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知道，这是带着浓厚情感的欢送会。骆秉章兴奋地说：“皇上的圣旨我们已知晓，曾大人很能干，希望到衡州后继续发光发热，拯救众生。”
曾国藩赔着笑，骆秉章有点迫不及待地问：“什么时候走？”
曾国藩感觉到了，如果他回答，现在就走，骆秉章和那些官员非抱着他的头亲几口不可。为了不扫这些人的兴，他只好把去衡州的日子提前：“明天一早就走。”
官员们小声“嘘”起来，曾国藩讪讪地笑了一回，灰溜溜出了巡抚衙门。转过墙角，他眼露凶光，咬牙切齿、喘着粗气道：“和血吞，和血吞！”
1853年9月最后一天，曾国藩和他的“大团”在长沙城鞭炮齐鸣中黯然地离开，它留给长沙城一个火药味十足的背影。
去衡州的路上，曾国藩绕道老家湘乡看望家人。曾麟书对儿子在长沙的行径早已耳闻，不禁愁肠百结，这位老人眼睛通红地叹道：“我的儿啊，你是活生生被长沙赶出来的啊。”
曾国藩虽心知肚明，嘴上却不承认：“老爹这话差矣，我是去衡州练兵，我要练出一支比八旗、绿营强悍一百倍的部队，我要平定长毛贼乱，还天下太平。”
曾麟书流下泪水：“你该把绿营兵枪击你的事说给皇上听啊，这还有没有王法了。”
曾国藩握住老爹干枯的双手，加重了语气：“打脱牙，和血吞。埋头苦干必有扬眉吐气之日。”
曾麟书非常赞赏儿子这种性格，再看到儿子脸上坚毅的表情，心情已平和。曾国藩此时也感觉到兴奋，突然畅想起美好前景，可当他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地来到衡州后，立即蔫了。
衡州政府官员早就接到省政府的口头警告：曾国藩这厮被我们赶到你们衡州，你们如果有能力也可照葫芦画瓢，倘若没有能力，也不可帮他。
衡州政府谨遵上级教诲，所以曾国藩到衡州后，发现自己连个办公地点都没有。去找衡州政府，衡州政府摊开双手，还耸耸肩说：“我们就这条件，有时候连政府部门都要去庙里办公。您自己想办法吧。”
曾国藩只好自己想办法，办法很快就有了。有一富户人家特别担心土匪来抢劫，见到曾国藩到来，喜出望外，所以把自家的祠堂借给曾国藩当办公室。
解决了办公场所，下面的问题就不请自来：这是个什么部门呢？倘若有信件往来，他的地址总不至于写“××家祠堂”收吧。
曾国藩琢磨好久，才把一面“统辖湖南湘军总营务局”的牌子挂了出去。可才挂上，他意识到不对，马上又摘了。这个牌子太张扬，而且和他的职权也不符，他在湖南是帮办，不是统辖。他又开始琢磨，想到了当初在长沙设置的审案局，这是个在湖南臭名昭著的部门，可此时没有办法，只好再把它请出来。
办公场所和牌子都有了，更大的难题马上摆在他面前，当然这个问题也是大多数人的难题，它的名字叫“钱”。
曾国藩到衡州建军队，本来就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不可能从政府那里拿到钱。他又没有点石成金的法力，所以只有一个办法：众筹。也就是劝那些富绅捐款，当然，不可能白捐。曾国藩允诺会由国家授予他们一些荣誉性的虚职，还有省政府给的大奖状。第一个被“众筹”的自然是曾国藩办公场所——祠堂的主人，主人很不情愿。他说，我已把祠堂免费让你们办公，这也算捐款啊。况且，你们从我这里拿了钱，将来是否真能保护我们，还是未知的。
这是大多数富绅的想法，所以众筹失败。曾国藩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强行众筹，派兵到各个富绅家里，如果拿不到钱，就捉人。由于很多人都闻“审案局”而丧胆，所以咬牙捐出了一些。
虽然如此，曾国藩的众筹之路走得仍不顺畅，他唉声叹气地对同事们说：“众筹之难，难于登天，费尽心力，仅得毫毛。”
