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并肩，手拉手的中情局和黑手党
黑手党和中情局，我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萨姆·吉阿卡纳（Sam Giancana）在“使命教会”前的演说* * *
在那些事实多过虚构的阴谋题材中，“中情局和黑手党并肩作战”占据了很大篇幅。出于需要，情报活动和犯罪活动的勾结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也没有停止过！而我们在历史进程中所了解的一切也不过是冰山最引人注目的一角而已。以美国安全……或者经济利益为名，意欲维护与改变世界平衡，中情局与这个隐匿力量的结合所制造的各式各样的罪恶行动，写也写不完。
冷战期间的每一年，从上世纪40年代末一直到柏林墙的倒塌（1989年11月9日），中情局一直扮演着实用主义政治工具的角色，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美国“真正政务”的需要，实行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与志趣相投的无论什么人都可以结为同盟，而这个人便是黑手党。这个世界性有组织犯罪的自由经营体认为，财产是（去）盗窃，而且只存在家族制的“亦正亦邪的罗宾汉”，只是这次他要做的是劫富济“己”。
自建立以来，情报机构在采用速战速决的方法上从未有过一丝犹豫，这都要感谢他的心腹亲信能原地待命、随时效劳，在法律之外玩弄着危险的把戏：刺杀政治领袖、走私军火、毒品、进行人体实验、操纵前纳粹分子、协助政变、随意监禁、实施酷刑……臭名昭著的声誉尽人皆知。
现在就让我们到这个撰写了历史，却见不得阳光的隐秘之处，开始一次大开眼界的旅行。
那些“传家宝”
2007年6月21日，史无前例地，在华盛顿历史学家协会的大厅里，前中情局局长海登（Hayden）宣布，代号“传家宝”的六百九十三页绝密档案以“情报机构和美国公民的社会契约”之名即将解密。海登向他的听众明确指出“这些解密档案所曝光的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时代里的一个非常不同的情报机构。”是吗，我们倒很愿意相信他。
直到现在，中情局仍不同意将大部分文件解密。而公布的这一小部分“传家宝”是要做出对其黑手党般过去后悔莫及的姿态吗？也许是布什政府为了转移公众对其当下所犯罪行的关注而特意抛出的迷雾弹？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珠宝在被放进橱窗供公众欣赏前［1］，已经被仔细地选择过，清洗过，打磨过。
一位中情局的发言人很快出来解释说，出于安全的考量，这个汇编的问世需要经过审查。事实上，它的确不能够对一个仍然在世的人造成伤害，那就是前国务卿——197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亨利·基辛格——一个不能不提的人物。在2002年上映的，改编自调查类记者克里斯托佛·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著作的影片《审判基辛格》中，导演尤金·杰里科（Eugene Jarecki）和艾利克斯·吉伯尼（Alex Gibney）将“亲爱的亨利”表现为一个犯有战争罪的坏蛋，同时也对国际刑事法庭面对“基辛格例外”所表现出的无能为力提出拷问，对追求公正的普世价值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很多国家的法庭都在等着这位懂得如何操纵媒体的政治人物来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呢，这就是为什么基辛格减少四处走动的原因，除非对于他——那个不停穿梭的人而言，旅行能让他变年轻，能让箱子不变形……外交家懂得变通的灵活手腕！
基本上，这个“传家宝”中的备忘录和内部记录等珍贵资料都来自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执掌中情局期间。他于1973年接替被撤职的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开始担任中情局局长，随即下令将上世纪50年代以来违反中情局条例的行动加以整理归档。这个加强内部透明度的意图和道义良知毫不相干，而是出于形势所迫，正是理查德·尼克松深陷水门事件泥潭前发出的指令。施莱辛格当时闪电般地调任中情局，在1973年2—5月间担当一个过渡角色，之后又转任其他职务。其后继任的新局长威廉·科尔比（William Colby）负责将整理完毕的档案名单上交尼克松，以及之后的福特总统。
