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宴之后，赵匡胤又干了些别的事情，说出来可以让日后提出“精兵简政”口号的李鼎铭晕死四遍，因为太祖施行的政策，可以归纳为“精兵繁政”。
宋初的军队建制是这样的：正规军称禁军，归中央直接掌管，和平时“列营京师，经备宿卫”，同时也“分蕃屯戍，以捍边围”，其统帅为殿前都点检。地方长官掌握的军队称“厢军”，总领于侍卫司；再往下是“乡兵”，是按户籍抽调的壮丁，或由各地自行招募来的地方兵，经过训练可加强地方上的统治；最后是“蕃兵”，是边区少数民族组成的军队，数量很少，必要时可以配和禁军作战。禁军统帅殿前都点检的权力非同小可，具体影响力参照赵匡胤登基过程。
针对这种情况，废除殿前都点检一职后，太祖首先进行军权分解，将禁军统领权一分为三，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侍卫步军都指挥司三司共同掌管，即所谓“三衙统领”，对各指挥使仅赋统兵之权；又设立枢密院，有调兵之权，于是统兵的不调兵，调兵的不统兵，借用袁腾飞的话说，禁军统领就好比雇用司机，枢密院可以派车，禁军将领只负责开车。
同时以文官担任枢密使，掌管枢密院，开创文人调兵的先河。
接着是实行更戍法，就是禁军定期更换驻地，但将领不随军调动，以达到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目的。
关于这个想法的来源，斯诺说，夜宴前赵匡胤和赵普聊天，谈到“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之后，太祖问道：“就算权力分散，那如果各都指挥司培植个人势力，该当如何？”赵普略作沉思，把面前的杯子和赵匡胤的杯子对换了一下。太祖微微一笑，把杯子放回原地，里面的水互相换了一下，说：“不错，我也是这么想的。”于是随后赵匡胤下令：京城驻军有的要轮流到外地或边境戍守，有的要到产粮的地方就粮。这种轮流驻防的办法称为“更戍法”，官方的解释是锻炼士兵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经常更换将领，你们有机会见到更多的名人。
最后，是下令挑选一些具有相同特征的士兵，原则是琵琶腿（大腿粗壮）、车轴身（肩宽腰细），高度适中，体力强健——听起来很像如今的干部——作为 “兵样”送到各路，然后将各藩镇所辖厢军、乡兵里面符合兵样特征的精壮之士，编入禁军。这样做的结果就像咱们去水果摊挑苹果，把个大的、色红的都选完了，剩下都是些干皱的、烂皮的，以后只好扔掉。以此类推，一旦某地身高体壮，武艺高强的厢军、乡兵都被编入禁军，剩下士兵的战斗力就会极弱，只能抓抓小偷、收拾收拾无证摊贩。
所有的事干完了，赵匡胤长舒了一口气，心想这下睡觉肯定是可以睡安稳了。
不过赵匡胤睡安稳了，他的子孙后代可就睡不安稳了。
用几句以前历史课本上学来的废话说就是，宋太祖的这些措施，加强了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形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
不过，对讲这些的人，可以送他们一句话：站着说话，不腰疼。
关于上述政策的长远影响，本文后面还会不断涉及，此处就不展开了。
鲁迅的《而已集》中有《文学与出汗》一文，文中骂梁实秋说：“上海的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例如英国，莎士比亚和别的一两个人所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所以至今流传，其余的不这样，就都消灭了云。”
徒步小时候上学，老师讲授这篇课文的时候，将鲁迅的话奉为圭臬，言谈之间对梁实秋多有贬抑，时过境迁，如今鲁迅的文章被从课本中一一删除，再过些时日是否还有读者都未有定数，至于后人评价其文对比梁实秋的“描写人性”之作，是能“至今流传”，还是“都消灭了云”，就更是未可知了。
因为不光是文学，所有得以流传的东西，我们都能从中看到人性的体现。
夜宴之事过去不久，宋太祖赵匡胤于建隆三年（962）在太庙寝殿的夹室里放了一块刻字的石碑，谓之“誓碑”。
这是一块很奇特的石碑。
因为不单赵匡胤，整个北宋的皇帝都把这块石碑当成宝贝供着。