不过他毫不气馁，一方面强行众筹，一方面四处宣传。天下事都有例外，有人就主动找上门来，要给曾国藩捐一笔让他目瞪口呆的军费。此人叫杨江，是已故湖北巡抚杨健的孙子。他让人扛着两万两白银来找曾国藩，指着银子说：“你收下，条件只有一个，把我爷爷列入祀乡贤祠。”
曾国藩被银子发出的光芒刺痛了眼，乐不可支地答应了杨江的请求。但他没想到这么点小事办起来却相当困难，咸丰皇帝得知他的请求后，马上严厉地回信道：“杨健这厮曾受过处分，其官声、政绩都不配入祀乡贤祠。名位乃国家重器，你怎么就把它当成尿壶随便予人？我看你是袒护同乡，私欲茂盛，可恶至极。降你一级！”
曾国藩大为郁闷，不是郁闷被降职，这是无关痛痒的处罚，他郁闷的是，怎么为理想做点事，就这么难。
幸好苍天垂青他，在他两手都硬的情况下，军费方面虽捉襟见肘，他也勉强把军队的架子搭了起来。可架子搭起来，里面要填充什么内容，也就是说，他要建立的这支新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还没有成熟的答案。
他当初建立的“大团”，只是在训练上改弦更张，实质上，“大团”仍是民兵部队。曾国藩是个善于分析归纳的人，这种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能从现存的事物中发现不足，并反向推理，从而得出自己的创见。
清帝国的武装力量主要有兵、勇和团练三部分。“兵”指的是八旗（满人部队）和绿营（汉人部队），八旗有二十五万人，绿营有六十四万人。八旗和绿营是父子相承，世代为业。正是因为有铁饭碗，再加上国家承平日久，所以这两支部队已不能打架。“勇”是国家临时招募的特种作战部队，称为官勇，有事时招募，无事时遣散。
我们常常在关于清朝的影视作品中看到士兵的后背有“兵”和“勇”的字符，指的就是这两种军队的士兵。
团练就是民兵，它和“勇”不同的是，“勇”是国家招募，吃公粮，团练则是后娘的孩子，只能自力更生。
曾国藩就此分析归纳，得出了他的新军模样：它应该介于官勇和团练之间，又应兼二者的优点。一方面，这支军队应该如官勇那样得到训练和整编；另一方面，它不应该被解散，它应该和八旗与绿营一样，存在是常态。
架子里知道填充什么内容，剩下的就是实行的问题。士兵来源主要是健壮、朴实的山乡农民，绿营兵不收，集镇码头上油嘴滑舌之人不收，曾在衙门当差的书役、胥吏更不收。
至于军官，更是条件苛刻。他按理学标准提出四个条件，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淡薄功利心，第四要能吃大苦耐大劳。
有人问他，这四条标准有什么科学依据吗？
曾国藩洋洋自得地回答：“第一条，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士兵不会心悦诚服，如果是头懒猪，则军务巨细都会废弛不治。
“第二条，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看你如猛虎出笼，当然会拼死向前。
“第三条，军官如汲汲名利，升他官稍晚，他就怨恨；给他薪水稍低，他就黯然伤神，如此，还有什么精力打仗？
“第四条，能吃大苦耐大劳，必须要身体强壮，每天都病怏怏的，敌人未来，自己先病死了，要了这种人就是累赘。”
最后，曾国藩总结说，“其实这四条只是外在标准，我有一条最具天理的标准，那就是忠义血性。一个人只要有忠义血性，有崇高的政治思想，无论他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还是妓院里的龟公，都能做我这支军队的军官。”
