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材颀长，风度翩翩，可与英国外相艾登媲美的近卫，是 日本除了皇室以外，第一号的贵族。”五一五事件”以后，他 一直在镰仓新建的别墅中养病，平时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亦 因高血压，在附近的长谷修养；蒋作宾的秘书丁绍仞，跟近 卫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同学，以此渊源，常相过从，每个 月至少有一次，留宿于镰仓山中近卫的别墅，促膝长谈，对 于统制派的渐渐得势，同感忧虑。
因为皇道派为荒木大将，小畑中将都在帝俄时代当过驻 俄武官，目击苏联革命的经过，对于共产主义的活动，格外 关心，视积极警戒日本赤化为最大的任务，所以对内标榜 “防止赤化、维护国体”以振兴日本主义及武士道精神为思想 中心，对外则全力防苏，凡进兵中国，以及海军的南进政策 等等，都表示反对。而统制派则恰好相反，一意主张对外扩 张，有所谓”中国派”以侵华为目标；有”南方派”提倡向 东南亚发展。对于苏联希望彼此妥协；所持的是消极的态度。
于是，有一天蒋作宾正式提议，日本应与蒋委员长携手， 彻底解决中日问题。他说：
“日本军阀一向利用中国军阀，相互牵制；自以为’以华 制华’，阻挠中国统一是最聪明的办法；其实大错特错。
“事实证明，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已经走上统一之 途了。因此，日本对中国问题，应以国民党为中心来考虑；向 来日本专门打击国民党的政策，是根本错误。倘或继续不变， 中国的容忍有其限度；超过此一限度的后果，严重异常。”
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严重到中日两国同归于尽；其实是 日本自取灭亡——但说得太率直，会引起对方的反感，于事 无补，所以用”同归于尽”的说法。
蒋作宾的分析是：一到中国无法容忍时，将不惜一切，起 而抗战。日本军阀打算以武力征服中国，是对中国毫无认识 的梦想。中国的战略思想家看得很清楚，日军不来则已；一 来先拖住了再说。因为日本劳师远征，利于速决，如果以 “空间换取时间”，旷日持久，一方面日本吃不消，另一方面 英美一定会帮助中国，因此扩大而为世界大战，中日两国 “同归于尽”，亚洲将为英美所支配。
蒋作宾的这番分析与建议，自然是事先获得政府许可的， 由于理论的本身说服力很强，近卫表示衷心赞同。蒋作宾又 跟一向支持中国革命的头山满、秋山定辅谈过，大致亦表示 赞成。因此，一项《中日和平草案》，渐次成形；蒋作宾在民 国二十四年即１９３５年夏天，专程回国，在重庆谒见正在指挥 西南”剿匪”军事的蒋委员长；所谓为了整个亚洲和平着想， 与日本的政治家合作，阻遏军阀的横行，中国政府决作一次 最大的让步；对于东北问题，暂置不问。
于是丁绍仞携着包括４点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谋求中 日长期合作的方案，遄返日本，一到东京却驱车访晤正在轻 井避暑的近卫。南定的步骤是，由中国大使馆将此案提出于 日本政府；近卫从旁协助，克底于成。
当时的外相是广田弘毅，他跟他的外务省同僚，亦都赞 成这个方案；但几天以后近卫去催问结果时，广田告诉他，军 部反对此案；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伪组织。这是怎 么样也办不到的事。近卫大为失望，丁绍仞亦复如此；不过 他并未死心，向近卫辞行时，作了约定，如果日本方面愿意 根据此一方案重开谈判时，可派联络人员到中国。同时也提 出了两个已经征得同意的联络人，一老一少，年长的是秋山 定辅；年轻的是中山先生老友，”三十三年落花梦”作者”白 浪滔天”家的第二代吕崎龙介。
及至１９３７年近卫组阁，不及一月，”芦沟桥事变”爆发， 事先不但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的近卫一无所闻，就是陆军省对 整个情况亦不甚了解。派遣在中国的陆军将领，不但早已视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必然之理；甚至以为军部的命令 亦可不理。
８祸溯从头
日本军部亟谋拔出泥淖的回顾。
近卫当然不主张”事变”扩大；记起丁绍仞辞行时所作 的约定，认为除却他跟蒋主席促膝深谈以外，别无防止扩大 之法。于是先向宫崎及秋山联络；再征得陆相杉山元大将的 同意，决定派宫崎到南京联络。哪知在神户上船之前，宫崎 为宪兵所扣押。同时秋山亦在东京被捕，罪名是有间谍嫌疑。 几经交涉，军部同意释放，但并未履行同意；事隔一周，”事 变”已扩大至不可收拾的地步——军部欺骗了他们的首相，有 意扼杀近卫谋与蒋委员长直接深谈的可能性。
