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得到消息后，立即命令李元度领兵去负责徽州防务，目的是保卫祁门大营东部大门。李元度原本是曾国藩的谋士，后来带兵的人手不够，李元度就冲上了战场。
曾国藩对李元度极为信任，不过他谨慎惯了，所以在李元度临行前还是千叮咛万嘱咐，因为这事关祁门大营东大门的安全。
李元度拍着胸脯对曾国藩说：“请您放心，我一定保卫好您的东大门！”
李元度低估了当时的形势，也高估了自己。当时的形势实际上已万分危急，太平军以雷霆之势拿下了宁国，并在祁门大营外围进行了大范围扫荡，当时掌控在湘军手中的只有徽州。而李元度带去徽州的三千人又是新募之兵，所以曾国藩嘱咐他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只能死守，绝不可出战。
对曾国藩这句生死般的嘱托，李元度理解得很随意。
他也是打过硬仗的人，知道什么时候该死守，什么时候该以攻为守。一抵达徽州，就日日出城和太平军血拼。太平军先是主动后撤，不和他发生冲突，在他不停地出城的第五天，太平军突然出战，李元度大喜过望，认为可以一战成名，结果中了太平军的埋伏，三千人马全军覆没。一天后，徽州失守，曾国藩抱头痛哭。
他对李鸿章说：“李元度从前用兵是在众多将领的辅佐和指挥下，他独挑大梁，实在自负得愚不可及。”
李鸿章为李元度开脱说：“他也是想求胜，稳固您的祁门大营，我看还是等他回来再说。”
曾国藩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他的本意是，见到李元度，训斥他两句，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想不到的是，李元度丢了徽州后，根本就没回祁门大营，而是在浙江和江西交界处徘徊。只有鬼知道他在徘徊什么，曾国藩暴跳如雷，确信李元度违规违纪，声称要严厉制裁他。
李元度后来对人说：“我之所以不回祁门大营，是觉得对不起曾公，如果我是个不要脸的，早就回去了。”
这是典型的书生意气，他不知道自己现在已是湘军的一员，既然是军队，就该遵守纪律。他更不知道的是，曾国藩最重视纪律，无论是谁违反纪律，他绝不宽恕。
他决定要向中央政府弹劾李元度，所有他的幕僚都反对，反对最激烈的就是李鸿章。李鸿章对曾国藩说：“当初您创建湘军，李元度最先入您帐下，后来您出山挽狂澜，狂澜未挽，却连战连败，困苦艰难，中央政府不信任您，地方官阻碍您，在这种形势下，很多幕僚都离您而去，只有李元度一根筋地跟随您。您和李元度不是上下级关系，简直就是生死之交。军纪固然重要，但情谊更重要。”
曾国藩发表意见说：“湘军能有今天的成绩，全靠纪律。没有纪律的军队不先灭于敌手，必先毁于自己。”他举例说，“当年湘军初出茅庐时，他弟弟违反军纪都被遣散回家，因为不如此就不能保证军队的战斗力，”他又委婉地说，“现在弹劾李元度，不代表我以后不用他，这只是权宜之计。”
李鸿章相信曾国藩的话，但他有顾虑：一旦弹劾李元度，中央政府抽风将他处死，人都死了，还用个啥。所以他带领全体幕僚到曾国藩军帐中力争，不能弹劾李元度。
曾国藩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弹劾李元度，并让李鸿章草拟弹劾稿。李鸿章肝火大冒道：“这稿子，我写不了！”
曾国藩冷笑：“我自己来。”
李鸿章追击道：“那我只好告辞了。”
曾国藩气冲斗牛：“听君自便！”
李鸿章已骑虎难下，只能离开。他走后，曾国藩负气地对人说：“李鸿章这小子实在难与人共患难。”李鸿章也四处对人说，“曾国藩这老家伙太不近人情，冷血的腐儒。”
李元度也没想到曾国藩真对他下了手，很快，他接到中央政府的命令：革职拿问。他咒骂着抹掉额头的汗水，侥幸地说道：“幸好老子早有准备，不然真被曾公这厮给算计了。”
李元度所谓的“准备”实在是步臭棋。这部臭棋要从浙江巡抚王有龄谈起。太平军攻陷宁国后，王有龄惊慌失措，因为宁国一失，浙江就是太平军的下一个目标。王有龄急匆匆派人去祁门请曾国藩出兵帮助，当时曾国藩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可还是兴冲冲地答应了王有龄的请求，理由很简单，浙江是财源重地，王有龄特别有钱。让曾国藩大失所望的是，王有龄只谈援助不谈钱，曾国藩暗示、明示了多次，王有龄支支吾吾，说等援兵来了再说。
