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 见乾隆九年正月壬寅，二月癸酉，《高宗实录》卷209，211。
[47] 乾隆九年正月癸巳，《高宗实录》卷208。
[48] 分见《高宗实录》乾隆十年六月，九月，十三年闰七月各卷。
[49] 如“大司徒”之职，其一即为“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若遇大荒，“则令邻国移民、通财、舍禁、弛力、薄征、缓刑”，孙诏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北京，246、770，参见高王凌：“中国古代的大政府”，《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2002，页10；又，当时社会上还有许多人需要救济，如黄中坚以为：“吾观三代盛时，以九职任万民，自邱陵园廛漆林而外，大率尽归于井田，……宜其民之皆有以自养。然其时即有若闲民之转移执事待人而食者，且夫鳏寡孤独废疾之伦穷于天，游惰不率教之属穷于己，至不可胜纪也”（“限田论”）。
[50] “周礼遗人掌凡委积，巡而比之，以时颁之，制莫善也”（王昶：“癸未会试策问一道”，《皇朝经世文编》卷39）；“周礼遗人之职。委积以恤艰阨。积储之所系綦重”（晏斯盛：“请分常平为社仓疏”，《皇朝经世文编》卷41），明确就是积储的功能。
[51] 晏斯盛：“井地以后，惟社仓为长久规模”（“请分常平为社仓疏”）。
[52] 陈兆崙《紫竹山房文集》卷13《予告资政大夫前任广西巡抚工部尚书卫公别传》。
[53] 《高宗实录》卷175，乾隆七年九月。
[54] 乾隆八年九月，《高宗实录》卷201。
[55] 乾隆九年二月，《高宗实录》卷211。
[56] 于此也不应有太大的误解，毋宁说皇上是把这想法深深埋在了心底，参见乾隆六十年四月丁酉，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以唐虞三代之心为心，以唐虞三代之治为治”。
[57] 原信署为乾隆二十年（1755年9月28日 [58]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四卷，大象出版社，2005年，页141—147，感谢魏淑民同学提供了这些资料。
五、无奈与失落
14.盛世之累
当是之时，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至矣哉！自唐虞三代之盛，未有过于此日者。洵足光列圣之贻谋，而永裕万年之福祚者矣”。[1]
自三代以来，类似的“盛世”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可惜的是，即使是在“盛世”，在实际生活之中，仍有许多难以令人满意之处，足以成为“盛世之累”。乾隆初年，虽曾力行宽仁之政，祛除弊端，但不久就发现，旧的问题未能彻底解决，并不断有新的问题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乾隆元年正月丁酉，命督抚务休养、戒废弛，谕曰：
累民之事，往往而有，无怪乎民多不得自安其生业，而朝廷之德施，终不能尽致闾阎于康阜也，如催征钱粮，而差票之累，数倍于正额；拘讯讼狱，而株连之累，数倍于本犯；抽分关税，而落地、守口、给票、照票，民之受累，数倍于富商巨贾。至于查拏赌博、黄铜，以及私宰、私盐之类，胥役营兵，因缘为奸，佐贰杂职，横肆贪酷，一案而化为数案，一人而波及数人。如此等者，不可枚举。
二年七月戊子，户部议覆：乾隆元年七月议准御史蒋炳奏陈漕弊案内，通饬有漕各省严革蠹役留难刁蹬，踢斛淋尖等弊。乃甫及一年，给事中马宏琦又奏有浮加斛面，自一指、二指、以至三指等弊。
闰九月庚申，户部右侍郎赵殿最奏：州牧县令、守土之官，出境迎送上司，前奉世宗宪皇帝严切申禁，载入则例。今臣奉命查勘直隶河东等处河道，所过地方，知府牧令，每于数十里外迎送，旷废职守，莫此为甚。嗣后正印各员，非有公事传询，不得轻率出城。
乾隆四年三月戊午，谕：
朕访闻得各省营缮修筑之类，其中弊端甚多，难以悉数，或胥役侵渔，或土棍包揽，或昏庸之吏限于不知，或不肖之员从中染指。且有夫头扣克之弊，处处皆然。
即如挑浚河道一事，民夫例得银八分者，则公然扣除二分。应做工一丈者，则暗中增加二尺。或分就工程，用夫一千名者，实在止有八九百人。以国家惠养百姓之金钱，饱贪官污吏奸棍豪强之溪壑，其情甚属可恶。