在促使尼克松不断松动中情局铁门之前，媒体机构和调查人员已经将沉睡在中情局壁橱里的“尸骨”挖出来不少。而这一次，终于将它们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
牢记珍珠港！
珍珠港：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7点55分，在这个靠近火奴鲁鲁的夏威夷天堂的一角，蔚蓝如洗的天空迎来一阵电闪雷鸣。日本将其航空母舰隐蔽在群岛广大的海面上，然后出其不意地发动对珍珠港的空中打击。
美军损失极其惨重：两千四百零三人死亡，一千零七十八人受伤，这一太平洋最大海军基地上的主要舰艇和飞机或被摧毁，或被损坏。惨剧在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美国被痛苦地唤醒［2］。
次日，佩带着黑纱的罗斯福总统在国会发表讲话：“昨天，1941年12月7日，一个将以卑鄙无耻的嘴脸永远留在历史上的一天，美利坚合众国突然遭受来自日本帝国空中军事力量蓄谋已久的攻击。”
“请牢记，珍珠港！”一个幸存海员愤慨的声音好似要将整个国家团结起来的怒吼。
第一个冲击波过去了。错误大意、玩忽职守似乎被认为是真正的原因，而它是否是强迫美国改变不参战态度的有意所为？争论从未停止过。七个行政委员会，外加一个特别委员会在1941年12月至1946年7月间接连负责调查珍珠港事件，希望找出应该负责的真正原因。直到1999年，当年珍珠港基地负责人舒特将军（Short）和基默上将（Kimmel）的回忆录才把他们各自被指责犯有严重过失的污点洗涮干净。然而罗斯福，他知道一场攻击迫在眉睫吗？
无论如何，珍珠港事件都被视为情报机构失败的象征。挫败敌人的计划尚且如此无能，更不要说预测敌人的攻击：一个不能被忘却的痛苦记忆。
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局
美国卷入战争。
1942年6月13日，战略情报局（OSS）在总参谋长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的领导下开始实施令人欢欣鼓舞的计划：渗透敌人内部，搜集敌方情报，全方位实施破坏敌人计划的行动（比如，杰德堡伞兵特遣队与抵抗组织一道为登陆进行“燃放礼花”行动准备）。在远东战线上，战略情报局的101部队分遣队（活动于缅甸和中国）的行动也接连取得胜利。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后来的中情局所实施的秘密行动。
1945年2月4日，在雅尔塔黑海的海面上，在利瓦蒂亚宫的房间里，以最秘密的方式将“乔大叔”朱瑟夫·斯大林、温斯顿·丘吉尔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召集到了一起。“三巨头”在那里停留了一周，以协调战争的策略，加速胜利的步伐，确定第三帝国灭亡后欧洲的走向，重新瓜分世界，建立符合他们的利益平衡……与不平衡！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去世［3］，副总统亨利·杜鲁门（1884—1972）接任美国总统［4］。
战略情报局解散，其情报人员和组织被分散到各个不同的反间谍机构。多诺万向杜鲁门建议组建一个新的——既在美国本土、也在国外发挥效力的情报机构。杜鲁门吸取了珍珠港事件的教训，接受了他的建议，然而只同意其在国外行使使命。1946年1月，美国中央情报组（CIG）成立。
次年7月，认识到地缘战略发生的重大改变，美国国会通过国家安全法，重新编制军队、外交和情报机构。中央情报组（CIG）于是变成了中央情报局（CIA），负责在国外实施间谍和反间谍任务。美国本土则是联邦调查局（FBI）及其强势头目J·埃德加·胡佛［5］的“猎场”。中情局被置于杜鲁门直接领导之下，然而它很快就逃离了他的控制，就像它对待之后将近三十年间的所有杜鲁门的继任者一样！
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国会从未对它施加过任何压力。1949年，中情局甚至得到特权，可以不透露重要数字、关键人物细节、部分组织机构图，以及……很多任务内容！一直等到水门事件爆发，参议院、众议院，还有总统才开始质询情报机构的活动，并要他们提供明确细节，其中一小部分出现在后来的“传家宝”里。
冷战的开始
1919—1921年间担任美国司法部长的亚历山大·米切尔·帕尔默（Alexander Mitchell Palmer: 1872—1936）重提“红色恐怖”的说法。这种恐惧最先与1917年十月革命结伴而生，自杜鲁门时期的国际冲突中愈演愈烈，随后在参议员朱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偏执症的推波助澜下，红色恐惧之火在整个50年代熊熊燃烧。它们指控一些社团从事犯罪活动，到处逮捕渗透进来的共产主义者，一直追到军队内部，欲将其连根铲除，好莱坞对这段历史有过精彩的描述……
