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出欲改变政策的信息。[4]特别提出不得“聚众”。
为什么不许“聚众”？这一提法与今天的政治经验恰好相反，因为所有的现代政治，都离不得“聚众”，离不开“群众”（不管是采取什么形式，甚或是无形的）。传统政治理念却不主张“从众”，不主张实行“多数原则”，许多跟“众”字有关的名词，如鼓众、恃众、纠众、随众、媚众等，都是贬义词。清代更是不许鼓动群众，不许“鼓众”、“惑众”（鼓惑众听），发帖子（传帖约众），作演说，拿过高的政治口号吸引民众（干誉）。
“聚众罢市，大干法纪”，[5]大清律例本有规定。但在清代不同时期，情况也不尽相同，如“从前顺治康熙年间，督抚等犹沿明季陋习，于抗官拒捕之案，每多暗为消弭，归于不办”；雍正年间有所改变，乾隆年间就变得格外严厉起来。上谕，自“朕临御以来，严饬封疆大臣，不许弥缝了事。匿不上闻”。[6]乾隆六年九月，御史李清芳奏陈，严禁学习拳棒，纠众会聚。九年正月，闽浙总督那苏图等奏，禁止民间联盟、械斗、谤讪、抗官、拒捕、罢考、罢市、造军火器械、揭旗聚众等事。随之，为之制订了更为严格的法律。乾隆十三年五月，刑部遵旨议定：
嗣后直省刁民，聚众殴官，积至四五十人以上者，为首照例拟斩立决，仍照强盗杀人例枭示。其有同谋聚众，转相纠约，下手殴官者，系同恶相济，亦应照光棍例，拟斩立决。其余为从之犯，照例拟绞监候。其被胁同行审无别情者，照例各杖一百。[7]
乾隆十二年五月癸丑，以近岁以来，科道官时有以民气渐骄为言，朕初不信，谕：
夫以普免钱粮，而民不以为恩；加赈厚恤，而民不生其感。偶或地方有司。办理少不如意，辄呼群咆哮，挟制官长。为督抚者，或避卞急之名，或存省事之见，不询根由，不顾大体，甚或参处官员，以图结案。
夫百姓之敢于恣肆妄为，亦由平日不知尊亲大义。而平日之不知大义，则由于朕厚加之以恩膏，而不先率之以教化。督抚亦惟知朕有爱民之心，而不思朕有教民之责。居恒煦呕燠休，惟恐咈百姓之意。百姓目无官长，竟若官长去留，可操之其手，及群不逞哗然而起，而官长则己挂名弹章。以致益煽，习为故常。犹劣子之倚慈母，有所恃而无恐，且抗衡焉……
今日之顽民聚众，干犯刑章，朕得不引为已过，深自愧悔也欤？然朕虽失教于前，尚思勤恳诲迪于后，以为黎庶劝。
对生衿参与，更表示要严惩不贷。十一月辛卯，谕：晋省两年中，如天镇之抢粮，乡宁、静乐、镇宁等处之聚众抗官，皆劣衿倡首。该学政从前未报劣行，宽纵之咎，已属难辞。
乾隆初政，皇上“念天下一家，流亡者穷而无告，故复定冬留春送之例”，严格实行了因灾流民的留养资送制度。“但意美而法未良”，盖从来勘灾，尚多匿饰，外来流民，无从核辨，惟有尊例资送而已；送回本籍不必核辨，惟有尊例补赈而已。定例：赈银月给钱二分，资送者日给钱二十，两相比较其利孰倍？于是游惰之民明知村落无灾难以入赈，不如预行外出，以求资送，又借资送文书以罔本籍，两相伪冒。[8]
所为乃是“爱民”，而突然发现，一旦如此，“民”还有那么“可爱”吗？
这一切似乎都可以另作解释，也可以说他本是一个纯朴的青年，经历了这样那样一番思想的转变，这才把心肠硬了起来。
乾隆十三年遂发生更大规模的闹粮事件，和更严厉的镇压。事情这回又是发生在江苏。
与以前闹粮事件不同，苏州是一个拥有上百万人口的工商业重镇，又是通往浙江的交通孔道，每年需要大量的粮食输入。这一年因连续受灾，粮价猛涨，[9]官府虽减价平粜，市价未能即平。四月十四日，苏州民人顾尧年自缚双臂，插竹粘纸，上写“无钱买米，穷民难过”等语，前赴巡抚衙门喊诉，欲求勒令米铺减价出售，从者甚众。巡抚安宁将其发往长洲县讯究，民人叶龙等聚众齐赴县堂吁请释放，混乱中将县堂暖阁打毁，并将顾尧年抢走。随后群众拥向巡抚行辕，将栅栏挤倒。营兵即刻出动，拿获闹事者三十八人。
得到消息后，皇上命将顾尧年聚众一案主犯及首犯立即杖毙，以儆刁徒，五月丁酉，谕：近年各省屡有聚众抗官之案，几至效尤成习。而吴中民情素属浇漓浮动，即如米价腾贵，地方官既为之劝谕，筹划平粜，而匪犯顾尧年仍复挺身而出，借端挟制，岂非光棍之尤？若不严行惩创，何以示警！并拟议在苏州添设八旗驻防（未果）。
顾尧年杖毙后，街巷出现匿名揭帖，内有立毙二十一人之语。随即青浦县罢市首犯二人也被毙于杖下。如此法外行刑，颇滋谤议。[10]
* * *
[1] 乾隆十六年闰五月戊辰谕：民间物价。本自不齐。祇可随时调剂。不能概绳以官法。即如人生日用最急者。莫如食米一项。今谓意在恤民。而欲官为立制。务使市价损之又损。闾阎皆得贱食。意则美矣。欲其行之于事。能乎不能乎？
[2] 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合编《康雍干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北京，1979）一书所示。