到得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奋起抗战，明白昭示，牺 牲已到最后关头，唯有与敌人周旋到底时，近卫内阁却还拿 不出确定的方针，因为内阁受军部的影响；而军部在担当中 国战场主要责任的陆军方面，却有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尖锐 对立。是故近卫虽在阁议中声明了不扩大的方针，而事实上 “芦沟桥事变”已无法作为”地方事件”就地解决。即使陆军 一致不同意扩大，要收束局势亦起棘手；更何况意见纷起，无 法下达明确的指令，唯有任令在中国的陆军将领，任意胡为， 以致濒于无法收拾的恶劣态势。
陆军的扩大派，大致在陆军省；由杉山陆相及梅津次官 主持，此外朝鲜总督南次郎及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亦为 扩大派的巨头。
至于不扩大派，则为参谋本部掌实权的人物，以多田参 谋次长为首。最不可思议的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侵华 急先锋，属于统制派石原莞尔及板垣征四郎，竟为不扩大派 的健将。石原平时担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协助次长多田 骏与陆相杉山元展开激烈的争论；到得”事变”第二年的６月， 杉山元垮台，由板垣征四郎接任陆相，即为多田与石原的策 划。
何以石原与板垣不主张扩大？那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的情 况，比在东京的陆军将领，了解得多，深知蒋委员长的地位 及威望，与”九一八”时代已大不相同；号召力在整个中国 大陆，无远弗届，无微不达。
同时，他们在关东军服务多年，深知日本真正的心腹大 敌是俄国。中日两败俱伤，得利的渔翁在莫斯科，所以极力 主张不扩大，保存国力，对付苏俄。但多田、石原、板垣虽 居陆军的要津，却非统制派的领袖；论资望足以与杉山、梅 津、小矶以及松井石根之流相片的荒木贞夫、宇垣一成，因 为不是现役，无法担任陆相或参谋总长；尽管近卫邀宇垣担 任外相，荒木担任文相，但以无法约束现役的陆军将校之故， 所以不扩大派的主张，到头来终于牺牲在以统制派为主的扩 大野心之中。
更糟糕的是，不扩大派的板垣，从入阁以后，暗中受了 统制派的游说，言行一变，破坏了石原构想为主的”宇垣工 作”——一条双管齐下的结束中日战争的路线。
在”芦沟桥事变”发生半年以后，日本不但未能如杉山 向昭和保证的，可以３个月以内结束战争；而且投入中国战 场的总兵力，已超过预定限度的三分之二。日本军部所拟定 的战略指导原则是，全部陆军５０个师团，以１５个动用于中 国战场；其余３５个师团，用来防俄；而至１９３８年初，日军 在南京方面有１４个师团，华北１０个师团，山西一个师团，恰 为总兵力的一半；而且情势显示，尚须增兵。石原与板垣在 中国的阴谋活动，一向捡便宜惯了的，认为这样打仗法，即 令战胜，亦将大丧元气；所以必须改弦易辙；由力战改为智 取。板垣之入阁，象征着谋略战的开始。
影佐祯昭之脱颖而出，即在此时；他担任陆军参谋本部 第八课课长，主管的就是谋略工作。
在石原莞尔的指导之下，开始挽救由第一次近卫声明：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停 战失败所造成的僵局。
第一个行动是利用”满铁”驻南京事务所主任西义显与 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的同学关系，试探和平。当 时军事委员会对敌情报工作的原则是，不放弃任何可以探索 敌人真相的机会，所以董道宁被允许可以秘密赴日。 １９３８年２月，董道宁到了南京，与影佐见面，影佐表示， 当近卫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时，他曾强烈反 对，且一度想恳求参谋长多田，直接向日皇陈述，中止发布 此一声明，这话不知真伪，但董道宁在日本逗留两周回国时， 影佐托他带了两封亲笔信给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军政部长何 应钦，这却是一个足以为他自己带来杀身之祸的不平凡的举 动。
于是４月初，高宗武与西义显在香港会谈，提出了中国 方面的和平条件。当然，这是以谋略对谋略，虚与委蛇，藉 此一则多了解敌人的意向；二则为缓兵之计，但日本方面却 很认真；石原打算由这条路线，逐步进行，修正近卫自己所 承信的，平生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发布了那个国际惯例所仅 见的声明。
那知，４月６日台儿庄大捷，日本第十、第五两个师团被 击溃，伤亡三万人之多。东京军部大受刺激，封闭了西义显 的这条路线。
