平均达到76.2%和64.5%。尽管如此，随着从内向型经济模式到外向型经济模式的转变，包括棉花、烟草和干果在内的传统农产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呈明显下降的趋势。传统农产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1960年为76%，1980年下降为57.4%，1997年下降为8.8%。与此同时，工业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1960年为17.9%，1980年上升为36%，1997年上升为89.6%。
二、乡村社会的变革
1945年，乡村人口占土耳其共和国总人口的83%，分布在超过4万个村落之中。1945年以后，土耳其经济社会领域的突出现象，是乡村人口增长速度的相对缓慢以及乡村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下降。据统计，土耳其的乡村人口，1950年为1 570万人，占总人口的75%；1960年为1 890万人，占总人口的68.1%；1970年为2 190万人，占总人口的61.5%；1980年为2 510万人，占总人口的56.1%。另一方面，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联系逐渐密切，农业进一步融入市场化的经济体系，乡村传统的封闭状态随之削弱。1968年，3/4的村社与公路相连或毗邻公路。1960年，73%的村社建有学校；1968年，建有学校的村社增至88%；1972年，五年制学校取代三年制学校成为乡村学校的基本模式。1968年，约有一半的村社至少每周可以读一次报纸。收听广播的村民从1962年的19%上升为1968年的40%，乡村的收音机数量从1965年的每千人28部增至1975年的每千人58部。1968年，约一半的村社设有医疗机构。
1945年5月，大国民议会审议新的土地改革法案。根据新的土地改革法案，私人拥有地产的最高限额为50公顷，超过部分应当出售给耕种土地的贫困农民；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分成制农民和佃户的份地应由2公顷分割为0.5公顷；政府向农民发放期限20年的无息贷款，用于购置土地和相关农具。“据估计，大约占农村人口1/3的将近500万人，将从这些法律中得到好处，如果全部得以实现的话，那将是推行一项主要的革命，从而把土耳其变成为一个独立小农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国家”。[1]然而，该项法案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激烈抨击，被迫修改为向贫困农民出售的土地局限于国有土地，私人地产未被纳入土地改革的范围。1950年，政府规定私人拥有地产的最高限额为500公顷。到1951年，只有1.6万公顷土地分给农民，其中只有360公顷属于私人地产，仅3.3万户农民从国家获得土地。
民主党尽管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反对执政的共和人民党制定的土地改革法案，却在1950—1960年执政期间推行土地改革；其间，31.2万户农民从国家获得土地。1973年，大国民议会通过新的土地改革法，计划将32万公顷耕地即全部耕地的11.5%纳入重新分配的范围，向54万户贫困农民提供耕地，其中8.3万公顷来自私人地产的征购，其余来自国有土地的出售，同时规定私人拥有地产的最高限额，即灌溉耕地（水浇地）不得超过3—10公顷，非灌溉耕地（雨浇地）不得超过4.7—20公顷，视不同地区而实行不同的标准。然而，上述诸多法律和政策大都只是一纸空文。至1977年宪法法院废止新土地改革法为止，只有1 200户无地农民获得2 300公顷耕地。土耳其共和国的大地产多数分布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东南部，主要采用传统的小生产和分成制租佃制；在西部的爱琴海沿岸、黑海沿岸和色雷斯地区，传统模式的大地产为数较少，中等地产居多，大都采用雇佣劳动和现代经营方式，具有商品经济的明显特征。因此，土地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安纳托利亚东南部。
土耳其共和国乡村社会的主要特征，在于小所有制的广泛存在和大地产数量的相对有限。1937年，地产不足2公顷的贫困农户约40万户，占全部农户的38.8%；地产2—5公顷的自耕农约30万户，占全部农户的27.7%；地产5—20公顷的富裕农户约27万户，占全部农户的26.3%；地产超过20公顷的大地产主约7万户，占全部农户的7%。1952年，地产不足2公顷的贫困农户约77万户，占全部农户的30.6%；地产2—5公顷的自耕农约80万户，占全部农户的31.5%；地产5—20公顷的富裕农户约81万户，占全部农户的32.2%；地产超过20公顷的大地产主约14万户，占全部农户的5.7%。1963年，地产不足2公顷的贫困农户约127万户，占全部农户的40.9%；地产2—5公顷的自耕农约86万户，占全部农户的27.8%；地产5—20公顷的富裕农户约85万户，占全部农户的27.5%；地产超过20公顷的大地产主约11万户，占全部农户的3.7%。另据统计，1963年，地产不足5公顷的贫困农户占有全部耕地的25%，地产5公顷以上20公顷以下的中等农户占有全部耕地的42%，地产超过20公顷的富裕农户和大地产主占有全部耕地的33%；1970年，地产不足5公顷的贫困农户占有全部耕地的31.3%，地产5公顷以上20公顷以下的中等农户占有全部耕地的47.5%，地产超过20公顷的富裕农户和大地产主占有全部耕地的21.2%。地产超过50公顷的大地产主，1952年占农户总数的1.5%，占有全部耕地的24.8%，1963年占农户总数的0.5%，占有全部耕地的13.2%；1970年占农户总数的0.4%，占有全部耕地的6%。1950年，72.6%的农户处于自耕的状态；1963年，85.3%的耕地处于自耕的状态。以上数据表明，从静态的角度来看，占地5公顷以下的农户居多，占地超过20公顷的大地产较少，而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地权结构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占地超过20公顷以上的大地产呈下降的趋势，并未发生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乡村社会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
