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处女作《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Cevdet Bey ve Ogullan）将故事发生地设定在作者长期生活过的伊斯坦布尔尼森塔斯区，描绘祖孙三代创造财富和效法西方的历程，正如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所言，这部作品“讲述一个家庭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家庭的故事”。由于这部作品紧密结合作者及其父辈和祖辈的亲身经历，所以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在2006年12月8日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发表受奖演说《父亲的手提箱》（Babamin Bavulu）时特意提及父亲对这部小说的赞赏态度：“我用颤抖的手将打印好的文稿送给父亲，希望听取他的意见。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相信他的鉴赏品位和智慧，以及他的意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而且是由于他并不反对我成为一个作家。我迫不及待地等待他的答复。两个星期后他来到我这里，没有说话，只是张开双臂拥抱着我，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他非常喜欢这部作品。接着，他告诉我，总有一天我会收获无限快乐，正如我今天站在这里接受诺贝尔奖一样。”1983年，《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获得《土耳其日报》小说奖和奥尔罕·凯马尔小说奖。
如果说《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主要关注东方与西方的关系，那么1983年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寂静的房子》（Sessiz Ev）则在延续这一主题的基础上，开始触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部作品从祖母法蒂玛、孙子法鲁克、孙子麦汀、侍者瑞赛普及侍者的侄儿哈桑这5个人的视角，审视20世纪初祖父塞拉哈亭苦心孤诣用奥斯曼文编撰四十八卷本百科全书的痛苦经历。奥斯曼帝国统治末期，无神论者塞拉哈亭不容于当时，被流放到首都伊斯坦布尔郊外，他认定东方伊斯兰世界已全面落后于西方基督教诸国，故决心皓首穷经编写一部百科全书。他曾豪气万丈地宣告：“当我完成四十八卷全书的时候，所有要表达的思想将全部表达出来，我将一举填补东西方难以置信的鸿沟。每个人都会被迷住。”[20]但是，在国父凯末尔的极力推动下，土耳其共和国从1928年起开始废止奥斯曼文。1928年11月大国民议会通过的《土耳其字母采用和实施法》规定，自1929年1月1日起，国家机关、公司、银行、协会以及社团在其工作文件中必须使用土耳其字母，土耳其语图书必须用新字母印刷。因此，塞拉哈亭的鸿篇巨制顿时成为废品。他的遭遇成为20世纪20年代末土耳其共和国众多学者锥心苦痛的一个缩影。1984年，《寂静的房子》获得土耳其玛达拉勒小说奖（Madarali Novel Prize）；1991年，《寂静的房子》（法文版）荣获欧洲发现奖（Prix de la Découverte Européenne）。
1985年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白色城堡》（Beyaz Kale）继续关注东方与西方的关系，不过首次将触角伸向几百年前，描述意大利奴隶与奥斯曼学者互换身份的特殊经历，强调运用“自我”与“他者”两种视角同时打量一种文明，表明东方伊斯兰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具有共通性和互补性。在这部作品中，年轻的威尼斯学者乘船前往意大利那不勒斯，在海上遭遇奥斯曼帝国舰队，被俘后走进伊斯坦布尔的监狱，几经周折与一位比他大五六岁的奥斯曼人霍加相识，这时威尼斯人惊奇地发现自我与他者的长相极其相似：“过了一会儿，另一扇门打开，一个约比我大五六岁的男子走了进来。我震惊地看着他的脸，立刻感到恐惧不已。我和进屋男子的相似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我竟然在那里……这是跃入我心中的第一个想法。”这暗示东方伊斯兰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原本就有共通性。曾接受威尼斯学者治疗的奥斯曼帕夏，将这个西方人赠予霍加为奴。由于东西方之间的长期战争和彼此仇恨，双方开始不由自主地分别吹嘘西方基督教世界和东方伊斯兰世界的文明成果，暗示前现代的诸多文明曾经彼此隔绝、恐惧或蔑视。接着威尼斯奴隶和奥斯曼学者为自我的求知欲所驱使，作出惊人之举——互换身份和服装，尤其是开始运用双方所学的医疗知识消灭奥斯曼帝国的瘟疫，这说明不同文明之间具有互补性。在互换身份数年之后，两人的差异已经极其微小，彼此合作非常融洽，说明不同文明在交流互补之后会增强其共通性。不过，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寄托着一种理想，那就是枪炮、火药等杀人工具最好不要像医学知识等救人科技那样互通有无，否则得不偿失。