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与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文化的主题
传统与现代，可谓土耳其共和国文化生活的首要主题。
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新航路开辟以来，人类逐渐从相对隔绝走向普遍交往，世界经济也由分散发展转为一体联动。然而人类的普遍交往颇具非平等性，世界经济的一体联动也呈现不平衡性。西方基督教世界逐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经受数个世纪的思想启蒙，科技和军事力量不断增强，掀起对外扩张的社会浪潮，开始执世界经济之牛耳，现代化逐渐启动并渐次深入。相比之下，伊斯兰世界长期墨守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准则、经济活动、军事组织和保守思想，在与西欧国家的激烈竞争中不幸落伍，长期蒙受军事失败、领土萎缩、主权沦丧等历史屈辱。尤其严重的是，因邻近西欧这一现代化策源地，包括奥斯曼帝国在内的中东地区较早地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之中，沦为基督教世界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农业剩余和社会财富开始大量外流，思想文化领域面临严峻挑战。然而，奥斯曼帝国现代化的艰难启动与土耳其共和国现代化的长期延续，也为不争的事实。
现代化理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其核心思想是进步观或发展观，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而持续发展。早期现代化理论或狭义现代化理论，又称经典现代化理论或传统现代化理论，盛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弗兰克·萨顿、列维、布莱克、拉斯托、亨廷顿、丹尼尔·勒纳、沃德等现代化理论家或明或暗地提出，现代化具有以下九大特征。1．革命性：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根本不同，所以现代化是一种根本性转变。2．复杂性：现代化涉及人类思想与行为的方方面面。3．系统性：现代化诸多要素之间相互联系。4．全球性：现代化缘起西欧，并随着欧洲思想和技术的传播而扩展至其他地区，当前社会要么是传统社会，要么是现代化和现代社会。5．长期性：现代化因具有革命性而带有长期性。6．阶段性：现代化固然从传统社会阶段开始，到现代社会阶段结束，但是在这一长期性的过渡过程中又分为若干阶段；各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许有所不同，但是一般而言都要经历大致相同的几个阶段。7．同质化：传统社会各不相同，但是现代社会却大体相似。8．不可逆：现代化在某些时期的某些方面也许会出现挫折和倒退，但是从整体上看其趋势是上升向前的。9．进步性：现代化会引发巨大阵痛，但是从长远来看能够带来福祉。
但是，经典现代化理论具有时代局限性，而且本身存在逻辑缺陷，因此许多学者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开始批判传统现代化理论，修正主义现代化理论随之出现。修正主义现代化理论家包括约瑟夫·古斯菲尔德、米尔顿·辛格、莱因哈德·本迪克斯、劳埃德·鲁道夫、苏珊娜·鲁道夫、S. N.埃森斯塔特、F. C.希斯塔尔曼等人。这些学者对传统现代化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现代性和传统性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和适用性；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关系；现代化概念本身的模糊性。
现代性和传统性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和适用性。首先，就现代性和传统性两者关系而言，它们并非对应概念。现代性的含义相对明确，但是传统性是一个“剩余概念”，含义过于模糊，从而抹杀“传统性”内部的诸多差异。实际上，现代性和传统性内部存在诸多差异，而且有时这种差异甚至还大于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的差异。其次，传统性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浑然一体。最后，现代性并不等于西方性。现代性在多大程度上是西方性？西方性在多大程度上是现代性？“非西方”（这是“西方”的剩余概念，含义同样模糊）的现代社会与西方的现代社会之间的差异，与西方传统社会和西方现代社会之间的差异，两者相较哪个更大？
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关系：传统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性与传统性截然对立而且此长彼消。但是修正主义现代化理论指出，现代性与传统性在诸多方面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并行不悖甚至相互强化。
