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高宗实录》，卷332，乾隆十四年正月己未谕。
[17] 乾隆十三年七月辛丑，《高宗实录》卷319。
[18]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壬辰，《高宗实录》卷330；按：不少学者以为仓库真的多存有1400万石粮食，其实它是不存在的，只是就那4800万石拟议存额而言的一个假设。
[19] 乾隆十七年七月丙寅，《高宗实录》卷396。
[20] 高王凌与王业键、白彬菊的分别谈话，1987，美国。
[21] 乾隆二十八年九月己卯，《高宗实录》卷695。
[22] 乾隆九年三月辛丑，《高宗实录》卷213。
[23] 乾隆十三年五月乙酉，《高宗实录》卷314。
[24] 《清史稿·王亶望传》。
[25] 乾隆五十二年五月甲申，《高宗实录》卷1281。
[26] 袁枚：“上两江制府请停资送流民书”，《袁枚全集》二，240。
[27] 乾隆十五年正月辛未谕：至去岁所颁谕旨，原因外省修理工程，未能酌量缓急，所当留有用之经费，以资调剂，初不为减省钱粮起见。……上年军务告竣，岁值丰登，库帑储备，尽已宽裕，无事鳃鳃过计，《高宗实录》卷357。如果说在乾隆十三年前后曾有过财政上的考虑，那也是一时的，不是长远的，是行政性的，不是政治性的，何况在那几年正在实施全国普免，所免税额在三千万以上呢。
[28] 参见和卫国：“乾隆前期纳谷捐监研究”，《明清论丛》第七辑，2006，页384400。
[29] 参见邓海伦：“试论留养资送制度的废除”，荒政会议论文，2005年，北京。在会上就这一问题的定位，几位国外学者，如李明珠、魏丕信与邓海伦之间还发生了有益的争论。显然，所谓留养资送制度的兴废，是远不足以概括这一问题的。
[30] 参见乾隆十四年二月庚子，三月己酉，四月乙酉，丙午，五月癸亥等。
[31] 乾隆十四年三月乙卯。
[32] 乾隆十四年七月壬子：与准噶尔交易之事，若在官承办，赀本价值，亦必不能如商人之斟酌减省。应仍令商办，而官为总摄照看，庶为妥协。
[33] 参见孙喆：“清前期蒙古地区的人口迁入及清政府的封禁政策”，《清史研究》1998：2。
[34] 在伯克利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之后，魏斐德教授（F·Wakeman）和曾小萍教授（M·Zelin）分别向高王凌指出了这点，认为它也应该划入这一“收敛”之内，1987年1月，伯克利，1989年5月，北京；又见曾小萍：《The Magistrate's Tael：Rationallizing FiscalReform in Eighteenth-CenturyCh'ingChina》（《知县的银两：十八世纪清朝中国的财政合理化改革》），Berkeley，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1984。
[35] 乾隆十四年六月壬午谕。
[36] 乾隆十一年十一月癸巳谕。
[37] 乾隆十四年正月乙亥；因其“行之十余载，渐成故套”。
[38] 《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三，引自史媛媛：《清代前中期新闻传播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页43。
[39]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庚申谕。
[40] 乾隆十四年五月戊辰。
[41] 据说皇上即位之初，以辅臣之议请，命除供奉内廷西洋传教士外，满汉军中布教之西洋人，禁其居留。尔后京师及各省教民被拘禁者甚多。乾隆元年（1736年）五月初，郎世宁乘皇上来如意馆观赏其作画之机，跪求缓和教禁。上谕：“朕未尝阻难卿等之宗教，朕惟禁旗人信奉。”十日后，又由某亲王召教士入宫，代宣帝旨：“唯禁旗人信教，他皆不问，教士亦得自由信奉。”嗣后对信教者即持宽大态度，迫害之事几绝迹。《燕京开教略》一书直誉“郎世宁片言之功，有胜千百之奏疏”，参见郭成康：《清史编年》，第五卷，第1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42] 参见和卫国：“清代国家与钱塘江海塘工程研究”（博士论文），2008，乾隆十八年。
[43] 如乾隆十四年三月庚戌谕：“朕意苗疆事体，惟当谨守章程，行所无事，自能敉宁绥辑”。后果有二次金川之用兵。