六月乙酉，谕：
广东征收粮米，支给本省兵食，名为兵米，闻向来州县官，皆折收银两。每一仓石，照时价多收银六七钱至加倍不等。收银之后，另买稻谷，碾米给兵。其买谷，或派富户，或派米铺，每石又照时价短发一钱，或数分不等。甚至有富家希图结交，因事请托，并不领价者。似此一出一入之间，多收少发，小民何堪赔累之苦。
六年六月，署两广总督王安国奏：乾隆四年奉旨查办广东征收粮米之弊，至今各项陋规，总未革除。请严饬广东各官两年来奉行不实之罪，彻底清查办理。
乾隆五年三月，河南巡抚雅尔图奏：现在豫民之累，如上司经临过往或州县公事下乡，一切夫马草料，皆令乡保供应。非苦累被事之家，即科派村镇之内。再如使用工匠夫役，向有当官名色，每日止给以饭食之资，令其供役。又如州县买办米、薪、布、帛各项什物，不问时值，止给官价，亏短实多。再驿站草料，派令承应，仅给半价，复用大斗大秤收量。家人经承，更加需索，小民含怨莫伸。再州县私给印帖，准人承充牙行，在州县不过贪得些微帖费，而乡村之内，虽零星蔬菜，肩挑小贩，无不需索牙用，细民受累无穷。再州县凡遇绅衿富民，有争产告继户婚田土细事，讦讼到官，动辄议罚。以致温饱之家，日渐消乏。再，豫省各衙门挂名冗役，倍于他省。遇事生风，吸民膏血，弊难究诘。
乾隆七年三月己巳，命稽查关榷弊端：
自御极以来，于蠲租减赋外，豁除各省关税，不下百万。又令将税课规条，刊刻木榜，遍行晓谕，不许额外征收，近闻各关过往商旅，尚不能普被恩施，怨声啧啧。究其由来，皆因司榷之家人胥役，巧立名色，重戥征收，勒掯需索，弊端百出。不饱其欲，则逗遛不肯放行。
六月乙卯，谕：
朕闻得粤西地方，看守城门之兵丁，往往借盘诘为名，遇小民肩挑薪蔬米豆等物入城货卖者，必攫取些须，以资食用。民间嫁娶，经由城门出入者，则先期需索酒食，方无阻滞。
又分防塘汛之兵丁，每驱使近村民人，薙草取水，并令轮值代送公文。或塘房破损，即令村民出钱，承揽代为粘补，以余资入已。通省皆然，而偏僻之地为尤甚。
又如赌博一节，辄自恃身充营伍，差役不敢擅拏，而同类人多，风信便捷，即拏亦易于走脱。以致开设赌场，引人入伙，肆无忌惮。
七月丙子，户部议准，御史王兴吾奏称：收粮百弊丛生，乞敕下各督抚严饬地方有司，务令粮户豫备好米，开仓即收。
八月甲寅，谕：
福建盐课，颇有苦累商民之处，盖有司于应征银两外，辄以杂费无出，藉端加派，习以为常。如每盐百觔，加增钱二十文至七八十文不等，名之曰长价。……皆巧取陋规。
九月辛未，谕大学士等：
近江西巡抚陈宏谋奏称，江省积棍，每年尾随学臣按试各郡，假冒学臣亲戚内幕，哄诱士民，朕思一省若是，他省谅亦相同。著各督抚等于学臣按试之前，将此等掉包患骗之弊，详明晓谕。
乾隆八年六月己巳，饬戒驿递扰累。
己卯，禁衿监充认牙行。
七月丙午，给事中锺衡奏请除征漕坐仓之弊：州县征漕，每佥派书役，因恐伊等朋比作奸，遂令内署亲戚家人长随等，坐仓看收。不肖书吏，暗通贿赂，彼此交结，致粮户交纳，分外刁难。
乾隆九年正月，湖北巡抚晏斯盛奏：楚省征催钱粮，每乡每里各有里书、册书，盘踞乡曲，包揽侵收，飞洒诡寄，以及需索册费等弊。
二月壬申，甘肃巡抚黄廷桂奏称，甘省向缘版籍脱讹，户口混淆，州县多无实征底册，花户并无易知由单，以致里甲包收代纳，随意作奸。
是月，湖北巡抚晏斯盛奏，关税银多官吏染指，胥役侵渔。
七月，福建巡抚周学健奏：闽省各属积年拖欠钱粮甚多，固缘户籍不清，苦于赔累。亦有粮户离城辽远，不能自赴缴纳，以致胥役揽收代完，因而假印假串，滋弊多端。
十二月丙辰，协理山东道御史胡蛟龄奏称：各省散给狱囚衣粮，有名无实。请勅下督抚严饬所属，毋使吏役人等侵蚀中饱。至有病监犯，务令刻速医治，分别取保散禁。如有病故，捏供率报详结者，即行指参。
十年五月戊戌，刑部右侍郎彭启丰按行温台诸郡，闻兵丁往往藉端凌虐穷民，不曰巡盐而曰搜盐。挨户搜查，灶前床下，稍有食盐存积，多方吓诈，得钱方行释放。苟不遂欲，即指为私煎私售拏送。甚或一家之盐无多，并数家之盐，扳指获送。
九月戊寅，太常寺少卿邹一桂奏称：律载狱具全图，自有定式。近因日久弊生，禁卒人等创立非刑。凡遇囚徒，无分多寡，概令排卧一头，于镣铐中横穿长木，锁逼两头，压住手足，狱囚缘此毙命者不少。
十一年二月壬子，湖广道监察御史沈景澜奏：顷奉恩旨将直省地丁银两蠲免一年，朝野额庆。查向来蠲免地丁清册，州县造报藩司，书吏藉端勒派，视县分大小，自数十金至数百金不等。总吏派之里胥，里胥派之甲户，不遂其欲不止。
十二月丙戌，御史朱士伋奏称：外省州县经征钱粮时，多有不贮外库，存贮内署，以便挪用。因而起解耽延，以致仓库钱粮亏额。一闻道府盘查，非搬取于邻封，即勒借于境内。
