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家笨小孩
曾国藩出生的前一天，几只蚰蜒爬上房梁，俯瞰下面昏昏欲睡的他的曾祖父曾竟希。
曾竟希也老眼昏花地看着它们，当确信没有看错时，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喊道：“龙，龙，有龙！”
老人的喊叫震荡着整个房间，搅开了粥一样的光阴。
房门被轻轻推开，明天就要当父亲的曾麟书走进来。他看了眼这位末世老人，嘀咕了句，“又做梦了。”
曾竟希猛地睁大眼，目光如锥子，死盯住孙子说：“我没做梦，房梁上有龙。”
曾麟书下意识地仰头去看房梁，他看到了那几只蚰蜒，正在快乐地玩耍。于是他帮爷爷掖好被子，说：“是蚰蜒。”
曾竟希语音含糊却异常坚定地说：“龙，是龙。”
这是1811年冬季最普通的一天，也是湖南湘乡白杨坪村曾家最普通的一天。但第二天的11月26日，无论对曾家还是对中国历史而言，都非同凡响。
因为就在这天，大名鼎鼎的曾国藩来到人间。
和历史上很多大人物不同，曾国藩出生时没有神仙送子，没有天象奇观，只有最普通不过的婴儿啼哭。然而老人曾竟希却固执地认为，此子必非凡品，因为此子出生的前一天，他看到了龙。
他嘱咐曾国藩的爷爷和父亲，这孩子有些来历，好生养着，将来必光大我曾家门楣。
很遗憾，曾国藩直到四岁时仍没有光大门庭的迹象。他不是天才儿童，没有强大的记忆力，没有举一反三的领悟力，有的只是和他年纪不符的端重状貌和从未哭过的不可思议。
如果从记忆力高低来评判智商，那曾国藩就是个如假包换的笨小孩。
某年酷夏最热的一天，一个小偷钻进了曾国藩的卧室，正当他要席卷贵重物品时，曾国藩夹着书本回来，小偷只好钻进床底，见机行事。
当时天色已晚，很多人已就寝。可曾国藩却挑灯诵书，要命的是，一篇很短的文章，他读了两个时辰都没有背诵下来。
小偷在床底热得浑身发汗，又过度紧张，几乎晕厥。又一个时辰后，曾国藩还在那里磕磕巴巴，把文章背诵得缺斤短两。
小偷忍无可忍，从床底下滚了出来，拍拍身上的尘土，朗声而诵，势如流水。
曾国藩开始看到床底下钻出个人时，大吃一惊，当对方把文章流利地背诵出来后，就惊愕得张大了嘴巴。
小偷以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说：“就你这头脑，别读书了，种地吧。”说完，小偷扬长而去，走进茫茫的夜色。曾国藩望着小偷的背影，愣了一会儿，又拿起书，摇头晃脑地背诵起来。
天才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都是资质平庸之辈。但这并不证明资质平庸之人就不能做出绝伦的事业，因为世界上有“勤能补拙”这句格言，同时它也是真理。先天不足，完全可以靠后天努力补足，“勤奋”就是诀窍。
或许，曾家人也注意到了曾国藩的先天不足，所以拼命地为他补足。在家人，特别是他父亲曾麟书的严格管教下，曾国藩的勤奋令人生畏。自认字开始，他常在睡梦中被父亲叫醒，背诵四书五经。一遍不成就十遍，十遍不成就百遍，百遍不成就千遍，直到背诵下来为止。
后来他的父亲不再充当他的闹铃，他就自己制作闹铃：在床边放个铜盆，铜盆上用一根绳拴了个秤砣，把燃着的香用绳子系在秤砣拴着的绳上。十字交叉插在这里，香在那里点燃，当点到这根绳子的时候，把绳子燃断……于是他就这样被叫醒，黎明即起，开始读书。
读书必定是苦事，如果不苦，那你读的书肯定有问题。人的天性是趋甜避苦，所以对普通人来说，读书是考验意志的一件事。
曾国藩意志力顽强，有一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倔强，他厌恶“懦弱无刚”的人，所以绝不让自己成为那样的人，他讨厌“胸无大志”的人，所以给自己立下宏图大志，向着这个目标迈进，无论流多少泪，无论洒多少汗。
对于资质平庸的人而言，流汗是肯定的，流泪也是必须的。16岁那年，曾国藩开始考秀才，他老爹也跟着考。这并非他老爹喜欢凑热闹，而是他老爹已考了多年，始终不过关。
第一次，曾国藩意料之中的落榜。他老爹安慰他，你才考一次，不要灰心。
第二次，又落榜。他老爹说，事不过三。
第三次，再落榜。他老爹说，咬定青山不放松。
第四次，照样落榜。他老爹说，下次爹还陪你考。曾国藩热血沸腾，更加倍努力读书。
第五次，运气好像来了。曾国藩的试卷虽然被考官评为“文理太浅”，不过还算说得过去，于是湖南省学政（教育厅厅长）发布公告，曾国藩获得佾生资格。
所谓“佾生”指的是虽未入围但成绩尚好，选取其充任孔庙中祭祀礼乐舞的人。获“佾生”资格后，下次考试可直接院试，不必县试和府试，所以时人称佾生为“半个秀才”。