在士兵的编制上，曾国藩煞费苦心。这支军队的基本作战单位是营，每营五百人。他按县籍编组分营，这些人能成为一个营，类似传销。他们呼朋引类，或是同族、或是同乡好友，正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大家都沾亲带故，所以在战场上能互相照顾，不肯轻弃战友。按县籍编立营头，还有一层深刻之意。指挥官所带的是他本籍贯的人所组成的营，他只能指挥他的营，却不能指挥别的营，但这些营都必须听从曾国藩的指挥。这就是“分而统之”的智慧，它能防止大权旁落。
除了这些，曾国藩最高明的创建就是把军队国家化变为军队私人化。他对全军训话说：“将来咱们必能建功立业，得到朝廷的赏赐。可你们给我记住，无论你被朝廷授予什么官职，哪怕是一品大员，只要在你们上级面前，必须要毫无条件地服从命令！也就是说，朝廷的排名和在我这里的排名是不同的。”
这是政治教育，终这支湘军一生，政治教育都是它的主旋律。曾国藩的政治教育就是理学教育，他把理学的种种规定很巧妙地融进军队中，要他们守纪律，不得扰民，不守纪律、扰乱民众就是伤天害理，不必军法处置，老天就会收拾他。他要士兵们唤醒内心的良知，为国为民贡献全部力量，消灭长毛匪，让天理正常循环，让人心归于平静。
曾国藩的口才是无敌的，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曾国藩都会喝掉大量清水，原因只有一个，他口干舌燥。任是谁，站在高台上对着下面一群仰面如听圣人讲道的人说上三四个时辰，都会口干舌燥。开始，这些乡巴佬看到曾国藩挥汗如雨、张牙舞爪的样子，都偷偷嬉笑。但后来，曾国藩不厌其烦的毅力感动了他们。他们开始认真倾听，而且听出了许多微言大义，深深为从前的所作所为懊悔流泪，并暗暗发誓将来要重新做人，为解放被长毛匪蹂躏地区的百姓贡献全部力量。
在取得不俗的成绩后，曾国藩对朋友说：“人啊不论贤愚，无论美丑，更不论知识的有无，只要他有良心，就能被教育。不过话说回来，教育这些乡巴佬还真不容易，虽不敢说点顽石之头，也是苦口滴杜鹃之血。”
软件和硬件都大致齐备，曾国藩把精力投到水军上，这是个大胆而疯狂的计划，除了曾国藩，恐怕没有人敢尝试，因为困难是不可想象的。
曾氏军舰
现在，我们把曾国藩和他的战友们在衡州建立的这支新军称为湘军，意为湖南人的军队。陆军建设，之前有“大团”的创建经验，还算容易，难的是水军。
曾国藩到衡州打了两个旗号，一是剿匪，二是为江忠源练军。这两个旗号也非纯是幌子，比如剿匪，湘军的陆军多次在衡州周边和小股叛乱交火，成绩不俗。再比如为江忠源练军，曾国藩也的确和江忠源进行着频繁的沟通，事无巨细。他所以要下决心创建水军，也是和江忠源多次沟通的结果。
江忠源是太平军叛乱初期和太平军打交道最多也最扎实的清朝将领，在多次的交锋中，江忠源发现，太平军在江南的势如破竹很多时候都得益于陆军和水军的亲密协作。他们往往利用长江下游水乡泽国的地理形势，水陆并进，唇齿相依，行动迅捷，攻守自如。
江忠源去信曾国藩说：“长毛贼如今占据了沿江的南京、镇江、安庆等战略要地，三面陆地，一面临江，我军虽全力进攻，长毛贼却能轻易化解。因为他们能海陆救护以牵制我们的兵力，搞得我们总是焦头烂额，有力使不上。要想收复长毛贼占据的沿江城市，必须先拿到制江权，要想拿到制江权，必须干掉敌船，要想干掉敌船，你想想，咱们该怎么办？”
曾国藩回信：“建一支水军！”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曾国藩和他的战友们都是旱鸭子，虽然生活在南方，但大多数时间都读书了，连船的大致构造都搞不明白。这就只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白手起家。
1853年10月，曾国藩在衡州找了个池塘建立船厂，开始制造战船。他把湖南全省数得上的能工巧匠都请到衡州，大家召开特大型会议，探讨建船。会议听取了曾国藩关于建立世界第一水军的报告。报告结束后，工匠们各抒己见。有的工匠诚实回答，船身上精美的雕饰他天下无二，但造船不会。还有的工匠临时抱佛脚翻鲁班遗书，其余的工匠觉得这是政府工程，应该能大赚一笔，所以劝曾国藩别建战船，因为他们最擅长造战车。