不但以前花大力气解决的并未见其解决，雍正年间已经解决的问题，又复发生。这就特别令人难堪，既感无奈，又觉气恼。
尤其是本以为民的粮政努力，却产生了新的扰民现象，就使人备感失望。
形形色色“官累”的存在，使吾人对“康乾盛世”的说法，恐怕都不得不打些折扣。不过，这也并非意在简单的否认“盛世”。许多证据表明，这类现象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能存在的。它或许表明，我们对人世苦难的深邃，也还了解得不够。
问题在于，这些弊端为何屡禁而不止？它难道不是由于“吏偷”——官吏不能实心任事所造成的？
* * *
[1] 《世宗实录》卷末。
15.吏偷
在即位最初的十几年时间里，今上有充分的理由感到骄傲，他不但清除了可能的“政敌”，消除了潜在的“朋党”威胁，甚至搭建了一个小的核心班底，来取代父皇留给他的一辈元老重臣，并在制度上也有所建树。
雍正十三年八月，即位第一日，遵大行皇帝遗命，命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四人辅政。几日后，经鄂尔泰、张廷玉提议，取消“辅政”，沿用“总理事务处”名义。
十月，以西北大军已撤，裁撤“办理军机处”，大小事件俱交总理事务王大臣办理。其成员为：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协办总理事务平郡王福彭、大学士徐本、朱轼（乾隆元年九月卒）、公讷亲，尚书海望。
乾隆二年十一月，扶丧二十七月释服之后，庄亲王允禄等奏辞总理事务。宣布撤销“总理事务处”，恢复“办理军机处”建置。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公讷亲、尚书海望、侍郎纳延泰、班第等六人，为办理军机大臣。与雍正时不同，乾隆朝不再允许亲王宗室进入军机处。同时，规定军机大臣必须以满人为首席，所用要员也多为满人。
寻以体恤老臣为由，改由讷亲独自承旨。面奉谕旨后，再口授另一军机大臣（汪由敦）撰拟。直到乾隆十三年傅恒出任军机大臣领班后，才改为军机大臣共同进见。[1]
军机处发出皇帝谕旨，分“明发”、“廷寄”两种。明发谕旨，先送内阁，依次到部院，各司，层层下发。廷寄则直达受旨人之手，凡属重要机密事件皆用廷寄。内阁所掌票拟（草拟谕旨）范围只剩下寻常例行公事，议政王大臣会议也由于无事可办，成了一个摆设。
军机处制度虽是雍正朝建立，但主要是办理军务，直到乾隆年间，“有事无不综汇”，它才完备起来，成为一个全权的机构。西方学者将军机处描述为一种私人会议，它缩小了皇帝例行决定大事的范围，与现代华盛顿“总统办公厅”的功能相似。[2]从明代起，取消宰相，君相合一，皇帝同时兼任宰相，这种体制，也是到清代雍正、乾隆年间才达到了一个顶峰。
即位第三天，皇上恢复了密摺制度。每天晨起，便开始批阅奏摺，每一份都要“详细览阅，不遗一字，遇有差讹，必指出令其改正”。[3]凡属机密，留中不发之件，他往往亲自缄封，有的索性默记于心，将原件当场焚毁。不论平时还是巡幸在外都是如此，从不委人代办。走到哪里，奏摺就送到哪里。奏摺为他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门窗，批阅奏摺成了生命的一部分，同时就是在行使他手中的权力。
乾隆十三年以后，随着奏本文书的废止，奏摺的作用更为突出。遇有机密政务，官员往往先以奏摺形式报告皇上，得到首肯之后，再以提本形式向朝廷有关部门具奏，以完成一个最后的手续。传统政治，本来就是要一人负责（无论皇帝或宰相，实际上是一样的），至此终于实现了“一元化”的领导。大致说来，皇帝已不再受制于任何个人或其它烦琐的形式了。
在清代政治里，宗室大臣一向具有很高的权力，尽管它是在不断的削弱之中。乾隆初政，宗室大臣“辅政”也只是昙花一现。先是，曾为四辅政大臣之一的庄亲王允禄与果亲王允礼，本已辞去辅政之名（雍正十三年八月），自裁撤总理事务处后（乾隆二年十一月），又未在军机处任职（允礼于数月后去世；平郡王福彭从此也不曾大用）。乾隆四年，风云突变，皇上“终于”向庄亲王允禄与理亲王弘皙等“大动干戈”了。
四年十月，宗人府议奏，庄亲王允禄与弘皙等结党营私。上谕，庄亲王允禄乃一庸碌之人，但弘皙、弘升、弘昌、弘晈等无知之辈群相趋奉，恐有尾大不掉之势。允禄从宽免革亲王，其亲王双俸、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俱著革退。