例如在这部作品中，奥斯曼学者从意大利奴隶那里学到枪炮和火药的制造和使用技术，遂为奥斯曼帝国苏丹制造大炮，这些武器却在对波兰人的战争中陷入喀尔巴阡山脉“白色城堡”外的泥沼中，丧失用武之地，奥斯曼学者霍加借助浓雾的掩护逃离白色城堡，来到意大利，而意大利奴隶则继续充当奥斯曼学者的替身。[21]《白色城堡》使帕慕克的影响力越出国界，开始享有国际声誉。1990年《白色城堡》荣获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Independent Foreign Fiction Prize）。《纽约时报》如此评价《白色城堡》及其作者帕慕克：“东方崛起一颗新星——奥尔罕·帕慕克。《白色城堡》是……一部洋溢着独特才华的小说……作者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
1985—1988年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暂时摆脱文学创作的羁绊，前往美国爱荷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owa）国际写作课程班学习文学创作，沉下心来学习德国现实主义小说家和散文家保尔·托马斯·曼（Paul Thomas Mann，1875—1955年）、法国意识流小说先驱瓦伦坦·路易·乔治·欧仁·马塞尔·普鲁斯特（Valentin-Louis-Georges-Eugène-Marcel Proust，1871—1922年）、法国文学家兼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年）、意大利小说家兼新闻工作者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1985年）、意大利小说家、哲学家、美学家兼史学家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1932— ）、英国意识流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年）、阿根廷小说家、散文家、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年）、关注美欧文化交往的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年）、美国意识流小说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年）、生于耶路撒冷并移居美国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1935— ）等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技法，这使他得以在文艺理论上超越其国内同行，对他日后的小说创作大有裨益。后来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坦陈：“我的所有小说都是混杂的完美产物。我把西方现代主义，或者我从西方文学中学到的时尚世俗的东西和伊斯兰传统文本混合在一起，和苏非的寓言放在一起，产生出一种混杂结构。我所有的故事和小说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22]
1990年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黑书》（Kara Kitap）的风格与之前几部小说截然不同，堪称其系列小说中最晦涩难懂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20世纪80年代，伊斯坦布尔律师加勒普（Galip）的漂亮妻子露雅（Ruya）与露雅的同父异母兄弟、著名新闻记者杰拉尔·萨利克（Jelal）偷欢并失踪，临行前只留下一张纸条。加勒普开始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漫无目的地寻找爱妻，甚至潜入杰拉尔·萨利克的公寓，穿上他的衣物，接打他的电话，拜读他的文章，企图从中追寻蛛丝马迹，顺藤摸瓜找到“奸夫淫妇”的藏身之所，却一无所获。与此同时造化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手段升级为目的，目的堕落为手段，追寻失踪者足迹渐渐成为模仿杰拉尔·萨利克文章的一种手段而非目的，加勒普陷入拜读并模仿杰拉尔·萨利克文章的泥潭而无法自拔，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再次模糊起来，如果没有杰拉尔·萨利克这位他者，加勒普就将丧失自我，至于是否能够发现露雅和杰拉尔·萨利克的行踪已经变得无足轻重。正在此时，一天夜晚，加勒普在公寓中获悉那对奸夫淫妇均已死亡，故事到此戛然而止。帕慕克曾经这样评价：“在《黑书》里我实现了我多年想要做的。它是一种拼贴画式的方法。从历史、未来、现时中取来的片断，如同彼此之间无关联的故事……把它们拼贴在一起，是一种用来指明要理解和暗示的意义的好方法。绘画中使用拼贴法的难度是三维空间因透视法而不能消失。在小说中拼贴法不仅把小说从线性叙事的单调中解救出来，而且也给小说一个三维空间，一个过去、现在、将来的维度。”有的学者认为这部作品可谓一部“元小说”：“《黑书》是一部更关注如何讲故事而不是故事本身的小说……一系列关于文学的问题在《黑书》中得到仔细思考：虚构和真实、模仿和原创、抄袭和真诚、互文性及读者的态度……”[23]1995年，《黑书》荣获法兰西文化奖（Prix France Culture）。