1948年连任总统的杜鲁门坚信这样的理念：对所有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实施财政和军事上的援助。在欧洲，面对每个国家都必须选择其政治阵营的日丹诺夫主义，美国随即提出对战后虚弱的欧洲国家实行经济援助的马歇尔计划。在捷克斯洛伐克，当斯大林主义成为这个国家的主宰后，美国又支持“布拉格之春”行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幽灵游荡在西欧的夜空。两大阵营形成，冷战开始。
为了实施其遏制政策，杜鲁门高唱着捍卫美利坚“国父”价值观的口号，支援“拯救自由世界”行动的同时，也对几乎处于秘密状态下的其他行动给予十字军东征般的大规模援助。为了将被魔鬼诱惑的羔羊重新引入正途，中情局“自然”成为圣灵荷枪实弹的捍卫者，棍棒落下之处，不会错过任何目标。
黑手党为历史效劳
黑手党（西西里语意为“大胆的，放肆的”）是对一般意义上的有组织犯罪的普遍说法。在愿意与情报领域“手拉手”的黑手党名单中，有一个西西里“小流亡者”的名字不断出现：萨尔瓦多·卢卡尼亚（Salvatore Lucania），人称“卢奇（lucky‘幸运的’）·卢西亚诺”。从某些方面来看，卢奇的确是“幸运”的。他从差点儿要了他命的火拼中活着出来，脸上留着刀疤，右眼也从此只能睁开一半。对于其他方面，只能说他是个不错的玩家，正如他接下来所做的那样，他深知骑上一匹好马有多重要。
那时候，法国邮轮公司的骄傲——“诺曼底”大型邮轮正乖乖地呆在纽约88号码头上。自从1939年8月开始在这里“政治避难”，它就再没悬挂过自由法国的旗帜。1942年1月底，这个法国的自豪最终结束于美国当局对法国维希政权的宣战，并被更名为“拉法耶特舰”，指派在大修后开始行驶运送官兵的使命。然而2月9日，一把焊接枪引燃了装有救生衣的仓库，大火在军舰的木制部分熊熊燃烧，消防设备因无法和法国标准匹配，面对这场惨剧无能为力。人们试图从泵船上将海水浇注在军舰上，却只能看着它一点点侧斜，然后倾覆，最终被当作一堆破铜烂铁售卖了事。
玩忽职守的后果？德军的破坏？怀疑落到码头工会强势人物、黑手党“老板”阿尔伯特·安那斯塔西亚（Albert Anastasia）的头上。他是否想显示其组织的强大力量以促使司法机关和卢西亚诺谈判？对于卢奇来说，他的运气来了。1936年因从事淫媒活动被判入狱30年的卢奇当时正在服刑期间［6］，他是否向美国海军情报处（ONI）保证保护纽约码头免遭纳粹的渗透？根据历史学家阿尔佛雷德·麦考伊（Alfred McCoy［7］）的研究，作为协助情报机关的交换，卢西亚诺可以继续在他的单人牢房里指挥他的犯罪网络。
1943年夏，盟军在西西里登陆（胡斯基行动）。在大包小包的军事装备中，他们没忘记给西西里的黑手党们带去卢奇·卢西亚诺的友谊。在位于帕勒摩克的克萨·诺斯特拉（Cosa Nostra）的“穹顶”办公室里，黑手党头子卡罗吉奥·维兹尼向盟军提供了不少战略情报和上帝允许的宝贵的帮助。
1946年，一直保持着意大利籍的卢西亚诺被引渡回他的祖国。在那里，他继续着他那温和高尚而兴旺发达的事业。1962年1月的一天，在拿波里机场发作的心脏病最终清算了他的罪行。
另一个罪行累累的工会分子也将“步入”历史：维托·杰诺维塞（Vito Genovese）。卢西亚诺在押期间，为了成为“教父中的教父”，他展开大规模的火拼以清洗异己。在一个一切都为他好的朋友的引见下（中情局的密探），杰诺维塞在他的出生地意大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和礼遇。在成为墨索里尼的亲信后，他甚至给他的领袖提供毒品。盟军于拿波里登陆后，他又自荐为盟军担当翻译，并在黑市做些有利可图的“小生意”。被军事警察发现后，杰诺维塞被遣送回一直视他为嫌犯的美国。然而他却异乎寻常地有运气，一个重要证人中毒身亡……在警察局里！案件就此封存。1959年，杰诺维塞被远在意大利的卢西亚诺秘密设下圈套。就在他验收邮寄来的海洛因时，同时出现的还有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杰诺维塞在监狱度过残生，从未实现他的梦想：登上“教父中的教父”的宝座。
克萨·诺斯特拉（Cosa Nostra），克莫拉（Camorra），黑手党：同一场战斗一个半世纪前，克萨·诺斯特拉［8］诞生于西西里混乱的政治与社会纷争，以及意大利国家天主教社团主义分子与西西里当地产业主的对立中。19世纪后半叶的整个过程中，它不断地自我建构，不断地“抹黑”，不断地解体，又不断地重建。