这种扯皮的事，曾国藩见多了，于是一怒之下取消了援浙计划。王有龄大怒，但对曾国藩却无计可施。此时李元度兵败，王有龄像是发现了金矿，积极拉拢李元度。李元度也不拒不迎，不久后又发生了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事件，王有龄和李元度一拍即合。王有龄答应李元度，只要你归顺我，我就保你前程。他果然说到做到，中央政府的命令才到，王有龄就向中央政府提出保举李元度为浙江地方官。
王有龄的分量十足，因为浙江财源是支撑中央政府在南方用兵太平军的保障，所以很快李元度非但无罪，还被授予了个不错的浙江地方官。曾国藩震怒。
他震怒，不是因为李元度投靠王有龄，而是王有龄挖走李元度。湘军本来自成体系，政府人进不来，湘军也不允许出去。如果李元度真的安枕无忧地当他的浙江地方官，那就是对湘军体系挑战的成功，曾国藩就是再跳一次江，也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
他二度弹劾李元度，字里行间有要挟中央政府的意思：如果你们不处置李元度，湘军内部纪律将松散，我如何带兵，太平军如何被消灭？
中央政府审时度势了多日，做出决定：将李元度发配边疆充军。
曾国藩赢了，直到曾国藩暮年，在众多好友的劝说下，曾国藩才向中央政府请求起用李元度。很多人都说，曾国藩在这件事上太不近人情，但曾国藩自有算计：湘军是我曾国藩的，湘军的人，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绝不能改换门户，这是铁的纪律，也是血的纪律。
困祁门
铁血纪律似乎在1860年时解决不了曾国藩的困境。当李元度蹒跚于遥远的边疆路上时，曾国藩在祁门连半步都进退不得。本年12月初，太平军李秀成兵团攻占离祁门只有几十里的黟县。这支兵团的宣传队朝着曾国藩的祁门大营敲锣打鼓，看架势随时要发动决战似的进攻。
曾国藩满腹惆怅，对他的将领们说，“如果李秀成来攻，就让他来，我绝不逃跑。”他的将领们站在屈指可数的士兵前面训话，誓死保卫曾大帅。幸运的是，李秀成好像意不在祁门，或者说，当时太平军已把祁门包围的水泄不通，李秀成并不着急。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太平军越是不来攻，曾国藩就越是惊恐难耐。在祁门之外，太平军左冲右突，上演着一幕幕胜利大戏，曾国藩成了个悲伤的看客。他给家人写信，绝望透顶地说：“最近半个月，奇险万状，风波迭起，外面的情报送不进来，里面的命令出不去，我感觉到世界把我们抛弃了。”
世界把祁门变成了一个人心涣散、悲观的地狱。有位幕僚逢人便问：“死在一起如何？”
各种各样的幕僚、中下级军官们纷纷逃亡，军中一片肃杀景象。
曾国藩只好死马当活马医，试图用诚意挽救祁门世界。他下令：“有想要暂时离开的，支付三月薪水；太平无事后，仍可来营，吾不介意。”
这招的确起了点效果，那些有血性的军官们听后，热血沸腾，反而视死如归，再也不说走的事了。而幕僚们却对此嗤之以鼻，脸皮厚的真就去领了三个月薪水，和曾国藩招呼也不打一个，抱起儒书就走。
幕僚们走得越来越多，曾国藩咬牙切齿，每天都在纸上画狼，狼的眼睛是白色的。
除了悲伤的军情每天都来之外，曾国藩还能收到离开他幕僚的名字。
每当有人告诉他，某某走了，他就咬牙一回。突然一天，有人来告诉他：“王闿运先生竟然没有走！”
曾国藩“嘶”了一声：“他竟然没走？”
王闿运，可谓大名鼎鼎。他后来撰写了闻名天下的《湘军志》，是研究湘军最宝贵的史料之一。此人擅长帝王学，所谓帝王学，就是找个潜力股，把他培养成帝王的同时，自己也能成为帝王师。他1860年进曾国藩幕府时，极受曾国藩的器重。可后来，曾国藩发现这小子是个大嘴巴，什么都敢说，于是刻意疏远他。
王闿运也注意到了曾国藩态度的变化，在这种时候，最应该走的就是他。
曾国藩大为惊奇，还有点小感动。
他命令仆人：“你去看看王先生在干什么？”