《黑书》曾经与足球比赛这一热门话题失之交臂。2008年6月7—29日，奥地利和瑞士共同举办欧洲杯决赛，包括土耳其国家足球队在内的16支劲旅参赛。在比赛前夕，一贯喜欢足球并多次观看球赛的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接受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专访。当记者询问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是否准备在其文学作品中描绘球赛时，他不无遗憾地回忆起，《黑书》原稿中曾有一段关于球赛的描绘，但作者最终将这些内容删除了，现在他颇感后悔：1984年11月14日，成立于1923年并在1962年“脱亚入欧”的土耳其国家足球队，在伊斯坦布尔主场比赛中，以0∶8大比分输给英格兰足球队，蒙受奇耻大辱。当时，正在伊斯坦布尔追寻爱妻露雅的加勒普，恰好从广播中听到关于这场球赛的实时报道，心情更加沉重。无独有偶，1987年10月14日，土耳其国家足球队在伦敦客场比赛中，再次以0∶8输给英格兰足球队。在作者看来，土耳其国家足球队的两次惨败，恰好象征着土耳其在与西欧交往的历史、现状和心理中的“屈辱”。早在2005年秋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因《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获德国书业和平奖（Peace Prize of the German Book Trade）后，作者在德国法兰克福致辞时就论及土耳其的自豪与屈辱：“当我试图理解这种耻辱，我总是把它与它的对立面——自豪联系起来。”“我们知道，只要有太多的自豪，每当人们太过自豪，总会有耻辱和屈辱的幽灵在游荡。因为，无论在哪里，只要人们深感屈辱，我们就会看到自豪的民族主义出现。我的小说正是取材于这些黑暗的素材，这些耻辱、这些自豪、这些愤怒，还有这些挫败感”。2006年12月8日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发表受奖演说《父亲的手提箱》，再提屈辱与自尊的关系。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在这次专访中从足球谈到土耳其国家足球队，进而再度论及屈辱与自尊、足球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关系。《明镜》周刊记者提问：“而今土耳其足球队对这个国家的现状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帕慕克回答：“葡萄牙前独裁者安塔尼诺·萨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1889—1970年）曾将足球作为控制全国的工具，变成他麻醉民众的鸦片，从而维持国内稳定。如果土耳其也是如此，倒还不错。但是，在土耳其，足球并非鸦片，而是激发民族主义、排外心理和专制主义的机器。我同样相信，正是球赛失败而非胜利，才能强化民族主义。”《明镜》周刊记者追问：“为什么会是这样？”帕慕克回答：“正是灾难造就民族主义，无论这种灾难是地震还是战败。托尔斯泰在其系列小说中，曾讲述抗击拿破仑的战争究竟怎样塑造俄罗斯人的民族认同感。土耳其队以0∶8输给英格兰队，也是同样的一场灾难。”《明镜》周刊记者提示：“不过土耳其国家足球队在6年前的世界杯中还获得季军呢！”在2002年5月31日—6月30日韩日世界杯决赛周，土耳其国家足球队在小组赛中以1∶2负于巴西队、1∶1战平哥斯达黎加队、3∶0击败首次冲入世界杯的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在八分之一决赛中以1∶0击败东道主日本队，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以1∶0击败曾淘汰世界杯上届冠军法国队的塞内加尔队，在半决赛中再度与巴西队狭路相逢并以0∶1惜败于本届世界杯冠军之手，在季军争夺赛中以3∶2击败东道主韩国队。帕慕克承认上述事实，但是强调土耳其国家足球队自从丧失2006年德国世界杯参赛资格后，与土耳其媒体一起将失败原因归咎于裁判不公和各类阴谋。所以他断言：“这太可怕了，现在土耳其足球助长着土耳其民族主义，却不利于整个国家。”
1995年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借鉴德国浪漫传奇小说的死亡主题，创作小说《新人生》或《新生活》（Yeni Hayat）。在这部作品中，伊斯坦布尔大学生奥斯曼的叔父、一名退休的铁路工人雷夫基·哈特创作一本冠名《新人生》的奇书，此书承诺将赐予读者“新人生”。雷夫基·哈特不知出于何种动机，将此书送给富翁那伦之子麦赫梅特。麦赫梅特读过《新人生》后，将这本书送给自己的恋人、奥斯曼的同学简娜，继而神秘失踪。不久，奥斯曼在简娜那里发现这本奇书，同时被简娜和奇书迷住，决心与简娜一起拥有“新人生”并找到麦赫梅特。两人放弃在伊斯坦布尔的大学生活，无止无休地换乘汽车，向东穿行安纳托利亚半岛的乡村，所到之处传统沦丧，一路之上事故频发，暴力冲突此起彼伏，两人战战兢兢惊心动魄，最后才大梦初醒：原来麦赫梅特并未去世，而是化名“奥斯曼”继续逍遥，享受所谓的“新人生”。