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Masumiyet Muzesi），再次将故事场景设置在伊斯坦布尔。在这部作品中，男主人公凯末尔计划在1975年6月中旬与其女友、曾留学法国的富家女子茜贝尔举行订婚仪式。1975年4月27日晚，时年30岁的凯末尔与茜贝尔在伊斯坦布尔约会时，后者相中瓦里科纳大街香舍丽榭精品店橱窗中的杰尼·科隆品牌包。翌日中午，凯末尔走进香舍丽榭精品店买包，却意外碰到在店里打工的远房表妹芙颂。芙颂是凯末尔远房表姑内希贝与塔勒克先生的女儿，家境贫寒，年方二九，美丽聪慧，正准备几个月后参加高考，幼年时就认识比她大12岁的凯末尔。1975年5月凯末尔与芙颂暗恋偷情，却并不愿意迎娶芙颂。凯末尔与茜贝尔的订婚仪式极尽奢华之能事，并邀请芙颂参加。此后，芙颂突然失踪。凯末尔良心发现，毅然与茜贝尔解除婚约，然而芙颂却并未现身。凯末尔沉湎情欲，思念成疾，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穷追不舍，虽险象环生却终于如愿，在两年后找到了芙颂，发现后者已嫁作他人妇。为了抚平心中的痛苦，凯末尔开始收集芙颂扔掉的烟蒂和触碰的一切。7年后，回心转意的芙颂与丈夫离婚，与凯末尔一起赴法国自驾游，准备与后者结婚。不料凯末尔表示，结婚已经毫无意义。芙颂悲痛欲绝，开车撞树，自杀身亡。凯末尔大难不死，追悔不已，将芙颂生前所用的发卡、顶针、钥匙、纸牌和烟灰缸，连同此前收集的烟蒂等物，一起悉心珍藏于芙颂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超越年龄差别、职业归属、性格差异、贫富贵贱，因而是“纯真博物馆”。
总体来看，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系列文学作品特别关注伊斯坦布尔，并聚焦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屈辱与自尊、依附与独立、辉煌与衰败之间的关系，而这座城市与这些关系，无一例外是异常复杂的，成为观照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共和国、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亚洲文明与欧洲文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多面镜子。正如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所言：“我关心的是复杂性、混杂性和事物的丰富性。”“我所有的小说都是关于东西方之间隔阂与融通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成为一座桥梁，一座不属于任何大陆和文明的桥梁，这样可以有特殊的机遇在两种文明之外观察两种文明”。“也许我唯一想教给我的读者、土耳其读者和国际读者的是：东西方之间的区别是一件很假的事。即使不是假的，东西方的事物也可以容易地结合，产生新的东西。如果我能在读者的思想中灌注这点，让他们认识到这一新式特别的事物，那么对我也就足够了”。[32]
作者点评：
土耳其共和国时期，既有面朝西方的语言、文字和教育改革，也有与时俱进的宗教思想；既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也有蜚声全球的小说成就。形形色色的政治家、宗教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对东方与西方、中东伊斯兰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继承与革新、宗教与世俗、精神与科技、自尊与屈辱、独立与依附之间的关系，普遍进行深刻思索。土耳其共和国国父凯末尔及其后继者推行的语言、文字、教育、美术和音乐改革，长期贬低东方、中东伊斯兰文明、传统、历史、继承、宗教、精神，在赢得政治独立和物质进步的同时，造成土耳其在欧洲诸国面前产生屈辱和依附心理。相比之下，赛义德·努尔西和法图拉·葛兰两位宗教思想家，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等小说家，以鲁特菲·欧麦尔·阿卡德、伊尔马兹·居内依、赛米·卡普拉诺格鲁为杰出代表的电影导演，则冷静思索土耳其共和国走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缺陷并针砭时弊，提出融合东方与西方、中东伊斯兰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继承与革新、宗教与世俗、精神与科技的宽容理念，使土耳其人在政治和物质领域获得自尊和独立的同时，在宗教和精神方面摆脱屈辱和依附状态，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 * *
[1] （英国）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1页。
[2] （英国）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2页。
[3] 王远新：《土耳其的语言改革》，《语言与翻译》1992年第3期，第59页。
[4] 王远新：《土耳其的语言改革（续）》，《语言与翻译》1992年第4期，第65页。
[5] （英国）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3页。
[6] 任婷婷、蒋苑昕：《世俗化改革与土耳其宗教教育的发展》，《世界历史》2012年第5期，第41页。
[7] 姜士林、陈玮主编：《各国宪法大全》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第426—448页。