1950—1981年，农户总数从232万户增至556万户，其中拥有土地的农户从199万户增至384万户，无地农户从34万户增至172万户，无地农户所占的比例从14.5%上升为30.9%。换言之，1950—1981年，农户总数增长140%，拥有土地的农户增长94%，无地农户增长410%。1973年，无地农户和地产不足1公顷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25.8%，占有全部耕地的2.5%，地产1公顷以上5公顷以下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44.8%，占有全部耕地的18.8%，地产5公顷以上20公顷以下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24.4%，占有全部耕地的38.7%，地产超过20公顷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4.7%，占有全部耕地的40%。1991年，地产超过50公顷的大地产主占农户总数的0.92%，占耕地总面积的17.1%；地产10—50公顷的中等地产主占农户总数的14.04%，占耕地总面积的40.8%；地产不足10公顷的小农占农户总数的84.86%，占耕地总面积的42.1%，其中地产超过1公顷而不足10公顷的小农占农户总数的68.96%，占耕地总面积的40.7%。以上数字表明，20世纪后期，土耳其的地产分布依然呈分散的状态，中小地产占主导地位。
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乡村的突出现象，是地产不足2公顷的小农户大都将土地出租给地产超过5公顷的大地产主和中等地产主，在不改变所有权的前提下由大地产主和中等地产主集中经营，而小农户将地产出租以后往往移入城市务工或者在乡村从事非农业性劳动，由此形成所有权与耕作权的分离。直至20世纪70年代，上述现象依然延续。
经济的市场化无疑是现代化进程的基础层面，而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与乡村社会的封闭状态则是制约经济市场化进程的明显障碍。农业的发展与乡村社会的进步，导致农业生产与非农业的经济活动之间以及乡村民众与城市人口之间形成稳定和密切的经济联系，进而构成经济市场化的重要环节。与同时期的中东其他主要国家埃及、伊朗、伊拉克相比，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突出现象是未曾经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乡村的地权分布与地产结构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小农经济在土耳其乡村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出现的问题是，土地改革与现代化进程之间具有怎样的内在联系，即土地改革是否构成实现农业生产发展和乡村社会变革的必要条件。在理论上，土地改革的经济根源，在于特定的地权分布与地产结构，即小农经济的普遍衰落与大地产的广泛发展；高度发达的极权政治，则是土地改革得以实践的前提条件。埃及、伊朗和伊拉克的大规模土地改革发生于纳赛尔时代、巴列维时代和复兴党统治时期；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既是否定乡村社会的传统模式和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极权政治自城市向乡村广泛延伸的历史形式。换言之，埃及、伊朗和伊拉克的大规模土地改革与地权分布的严重不平等状态以及极权政治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与埃及、伊朗、伊拉克相比，土耳其乡村的贫富分化程度较低，加之缺乏高度发达的极权政治，土地改革的相关政策和历史进程独具特色。
三、产业结构的转变
土耳其共和国初建之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凯末尔时代，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工业化进程的启动。20世纪30年代，政府强调国家主义的经济原则和工业优先的经济政策，现代工业成为政府投资的主要领域。最初的两个五年计划着力发展基础工业；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农业产值的增长，主要得益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并非由于政府的投资和生产条件的改善。1930—193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6%，其中农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5%，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1923年，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9.8%，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15.8%，服务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41.7%。1940年，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8.7%，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22.3%，服务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8.4%。1950年，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7.3%，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为16.5%。1935年，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为81.8%，非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为18.2%；1950年，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为85.7%，非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为14.3%。以上数字表明，凯末尔时代，土耳其的产业结构尚未出现明显的变化。