[3] 《啸亭杂录》卷7《徐中丞》。
[4] 对于此类事件，以前则往往责之于官，并不治罪于民，如乾隆九年五月，直隶总督高斌参奏滦州知州李锺俾不能体察民情，及时出借口粮，致有刁民罗天才等乘机纠众，抢割麦田，强借粮食等事。即将其掣回，并未究治“刁民”之罪。
[5] 雍正十三年十月谕。
[6] 乾隆四十四年三月甲辰谕。
[7] 乾隆十三年五月己丑。
[8] 袁枚：“上两江制府请停资送流民书”，《袁枚全集》2，页240。
[9] 据美国学者李明珠研究，乾隆十三年（1748）出现了粮价的南北“异常”，对此也许能试着作出一个解释：这一年江南粮价的特别上涨，只是一个“个别现象”，它原因于局部的灾害，一方面，它是“真实”的，并足以造成当地价格的异涨，一方面，它又不够“大”，不能引起其他地方（如华北，如广东）的“连锁反应”（与李明珠教授的讨论及来往信件，2005年）。
[10] 《永宪录续编》：乾隆十三年，江南米价昂贵，苏耆吁请平价，触安宁怒，立拘三十八人，多毙杖下。及后奉旨枷责，只余六人。原安宁放米出洋，暗受其贿，乐米贵，商船始来。布政辰垣奏之，斥回京。是其背景原因甚为复杂。
六、乾隆十三年
17.自失
在乾隆十三年这个不祥的年头里，还发生了哪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呢？
苏州一案是所谓“大不称心”几件事中，没有提到的一件。之后复因各省屡有聚众抗官事件，特命刑部照陕甘刁民聚众之例，立即正法。
到乾隆十四年的秋审、朝审，皇上还一改从前的做法，不留情面，大批勾决，即行处死。
一时大狱叠起，形成前所未有的恐怖气氛。据说，昔日时的宽仁皇帝，一下子变成了铁腕皇帝，整个朝廷为之震惊。这一切似乎都是由于丧妻后产生的一种变态心理。皇上在处决他的大臣时，不再垂泪颁谕，心中戚戚，而是怒气冲冲，心安理得。由寅畏小心，一变而为生杀予夺，逞情而为。[1]
刘松龄的书信中并未提及此事，但他所说假如在江苏、浙江发生了什么起义的话，是否也有所指，我们就很难断言了。不过，对于“金川之役”，他却是有很多看法。
乾隆十三年处理的另一大事，正是“金川之役”。金川处于四川西北部，地势极为险恶，气候恶劣异常。乾隆十至十二年，在金川附近的“瞻对之役”中，清廷用兵二万，耗帑百余万，结果只草率了局。金川之役则耗费了军费近二千万两（当时一年岁入惟二千七百余万），调用十万官兵（加夫役几近二十万人），死伤数万，阵亡总兵、副将、参将等将领数十人（对方只有人口一万，战士数千）。为了这场意想不到的挫折和惨败，处死了经略大臣讷亲、川陕总督张广泗、大学士庆复等。[2]战争最终以一个虚假的“胜利”结束（它成于另一个亲信大臣、皇上的妻舅傅恒之手），以之挽回在全国面前丢尽的颜面。[3]
这在乾隆朝十几年时间里还是没有过的。
十三年十二月辛卯，上谕：朕实为大不称心。如果说表达了对皇后丧仪风波的一丝自责之意，对这两次战争就更明显了。针对瞻对之役，上谕：
既已失之于前，不可文饰于后。此一事，我君臣皆不得辞未曾妥酌而率尔兴戎之咎。[4]
对于金川之役，更屡次谕及：
朕心深为追悔，不知上年何以办理至此，岂非前谕所谓命运使然者耶？[5]朕思用兵一事，总系从前不知其难，错误办理，今已洞悉实在形势……此事错误，朕君臣同之。朕既知而速改，……乘此收局，犹为未晚。若更日引月长，无所底止，何以善其后？部库帑藏，内地民力，皆所当惜。[6]
而更重要的则无过于对乾隆初政第一大事——粮政努力的自责。
乾隆初年，政府成倍增加了仓储和扩大了赈恤力度，至少它在救灾中——那几年灾害颇多，[7]特别是乾隆六到八年——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但它也带来很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如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积因已非一日，皇上早也有所觉察，但迟迟难以下定决心罢了。
在乾隆八年两江赈灾时，皇上就有过一番检讨。[8]但认为那不过是一个短期现象，因此只采取了一些权宜措施。乾隆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御史欧堪善重提这一问题。[9]十二月戊辰，终因“迩年以来，（米价）日见腾贵”，发动了一场对粮政和粮食问题的大讨论。时距皇七子永琮出痘而殇，尚有半个月时间。上谕：
朕思米谷为民生日用所必需，而迩年以来，日见腾贵，……夫商贩流通，贵则征贱，间或暂时翔踊，何至连岁递增，有长无落？