弘皙则与允禄不同，“自以为旧日东宫嫡子，居心甚不可问”，著革去亲王，令拿交内务府总管，在景山东果园永远圈禁（“亦与身死无异”），其子孙照阿其那、塞思黑子孙之例，革去宗室，给与红带子。[4]弘升永远圈禁；弘昌革去贝勒；弘晈从宽仍留王号，终身停俸。
乾隆七年，复禁止担任御前侍卫之宗室与大臣等来往。乾隆十八年，严厉禁止宗室诸王与臣下往来。限制越来越严厉了。
“宗室干政”之外，另一个可能的最大威胁就是所谓“朋党”。而“彼时事之大者，莫过于鄂尔泰、张廷玉门户之习”。[5]
据说，乾隆初，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6]二人又“素不相得”，[7]同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鄂有所过失，张必以微语讥讽，使鄂无以自容。[8]
在苗疆事务上，二人发生了首次冲突。因为战事不利，皇上撤回了办事乖谬的抚定苗疆大臣张照（张党），改任了张广泗（鄂党），却按下了两派之争的扩大。多年后他于《怀旧诗》中追忆：鄂尔泰、张廷玉素不相得。余非不知，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在余心固自有权衡。
乾隆六年，御史仲永檀参劾步军统领鄂善，并及于张廷玉、徐本、赵国麟多人，致令鄂善自尽。
不久，六年夏，以黄廷桂“滥举匪人，降二级调用”一事，鄂尔泰受到皇上“严行申饬”，据说从此敛迹修身。
乾隆七年，以仲永檀与鄂尔泰之子鄂容安串通泄密、陷害异己，将仲永檀下狱，鄂容安退出南书房，鄂尔泰交部察议，以示薄惩。
乾隆十年，鄂尔泰病故。
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朋党”犹可，只剩一个（独大）就令人难以容忍了。因此虽说“鄂尔泰在生时，朕屡降旨训饬，较之张廷玉尚为严切”，但皇上并未放过所谓张党。
乾隆十三年，年已七十七高龄的张廷玉上疏请求致仕归田，为满心不悦的皇上留下；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张廷玉竟然没看出皇上的不快，一来一往地摆起自己的理儿来。
在他的一再要求下，乾隆十四年皇上终于准其原官致仕，张廷玉未能亲至谢恩，又因担心改变先皇遗命，不准其配享太庙，复“请一辞以为券”。用皇上的话来说，这就迹近“要挟”了！
张廷玉历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任职中枢，参予密勿，曾经雍正皇帝许诺，死后可以“配享太庙”，在清朝祖庙中获得一个陪祀的地位。在这之前，还没有一个汉人能享此“殊荣”。有，亦从张廷玉始。
皇上于盛怒之下，削去其伯爵名号。乾隆十五年，张廷玉更是动辄得咎，又被宣布罢免其身后配享。皇上甚至指斥他“在皇考时仅以缮写谕旨为职，此娴于文墨者所优为”；“朕之姑容，不过因其历任有年，如鼎彝古器，陈设座右而已”。极尽羞侮。
随即发生四川学政朱荃“匿丧赴任，贿买生童”，罢官回藉途中，投水自尽一案。朱荃为张廷玉儿女亲家，曾得到他和梁诗正、汪由敦等人的先后举荐和包庇，上谕：张廷玉若尚在任，朕必将伊革去大学士，交刑部严审治罪。经“传旨询问”后复遭罚款、追缴此前赐给一切御笔、书籍等物，并查抄其在京住宅。梁诗正则交部察议，汪由敦降为侍郎。张党受到重大打击。
乾隆二十年，借胡中藻文字狱案，继续打击鄂党。[9]内阁学士兼侍郎衔胡中藻处以斩决，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令自尽，大学士史贻直休致回藉。张廷玉恰于此时病逝。上谕：鄂尔泰、张廷玉，亦因遇皇考及朕之主，不然，何事不可为也？一面警众，一面仍准二人配享太庙。并于几十年后复谕：“本朝纲纪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10]他不但像他的父亲那样，不赞成有任何的结党行为，而且不允许大臣在上奏前互相讨论、私下交换意见。据说，乾隆朝的“朋党”从此绝迹。
同时，一向并无私属的皇上着意培养了讷亲、傅恒等一干新人（皆满族亲贵）。开始有了自己的核心班底，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
以致皇上终于可以说：
（我国家）内无诐谒之女宠，干政之宦官，朝无擅权之贵戚大臣，外无拥兵之强藩巨镇。凡历代以来，所为腹心之蠹，跋扈之奸，不但无其人、无其事，抑且无畿微之萌蘗。[11]
但他仍然高兴不起来，根深蒂固的吏治问题仍未解决。