曾国藩垂头丧气，会议结束后，他再次感悟到凡事都要靠自己的格言，端坐在床上开始“格物致知”。格了好久，他没有格出战船的制造方法，却格出了不必造战船的堂皇理由。他叫来湘军的巨柱塔齐布、罗泽南和王錱说：“战船这东西中看不中用吧，如果船大，太笨重，行进起来不方便；如果船小，在水浪中会晃动，必不能战。”
三人认真想了下，觉得有道理。曾国藩就拿出自己的主张：“咱们制造木排，这东西既免于笨重，又不会晃动，实在是水上第一利器。”
王錱一笑，带着点嘲讽：“我读了那么多书，从未见过有人用木排当战船的。”
罗泽南犀利地看了徒弟王錱一眼：“你还是读书少！”
塔齐布是曾国藩的信徒，曾国藩说牛能飞，他都信，所以有点迫不及待地问：“咱什么时候开始？”
制造木排，费不了多少工夫，很快，一支庞大的木排就制造出来，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弟兄们站在河边，看木排试水。顺流时还可以，但逆水行进时简直比登天还难，尤其是稍遇风浪，木排不必等敌人来攻就自我终结。
曾国藩在哄笑声中收场，他闭门思考，终于否定木排，又把思路拉回木船上。凡事都要靠自己，曾国藩下定决心，鼓起勇气，推开大门，喊了一声：“来啊，给我纸笔。”
他要自己设计战船！
曾国藩不是胡闹，也非闭门造船。湖南有赛龙舟的传统，曾国藩就按照龙舟的样子画出几条战船，当然他还做了些改进。比如把龙舟加宽，木板加厚，把龙舟的“龙头”制造成几根尖锐的木桩，作为冲击敌人战船的刺刀。
“曾氏军舰”制造完毕，曾国藩下令在河边试水，湘军弟兄们又来观看，嘻嘻哈哈中，曾国藩感觉他们是来看热闹的。果然，龙舟一下水，速度的确惊人，可人人都看出来了，经不起碰撞，水中一根木棒就能让它晃荡半天。“曾氏军舰”黯然收场。
连续两次打击，并未让曾国藩气馁。他如果灰心丧气，他就不是曾国藩。
塔齐布看着曾国藩在设计室神魂颠倒的样子，大为发愁，罗泽南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为他干着急，理学在此时派不上任何用场，恐怕朱熹复生，也难以找出战舰的“天理”来。
就当曾国藩在设计室里来回晃悠，胡言乱语已近走火入魔时，救星来了。江忠源听说曾国藩在衡州鼓捣军舰的情况后，派了一位懂战舰制造的人来了衡州。此人其实也是个半吊子，画出的广东快蟹船、舢板船和长龙船图纸总会缺点什么。曾国藩就主动做设计室一把手，半吊子设计师缺了什么，他就冥思苦想给补上。
在两人不分昼夜的苦心设计下，终于有了一份合格的战舰图纸，制造出来试水后，效果还不错。曾国藩激动得一夜不睡，第二天就把湖南境内的能工巧匠们邀请来，1853年12月，衡州造船厂和湘潭两个分厂成立，开始夜以继日地大批量制造战舰。
战舰图纸只是介绍了船舰的大体模样，而船的具体结构尺寸，乃至每一个部件都没有详细说明。所以工匠们在制造船舰时，曾国藩全程参与。他和工匠们反复设计，不断实验，甚至连帆樯桨橹的位置都每一寸每一寸地试验，以期让它们发挥最大效能。
曾国藩深知，这支水军将来是要和太平军争雄的，所以绝对马虎不得。造船上，曾国藩精选广西出产的木料，力求坚固耐用。对于炮的质量和安装更是讲究到极致，当时中国各省筑造的大炮炮身笨重，射程极短，重达三千斤的大炮射程上竟不如百斤重的洋炮。曾国藩花费重金，让人从广东购买大批洋炮，并组织人力反复试验，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把它完美地安装到战船上，由此建成了当时中国技术最先进的内河水师。