如果这是第一次考秀才而获得的荣誉，曾国藩一定心花怒放。可他已考了五次，这个“佾生”资格就不是荣誉，而是耻辱。曾国藩在家里踱步，咀嚼着无声的愤怒。他认定这是奇耻大辱，发誓一定要获得秀才资格，洗刷这个耻辱。除了拼命读书外，他找不到捷径。
第六次考试，他和老爹再次落榜。
曾麟书捶胸顿足道：“我已考了16次，你这又考了6次，就是瞎猫，也该碰上死耗子啦！咱曾家就是一个陪考的命啊。”
曾国藩对老爹的抱怨不置可否，他认为，科举考试还是公平的，“只有文丑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这是毅力，也是气度，他不但未对屡次落选而动心，反而将其作为鞭策、激励自己更加注重磨练文章的动力。
1833年，老天爷终于开眼，23岁的曾国藩在第七次秀才考试中入围，名列倒数第二。他老爹也入围了，名次也不怎么样。
曾家沉浸在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喜悦中，这更让曾国藩坚信了他的看法：人蠢不要紧，只要努力坚持，就能成功。同时他也笃定了这样的人生观：既然我是笨人，那将来做一切事都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用笨方法去做，不投机不取巧不走捷径。成功的路有千万条，我只走那条看上去最笨、实际上最踏实的路！
相当于进士
中秀才后，曾国藩青云高照，第二年的乡试又中举人。为了迎接最后一关的进士考试，曾国藩离开家乡到天下闻名的岳麓书院继续深造。他很快就得到了院长欧阳坦斋的赞许，因为欧阳坦斋是个特别务实的人，主张学问和做事一样，就该踏踏实实。曾国藩刻苦勤奋，恰好符合欧阳坦斋对学生的基本要求。
曾国藩在岳麓书院学习，不但给人留下学习刻苦的印象，还让人见识了他的非凡气度。
他宿舍里有位矫情的同学，因曾国藩的书桌在窗前，于是鼻孔朝天地对曾国藩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中射来的，你竟然把它遮住了。”
曾国藩四下一望，已没有地方。
对方给他出主意：“放你床边！”
曾国藩把书桌挪到了床边，那人继续睡觉了。
晚上，睡觉的这位起来，训斥正在读书的曾国藩：“你怎么白天也读，晚上也读，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曾国藩只好低声诵读。不久后，书院模拟考试，曾国藩排名在他之上。此人大喊大叫起来：“这屋子的风水被你夺去了。”
有人看不过去，就问他：“曾同学的书桌不是你让挪走的吗？”
那人憋红了脸，大声道：“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
同学们都为曾国藩打抱不平，曾国藩却一笑置之。
这就是气度，它是庸人和伟大人物的区别标准之一。
在岳麓书院学习一年后，曾国藩从湖南千里迢迢到北京参加会试。这次倘若能金榜题名，科举大门就向他敞开了，他的前途就朝着光明迈进了一大步。
不过会试不同于乡试，会试的考题难度比乡试大，所以曾国藩不出所料地落榜。稍有欣慰的是，慈禧太后那年六十大寿，照例第二年增加乡试、会试一次。
曾国藩当时想，从北京到湖南，千万里长路，由于明年就能考试，倒不如在北京住上一年。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他住进了“长沙会馆”，花费倒不多。可曾国藩是穷小子，所以日子过得很清苦。终于熬到第二年的会试，曾国藩踌躇满志地走进去，几天后在榜单面前看了大半天也未见自己的名字。
他确定了一件事，自己又落榜了。
连续两次落榜，对26岁的曾国藩而言谈不上打击。他还年轻，他也有毅力，更有倔强的劲，他坚信自己肯定能把这道通往前途的大门轰隆隆推开。
北京的春风吹拂着他严肃的脸庞，把他的信心鼓起，他决定去江南。当时他的物质基础决定，这是一场穷驴友的要饭之旅。在过度的省吃俭用下，他花光了身上最后一分钱才走到江苏徐州睢宁。
举目四望，一片空荡，如他的口袋。
他突然想到有位同乡在此做官，于是空手去拜访人家。这位同乡对他表现出了出奇的热情，并且爽快地借了他一百两银子。曾国藩现在成了有钱的驴友，不必风餐露宿，更不必吃糠咽菜。他乘坐当时豪华的客船，行进在如画的江南，他负手而立于船头，大有指点江山的架势。抵达南京时，他住下来，想好好欣赏下这个脂粉世界。