若谓囤户居奇，此实弊薮，然自地方官力所能禁，何至全不奉行，任其垄断累民？……
若谓户口繁滋，则自康熙年间以来，休养生息，便应逐渐加增，何独至今日而一时顿长？
若谓水旱偏灾，则亦向来所有，何以从来未闻如此之贵；且亦当歉者贵而丰者贱，又何至到处皆然，丰歉无别？
若谓康熙年间仓储有银无米，雍正年间，虽经整饬，亦未详备，今则处处积储，年年采买，民间所出，半入仓庾，未免致妨民食，此说似乎切近，……朕反复思之，不能深悉其故，亦未得善处之方……
因此令各省督抚“详求得失之故，据实陈奏”。[10]
其后几个月时间里，在经过一番小心的试探之后，各省督抚纷纷把他们的意见奏告上来，共有二十余份。[11]自乾隆初年以来，这种“汇议”已有过多次，如有关矿政、水利，以及禁铜、禁烟、禁酒，[12] 等等，而这一次恐怕就是最著名的了。
粮政方面的努力已持续了十几年时间，现在要求“下马”，这能行吗？对这样一个政体来说，最不愿意面对的就是所谓“失败”了，它可能引起各种连锁反应，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因此即使没有那些政治风波，那些官员们也有充分的理由格外当心了。
封疆大吏们各执一词，又像是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从各个角度开说着各自的道理，生怕没能团弄好皇上，事与愿违，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不过，毕竟由皇上先带了头，他们那些大胆的言论，也就不显得那么尖锐和冒失了。终于，矛头都对准了人事上的原因——采买过多。[13]或可与这些地方大员媲美的，是大学士傅恒在金川战事中如何“诱导”和“维护”皇上下定“收局”的决心的。[14]
其时“运度驳杂”，[15]特别是“自办理金川军务以来，一切政务，未免因此分心”。[16]诸项大事交织在一起，交互作用，没想倒促使皇上下了决心。乾隆十三年七月，讷亲在金川的败报传来（同时关于粮政的大多数奏议已经上报），与其拖延下去，似不如快刀斩乱麻为好。新的决策就这样定了下来，上谕：
迩年以来各省米价不见其减，而日见其增，反复推究，莫知致此之由，……众论颇以为采买过多，米价益昂。因思生谷只有此数，聚之官者太多，则留之民者必少，……朕既知初意之失，不可不为改弦之图……
令各省常平仓谷悉照康熙雍正年间旧额，其多贮者，以次出粜，著大学士等妥议具奏。[17]所谓“既知初意之失”，已与“罪己诏”相去不远，跟着政策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其时，几乎接到一个败报，即有一个新的决定出台。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大学士等议复：通计十九省应贮谷三千三百七十九万石，较之乾隆年间定额四千八百万石，计减一千四百余万石。[18]
为此皇上不惜回到雍正朝苛严的老路上去，乾隆十四年二月己亥，上谕：
朕恭阅皇考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见批示原任浙江巡抚黄叔琳缓征一折，备悉外省官民，沽名邀誉，藉端逋欠情弊，曲中隐微。仰见皇考聪明睿智洞达治体，朕远不能希踪万一。
迩年来各省督抚，凡有奏请缓带旧欠钱粮，朕必降旨俞允……督抚身任地方，固当爱养斯民，亦宜兼筹国计。如偶遇水旱歉收，民力果属拮据，自应据实陈奏。不然，则违道干誉之积习，与顽户猾胥之浇风，亦当深戒而切禁之，毋谓殊恩之可以滥邀也。
乾隆十七年，谕：
所有存贮实数得十分之三四，即不必亟资买补。其动帑委员采买之处，似可概行停止。[19]
随后，米价也随之下降并趋于平稳。
但此一事中，亦不免有虚夸、好名之一面，日后曾于《御批纲鉴》（卷40）中写道：
常平亦不过救什伯于千万耳，曾力行之，终无实效……利不什不变法，废之而其怨者将益众，毋宁仍旧贯而不为其已甚，斯可耳。
乾隆二十一年三月，上谕：
事当据理据实，慕虚名而为多损少益之事，初年或有好名之心，今则经事久而见理真，不为此矣。
乾隆初年的“粮政事件”就这样中止了。它前后贯穿了乾隆初政十几年时间，到乾隆十三年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以致粗看起来，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清代史书中几乎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又像是有人蓄意隐瞒，清廷档案缺失最严重的就是乾隆朝前十三年这一段了（比照前后两个时段都少了很多）。[20]