自20世纪50年代起，土耳其的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逐渐下降，产业结构随之改变。根据土耳其政府制定的第三个五年（1963—196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农业投资预计占投资总额的17.7%，实际占投资总额的13.9%，工业投资预计占投资总额的16.9%，实际占投资总额的占20.4%。根据第四个五年（1968—1972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农业投资预计占投资总额的15.2%，实际占投资总额的11.1%，工业投资预计占投资总额的22.4%，实际占投资总额的占26.8%。根据第五个五年（1973—197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农业投资预计占投资总额的11.7%，实际占投资总额的11.8%，工业投资预计占投资总额的31.1%，实际占投资总额的占28.2%。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年均增长率为3.7%，工业年均增长率为10.6%。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年均增长率为3.6%，工业年均增长率为9.9%。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年均增长率为3.3%，工业年均增长率为9.9%。
1950—1960年，农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5.4%，工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8.3%，服务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6.7%。1960—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增长率为6.2%。其中，在20世纪60年代，农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2%，工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10.5%，服务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6.7%；至20世纪70年代，农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3.8%，工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7.6%，服务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7.5%。1960—1978年，农业产值从268亿里拉增至450亿里拉，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37.9%下降为21.4%；工业产值从112亿里拉增至535亿里拉，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15.9%上升为25.5%；服务业产值从303亿里拉增至1 040亿里拉，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42.7%上升为49.6%。1980年，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21.1%，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0.2%，服务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45.6%。以上数字表明，自20世纪50年代起，土耳其的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非农业经济部门的迅速发展，工业和服务业的增长幅度明显超过农业的增长幅度。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工业产值和服务业产值在国内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均已超过农业产值。
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标志是劳动力分布状态的变化。1950—1973年，农业劳动力年均增长0.8%，工业劳动力年均增长4.1%。其中，1950—1963年，农业劳动力年均增长1.4%，工业劳动力年均增长3.9%；1963—1968年，农业劳动力年均增长0.2%，工业劳动力年均增长3.7%；1968—1973年，农业劳动力年均增长负0.5%，工业劳动力年均增长4.9%。1950年，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为86%，工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为7%。1960年，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为75%，工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上升至10%。1976年，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为59%，工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上升至13%。1980年，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为58%，工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上升至16%。
四、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模式
自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开始，工业化构成土耳其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础，工业生产尤其是制造业经历了明显的发展过程。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土耳其工业基础薄弱，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过渡和民主化进程的启动，经济发展战略出现从政府干预的国家主义向市场化的自由主义变动的迹象。早在1947年，共和人民党作为执政党已经制定了自由化的经济政策。进入20世纪50年代，土耳其政府强调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投资工业领域，同时建立土耳其工业发展银行，向投资工业的民间企业家提供贷款。1954年，土耳其政府颁布《外国投资法》（Foreign Investment Act）即第6224号法令，向来自境外的投资者提供诸多的优惠条件，开放国内市场，吸引境外投资者。土耳其贸易部长声称，我们的任务就是最大限度地为吸引国外投资提供便利的条件。来自美国、西德、法国和意大利的投资者接踵而至，现代工业部门成为外国投资者首选的投资领域。其间，私人企业数量和规模均呈大幅上升的趋势。据统计，超过10人的私人企业，1951年为660家，1953年增至1 160家，1960年达到5 300家；与此同时，上述私人企业雇用工人的平均数从25人增至33人。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土耳其政府采取多项积极措施，包括对投资新兴产业的私人企业家实行减税政策和进口设备的关税优惠政策、向进口工业品征收高额关税以及向私人企业提供低息贷款，鼓励发展私人工业，私人企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私人企业的产值急剧增长，私人企业的产业结构出现相应的变化。