无奈命中注定这不是他的追求。在一次街上闲逛时，他对着一套《二十三史》贪婪地流下口水，就如好色之徒看到美女。无奈这套书的价格已远超出他的经济能力。可他不是轻易放弃的人，于是典当了衣物，买下《二十三史》，美滋滋地抱着这套书，饿着肚子回到了湖南老家。
老爹曾麟书看到衣衫褴褛的儿子，泪如雨下，问道：“考试如何？”
这不需问，如果真的中了进士，不可能这样狼狈。曾国藩摇头，但毫无悲戚之色。老爹叹息道：“为何如此憔悴狼狈？”
曾国藩就把借钱卖衣服买书的事说了，曾麟书当然要激动，那可是一百两银子！
可他明白，真正的家长应该鼓励孩子的兴趣。于是他强按捺住激动，语重心长地说：“你花了这么多钱而且还是借的钱买书，我不怕。借的钱我可以拼命想法替你还，你只要能把买的书认真圈点一遍，就算对得住我了。”
曾国藩当即跪下发誓：“从今起，每日圈点十页，风雨不改，雷打不动！”
曾麟书沉默不语，他是在琢磨如何把这笔钱还上，良久，才长出一口气，去看曾国藩，说道：“你必须要把科举这关给过了啊！”
曾国藩再发誓：“我一定要用两年时间攻下八股文！”顿了顿，“当然，还是要圈点《二十三史》。”
据后来他自己说，那几年他把《二十三史》读了多遍，并博览百家，悉心钻研八股文。每天睁眼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床头摸书，睡前的最后一件事是在看书，这几年他就如大家闺秀一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看上去，他已把自己锻造成了必能高中会试的人才。
1838年年初，曾国藩带着老爹借来的32串钱北上，继续敲击科举大门。他在路上省吃俭用，心惊胆战地怕遇到书店就控制不住买书的念头，所以远远看到书店都要绕路走。纵然这样，抵达北京时，他身上只剩下了3串钱。
住进长沙会馆后，曾国藩闭门读书，一天只吃一顿饭，终于坚持到会试。发榜后，他在榜单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虽然很靠后，可足以让他手舞足蹈、欣喜若狂。殿试时，确定了名次，他被列为三等四十二名。殿试后的排名是这样的，第一等三名，人所共知的状元、榜眼、探花；第二等数名，赐进士；第三等数名，赐同进士。这个“同进士”是“相当于进士”的意思，但它不是进士，正如热狗不是狗一样。
这是曾国藩一生耿耿于怀的事。我们不明白，凭他的资质，能榜上有名已是谢天谢地了。这足以验证“人心比天高”的格言。这一年，曾国藩28岁，用尽全身气力和无数汗水，终于敲开了科举大门，正式步入仕途。
有一件事在我们看来很小，但对于曾国藩却意义重大，和他来到人间一事可相提并论。这件事就是改名。曾国藩原本不叫曾国藩，而叫曾子城，号居武。会试揭榜后，曾国藩去拜见房师（副主考官）朱士彦。朱士彦神神叨叨地对曾国藩说：“你呀，文字灵性不足，但敦厚有余，将来必能发达。你现在的名字太晦气，不但不能发达，连殿试都过不了。”
曾国藩见其说得郑重，急忙请教。
朱士彦闭目沉思半晌，说道：“你将来必是国家之屏障，社稷之藩篱。就叫国藩吧。”
这名字改得是好是坏，曾国藩最有发言权。若干年后，他对人说：“我这一生不信书，只信命。命运是操纵在自己手中的，当年如果不改名，我可能没有现在这么高的成就。”
笨招接近穆彰阿
王阳明说，人皆有良知，事业之大小取决于你的良知大小。曾国藩则说他的成就缘于命，其实大同小异。不过命运虽然注定，如果再靠后天的进取，事业将不是命运所能限量的。曾国藩的好命，在于他硬着头皮进取，结识了穆彰阿。
穆彰阿，满洲镶黄旗人，出身官僚世家。1805年纯靠自己中进士，不过在嘉庆一朝，他官运并不亨通，中央六部的中级职务干了个遍，也未有任何成就。但在官场多年的耳濡目染，把他洗染成了一个官场老油条。1820年，嘉庆死，道光上台。穆彰阿凭借多年的官场历练，博取了道光的好感，飞升得让人眼花缭乱。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等帽子一古脑地扣到他头上，同时他还掌管清帝国的人才储备库翰林院，权势炙手可热。
曾国藩中进士的1838年，穆彰阿是座师（主考官）。殿试后，曾国藩获了个“同进士出身”的资格，这就意味着他无法进入翰林院，运气好一点，会在中央各部任低级职务，运气差的会被轰出中央到各地县城任县令。
曾国藩虽天分不高，傲气却比天高。他狭隘地认为，倘若通过殿试却不能进翰林院，那就和“佾生”一样，是奇耻大辱。想到这里，他跳下床开始收拾东西。
当他扛着两大包东西出寓所门时，和一个人迎头相撞。这个人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郭嵩焘，他和曾国藩是同乡也是好友，今年刚落榜，正想找曾国藩喝点闷酒，一见曾国藩扛包，惊问：“何意？”