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从此，皇上放弃了他“回向三代”的宏大目标。一个常人对于普通的“失败”都难以接受，何况关乎到他——要知他虽未经民选，却是抱着一番信念，有理想，有抱负，而充满自信的走上这个位置的——的毕生事业呢！此刻皇上心中的痛苦，真是不可言喻。
历史是一个大整块，在“乾隆十三年”这件事上，不能不看到皇后之死和金川之败的原因，也很难说哪一个是带有决定性的因素。而只能说，粮政困扰是时间更持久，层次不同，或者也是更应引起我们重视的一个政治事件。它的一“进”一“退”，都亟富有意义。
皇上也多少意识到了，这一“退却”决非无谓。他后来追述说：乾隆初年，打算充盈仓储，一举解决粮政和粮食问题；实行一个时期以后，“旋因市价增长，即令停罢”。开始认识到，“陈编所载余三余一之文，固为足食本计，第在当时原属地广人稀，又列国各守其封域”；而今情势变易，“何如即以此留之民间”，政府“临时善为补偏救弊”而已；除此之外，恐“无他一劳永逸之计也”。[21]
又说：“以君养民则不足，使民自养则有余，诚不易之论”；若“举身家衣食之切务，皆委之在官”，官米有限，“焉得人人而济之？”[22]“大概市井之事，当听民间自为流通；一经官办，本求有益于民，而奉行未协，转多扞格”。[23]
事隔多年之后，还说：“（米粮）何如留于闾阎，听其自为流转？”[24]米粮盈绌，“总在转运流通，源源接济，方不致市价腾涌”；“若概欲官为经理，势必有所难行”。[25]
当时还很少人认识到这一高度，唯袁枚批评流民留养资送制度时说：昔日“病在恩之过少”，今之“病在恩之过多，遍地皆赈，故转而生游惰之志”，与其如此，“何必纷纷官办”？[26]
由此可见，乾隆十三年粮政决议的真正含义，是在政府角色的深刻转变，而并不在于粮政一个方面，以及国家粮食储备的数量多少，更不是为节约钱粮起见，或为一时的财政紧张所致。[27]
乾隆十三年以后，随着粮政方针的改变，其他一些方面也出现了政策的“收敛”。
如何定义这一个“收敛”和确定它的范围？粮政无疑是首要的一个，其中包括捐监的停止，[28]流民留养资送制度的废除，[29]烟禁、酒禁的解除等等。其他还有：
停止金沙江等水利、河工及地方工程；[30]
停捕蝗收买蝗子等“非概可经官办理”者；[31]
改商业贸易之官办者为“仍令商办”，“而官为总摄照看”；[32]对蒙古开垦发布严厉的“封禁令”；[33]
限制和固定“火耗归公”以来增加的地方行政开支；[34]
定满洲相杀例，于秋审时俱入情实；[35]
停止由大学士、九卿通行甄别现任科道；[36]
著停止进呈经史；[37]
著停止使用奏本，一律改用题本，“以示行简之意”。[38]
恢复屡次免除的米豆关税；
定关税赢余，一照雍正十三年额；[39]
停议改铸钱文，“以不治治之”；[40]
从初期对天主教较为和缓的做法，改为厉行禁止传教；[41]
浙江海塘（北岸）动帑官办，（南岸）不若酌从民便，听其自为修补；[42]
在其他一些地方，则出现了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一类的现象，……等等。[43]
皇上为此也得到了不少经验教训，其中之一，就是经过十几年的执政，有了更多的实际经验。乾隆十四年十月戊寅，上谕：
盖执两用中，必随时消息。当临御之初，因人命攸关，实切切而不忍，宁失之宽。今阅历既久，灼见事理。若一味姑息纵舍，则失之懦弱。裁度因时，方得权衡不爽。非有意从宽，亦非有意从严。且非前此从宽，而今又改为从严也。此中斟酌苦心，众人安能尽喻，是以详悉谕令知之。
所谓“阅历既久，灼见事理”，或“天下事有言之近理，而行之了无实际者”，[44]“知其一不知其二”，[45]以及“务虚名而受实祸”云云，[46]大约也都是指这一类情形。
“收敛”的那些内涵是很难用由“宽”变“严”来解释的。尽管由宽转严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现象，“宽严之辨”也成为一个被多次议论的话题。
不过，乾隆初期并不是一味从宽，只宽不严的。比如，处死曾静、张熙，比乃父可是还要“严”了；甄别僧道，也不能说就是“宽”；对于“聚众”，始终都是“严”的；在扩大仓储上，更有许多地方“严”过了以前。[47]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乙亥，上谕：
总之办理事务，宽严当得其中。若严而至于苛刻，宽而至于废弛，皆非宽严相济之道……朕降此旨，非于即位之初申饬诸臣以示威，欲其畏惧也。