于是接下来便有”宇垣工作”；而以近卫内阁逐渐改组， 杉山”退阵”、板垣登场，及宇垣任外相、荒木任文相为”宇 垣工作”的开始。
当时日军已打到徐州，下一个目标是开封与郑州，夺得 平汉，陇海两路交叉点的中原要冲，循平汉线长驱南下，直 达武汉三镇，打一个大胜仗以后，谈和更为有利。那知国军 已准备了一个根据中国最古老的战略而设计的陷阱，等在那 里了。 ６月上旬，日军攻陷开封；它的机械化部队正计划一鼓作 气，直下武汉时，开封、郑州间的花园口决堤，黄河横决，滚 滚南下，淹没了河南省东南的大平原，以及淮河以北的地区， 浸水地区约一公尺，农民还可以步行往来；中国政府当然也 有必要的赈济行动。而日军的灾情惨重，百倍于当地的中国 百姓；他们的车辆、大炮、坦克，皆尽陷于泥沼，动弹不得， 不但阻遏了日军对武汉的攻势，而且逼迫日军修改作战计划， 并改组华中的战斗序列。
这对刚刚开始的”宇垣工作”，虽说是兜头一盆冷水：但 也有好处，那就是正好配合宇垣的”低姿势”，在６月１７日， 他就任外相后所举行的第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中，公开修正 了第一次近卫声明，说”大局根本变动时，可以重新考虑日 本的态度。”在此以前，中国政府已获得情报，宇垣就任外相 有４个条件：加强内阁统一；对华外交一元化；迅速决定和 平方针；不拘泥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近卫完 全接受。因此，本乎谋略战的原则，中国国防会议秘书长张 群，以私人身分向宇垣发了一个贺电，宇垣复电道谢，并建 议可否请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到日本商谈谋和的可能性？及至 ６月１７日的公开声明，无异进一步表明求和的诚意；于是，１０ 天以后，孔祥熙的代表乔辅之首先在香港与日本总领事中村 丰一会谈，为孔祥熙赴日的行程作安排。
当然乔辅之首先要探明的是，日本方面的条件；乔辅之 问：”日本是不是会要求蒋委员长下野？”
中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急电外务省请示。宇垣亲自拟 了复电，明确指示：”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外务省东亚局 长石射立即提出警告：倘或如此，和谈一开始就不必希望有 结果。
宇垣的答复是：”最后并不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但目前 日本朝野反蒋的空气很浓厚，所以不能不在一开始作一个姿 态。”
事实上是很清楚的，蒋委员长已成为中国唯一的领袖，不 论和战，都非他主持不可。但石原莞尔所策划的谋略战以暂 时”倒蒋”为整个谋略的核心；其中包含着亦和亦战，对内 对外的重重阴谋：
第一、如果蒋委员长”下野”，中国再无第二个人能领导 抗战；那时中国战场将形成一片混乱，日军在华中、华北、华 南、河东——山西各个战场，发动全面攻势；或许杉山元所 作”３个月内结束战争”的狂妄大言竟得实现。这也就是统制 派甘于退让，容一个长于设计，一个重在实行的石原与板垣 这一对搭档，来试一试的主要原因。
第二、即或不能达成使中国订立”城下之盟”式的”和 约”；但打一个大胜仗，不会成问题，”和片”亦一定可以实 现。
第三、军部虽知数十万陆军陷入中国战场这个大泥淖的 危险；但下级军官至士兵，以及民间为数众多的狂热右派分 子，对战略上的严重危机，不会了解，只看到”皇军”节节 进展，会反对谈和。鉴于日俄战后，订立《朴资茅斯条约》引 平民间大暴动的往事，就必须在”反蒋的感情”上，使大家 有所发泄，才能接受与中国谈和这一决定。
因此，以宇垣出任外相，决非偶然，而是出于精心的设 计；因为宇垣以”倒蒋”出名，但其他中国政府的要人，则 颇多为宇垣的旧识。是故，打出宇垣这张牌，在一般的感觉 上，便有”日支终必和平；但蒋介石不会再成为中国领袖”的 印象。
石原的谋略最深刻之处，便在不独要造成日本人有此印 象；同时要使中国的政府，亦能产生这样的误解——汪精卫、 周佛海便是有此误解，怦怦心动，钻入石原的圈套，旋即省 悟，而悔之已晚的人。
至于石原谋略的具体手段，是建立一个”内阁中的内 阁”，由首相及陆、海、外务、大藏四大臣，组织”五相会 议”，作为”最高国策研讨机关”，６月１０日成立，在一个半 月中开了４次会议，制订了”今后支那事件指导方针”；”因 应时间的对支谋略”；”支那政权内面指导大纲”３个文件。
“指导方针”是”集中国力于１９３８年内达成战争目的”。 如何”达成”，就要看”对支谋略”了。
“谋略”的核心，即是使中国”中央政府崩坏，蒋介石下 台”。主要的手段一共６项；尤其重要的３项是：起用”支那 一流人物”，酿成”新中央政权”的机运；利用并操纵”反蒋 实力派”，在敌中树立”反蒋、反共、反战政府”；促使中国 法币制度崩溃，取得中国在外财产，从财政上去彻底击败中 国。