现代化概念本身的模糊性：首先，传统现代化理论尽管指明现代化具有不可逆性和进步性，但是对现代化的范围、时间、方法和速度关注不够。其次，传统现代化理论尽管指出传统社会、现代化和现代社会三大发展阶段并认为现代化缘起于传统社会并终结于现代社会，但是并未指明他们所划分的三大发展阶段是历史阶段还是理想类型。如果是理想类型，则能被用来分析任何时期的社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如果是指历史阶段，则不合逻辑。如果兼具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现代化是一个历史阶段，那么传统性与现代性将不复成为一个历史阶段，只能充当历史的起点和终点，而这一结论显然与事实不符，也与逻辑相悖。最后，传统现代化理论所公认的现代化九大特征也一一遭到批判。1．革命性：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在诸多方面并行不悖甚至相互支持；因此，现代化并不具有革命性或曰根本性，而是具有较强延续性。2．复杂性：现代化可能仅仅在某些方面发生巨变。3．系统性：现代化某一方面的进步可能与另一方面的进步毫无关联。4．全球性：现代化只是西方的独特现象。5．长期性：后出现的现代化国家可以凭借革命手段或借鉴早先现代化社会的经验和技术，从而缩短现代化时间。6．阶段性：由于后出现的现代化国家可能缩短现代化时间，因此传统现代化理论家设想的现代化阶段可能被跨越。7．同质化：现代化可能强化每个社会的不同特征。8．不可逆：现代化可能是一种历史循环。9．进步性：现代化具有诸多消极影响，从整体上讲不具有进步性。
迄今为止，诸多学者认为，现代化缘起于西欧和北美，继而扩展至其他地区，是一个历史过程和一种进步趋势，体现在诸多领域。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具有全球性、阶段性和全面性。各个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浪潮中概莫能外，因而现代化具有全球性。现代化是一个长期性的转变过程，故不可避免地带有阶段性。由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诸多方面尖锐对立，所以现代化又呈现出全面性。在经济层面，从农本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即工业化，从自给自足到互通有无即市场化是其主要内涵。社会现代化则主要指城乡联系加强、闭塞状态消失、城市化进程以及职业流动。在政治层面，通常表现为民族国家的建立、官僚体制的形成、政治参与的扩大与依法治国的原则。此外，现代化还表现在意识形态层面。但是，少数学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对现代化的内涵和意义持有不同看法。
印度学者A.R.德赛在《现代化概念有重新评价的必要》一文中指出，诸多学者将“现代化”这一概念不加区别地广泛使用，认为西方的价值观和制度具有普适性，发达社会已经成功实现转变而其他社会可能具备也可能不具备实现这一转变的能力。作者认为，尽管现代化的核心过程也许具有普适性，但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与内源性现代化国家不同，而且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也有差异。埃及学者盖拉尔·A.阿明在《依附性发展》一文中批驳当时盛行于西方并被联合国所采纳的“现代化”概念。作者认为，西方人所创造的这一词汇仅能表明西方社会的一种独特历程，绝不具有普适性，不应成为欠发达国家的追求目标。关于当时欠发达国家的所处历史时期，作者非常悲观，他认为当时欠发达国家既没有出现发展，也没有出现现代化，仅仅是遭遇异质文明的入侵并在损失惨重之后向这种拥有优越感的文明屈膝投降而已，因此作者甚至质疑官僚机构的完善、知识的迅速增长、城市化水平提高等是否具有价值。土耳其共和国当代思想家法图拉·葛兰在其《迎向失落的天堂》一书中指出，现代化并不等于文明化。文明化是指一个社会共同体在创新社会制度、发展科学技术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还要提高精神境界，即坚定信仰、保持爱心、拥有热情和敢于担当。他认为，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并未消除由精神失落导致的唯利主义和野蛮屠杀等恶劣现象，所以并未实现文明化。同样的，长期效法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土耳其共和国，更不可能实现文明化。法图拉·葛兰所强调的“文明化”，实际上指融合传统、兼顾精神、全面和谐的“现代化”。
二、语言文字
语言是传递情感和信息的重要媒介，其表现形式有语音、文字、符号、图案、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等等。文字是人类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换言之，文字是语言的书面形式。语言的出现早于文字，但文字自发明之后则成为最为重要的语言形式。不过，语言改革显然比文字改革范围更广，难度更大。现代土耳其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目前土耳其共和国约九成民众以现代土耳其语为母语；其他国民则使用阿拉伯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库尔德语等数十种语言。现代土耳其文由奥斯曼文发展而来，后者使用阿拉伯字母，前者改用拉丁字母。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土耳其共和国（Türkiye Cumhuriyeti）语言文字改革则是奥斯曼语（文）转变为现代土耳其语（文）的重要节点。
奥斯曼文所用的阿拉伯字母表