明摆着是有其“严”的一面，并申明必要时还须用“严”的。乾隆元年以后，即发生若干从严的实例，五月庚申谕：
朕御极以来……去其烦苛，与民休息，并非宽纵废弛，听诸弊之丛生而置之于不问也。而内外臣民，不喻朕意，遂谓法令既宽，可以任意疏纵，将数年前不敢行为之事，渐次干犯……
朕看此等情形，天下臣民，竟有不容朕崇尚宽大之势。《传》曰：宽则得众。《易》曰：元者、善之长也。朕以天地好生之心为心，岂肯因一二无知之辈，即自改其初志。但治贵得中，若于玩法之徒，亦用其宽，则所谓稂莠不除，将害嘉禾。倘不速为整理，恐将来流弊，无所底止。是以近日处分臣工数案……
为治之道，固当如是。朕岂忽变而为严刻者哉……总之治贵得中，事求当理。不当宽而宽，朕必治以废弛之罪；不当严而严，朕又必治以深刻之罪……则朕之百姓，可以永久受朕宽惠之泽矣。
乾隆六年七月癸亥，谕：
近来鄂善、喀尔钦、萨哈谅及赵国麟、卢焯等案，皆朕准情酌理，不得不如此办理者。而外人不能深知，未必不以为涉于严峻。即进言进讲诸臣，颇有以效法皇祖崇尚宽大为敷陈者，则外人之议论可知矣……
从古帝王，以优柔寡断而致败者恒有之，从未有振纲肃纪，生杀予夺，大权不移而致败者也……夫栽培倾覆，惟人自取。或宽或严，总归一是。成心不可有，定见不可无。朕岂中无主宰，忽然而宽，忽然而严者乎？……
若有意从宽，必且流为市恩姑息而失宽之正。则所谓宽者即严之因，而所谓严者即宽之害。是则有意从宽，尚且不可矣，而况有意于严乎？
表明对于贪官，从立法到执法都是“严”的；而对那些部院堂官、督抚大吏，也经常严加训斥。谕：
朕并非优柔无能之主，诸臣若少错会意，致趋废弛之路，朕惟地方大吏是问。[48]
又于《汉元帝论》中写道：
自古亡国之君，或失于刚暴，或失于柔懦，……柔懦者，或权臣、或国戚、或宦寺、或女谒，大权一失，威福下移，身虽苟安于一时，而至子孙未有不亡者，是柔懦之亡国又甚于刚暴也。[49]
所以皇上常常使用“宽严相济”的词语。就此而言，它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手腕—权谋层次的东西，一种行政作风的区分。因为在实际政治中，一味宽柔势必启臣下窥伺之心，如乾隆元年三月上谕所云：
目前奏摺诸臣，一则曰请宽某件云云，再则曰请宽某件云云，……夫不论其与吏治民生，有益与否，而但觇上之意，以为奏摺办事之张本。
元年五月戊午谕：
朕御极以来，所办之事，虽有数件从宽，特因体恤下情，于应从宽者始行从宽耳，……朕谆谆训诫，而诸大臣等不能仰体朕意，惟逞私臆揣测。
并于日后在《御批纲鉴》中说：
倘滑吏刁民窥见意旨，交通惑听，流弊伊于何底？[50]
宋神宗励精图治，王安石遂以新奇可喜之说杂沓并进。渐至海内棼然，民生重困。苏轼云：待事之来然后应之。深得致治大体，不止为当时药石。[51]
终于通过实践体悟到“《传》云：不密害成”，[52]以及“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53]事前不存臆见于胸这样一些道理。[54]
不过，这样的“宽严之辨”和儒家崇拜的“宽政”，已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东西。他在《经筵御论》里写道：
夫子历论尧舜禹汤武王授受之旨，而统之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宽敏信公乃圣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宽为首，……《左传》记夫子之言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盖因一时为郑而发此补偏救弊之说。若夫圣王出治，舍宽其何以敷政宁人之本哉？[55]
雍正十三年十月庚寅，上谕：
宽厚二字，非可一概视也。厚民生，纾民力，加惠于兵丁，施恩于百姓，乃为宽厚。朕所以仰承先志，而日夜孳孳者此耳。若夫姑息以养奸，优柔以纵恶，听若辈贻民害而蠹国事，以待善良者待奸蠹，则适所以成其惨刻残忍，而为不宽厚之尤者也。
表明所谓“宽”的对立物并不是“严”。[56]
从这一角度说，皇上从来没有改变他的初衷，这特别表现在对国计民生问题的处理上。乾隆十六年江西巡抚舒辂奏：江西省夏月溪涧水发为患，例系有贷无赈。今则无论夏秋，一遇水发，地方官即携银前往抚恤。在小民以为例当如是，望恩幸泽，无有餍时，所费实多无益，亦于风俗有关。六月辛酉，上谕：
舒辂此奏非是。他方偶遇旱潦，虽属偏灾，而所关于民瘼者甚重。竭力补救，尚恐小民或有向隅。……岂得因愚民望泽无餍，豫存裁抑之见？况今当国家全盛之时，……库有余帑，仓有余粟。何必以一方偶需赈恤，鳃鳃计较？且朕宵旰勤求，恫瘝在已，时切于怀，亦何忍以嗷嗷待哺之穷黎，撙节锱铢升斗之米？……舒辂着严行申饬。并将此通行各督抚知之。