克萨·诺斯特拉渗入西西里社会机构的方方面面，通过行贿手段，对国家政治和经济施加影响，挪用社团救济金，强征保护费，贩卖毒品，经营高利贷，制造假货，组织盗窃，走私银行卡，而且总是“拒绝作证”（沉默的法规）。其金字塔型的组织机构服从一个隐秘的教会式权利当局：“穹顶”（即美国称“委员会”的黑手党地方联合会）。
克萨·诺斯特拉在美国、加拿大、德国和澳大利亚都发展有自己的势力，它还与拉美和东欧的犯罪组织组成网络。在巴尔干半岛，它拥有售卖战争武器和爆炸装置（甚至地对空导弹）的黑市，而且购买者的数量与日俱增。克莫拉则是“城市里的”黑手党，在那不勒斯生意场上兴风作浪。
在卡斯特罗之前，都是好时光！
1933年12月5日，美国各地，酒精汹涌。人们尽情狂饮，庆祝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一条的实施，十三年的“干燥”统治［9］终于结束。见鬼去吧，地下酒吧！在那里，人们不得不躲着喝一杯不像蒸馏水，却更接近化学品的饮料。
从1934年1月开始，生意又肆无忌惮地开始了，黑手党频繁地被邀请到哈瓦那参加犯罪分子出没的“秘密会议”［10］。在这里，这些先生们曾享受过禁酒令（1919—1933）的所有恩惠，他们的事业蓬勃发展，有组织犯罪的小世界就在他们中间，在阳光下。在这个背靠着赌博和色情的极乐世界里，美国游客们尽情满足着所有的饥渴要求，既不担心手脚麻木而倒地，也不害怕“牙买加姜汁酒”中的工业增塑剂会导致失明和大脑损伤。
得益于岛上的政局不稳，以及和独裁者亨西奥·巴蒂斯塔的良好关系，黑手党们打算继续寄希望于古巴。然而于1959年取得权力的费德尔·卡斯特罗重新发牌，巴蒂斯塔也跑到了圣多米尼加。卡斯特罗视赌博和色情为美国佬的帝国主义象征：别了，美好时光。
再一次，历史给了中情局和黑手党并肩作战的机会。
针对古巴的秘密行动
在入主白宫几个月后，约翰·F·肯尼迪（1961年1月20日当选）和他的兄弟、司法部长鲍伯，就给予中情局绝对权力干掉卡斯特罗，“猫鼬行动”正式启动。直到登陆猪港失败，卡斯特罗逃过了多次暗杀行动。有些计划甚至显得非常古怪，比如将爆炸装置安装在他的雪茄里。
中情局先与联邦调查局前探员及反间谍专家罗伯特·马修（Robert Matheu）取得联系。他供职于霍华德·休斯的一间公司，于1966—1970年间为这位隐居在拉斯维加斯酒店顶层的亿万富翁充当信使，并只通过书写和电话形式接受他的指令。
马修随后认识了人称“漂亮的约翰尼”的约翰·罗塞利（John Roselli［11］），后者又将他介绍给山姆·吉阿卡纳（Sam Gianacana芝加哥黑手党教父）和桑多·小特拉菲康特（Santo Trafficante佛罗里达黑手党和“古巴黑手党”教父，也是被卡斯特罗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中情局“闭着眼睛”开出十五万美金的价码，两位教父“躺在床上”将一切控制于股掌之中：他们要组织刺杀卡斯特罗的行动……而且是免费的。吉阿卡纳建议使用毒药，让一个古巴新政府的官员（朱安·奥尔塔Juan Orta）将药掺进卡斯特罗的食物里。安东尼·维罗纳医生（Anthony Verona）——一个古巴流亡者领袖也在此时粉墨登场，他宣布准备为这次暗杀出资一万美元。而此时的罗伯特·马修正和一名中情局探员，应吉阿卡纳的要求，监听着他的女朋友——歌唱家菲丽丝·马克吉尔（Phyllis McGuire）的一举一动，因为大恶棍怀疑她与演员丹·罗万有染。探员和马修在监听时被当场抓获，在中情局的擀旋下，罗伯特·肯尼迪平息了这次事件，主要是因为马克吉尔正在谈恋爱的对象其实是……总统！1961年4月，猪港登陆的惨败使得刺杀行动被“无限期地搁置下来”。
刺杀肯尼迪
由中情局招募和培训的一千四百名古巴雇佣兵从南面入侵古巴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却在美国政府内掀起轩然大波。第一个难辞其咎的中情局头子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在攻击声中很快找到自己的防线，他让人们相信，所有的错误都应归咎于肯尼迪拒绝飞机空中介入的糟糕战略。1961年11月底，肯尼迪免去杜勒斯的职务，指派约翰·麦克恩（John McCone）到中情局收拾烂摊子，并重新制定行动计划。很多行政人员也遭解职，包括行动主导人理查德·比斯尔（Richard Bissell）。这位牵涉其中的陆军参谋总长不得不选择在此时避走东南亚，出马处理那里出现的危机。然而，愤怒低嗷着。中情局的一些官员和一些极右的将军们纷纷指责年轻的民主党总统面对共产主义的软弱策略和朝向黑人群体的开放政策。人们知道他们酝酿着一项阴谋，却不确切地知道他们是否已经制定出了计划。