现代土耳其文所用的拉丁字母表
文字改革是语言改革的重要内容，一般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正字法，即仅仅确定原有文字的形体标准和书写规则。比如汉字的正字法，一般旨在纠正错别字、清理异体字、反对乱用繁体字、严禁私造简化字，等等；比如拼音文字的正字法，主要用以规范原有字母的手写体和印刷体样式、缩写、标点，等等。二是改变字母体系。奥斯曼文采用阿拉伯字母，而现代土耳其文则采用拉丁字母，包括8个元音和21个辅音字母。三是改变文字性质。比如从表意文字转变为表音文字。土耳其共和国的文字改革，主要属于第二种类型，改变字母体系。
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以阿拉伯文书写，用阿拉伯语诵读。奥斯曼土耳其人虔信伊斯兰教，而且仰慕阿拉伯文化。因此，奥斯曼文采用阿拉伯字母书写。例如，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文中写作，在奥斯曼文中写作。阿拉伯字母不易书写，而且无法表达奥斯曼语的发音和语法。因此，奥斯曼文不易提高识字率，不利于凸显土耳其的民族特色，不利于印刷书籍报刊进而传播进步思想，成为阻碍奥斯曼帝国发展的重要因素。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字改革开始启动。
1923年2月即凯末尔革命成功后不久，纳兹米（Nazmi）在伊兹密尔举行的经济会议上提出用拉丁字母而非阿拉伯字母拼读土耳其语，遭到大会主席的反对。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凯末尔成为首任总统。1924年2月，有人在大国民议会上提出同样建议，也遭到否定。从1925年起，苏联境内的突厥语族开始全面采用拉丁字母，土耳其人即将陷入与同胞文化隔绝的窘境。1928年1月底，教育部长哈姆杜拉·苏卜西（Hamdollah Sobhi）说：“采用拉丁字母，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旧文艺注定将要成为废品。”[1]1928年5月24日，政府下令以国际数字代替阿拉伯数字。1928年6月26日，凯末尔在伊斯坦布尔的多尓马巴赫切宫主持召开一个特别会议，着手研究在几个月内采用拉丁字母拼读土耳其语的方案。8月2日，新字母即经过改造的拉丁字母在安卡拉问世。8月9日晚，凯末尔亲临共和人民党在塞拉格里奥公园举行的游园会，并发表演说：“我们必须让自己从多少世纪以来像铁箍似的束缚着我们思想的那些令人无法理解的符号中解放出来。你们必须尽快学会新的土耳其字母。”他指出，此举可以提高识字率，进而提高土耳其人的文明程度。[2]此后两个月，他携带黑板周游全国，多次出现在乡村广场、学校课堂、市政大厅和咖啡馆，亲自教授新字母，成为举世闻名的“首席教师”。其他高官和知识分子也群起仿效。一时间，学习新字母蔚然成风。1928年11月1日大国民议会通过《土耳其字母采用和实施法》，自11月3日起实施。法令规定：自1929年1月1日起，国家机关、公司、银行、协会以及社团在其工作文件中必须使用土耳其字母，土耳其语图书必须以新字母印刷。1929年6月1日后，政府不再接受用旧字母提交的各类申请，凡是用土耳其语教学的学校必须使用新字母，严禁使用阿拉伯字母出版的图书进行教学。1931年4月，过去只能够用阿拉伯文念的《古兰经》头一次译成土耳其文，加上土耳其文的注释出版。1932年1月，土耳其语《古兰经》首次在伊斯坦布尔公开诵读，此后宣礼塔上的唤拜词也可用土耳其语。土耳其共和国的文字改革宣告完成。
1928年9月，凯末尔在开塞利向人们讲授新字母 土耳其共和国的文字改革成效显著。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仅有1/10人口识文断字。现在，人民有义务掌握新土耳其语并将其教给自己的子女和邻人，甚至搬运工和船家。新的字母比较容易掌握，而且更能表音，故加速土耳其共和国的教育发展。例如，奥斯曼帝国在现代土耳其文中写作Osmanlı İmparatorluğu。从1923年至1938年，共和国的在校生人数增长一倍。2004年，共和国的识字率达到86.5%。土耳其人学习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甚至阅读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散文和韵文名著变得吃力，但是学习英语、法语或其他西方语言却变得相当容易。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Mustafa Kemal Ataturk，1881—1938年）认为，此前用来书写奥斯曼文的阿拉伯字母无法体现奥斯曼语的发音和语法，而且与伊斯兰教、历史、传统文明和奥斯曼帝国紧密相连，而拉丁字母则与世俗化、现实、现代化和民族国家相关，因此赞成采用修改后的拉丁字母书写现代土耳其语。
自突厥语族皈依伊斯兰教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就借助经典文献以及诗词歌赋深刻影响突厥语。作为突厥语的一支，奥斯曼语中也出现大量源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借词（实词和虚词）、语法、修辞甚至格律，几乎成为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三种语言的混成语，其中突厥语词汇仅占1/3左右，书面语尤其如此。更有甚者，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政界、学界和文坛特别是宫廷诗歌领域，许多文人墨客和达官贵人极度推崇直接采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进行写作，一些诗词竟然同时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相比之下，帝国下层民众特别是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农牧民，普遍使用较为质朴但是倍受鄙视的口语，其中包含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成分比重较小。显而易见，奥斯曼语的书面语和口语割裂严重，迥然不同，这不仅使上流人物得以垄断文化，而且使民族国家的构建遥遥无期。