然而，由于私人企业资金匮乏，技术落后，其在工业领域的投资存在诸多局限。相比之下，国有企业资金雄厚，技术先进，尽管在体制上存在种种弊端，却在推动工业化的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冶金和化工领域独占鳌头。1950年民主党执政后，曾经许诺推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然而，在民主党执政的10年间，国有企业始终在工业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国有企业大都属于基础工业和重工业，规模庞大，私人资本既无力收购，也难以控制。国有资本经历了与国内私人资本以及境外资本融合的过程，进而在国有经济领域形成一定程度的混合所有制。私人企业与国有企业的长期并存，构成土耳其共和国工业化进程的突出特征。
在土耳其，铁路构成国有经济的重要形式，而公路则与私人经济密切相关抑或更具民间色彩。凯末尔时代，政府投资的重要领域是铁路建设，连接城市和工业中心是铁路运输的主要内容。相比之下，公路建设进展缓慢，乡村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农产品的运输受到严重的制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私人经济成分明显扩大，铁路建设趋于停顿，公路建设成为发展交通运输的主要形式。1940—1960年，铁路仅从7 000公里增至7 900公里，而公路则从41 600公里增至61 500公里。1950年，土耳其全国仅有铺面公路1 600公里。民主党执政10年间，致力于公路建设，新建铺面公路5 400公里，形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汽车保有量从53 000辆增至137 000辆。
1961年颁布的宪法，强调私人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共同发展，强调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有机结合，强调国家在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土耳其政府连续制定1963—1967年、1968—1972年和1973—1977年3个五年计划，加强经济领域的宏观控制。国有经济的投资领域，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冶金和化工等资金和技术密集的大型企业。私人经济的投资领域，主要是诸如食品加工和纺织业等日常消费品生产领域的中小企业。
据相关资料统计，1950年，土耳其共有国有企业103家，固定资本占制造业全部固定资本的54.4%，雇用劳动力7.6万人，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58.3%；私人企业2 500家，固定资本占制造业全部固定资本的45.6%，雇用劳动力8.7万人，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41.7%。1954年，国有企业增至146家，固定资本占制造业全部固定资本的59.4%，雇用劳动力8.6万人，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50.5%；私人企业增至3 700家，固定资本占制造业全部固定资本的40.6%，雇用劳动力13.1万人，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49.5%。1958年，国有企业达到195家，固定资本占制造业全部固定资本的57%，雇用劳动力11.8万人，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45%；私人企业达到5 000家，固定资本占制造业全部固定资本的43%，雇用劳动力17.3万人，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55%。另据统计，1950年，国有企业平均雇用劳动力738人，私人企业平均雇用劳动力40人；1976年，国有企业平均雇用劳动力640人，私人企业平均雇用劳动力83人。
1963—1967年，政府投资占工业企业投资总额的32.7%，私人投资占工业企业投资总额的67.3%；1973—1977年，政府投资占工业企业投资总额的43.4%，私人投资占工业企业投资总额的56.6%。1963年，国有企业产值在工业生产总值中占52.7%，私人企业产值在工业生产总值中占47.3%；1977年，国有企业产值在工业生产总值中占29.7%，私人企业产值在工业生产总值中占70.3%。1975年，在食品与烟草行业，国有企业产值占48%，私人企业产值占52%；在纺织业，国有企业产值占15%，私人企业产值占85%；在石油与化工行业，国有企业产值占58%，私人企业产值占42%；在冶金行业，国有企业产值占9%，私人企业产值占51%；在机械制造业，国有企业产值占12%，私人企业产值占88%。另据资料统计，1973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534亿里拉，其中政府投资251亿里拉，占投资总额的46.8%，私人投资293亿里拉，占投资总额的53.2%；1980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8 640亿里拉，其中政府投资4 820亿里拉，占投资总额的55.8%，私人投资3 820亿里拉，占投资总额的44.2%。