多年后在《御批纲鉴》（卷14）中写道：
贾谊首议积贮，晁错继之以重农贵粟。其言虽杂，出于管、商，然崇本抑末，实为足食之源也。
昭槤《啸亭杂录》亦云：
纯皇忧勤稼穑，体恤苍黎，……地方偶有偏灾，即命开启仓廪，蠲免租税，六十年如一日。[57]
如乾隆十八年，以高邮运河之决，拨米谷一百十万石，银四百万两，赈江苏灾；[58]五十年，各省荒旱赈恤，用去帑银一千四百余万两，[59]甚至超过乾隆八年两江大灾所用数量。
就此而言，“收敛”只是一个“顿挫”，而非一路下滑。尽管有些变化并非是一时的，如施政风格等较为表层的一些东西。
乾隆九年，流民留养资送制度初次取消之后，面对进退两难境地，五月丙申谕：
本年春间有旨，流民不必资送回籍，……今既雨泽沾足，究不若归而谋食之为是。亦应树之风声，凡流民有愿回籍耕种者，著地方官即行善为资送，亦不必强民之所不欲也。[60]
这样的皇帝在历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呢。事过多年，于甘肃冒赈一案，特谕：
若因此稍涉靳固，则是因噎废食，爱民所以事天，朕如伤在抱，惟恐一夫失所，实出于中心至诚。此上天所鉴，亦天下臣民所共知共见者。朕前旨所谓宁受万人欺，不可使视民如伤之心少懈，正谓此也。[61]
即“秋审”一事，虽一度从严，也不尽然。[62]金埴《不下带编》卷5论“重民命”：
（我朝）自太祖至圣祖，历朝积德累仁，轻刑薄罚，今圣天子尤不嗜杀，西曹所决罪，每岁不过三四十人或二三十人不等。上一狱则必宸虑详审，求其可生。诏曰：某情犹可矜也，某决尚可缓也。所谓胜残去杀者，惟我朝为然。
因此，与其说他“严”了，不如说是在政治上更加老练、成熟了而已。
但是问题并没有就这样过去。乾隆十五年五月，上谕：
当御极之初，如从宽好名之习，不能去诸怀。……比年阅事既多，深知为治必出于大公至正，斯久而无弊。……十五年来，无时不以敬天法祖为心，无时不以勤政爱民为念，无时不思得贤才以共图政理，此可无渐衾影者。人苦不自知，惟工作过多、巡幸时举二事，朕侧身内省，时耿耿于怀。[63]
追述往事，对“从宽好名之习”，仍“不能去诸怀”，并征引“工作过多”、“巡幸时举”几事，予以自责。虽其中也不无一二自我辩护，及归罪臣下之意。
这一种想法可谓由来已久，乾隆元年正月丁酉谕：
朕思我皇考世宗宪皇帝诚求保赤，有孚惠心，蠲免额征，宽减浮粮，……而民生犹不得宽裕者，大率由督抚大臣不能承宣德意。
按说，在这样的“体制”之下，皇上有了过失，不是不可以下“罪己诏”的。乾隆十三年就粮政问题，上谕“朕既知初意之失”云云，已与“罪己诏”相去无多。但这乃与国家政体有关，在一般情况之下，也只有怪罪臣下“奉行不实”了。从许多事例来看，这也近于当日实情，尽管其中也不免存在一些错怪之处。
御史欧堪善在乾隆十二年十二月的奏摺中说，政令行之善则民享其利，倘而奉行不善，则法立弊生，恤民者每为病民之具。[64]在粮政方面，最明显的就是地方官员不愿采买，不愿存粮，并不愿劝谕捐监——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说来好笑，其一竟出在政府组织之内，甚至在于执行过程中的一些“技术细节”之上——难怪皇上想起了就不高兴，那些个“失败”，不归罪他们，该怪谁呢！
而“奉行不善”，正是官僚的一种沉默的“抵制”。“下治上”，恐怕是任何皇帝都不能不面对的现象，历史上不知多少帝王都“栽”在了这个上面。
因此乾隆皇帝对粮政及其它方面的种种“失败”，就不能不抱有某种“若有所憾”的心情，后来他在《御批纲鉴》（卷六）里写道：
孔子以子产为古之遗爱，而称其使民则曰义。今观其初政，固非以煦煦为爱者矣。惟能行其义，所以卒成其爱，不然民之不慢者几何？
颇有点后悔自己当日的行为，致为人所“欺”似的。所以他常常就不给那些大臣好脸子看，其后又屡兴大狱，据说“乾隆六十年中大学士尚伺供奉诸大员，无一人不遭黜辱”。[65]
其后，皇帝开始不断地“整饬”官吏。在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南巡中发生的“伪稿案”等“风波”中，[66]皇帝即迁怒地方官员，如乾隆十六年八月，将山东巡抚准泰革职拏问；山东按察使和其衷一度也革职拏问；十一月，令将江西巡抚鄂昌、江西按察使丁廷让解职。皇上批评一些督抚说：
外省督抚，养尊处优，牢不可破之恶习，无所惩戒，何由更改？既明知其办理背谬，而复为姑容，国家任用封疆大臣，安用有此？外省吏治，尚可问乎？[67]
并指斥一大批能臣：