鉴于奥斯曼土耳其语的弊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奥斯曼帝国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关注语言改革。1862年5月穆罕默德·米尼夫（Mehmet Minev）、1863年夏阿洪德扎代·费特赫·阿里（Fitehi Ali）、1869年流亡伦敦的青年奥斯曼党分子（New Ottomans）、1912年杰拉尔·努瑞（Jemal Nuri）、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陆军大臣伊斯梅尔·恩维尔（Ismail Enver，1881—1922年），均曾提出语言改革主张甚至付诸行动。其中一些人主张将奥斯曼语中比重过大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清理出去，即“纯化土耳其语”。然而，如果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成分彻底扫荡干净，奥斯曼语就将成为没有内脏和丧失血肉的一副枯骨。因此，在吸纳新词之前，还不宜清理旧词。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凯末尔决定凭借国家权力，发动一场不见硝烟的“语言战争”（Dil SavasI），继而打赢所谓的“文化战争”（Kultur SavasI）。
1924年3月5日，即土耳其共和国废除哈里发制度翌日，政府颁布“教育统一”法（Ogretim Birligi），革新学校教育的课程和教材，反映新形势和新知识的新课程和新教材迅速取代旧课程和旧教材，土耳其语授课获得扶持，采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教授的课程和教材受到排挤。从1928年夏秋开始，共和国开始实施文字改革，以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来拼读现代土耳其语。受此影响，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急剧下降。从1929年起，政府干脆要求中学普遍取消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课程，现代土耳其语课程受到高度重视。1982年《土耳其共和国宪法》即现行宪法第42款明确认可现代土耳其语在学校语言教育中的首要地位：“在教育和训练机构中，不得把土耳其语之外的任何一种语言作为母语传授给土耳其公民。”
1932年，土耳其共和国的文字改革基本完成。此时凯末尔决定宜将剩勇追穷寇，力图将文字改革和语言改革毕其功于一役，在将字母体系从阿拉伯字母改成拉丁字母的同时，迫切希望彻底剔除现代土耳其语中的阿拉伯和波斯词汇。1932年7月12日，凯末尔下令组建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Turk Dil Tetkik Cemiyeti）。此后几年，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致力于清除现代土耳其语中常用的阿拉伯和波斯的词汇，并从民间口语和奥斯曼语文献中寻找对应词。这几项工作得到了凯末尔总统的鼎力支持，仅举一例：1934年10月3日，凯末尔在总统府举办欢迎瑞典王子来访的晚宴上发表仅有161个词的短篇演说，其中有35个词属于搜寻来的对应词。
一是从民间口语中搜寻对应词。1932年9月首届土耳其语言代表大会在多尓马巴赫切宫召开，凯末尔出席。在这次大会上，诗人阿卜杜哈克·哈米德（Abdulhak Hamit）公开提出，现代土耳其语在剔除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时不应从东方各突厥语中寻找对应词，而应从前首都伊斯坦布尔的方言中搜寻对应词：“所要寻找的词既不在科尼亚，也不在埃迪尔内，既不在塞拉尼克，也不在喀什噶尔和布哈拉，而应该从伊斯坦布尔方言中寻找。”他还建议现代土耳其语以伊斯坦布尔方言作为标准音。[3]经过受挫和反思，凯末尔不再奢望从迥然不同的东方诸突厥语中寻找现代土耳其语的对应词，转而将目光下移，试图从民间方言中寻找对应词。从1933年1月到1934年7月，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编写“搜集指南”，并组建对应词搜集委员会，以各省省长和县长为主席，以各区区长为指挥员，成员涵盖教师及教育和卫生部门的负责人。每所学校作为一个搜集小组，按照“搜集指南”寻找对应词，并记入卡片。县城和省城分别编排每个搜集小组和每个县城找到的对应词，并分别将结果上报省城和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经过一年半的努力，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共收到卡片13万张。与此同时，报刊、电台和通讯社也配合搜集对应词。从1933年3月12日至7月2日，仅报刊就公布1 382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并收到1 100个对应词，其中640个对应词被搜集委员会接纳。