1970年，国有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5.3%，私人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94.7%；国有企业雇佣的工人数量占工人总数的36.8%，私人企业雇佣的工人数量占工人总数的63.2%；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54.3%，私人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45.7%。1980年，国有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4.7%，私人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95.3%；国有企业雇佣的工人数量占工人总数的36.5%，私人企业雇佣的工人数量占工人总数的63.5%；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40.4%，私人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59.6%。
以上数字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有与私有混合型的经济结构长期并存，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平分秋色；国有企业数量较少而规模较大，私人企业数量较多而规模较小；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在固定资本与工人数量之间的比例方面明显不同，国有企业技术设备含量较高而私人企业劳动力含量较高；国有企业在资金、技术和生产规模方面占据优势，私人企业的生产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则高于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投入产出率较低，私人企业的投入产出率较高；国有企业的规模及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呈逐渐下降的趋势，私人企业的规模及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尽管如此，国有企业依然在土耳其工业生产领域长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进口替代的经济框架下，工业化取得长足进步，工业品产量迅速增长，现代工业部门趋于成熟，伊斯坦布尔以及伊兹密尔和阿达纳成为土耳其主要的工业中心。1950—1960年，工业生产总值增长一倍。1960年军事政变后，土耳其政府成立国家计划署，负责制定和实施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在混合所有制的基础之上，提高进口关税，保护国内市场，优先发展新兴工业，工业投资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农业投资的增长幅度。据相关资料统计，1963—1967年5年间，农业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13.9%，工业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20.4%；1968—1972年5年间，农业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11.1%，工业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26.8%；1973—1977年5年间，农业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11.8%，工业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28.2%。另据资料统计，1963—197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4%，其中农业产值年均增长2.6%，而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0.4%；1971—197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2%，其中农业产值年均增长4.3%，而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0.1%。出口工业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1960年为13%，1975年上升为35%。1962—1978年，钢铁年产量从45万吨增至295万吨，拖拉机年产量从2 600台增至15 000台，汽车年产量从3 100辆增至79 000辆，水泥年产量从232万吨增至1 529万吨，玻璃年产量从2.2万吨增至16万吨，化肥年产量从16万吨增至262万吨，毛纺织品年产量从2 100万米增至5 600万米，棉纺织品年产量从53 300万米增至133 700万米。
五、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政策
工业化的深层背景，是人口的增长所导致的工业品市场需求的扩大。在进口替代的经济框架下，政府主导工业投资，工业分布呈不平衡的状态，工业企业主要分布在伊斯坦布尔地区以及伊兹密尔和阿达纳，工业化进程主要依托国有企业，国内工业品市场处于政府的保护之下，工业品主要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进口工业品受到严格的限制，国内工业产品缺乏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经济发展表现为明显的内向性和封闭性。另一方面，土耳其的能源严重依赖于国际市场的石油进口。20世纪70年代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上涨，对于土耳其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导致严重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20世纪70年代初，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为20%，1979年上升至90%。1979年，土耳其政府以减少进口限制、削减发放补助金、提高物价和削减政府开支作为条件，从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获得18亿美元的贷款。进入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政府放弃进口替代型的工业发展模式，制定新的经济发展战略，鼓励私人投资，扩大市场经济，建立自由贸易区，强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外向型的经济模式逐渐成熟。