至于第三个文件，所谓”支那政权”是指日本炮制的 “新中央政权”而言；既有”内面指导”，则此”新中央政 权”必成傀儡，自不待言。
不过宇垣虽建议请孔祥熙赴日本会谈，但以孔祥熙对国 家的纪录，及与蒋委员长的亲密关系，绝不可能期望他能为 “新中央政权”的领导者；而且亦难望与孔祥熙的谈判中，获 致如何有利于日本的和平条件。因此，虽然乔辅之与中村丰 一第二次在香港会谈，大致已达成可由孔祥熙前往长期谈判 的结论；但板垣一变初衷，认为这样的谈判，并无好处，便 趁近卫请假休养的机会，利用”帷幄上奏权”，谒见昭和后， 接见外国记者，发表”倒蒋”的声明，接着进一步表明了强 硬的态度，明白反对宇垣的外交方针。石原的谋略，遭到严 重的挫折；同时这对策动”九一八事变”的亲密搭档，亦就 此分道扬镳了。
促使板垣态度变化的另一主要原因是，他们找到了一个 “支那一流人物”，就是汪精卫。他早就在唱”低调”了；当 “宇垣工作”刚开始时，想去说明蒋委员长，放弃”抗战到 底”的决心——那天蒋委员长因为重感冒，必须卧床休息，便 在病榻前面，接见汪精卫。
慰问了病况以后，汪精卫有片刻的沉默。他一向以长于 词令见称，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冷场的局面，当然是有一 句非常重要而难于措词的话在考虑。蒋委员长虽在发高烧，却 是神智湛明；见此光景，便从床头柜上拿起一杯白开水，喝 一大口，舒口气说：”如果我们接受了日本的和平条件，将来 喝口水都不会有自由。”
汪精卫默默不答；敷衍了一会，告辞离去；他已知道蒋 委员长的决心是决不可动摇的，与日本谈和的话，不必再提。 但日本方面积极”引诱”的手段，终不免使他”春心荡漾”了。
就在板垣发表强硬声明，亦就是”芦沟桥事变”将届周 年的前两天，近卫销假视事；同时昭和分别召见了板垣、宇 垣、近卫及参谋总长闲院宫亲王，决定了扶植汪精卫的路线。 平时高宗武已私下到了横滨；由于扶植汪精卫的路线已经确 定，所以高宗武才得由影佐祯昭的引见，与近卫及板垣会谈。 他要求近卫亲笔写一封”日本政府愿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中 心”的保证函；这是国际交涉惯例绝不容许的事，结果改由 陆相板垣出了这样的一封信。
但高宗武这条路线，还是表面的；另外有条秘密路线，由 石原亲自领导，出面执行的则是参谋本部情报课的中国班长 今井武夫中佐，早在宇垣、板垣未入阁前的４月间，便跟汪 系的梅思平，在香港作了秘密接触，那是典型的特务政治，一 切表面文章都不必谈，赤裸裸地提出”各尽所能，各取所 需”的”合作”计划。但梅思平知道汪精卫多少还有点”头 巾气”，所以他跟今井武夫接触的结果，报知汪精卫的只是比 较冠冕堂皇的一部分；真正的秘密，只有陈璧君一个人知道。
当然，日本方面希望高宗武这条路线能够成功，也就是 一反近卫的第一次声明，以蒋委员长为对手，谈成”中日和 平”。但一方面鉴于蒋委员长的意志坚决；另一方面发觉高宗 武并不如梅思平那样纯粹以拥汪为目的，而他另有他的一套 想法，希望以汪精卫为过渡，影响蒋委员长，改变政策，愿 意谈和，所以起初虽是擅自行动，未经政府许可，秘密赴日， 但回国以后，整理出《东渡日记》、《在东会谈纪录》、《个人 观感》３个文件，函呈驻节汉口的蒋委员长，并特别陈明： “倘有可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越之罪于万一。”在 日本军部看来，高宗武便是相当危险的人物，因为跟汪精卫 的秘密交涉，蒋委员长都会知道；从此对高宗武器了戒心，同 时也决定了加紧利用秘密路线的原则。
由于对这条秘密路线，深具用心，因而以统制派为主的 对华事变扩大派，采取了两项重大行动：对外是加速进行对 武汉的攻击，由东久迩稳彦中将的第二军，及冈村宁次的第 一军，配合海军第三舰队，分两路进攻，水路十一军自安徽 入江西，在九江突击登陆；陆路由第二军自大别山北侧，直 指汉口。
对内，则是展开倒宇垣运动；主要的手段是要来设置 “对支院”，统一处理所有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 题；换句话说，是陆军要从外务省中夺取对中国部分的职权。
这是个老问题。外交职权之被分割，是一件绝对无法容 忍的事，宇垣的前任广田弘毅，就因为这个问题之不能解决 而挂冠求去；宇垣被邀入阁时，所提的４项条件，第二项 “对华外交一元化”，亦即为针对此问题而发。现在陆军旧事 重提，而且态度坚决，明明是反对”宇垣工作”的强烈表示； 宇垣作了一些让步，提出”对支院”的职权只限于日军占领 地区，但陆军坚持如故，近卫亦有屈服在军部压力之下的明 显趋向。这一来，宇垣就不能不辞职；平时为９月２９日。