到死，肯尼迪也没有同意使用“伪旗策略”的“北森林”行动：即制造一起事件，使舆论认为美国军事干预古巴是古巴当局逼迫而为的不得已之举，从而给实为反卡斯特罗的军事入侵找到正当借口。此外还要寻求外交，甚至军事的支持，比如和英国的合作。然而猪港的拙劣表演使得多疑的卡斯特罗投入苏联熊掌的保护之中。1962年10月16—28日间，导弹危机的发生令刺杀尝试偃旗息鼓。
肯尼迪，虽然很得民心，却只有很少的朋友。1963年11月22日遇刺身亡后，他的兄弟罗伯特曾试探麦克恩：“中情局也参与了吗？”没有回答，那么黑手党呢？
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那个被认定刺杀肯尼迪的凶手——逮捕后不到四十八小时，就在摄像机的注视下，于达拉斯的警察局内，被达拉斯一间夜总会的老板杰克·鲁比（Jack Ruby）射杀。“小毒贩”（Trafficante Junior）曾在另一个黑帮恶棍朱瑟·阿勒曼面前预测，肯尼迪活不到下一次总统大选。多个情报机构怀疑他与此次刺杀行动有染。1968年，“小毒贩”曾在总统大选中协助理查德·尼克松，他还参与过多起谋杀黑手党成员，包括山姆·吉阿卡纳的行动。就像卢西亚诺对罗斯福的“痴迷”，朱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集团领袖）和山姆·吉阿卡纳的友谊尽人皆知。朱瑟夫·肯尼迪曾要求吉阿卡纳发动工会力量［12］，以促成其公子赢得1960年的总统大选。然而一旦登上权利的宝座，肯尼迪们并没有兑现所有的承诺，罗伯特甚至还发起一场肃清黑手党的行动。
在由林顿·约翰逊（Lyondon Johnson）领导调查肯尼迪遇刺案的沃伦委员会成员中还有……艾伦·杜勒斯。几个月后，沃伦法官提交他的结论：不存在阴谋，只有一个认定的杀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13］。
被秘密释放的鲁比的多封信件显示，约翰逊总统与这起达拉斯悲剧不无关联，很多的书籍和纪录片也在尝试证实这一点。
中情局，一个疯狂的机器？
1972年11月，尼克松展开第二次竞选活动。他的对手，民主党的麦戈文应该不会构成太大的威胁。
然而6月17日早晨，在民主党党部所在地的水门大厦里，五个男人在安装窃听设备时被巡逻的安全人员发现并抓获。这五人中有两个古巴人，两个中情局探员，和一个叫詹姆斯·马克科德（James McCord）的空军预备役上校，同时也为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前探员，以及尼克松竞选班子的安全负责人。从他口袋中搜出的记事簿上：霍华德·亨特（Howard Hunt），一个前中情局前探员的名字，引起了特别的注意。他曾卷入一年前盗取国防部越战秘密资料，并由国防部“智囊”专家丹尼尔·艾尔斯伯格（Daniel Ellberg）提供给媒体广泛传播的“五角大楼文件”事件。
联邦调查局头目帕特里克·格雷（Patrik Gray）下达封口令，中情局局长里查德·海尔姆斯也没有催促展开任何调查，尼克松扮演着无辜羔羊的角色。11月，尼克松以60.8%的支持率，赢得了五十个州中四十九个的胜利。所有人都忘了这件事，所有人，除了……
总统班底
水门事件错综复杂的千头万绪被两个咄咄逼人的《华盛顿邮报》年轻记者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和鲍伯·伍德沃德（Bob Woodward）一点点抽丝剥茧地解开。后者在其秘密消息提供者的指导下每一次都能找到关键的线索，受到当时一部色情电影片名启发，邮报的主编给这个消息的秘密来源命名为“深喉［14］”。
在困难重重中，“伯恩沃德”和“伍德伯格”［15］终于揭露出一个秘密监视、暗中操纵、行贿受贿、挪用基金、销毁资料和欺骗说谎的运作系统……其运作路线为：通过尼克松竞选委员会转给“总统班底”，再上交白宫的主人。《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揭露，1973年1月对“安装窃听器的人”的诉讼，展开司法调查，艾尔文参议院委员会和弹劾程序的启动，所有的一切一起作用，促成了尼克松的引咎辞职。1974年8月9日中午，杰拉尔德·福特宣誓就职。接下来的一个月，他对其前任予以赦免，而尼克松实际上从未被起诉。
包括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在内，超过七十人牵涉到这个国家级丑闻中。中情局局长里查德·海尔姆斯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里克·格雷相继辞职，一些人被罚款，被判刑［16］。尼克松的高级助手们大多没能幸免。1977年，属于教会委员会的海尔姆斯因违背誓言被给予严重处罚。
水门这个词开始流行起来，特指那些一直涉及到国家顶层的龌龊勾当或者荒谬事件：伊朗门，莫尼卡门，还有法国的安哥拉门。