此碑平时用销金黄幔遮蔽，且门钥封闭甚严。赵匡胤下令，誓碑只在太庙四季祭祀和新天子即位时才可启封，谒庙礼毕后，方可奏请恭读誓词。皇帝拜碑时，群臣及近侍都需远立庭中不得仰视，皇帝只能带一名不识字的内侍行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然后再拜而出。北宋的各代皇帝“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泄漏”。
除历代皇帝本人，再无任何人知道碑上所刻内容。
谜底于164年之后揭晓。1126年“靖康之变”时，攻破汴京的金军将祭祀礼器席卷而去，太庙之门洞开，人们才得见此碑。誓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上刻誓词三行：一为“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春秋以前，确曾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规定，但后世几被废置。当宋太祖立下“不杀士大夫”的家法，为宋代士大夫提供了一个不那么严酷的政治环境后，才使得宋代文化超越汉、唐，而这个人性化的条文，也成为数以亿万字计的泱泱古史中最为温暖人心的一句。
古往今来，我们看到的共同创业者命运的结局，多逃不出十二字的宿命：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创业大功告成，老大一般思考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你说这帮跟我一起起事的哥们吧，我是杀掉呢，是杀掉呢，还是杀掉呢？
因为不管白猫还是黑猫，用不上的时候最好变成死猫。
于是我们看到，刘邦霸业功成之时，韩信、彭越、英布诸将被一个接一个以“谋反”罪名诛杀；
朱元璋称帝，火烧庆功楼，烈焰腾空而起时，多少弟兄一次性全部解决；
而屠杀功臣这一行业集大成者斯大林，在1937年至1939年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清洗，杀掉35000多名、占全军总数大半的军官：其中有5名元帅中的4人；15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3人、85名军长中的57人、196名师长中的110人、406名旅长中的220人、最高军事委员会80名成员中的70人，以及11名副军事人民委员的11人。
读完如此丰功伟绩，再看赵匡胤所立三誓，虽时过千载，亦恍然如昨。
我们总在教科书上看到“以人为本”的说教，也总在电视机上看到很多被抓了快要枪毙的官员关于未曾“以人为本”所以挂掉的忏悔，但我们总是很难找出真正符合这种说教的案例。然而，我们不妨在一个秋夜静静听完那曲《秋天里》，或是想象一下那块刻着56个汉字的石碑，仰望当初的勒石者以怎样的一种姿态立于碑前，也许能真正理解“以人为本”这4个字，究竟该如何写出。
多年以后，赵匡胤开始了平定天下的大计，将周遭小国尽收麾下，而在派出征讨的大将动身之前，多半已经在开封城为这些即将被抓回来的国君造好了住宅，标准是精装修，拎包入住。
回顾有宋以前耶律德光抓走后晋出帝石重贵及其家人，北宋末年完颜宗翰抓去徽钦二帝赵佶、赵桓及全部皇室成员，这两批人被抓到北方去了之后，生理和心理都遭到毁灭性的摧残。
建隆三年（962）三月，人性的赵匡胤下了一道诏书：禁止火葬。
这是一个被很多研究者忽视的事件，事实上，意义非常重大。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有让死者“入土为安”的观念，火葬行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违背传统的伦理道德的。哪怕在打仗的时候，火烧敌人的尸体，都是一件最刻毒的事情。《左传》记载，公元前470年，卫国的大夫褚师定子等驱逐了国君卫出公，第二年一些诸侯国的联军打进卫国，卫出公将已经病死的褚师定子坟墓刨开，把棺材拖出来烧掉。虽然出了一口恶气，可是国君之位也丢掉了，国内的贵族都不愿意立其为君，卫出公被迫流亡越国，最后客死他乡。
但是后来传统的土葬出了问题。
首先是印度人习惯火葬，而且火葬后喜欢将骨灰撒入恒河什么的，认为是最好的安息之法，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火葬风俗随之传入，到宋初已经较为普遍。
民间另外一个实行火葬的原因则要现实得多，那就是穷。很多穷人无钱无地，一旦有人去世，则举家痛哭，一哭亲人的离去，一哭自己即将变得更穷——故民间有俗语描述当时穷人的生存状况：“生不起，请个产婆五千几；活不起，一月辛劳一千几；死不起，入土为安一万几。”虽“死无葬身之地”是个恶毒的诅咒，可是穷人只好转而接受火葬作为安慰。