1936年8月第三届土耳其语言代表大会上，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改称土耳其语言协会（Turk Dil Kurumu）。1938年11月凯末尔总统逝世，但是由其亲手组建的土耳其语言协会并未停止工作。从1939年到1957年，在1933—1934年首次搜集对应词的基础上，土耳其语言协会分6次出版6卷《词汇搜集杂志》（Soz Derleme Dergileri）。从1952年起，土耳其语言协会第二次从民间口语中寻找对应词，共收到27.5万张卡片，比首次搜集形成的卡片数量多出一倍。依据两次搜集形成的40多万张卡片，土耳其语言协会从1963年至1982年分12次出版12卷《汇集词典》（Derleme Sozlugu）。现代土耳其语大量吸收了从民间口语中寻找的对应词，明显缩小了书面语与口语的差异，普通民众终于能够理解官方文件和学术作品，并在文化上自信起来，土耳其共和国的社会隔阂也有所消解。
二是从奥斯曼语文献中寻找对应词。1933年8月8日晚，即首次从民间口语中寻找对应词的活动开始后半年，凯末尔总统把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的委员召到总统府，经讨论后决定从古代突厥语文献特别是奥斯曼语文献中寻找替代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的对应词。此后，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研读了150部相关著作，制成12.5万张卡片，于1934年出版两卷本《奥斯曼语—土耳其语词汇对应梳理杂志》（OsmanlIcadan Turkgeye Soz KarsIlIklarI Tarama Dergisi），其中第一卷共848页，罗列7 572张卡片，第二卷为《土耳其语—奥斯曼语索引》。1935年，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出版《奥斯曼语—土耳其语手册》（OsmanlIcadan Turkceye Cep KIlavuzu）和《土耳其语—奥斯曼语手册》（Turkceden OsmanlIcaya Cep KIlavuzu），这是1934年版《奥斯曼语—土耳其语词汇对应梳理杂志》的修订本。从1943年到1957年，土耳其语言协会在爬梳280本突厥语文献的基础上，分4次出版4卷本《带例证的梳理词典》（TanIklarIyle Tarama Sozlugu）。
土耳其共和国的语言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现代土耳其语中的纯土耳其词汇所占比重明显上升。根据约米尔·阿斯木·阿克索依（Omer Aslm Aksoy）对现代土耳其语中词汇使用频率所作的统计：在语言改革之前，土耳其语中的外来借词占总词汇量的57%，而纯土耳其语词仅占43%。经过语言改革，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现代土耳其语中的外来借词比重降到28%，纯土耳其语词上升到72%。根据通杰尔·吾恰罗尔（Tuneer uearol）对词典中的词汇所作统计：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前，纯土耳其语词占38%，外来借词占62%。到20世纪70年代，外来借词降为37%，纯土耳其语词上升为63%。根据卡米列·伊蔑尔（Kamile Imer）对报纸上的新闻报道用语进行的统计：1931年即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成立前一年，纯土耳其语词为35%，外来词占65%；纯土耳其语词在1933年即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成立一年后上升到44%，1936—1941年进一步升至48%，1946年增至57%，1965年升至60.5%，到1977年升至66.5%。其中自始至终支持语言改革的一家报纸，在1977年新闻报道中所用纯土耳其语词的比率高达75.5%，到1982年12月这家报纸使用的纯土耳其语词上升到81%（同期反对语言改革的一家报纸所使用的纯土耳其语词为72%）。
不过，现代土耳其语在剔除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的同时，却在吸纳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词汇。根据土耳其语言协会常务会员、安卡拉大学史地文学院突厥语言文学系主任伊斯玛依·云维尔（Ismail Unver）对土耳其语中的西方语言借词所作统计：1928年“语言委员会”为推行新文字而编纂的《正字法词典》A字母中的西方语言借词为120个；1959年土耳其语言协会编纂的《土耳其语词典》（第三版）A字母中的西方语言借词为320个，该词典1988年新版A字母中的西方语言借词增为513个。[4]新土耳其语吸收英文和法文词汇，创造出dizel（柴油机）、frak（双排扣常礼服）、gol（足球，即英式足球）、gazoz（苏打，源自法语柠檬汽limonade gaseuse）、kuvafur（理发师coiffeur）、kovboy（牛仔）和taksi（出租车）等全新词汇。
伯纳德·路易斯这样评价凯末尔的语言文字改革：“一方面是关死过去的门，同时又打开了一道通往未来的门。”“土耳其从此便同自己的过去及东方最后决裂，并且终于使自己成为现代西方文明中的一分子了”。[5]
三、教育改革