探险结束之后，对土耳其共和国现状心灰意冷的简娜与他人结婚并迁居德国；痴情汉奥斯曼则痛失恋人，孑然一身，决心报复欺世盗名的假“奥斯曼”即麦赫梅特。正在此时，那伦从私家侦探那里得到消息，正是雷夫基·哈特创作《新人生》并送给麦赫梅特，使后者沉湎其中生死未卜，于是一怒之下雇人杀死雷夫基·哈特，并极力销毁《新人生》。奥斯曼背负旧恨新仇，历经艰险找到麦赫梅特将其杀死，不料却在坐车返回伊斯坦布尔的途中死于一场“交通事故”，想必是那伦下的黑手。奥斯曼在弥留之际万念俱灰：“我知道这是我生命的结束……我绝不希望死，也不想进入新人生。”帕慕克曾说：“对于土耳其来说，西化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与其说是斗争还不如说是一种生活风尚。土耳其200年前就决定走西化之路，至今仍在途中。国家的大多数斗争都围绕这个问题。在我的小说《新生活》中我把它变成了一场游戏，以反讽的方式审视它。”[24]显然，在帕慕克笔下，《新人生》中的死亡游戏譬如土耳其历史上西化主义者与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社会撕裂与政治对立。
1998年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写出不朽名著《我的名字叫红》（Benim Adim Kirmizi）。这部小说共59章，书名源于
第31章的标题“我的名字叫红”，全书娴熟运用“复调艺术”，出现20种“我”即叙述主体，分别为：“我是一个死人”，出现于第1章；“我的名字叫黑”，出现于第2、第7、第11、第20、第22、第27、第33、第36、第40、第42、第49和第52章，共计12次，频率最高；“我是一条狗”，出现于第3章；“人们将称我为凶手”，出现于第4、第18、第23、第28、第46和第58章，共计6次；“我是你们的姨夫”，出现于第5、第17、第21、第29和第37章，共计5次；“我是奥尔罕”，出现于第6章；“我是艾斯特”，出现于第8、第15、第25、第39和第53章，共计5次；“我，谢库瑞”，出现于第9、第16、第26、第30、第32、第34、第48和第59章，共计8次；“我是一棵树”，出现于第10章；“人们都叫我‘蝴蝶’”，出现于第12、第44和第55章，共计3次；“人们都叫我‘鹮鸟’”，出现于第13、第45和第56章，共计3次；“人们都叫我‘橄榄’”，出现于第14、第43和第57章，共计3次；“我是一枚金币”，出现于第19章；“我的名字叫死亡”，出现于第24章；“我的名字叫红”，出现于第31章；“我是一匹马”，出现于第35章；“奥斯曼大师就是我”，出现于第38、第41和第51章，共计3次；“我，撒旦”，出现于第47章；“我们两个苦行僧”，出现于第50章；“我是一个女人”，出现于第54章。这种“复调艺术”不仅蕴含伊斯兰传统文学的技巧，而且借鉴19世纪欧洲小说家特别是俄国作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的创作手法，可谓东西合璧基础上的出色创新。
小说中出现了一系列重要人物：
一是奥斯曼帝国苏丹。他对传统的细密画（miniature）不感兴趣，却对欧洲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的透视法绘画情有独钟，同时不敢公开违背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关于严禁绘制肖像的训令，于是在1590—1591年密令“姨夫”召集帝国画坊总监、细密画大师奥斯曼的4位高徒学习透视法绘画，务必通过绘画展现帝国全貌和苏丹威严。“橄榄”说：“苏丹陛下渴望编辑一本受到法兰克艺术家影响的手抄本，彰显他的威势。”在其中一位代号为“高雅”的画师被残忍杀害后，苏丹命令奥斯曼和黑在3天内严查真相并捉拿凶手。
细密画：苏莱曼一世的最后一战——1566年西盖特瓦尔战役 二是帝国画坊总监、细密画大师奥斯曼。他在“高雅”被杀后与一位名叫“黑”的昔日弟子奉旨查察，后获得苏丹恩准进入宝库遍览一流画作，从而认定其得意弟子“橄榄”就是真凶，但是为了保护爱徒而没有明言。同时，这位珍视传统的细密画大师意外发现宝库中的许多画作采用西方透视法绘制肖像，虽然准确生动，却明显亵渎安拉和先知的训诫，故怀着复杂的心情用针刺瞎自己，此举可能是为了防止自己效法异教徒的绘画艺术，至少是让自己不再继续阅览用透视法绘制的肖像画。凶手也是这么理解的：“奥斯曼大师明白苏丹陛下想拥有法兰克大师风格的个人肖像，察觉爱如己子的你们全部背叛了他，于是，昨天深夜，在宝库里，他拿这根金针插入自己的双眼……”“橄榄”对其他3位细密画画师说：“噢，我的弟兄们，我们背叛他真是大错特错。”于是捉拿真凶的任务最终落到黑的身上。
三是奥斯曼的4位高徒，代号分别为“橄榄”、“鹳鸟”、“蝴蝶”和“高雅”。他们原本受苏丹之命和“姨夫”指派，分工合作，以透视法绘像，其中橄榄最具才华：“毋庸置疑地，我，上色的手法最纯熟，线条画得最直，镀色的作品最佳。”但是橄榄指责其他3位细密画画师和“姨夫”均盲从西方，自我矮化。橄榄自陈：“和我们共同绘画了25年之后，高雅先生已经与我们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告诉我，他见到了最后一幅画，画中蕴含的深重罪孽我们一辈子都洗刷不掉。他断言我们每一个人最后都会下地狱遭受火炼。”橄榄在向黑辩解时称，高雅在被杀前曾对他说：“你姨父在最后一幅画中，厚颜无耻地使用了欧洲的透视法。画中的物品不是依照它们在安拉心中的位置依次所绘，而是根据肉眼所见的形态——如同法兰克人的画法。这是一项很大的罪孽。第二项罪，则是把苏丹陛下——伊斯兰的哈里发——画成和一条狗同等大小。第三项罪，也是关于撒旦描绘成相同的大小，甚至把他画得模样讨人喜。不过，比起这些，最严重的一道罪——在我们的绘画中引进法兰克技巧的必然结果——则是要依照真人大小描绘苏丹陛下的肖像，还要画出他脸上所有的细节！正如偶像崇拜者的作为……或者，就好像基督徒画在教堂墙壁上日夜膜拜的‘肖像’一样，那些无可救药的异教徒，天生忍不住去崇拜偶像。”因此，橄榄先是杀害高雅，将其丢弃到枯井中，并在其尸体旁丢弃一张草就的裂鼻栗色马匹图，继而杀死“姨夫”，并从“姨夫”家中取走“最后一幅画”。橄榄说：“那幅画，将不见容于苏丹陛下、像我一样追随前辈大师的插画家，也将不见容于忠于信仰的穆斯林。”后来，黑和奥斯曼认定橄榄就是真凶，橄榄在受伤并辩解、刺伤黑后，夺路而逃，在前往码头的途中遭遇黑的情敌，被后者斩首。