1980年1月，德米雷尔政府宣布新的经济改革纲领，放弃内向型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降低进口关税，实施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制定外向型和市场调节的经济战略，是为土耳其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转折点。
1980年9月军方发动政变后，在致力于打击极端派别、平息政治暴力和恢复社会秩序的同时，着手扭转日趋恶化的经济形势。军方在政变之前支持德米雷尔政府实施的新经济政策，解散德米雷尔政府后延续经济改革的发展方向，任命厄扎尔（Ozal）作为副总理，主管经济事务。在军方政变后的一年内，厄扎尔推行的经济复兴计划初见成效，通货膨胀率从140%下降为35%，政府财政收支渐趋平衡。
1983年厄扎尔当选总理后，加大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力度，贬值货币，提升利率，冻结工资，鼓励私人投资，吸引国外投资，鼓励出口，放宽进出口贸易和货币限制，提高出口竞争力，旨在缓解贸易赤字、改善财政收支状况和抑制通货膨胀。与此同时，政府致力于改造国有企业，推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1981年，土耳其共有大型国有企业38家，其中16家盈利，22家亏损。自1984年起，政府取消国有企业享有的优惠和补贴政策，实行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的公平竞争，向民间发售国有企业的证券和股票，取消私人投资限制，扩大私人投资领域。
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并未削减固定资本的政府投资。据统计，1974年固定资本投资总额为730亿里拉，其中政府投资占47.9%，民间投资占52.1%。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80年代的固定资本投资比例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比例大体持平。1985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55 547亿里拉，其中政府投资占58.1%，民间投资占41.9%。1988年，固定资本投资总额为255 240亿里拉，其中政府投资占47.5%，民间投资占52.5%。政府投资领域主要是基础设施、交通和能源，私人投资在房地产领域大幅上升。尽管如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经历了此消彼长的过程。1990年，国有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4.6%，私人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95.4%；国有企业雇佣的工人数量占工人总数的24.4%，私人企业雇佣的工人数量占工人总数的75.6%；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31.3%，私人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8.7%。1993年，国有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3.8%，私人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96.2%；国有企业雇佣的工人数量占工人总数的21.8%，私人企业雇佣的工人数量占工人总数的78.2%；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25.6%，私人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74.4%。
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加速了土耳其经济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1983年为3.3%，1985年为5.1%，1987年为7.5%，1989年为1.9%。相比之下，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发展速度，除1991年和1994年外，普遍超过了20世纪8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1990年为9.4%，1991年为0.3%，1992年为6.4%，1993年为8.1%，1994年为―6.1%，1995年为8%，1996年为7.1%，1997年为8%。另一方面，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导致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出口贸易增长幅度，1981年增长62%，1982年增长22%，1983年增长停滞，1984年增长25%，1985年增长12%，1986年增长6.3%，1987年增长36.7%。出口商品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1977—1979年仅为3.8%，1983—1986年上升为13.6%。1981—198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1%。相比之下，1980—1987年，出口额年均增长22%；1979—1988年，出口额从23亿美元增至117亿美元。伴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出口商品结构经历明显的变化；工业品出口额呈持续上升的趋势，构成20世纪80年代外向型经济长足发展的突出现象。1980年，土耳其出口商品总额为29亿美元，其中农产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高达64.7%，工业品仅占出口商品总额的26.9%。1990年，土耳其出口商品总额增至130亿美元，其中农产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为25.5%，工业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上升为67.9%。1997年，土耳其出口商品总额达到262亿美元，其中农产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仅为20.8%，工业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达到7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