经过雍正一朝的整顿，吏治曾有很大的改善。问题却不可能“一劳永逸”，根本解决。乾隆初推行宽大政治，曾将雍正朝贪劣有据的革职官员两千一百余名予以复职，所有官侵吏蚀一概豁免。但不久之后，问题就又出现，同时，也有不少新的规定出台。
乾隆元年十二月癸亥，闻近日督抚中，有收受属员馈送者，谕令禁止。
乾隆三年四月甲申，令停止督抚贡献，谕：各省督抚，向来有进贡方物之例。朕御极之初，即降谕旨，令三年之内，停止进贡。并谕令督抚等毋得收受属员土仪。[12]
乾隆四年二月丙戌，禁内外官吏侵亏国帑。
乾隆六年九月庚寅，因定例文武官员犯侵贪等罪，于限内完赃，俱减等发落。近来侵贪之案渐多，照例减等，便可结案。谕令将乾隆元年以来侵贪各案人员陆续发往军台效力，以为黩货营私者之戒。
但立法虽严，自乾隆初年，特别是乾隆六年以来，即出现不少大案。六年三月，发生山西布政使萨哈谅收兑钱粮加平入己、山西学政喀尔钦贿卖生童案，实出于意料之外，上谕：
朕御极以来，信任大臣，体恤群吏。且增加俸禄厚给养廉，恩施优渥。以为天下臣工，自必感激奋勉，砥砺廉隅，实心尽职，断不致有贪黩败检以干宪典者。不意竟有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学政喀尔钦，秽迹昭彰，赃私累累，实朕梦想之所不到。
是朕以至诚待天下，而若辈敢于狼籍至此，岂竟视朕为无能而可欺之主乎！我皇考整饬风俗，澄清吏治，十有余年，始提丕变。今不数年间，而即有荡检踰闲之事。……国法具在，朕岂不能效法皇考乎？[13]
甲申，御史仲永檀参奏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鄂善，寻经皇上亲自鞫问，坐实其受贿事实。经王大臣等会议，以鄂善应拟绞立决具奏，命从宽令其在家自尽，成为乾隆朝第一个被处死之一品大员。庚寅，上谕：
自降旨之后，心中戚戚，不能自释，如人身之失手足也。……朕为此事数日以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深自痛责。以为不如皇考之仁育义正，能使百尔臣工，兢兢奉法，自不致身陷重辟。水弱之病，朕实蹈之。若再不明彰国法，则人心风俗，将来何所底止。朕之苦衷，亦惟皇考在天之灵鉴照之耳。垂泪书此，王大臣其体朕意焉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五月辛卯，饬科道纠参贪墨。
乾隆十二年，情况再度严重。更严格立法，四月甲申谕：
雍正年间属员亏空，定有上司着赔分赔之例，是以官员知所畏惧，亏空之案甚少。近来此例不行，所以贪风复炽，不可不加意整顿。
乾隆十三年九月庚戌，定侵贪犯员罪名：若以身试法，赃私累累，至监追二限己满，侵蚀未完尚在一千两以上，及贪婪未完尚在八十两以上者，秋审时即入情实，请旨勾到。
鉴于近年以来，“侵渔之案，日积而多”，“侵贪之员，比比皆是”，乾隆十四年十月甲辰，决定从重办理，一入“情实”，即与“勾决”，上谕：
朕今年办理情实勾到案件，于侵贪人犯及关系军务者，皆按其本罪，不少假借。……向来侵贪之犯，人人皆知其必不正法，不过虚拟罪名，是以侵渔之案，日积而多。若不亟为整顿，则营私蠹国之风，由兹日长，渐至酿成锢习。
此等劣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国多受一日之蠹。……惟一犯侵贪，即入情实，且即与勾决，人人共知法在必行，无可幸免，身家既破，子孙莫保。则饕餮之私，必能自禁，何至甘心扞网冒法。此狂澜之必不可不回，而膏肓之必不可不救。旋转之机，端在于此。
并委派专员审理，核实无误，即行正法。但是皇上“将见天下无侵员，并且无贪员”的目标却并没有实现，[14]反而在乾隆一朝是愈演愈烈。[15]
但吏治中的问题多半还不在这里，而在于观望、迎合、宽缓、因循、粉饰、欺诳、疲玩、废弛，……等积习，《啸亭杂录》云：
（上之初年）所引用者，急功近名之士，其迂缓愚诞，皆置诸闲曹冷局，终身不迁其官。虽时局为之一变，然多获奇伟之士，有济于实用也。[16]
但利弊相因，据御史沈世枫奏称：近年以来之督抚，每以寻常政务，不足以结主知而动众听，于是逞臆见以变法，矜一得以邀功。其说以为利民，而其实利未见而害随之。乾隆五年闰六月庚寅，谕：
朕见督抚中，阘茸委靡，苟且因循，……故遇有努力向前，勇于任事者，究胜于持禄尸位之辈，是以量加奖许，以示鼓励。若谓朕之简用督抚，所尚在此。而督抚意中，以为如此即足以副朕之期望，则全不知朕心者矣。沈世枫所奏亦不为无因，而亦有似是而非之处。……
皇上大小事务一把抓，更使得那些官员不得不采取一些对应行为来对付他。当日行政实已趋向“急遽烦苛”，故不得不回复常规程序。乾隆十五年五月己未谕：