湘军水师共有快蟹舰四十艘，长龙舰四十艘，舢板舰八十艘，快蟹舰在战船中最大，安装的大炮也最多，是主力舰。长龙舰小于快蟹舰，装有火炮，行驶比快蟹灵敏，是巡洋舰。舢板舰最小，行驶轻捷，配有火器，是驱逐舰。
没过几年，曾国藩就用这支配备大量洋炮的舰队夺取了长江的制水权，为太平天国的覆亡掘开了坟墓。
湘军水师共有十营，和陆军一样，每营五百人。这只是建成之后的规模，初组建水师时，还是困难重重。首先是湖南人多以上船为苦，视水战为洪水猛兽。有人来应聘，一听说是水师，掉头就走。曾国藩好不容易招募了三千多人，再也招不上一人，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将陆军改为水军。士兵们必须服从命令，只能唉声叹气。营官们却死活不干，跑去和曾国藩说理。
营官彭玉麟说：“你让我在陆地当个小兵都可以，就是别让我去水上当什么营官，我真是做不来。”另一营官杨载福也说：“我一见水就晕厥呕吐，平时喝水都不敢用大碗，让我去水上指挥战斗，和送死有何分别。”
其他营官互相议论，都支持彭玉麟和杨载福，整个大堂喧嚣如滚雷一样。曾国藩不是不知道这些陆军营官的本事，尤其是彭玉麟，读书人出身，却拥有超绝的军事天赋，是个陆地之虎。把这样的人才从陆地弄到水上，实在有浪费之嫌。
但没有办法，曾国藩言辞恳切地向他们诉苦，“战舰都有了，士兵也有了，如果你们不做，那就没人来做了，咱们辛苦创建起来的水军就得解散。你们不为我曾国藩想，不为大清帝国想，就为那些出了无数力气的工匠们想想，还为那些从广东运来大炮的苦劳力想想。将心比心，浪费别人的劳动果实是可耻的，你们难道眼睁睁看着那些战舰就那样一动不动地烂在水里吗？”
见营官们不出声了，曾国藩趁热打铁：“我的兄弟们，看看外面那些战舰，咱们没向朝廷要一个铜板，全靠咱们的厚脸皮到处化缘，才建立起来的。你们忍心看着咱们化缘的成果灰飞烟灭吗？”
这番话，说得众营官们很惭愧。虽不情愿，但还是答应了曾国藩，尽力当好这个水军军官，让曾国藩高枕无忧。
曾国藩不可能高枕无忧，原因就在于世界上有个叫“咸丰”的催命鬼。
咸丰三催曾国藩
曾国藩到衡州建湘军，咸丰皇帝不太清楚。但江忠源了如指掌，江忠源后来把曾国藩的宏图大展报告给了中央政府。咸丰并无不满，因为当时正是用兵之计。1853年11月，太平天国西征大军向武汉推进，咸丰下令要曾国藩率海陆军增援湖北。
曾国藩懊恼江忠源的大嘴巴，当时水军刚刚成立，连打鱼都困难，何况是打仗。曾国藩对江忠源抱怨说：“我原意是等把水陆两军练好后再上报朝廷，你的嘴怎么就没把门的，提前透露出去了？”
江忠源回信说：“我说你啊，读理学读傻了吧。朱熹说先知后行，但知行应该合一，去战场练兵要远比你在操场上练兵进步得快。况且……”江忠源嘲讽道，“皇上只是让你去配合正规军作战，没让你担当主力，你慌张个什么劲？”
曾国藩最讨厌的就是这句话，不当主力我去干什么，正规军根本就打不了仗，我去配合他们送死吗？
他当然可以不搭理江忠源，但对咸丰却马虎不得。琢磨了一天，想到了如何搪塞咸丰。他对咸丰说：“衡州周边匪徒有春风吹又生之势，我若离开，他们和太平军连成一气，后果不堪设想啊，所以我不能走。”
不多久，曾国藩又收到咸丰的圣旨。咸丰说：“长毛贼在进攻安徽庐州，你即刻带上你的人入安徽，支援庐州。”曾国藩拿上次的回信复制一回，发了出去。1854年2月，咸丰的圣旨又来了：“长毛贼进攻黄州，曾国藩你他娘的赶紧带人去增援。”
曾国藩三次不出兵，不是懦弱，更不是保存实力。他很明白一个道理，太平军骁勇善战，名将众多，没有一支劲旅绝不能去碰他们。而且和太平军一决雌雄的战场是在水上，他的水师还羽毛未丰，绝不能高飞。
他给咸丰回信说：“衡州乃湖南省之重地，我若离开贼必来，容我剿灭衡州附近土匪后，再出山。”