四是黑。他早年师从奥斯曼精研细密画，后到帝国东部及波斯萨法维王朝任职12年，见多识广，思维缜密，受姨夫邀请返回首都伊斯坦布尔，案发时36岁，继续追求暗恋多年的姨表妹谢库瑞，而谢库瑞则要求黑在为其父报仇雪恨之前不得与她同居。于是，黑与奥斯曼一起查案，在苏丹宝库中遍览顶级画作且奥斯曼自刺双眼之后，终于弄清案件真相，让凶手橄榄露出原形并用金针将其一只眼睛刺伤，却在聆听橄榄辩解时不意被后者夺走匕首，鼻子被刺上，肩膀遭酷刑。在橄榄被黑的情敌意外杀死后，奄奄一息的黑返回谢库瑞的家中，后者履行其关于为父报仇后就与黑圆房的承诺，与黑相伴余生。
五是谢库瑞，黑的姨表妹，美丽动人，深受黑的眷恋，但在黑离开伊斯坦布尔3年后，嫁给一个奥斯曼骑兵，生育长子谢夫盖和幼子奥尔罕，几年后守寡，案发时24岁。在橄榄死后，谢库瑞与身负重伤的黑长相厮守。
六是黑的“姨夫”即谢库瑞之父。他秉承苏丹旨意，指派奥斯曼的4位高徒以西方透视法分别绘制树、马、撒旦、死亡、狗和女人肖像，再将这些肖像组合起来，在四周页缘镀金。“姨夫”曾对黑说：“我和苏丹画坊里的最优秀的细密画画家一个一个地说好了。我让他们有的人画一条狗，有的人画一棵树，有的人我请他绘制页缘装饰及地平线上的云朵，有的人则负责画马。我想透过我所描绘的各种事物呈现苏丹的帝国全貌，就好像威尼斯大师们在画中所表达的那样。然而，与威尼斯画家不同，我的作品不是描述财富，而当然是反映其丰富的内心世界，它将表现苏丹帝国的种种喜悦及恐惧……我想要借由树的不朽、马的疲倦和狗的粗鄙来体现荣耀的苏丹陛下与他的帝国。我要求我的那些代号为‘鹳鸟’、‘橄榄’、‘高雅’及‘蝴蝶’的画家们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自己的题材。”后来，他被橄榄杀害。橄榄说：“你姨父……在旅行途中看到了法兰克大师的绘画，不禁感到一股卑躬屈膝的敬畏，于是深深迷恋上了这种艺术风格，一天到晚向我们吹嘘——你一定也听过那一大堆透视和肖像画的胡扯。”橄榄对黑说：“我杀死你姨父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他无耻地逼迫伟大的奥斯曼大师去模仿威尼斯画家塞巴斯提亚诺；第二，因为我一时软弱，降低姿态问他我是否拥有个人风格。”
描绘苏莱曼一世1554年夏天在纳希切万进军的细密画 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认为：“激发我写作这本书激情的主要是伊斯兰细密画。我把我看过的细密画里不可胜数的细节都放在了小说里。在爱和战争背后潜藏的古典伊斯兰故事是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不过在今天西方化的大趋势下，很少有人记得他们了。《我的名字叫红》是想向这些被遗忘的故事和无数美轮美奂的图画致敬。”[25]然而，前现代的伊斯兰细密画画家严格遵守先知穆罕默德的训令，不能绘制人和动物的肖像。相传先知穆罕默德曾说过：“复生日在真主面前，遭受烈刑者当为画有生命之物的像的画家”，“谁在今世绘制有生命之物的像，在复生日那人将被迫为其所画之像注入生命，而他是无法注入生命的”。迟至奥斯曼帝国盛期，伊斯兰细密画也只能为文学和书法充当页缘装饰或书内插图，或助读者调节神经，或供解释文字内容，总之是文学和书法的附属品。但是，大胆绘制肖像的西方透视法绘画艺术开始传入奥斯曼帝国，并与伊斯兰细密画互争雄长。在这部作品中，黑对橄榄说：“过去波斯大师的插画，甚至赫拉特伟大画师们的经典作品，因为终究被视为页缘装饰的延伸，不会有人反对。人们认为它们的功用在于加强文之美与书法之雅。而且，老实说，谁会去看我们的饰画？然而，当我们开始使用法兰克的技法后，我们的绘画变得不再着重装饰花纹或繁复图案，而更接近简单明了的肖像。这正是荣耀的《古兰经》所禁止、我们的先知所反对的行为。苏丹陛下与我的姨父都非常了解这个道理。我的姨父便是因此而遇害的。”橄榄曾说：“就算我们遵循已故姨父和苏丹陛下的旨意，降低身份去模仿法兰克大师，也会缩手缩脚，不只是因为有艾尔祖鲁姆教徒或高雅先生这些人的阻挠，更是因为我们内心不可避免的怯懦，使得我们无法走到最后。就算顺从魔鬼左右，坚持下去，弃绝过去所有的传统，企图追求个人的风格和法兰克的特色，一切仍是白费力气，我们终究会失败——正如我费尽毕生能力和知识，还是画不出一幅完美的自画像。这幅甚至一点也不像我的粗糙自画像，告诉我一件我们都心知肚明但始终不愿承认的事实：法兰克人的娴熟技巧需要经过好几个世纪的磨炼。即使姨父大人的书完成了，送到威尼斯画师手中，他们看了一定会轻蔑地冷笑，而威尼斯总督也将附和他们的奚落——别无其他。他们会嘲讽奥斯曼人放弃了身为奥斯曼人，并且从此不会再害怕我们。如果我们能继续依循前辈大师的道路，该有多好！可是没有人想要，高贵的苏丹陛下不要，黑先生也不要——忧郁的他渴望有一张宝贝谢库瑞的肖像。那么，你们就坐在这儿，花上个几百年来模仿法兰克人！”黑曾问橄榄：“为什么你一定要坚持纯正？”橄榄回答：“因为你们将毕尽余生仿效法兰克人，只希望借此取得个人风格。但正是因为你们仿效法兰克人，所以永远不会有个人风格。”[26]