水门的流言
“所有新闻都值得被刊登出来”，这是印在《纽约时报》头版上的口号。1974年12月，一篇爆炸性文章确实值得美国人到影响自己日常生活的政治布景背后看一看。中情局负责人威廉·科尔比提醒尼克松（辞职了的）：文章写出的“只是冰山浮出水面的一角”。
尽管中情局被禁止在美国本土实施行动，然而其名为“混乱”（CHAOS）的计划（名起得很贴切）却可以任意跟踪、监听、逮捕上千名被怀疑反对越战的激进分子。很多学生、教师、反战协会蒙受不白之冤，遭到搜查，被税务机构骚扰，被诈骗，被威胁……私人信件（如约翰·列农、简·方达……）被截获，记者被监听，对他们的消息来源做手脚，误导媒体……
这种可怕的气候最终促使1975年由派克委员会（PIKE）和教会委员会（参议院）联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介入情报领域的深度改革，建立国会监管下的情报行动控制体系。由总统委派的洛克菲勒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中情局实施了二十年的非法行动，并指责两位总统——约翰逊和尼克松在其中扮演不光彩的角色。
科尔比上交给参议院教会委员会的那份中情局成立以来的活动清单中（著名的“传家宝”）包括：自50年代初，中情局开始实施一系列将活人作为实验品的行动。起先始于在真实血清上做实验的“蓝鸟”（后来变成“洋蓟”）计划，然后是“MKULTRA”（后变成“MKSEARCHE”）计划，进行精神类药物（LSD：麦角酸二乙基酰胺，迷幻剂［17］）的人体实验。而“午夜高潮”计划，则由黑手党通过其色情网络提供“对象”，然后观察那些在配备着特制材料的镜子和麦克风的妓院房间里，服用实验品后的女孩儿和客人们的表现。对于那些在国外实施的行动，科尔比则在报告中有意回避提及某些事件和人名：“如果他们被揭发，有人就要流血”，后果可能“比水门事件还糟糕”。
科尔比承认曾参与刺杀卡斯特罗的行动，但却最小化他在长期而连续的国家行动中，在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全世界：危地马拉，刚果，印度尼西亚，伊朗，柬埔寨、老挝、越南、智利、阿富汗……所有这些颠覆国家政权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宣称，中情局与刚果独立武装领袖帕特里斯·卢蒙巴暗杀事件没有任何干系，而中情局和多米尼加独裁者拉斐尔·特鲁西略制造的暗杀行动，就像和越南的吴庭艳，甚至和智利当代发生的事件一样，都只有一点“微弱的联系”！
2003年2月，美国国务卿克林·鲍威尔指出：“对于70年代我们在智利所做的一切，对于我们在阿连德先生身上所发生的事中扮演的角色，我并不感到非常骄傲，这个时期也并不是美国人引以为傲的历史的一部分。”
调查显示，自理查德·海尔姆斯1966年担任中情局局长以及尼克松1968年登上总统宝座以来，为了达到他们的反共目的，中情局所采用的极端化“流氓手段”，令人发指的程度即使在中情局历史上，也可算空前绝后。
曝光的资料也将重新调查约翰·F·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刺杀案提上议事日程。众议院遇刺案特别调查委员会1979年的报告曾驳斥沃伦的结论，认为虽然仍不能确定谁在里面扮演着角色，然而肯尼迪死于阴谋具有“非常大的可能性”。那些相信肯尼迪倒在了中情局和黑手党联手射出的子弹下的阴谋论者，这次算是找到了证据。
深喉
2005年7月，《名利场》杂志上，一个叫约翰·奥康纳的人揭露出“深喉”的身份：格雷担任局长时期的联邦调查局前二号人物马克·菲尔特（Mark Felt）。
菲尔特在次年发表的回忆录（《一个联邦调查局人的生活，联邦调查局和“深喉”，以及在华盛顿为荣誉而战》）中解释到，他拒绝使用那些卑鄙的调查方式，希望媒体可以促使尼克松政府配合，以令中情局可以采用正确的方式进行调查。对他而言，没有比真理和联邦调查局的公正更重要的事情。“深喉”不久后（2008年12月18日）在加利福尼亚的一间养老院中平静去世，享年97岁。一些人指责他先是出来讲，然后出版回忆录，再卖电影版权，就是为了换一堆该死的美金而已。
今日中情局
自1961年以来，中情局总部即设立于距华盛顿二十多英里之外的朗格雷（弗吉尼亚州，麦克林）。
中情局分为四个主要部门：国家秘密行动处（NCS）、情报处（中情局分析机构，负责情报的开发和发布）、科学和技术处，以及行政部门。其预算为三十五亿美元，人员将近一万名。
局长由总统任命，并必须得到参议院的同意。从2009年2月13日起，第十九任局长是曾担任比尔·克林顿时期（1994年7月—1997年1月）白宫办公厅主任的里昂·帕里塔（Leon Panetta）。尽管并非出身情报领域，然而他的忠诚，他于酷刑势不两立的立场，都使得巴拉克·奥巴马深信他完全能够胜任此一要职。