仆人很快就回来了，告诉曾国藩：“王先生在读《尚书》。”
曾国藩问：“他的跟班呢？”
仆人摸了摸头，“没有见到。”
曾国藩笑了：“王先生肯定要走。”
仆人莫名其妙。
曾国藩道：“王先生对《尚书》能倒背如流，在这种危急时刻竟然还看，显然是拿着书装样子，其实在思考走的问题。他的仆人和他形影不离，如今却不见踪影，可见是去收拾东西了。”
第二天，王闿运果然领了三个月薪水，逃之夭夭。
谁都可以走，只有他曾国藩不能走。不能走，就意味着眼睁睁地面对困局。所以他的心情越来越糟。1860年最后一个月，他甚至写好遗嘱。遗嘱中有这样一句话，让人读来凄凉：自来祁门后，实无生人之乐趣。然后就是一番深刻的自我剖析。
他说，“我这人天资本一般，全靠个人努力才混到今天，但无论是理学思想还是作文，都是半吊子。尤其是带兵，带兵根本不是我所长，兵贵奇而我太平，兵贵诈而我太直，能有今天看上去的胜利，全靠侥幸，非我真本领。不过，我这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有一样却是行的，那就是识人用人。你们不信可看我的部下，哪一个不是独当一面的真英雄？！”
他接着对家人说，“识人用人是天赋，你们大概学不来。请记得我的话，将来曾家人万不可带兵，至于做官，也大可不必。官场如战场，不是那么好玩的。”
字里行间透露着平淡的心态，其实，曾国藩当时内心已波涛汹涌。读历史，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记下来的文字大都不可信。任何伟大人物看似在危难关头泰然自若，其实他们也是凡人，也有恐惧，只不过有人用文字掩饰过去了。曾国藩在祁门大营正如他所说，毫无生人乐趣。但他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就是，临危虽然惧，却不后退，不当逃兵。除了他性格因素外，儒家理学的气节情怀铸造了他这种死都不肯退缩的第二性格，这是英雄人物必备的性格之一。或许正应了那句话，天佑英雄，曾国藩的运气稍有好转。外围的左宗棠突袭景德镇，大获成功。景德镇是通往祁门的必经之路，也是最容易进入的道路，控制了它，祁门大营转危为安了。
湘军将士们欢欣鼓舞，曾国藩也露出仿佛消失了几百年的笑容，但仍有件憾事袭上他的心头，搅扰得他不得安宁。这就是在此之前发生的北上勤王事件。
1860年10月初的一个夜晚，曾国藩已早早睡下，突然被六百里加急的圣旨惊醒。
咸丰在圣旨里悲痛地说，一月前，英法联军攻陷了天津，如今已推进到通州八里桥，守卫在此的是僧格林沁兵团。外界传说，僧格林沁战无不胜，但我觉得他不行。所以你立刻派你的湘军北上勤王。
曾国藩听完圣旨，“哇”地吐出一口鲜血来，昏倒在地。众人急忙来救，半昏半醒状态下，曾国藩“呃”了几声，又晕过去了。
醒来时，天已大亮，所有的幕僚和将领们都围绕床前，脸上呈现出焦急之色。曾国藩安慰众人说：“我没事，我这点事和皇上现在的处境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
众人开始窃窃私语，私语的当然是勤王的问题。有幕僚说，“应该立刻勤王，这是臣子之责，”有幕僚帮衬着说，“很多官员都说咱们湘军自成一系，对皇上不那么忠诚，现在正是破此谣言之时。”
曾国藩睁着空洞无神的大眼，望着窗外，窗外细雨绵绵，冷空气进来，他的皮癣开始发作。他伸出两手拼命地抓，抓得床前如同披上了一层明月光。
众人就在这纷纷的“雪片”中等待曾国藩的意见。曾国藩思考问题向来慢，他一面抓皮肤，一面思索：到底该不该北上勤王？
按道理，他应该立即从床上爬起，带着他的湘军急如星火地北上，去拯救咸丰皇帝和大清江山，而且还要每个士兵脸上呈现出“忠诚”的颜色。但道理和现实有明显差距，首先他出不了祁门大营；其次，如果调围攻安庆的部队北上，那他的作战计划将功亏一篑；最后，他不认为自己的湘军能打得过英法联军。
也就是说，他北上的话，非但意义不大，可能会满盘皆输。但道理仍然有它存在的理由：君让臣来，臣不得不来。
1860年秋季的寒雨中，曾国藩在军帐里不断踱步，思索皇上的命运，不知该如何是好。有幕僚进来，他招呼到棋盘边，二人下了两盘棋。幕僚明显感觉到曾大帅魂不守舍，却也无话可说。