近日督抚办事，有所谓上和下睦，两面见好之秘钥。貌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阴市私惠，谓有旋乾转坤之力，使属员心感。尹继善惯用此术，方观承及巡抚中一二能事者，趋而效之……[68]
对一些大员，始终不给他们好脸子看，甚至侮骂由之。[69]
到乾隆二十年左右，遂发生了一次次“整饬”官吏的“运动”，如胡中藻案、彭家屏案、庄有恭案、蒋炳案……等等，自那以后，它断断续续，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其高潮可能就是乾隆三十三年的“叫魂案”了。在该案中，皇帝将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前江苏巡抚、安徽巡抚、浙江巡抚、山西巡抚等“俱着交部严加议处”。山东巡抚因刑求逼供、误导上司，被“恼羞成怒”的皇上降职，还有一批低级官员也遭到弹劾。次年，因一相关案件又有一批官员受到处罚，其中计有68个知县、22个知府、14个道台、32个按察使、29个布政使、26个巡抚、以及14个总督。这确像是孔飞力所谓的“政治运动”了。这一系列的事件之中，恐怕都留有乾隆十三年的微妙的影子。[70]
清朝皇上兼任宰相，又一切“出自朕衷独断”，无人“辅佐”，无大臣“襄赞”，这使他成了一个十分孤独的人物。他身边也几乎没有形成一个“帝党”，在“回向三代”这样的事业上，既很少赞同的声音，也很少有人反对，一片沉默。
这不是“专制”，也“专制”不起来。何况还有一些基本原则（如道统）要遵奉，有法律条文的限制需要顾及，怎能说“最后为一人决定”（这是儒家最基本的政治主张），就是“专制”或“专制主义”呢？
今天捧读清代实录或其他档案史料，亦不难发现，皇上谕旨虽非公之于众，但无论面对谁人，他都是在讲理，像是在面对天下苍生，面对历史，不但道理要讲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往往也要交代清楚。“蛮不讲理”，或“没理找理”的事情也不是没有，但都得说出一套，并非“黑箱作业”。皇帝也常常征求别人意见，或发起廷议、会议予以讨论（特别是在那些专业性很强的社会经济事务，如粮政、矿政和水利上），这也和一般对“专制政治”的理解不符。
知错能改，且能再三，也不好说是“专制”。[71]
如果说他是说一不二，政令通行无阻，不受其他任何制约，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似乎又于史实说不过去。
乾隆四年八月丙子，因张湄奏内有臣工奏疏伏愿宸衷乾断之请，上谕：
自古设官分职，原以佐理政务。兵农钱谷，各有专司。朕以一身而万几待理，祖宗数百年之章程，国家千百条之规制，不得不咨询于大臣……
若必欲尽出一人之意，事至即断，不交廷议，无论势不可行，且于古圣人之询于四岳，咨二十二人以亮天工者，大相乖谬……不又将以朕为专任已见，而不博采众论耶？[72]
当然，这一体制自有其另外一面，即皇帝揽事太多，
朕临御至今十有四年，事无大小，何一不出自朕衷独断。即月选一县令，未有不详加甄别者。[73]
纵观乾隆初政十几年时间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其过恐怕并不在所谓“专制”之上。中国文字“专制”二字义不在此，昔日也从未有以之论皇帝是非者。特别是清代皇帝君相合一，一身而兼二职，即是政治领袖，又是行政首脑，就后者而言，一般并无“专制”与不“专制”之说（熟悉现代史事即不难了解这点）。总而言之，清代即使“专制”，其范围也很有限。这也为古今社会的不同所决定。
如果说儒家的宗旨是“养教兼施”、“先养后教”，那么也可以说，乾隆十三年以前，政治的基本点主要是集中在“养”上，乾隆十三年以后重点就转入到“教”（“文教”、“教化”）上去了。这颇有几分勉强，也有几分无奈。但是要这个古老的帝国一时间拿出什么更新的办法，恐怕也是不切实际。
其后，皇上几乎闭口不谈他的粮政努力，多年以后，反而把“西师”和“南巡”当作了毕生两大事，这一段“伤心事”就这样半被掩盖起来。
从此，再没了以前的那一股锐气，没有了那一种理想主义，没有了对经济对策的追求。倒有几分显得“乏”了，多了许多花架子，少了若干实在的东西。所以朝鲜使臣才说清廷“外似升平，内实蛊坏”，“大臣庸碌，而廷臣轻佻，甚可忧也”。[74]乾隆十六年以后的几次南巡，也没有发现什么新的东西。相对而言，朝廷进入了一个“无策”的时期，“乾隆之治”最光彩的一幕，已经悄然落下。