中情局如今置于行政和立法权利的双重制约下，禁止在美国本土采取行动，禁止在没有总统特殊命令，没有提前知会国会“特设”委员会的情况下实施秘密计划，禁止组织暗杀。中情局驻外当地机构负责人通常为一名官员，在美国大使馆的保护下，领导机构的活动。
法国贩毒网
上世纪30年代，祖籍科西嘉的马赛恶棍保罗·卡尔波纳（Paul Carbone）和佛朗索瓦·斯皮瑞多（François Spirito）开始走私毒品。起先量还不大，他们的小公司还没有体会到危机的滋味，至少，没那么快。属于一个大殖民王国的幸运使得他们取得了“最先进口鸦片的法国人”的头衔，法国贩毒基地由此奠定。
战争到来，两个合伙人选择了占领者的阵营；作为交换，占领者保证不干涉他们的买卖。然而卡尔波纳在一个错误的时间，一个错误的地点，想到了一个错误的主意。结果成了抵抗组织破坏铁路行动的附带战利品，不但送了命，两条腿都被扯掉了［18］。斯皮瑞多不想等着以通敌罪受审（1952年），法国一解放，他就溜到西班牙晒太阳去了。随后他又为了异国情调去了南美，在那儿继续着进出口违禁食品的暴利买卖。
大自然不喜欢真空。登陆普罗旺斯的喧哗声渐渐散去，其他人的生意……还要继续。这就是来自卡兰萨那（科西嘉）的古尔里尼兄弟（Guérini）的大时代的开始：协助法国和美国秘密情报机构，确保马赛的大门不被异己分子渗透进来，以维护相对的……“社会和谐”。安东尼奥·古尔里尼和他的兄弟“美美”（mémé）开始在政治世界物色保护人，他们找到了卡斯东·德菲尔（Gaston Defferre）——一个“善解人意”的人。1981年，这位马赛市长被任命为内政部长时，蒂耶里·勒吕龙（Thierry Le Luron）曾说过这样的话：“为了照料这些大流氓，找个专家当然最好。”
吗啡，来源于那些可以在地缘政治风向标上读出来的地方：土耳其、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随后在位于法国南部的波尔多和哈佛尔的实验室被变成海洛因，再被运到美国。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黄金时期，依靠迅猛扩大的市场，毒品网络每个月都要成交将近三百公斤毒品。演员兼电视节目主持人雅克·安吉尔文（Jacques Angelvin）1962年于纽约被捕，被判六年监禁。他对藏在其别克车里的五十二公斤纯海洛因佯装不知，天真地认为他的知名度可以帮他瞒天过海，威廉·弗莱德金（William Friedkin）的影片《法国贩毒网［19］》中的部分情节即来源于此。
潜伏
在纳粹德国国防军的撤退中，美国战略情报局反间谍小组中的一支——X2——展开策反纳粹情报人员的“潜伏”行动。
与其将他们消灭，或者交给抵抗组织处决，时任战略情报局局长的威廉·多诺万认为，不如设法将他们中的大部分策反，以为美国和英国的秘密情报组织所用。“潜伏”行动由后来成为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拟定具体实施计划。时任情报局驻伯尔尼站长的杜勒斯从1942年起就开始和纳粹中希望建立一种分治和平的“现实主义者”不断接触，博取占领者的好感和信任。在法国，从“策反”警察局长勒内·布斯凯（René Bousquet）开始，招募潜伏人员为自由法国做准备。
1946年7月，前纳粹德国国防军将军兼西线情报局局长莱因哈德·盖伦（Reinhard Gehlen: 1902—1979）被解除监禁，已更名为中央情报组的原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给了盖伦最后一次选择合作的机会，盖伦接受了。这个前战犯随后建立起一个“潜伏”网络：盖伦组织。此后，活跃在网络周围的三百五十名前纳粹德国情报人员成为中情局安插在东欧和苏联的耳目，而盖伦一直到1968年都是中情局驻西德的负责人。在纽约大主教、后来更成为红衣大主教的佛朗西斯·斯佩尔曼（Francis Spellman）的斡旋下，那些为了对教皇保罗十二世进行“神圣援助”而被派遣到拉丁美洲的纳粹、法西斯，和民族主义分子被捕后都成为中情局的情报人员，站到了共产主义的对面。同样，上世纪70年代，在中情局羽翼保护下的克劳斯·巴比（Klaus Barbie［20］）不但没有被玻利维亚遣送回法国，还由于其具有坚强的抵抗“能力”而被列入“秃鹰行动”名单中。这一由拉美所有独裁者一起发动并得到美国支持的史无前例的恐怖浪潮，最终导致成千上万无辜者丧生，并对法国、西班牙、甚至华盛顿的反对派、知识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放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暂缓飞行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后，西方阵营遭到猛烈打击，斯大林主义“持续加压”，柏林被封锁，西欧面临苏联入侵的问题成为一个……烫手的事实。