[8] （美国）《穆斯林世界》，1999年7—10月合刊，第255页；转引自敏敬：《从努尔西到努尔库运动——土耳其文化伊斯兰概说》，《西亚非洲》2004年第2期，第44页。
[9] 李艳枝：《现代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思想家——赛义德·努尔西》，《世界宗教文化》2007年第4期，第19页。
[10] 李艳枝：《法图拉·葛兰伊斯兰思想解析》，《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第167页。
[11] 李艳枝：《法图拉·葛兰伊斯兰思想解析》，《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第168页。
[12] 李艳枝：《法图拉·葛兰伊斯兰思想解析》，《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第167—168页。
[13] 李艳枝：《法图拉·葛兰伊斯兰思想解析》，《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第167—168页。
[14] 李艳枝：《法图拉·葛兰伊斯兰思想解析》，《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第167页。
[15] Fethullah Gulen， Towards the Lost Paradise， London： Truestar， 1996， p.11. 转引自李艳枝：《法图拉·葛兰伊斯兰思想解析》，《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第164页。
[16] Fethullah Gulen， Towards the Lost Paradise， London： Truestar， 1996， p.72. 转引自李艳枝：《法图拉·葛兰伊斯兰思想解析》，《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第165页。
[17] （英国）伯纳德·路易斯著，郑之书译：《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31页。
[18] （英国）伯纳德·路易斯著，郑之书译：《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43—345页。
[19] 杨中举：《奥尔罕·帕慕克：追求文学创作、文化发展的混杂性》，《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1期，第88页。
[20] 杨中举：《奥尔罕·帕慕克：追求文学创作、文化发展的混杂性》，《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1期，第89页。
[21] 奥尔罕·帕慕克著，沈志兴译：《白色城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5页。
[22] 杨中举：《奥尔罕·帕慕克：追求文学创作、文化发展的混杂性》，《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1期，第93页。
[23] 杨中举：《奥尔罕·帕慕克：追求文学创作、文化发展的混杂性》，《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1期，第90页。
[24] 杨中举：《奥尔罕·帕慕克：追求文学创作、文化发展的混杂性》，《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1期，第88页。
[25] 杨中举：《奥尔罕·帕慕克：追求文学创作、文化发展的混杂性》，《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1期，第91—92页。
[26] 奥尔罕·帕慕克著，沈志兴译：《我的名字叫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7] 奥尔罕·帕慕克著，沈志兴、张磊等译：《雪》，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莫言：《好大一场雪——帕慕克长篇小说〈雪〉赏析》，《作家》2008年第13期，第9—10页。
[28] 莫言：《好大一场雪——帕慕克长篇小说〈雪〉赏析》，《作家》2008年第13期，第9页。
[29] 杨中举：《奥尔罕·帕慕克：追求文学创作、文化发展的混杂性》，《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1期，第92页。
[30] 奥尔罕·帕慕克著，何佩桦译：《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第244—245页，第305页。
[31] 穆宏燕：《奥尔罕·帕慕克访华综述》，《外国文学动态》2008年第4期，第36—38页；魏丽明、魏李萍：《帕慕克的意义：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帕慕克的中国之行》，《国外文学》2008年第3期，第123—125页。
[32] 杨中举：《奥尔罕·帕慕克：追求文学创作、文化发展的混杂性》，《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1期，第88页，第92—93页。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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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奥斯曼王朝苏丹世系表
奥斯曼：1281—1326年在位
乌尔汗：1326—1362年在位