《我的名字叫红》将历史背景设定在16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盛期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尽管内容纯属虚构，然而情节跌宕起伏，并且生动描绘了伊斯兰传统社会时期的细密画与基督教世界现代透视法和现实主义个性画之间的尖锐冲突，从绘画艺术这个侧面深刻揭示了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东方与西方、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开化、自我与他者、现实与理想、独立与依附、自尊与效法之间的二元对抗。但是，作者在小说中寄托着一种文化宽容的理想情怀，即在正视文化差异和冲突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对话甚至融合，正如小说中的人物艾斯特所言：“没有什么是纯粹的。上帝同属于东方和西方。”这正是帕慕克的过人之处。2002年，《我的名字叫红》荣获法国优秀外国作品奖（Prix du Meilleur Livre Etranger）和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Premio Grinzane Cavour）。2003年，《我的名字叫红》赢得爱尔兰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奖金10万欧元；获奖理由是这部小说“邀请读者切身体验到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张力，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窗户”。2006年，《我的名字叫红》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在颁奖公告中说明为何授予帕慕克诺贝尔文学奖：“他在追求故乡忧郁灵魂的过程中，发现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以及文化交融的新象征。”12月8日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帕慕克发表受奖演说《爸爸的手提箱》（Babamin Bavulu）。帕慕克的父亲在2000年即去世之前两年，来到帕慕克的书房，将一只装有本人手稿和笔记的小手提箱送给儿子。帕慕克由此引申开来，谈论自己对作家的独特理解：“作家是一种能够耐心地花费多年时间去发现一个内在自我和造就‘他的世界’的人。当我谈到写作时，我脑子里想到的不是小说、诗歌或文学传统，而是一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单独面对自己内心的人；在内心深处，他用言语建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对我来说，做一名作家就是去挖自己内心深处的隐秘伤疤，真正去拥有这些伤和痛，把它们变成我们精神和作品中看得见的部分。一个作家闭门数十载，就是在用这种姿态宣示一个基本的人性，揭示一个没有中心的世界”。
“两年前，读完《我的名字叫红》之后，即对帕慕克先生娴熟的文学技巧赞赏不已。在土耳其使馆召开的研讨会上，我曾经说过：‘天空中冷空气与热空气交融会合的地方，必然会降下雨露；海洋中寒流与暖流交汇的地方，必然会繁衍丰富的鱼类；而在多种文化碰撞交流的地方，总是能够产生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因此可以说，先有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然后才有了帕慕克的小说。’这段话被多家报刊引用，我自己也颇为得意。但读完了他的《雪》之后，我感到惭愧，因为那段看起来似乎公允的话，实际上是对帕慕克创作个性与艺术技巧的忽略。当然，伊斯坦布尔这座联结欧亚大陆，有着悠久历史，融会了多种文化，汇聚了诸多矛盾和冲突的城市，毫无疑问地对帕慕克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像帕慕克这样一个具有优雅气质、饱读诗书、对人类命运极为关切的文学天才，即使不在伊斯坦布尔，依然会创作杰出的作品，依然会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2002年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雪》（Kar）是关于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东部边境卡尔斯城政治斗争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中的“雪”具有多层含义，从而使这部作品给人以层峦叠嶂之感。一是自然界的雪，无论是雪花还是积雪；二是小说主人公卡（Ka）创作的《雪》；三是小说中出现的一位介于作者帕慕克与主人公卡（Ka）之间的人物“奥尔罕”刻意追寻的《雪》；四是帕慕克创作的《雪》。