两天以后，日本阁议通过设立”对支院”；后来改名”兴 亚院”，直属于首相，兼任总裁，而实权操诸”总务长官”，直 接受军部的指挥。第一任总务长官是统制派的要角，指挥金 山卫登陆的柳岭平助中将。
由宇垣的垮台，明白表示日本陆军决意贯彻今井——梅 思平——陈璧君之间的那条”秘密路线”；三星期以后，梅思 平由香港飞重庆，告诉汪精卫说：“日本希望汪先生脱离重庆， 别组新政府，谈判和平条件。”于是汪精卫召集周佛海、陈公 博密议；由于武汉恰好在此时沦陷，所以议而不决。但最后 是由陈璧君作了决定，接受日本的意向。于是对华阴谋的 “秘密”、”公开”两条路线合流了。１１月初，近卫发表第二次 声明，”倘国民政府放弃抗日政策，参加东亚新秩序，日本并 不拒绝”。修正了第一次”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作 为汪精卫得以发起”和平运动”的起藉。
很快地汪精卫表示”应该根据日本政府的声明，和日方 开始和平谈判”。
事实上秘密会谈已经开始，代表秘密路线的是今井和梅 思平；代表公开路线的是影佐和高宗武。会谈的地点是上海 虹口公园附近，后来成为土肥原住宅的”重光堂”；日子是１１ 月１９、２０日。
９长沙浩劫
”两大方案一把火；三颗人头万古冤。”
不争气的就在一个星期以前，长沙发生大火——是湖南 省主席张治中的主意，如果日军进攻，采取”焦土战术”，烧 光长沙再撤退。根据计划，将士兵编成了３人一组的无数 “放火队”，如见市内起火，一起对重要目标动手。１１月１２日 那天，南门外伤兵医院失火，”放火队”以为是信号到了，纷 纷纵火，事先既无疏导措施，军警之间的联系又不够；大火 烧到天亮，长沙成了一座空城。
４天以后蒋委员长由设在南岳的统帅部，到长沙慰问居 民，目击心伤，忍不住堕泪；想设一个茶会招待留在长沙的 外侨，哪知道连茶叶都买不到。
当然，这件案子是非严办不可的。长沙警备司令，”复兴 社”的中坚分子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会警察 局长文重孚，判处死刑。张治中却不知是何神通，竟得无事。 于是出现了抗战其中最有名的一副嵌上”张治中”三字的谐 联：”治积何存？两大方案一把火；中心安忍！三颗人头万古 冤。”横额是：”张皇失措”。
长沙大火案，在当时对民心士气的打击，确是很大，有 不少人的内心中，因此而有一个问号，这样愚蠢不负责任的 将领带兵，能打胜仗吗？尤其是为此案而特组的高等军法审 判庭，”三堂会审”以后，对罪魁祸首的张治中，仅不过由政 府方面予以”革职留任，责成善后”的行政处分，令人误以 为原来军法中也有”刑不上大夫”的观念，兴起无限的悲愤 与失望。
当然，延安趁此机会作了振振有词的抨击。而汪精卫亦 资以为口实，大作文章，字里行间起有这样一种意味：”你们 看，照这样的情形，还能打；还不该谈和吗？”这种语气，自 然是能打动人心的；问题是，即使没有长沙大火案，汪精卫 在陈璧君的全力主张之下，脱离重庆另组日本所希望的”新 中央政权”，亦已成为定局。
成为”定局”的日子，可以定为１１月３０日——重光堂 会谈以后，双方人马，各奔前程，梅思平、高宗武及情报司 的科长，担任正式通译的周隆庠经香港飞往重庆；影佐祯昭 及今井武夫，则径返东京，带去３个书面文件；一个口头协 议。 ３个文件以《日华协议纪录》为主，日本方面所希望的缔 结”日华防共协定”；承认”满洲国”；以及承认在”经济提 携”方面，日本有优先权等等，都包括在内。唯一可使”新 中央政权”自炫为成就的”日本于两年以内撤兵”这一条，军 部一看就把它涂掉了。
口头协议是由纸上作业化为具体行动的步骤，首先是日 汪双方认可《日华协议纪录》；然后，汪精卫于１２月５日前 后发表离开重庆，到达昆明，此时日本政府应该发表一个声 明，汪精卫紧接着通电响应，与国民政府断绝关系，并要求 国民支持他的”和平运动”。此外还带回去一个乐观的估计， 在中国的党政要人中，极可能还有几个人，追随汪精卫的行 动；包括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内。
这些文件与协议，经过军部及内阁五相会议研究以后，作 成一个《日支关系调整方针》的文件，提经１１月３０日所召 开的御前会议裁定，立即就进入行动阶段了。
在汪精卫这方面，１２月２日由高宗武通知东京，汪精卫 已承认《上海协定》——《日华协议纪录》；预定１２月１０日 到达昆明，随即取道河内，转飞香港。过了四五天，又派周 隆庠到香港跟西义显接头，说汪精卫可能由昆明直飞香港；也 可能一到香港就会要求日本予以”政治庇护”。现任日本驻港 总领事中村丰一，不太熟识；希望能在１２月１０日以前，调 派熟悉中国情况，并为汪精卫所相熟的，外务省调查部长田 尻爱义，接替中村丰一。
当时继宇垣一成为外相的是，曾任驻华公使而升格为大 使的有田八郎。他对这个西义显转过来的要求，相当兴奋，亲 自安排将在休养中的田尻爱义自河原温泉召回东京，由陆军 派专机飞往广州；换乘炮舰于１２月１０日到达香港履新。但 是，汪精卫却还留在重庆。