接到圣旨的三天后，曾国藩在一场噩梦中惊醒，眼前突现一片银丝水帘，寒雨敲打着窗棱，如同咸丰用六棱锤敲打他的心脏一样。
“不能北上！”他对着房间里的一片漆黑处，斩钉截铁地说道。
凌晨，他让人叫来几个重要的幕僚，吐露心曲：“普天下处处都是长毛贼占上风，只有安庆一城是长毛贼占下风，岂肯轻易撤退？”
幕僚们已听出曾大帅的深意，却并不吃惊。他们太了解曾大帅了：坚守既有立场，绝不放弃一点点优势。
“可是，圣旨……”有幕僚一语中的。
曾国藩立即萎靡下来，思索许久，才缓缓地说道：“我相信僧格林沁能守住八里桥。”
这种谎言，连他自己都不信，幕僚们自然也不信。随即，他又说，“我可向皇上请求从湘军中调派一人北上，即使让我北上也可以，但整个湘军不能撤退。”
机智过人的幕僚们纷纷点头，曾国藩惊奇起来：“你们知道我的本意？”
有幕僚嘴快：“拖字诀。”
“哦？”曾国藩略有些欣喜。
幕僚卖弄起来：“祁门离北京的路程，快马加鞭的情况下，单程还需半个月。您这道奏折送到北京，皇上的圣旨再来，一个月时间过去了，这就为进攻安庆争取到一个月时间。”
曾国藩笑出声，但马上就收起，长叹一声：“我也是逼不得已，希望天佑大清，僧格林沁能守住北京城！”
实际上，曾国藩用拖字诀，并非是他不想北上勤王，相反，当时他和胡林翼已定下基调，一旦咸丰允准他的建议，他就亲自北上。但他也悲观地承认，英法坚船炮利，我辈真很难阻挡，天翻地覆，大局瓦解，全体土崩，我辈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在忧惧和痛苦中，曾国藩度过了难熬的一个月，祁门大营转机来临时，他也收到了北京一位朋友的来信。信中说，早在二十多天前，英法联军就摧毁了僧格林沁兵团，咸丰早已西逃。英法联军不但占领了北京，还把圆明园付之一炬。
曾国藩原本的忧惧和痛苦顿时变成震惊，他在日记中写道：“伤痛之至，无可与语。”他知道，已经等不来咸丰对他意见批示的圣旨，在接到朋友来信的十天后，他接到咸丰的圣旨。圣旨里的语气半死不活地说：“和英法的和议已成，北上勤王的事可以取消了。”
曾国藩额手称庆，但这种情绪并未持续多久，他面临两个选择或者说是两个问题。第一，离开祁门大营；第二，英法列强对中国的虎视眈眈和步步紧逼。
多年以前，他就和恩师穆彰阿探讨过对待西方列强的态度，他认为应以和为贵，以信为本。但这些年他耳濡目染，却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和与信并不能解决西方列强的贪得无厌。那么有什么办法呢？
至少在祁门大营昏暗的军帐中，曾国藩冥思苦想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他的精力全被部下希望离开祁门大营的吵闹声吸引了。
很多人都对曾国藩驻扎祁门颇有意见，李鸿章是反应最激烈的一个。如今危险已解除，按理说曾国藩应该立刻离开才对，但他就是不紧不慢，对那些请求置之不理。
他有在他那个地位上的想法。他的职位是两江总督，太平天国之前，两江总督的驻扎地是南京，太平天国把南京变成天京后，两江总督多驻常州，这是个好地方，一方面可利用江南财赋支持江南大营，一方面又可把粮食运往北京。可现在，常州已成了太平天国的地盘。整个江南几乎都成了太平天国的地盘，中央政府和江南的地方官员、士绅都希望他即刻来拯救江南。如果他出祁门，给人的感觉就是他要拯救江南了，但他此时唯一的目标只是安庆。
在和幕僚们闲聊、正式开会了多日后，曾国藩发现，自己的坚持应该放弃，因为祁门的确是险地，一旦再度被围，就没有上次那么好的运气转危为安了。
出祁门前，他重申自己的执意：出去后先打安庆，江南的事，等等。
幕僚们说：“只要能出这个绝地，先打哪里都成，让江南等上一百年又有何妨？！”
1861年4月，曾国藩拔营，湘军秩序井然、斗志昂扬地离开祁门，离开了不堪回首的痛苦之地，走上了安庆战场。
李鸿章、左宗棠的光辉
1861年5月，曾国藩大军抵达长江边的东流，因为有湘军水军的照应，纵然太平军倾巢出动来攻，曾国藩也不再惧怕，所以他是绝对安全了。