曾国藩摇摇摆摆的“千呼万唤不出来”，咸丰终于发了雷霆之怒。他给曾国藩回信，语气充满了讥讽：“你真是吹牛不打草稿，好像衡州离了你就会从世上消失一样。我也和你打过交道，我只是想问一句，你的才能行吗？平常牛气冲天，以为天下人都不如你。如果你的话能抵上你一半才能，我还真放心，倘若遇事后一败涂地，岂不是贻笑天下。好吧，我暂时相信你的话和你的才能是相匹配的，你出山给我看啊！”
收到咸丰的信，曾国藩心里翻江倒海。皇上竟然说他吹牛，而且还说得这么露骨，真让他无地自容。他反复思量，上下考量，用尽全部感情给咸丰写了封回信。在陈述了船炮未备、兵勇不齐的情况之后，他突然慷慨激昂起来：“我知道自己才疏学浅，只能用一颗忠诚不避死的心报答您，至于成败利钝，全不在放在心上。如果皇上真要我出军，那我就出军。但我敢肯定，必是死路一条。到那时您会对我超级失望，我仍是死路一条，与其那样死路一条，不如现在您就治我个畏惧不前的罪名，这样我虽死，却能保住千万人性命，死而无憾。”
写到这里，曾国藩想起自担任团练大臣后在长沙受的屈辱，又想到来衡州后的白手起家，不但步履维艰，还得到无数的讥讽嘲骂，他不禁眼眶湿润，继续写道：“湖南官员不理解我，给我难堪，皇上您也不理解我，非让我出兵自取其辱，一旦我兵败，必会被人唾骂至死。身死却不能报效国家，一想到这里，我在大半夜都能哭醒。希望皇上能理解我的进退两难境地，不要逼我出军，要不了多久，我羽毛一丰，定会建下破天荒之大功，以报圣恩。”
咸丰被这封信感动了，不再催他出军，同时还安慰他：“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但你心可昭日月，并非只有我知。”
曾国藩收到咸丰的信后，当着湘军将领们的面，嚎啕大哭，拿着信给众人观看，哽咽着说：“皇上真是怜悯我等啊，皇上万岁！”
皇上在遥远的北京怜悯他，解决不了他眼前的麻烦。麻烦来自王錱，王錱向他发出了挑战。王錱是湘军的元老级人物，开始和曾国藩合作时很融洽，王錱才能出众，雄心勃勃。曾国藩当初在长沙时见人就夸王錱志大才高，前途无量。
王錱虽然雄心勃勃，但胸有主张，他是理学家罗泽南的弟子，深深懂得规矩的道理。他本来和曾国藩的关系不错，可自到衡州后，关系渐渐恶化。曾国藩来衡州是打着为江忠源练兵的旗号，但很快王錱就发现，曾国藩是在为自己练兵，他要建一支曾家军。
咸丰第一次催曾国藩增援湖北时，王錱就鼓动曾国藩出兵，曾国藩死都不出。太平军很快攻占汉口、汉阳，长沙人心浮动。湖南巡抚骆秉章也写信给曾国藩，要他来长沙协防。曾国藩理都不理，王錱拍案而起，带着他的那一营五百人从衡州奔回长沙。一到长沙，王錱就大肆招募士兵，将他的一营扩充到三千人。
骆秉章对此大力支持，因为长沙兵力不足，又指望不上曾国藩。曾国藩却很不高兴，因为王錱招募士兵的事并未向他汇报。但他隐忍不发，不久后，在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镕的左右周旋下，太平军退屯黄州，长沙局势缓和下来。曾国藩马上去信责备王錱，“你名义上算是从前大团的人，在衡州咱们也建立了上下级关系。你在长沙招募士兵，却不向我报告，是何道理？我现在郑重告诫你，我在湘军里给你留了三个营的空额，你迅速带你的人回来。”
王錱气得怪叫：“三个营就才一千五百人，你这是要我裁撤一半兵力啊。我回去你个鬼啊。”
曾国藩见王錱毫无动静，又去信说，“你的士兵必须减员，选出三个营长来，不必你指挥，指挥权由组织决定。另外，你速来衡州参加会操，开出一份名单，把不肯来的人写上，以后我不会要他们了。”
王錱继续生气，且拒绝回信曾国藩。曾国藩矢志不移，意志顽强地给王錱写信。1854年2月，彻底搞定咸丰的催促后，曾国藩决定和王錱摊牌：“咱们奉朝廷之命，兴君子之师，章程必须划一，怎可参差错乱，各立山头。你如果要立山头，别打着湘军的旗号。”这封信仍未得到回音，曾国藩怒了，派出四名将领去接替王錱的四个营军官职务，同时命令王錱只统帅一营。