原来汪精卫从重庆脱走，有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在蒋 委员长不在重庆的时候；当时根据”南岳军事会议”的决定， 开始部署第二时期的抗日战争。蒋委员长认为日军利于速战 速决，现在经过中国１８个月的坚忍不屈，敌人”驱兵深入”， 到了孙子所谓”钝兵挫锐，屈力殚货”的地步；上驷亦成下 驷。加以日军进入长江上游地区，进入孙子兵法中所说的 “挂形”与”险刑”之地，正是依照我们预定的战略，陷敌军 于困境而莫能自拔的地位。
今后一方面要诱敌深入，相机歼灭；一方面更要在敌后 展开大规模的游击活动。因此，他在南岳军事会议结束后，即 由衡阳转桂林，指挥设置行营。策划华南的抗日战争，预计 总要１２月１０日以后，才能回到重庆；哪知蒋委员长由于桂 林的工作顺利，１２月７日飞回重庆。这一下，自然是将汪精 卫镇慑住了。
接到汪精卫延期脱出重庆的报告，近卫大感狼狈。因为 这件事已经上奏昭和；同时为了配合汪精卫的行动，而又要 掩饰预先勾结的痕迹，近卫预定发表的第三次声明，不经由 记者招待会，而用在”大阪公会堂”发表演说的方式去透露。 由于汪精卫的临事中变，对于昭和无法交代；”大阪公会堂” 的演说亦无法发表，岂不得已只好装病，取消大阪之行。同 时托宫内省大臣松平恒雄，向日皇作了解释。
这只是应付了眼前的窘境，对于汪精卫究竟能不能如双 方约定那样，顺利展开行动？近卫深恐受骗；有田的信心亦 大为动摇。这件事，在日本高层政治圈内，知道的人并不算 少；如果闹出一场笑话，不仅颜面有关，而且极可能爆发倒 阁的风潮；所以近卫在那几天，真有食不甘味之感。在重庆， 蒋委员长召集党政两方面重要人士，重申”我不言和则日本 决不能亡我”的看法，也昭示了”自力更生、独立奋斗”的 决心。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中，汪精卫不敢公然谈和，不过他 的词令一向很巧妙，意在言外而见仁见智可作多样解释；他 说：”敌国的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争；我国的困难，在如何支 持战争。”意思是，如果我国肯结束战争，困难即可解除；同 时由于这也是解除日本的困难，因而可以争取到比较有利的 条件。但从另一方面看，亦可说只要我国能设法支持战争，则 日本的困难即无法解除，终必拖垮敌人而后已。由于这扑朔 迷离、莫衷一是的两句话，更使得日本外务省的”专家”，大 起警惕，认为汪精卫可能是跟蒋委员长在”唱双簧”，愚弄日 本，行一条缓兵之计。
到了１２月１４日，近卫接到通知，汪精卫决定在１８日那 天，脱出重庆；据说，这一次一定不会变卦了。
决定１２月１８日这个日子，是不难理解的，第一、蒋委 员长定在这一天飞到西安去主持军事会议；第二、正好是星 期日，利用各机关休假，联系一定不够迅速周密的空隙，利 用脱逃。所以汪精卫不但通知了日本，而且特派一名副官到 成都，通知新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务必于１８日赶 到昆明。 １２月１７日星期六，汪精卫亲自打电话给交通部次长彭 学沛，要他预留几个最近飞往昆明客机的座位，彭学沛的政 治背景，本就属于汪系，自然唯唯称是；立刻通知欧亚公司 照办，而且将机票送到了汪公馆。但第二天得到消息，西安 方面天岂不好，蒋委员长决定延期两天飞西安。
这个意外的变化，为汪精卫带来了极大的难题；他跟陈 璧君、曾仲鸣关起门来反复商量，终于决定冒险也得走！因 为事机非常紧迫了，如果他打电话给彭学沛预留机位一事；或 者陈公博如约径飞昆明；或者日本方面有何配合的行动，在 在可使密谋败露。再一次失信于东京，整个计划也就完蛋了。
于是，他以第二天成都中央军校总理纪念周要作演讲为 藉口，在班机起飞之前３分钟，到达机场，除了汪精卫，只 有陈璧君与曾仲鸣；行李亦很简单。汽车直接开到机舱门口， 昂然登机——当时为防敌机袭击，政府所预定的客位，是何 人使用，照例保密，连航空公司都不知道，派在机场的保密 人员，一看是汪精卫，自然也不敢阻止。就这样轻易地飞到 了昆明。
哪知到了昆明，一下飞机，便知不妙。原来当陈璧君决 定接受日本的意愿以后，便只身飞往昆明去活动；由于昆明 与法属安南接界，所以云南的法国留学生很多。而云南的主 政者，不论是谁，在国际关系上，几乎毫无例外地，倾向法 国。这样，龙云以次的云南有力分子，在政治路线上接近曾 久居法国的汪精卫，是毫不足奇的事。
活动的结果，十分顺利；汪精卫两次的行期，都曾预先 通知龙云。只要他一到昆明，龙云立即发表”反蒋拥汪”的 通电；而且估计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亦极可能响应。但 就在第一次没有走成，到第二次终于走成的１０天之间，龙云 经过仔细算计，认为追随汪精卫行动，是件”前程有限，后 患无穷”的傻事。尤其是日本的”兴亚院”于１２月１６日正 式成立，充分显示了日本军阀以殖民地看待沦陷区；倘或日 本真的想求和，根本不必有此一举。