“走！”
“何处？”
“家！”
“咋了？”
“哎！”曾国藩颓唐地放下两个包，说了要走的原因。郭嵩焘伤心地指责他：“你糊涂啊。我有个办法，你去找咱们老乡劳崇光，看他能否帮忙。”
曾国藩眼中发出光芒来。他第一次会试落榜在京城长住那年，并未把所有时间全部用在读书上。他常走出简陋的房间去结识京城才俊，由于他踏实，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极靠谱，所以吸引了很多朋友，渐渐在京城形成了自己的圈子。这个圈子里，既有不得志的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也有官场中人，劳崇光就是曾国藩圈子中的一员。
劳崇光是湖南长沙人，在中央政府担任御史，对励志型老乡曾国藩很欣赏。所以曾国藩来找他帮忙，他拍着胸脯承诺，这件事包在他身上。其实他本人没这个能力，但他是穆彰阿最得意的门生之一，穆彰阿有这个能力。
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有难度。穆彰阿爱才善识才，京城里人才济济，他又掌控着天下人才库翰林院，没有绝顶的才华，根本入不了他的法眼。
劳崇光说帮曾国藩忙，其实只是把曾国藩揪断几十根胡子才写出来的诗文送给穆彰阿看。
那是个阴雨绵绵的上午，曾国藩把诗文交给劳崇光，看他敲开穆彰阿家的大门，心里七上八下地等在偏僻角落。中午时分，劳崇光才出来。曾国藩迫不及待地冲上去，问劳崇光：“怎样？”
劳崇光叹了口气：“中堂大人只扫了一眼，就放下了。”
曾国藩浑身都湿透了，听了这话，更感觉彻骨的寒冷。
劳崇光拍了拍他肩膀：“咱再想别的办法。”
曾国藩心灰意冷地回到寓所，连衣服都没换，就倒在床上。那天夜里，他从噩梦中惊醒，浑身发烫。这是重感冒的症状，举头望窗外，全是黑暗。他捂紧被子，想到前途，想到家中父老，想到这么多年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的努力，好不容易终于看到一丝阳光，绝不能让它消逝。
一想到这，曾国藩爬起来，忍受着寒冷，写诗。写了几首诗，天已放亮，又写了篇自认为立意奇高的文章，已是中午。他饿着肚子跑去找劳崇光，慎重得像是把生命交给对方一样：“拜托，请穆中堂大人再过目一下。”
几个时辰后，等在穆彰阿家偏僻角落的曾国藩看到劳崇光面无表情地出来，一见到迎面而来的曾国藩，就摇了摇头。他安慰曾国藩，“有志者事竟成。”
曾国藩拿出了从前读书的意志，跑回寓所，铺开纸张，再写，写完再找劳崇光。这样持续了十几天，劳崇光有点不耐烦了。他不无善意地提醒曾国藩：“其实到地方上任县令也不错。你不知道吗，从地方向上升迁，是很快的。可你要是进了翰林院，非要熬十几年才能升迁不可。”
曾国藩懂的，劳崇光这是替他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他不肯放弃，因为离点翰林的日子越来越近，倘若穆彰阿不替他说句话，就他那成绩，肯定是外放到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当芝麻官。
他跑回寓所，又写了几首诗，再写了篇自认为脱尘拔俗的文章，最后请求劳崇光送给穆彰阿。劳崇光无可奈何，悻悻地拿着曾国藩的诗文去穆彰阿府上。
一个时辰后，曾国藩看到劳崇光乐颠颠地走了出来。他顿时感到自己赖以生存的空气消失了，几乎晕倒。当他一步三摇地跑到劳崇光跟前时，劳崇光眉开眼笑，指点着他：“你呀，真厉害，把中堂大人给感动了。中堂大人要见你。”
这句话就如闪电，射进曾国藩的身体，照亮了他的生命。那天晚上，他穿上最好的衣服和穆彰阿见面了。
月不明，星却稀。穆彰阿先借着明亮的烛光把曾国藩打量了一番，无论是相貌还是气质，曾国藩都无出色的地方。曾国藩生就一张大众脸，眼皮永远耷拉着，给人的感觉，这家伙天生一副欠多还少的苦相。
但正如民谚，王八看绿豆——对眼了。穆彰阿越看曾国藩越欢喜，在资质平庸的他心中，人就该像曾国藩这样，相貌不可太出奇，气质不能太有灵性，这种人自恃才高，有资本，会骄傲。人一傲，万事不成。相貌平凡如曾国藩这样的人，永远给人老实巴交的感觉，能让人立即信任。
他无死角地审视完曾国藩后，从桌上拿起曾国藩的会试考卷，念道：“皇帝不可能遍知天下事，所以要委任贤官，官员好坏，他不可能都知道，这就要靠身边人推荐。然而身边人所称赞的，未必都是好官，左右所否定的，未必都是坏官……好官往往有正直的节操，不哗众取宠，不标新立异，不离经叛道。”