传统伊斯兰教重视求知，《圣训》提及：“学者的墨迹比殉道者的血迹更加高贵”，“知识即使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宗教教育则是穆斯林接受传统教育的基本形式，《圣训》规定：“进入清真寺或接受教育的人，犹如为真主而战的勇士。”穆斯林自幼学习《古兰经》、伊斯兰教常识和阿拉伯语法，清真寺是穆斯林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麦克台卜（maktab，阿拉伯语中意为书写的场所）和麦德莱塞（madrasah，阿拉伯语中意为研究的场所）特指附属于清真寺的宗教学校，课程包括圣训学、教义学、伊斯兰教法和文学。奥斯曼帝国时期，官方宗教教育体制趋于成熟。麦克台卜特指宗教小学，构成初等学校的基本形式，遍布奥斯曼帝国城乡，面向大众教授《古兰经》的诵读、伊斯兰教常识和宗教道德。麦德莱赛是经学院，主要分布于大中城市，讲授阿拉伯语、波斯语、经注学、圣训学、教义学和教法学，主要培养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和宗教法官。在世俗化改革之前，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学校处于瓦克夫的地位，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
19世纪前期，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效法埃及穆罕默德·阿里进行的现代化改革，设立工程学校、音乐学校、医学院和外语学校，并派遣赴欧留学生，世俗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截至19世纪30年代末，宗教学者欧莱玛控制的宗教学校仍然构成奥斯曼帝国的主要教育载体。1839—1876年坦泽马特时代，教育领域出现了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兼设传统宗教课程与现代世俗课程的官办穆斯林学校始建于1839年，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现代教育的初露端倪。1845年3月帝国政府设立专门委员会，对境内学校进行调查。1846年，政府出台教育规划，力图建立大中小学齐全的世俗教育体制。同年，帝国创办公共教育会议，并于1847年改称公共学校部，相当于教育部。1856年，帝国颁布法令允许非穆斯林进入官办学校接受教育。1861年成立第一所女子高等学校，1866年成立公共教育部。1869年，奥斯曼帝国颁布公共教育法，宣布12岁以下的儿童实行强制性教育，采用现代教育方式，规定在帝国境内的乡村和城市普遍设立不同层次的世俗学校，其中500人以上的村庄设立称作鲁斯迪耶的四年制初级学校，千人以上的市镇设立称作伊达迪的三年制中等学校，省城设立称作苏塔尼耶的高等学校，同时创办女子学校，面向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招收学生，教育经费纳入政府预算。初级学校开设宗教、语言、算术、历史和地理等课程，中等学校开设逻辑、经济、地理、历史、数学、工程、物理、化学和绘图等课程，高等学校开设人文科学、外语、经济、国际法、自然科学、工程技术。1869年，奥斯曼帝国的第一所高等学校成立于伊斯坦布尔的加拉塔区，采用法语和法国教学方式。此外，美国、奥地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相继创办教会学校，其中多数为初级学校，也有少量中等学校，采用西方教学模式，学生主要来自非穆斯林的米勒特。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奥斯曼帝国仅有世俗小学60所，学生3 370人，均为男生。1867年，世俗小学增至1.1万所，男性学生24万人，女性学生13万人。1878—1908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世俗教育取得了重大进展。1895年，世俗初级学校达到2.9万所，男性学生64万人，女性学生25万人。另据相关统计，1895年，世俗中等学校的学生为3.5万人，世俗高等学校的学生为0.5万人，军事学校的学生为1.7万人。1895年，奥斯曼帝国总人口1 900万人，包括穆斯林1 400万和非穆斯林500万，各类学校的学生总数为130万人，其中世俗学校的学生人数约90万人。世俗教育逐渐挑战宗教教育，宗教小学麦克台卜已经成为世俗教育的重要载体。青年土耳其党执政时期，世俗教育的地位继续提升，高级宗教学校麦德莱赛成为改革重点。1910年政府出台新教育条规，要求麦德莱赛必须教授数学、地理和化学等自然科学以及哲学。1912年，帝国出现隶属于达尔·法农（Darülfünun，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前身）的一所神学院，一度挑战麦德莱赛在高级宗教教育领域的垄断地位，不过在1919年被迫解散。1914年帝国出台麦德莱赛改革法，将伊斯坦布尔的麦德莱赛划分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两类，从事中等教育的麦德莱赛相当于初中和高中层次，从事高等教育的麦德莱赛相当于本科和研究生层次。1915年，教育部开始管理伊斯坦布尔的麦德莱赛。
服饰改革后的马哈茂德二世
凯末尔时代，世俗教育体系臻于完善。政府规定每个村庄必须建立一所五年制小学，市镇必须设立普通中学或职业中学，在中学之上有伊斯坦布尔大学和安卡拉大学等普通高校，此外还有备受重视的师范教育和成人教育。从1923年到1940年，土耳其共和国的乡村学校数量增长一倍，从5 062所增至11 040所；教师总数从12 458人增至28 298人，增长133%；学生总数从352 668人增至1 050 159人，增长300%。1927年，识字率为10.6%；1940年，识字率达到22.4%。1933年，奥斯曼大学改称伊斯坦布尔大学。1936年，创办安卡拉大学。1923—1940年，高等学校从9所增至20所，教师从328人增至1 013人，学生从2 914人增至12 147人。