就在安庆大战即将开始时，李鸿章也回到了曾国藩大营。李鸿章的回归是必然，当初他离开时，胡林翼就劝他：“你将来必是大贵之人，但千万不可离开曾公，曾公是你人生的天梯。”
李鸿章气鼓鼓地说：“这梯子太拧巴。”
郭嵩焘也写信劝说李鸿章：“一个人崛起时必要有所依，请问，今日之天下，除了曾公外，还有谁能倚靠？”
李鸿章仍是气鼓鼓地说：“不依就不依。”
他话虽是这样说，但在他离开祁门一个月后，曾国藩请他出任江西南昌的行政长官时，他还是毫不犹疑地拿起了南昌大印。同时，他还不停地给曾国藩的幕僚们写信，要他们劝曾国藩无论如何都要离开祁门，因为那是个险地。幕僚们对李鸿章“人在南昌心在祁门”的忠贞所感动，持之以恒地劝说曾国藩离开祁门。
实际上，李鸿章知道，在当时的形势下，离开曾国藩就等于自毁前程。曾国藩也明白，李鸿章是百年才出的一个人才，爱才如命的他又如何肯轻易放弃？
于是到东流半个月后，曾国藩主动给李鸿章写信说：“阁下久不来营，让人大惑不解。以公事论，你本是湘军的一员，无缘故就离去，不好。以私情论，去年你离开时，并没说再不回来。”
这话就如同和一个赌气出走的孩子说的，既没说赌气的孩子错了，也没说自己错，很有水平。不过，这是装面子的话，还必须要让李鸿章觉得自己有价值，所以他继续说道：“我现在肝火极旺，身体堪忧，诸事废止，身边所缺你这样的人才，如不计前嫌，请速来。”
李鸿章看了信后，热泪盈眶，第二天就动身前往东流。抵达曾国藩大营时，李鸿章低调地走进曾国藩营帐，曾国藩正在那里审读公文，有人通报李鸿章来了，他抬起头，看到风尘仆仆的李鸿章，只是点了点头，就像是二人才分开一天似的，然后指了指堆积如山的公文说：“你瞧瞧，累死人。”
李鸿章放下包袱，大步走上前，抱起公文，转身大踏步走了出去。才走到门口，迎面撞上了左宗棠。两人只是相视一笑，就好像李鸿章从未离开过。
曾国藩站起来迎接左宗棠，两人并排站着，望着李鸿章的背影，都发出会心的一笑。左宗棠向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他来，是曾国藩要他来。
曾国藩要他来，是让他承担一个他从未承担过的重大任务。这个任务就是：担任安庆大战的前线总指挥。
左宗棠刚取得景德镇的大胜，正在心高气傲，闻听曾国藩的请求，第一反应是大喜，但他是聪明绝顶的人，突然就让自己冷静下来，当他确信曾国藩是真心实意后，慢慢地大摇其头。
如果曾国藩的智慧是个板凳，那左宗棠的智慧就是猴子。他对曾国藩说：“你让我做前线总指挥，就是让我离开你。”
曾国藩愕然，这两件事风马牛不相及，以他的智力商数，短时间内根本想不明白这两件事的联系。
左宗棠盯住了曾国藩，不怀好意地问道：“您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
曾国藩大愕然：“我这是真心实意的啊。”
左宗棠想了一下，笑了，口不积德地说道：“我多虑了，按你的头脑，也想不到这一点。”
“哪一点？”曾国藩有点急了。
左宗棠又思考了一会，才慢慢说道：“安庆大战的前线总指挥毋庸置疑就该是你，你让我做，这不是让湘军全体将士视我为仇敌嘛？”
曾国藩哑然失笑，原来左宗棠的考虑如此深邃。他摆手轻笑：“你过虑了，我真是出于缜密的考虑。多年来的战场教训告诉我，我根本不适合直接带兵打仗，只要我一上战场，肯定完蛋。托大一点说，我只能在战场外遥控指挥。这一点，我不如你，给你五千人，你可以带五千人打仗，给你五万人，你也能带这五万人打仗。所以……”
“停！”左宗棠强横地打断了曾国藩的话，“我绝不做这个总指挥，有个人选倒可以，就是你兄弟曾国荃。他有勇有谋，是最佳人选。”
曾国藩还要说什么，左宗棠已起身：“还有军务，告辞！”
一阵风起，左宗棠消失在曾国藩大营，只留下曾国藩自己在风中凌乱。
他是真心想让左宗棠来当这个安庆大战的总指挥。但是，经过左宗棠的一番话，他意识到自己的孟浪，是啊，如果真让左宗棠来主持前线大局，湘军那些将领该怎么想，他的老弟曾国荃更会怎么想？
曾国荃一直就在安庆战场，他在安庆北面的集贤关已驻扎一年，把安庆城围困得水泄不通。但按照曾国藩的指示，他主围而少攻。他的部队绕着安庆城挖了两道长壕，一道在内，围困安庆，一道在外，抵御太平天国的援兵。这种方法也是曾国藩的独创，如果只有一道围城长壕，那就成了客兵，但另外增加一道抵御援兵的长壕，就是反客为主。