穆拉德一世：1362—1389年在位
巴叶济德一世：1389—1402年在位
穆罕默德一世：1413—1421年在位
穆拉德二世：1421—1451年在位
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年在位
巴叶济德二世：1481—1512年在位
塞里姆一世：1512—1520年在位
苏莱曼一世：1520—1566年在位
塞里姆二世：1566—1574年在位
穆拉德三世：1574—1595年在位
穆罕默德三世：1595—1603年在位
艾哈迈德一世：1603—1617年在位
穆斯塔法一世：1617—1618年在位
奥斯曼二世：1618—1622年在位
穆斯塔法一世：1622—1623年在位
穆拉德四世：1623—1640年在位
易卜拉欣一世：1640—1648年在位
穆罕默德四世：1648—1687年在位
苏莱曼二世：1687—1691年在位
艾哈迈德二世：1691—1695年在位
穆斯塔法二世：1695—1703年在位
艾哈迈德三世：1703—1730年在位
马哈茂德一世：1730—1754年在位
奥斯曼三世：1754—1757年在位
穆斯塔法三世：1757—1774年在位
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1774—1789年在位 塞里姆三世：1789—1807年在位
穆斯塔法四世：1807—1808年在位
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
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1839—1861年在位 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1861—1876年在位 穆拉德五世：1876—1876年在位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1876—1909年在位 穆罕默德五世：1909—1918年在位
穆罕默德六世：1918—1922年在位
后记
“文革”刚刚结束的1978年秋，17岁的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离开东北小城吉林，走进湖光塔影的燕园。从那时起，我便与历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当初选择报考历史专业，自己的想法非常单纯，那就是少年时期目睹十年浩劫，渴望远离喧嚣的现实，探寻远去的悠悠岁月，在如烟的往事中觅得内心宁静的半亩方塘。
我原本对中东历史一无所知。读大学时，懵懂中对神秘的印度文明饶有兴趣，心驰神往。读硕士生期间，曾经遵从师命，以西欧中世纪城市为题完成学位论文。1988年秋，我有幸考入朱寰先生门下，攻读中世纪史专业的博士学位。入学伊始，朱寰先生考虑到我出身于伊斯兰教职业者家庭，建议我将中世纪阿拉伯史作为研究方向，以弥补当时国内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空白，我欣然接受。此后的20余年间，我从学习阿拉伯语开始起步，辗转各地搜集资料，撰文著书，涉足领域也逐渐从中世纪阿拉伯史延伸到中东现代史。
1991年取得博士学位后，我留在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任教。1996年年初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后，除为本科生讲授基础课世界上古中古史外，继续以主要精力从事中东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多年来，我没有可以依托的学术团队，仅凭一己之力，虽颇多艰辛，苦衷数言难尽，毕竟偶有心得，尚可聊以自慰。
在学术成长的道路上，恩师朱寰先生始终对我给予厚爱，自不待言。其他诸位学界前辈，特别是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孙义学先生、北京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纳忠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马克垚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杨灏城先生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袁明先生，均曾在学业上对我关怀备至，使我获益匪浅，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2013年初夏，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资深编辑张广勇先生的邀请，为其主持的《世界历史文化丛书》撰写一部《土耳其通史》。张广勇先生是出版界的前辈，尽管未曾谋面，却早已久闻大名。张广勇先生的要求是，作者独力完成，作品能成为作者珍视的代表作。承蒙张广勇先生的信任，深感荣幸。然而，我虽研究中东史已有多年，却长期侧重对于中东的区域性宏观考察，写国别史并不见长，惶恐之余，不敢怠慢，遂放下手头的其他事务，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潜心构思，耗时一年多，终于完成了书稿的写作工作。
本书
第六章《奥斯曼帝国的文化成就》和第十九章《土耳其共和国的文化成就》，特邀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志华博士撰写，在此予以说明。
哈全安
201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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