龙云的变卦，当然不必预先告知汪精卫；同时，汪精卫 的自重庆脱出的时机，以蒋委员长何时出巡而定，既然西安 之行，延期两天，在龙云看，汪精卫就绝不敢悄然潜行，所 以根本未到机场去迎接。
这一来使得陈璧君大为紧张！以汪精卫的地位以达昆明， 竟冷冷清清地没有地方要员去接机；再迟钝的人也会在心里 浮起一个问号，这是怎么回事？
幸而云南省政府经常派得有交际人员，在机场送往迎来； 一见这位不速之客，上前致礼，一面打电话报告龙云；一面 派一辆汽车将汪精卫一行３人，接到宾馆。刚刚坐定，龙云 派了代表来了。
代表是龙云同父异母的弟弟卢汉。首先为龙云致歉，说 是因为抱病，未能到机场迎接；然后代达了龙云的意思；汪 精卫最好赶紧回重庆！
汪精卫夫妇一愣；然后表示，希望跟龙云见一次面。卢 汉以医生叮嘱，必须绝对静养作为托词，婉言谢绝了汪精卫 的要求。同时暗示，对于汪精卫一行的安全，恐怕很难负责。
这一来，汪精卫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最使人担心的是， 陈公博竟然未到。不过，汪精卫夫妇深知龙云还不致于出卖 他们；只是昆明为当时唯一的”国门”，中央情报人员在昆明 的很多，时间稍久，纸包不住火，等军统或者中统的人一登 门拜访，事情就糟不可言了。
因此，汪精卫作了一个决定，尽快离开昆明；目的地当 然是河内。好在用曾仲鸣的名义，有６笔款子存在法国银行； 到得河内，即或一时跟日本方面接不上头，潜隐个一年半载， 生活亦不成问题。
于是１２月１９晚上，汪精卫夫妇及曾仲鸣，悄然踏上滇 越路的火车；当然，这是获得龙云暗中协助的。第二天，蒋 委员长专机飞西安；陈公博先因气候不好，未能成行，这天 也赶到了昆明，但已失去了最后挽留汪精卫的机会。
也就是这一天，重庆才渐渐传出消息，说汪精卫夫妇已 秘密离开重庆，行踪不明；汪系的政要，奔走相告，黯然失 色，但连最接近汪精卫的甘乃光都莫测高深，推测是为了共 产党问题，跟蒋委员长发生意见上的冲突。
交通部次长彭学沛，当然知道汪精卫是去了昆明，但目 的何在；今后动向如何，他亦莫名片妙。
再下一天，１２月２１日，美专校街１７号汪公馆常客中，关 系尤其密切的少数人，终于获得了比较确实的消息；汪精卫 的侄子汪彦慈，分别用电话把他们约了去，说汪精卫是在昆 明；汪公馆的人都走了，他第二天将接踵而去。至于汪精卫 出走的原因，他的看法跟甘乃光一样。此外重庆行营秘书罗 君强，更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蒋先生最近要写一起有关 国民党根本理论的文章，主张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请汪 先生执笔。汪先生不肯，这就是两人意见参商的一例。”事实 上这是罗君强造谣放烟幕；他当然知道汪精卫的出走，并非 由于反共。
平时第三次近卫声明，已配合汪精卫的行踪，在１２月２２ 日发表，但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声明与汪精卫有什么关系。 到了１２月２４日，报纸终于发布了消息，说汪精卫旅行昆明， 旧疾复发，已赴河内就医，一时不能回渝。这一下，整个重 庆便都在谈论汪精卫了。
彼此传闻印证，有几件小事可以确定汪精卫的出走，是 早有预谋的，一件是１２月初，汪公馆就将用了好多年，由南 京跟到汉口，再跟到重庆的女佣遣散了；一件是汪精卫的若 干政治路线不同，但常有来往的熟人，在这一个多月中，曾 经在个别不同的时机下，很自然地收到了汪精卫亲笔签名的 大照片；再有一件更耐人寻味：１２月１２，重庆行营举行纪念 周，由林主席亲自主持，才到重庆只有４天的蒋委员长发表 演讲，异常诚恳动人，以致当场有人痛哭失声。及至快散会 时，汪精卫亦赶来听讲，穿一套簇新的藏青哔叽中山装；汪 精卫只着西装或长袍，从未穿过中山装，所以他这天的一身 打扮，使人留下一个极深刻的印象；也许这就是他的目的。
当然，蒋委员长已知道汪精卫在干什么。他在１２月２１于 陕西武功旅次，接到龙云报告汪精卫行踪的密电，随即折返 重庆，决定给汪精卫一个悬崖勒马的机会，所以不说破真相； 不过在１２月２５西安事变脱险纪念日，蒋委员长设宴招待中 央委员，即席作了一篇极精彩的演说。
蒋委员长说：宋明亡国，亡的不过是朝代，并非民族。元 朝、清朝以非汉族人主中华，最后为汉族所同化。源远流长 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战胜敌人最有力的精神武器。
宋、明两朝的军事和经济力量，都足以抵抗外患而有余， 但到头来还是亡国了！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少数当国 人物的精神上，深受外寇的威胁，以致虽有兵而不能用，虽 有抵抗的潜力而不能发挥。这些历史上的教训，在此时此地， 尤当记取。