无论是客，还是主，曾国荃的日子都不好过。曾国藩被困祁门时，曾国荃曾要求去解救老哥，但老哥死活不同意，曾国藩对他说：“我就是死在祁门，你也不能来，你的目标就是安庆，一步都不许动。”
曾国荃向老哥抱怨说：“我在安庆很难熬，守城的是长毛贼里很能打的叶芸来，前来支援的是陈玉成兵团，这二人都不是善茬。尤其安庆是陈玉成的老家，他的家人都在安庆城，所以他攻击起来异常凌厉，我快支撑不住了。”
曾国藩回复道：“不许废话，坚持就是胜利。安庆的得失，关系到咱们曾家的气运，也关系到天下安危。你要咬定安庆，绝不动摇。我连北上勤王都没有去，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
曾国荃难，是实情。但太平天国方面，叶芸来想要突破也难，陈玉成要想击溃曾国荃的防线更难。双方就在这种分不出输赢的拉锯中度过了一年，曾国藩踌躇满志而来。
战安庆
曾国藩抵达东流不久，太平天国也有了高调动作。一支主力部队从南京赶赴安庆，誓要破解曾国荃的两道长壕。但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是个胆小鬼，在离安庆十里的地方扎营，按兵不动。
陈玉成带领他的主力随即赶来，真正的大战开始了。
双方先在集贤关进行了殊死搏战，旗鼓相当，都有死伤。陈玉成见集贤关不是他的福地，于是直奔主题：留下四千人守集贤关营盘，亲自带领主力向曾国荃的长壕发起洪水猛兽般的进攻。
双方激战得异常惨烈，曾国藩所在的东流离安庆城三十里，却能清晰地听到双方的炮声。陈玉成是当时的名将，曾国荃自然也不弱，所以双方谁都拣不到便宜，打了几天后，大家发现是两败俱伤。
陈玉成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再多点兵，他就能把曾国荃的长壕推平，于是他跑到南京那支部队的驻地，向他们要兵。这个想法使他付出了万劫不复的代价。他走时，把所有部队都留在集贤关和安庆城外，这是一支没有了主帅的兵团，尤其是在战事剧烈时，乃兵家大忌。
曾国藩得知消息后，兴奋得直搓手。他下命令给多隆阿，要他不惜一切代价拖住陈玉成，然后再下命令给鲍超，要他带领一支数量可观的急行军，飞速赶去安庆城和集贤关，与曾国荃联合将陈玉成的主力剿灭。
多隆阿真就死死地拖住了陈玉成，曾国荃和鲍超合围一军，先对集贤关的太平军下手。仗还是打得异常激烈，太平军虽没了主帅，但士气仍旺。湘军虽然人数众多，短时间内却不能全歼他们。在你争我夺和血肉相搏的战役中，双方死伤相当，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平军粮草已尽，弹药全无。曾国荃运用宣传战术，使太平军坚信陈玉成这辈子是不会回来了。在僵持了几天后，这支随陈玉成南征北战的精锐兵团举旗投降。
曾国荃心花怒放地向曾国藩送去捷报，得来的却是曾国藩冷酷的命令：所有俘虏，全部斩杀。
屠杀不是技术活，而是力气活，同时也是摧残自我良知的利器，就在你眼前，鲜血从跪倒在地的人的腔子里喷向天空，映红日月，但凡有良知的人，都会对此受良心的谴责。曾国荃自从军以来杀人无数，可杀了七千多名俘虏后，也手软心碎，表示打完安庆之战后，就回家种地。
曾国藩听到老弟这不争气的话后，写信给他：“现在这种情况下收容投降之人，很不妥当。挤疥子不可令出零脓，蒸烂肉不可屡揭锅盖也。攻克城池以多杀人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耽误大事。”
多么冷血！尤其是出自读书人曾国藩之口，更让我们觉到齿冷，浑身战栗。但曾国藩毕竟是个人，是人就有良心。他对曾国荃说，杀了这么多人，劫数之大，为之叹息。但是，纵然是尧舜、孔子在世，对这些贼，也会痛下杀手的。
曾国荃接到信，仍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曾国藩似乎了解他的心理，几天后又来信说，“你别哼哼唧唧的了，既然已带兵，就要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为悔？长毛贼到处杀人放火，流毒天下；基督教乃邪教，和我礼教水火不容，纵是仁慈如孔子在世，断无不全力诛杀他们之理。既然如此，何必又对杀他们而内心有愧？”