曾国藩因为紧张，浑身在不易察觉地哆嗦。穆彰阿读完这段，称赞道：“你这段议论极好。不哗众取宠，不标新立异，不离经叛道，这就是衡量一位官员好坏的标准。正合我意。我曾和皇上说过，不标新立异，不求一己之赫赫名望，只求君主省心，百姓安宁，这就是贤臣了。”
曾国藩唯唯。
穆彰阿发现了他的紧张，就转移了话题：“你可知我为何要见你？”
曾国藩突然磕巴起来：“想必……是……在下的诗文……”
“你的诗文一般，”穆彰阿打断了曾国藩，“我所以要见你，就因为你知不可为而一直为之，持续不断地向我送诗文，这种毅力打动了我。”
曾国藩当时很想说，我这种蠢货，全靠毅力这门武器才混到今天的。
但他懂的，面对这个官场大佬，最好的应对之道就是少说话。
他的这次表现是优异的，穆彰阿更坚信了自己的判断，眼前这个年轻人是踏实务实的，跟自己年轻时一样。
第二天，他把曾国藩的试卷呈给道光皇帝看，并且夸奖曾国藩，说此时的帝国最需要的就是曾国藩这样踏实、循规蹈矩的官员。道光皇帝看了曾国藩的试卷，没有激情，平淡如水，但清明通达，于是画了个圈。这个圈把曾国藩圈进了翰林院。
得到进翰林院消息的那天晚上，曾国藩去感谢穆彰阿。
其实穆彰阿什么都不缺，曾国藩也买不起贵重的东西，所以他空手而去。
穆彰阿先接受了曾国藩发自良知的感谢，然后就指点他。他说：“你以三甲末等的成绩进翰林，这个机会一定要好好珍惜。其实，你天赋不高，中等还偏下。可你有个许多人没有的优点，那就是意志力。人的意志力量是无穷的，可化腐朽为神奇，可让日月换青天。历史上成大事者都是靠勤奋而非天赋，所以你要好好保持这个优点。”
这番话激荡起曾国藩的胸臆，的确，这么多年来，他笨得明目张胆，如果不是靠意志力，早已如那位小偷所说的在家务农了。他为自己而感动，更为穆彰阿赏识自己的笨而感动。
二人分别时，穆彰阿勉励曾国藩：“翰林院是天下精英所在，藏龙卧虎，起点高，你一生事业从此地发祥，愿好自为之！”
曾国藩被感动得流泪，当场发誓将永不忘恩师今晚的谆谆教诲，永不忘恩师大恩大德。他说他要做一个对国家有用之人，以报穆彰阿的知遇之恩。
穆彰阿相信曾国藩的话，他大半生阅人无数，很少看走眼。眼前这个从湖南某个村里走出来的人，质朴得使人惊叹，这种人一旦确立一种信念，产生一种感情，很难改变。
他向曾国藩暗示，只要有他在，曾国藩的仕途之路将会很顺。但是否能青史留名，那就要看曾国藩个人了。
曾国藩一想到自己的天资，顿时灰心丧气。可一想到自己的绝密武器“毅力”，又信心百倍。他在心里说，穆老师，咱青史里见！
初露政见
曾国藩在1838年的志向是青史留名。本来，这对他而言是很有难度的事。可因为他得到了穆彰阿的赏识，所以难度系数就降低了许多。穆彰阿在曾国藩的仕途生涯中，几乎倾尽全力帮助他。这缘于他和曾国藩很对眼，更缘于他和曾国藩的政见相同。
1838年离鸦片战争爆发还有两年，英国人在东南沿海的小动作越来越多，清帝国与其的小规模武装冲突接连不断。清政府在对待英国人的态度上分为两派，穆彰阿主和，但追随者寥寥无几。有人主战，一呼百应。因为那时，在很多人眼中，大清帝国天下无敌，英国鬼子不堪一击。穆彰阿在这点上并非懦弱，而是在大清官场高层多年的政治经验，让他看透了清帝国虚弱的本质。
在曾国藩顶着翰林院检讨的帽子回老家光宗耀祖前，他找来曾国藩，单刀直入试探曾国藩的政见。他说：“这几年，英国鬼子在东南沿海像头蠢猪，到处咻咻。朝中有人主张强硬对待，有人却主张忍让，你怎么看？”
其实这个问题，在当时已是社会热门话题。曾国藩在京城有圈子，当然会经常听到这一话题，可能他也发表过看法。听穆彰阿这样一问，曾国藩陷入沉思。
当时凡自认有血性者，对夷狄都是“虽远必诛”的态度。曾国藩初入京城时，也是这样的思想。然而随着时间流逝，获取的消息越来越多，他就转变了看法。
他的脑子转了半天，才想到如何开头。这个头是这样开的：“自南宋以来，书生好诋毁议和，以主战博爱国美名，而驾驭夷狄之道绝于天下已500年。”
这个开头，穆彰阿如果较真，非给曾国藩一嘴巴不可。驾驭夷狄之道为何绝迹500年，因为清帝国的主持人就是夷狄啊。夷狄怎么可能驾驭夷狄，但穆彰阿没有华夷之分，所以他认真地听曾国藩说下去。
曾国藩开了个头，又沉思起来。穆彰阿知道他反应慢，所以耐心等着。等了大半天，曾国藩才接上开头部分：“没了驾驭夷狄之道，现运筹恐怕来不及。据我所得到的信息，和英国鬼子和平共处，忍让他们是必须的。”
“哦？”穆彰阿发现了知音，兴趣陡升，“你说说看。”
曾国藩又卡住了，幸好没有多久：“英国鬼子很强大，打败他们不容易，‘和抚’既省力又省心；夷狄也是人，既是人就讲忠信，我大中国是‘忠信’的产地，用‘忠信’对付他们；他们制造的鸦片问题，我们可以用合法的外交、法律手段解决，不必动武。”