在这种背景之下，赵匡胤恢复传统之礼，颁布诏令，禁止火葬：“王者设棺椁之品，建封树之制，所以厚人伦而一风化也。近代以来，遵用夷法，率多火葬，甚愆典礼，自今宜禁之。”
有人会问：“没钱没地怎么办？”
赵匡胤答曰：“我给。”
为了解决部分人由于无地而被迫火葬的问题，政府出台法令，从市郊划出贫瘠土地专门做安葬之用。到徽宗时期，甚至出现专供土葬的“漏泽园”，单从名称上讲，已经和如今的烈士陵园有相似之处了。
而在所有关于赵匡胤“人性”的故事中，最富争议性的，最疑点重重的，应属“金匮之盟”。
建隆二年六月初二（961年7月17日），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去世了。
这也成为部分学者否定上文“释兵权”故事存在的一个理由。
因为太后去世距离七月初九只有36天，开国皇帝的母亲去世了，自然少不了繁冗的礼节加上至少一个月的国丧期，而这期间朝廷不作乐、不宴饮，那么赵匡胤自然没有机会演唱《秋天里》，“杯酒释兵权”的故事自然就不存在了。
对这个疑点，《宋会要辑稿》中若干记载可以解释：“（建隆）二年正月二十日宴群臣于广政殿……七月十九日、十月十二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并宴群臣于广政殿。”广政殿宴饮是场面较大的国宴，仅次于“大宴”，既然此等国宴尚频频举行，且最接近六月初二的一次是在七月十九，那么，此前十天，像“杯酒释兵权”时的那种带有君臣叙旧性质的私宴，自然也是可能的。
建隆二年六月初二去世的这位杜太后，是一个奇特的女人。
夭折的不算，她所生的大儿子是宋朝第一个皇帝，二儿子是宋朝第二个皇帝，且两个儿子出生的时候都是屋子里有赤光，婴儿身体有异香，这等奇妙的场景，有几个妇人见过？
等到儿子造反成功，多数人都是大惊失色，杜太后哈哈大笑：“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矣！”然而当太祖即位，尊其为皇太后，赵匡胤率群臣拜太后于堂上时，大家都很高兴，反倒只有太后不高兴，跟人解释原因：“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此等与常人喜乐迥异的行事，又有几个妇人能为？
史载，有如此见识的杜太后，去世之前，曾召太祖、赵普、赵光义三人到身边，吩咐了若干遗命，将内容写入誓书，藏于金匮，命人严密保管，史称“金匮之盟”。
书上说，病重的杜太后问赵匡胤：“儿子，跟娘说说，你是怎么得来天下的。”
太祖“呜咽不能对”，光顾哭了。
然后太后催：“别哭了，快说，不然我就死了，再也听不到了。”
赵匡胤只好回答：“我能当上皇帝，都是你和咱死去的爹积下来的德啊。”
太后纠正：“不要来些假话套话，你要知道，你之所以能得天下，是因为周世宗柴荣早逝，儿子年幼。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大宋江山，将来千万不能让小孩子继承皇位。如果你去世时儿子还小，就要把皇位传给弟弟光义。”
太祖点头称是。
杜太后于是随即命赵普拿来纸笔，在病床前写好誓书，封存。
后人对此多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事后赵光义拿出来糊弄人民大众所扯的谎，用以证明自己执政的合法性，还以赵匡胤去世之时，儿子赵德昭已经25岁为据来证明此事之离谱。
本人的看法是，这故事毫无疑问是瞎掰，具体理由日后还会讲到。但徒步却不以为这是为了糊弄百姓。这么简单的谎能骗得过宋朝人吗？
而从事后赵匡胤立赵光义为开封府尹，几乎确认了其储君的身份，而不立两个儿子为太子来看，也降低了赵光义拿这个蹩脚的谎言骗骗老百姓的可能。
所以，徒步以为，母亲病榻前的赵匡胤、赵光义兄弟，就算未曾以书面形式留下金匮之盟的誓约，也必定在言语上有过类似柔软的表达。回过头去，看看300多年前旭日初升时玄武门前的那场喋血厮杀，是否可以说，此时胸怀宽大的宋太祖，是真正披着温情脉脉的面纱？
乾德元年（963）五月，赵匡胤命人增修京城宫殿，落成之日，太祖端坐大殿，令人将各门依次打开，只见宫殿各门各廊都是纵横分明，端正通豁，毫无曲径通幽之腻，太祖满怀感慨地对左右说：“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见之。”
诚如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