曾国荃仔细琢磨老哥的话，发现很有道理，于是放下心理包袱，专心致志地开始杀人了。
湘军在集贤关对俘虏们的大屠杀，给安庆城的太平军投射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同时也让他们坚定了信念，那就是死都不投降，因为投降也是死。况且，援兵正源源不断赶来，正在持续不断地敲打着曾国荃的第二道长壕。
陈玉成终于从多隆阿的虎狼兵团下脱身，但实力已锐减。他的家人在安庆城，他的目标只能是安庆城。第二道长壕再度发生惨烈的战争，在隆隆炮声中，陈玉成如同疯了一样，冲锋在前，然而他的运数已尽，对曾国荃的守壕战术无计可施。
曾国荃的长壕战术是曾国藩多年来总结出的战场宝贵经验，它以长壕为武器，不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当敌人惨败撤退后，湘军又在长壕之外再挖长壕。如此一来，陈玉成要想突破，就必须付出比从前更大的攻击的惨重代价。
炮声渐远，喊杀声渐稀，安庆城外的战斗已接近尾声。
安庆城内已如地狱，本来，安庆城里的粮草供应是由外国商人偷运而来，太平军高价收购。曾国藩不敢攻击外国商人，所以将计就计，用更高的价格购买外国商人的粮草。这样，安庆城彻底成了饥饿之城，士兵饿得头晕眼花，连刀枪都拿不起来。
守将叶芸来从未有投降的念头，安庆城又如铜墙铁壁，所以曾国荃纯靠人力进攻，显然很难。但在把陈玉成胜利抵御在外围后，曾国荃开始专心对付安庆城。他采用挖地道的方式，一直挖到安庆城里，然后把一门大炮送进地道，轰塌了安庆城中央的地面，湘军蜂拥而入，再如蚂蚁出洞般冲上了安庆城。这些人未遇到任何有效抵抗，就打开了安庆城门，并在城中大肆放火，安庆城陷落。
叶芸来和一万六千名太平军士兵放下武器，等待被屠杀的命运。陈玉成在安庆城外望着冲天火光，嚎啕大哭，并组织了一次毫无底气、自然也无质量的冲锋，然后匆匆撤走。
安庆之战结束，曾国藩的宏图就此注定。安庆之战是太平军和湘军的重大转折，湘军攻占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上游屏障安庆，更重要的是，陈玉成的主力消耗殆尽，其他救援安庆的太平军部队也遭受重大损失，可以说，安庆是太平军的坟场。
这一切的发生都是曾国藩坚持到底的结果，没有曾国藩的坚持，就不可能有安庆之战的最后胜利。
生活法则告诉我们，有一喜必有一悲紧接而来。所以中国古代哲人们警告我们，安不忘危、乐不忘忧。就在曾国藩把两江总督驻地移到安庆城，并得到中央政府的重大奖赏后，两个坏消息接踵而至。
第一个是，咸丰死了。
咸丰死于1861年8月22日，死在他逃难的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年仅三十岁。据说，他是个始终想要有作为，而且很有可能会有作为的年轻领导人。可他运气太差，在其执政的十年里，先是太平天国革命，然后是全国各地蜂拥而起的叛乱，接着就是西方列强的咄咄逼人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内忧外患让咸丰痛不欲生。他终于死去，多年来心理的沉重压力是主因。
咸丰去世的消息在半个多月后才到达安庆，曾国藩闻听后，急忙拿起笔来，挤出眼泪写道：“痛悉我咸丰圣主已于××日龙驭上宾，天崩地坼，攀号莫及！多难之秋，四海无主，此中外臣民无福，膺此大变也。”
瞧这架势，好像他如同死了此生最敬重的导师和人类救世主，其实这是虚的。实际上，曾国藩对咸丰的死毫无感觉，让他心动的是咸丰死后的政局。咸丰死后，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谁来力挽狂澜？一直对他湘军支持的咸丰死后，下一任领导人是否还会信任他，湘军的未来何去何从？
他特别希望的是，能有强有力的辅佐者帮助新任小皇帝渡过难关，就如当年多尔衮帮助顺治一样。他对胡林翼吐露心曲道，咱俩一定要搞定长毛贼，算是给新领导人一份厚礼，也算是为他减轻点负担。