卡进入卡尔斯城不久，纷纷扬扬的雪花使这座城市一度与外界交通中断，铺天盖地的积雪为卡尔斯城平添几分神秘色彩：“雪无处不在，人物在雪中活动，爱情和阴谋在雪中孕育，思想在雪中运行。雪使这个小城与世隔绝，雪制造了小城里的扑朔迷离、变幻莫测的氛围。”“他在书中数百处写了雪，每一笔写的都是雪，但因为他的雪都与Ka的心境、Ka的感受密切结合着写，因此，他的雪就具有了生命，象征也就因此而产生”。例如小说中这样写道：“雪在一种神秘甚至是神圣的寂静中飘着，除了自己时隐时现的脚步声和急促的呼吸声，卡听不到任何声音……有的雪花缓缓地向下坠落，而另外一些则坚决地向上，向黑暗深处升去，然而大厅里一片死寂……大家像蜡烛一样一动不动地坐着……”莫言称之为“丰富的象征”与“神奇的比喻”，“这样的描写，既是物理的，更是心理的。这样的比喻，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写过雪的作家成千上万，但能把雪写得如此丰富，帕慕克是第一人”。[27]
小说的主人公卡（Ka）是一位诗人，曾流亡德国12年，回国后计划前往卡尔斯城，寻找生活在那里的爱人伊派克。卡来到卡尔斯城后，特别关注部分女学生因无法戴头巾而愤然自杀的社会问题，而这一问题与教俗冲突和女权运动等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1980年9月军人政变之后，政府发布针对公务人员的《服饰和衣装法》，严禁妇女戴头巾。1983年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严禁戴头巾的女大学生听课和考试。1984年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声称，戴头巾的女大学生是共和国世俗主义原则的敌人和妇女解放的障碍，因此理应被开除。1988年祖国党控制的议会表决通过一项法令，允许在校女大学生戴头巾，但军人出身的总统柯南·埃夫伦和宪法法院均认定这一法令违背凯末尔确立的世俗主义原则，因此加以否决。进入20世纪90年代，关于女学生是否可以戴头巾的争论愈演愈烈。1997年年初土耳其军方再度干政，解散繁荣党与正确道路党的联合内阁，宣布取缔头巾。1998年秋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三令五申，严禁女大学生和女教师戴头巾。1999年议会选举中，戴着头巾的当选女议员一律被剥夺议员资格。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帕慕克在《雪》中描绘了一些女大学生因坚持戴头巾而被迫自杀的社会现象。与此同时，受其好友、一位日报记者之邀，卡（Ka）正在撰写一篇关于卡尔斯市选举的文章，着力剖析穆斯林与异教徒和无神论者，军队与政府和民间，世俗政党与伊斯兰复兴主义者，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尖锐对抗。初来乍到的卡被迅速卷入卡尔斯城的纷繁聒噪和残酷斗争之中，最后以出逃和死亡告终。“读者跟随着Ka，一步步深入迷宫，先是像Ka一样迷茫，继而像Ka一样惊悚，然后伴随着他，体验着幸福、痛苦、企盼、焦虑、犹豫、嫉妒等感受，直至逃离这座城市。Ka直到死时，大概也没弄明白他这次爱情之旅何以演变成了死亡之旅，但读者却明白了他的失败，在于他的看似纯洁无瑕的爱，其实包藏着贪欲、自私和怯懦”。莫言称之为“叙事的迷宫”。[28]在帕慕克看来，《雪》是其第一部政治小说：“小说写了关于土耳其的各种问题：一方面是贫困、沮丧、失业、文化身份问题；另一方面是暴力倾向、成为英雄的渴望、试图得到爱、宗教、伟大思想拯救的愿望以及不能理解他人等问题。”没错，帕慕克作为一位观察细致、思想敏锐、悲天悯地的杰出作家，的确对上述问题具有独立见解，但是作者在小说中并未跳将出来进行道德说教，他曾说：“《雪》没有打算做任何宣传或提供任何政治教训。”[29]2006年，《雪》获得法国梅迪契外国作品奖（Prix Medicis Etranger）。
伊斯坦布尔不仅是土耳其共和国最大的海港城市，文化、工业和金融中心，而且是一座地跨欧亚两洲的大都会，于20世纪70年代建成通车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将位于城西欧洲色雷斯的旧城和新城，以及位于城东亚洲安纳托利亚半岛的于斯屈达尔区连成一体。无论伊斯坦布尔，抑或其前身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气候温和，物产丰饶，人文荟萃，经历了亚洲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双重滋润。这座城市也是欧亚两洲共享的一顶王冠，在欧亚交通、洲际贸易、文化交流方面享有盛誉。位于欧洲部分的旧城更是镶嵌在这顶王冠上最为耀眼的一颗明珠，基督教堂、清真寺、皇宫、陵墓、街巷、城墙、饮水渠、图书馆、博物馆、学校、医院、浴池、店铺、客栈和市场等历史遗迹比比皆是，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
19世纪末于斯屈达尔景色
拜占庭城墙