杜鲁门对情报机构的秘密行动继续采取不闻不问的政策。中央情报组正式更名为中央情报局，并吸取二战的教训，决定在新的大战爆发时，依靠已经组织在册的抵抗力量发挥作用。在美国的友邦里，抵抗共产主义网络的潜伏人员在富兰克·威斯纳（Frank Wisner）和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SHAPE［21］）的协同指挥下，经常瞒着各国政府展开秘密行动！
这些网络后来出现在1975年富兰克·丘奇（Frank Church）国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中情局前局长威廉·科尔比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其创建原因和形成过程。德国报章将德国的网络明确化为一个极右组织：德国青年团。它成立于1950年，三年后遭禁。其主要任务为，在苏联入侵时，负责消灭左翼领导人，并为此招募过超过一万八千名成员。
干扰本国政治生活，并令司法付出代价。在所有的潜伏网络中，要数意大利的“短剑”网络（GLADIO［22］）干得最出色。
“短剑”网络
自1943年起，美国人在意大利就好像在自己国家一样。1944年，美国战略情报局成员，后来成为中情局反间谍头目的詹姆斯·约瑟斯·安格莱顿（James Jesus Angleton）亲自来到意大利，确保情报人员都站在美国的一边。1948年，意大利基督教民主派在国会选举中的获胜，被视为中情局和梵蒂冈虔诚地“手拉手”走到一起的战果。整个上世纪70年代，意大利都处在一个火药味道十足的时期，革命运动上演荷枪实弹的武装斗争，反对意大利情报机构为了阻止共产主义进入而实施的“高压政策”。
1978年，基督教民主党进步主义者领袖阿尔多·莫罗（Aldo Moro）被红色旅绑架并杀害，事件震撼了意大利政治阶层，使得意大利民主政体摇摇欲坠。“短剑”网络也直接策划袭击行动，比如1980年发生在波兰火车站、造成几十人丧生的事件。
威尼斯法官菲里斯·卡松（Felice Casson）和卡尔罗·马斯泰罗尼（Carlo Mastelloni）负责对1973年发生在玛拉斐尔特的秘密军机坠毁事件和发生在加埃塔诺的汽车谋杀事件提出起诉。在收集证词和查阅档案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在官方机构的背后，一个神秘的力量正控制着这个国家。部长会议主席朱利奥·安德列奥蒂（Giulio Andreotti）1990年10月27日提到“短剑”网络时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恐惧，对与共产党情报机构（Kominform）相比，北约力量相对薄弱的担忧，都促使西欧国家开始思考一种非常规的防御模式，在本土建立一个旨在敌人入侵后能够发挥作用的秘密抵抗网络……面对最近发生在东欧的事件所传递出的信号，政府必须重新审视所有非正规战争形态的部署，主动核查当前国家防卫系统在政治和军事技术层面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只在意大利，瑞士和比利时进行了一次这样的核查。时任法国国防部长的让·皮埃尔·舍韦内芒（Jean Pierre Chevènement）认为，法国一直呆在所有这些“之外”。然而朱利奥·安德列奥蒂证实，意大利军事情报组织曾于1964年加入由美国、法国、比利时和希腊组成的“同盟国地下委员会”。
一份2000年由意大利国会专门负责委员会（左翼民主党）发布的文件基本确认了一个事实：“短剑”网络和意大利大东方共济会传道第二分会（人称P2）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二分会领袖里西奥·戈里（Licio Gelli）不但是一个前法西斯分子，还曾担任意大利海军突击队和美国战略情报局建立意大利潜伏网时联络官一职。在他的分会中，集结了意大利从政治、军队、宗教、到金融和艺术……几乎所有领域的精英人物，而他本人的名字也和不计其数的政治及金融流血事件搅和在一起。意大利情报机构前负责人吉阿纳德里奥·马勒蒂将军（Gianadelio Maletti）2001年3月表示，中情局曾协助意大利恐怖主义活动。1981—1984年间担任意大利军事情报与安全局（SISMI［23］）局长的尼诺·鲁卡莱斯将军（Nino Lugarese）也证实，意大利存在一个由八百人组成的“超级短剑”网络，专门对付那些琐定的政治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