穆彰阿高兴地站起来，把也站起来的曾国藩按回椅子，说：“我没有看错你，你说的和我想的一模一样。”
曾国藩不是投穆彰阿之所好，他真就是这样的政见。这种政见是对的，打不过人家就该避让，一遇刺激拔刀就上的是莽夫，曾国藩绝不是莽夫。
当他以翰林院检讨的身份回到老家时，他的老家如起了一阵飓风，整个村庄轰动了，整个曾家沸腾了。曾国藩的爷爷热泪盈眶，在家谱前磕头如捣蒜，感谢祖宗的保佑。的确，曾家几百年来读书人不断，可从未有人像曾国藩一样被点了翰林。这种荣耀连曾家祖坟的青烟都激动得随风飘舞。
不过，曾家虽未出过翰林，却也不是暴发户。曾国藩的爷爷在宴席上先对家人说，虽然咱家出了个翰林，可不要抱着“一人飞升仙及鸡犬”的心态。又对曾国藩说：“咱家以农为业，你将来纵然富贵，也不可忘本。你做了翰林，事业正长，不必担心家里，好好忙你的事业。”曾国藩努力把这段话记下来，他老爹又站出来说：“你的官是做不尽的，你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你若不傲，就最好了。”
曾国藩不置可否，一年后，他在京城才想起老爹的这句话是最货真价实的人生箴言。
在家乡待了一年多，曾国藩终于回到北京，进入翰林院，正式开始了长达12年的京官生涯。
其实京官，说出来有面子，冷暖如何恐怕只有自己知道了。曾国藩初期的京官生涯很惨淡，惨淡得让他的朋友和家人鼻子直酸。
1840年，曾国藩在翰林院做检讨，这是个芝麻小官，薪水少得可怜，他在老家倒是靠四处拜访而凑了一笔钱，可很快就花光，于是只能靠借钱度日。借来的钱并非全是他自己花掉的，给老家寄了相当一部分。
1841年时，咬牙熬到年底，实在熬不住了，借了50两过春节。可第二年，仍然很贫穷，到年末时，已经欠债1000两。
这些钱都花到了什么地方，曾国藩后来回忆说：“人情往来是大头，给家里寄的是中头，自己花的是小头。”他进翰林院两年时间，除了官服外，穿得出去的衣服就是一件青缎马褂。搞得每次穆彰阿见他，都以为他买了十件相同的衣服，来回地换。
曾国藩把日子过得这样拧巴，除了他发誓不贪污外，翰林院检讨也并无外财。物质生活的惨淡，激发了他对精神生活的追求，由此使他走上了朱熹理学这条庞然之船。
和朱熹理学的蜜月
曾国藩能走上朱熹理学这条庞然大船，原因只有一个：功名心切。
在未中同进士前，他最大的心事是中进士；中了进士后，他最大的心事就是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也就是要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准则，为国家干一番大事业，成为孔子、王阳明那样的圣人。
——曾国藩后来如愿以偿，不过和他的乡试、殿试一样，有点瑕疵：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半圣人，两个是孔子、王阳明，半个就是他曾国藩。
这就是志向，王阳明最重视的一条成圣法则。曾国藩非常自信地认为，只要立下志向坚不动摇，他的目的就能达到：“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
有人叹息说，“圣人哪里那样好当？”
曾国藩鼓着眼睛说：“孔子说，我欲仁，仁就来了；我说，我欲孔子，孔子自然就来了。关键是要有毅力，坚持到底。”
还有人背后讥笑他：“一个乡巴佬读了几本书，就想当圣人？”
曾国藩咬牙切齿地用诗歌回敬：“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
为了给自己打气，也让别人知道他的雄心，在给亲友的信中，他大言不惭道：“君子就该有民胞物与之器量，有内圣外王之功业，这样才对得起父母生养，不愧于天地的完人。”
这是个大志向，也是曾国藩一生中最坚持的人生信条：立志！
我们若想了解一个人，不要问他干了些什么，首先问他想干些什么。如果一个人想都没想过，就不要问他如何去做，正如你不必去问断了线的风筝要去哪里一样。
曾国藩说，“我经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我想这大概就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就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他是这样感悟的，也是这样做的。首先是把自己的“号”改成“涤生”，“涤”意思是洗涤掉从前沾惹的污垢，“生”是明朝人袁了凡所说的“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意。