王錱这回不生气了，反而对曾国藩的一厢情愿大笑不已。曾国藩看着狼狈而回的被派去的四名军官，恼羞成怒地给骆秉章写信，夹枪带棒地说：“王錱这厮反了，背后肯定有人撑腰。我把话放这里，您如果同意他归我督带，就必须受我节制。倘若他不想受我节制，您又命令不了他，那我在此宣布，湘军从前不曾，现在不曾，将来也不会有王錱这个人！”
就这样，湘军的祖师爷之一王錱被曾国藩逐了出去，曾国藩通过驱逐王錱，再次稳固了他的领导地位。
曾国藩见死不救：江忠源之死
和王錱是明争，和江忠源则是暗斗。江忠源是自太平军造反以来，战场上最清醒最干练的将军，受到清政府一个接一个的大奖，所以曾国藩当初才打起为江忠源练兵的旗号跑到衡州。
也许不仅是为了迷惑清政府和江忠源，曾国藩当时真就发自良知。他信誓旦旦地向江忠源保证，我去衡州练兵就是为了给你作为“扫荡天下之具”的。江忠源至为感动，对曾国藩表露心迹：我江忠源能光耀门庭，就全靠兄弟你了。
很快，江忠源就在现实中发现曾国藩靠不住。1853年秋，江忠源在江西九江一带抵抗太平军，他的楚勇兵力不足，所以去信曾国藩问，有没有新出炉的士兵，赶紧搞点来给我用。
曾国藩连咸丰的圣旨都敢不遵，区区个江忠源算个啥。他回信给江忠源，士兵还是半成品，不能立即出炉，你少安勿躁。江忠源并未生气，因为他知道曾国藩做事很慢，所以就调了云贵、湖广的绿营兵六千，与自己的楚勇合成一万，艰难抵抗太平军。
曾国藩得知江忠源调集绿营兵后，去信揶揄道：“绿营兵纪律败坏，怎么能打仗，您要三思啊。”
江忠源夹枪带棒地回信道：“我倒是想用你的兵，可你太慢了。”
曾国藩发现了江忠源的不满，慌忙回信道：“你不要着急，我已训练出三千士兵，再训练六千，就双手呈送阁下做建功立业的工具。”
江忠源突然发现曾国藩在和他玩太极，由于前线吃紧，所以没空和曾国藩纠结。但曾国藩却对他穷追猛打起来，曾国藩对湖南巡抚骆秉章与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镕说，江忠源的楚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听说他们常常骚扰百姓，进驻一地后的头等事就是抢劫。政府正规军不可用，楚勇也欠精练。
吴文镕是曾国藩举荐上来的，同时还是曾国藩的师长，所以自然不自然地就偏袒曾国藩。骆秉章对曾国藩虽成见渐小，却站在公理之上，对曾国藩冷嘲热讽：“正规军不成，楚勇欠精练，我听你的意思只有你的湘军才是天下唯一的精兵。但我怎么就没看你们湘军有一人在战场上？”
曾国藩险些被问了个跟头，回信骆秉章：“羽毛不丰不能飞。”
骆秉章只回了一行字：“你不飞，就闭嘴。”
江忠源对曾国藩的风凉话极为在意。他认真给曾国藩回了封信，一针见血地解释道：“‘勇’是否可用，关键在带勇之人，和‘勇’本身无关。好人带坏‘勇’，也能把”勇“带好；坏人带好‘勇’，也能把勇带坏。你总说你的湘军这样好那样好，到现在我也未亲眼见到，先假设你的湘军是好的吧。可你是否想过，现在是好的，将来解散后还一定能好吗？”
曾国藩根本没考虑那么远，他在全心全意处理眼前的问题、脚下的问题。江忠源的一番话让他更加坚定了这样的信念：他不会把一兵一卒交给任何人，包括江忠源。1853年冬天，曾国藩写信给骆秉章说：“我正在夜以继日地筹备水军，等船炮齐备后，我愿意带着我的湘军跟随您左右。”
骆秉章惊叫：“曾国藩这是要自己指挥湘军啊。”
半个月后，太平军攻陷黄州，咸丰催曾国藩出师，曾国藩死都不肯，江忠源催他赶紧来，他一字不回，但却给吴文镕去信嘘寒问暖：“这次贼有多少人？需要援助吗？我带领湘军去如何？您好好斟酌，速回我信。”
江忠源得知此事后，气得一跳三丈高：“曾国藩这畜牲，这是想抛弃我依附吴文镕啊。”
曾国藩得知江忠源的反应后，马上去信安抚：“兄弟最近如何，我正准备东下，配合吴文镕总督的‘四省合防’计划，另外也为阁下澄清天下之用，我已做好三年不归之想。”