虽然如此，今上却是一个极为要强的人，决不甘心做一位庸庸碌碌的君王，古人所谓“庸主”。他仍以为大任在肩，也断然作出了若干努力，——举凡“十全武功”、“六次南巡”、“搜书编书”、“文字狱”，大体上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尽管评价不一，却也颇有可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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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上参见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刘凤云：《乾纲独断》，《乾隆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郭成康：《乾隆大帝》，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说到“心理变态”，当有一种“懊恼”、“悔恨”，以致“自责”的成分在内，就事论事，仅仅妻子之丧，似还不至于此，因此还应从别的地方，或更深远因素去查找。
[2] 以上参见周远廉：《乾隆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成崇德：《十全武功》，《乾隆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
[3] 钦天监正刘松龄的私人信件，此外他还谈到了这场战争的许多问题，如它的目的和起因等，皆与众说不同（乾隆四十一年，皇上也称两次金川起衅，皆由地方官酿成）；他特别质疑清朝的军事能力，包括几年之后的准噶尔之役，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清史研究》2008：3。
[4] 《高宗实录》，卷263，乾隆十一年闰三月谕。
[5] 《高宗实录》，卷332，乾隆十四年正月壬子谕。
[6] 《高宗实录》，卷332，乾隆十四年正月甲子谕；此外，皇上还说了一些关于改过的话：朕思之甚熟，看之甚透。上年办理，实属错误。……朕改过不吝，……朕自思天定之事。人力不能自由（《高宗实录》，卷333，乾隆十四年正月乙丑谕）；知难而退，知过而改，乃所谓不远之复（《高宗实录》，卷333，乾隆十四年正月辛未谕）。
[7] 多年以后，皇上在《御批纲鉴》中借汉代历史解释说：“汉文帝即位之初，善政累累，顾有地震山崩之异，殆所谓天心仁爱，而示之以时保之义耶”？
[8] 乾隆八年四月己亥谕：朕御极以来，重农贵粟薄赋轻徭，诸如筹积贮、蠲米税，凡所以为民食计者，既周且悉。直省地方宜乎糗粱充裕，价值平减，闾阎无艰食之虞矣。乃体察各处情形，米价非惟不减，且日见昂贵，……以为生齿日繁耶？则十数年之间岂遂众多至此？若以为年岁不登，则康熙雍正年间何尝无歉收之岁？细求其故，实系各省添补仓储，争先籴买之所致，《高宗实录》卷189。
[9] 江南道监察御史欧堪善奏陈积贮事宜：皇上旰食宵衣，保民如子，御极以来，加增常平仓额俾赈恤之需有备无患，尧舜爱民之心何以逾此，……其米价之不平者，必有致病之由。议者或以为生齿繁滋户口日众，或以为岁时旱涝收成歉薄，或以为小民巧诈囤积居奇。臣愚以为此数者势所必有，然米价之贵似不尽由此也。康熙雍正年间去今未远，生齿之繁固不如是之甚速，且我国家气运与天无极，岂再数百年而养民无善策乎？若旱涝灾祲何时蔑有，顾此丰彼啬，原可相济，查迩年各省虽有偏灾，而报丰稔者亦复不少；至囤积居奇久经严禁，地方官自当实力奉行，何至积弊连年，听其垄断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档案，1140-035。比较之下，不难发现欧堪善所言多不出乾隆八年上谕之范围。
[10] 《高宗实录》卷304。
[11]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档，可以查找到的有关奏摺已有二十六份，除一份外（山东），所有的原件差不多都找到了；参见邓海伦（Dunstan）：《政府还是商人——十八世纪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与政治过程》、魏淑民：“乾隆朝粮政事件的再探讨”。
[12] 参见乾隆三年十二月庚辰谕。
[13] 参见魏淑民：“乾隆朝粮政事件的再探讨”。
[14] 参见高王凌：“另类的金川”（2010，未刊文稿）。
[15] 《高宗实录》，卷332，乾隆十四年正月辛亥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