2005年，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创作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Istanbul： Hatiralar ve Sehir）就是一部具有回忆录性质的作品，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屈辱与自尊，这些与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紧密相关的二元对立关系，仍然萦绕在作者脑际：“伊斯坦布尔最伟大的美德，在其居民有本事通过西方和东方的眼睛来看城市……伊斯坦布尔最萧条的时候，城里的居民有半数时间也觉得自己像外来者。依据看待方式而定，他们觉得不是太东方就是太西方，所造成的不安使他们担心无所归属。”“十六到十八岁之间，部分的我就像激进的西化分子，渴望城市完全西化，我对自己也寄予相同的期望。但另一部分的我却企盼归属于我凭本能、习惯、回忆而渐渐爱上的伊斯坦布尔”。“呼愁”即“忧伤”则是这座城市与这部作品的主题词。作者在“呼愁”一章这样解释：“‘呼愁’一词，土耳其语的‘忧伤’，有个阿拉伯根源：它出现在《古兰经》时，词义与当代土耳其词汇并无不同。先知穆罕默德指他妻子赫蒂彻和伯父塔里布两人过世的那年（即公元619年，笔者注）为……‘忧伤之年’，证明这词是用来表达心灵深处的失落感。”不过“现在我们逐渐明白，‘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我想说明的是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的‘呼愁’”。[30]2005年《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后因评委们对该作品的褒贬不一而未能获奖。但是同年秋作者因这部作品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Peace Prize of the German Book Trade），授奖辞这样赞扬帕慕克：“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任何作家，可以像奥尔罕·帕慕克那样，探究西方在东方，以及东方在西方所留下的历史足迹。”“欧洲和身处伊斯兰文明的土耳其相互找到了存在的位置。”获奖后，帕慕克在德国法兰克福致辞时论及土耳其的自豪和屈辱：“当我试图理解这种耻辱，我总是把它与它的对立面——自豪联系起来。”“我们知道，只要有太多的自豪，每当人们太过自豪，总会有耻辱和屈辱的幽灵在游荡。因为，无论在哪里，只要人们深感屈辱，我们就会看到自豪的民族主义出现。我的小说正是取材于这些黑暗的素材，这些耻辱、这些自豪、这些愤怒，还有这些挫败感。”2006年12月8日奥尔罕·帕慕克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发表受奖演说《父亲的手提箱》，再提屈辱与自尊的关系，而这组概念在土耳其特别是在伊斯坦布尔，往往与东方和西方这组概念交织在一起：“文学最迫切的任务，是要讲述并研究人类的基本恐惧：被遗弃在外的恐惧、碌碌无为的恐惧以及由这些恐惧衍生的人生毫无价值的恐惧；集体性的耻辱、挫折、渺小、痛苦、敏感和臆想的侮辱，还有民族主义者的煽动……”“我们曾看过西方社会以外的民族和国家，常常因为被恐惧折磨得犯一些愚蠢的错误。我也知道西方一些国家和民族对自己的财富，对他们把我们带进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主义有着不一般的自豪，但他们时不时地也由于自我满足，干出一些同样愚蠢的事来”。
2008年5月21—31日，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之邀，帕慕克来华访谈和参观。5月21日下午，“奥尔罕·帕慕克访华新闻发布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举行，有中国记者询问帕慕克究竟属于东方作家还是欧洲作家，帕慕克回答：“我反对这种分类。我很高兴自己同时属于这两个世界，我是西方和东方幸福的共同体。”“我并不完全属于这两个世界。我的土耳其性多多少少就意味着我既不是纯粹欧洲的，也不纯粹是传统的，而是两者的结合。这就需要与这两个源头都保持距离。在文化上，特别是在文学上，我更是一个西方人。但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在我的城市中，我更是一个东方人，但我想保持自己的距离”。“东方世界有伟大的传统和悠久的历史，但同时我们又希望享有现代化。追求现代化是否意味着忘记传统和往昔的美丽？我试图回答这些问题”。5月22日上午，帕慕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说：“小说使我离开无聊、破碎、沉闷的世界，走向深沉多样的世界。”“精神是小说家们一生都在努力揭示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幸福和不幸并不是来自我们的生活本身，而是来自我们所赋予它的意义。我一生都在试图探索那种意义”。5月23日“奥尔罕·帕慕克作品研讨会”举行，莫言等17位中国学者宣读论文，评价帕慕克的文学作品。5月24日，帕慕克先后在北京大学附中和北京大学发表演说，其中下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题目是《你为谁而写作？——凝视故乡的忧郁灵魂》，他讲道：“一个作家的真实性确实取决于他融入自己所生存的世界的能力，但也同样取决于他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不断变化的身份的理解能力。”[31]5月28日，帕慕克离开北京，前往绍兴、杭州、上海参观，并于5月31日结束访华行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