江忠源接到信后，“呸”地吐到信上，火气上涌道：“曾国藩这厮，拿吴文镕压我，还要亲自领兵，给我练兵言犹在耳，打着我的旗号，拉自己山头，真是卑鄙！”
江忠源不会想到，与下面即将发生的事相比，曾国藩这封信的想法实在太高尚了。1853年11月中旬，太平军攻取安徽桐城，兵锋再指舒城，安徽北部危急。清政府急忙调江忠源去安徽北部支撑危局。
江忠源忠贞可鉴，连夜从湖北汉口急行军往安徽庐州。抵达六安时，突然生病，并且日益沉重。12月中旬，稍有好转，于是亲率二千楚勇进抵庐州。他才到一天，太平军就把庐州合围，开始了猛烈进攻。咸丰下令曾国藩驰援，曾国藩按兵不动。他的军官夏廷樾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请求他率师东下，解救江忠源之急。
曾国藩板起脸，一本正经地说：“目前我托购的洋炮还未到来，水师不能成军，绝不能出战。即使我能出师，也要先收复黄州、九江等处。大局所在，顾不得兄弟情谊，一想到这里，我不禁泪流满面。”
1854年1月中旬，江忠源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兵败被杀。曾国藩得到消息后，号啕大哭，他对人说：“我这个人最有自知之明，我不善带兵，完全寄希望于江忠源兄弟，想不到他未等我练兵完毕，就离开人世。我练了这么多兵，造了这么多军舰，有什么用啊！”
他哭得越伤心，站在他身边的军官们就越觉得他虚伪。几个曾和江忠源并肩战斗的军官带着自己的士兵趁夜离开他，投奔骆秉章去了。曾国藩又是一阵伤心，还未等憔悴的心平复，马上流言来攻。湖南大批官僚和士绅毫不留情地攻击他，对江忠源见死不救，连畜牲都干不出来的事，竟然被他曾国藩干了。
曾国藩把脸憋得铁青，如死尸一样静坐不动，静坐了很久很久，才掏出日记写道：“荆轲之心化为贯穿天宇的彩虹，但见到者却将它视为不正的色彩而鄙薄；苌弘之血化为碧玉，而赏玉的人将他视为破石而丢弃（虹贯荆卿之心，见者以为淫氛而薄之；碧化苌弘之血，览者以为顽石而弃之）。”
荆轲是战国时期燕国聘请的去刺杀秦始皇的刺客，被杀后化为彩虹；苌弘是春秋时期周王朝的高级官员，被冤而死，流的血三年后化为碧玉。
曾国藩其实是想说，你们这群人都冤枉了我，我不是畜牲。我只是不打没把握的仗，炮舰不齐，哪怕只缺少一门炮的情况下，我都不会出省作战。这就是我，一个脚踏实地，不见兔子不撒鹰，不做好准备不出马的曾国藩。
也许湖南的官员和士绅们真的误会了曾国藩，他是真的抱定“炮舰不齐不出省”的决心，所以他不但对兄弟江忠源见死不救，对自己的师长吴文镕同样如此。
吴文镕在太平军猛烈围攻时，曾一天发数道求救信给曾国藩。曾国藩看着信直哭，据说他当时真想出战，他和吴文镕的关系非同一般，多年的师生情谊，还有个现实问题，吴文镕一旦出问题，那在湖广地区，就没有人替他说话了。
可他咬牙忍住了冲动，去信给吴文镕，说明了自己不能出战的原因：炮舰未齐，出战就等于送死。又声泪俱下地劝吴文镕自己想办法，真情实感力透纸背。吴文镕终于被说服，在料定自己必死的情况下，去信给曾国藩，要他一定要保持这种高度谨慎的态度，万不可草草出兵。
吴文镕殉职后，曾国藩哭得死去活来，但即使在湘军内部，也有很多人认为他在演戏。的确，对兄弟师长统统见死不救，无论你写多少家书、多少日记，无论你生花妙笔还是口吐莲花，都无法解开世人心上的结：你曾国藩总说时机未到，到底什么时候才到时机，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兵？
曾国藩站在衡州造船厂最高处，看着最后一门洋炮严丝合缝安装到船上，眼神射出夺目的光芒。他默默地说了句：“可以出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