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心思琢磨这个问题，因为圣旨接下来的质问更让他苦不堪言。圣旨说：“逆贼洪秀全经营金陵城多年，财宝无数。有人亲眼看到，你把这批财宝源源不断地运出金陵，但至今也未见到你有关于这财宝的奏折。金陵如果真有财宝，应上交国家。”
曾国藩本以为这就完事了，想不到圣旨的内容很多，接下来的内容如五雷轰顶：“你曾国藩以文人从军，恪守理学教导，虽血战沙场多年，功劳显赫，但应能慎终如始，保住自己的名誉。可你手下那些人，包括曾国荃，难保居功自傲，做出些傻事来，应给他们上思想道德课，教导他们如何做人，唯如此，才可永保勋名。”
这段内容简直就是威胁加骂街了，慈禧是想告诉曾国藩，你虽收复了金陵，但不要太得意，不要太自以为是，如有违背朝廷意旨或有不轨行径，朝廷随时可以将你们革职，甚至是更严厉的惩罚也有可能。
慈禧太嚣张，或者是她通过各种渠道已对曾国藩知之甚深，所以才有这样不知羞耻的圣旨。
她这步棋走对了。曾国藩只是蒙了那么一会儿，伤心了那么一会儿，痛恨了那么一会儿，随即就和往常一样走进书房，在他的日记中淡淡地写了一句话：今接到圣旨。
写完后，他竟然比平时还有勤奋，处理了大批公务，晚上还抱了本儒书，读到大半夜。凌晨时分，他给曾国荃写信，轻描淡写地说了圣旨的内容，并劝解曾国荃要宽心。平常说磨练心智，都是闲扯，此时才是用功时。面对外来的欺辱和不信任，应抱一颗平常心对待。如果真冲冠大怒，那就是被对方牵了鼻子走，不是真修行了。
话虽是这样说，但曾国藩还是心有所碍，他想搞清楚，是谁告诉了中央政府洪天贵福的事。
事情很快水落石出，曾国藩得到真相时，一反常态地暴跳如雷，告诉中央政府的不是别人，正是他处处提携帮助的左宗棠。左宗棠在得到洪天贵福还活着的消息时，毫不犹豫地向中央政府递交了报告。递交报告的第二天，他才想到，应该通知曾国藩。但他没有立即行动，而是等了几天，才写信给曾国藩。
这样一来，曾国藩先接到了申饬他的圣旨，然后才接到了左宗棠的来信。按曾国藩的想法，左宗棠应该先通知他，和他商量是否向中央政府报告。他应该能想到，左宗棠做事向来我行我素，尤其是内心始终没把他曾国藩放在眼里，做出这样的事，合情合理。
这一气愤是很难平复的，他认为左宗棠这是落井下石，有意让曾家兄弟出丑，这是典型的“以怨报德”。
中央政府的申饬和左宗棠的忘恩负义，让曾国藩忍无可忍。他决定这次不再让步，在他内心深处那个“恶”看来，老子我对你们满洲人有再造之恩。如果不是我曾国藩，很难预测，你们这群满洲肥佬是否还能在北京城里张牙舞爪？连狗都知道报恩，你们满人怎么就这么无耻地忘恩负义？！我曾国藩虽然受儒家“温良恭俭让”传统熏陶多年，但绝不是软柿子，随你们怎么捏。
倔强的脾气一上来，情绪占据上风。他向中央政府递了长长的一封奏折，愤怒的利剑透出奏折，直插云霄。
他说，“洪天贵福逃掉，你们让我彻查办事不力的官员，我的回答是：碍难查参。当时贼都从缺口冲出，我军全在巷战，哪里还有多余的官员守缺口？”
笔锋一转，直指左宗棠：“天下人皆知，左宗棠攻陷杭州时，杭州城里十万太平军全部逃脱，无影无踪。据我所知，你们对此从无意见。我们能活捉李秀成，还不是因为他被村民出卖？如果没有出卖他的村民，李秀成现在也如那十万太平军一样，逃之夭夭了。”
这是绵里藏针，意思是，我们纵然捉不住李秀成，你们又能把将士们怎样？
接着，他开始谈金陵财宝。这个问题，很好谈。他说：“我进金陵城后，由于战斗惨烈，贼首洪秀全的伪皇宫都成废墟，何况其他地方？我只发现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从未发现什么珍宝。这也是我比较纳闷的地方，洪秀全居然没有藏下财宝！”
慈禧和奕訢把这道奏折看了好多遍，最后一致确信，他们惹到曾国藩了。惹到曾国藩将会出现大问题：曾国藩真要造反，还去哪里找第二个曾国藩来镇压他？
奕訢小聪明是无限的，他把曾国藩的奏折抄了一段，给了左宗棠，这是乾坤大挪移。左宗棠果然炸了，和曾国藩彻底翻脸。他痛斥曾国藩胡说八道，杭州城有十万太平军逃出，你数过？况且，当时我已向朝廷奏报过，确有太平军逃出，我在现场都没有数出来，你未卜先知？
曾国藩也恼火，指责左宗棠，你是个告密分子，小人所为。
二人你来我往，唇枪舌战，慈禧和奕訢看了回热闹，觉得曾国藩造反的可能性不大，否则没必要和左宗棠浪费唾沫。于是再发出圣旨：金陵财宝的事就算了，你之前用的军费也算了，从现在开始计算。至于洪天贵福逃跑一事，不怨你，余孽迟早要死，只是时间问题。
自此，曾国藩和左宗棠彻底闹翻，再无交往。其实，这不能孤立地怪曾国藩或左宗棠，性情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虽侥幸在一起，但迟早会分手。
如果说，曾国藩前面收到的圣旨是大棒，那么后面这道圣旨则是胡萝卜。
曾国藩先被打得气冲斗牛，现在又好像甜得如痴如醉，在日记中，他无限虔敬、肉麻地写道：朝廷真是体恤大臣，幸甚幸甚。
这件事足以让当领导的得到一个重要信息：想让部下死心塌地为你做事，就让他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