1933年凯末尔视察伊斯坦布尔大学
1933年凯末尔与安卡拉女子高中师生合影
凯末尔时代，在世俗教育空前发展的同时，宗教教育陷入谷底。1924年3月政府出台《教育统一法》，废除麦德莱赛；由教育部管理全国的教育事宜；为了满足穆斯林的宗教需求，同时培养具有科学素养的宗教学者，法令允许设立伊玛目—哈提卜中等学校（Imamhatip Okullari）以及隶属大学的神学院（the Faculty of Ilahiyat）。1924年4月21日，伊斯坦布尔大学再次设立神学院，分为8个专业，学制3年，主要研习经注学（Tafser）、圣训学（Hadith）、教法学（Figih）、宗教史、阿拉伯文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和伦理学等课程。毕业生求职困难，因而生源很不景气，神学院在1933年被迫解散。1929年，政府取消中学中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课程，与这两种语言联系密切的宗教教育再次受到沉重打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共和人民党部分党员于1946年12月24日在大国民议会上提议恢复宗教教育，但是遭到总理雷杰普·佩克尔（Recep Peker，1889—1950年）严词拒绝。两年之后形势发生变化，土耳其共和国宗教教育开始复兴，主要表现为大学神学院和中等教育阶段伊玛目—哈提卜宗教学校的广泛设立，以及宗教课程进入世俗中小学的课堂。这是伊斯兰复兴运动在文化领域的重要表现。
一是大学神学院的广泛设立。1949年1月7日安卡拉大学提议开设神学院，并于5月3日获得议会首肯。议会认为：“为了依据科学原则来研究宗教问题，也为了宗教人士能够更好地提高专业能力而提供必要条件，安卡拉大学评议会决定按照西方模式创办一所神学院。”[6]同年10月安卡拉大学神学院开始招生。1959年6月10日大国民议会通过第7344号法令，允许伊斯坦布尔大学重新开设神学院。此后，许多大学纷纷开设神学院。到1997—1998学年，神学院在读学生人数为14 320名，其中女生约占1/3。大学神学院毕业生人数不多，他们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一门西方语言，因此在就业市场颇受欢迎，能够进入教育部或宗教事务部工作，或者前往伊玛目—哈提卜学校以及普通中学任教。
二是伊玛目—哈提卜中等宗教学校的广泛设立。1948年5月20日，共和人民党部分党员建议教育部增设伊玛目—哈提卜学校。鉴于这项提议，教育部在8座城市设立为期10个月的伊玛目—哈提卜课程。1951年政府在7座城市设立伊玛目—哈提卜宗教学校，到1954—1955年这一数字扩大到16座。1955年，2 181名学生在伊玛目—哈提卜学校就读。1968年，伊玛目—哈提卜学校在校生人数为33 400名。1970年，44 227名学生就读于约100所伊玛目—哈提卜学校。1980年伊玛目—哈提卜学校数目达到249所。1988年，伊玛目—哈提卜学校超过700所，在校生达24万人。1997年伊玛目—哈提卜学校仍有604所，在校生人数高达511 502人。伊玛目—哈提卜学校除开设传统的宗教课程、阿拉伯语以及土耳其语言文学之外，还严格贯彻教育部的方针政策，开设逻辑学、社会学、数学、西方语言、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政治理论（主要是凯末尔主义与共和国革命）、国防知识和体育等现代课程，因此学生所受教育比较全面。但是，宗教学校的毕业生人数严重供大于求，所以半数左右的学生在学成之后并未到清真寺或学校工作，而是在经济领域和政府机关从业，或者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深造。1997年2月2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向内阁提议将义务教育由5年延长至8年，即从小学延长到初中；根据这项提议，同年6月内阁出台了新的教育改革法。受此影响，伊玛目—哈提卜学校的生源急剧减少。到2001—2002学年，伊玛目—哈提卜学校就读人数降至71 583名，就业情况有所改善。
三是宗教课程再次进入世俗中小学的课堂。1949年年初，部分中小学开始设立宗教选修课，时间为每周六下午，长达两个小时，学生家长可以自行决定子女是否选学这门课程。1950年11月4日政府公布第7691号条例，将宗教文化课列入中小学的必修课，而那些拒绝选修这门课程的中小学学生家长，必须预先向校长递交书面申请。1956年8月14日政府公布第9406号条例，将宗教课程纳入小学教育。1956年9月19日政府出台第9406号条例，允许宗教课程进入中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课堂。1982年11月7日由全民投票表决通过的土耳其共和国新宪法即现行宪法作出最终安排：“宗教文化课和道德修养课应列为小学和中学的必修课。除此之外的宗教教育取决于本人的意愿，未成年者则取决于他们法定代理人的要求。”