不得以急遽烦苛，为率作兴事之术；亦不得以蹈常袭故，博宁人息事之名。
自朕观之，整饬之道，不在多设科条，烦扰百姓。……惟在督察属员，令其以现在应行之事，因地制宜，一一实力行之，百姓自沾实惠。
但更严重的问题，却也不在这里，而在所谓“有司奉行不善”，[17]地方官“奉行不实”等。[18]
乾隆六年二月，江苏巡抚徐士林奏有“地方官不实力举行”诸事。
六月丙辰，上谕：上年因游惰之民，不务生计，曾特颁谕旨，令各督抚董率该地方官实力稽查，多方化导……迩来留心体访，有司并未实力奉行。
至谓外省吏治“率多欺蔽”，[19]“可见外省大吏无一不欺朕者”，[20]“细察近日有司，究不免奉行故事，罕有能深体朕意”，[21]“是大臣等实负朕恩矣”。[22]
在清代，乾隆朝是所谓最“专制”的一个朝代，但由以上事实看来，皇帝并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反而要受到官吏和下层的制约。因此，不但追求理想如“回向三代”等等难以办到，其他次级的目标看来也不容易实现。
历来，皇帝与官僚的关系就是一对最复杂的矛盾。在乾隆一朝，更有多面相的表现。
美国学者孔飞力在他的大作《叫魂》里，自始就把眼光放在了君主和官僚的矛盾之上。他认为，君主和官僚的角色是不同的，君主又有许多理由对他之下的官僚不满。在他笔下，这些官僚（主要是地方官）具有难以改变的“恶习”（或曰“外省陋习”）：他们“迎合上意”，“毫无定见”；对新事务“懦弱怯惧”，“畏难裹足”；奉行“无事为福”、“多事不如少事”的宗旨；“因循”、“无能”，“敷衍了事”；以至“知情不报”、掌控信息、欺瞒上司，或“有意延搁公事”；僚属之间，“上下通同，逢迎挟制”，“上和下睦”，“官官相护”；甚至用它的“颟顸迟缓”及各种手段来抵制皇帝的“专制权力”，——乾隆皇帝为什么这么“恨”官僚？怎么会对官僚制度存有这样的“极深猜忌”？传统政府对“吏”很有警戒，不料对有品秩的“官员”也是如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这样“尖锐紧张”？这一切当然值得吾人深思。[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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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赵翼：《簷曝杂记》卷1：上初年，惟讷亲一人承旨。讷亲能强记，而不甚通文义，每传一旨，令汪由敦撰拟。国书则有舒赫德及大司马班第，蒙古文则有理藩院纳延泰。
[2] 参见白彬菊（Beatrice S·Bartlett）：《君主和大臣：清代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洛杉矶，伯克利，1991，第276～278页；它显示出乾隆朝的军机处与雍正朝实有很大不同。
[3] 乾隆六年五月庚寅谕，《高宗实录》卷143。
[4] 据刘心武考佚，弘皙一党在乾隆初年颇有活动，甚至在乾隆四年曾打算刺杀皇上，参见《刘心武揭密＜红楼梦 ＞》，东方出版社，2005。当然，安在他们身上的罪名也未必就是朝廷公布的那些，而另一方面，若按时下的观点，所有这些“考证”都是无法“证实”的。
[5] 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丑谕，《高宗实录》卷576。
[6] 乾隆五年四月谕。
[7] 《御制诗四集》卷59，《怀旧诗·五词臣·张照》，乾隆四十四年。
[8] 参见《啸亭杂录》卷6《张文和之才》，据昭槤云：“当时，颇讥其袒比同乡，诛锄异己，屡为言官所劾，然其才干实出于众”云云。
[9] 《啸亭杂录》卷一《不喜朋党》：胡阁学中藻为西林得意士，性多狂悖，一张党为寇仇，语多讥刺。上正其罪诛之。盖深恶党援，非以语言文字责也。
[10] 以上参见刘风云：《乾纲独断》，《乾隆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
[11] 乾隆六年七月辛未谕。
[12] 不过“惟织造、关差、盐差等官进贡物件，向系动用公项制买，以备赏赐之用，与百姓无涉，不在禁例”。
[13] 《高宗实录》卷138，乾隆六年三月癸酉谕；随后不久，山西复题参知府知州五员。
[14] 乾隆十四年九月壬申谕。
[15] 以上参见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页77-83。