这叫“正名”，正名之后就是刻苦治学，广为涉猎，为成圣作贤打好坚实的根基。但是，曾国藩的悟性很差，而且当时也没有圣人指南的书籍，所以他只挑历代名人著作苦读，读来读去，转来转去，他就自觉不自觉地转到了理学经典上来。
其实理学经典无非是朱熹所著述的《四书》，任何一个通过科举考试的人都知道，但那时是为了应付考试，很少深入研究。曾国藩这次是把朱熹所著述的《四书》当成学问来研究了，越研究越头痛。有人善意地提醒他，“你可去向北京城里的理学大师唐鉴求教啊。”
曾国藩大梦初醒，唐鉴是名动京城的理学大师，而且还是他同乡，正在太常寺供职。一得到这个提醒，他立刻抱着《朱熹全集》就跑去了。
唐鉴兴奋而热情地接待曾国藩，因为湖南出个翰林很不容易，一听曾国藩向他请教“检身之道，读书之法”，马上严肃起来，叹气说：“现在真做学问的人少了，难得你还如此笃实。这是为何？”
曾国藩诚恳地回答：“我要把自己锻造成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成为名垂史册的圣人。”
唐鉴摆摆手：“咱们还是谈点实际的吧。”
曾国藩恭敬地听着，唐鉴告诉他，“读书当以《朱熹全集》为宗，要熟读百遍，以其为课程，身体力行。”
曾国藩不太明白，唐鉴就近取譬道：“我介绍个人给你认识，此人叫倭仁，是个饱读诗书、胸有丘壑的理学大师。你去向他请教一下吧。”
倭仁比唐鉴好说话，一见曾国藩就滔滔不绝。倭仁说：“其实读书之法，只需按自己的性情而定，有人博览群书，不求甚解；有人一生只钻一本书，殊途同归而已。但检身之法却有一定之规。我的检身之法完全按理学的规矩，从早上睁开眼到晚上闭眼睡去，这期间的一言一动，坐卧饮食，都要记下，如果有私欲，就马上干掉它；每天要静坐一个时辰以上，要把心中的私欲逐一克掉，也就是说，研己（抓住些苗头加以认真研究，从而发现其发展趋势和利害关系）功夫最重要！”
曾国藩耷拉着眼皮，茫然若失。倭仁发现他没有听懂，加重语气道：“其实就是通过静坐、记笔记等自省的功夫把一些私心杂念消灭在微露苗头之时，让自己沿着天理的大道奔驰而去，并将学术、心术、治术连通一气，学问增长的同时，道德水平也得到提高，这样你就逐渐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
曾国藩如获至宝，对倭仁几乎要叩头谢恩，一路小跑回家开始“研己”。第一项就是静坐，静坐绝对不是曾国藩的强项，开始时是盘不上僵硬的腿，好不容易盘上了，腰椎又痛。腰椎不痛了，又昏昏然睡去，猛然一睁眼，发现已过去了半天。如此不务正业，曾国藩又气又恼，只好在日记中把自己臭骂一顿，可第二天故态重萌。
写札记还好，毕竟曾国藩的私欲和臭毛病太多，第一个臭毛病就是他老爹所说的“傲慢”。很多人会大惑不解，曾国藩知道自己天赋不高，纯靠汗水才爬过科举关口，他应该有自知之明、谦虚谨慎才对。问题是，资质平平和心高气傲是两码事。一旦被天道眷顾，酬了他的勤，那他就不知天高地厚了，这是人性。
当曾国藩在京城翰林院中寻寻觅觅也寻不到几个老乡时，傲气冲天而起：“看啊，湖南千万人，才出了几个翰林？我不狂妄一点，都对不起湖南人。”于是，他牛气冲天，总把自己抬得很高，把别人看得很低；自己永远是对的，别人只要和自己的意见不符，就必错无疑。
人一旦傲，脾气肯定很臭。因为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而别人肯定有很多意见。曾国藩和各种各样的人吵各种各样的架，把湖南土话中最激情四射的脏话带到了北京，他从前闷头学习，没有时间温习这些脏话，现在终于有了机会，如泄洪一样，见人就喷。
曾国藩开始先对傲慢开刀，每次和别人吵架完毕回家，马上记下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咬牙切齿告诉自己：“以后绝不能这样了，要谦虚，要收敛脾气。”
第二天，他找到昨天的吵架对象，又是鞠躬又是道歉，好话说了一大堆，别人释怀了，他一转头：“呸，你以为老子真认可你的意见，老子是在修身。”
这想法一露头，他不禁捶足顿胸，前一个毛病还未改，又出了这个毛病：“不诚，言不由衷，表里不一。”
其实“言不由衷”是中国人的社交习态，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本来就是为人处世的一种手腕。可理学家认为，人应该真诚不欺，不欺别人，更重要的是不欺自己的良知。明明人家獐头鼠目，你非说人家貌似潘安，这就叫“伪”，它是修身之道上的猛虎。曾国藩马上跑回家自我批评：绝对不能“浮伪”，要真诚，一是一，二是二，绝不马虎。