但这种想法在十几天后彻底破灭，因为胡林翼死了。
胡林翼注定会英年早逝，他年纪很轻时就染上了肺结核。这种病不能劳累，不能生气，不可担忧。可他所从事的工作恰好是必须要劳累、必须生气、必须担忧的。所以他常常咳血，越来越重，安庆之战后，他回武昌休养。
回武昌的路上，胡林翼看到几艘洋船逆风行驶，却疾如飘风，马上变色不语，回到武昌后，再也没有起来。和曾国藩一样，他明白，湘军消灭太平天国可以，但要对付洋人，差距太大！
1861年9月最后一天，胡林翼在武昌城住所里咳出几大口血后，一病而死，年仅五十岁。消息送到安庆时，曾国藩嚎啕长哭，哭得草木皆惊。
他和胡林翼是多年的好友，胡林翼处处照顾他，才有他曾国藩今天的地位。如今好友、最得力的助手离开他，他怎能不哭？悲痛万分之下，他竟然也吐出几口血，伴随着严重的癣病，使他生不如死。
他给左宗棠、李鸿章的信中，悲痛之情力透纸背：“痛心之至！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发生，苦心以护诸将，天下还会有像胡林翼这样的人吗？！”
这种悲伤怀念胡林翼的信件不停地给他的所有朋友，他那些悲痛如同东洋大海，无穷无尽。收信的人看得都烦了，提醒他，胡公已死，眼前事还要您付出最大精力应付啊。
曾国藩这才从悲痛的世界里拔出精神，放眼望向北方，那里不是眼前事，但比眼前事更令人心悸。
曾国藩福星高照
北方正发生着骇人听闻的政变。咸丰临死前，把皇位传给他唯一的儿子、只有六岁的载淳（后来的同治），由于新皇帝年幼，所以咸丰找了以肃顺为首的八个老臣辅佐，是为“顾命八大臣”。
问题来了，这八个老头里竟然没有咸丰的亲弟弟恭亲王奕訢，他可是皇室血缘最近的人。恭亲王奕訢大为恼火，最恼火的是咸丰的老婆慈禧，二人用书信秘密联合，1861年10月末，同治一行从避暑山庄回北京。1861年11月的第一天，早已准备妥当的慈禧和奕訢突然宣布召见八个老头，宣布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罪状，然后以雷霆之势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自此，慈禧和奕訢控制了同治，控制了残破的大清王朝。
任何一场政变过后，政变成功者都会进行大的人事调整。当时正是多事之秋，慈禧自然更把这件事当成第一要务来做。
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正在南中国对付太平军的曾国藩，这是主要矛盾，必须优先解决。她和奕訢商议，商议了许久。终于得出结果，要空前地对待曾国藩。
她下旨给曾国藩，要他全权指挥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省军务。
曾国藩接到圣旨后，才知道始终大力举荐他的肃顺已被砍了头。这不是他震骇的地方，他最震骇的是，在此之前，清政府从未给予过一个地方官尤其是汉族官员这么大的权力。
而他竟然可以说是唾手可得！
他哪里敢高兴，哪里敢志得意满，极度的惶恐涌上心头，浑身发汗，竟然忘记去接圣旨。在跪在地上倾听圣旨时，他想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词汇，功高震主，满招损、谦受益，飞鸟尽良弓藏，树大招风……
这是中国任何一个聪明的古人站到最高峰时都会想到的词汇，它们就如同魔咒，让站上最高峰的人魂不附体。
他又想到湘系集团的那些人，很多人在此之前都已做了高官，权倾一时。李续宜接替胡林翼做了湖北巡抚，彭玉麟做了安徽巡抚，骆秉章做了四川总督，长江两岸到处都是他湘军的人，都是他湘军的部队。
他接连两次上奏中央政府，请收回他节制四省军事的命令，至少不要让他节制浙江军务。他言辞恳切，慈禧太后大为赞赏，非但没有收回成命，还让他遥领协办大学士之职。
这是个更让人眼红的职务，已进入权力核心。
1861年，至少从曾国藩的仕途角度来看，他已能呼风唤雨。但新的挑战正在等他，不容他有丝毫的兴奋和麻痹大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