但是，土耳其共和国强调凯末尔奠定的世俗主义原则，宗教教育仍然处在次要地位。1982年宪法序言规定，宪法体现了“根据政教分离原则，绝对不许以神圣的宗教信条干预国家事务和政治的原则”。宪法第2款规定：“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民主的、非宗教的、社会的法治国家。”第42款规定：“教育和训练应遵照阿塔蒂尔克确立的原则和改革的方针，在现代科学与教育方法的基础上，在国家的监督和控制下进行。不得建立违反这些原则的教育机构和训练机构。”第24款规定：“宗教和道德的教育应在国家的监督和控制下进行。”“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出于把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或法律基本制度建立在——即使部分地——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或谋取政治利益和个人影响等目的，利用或滥用宗教感情或宗教视为神圣的事物”。[7]
进入21世纪，土耳其共和国已经建立十分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其教育水平稳居发展中国家的前列。从层次上讲，覆盖学前、小学、中学、大学和校外各个阶段；从主体上讲，包括公办学校和私立学校；从客体上讲，涉及正规教育和夜校、远程、成人教育等非正规教育；从技术上讲，传统授课与多媒体授课相辅相成；从内容上讲，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并行不悖，职业教育和升学教育相得益彰。
四、宗教思想
土耳其共和国宗教思想特别是伊斯兰复兴思想的杰出代表，一是活跃在20世纪前半叶的赛义德·努尔西（Said Nursi，1873—1960年）；二是生活在20世纪后半叶至今的法图拉·葛兰（Muhammed Fethullah Gülen，1941— ）。
赛义德·努尔西，库尔德人，1873年生于安纳托利亚半岛东部的比特利斯省，历经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两个时代，是20世纪前半叶的著名宗教思想家，早期“努尔库运动”（Nurcu Movement）的杰出领袖，代表作是巨著《光的书信》（另译《光明集》或《光明论语》）（Risale-I Nur Kulliyati），其宗教观、政治观、科学观和教育观对法图拉·葛兰影响很大。奥斯曼帝国统治末期，努尔西支持宪政运动并反对外国入侵。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位末期，努尔西请求在家乡凡城（Van）设立一所现代大学，遭到奥斯曼帝国当局粗暴拒绝，因此他开始投身青年土耳其革命，即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宪政运动。1909年4月13日，保守派在首都发动兵变，打击当政的青年土耳其党，4月24日，兵变遭到镇压。在此期间，努尔西一度入狱，后来获释并返回家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努尔西反对俄国策动的土耳其境内亚美尼亚的分离运动，抗议英国侵占伊斯坦布尔，支持凯末尔领导的民族革命。凯末尔革命与改革时期，努尔西一度受邀参加大国民议会，后因凯末尔推行世俗化改革而与当局分道扬镳，在1923年春再次返回故里，远离喧嚣，苦心思索，耗时3年撰写著作《光的书信》的前言部分。然而好景不长。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凯末尔推行的土耳其化政策严重损害库尔德人的利益，库尔德人遂于1925年年初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发起叛乱，试图恢复伊斯兰教法、重设哈里发制、构建库尔德人的独立国家，遭到残酷镇压。作为居住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的库尔德人，努尔西虽然没有参与这次叛乱，却受到政府迫害，逃到伊斯坦布尔。流亡期间，努尔西继续撰写《光的书信》一书，其追随者通过手抄著作和口耳相传等形式传播努尔西的思想，并逐渐形成一种伊斯兰复兴运动。政府大为恐慌，将其著作列为禁书，法院判定《光的书信》拜读者即努尔西信徒为努尔库。法官认为，努尔西涉嫌非法组织苏非教团，故判处其11个月的监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土耳其共和国的政党制度开始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型，1946年1月成立的民主党在1950年5月的议会选举中击败执政近30年的共和人民党。在此次议会选举前后，民主党逐渐改变凯末尔时代的宗教政策，努尔西及其追随者也积极支持民主党。1960年，努尔西在土耳其共和国东南部城市乌尔法逝世，享年87岁。
赛义德·努尔西
法图拉·葛兰
努尔西的宗教观、政治观、科学观和教育观均体现其宗教思想。
宗教观。努尔西认为，宗教信仰是人类理解世界、明辨是非、控制欲念和约束行为的重要力量，因此有神论优于无神论，美洲和西欧优于苏联和东欧。出于这种逻辑，他支持土耳其共和国加入北约，并认为宗教信仰与现代化并不冲突。但是，不同宗教以及教派必定存在诸多差异，这就需要信仰对话。努尔西认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应该加强沟通，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则要实现和解。1953年他曾拜访伊斯坦布尔的一位大主教。他还呼吁逊尼派和什叶派捐弃前嫌：“任何事过多或不及都不好，适可而止才是中正之道……啊，逊尼派，信仰真理的人们，阿拉维人，以热爱先知家族为道的人们，赶快结束你们之间无谓、不忠、不公、有害的争吵吧……你们是惟一主的信仰者，你们必须抛弃有害团结的东西，你们之间至少存在一百条神圣的纽带，要求你们兄弟相恤，团结一致。”[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