[16] 《啸亭杂录》卷1《不喜朋党》；《水窗春呓》卷下《部吏口才》：彼时不论君子小人，在上在下，皆有才略智术，故办事如火如荼光焰万丈耳。国家全盛，此则关乎气运也；又见其《古人干练》条。
[17] 雍正十三年九月壬申谕。
[18] 乾隆十三年八月甲子谕。
[19] 乾隆九年三月谕。
[20] 乾隆九年五月谕庚子谕。
[21] 乾隆十三年七月辛丑谕。
[22] 乾隆九年七月庚子谕。
[23] 参见高王凌“叫魂案之前因后果”，《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北京，2002。
16.民玩
乾隆初年，随着国家赈济活动的大幅度增加，民众“闹事”也增加了。它形成了一个“风潮”，主要发生于乾隆初年，特别是乾隆六年至十三年这一个时段。目标也不是一般的“闹粮”，还有“闹赈”、“冒赈”。其中与日常平粜有关的，主要是一些小规模的骚乱，其目标是希望政府更多地增加一些低价粮食的供给。[1]参加者多为经济作物种植者、手艺人、雇工以及营兵等，而非粮食生产者。规模一般不过几十人，很少至百人以上，这是与其它闹粮事件颇为不同的。它也不应称之为什么“人民反抗”，[2]而不如说是他们的“反行为”，可能更切近些。看来正是政府赈粜“福利”的扩大，反而增加了这一类的“需求”。问题就摆在这里：是为此而建立更多的“福利”措施，以及更大规模地扩大仓储，以至把政府干预扩大到极致呢（这将带来严重的费用及其它问题）？还是寻求其他可以行之久远的解决途径？
在处理此事时，朝廷矛盾重重，也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乾隆四年六月，安徽巡抚孙国玺即曾“批饬预期报旱之怀宁等县愚民，及审究哄堂求赈之芜湖县劣衿等”。得旨：览奏，朕怀诚慰。汝所办理，亦觉得中，可嘉之至。
八月癸卯，禁刁民敛钱告赈传单胁官恶习，谕曰：
朕即位以来，偶遇水旱灾伤，真视为己饥己溺，百计经营。散赈蠲租，动辄数十百万，此薄海内外所共知者。无奈外省官员多言，屡赈之后，民情渐骄，言念及此，殊可痛恨，即如今年江南地方，初夏未雨，即纷纷具呈告赈。是不以赈为拯灾恤困之举，而以赈为博施济众之事矣。
更有一种刁民，非农非商，游手坐食。境内小有水旱，辄倡先号召。指称报灾费用，挨户敛钱。……迨州县踏勘成灾，若辈又复串通乡保胥役，捏造诡名，多开户口……不能遂其所欲，则又布贴传单，纠合乡众，拥塞街市，喧嚷公堂。甚且凌辱官长，目无法纪。以致懦弱之有司，隐忍曲从。而长吏之权，竟操于刁民之手……
再者荒岁冬春之际，常有一班奸棍，召呼灾民，择本地饶裕之家，声言借粮，百端迫胁。苟不如愿，辄肆抢夺。迨报官差缉，累月经年，尘案莫结。
乾隆六年，广东、福建、江苏等地都出现了民众“闹赈”的事件。如广东潮阳等地米价昂贵，五月初旬遽行停止平粜，因而罢市，男妇拥挤县堂，恳求粜米。该县已许开仓，尚有不法之徒，拥入典史衙署，毁碎轿椅等物，督抚竟不奏闻。七月庚午，上谕：百姓罢市，闹入官署。此风断不可长，必应严加惩治，以儆刁风。
此时在皇上眼中，“冒赈”还不是主要问题，更大的危险乃在于“讳灾”。乾隆七年三月戊子，因江南准、徐、凤、颍等处连年被灾，发生了民人困苦，流离载道，至有茹草伤生者；而所赈户口人数遗漏甚多的现象。上谕：
从前那苏图等俱有讳匿之意，其意不过以地方有一二奸民希冀冒滥，借口渐不可长。所属州县官员则以为上司讳言灾荒，遂承奉意旨，以重为轻，以多为少，上下相蒙，而民隐不能上达矣，独不思小民之指称饥荒，望希恩泽者，不过数人。岂可以数人之诈伪冒滥，而使千百良善之民，饥馁穷阨，至不能完其家室，保其躯命乎。况多费钱粮之害尚小，而讳灾病民之害甚大。
仍欲大行赈济，而不愿因“一二奸民”，头足倒置，于基本国策有所改变。
八月乙巳，在江苏高邮、宝应、淮安等处却发生了例不在赈的城市居民及有力之家，聚众罢市抬神，哄闹公堂衙署，勒要散赈的事件。是月，谕：
奸民敢于倡乱者，良由平日之恩泽不逮，及至有事，威又不能伏其心；而或者务为掩饰以期无事，是以民不知惧耳。
所应行者，当“恩”、“威”并著。时任江苏巡抚徐士林病逝，其遗疏云：
愿皇上除弊政毋示纷更，广视听而中有独断，爱民勿使之骄。[3]
乾隆八年二月癸卯，谕：
上年上下江夏秋被水，朕恫瘝念切，蠲赈频施；又令兴修水利，整理河防；所费帑金，以千百万计，而无知愚氓，有以查赈稍迟，聚众强求者。且有并未迟缓，已得赈粮，仍随众扳号，希心分外者。更有狡猾之徒，本籍赈过，即携眷逃荒，复赴邻境留养，及至下月，又奔回本籍领赈者。甚而本非无业贫民，串通胥吏，混入赈册。或依藉声势，冒滥与赈。种种情弊，层出不穷。