但要祛除这个臭毛病比登天还难，因为人人都在“浮伪”，“善意的谎言”是人际交往中的润滑剂。曾国藩此时有点找不着北，无论如何都琢磨不透理学家为何要让人真诚不欺，这是不可能的事啊。其实，理学家太偏激，王阳明说得对，真诚不欺只是不欺骗自己的良知，在不违背良知的前提下，你可以使用善意的谎言。
曾国藩当时还没有读心学，所以决定先把这个坏思想跳过，挑个简单的坏思想攻克。他只随便一找，就找到了一个：好色。
和大多数男人一样，曾国藩也很好色，遇到美女总是目不转睛，甚至连同事的老婆也不放过。他也知道这个毛病不好，可他曾想，我只是看，又没有行动，应该没多大坏处。这一点，理学家和王阳明是异口同声的：绝对不能，你有了这样的意思，虽然没有行动，却已是行了。这就叫知行合一。
为了祛除这个臭毛病，曾国藩去实践中考验自己。他跑到同事家，见到同事漂亮的小老婆，马上行起永恒注目礼。人家移动，他的眼珠就移动，搞得同事连连咳嗽提醒，险些把肺咳出来。事后，曾国藩跑回家，在札记中写了事情的经过，最后臭骂自己：“真不是人，廉耻丧尽，禽兽不如！”
其实中国古人向来谈“色”色变，至少人前是这样。理学家们说，沉浸于“色”里不但和畜牲一样，而且会伤身。曾国藩在这点上就特别极端，不但发誓不看别人的老婆，对自己的老婆也是能不看就不看，甚至能不碰就不碰。
有一天，他在书房静坐克己，突然浑身燥热，不由自主地跑进卧室和老婆颠鸾倒凤了一回。穿上衣服，走出卧室，一道闪电射进他的脑海：哎哟，畜牲！然后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嘴巴：青天白日做这种事，真是个畜牲！
在全心全意克己修身了一个月后，他去找倭仁，把厚厚的札记呈上。倭仁看着札记，惊骇道：“你的毛病这么多啊！”随即欣喜道，“看来真是用功了。”
说完，一页一页翻起来，表情很复杂，一会儿皱眉，一会儿点头，一会儿又摇头，翻完曾国藩的札记，两个时辰过去了。倭仁伸了个懒腰，突然意识到这个动作不符修身之道，马上坐正，对曾国藩点头说：“不错，不错！其实检身就是要拎把大斧，时时刻刻聚精会神地看着身心上的私欲，来一个，砍一个；来两个，砍一双。”
曾国藩微微点了头，倭仁马上发现曾国藩对他的话不置可否，急转直下道：“其实写札记，写日记，还有个好处。”
“哦？”
倭仁想了一下：“当然这种话不该咱们修身克己的人说，不过它也是事实。将来你成名了，肯定会有见利就钻的人出版《曾国藩日记》啊、《曾国藩札记》啊，对了，你把家书也留着。留着呢？这很好，以后还会有人出版《曾国藩家书》，你真就名垂千古了。”
曾国藩还是毫无生气地点了点头，倭仁借着窗外透进的光，看了看曾国藩，不禁叫起来：“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
曾国藩实话实说：“前辈啊，我每天都拎着大斧捉那些私欲妄念，搞得我神经紧张，每天都失眠。静坐时还做噩梦，吓醒了好几次。前几天，我正在心中拎着大斧搜索臭毛病，突然感到胃部痉挛，喉咙发痒，接着是口中发咸，我只好张口，‘哇’地吐出一大口血来啊。”
倭仁不动声色地说：“此时正是你用功之时，一定要坚持，不可半途而废。世上多少聪明人，就因为半途而废，所以一事无成，你要谨记！”
曾国藩有气无力地点头，告辞而回。虽然倭仁苦口婆心地劝导，但曾国藩已发现理学家的那一套修身办法根本不适合自己的情况，于是改弦更张，放弃了静坐，当然还写日记和札记，只是没有从前那样浑身绷紧，时刻拎着大斧搜索人欲了。
虽然不再遵循理学的修身办法，可曾国藩还是按理学家的思路，严格“克己”，祛除那些臭毛病，随时准备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翰林院做了三年检讨，他把大部分臭毛病克掉了。从傲慢无礼、毫无修养的农家子弟到谦虚谨慎、待人彬彬有礼的翰林院学士，曾国藩完成了蜕变。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平台没有见到，一道难关却扑面而来。这道难关比他当初进翰林院还难，是为大考翰詹。
有惊无险过关
大考翰詹，就是中央政府组织翰林院的翰林和詹事府的詹事们进行考试，法律规定每六年举行一次。有的翰林或詹事碰不上，因为可能在翰林院或詹事府待了几年就升职走了，而有的倒霉就轻易地能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