现在的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并无朝代之可亡。我们的 精神如果能够不受敌人威胁，就一定可以发挥潜在而深厚的 人力物力，支持长期抗战，求得最后胜利。
显然的，这番话是针对汪精卫而发。在座的人，对”现 在的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并无朝代之可亡”这句话，感受 特别深切；因为屈服于日本，并不是改朝换代，在历史上只 是一时的兴废。日本是真正的异族，而且在文化程度上，又 非”五胡”可比；亡于日本，不能希冀日本亦会汉化；那就 真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了。
此外听到蒋委员长这番演讲的人，也都还有这样的一个 感觉，他只是指出汪精卫的思想错误，替他可惜而并无责备 之意；当然是希望他能迷途知返。但舆论却不似蒋委员长那 样宽宏，批评一天比一天严厉，《新华日报》尤其尖锐，共产 党的同路人也大为愤怒，有个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人民阵 线”开会声讨，有人报告，说汪精卫已到了上海，日本军队 以１０８响礼炮欢迎。这自是马路传闻，但离事情实质却是不 远。
除夕下午，路透社从香港来的消息，震动了重庆，那就 是汪精卫发表了所谓”艳电”！这一来，真面目尽露，原来第 三次近卫声明，是为汪精卫而发；事先早有勾结，铁案如山， 许多政要，内心虽早存疑，但总往宽处去想，汪精卫一生负 气，本心无他。那知道”佳人”居然”作贼”；汪系中人，无 不痛心疾首。了解汪精卫家庭情形，以及民国以来，汪精卫 何以不断反复的见人就说：”有了’东窗’定计的王氏，才会 有秦桧。”对汪精卫之落水，正不妨作如是观。
民国２８年元旦，中央党部团拜以后，随即召开临时紧急 会议，讨论汪精卫和他的”艳电”。由林主席主持。
就在这”国人皆曰可杀”而且国民党中常会已正式决议： 汪精卫”危害党国，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除其一切职务”；以 及政府正考虑下令通缉时，有个人胆子很大，公然支持汪精 卫的主张。这个人就是罗君强。
他说：”照现在的情形，抗战下去，中国必然愈战愈弱， 共产党乘机得势，日渐强大；为了防止共产党为患，非早日 与日本讲和不可。”又说：”共产党现在借汪问题，拼命宣传 肃清动摇分子，和民国十五六年宣传肃清反革命分子，打倒 昏庸老朽一样，目的都在分化国民党、削弱国民党。这一点 大家应该注意到。”
他的话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响应；共产党确是对此事件反 应激烈，首先是郭沫若发起讨汪肃奸会；继而有金满城大呼 肃清汪派”余孽”。不过，蒋委员长早就采取了防范的措施， 透过甘乃光向汪系人士表示，处分汪精卫实在出于不得已， “平时与汪精卫接近的朋友，尽管安心工作，不可灰心，更不 可猜疑。”因为如此，彭学沛两次请辞交通部次长——由于他 有帮助汪精卫脱出重庆的嫌疑——都被慰留了。
但汪系人士都觉何应该劝汪精卫勿为己甚，其中有一个 汪精卫的广东同乡，写了一封信，请在香港的林柏生，转交 汪精卫，提出７点疑问，其中至少有５点触及核心，可说是 汪系人士共有的困惑：
第一、”艳电主和乃响应近卫廿二日之演说，是近卫演说 之后，始有谈和的可能，而近卫演讲之前，先生已先行离渝； 离渝与主和，是否两事？
第二、”如确认和谈有益国家，以先生之地位与责任言， 应向中常会或国防最高会议正式提出，即使势有不许，亦可 于离开国境之后，用函电向中央建议，何以艳电径行在港发 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第三、”民十六，先生反对清党，清党与特别委员会，均 以维护党纪为理由，以后先生对党事主张，亦多如此，致有 ‘党纪先生’，之雅号，何以此次发表艳电，对于党纪竟毫未 顾及？先生何以自解？
第四、”广州、武汉方相继沦陷，此时突然发表艳电，影 响士气与民心甚大，结果，予敌以更大之征服机会，先生何 以竟未注意及此？
第五、战不能无备，和亦非空言可致；先生主和，有无 具体计划？”
这些疑问，事实上已含着深刻的分析；由”第一”点看， 汪精卫与近卫早已通了款曲，”第三次声明”与”艳电”，不 过是桴鼓相应的双簧；而”离渝”与”主和”，显然亦是”一 事”。
由”第五”点看，汪精卫不会徒托”空言”，而是有一套 计划的；而且，他不能在事先提出；一提出来，追根究底，未 经党国同意，擅自跟日本军部及内阁接触，岂能逃得了”私 通敌国”的罪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