而各属生监藉有贫生一体赈恤之例，即家非贫窭，亦冀邀恩。所求不遂，即从中生事，煽惑阻挠。身列衣冠，恬不知检。士习民风，浇漓若此。……不以荒歉为可忧，而以荒歉为可幸。恃特沛之恩膏，启无穷之希冀。本计不敦，骄风日炽，势将何所底止。习俗之漓，莫此为甚。
乾隆初政以来，一直以施行“仁政”而自居自傲，以“民”及“贫民”为其救济和赈济的目标。但“民”一旦拉近距离，似乎就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形象上也不那么“可爱”了。
果然，不久就有严重的冒赈现象被揭发出来。八年三月，钦差大学士陈世倌奏删汰上江冒赈情形：凤阳府属汰大口二万三千九百余口，小口一万三千三百余口；颍州府属汰大口六千四百余口，小口四千三百余口；泗州并所属汰大口一千九百余口，小口四百余口。共大小五万余口。
随即，闹事的矛头又指向了“富户”人家。八年五月己酉谕：
周急之道，出于义举。百姓众多，良顽不一。若出示晓谕，勒令蠲粜，则奸民视为官法所宜然，稍不如意，即存攘夺之心，其风断不可长。
近闻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省多有此等案件。夫拥仓庾以自利，固属为富不仁。而借赒恤以行强，尤属刁恶不法。
其后，闻得江西地方，米价昂贵，奸民屡有聚众抢夺之事。六月癸酉，谕：朕观近日各省督抚，见朕加恩百姓，于地方一切事务，凡有可邀民誉者，一概丐恩请宽请免，以见其为民请命之意。
十月乙亥，因迩来福建辱官殴差之事，源源有之，上谕：朕细察其故，大抵因州县官姑息养奸，每遇恶棍不法等事，辄私自寝息，以图省事，并不申报上官。而上官又复苟且消弭，不行究诘。养痈贻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恤民之与惩奸，二者原相济为用。若两者俱失，则何以厚民生，肃吏治，挽薄俗，救颓风？
乾隆十年九月丁丑，礼部侍郎秦蕙田奏：近日奸民慢抗官长，有因地方偏灾，发赈稍迟，即抢夺村市，喧闹公堂者。而无识之州县，恐地方滋事，曲意优容。又或顽佃抗租，欺慢田主，有司听其刁脱；其士民涉讼事件，或不明究是非，故直乡民而不直绅士。若此之类，皆足以长刁风。
十月己酉，有人奏称，近日民骄之处有二，一在工程，一在赈济。赴工者领帑到手，私自潜逃；望赈者一有不得，哄堂闹市，因谕军机大臣等：
此等之事，多由地方官办理未善……如散赈一事，被灾之始，或大吏踏勘，冀邀声誉，每至以必不可得之数，虚为慰藉。愚民无知，信为实然。迨地方按例查办，绝不如前，而哄闹之端起。
又或被灾已重，待哺甚急，有司不能实时申报，以致民情惶怖，而哄闹之端亦起。
十一月，浙江巡抚常安奏覆：地方偶值旱涝，奸民挟饥民为护符，从中鼓惑，遂不免有哄堂闹市之事。上年办理浙省赈务，亲厘冒滥，访拏百有余案。得旨：所奏已得大体，“但尚须以忠厚恻怛之心，实力行之而已”。
十二月，江苏巡抚陈大受奏：委员确查阜宁县从前捏冒各户，现有自行首缴者，有销毁不敢赴领者。其舞弊捏造之书役地保，俱经查出，提讯究处。统计删除捏冒大小口三万二千有零。民情帖服。旨批：此非小弊，应重处若辈以示警。
甚至发生了因蠲免钱粮，乡民“转恃上恩”，欲将田租四六均分的事件。乾隆十一年八月壬辰，命督抚训饬刁风，谕：
从前御史等条奏民风渐骄，不宜任其日炽，朕尚以此言为太过。今闽省刁民聚党抗拒，高斌亦奏宿迁奸徒欲报全灾，希图普赈，挟制罢市一事。可知民气日骄，洵属不诬。朕乃蹈所谓莫知其子之恶矣，至于各省民情，固不无愚悍之处，亦缘各督抚谓朕保赤惠鲜，止知奉行德意，遂不觉渐流为姑息。不知父母无不爱之子，而于子之贤者，自必恩勤抚育；若不肖之子，又须重加惩创，岂容任其骄纵，以长奸恶？
这一时期，其它各类的聚众事件，如兵丁闹事也日渐增多。
乾隆十二年四月丙子，以近据各省奏报奸民聚众之案，如江南宿迁、山东兰山，皆因求赈；浙江临海，则因求雨；福建上杭，则因抗租；山西安邑、万泉，则因丁粮豁免等事，遂至聚集多人，抗官塞署，放火罢市，肆为不法。上谕：
此皆愚无知之百姓，平日于地方官毫无敬畏之心，因而望恩幸泽，无有餍足。稍有未遂，遇事生风，众情汹涌，此民气所由日骄，刁风所由日炽。所谓有一利即有一弊，扶起一边又倒一边。水懦民玩，信不虚也。
朕爱育群黎，惟惠养是务，亿兆善良者众，岂肯因一二莠民，顿尚威克。但怀保不可不厚，而去恶不可不严，……俾小民咸知国宪之当遵，命吏之当敬。敛戢其浮嚣之气，慑服其骄悍之心，禁于未然，较事发而后以法绳之者，所全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