[44] 乾隆十六年五月己未，《高宗实录》卷389；这是指不久之后与烟禁一起放弃禁“踩麯烧锅”。
[45] 乾隆十三年四月辛未谕、乾隆十四年五月戊辰谕。
[46] 如井田、封建等，方濬师：《蕉轩随录》卷11《储贰金鑑》。
[47] 如世宗屡谕徐徐办理，丰年采买，照依市价，价长而止，与乾隆有所不同。以粮政窥之，不意以严补宽、苛苛为察之世宗，较之宽严互济之高宗，似非更严更苛，参见高王凌：《知古鉴今话粮政》，《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2002；关于乾隆的用严，参见李景屏：《乾隆王朝》，农村读物出版社，2003；又，乾隆初的“常安事件”，也处理颇严，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页101。
[48] 乾隆元年二月谕，《高宗实录》卷13。
[49] 《乐善堂集》卷4。
[50] 《御批纲鉴》，卷101；圣祖也曾说过：在下者常视上意所向而巧以投之，一有偏好，则下必投其所好以诱之，《庭训格言》6。
[51] 《御批纲鉴》，卷77。
[52] 《御批纲鉴》，卷25。
[53] 乾隆六年七月癸亥谕。
[54] 当日此类现象之多，已足可引起重视，如乾隆五年七月庚寅，上谕，御史沈世枫奏：近年以来之督抚每以寻常政务不足以结主知而动众听，于是逞臆见以变法，矜一得以邀功。其说以为利民，而其实利未见而害随之。如崔纪令开井灌田，郝玉麟欲以严刑重困流民，张渠请禁粮艘带酒，雅尔图抑令业主免租，李卫禁止晒曲，鄂弥达勒令盐商领帑开矿之类。又如陈大受见豫抚因捕缉多盗，蒙恩议叙，亦将所获盗犯，陈渎天听，《高宗实录》卷123。
[55] 《御制文初集》，卷1。
[56] 鄂尔泰亦曾写道：“国家设官分职，凡以为民耳。但能利民，则宽严、水火，皆所以为仁”，赵慎畛：《榆巢杂识》下卷，页146；适与乾隆六年十一月己巳谕——现在尚书侍郎中，有曾任督抚者，乃在外，则所请常过于宽。曰：吾以恤民瘼也。在内，则所驳常过于严。曰：吾以重国帑也。……随境转移，漫无定识。要之皆揣摩迎合之习，不能悛改——形成鲜明对比。
[57] 《啸亭杂录》卷10《纯皇爱民》；自乾隆十一年首次普免之后，乾隆一朝又有过数次普免，据统计乾隆朝各项蠲免，前后共达白银二亿余两，参见周远廉：《乾隆皇帝大传》，页69。
[58] 《清史稿·食货志》，卷125。
[59] 参见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页38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又据统计，乾隆四十九年以后至五十三年，各省水旱灾荒赈恤及因灾蠲免豁免民欠，共计银二千四百五十五万两余、米谷二百二十万余石，《乾隆朝上谕档》，十四册，689-690页。
[60] 《高宗实录》卷217；同时，恐其地亩无人耕种，令在籍居民。代为耕种。
[61]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癸丑谕。
[62] 乾隆十六年正月庚子谕：朕哀矜庶狱，昨岁推恩中外，已将五次缓决罪犯查明减等发落。顾念比年以来，获罪之犯，尚有羁禁圜扉者，朕心恻焉。所有直省朝审秋审各犯，缓决至三次以上者，即着该部查明，酌量案情，分别请旨减等发落。
[63] 乾隆十五年五月己未，《高宗实录》卷365。乾隆五年，曾作诗云：“念予志学时，所慕君子儒，……措行始知艰，虑为空言徒”，《御制诗初集》，卷四，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页28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6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档案，1140-035；另外，在禁烟禁酒上，亦“俱未实力奉行”，乾隆六年五月甲戌谕。
[65] 钱穆：《国史大纲》，页633。
[66] 伪稿即所谓《孙嘉淦奏稿》，其文累万言，以所谓“五不解十大过”，指责皇上即位以来之种种过误，尤为指斥南巡；伪稿久已失传，《郎潜纪闻三笔》页772云：伪稿密参在朝多人，如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海望等；另据小说家言，其首乃“为谏奏皇上节欲劳政、爱养旧臣、体恤八旗勋贵、摈弃小人、奖拔君子为治天下，臣孙嘉淦跪奏……”数语；大略指皇上用人如积薪后来居上，搁置先帝老臣，宠幸后宫，甚或与外戚之属暧昧情事；“今皇上欲追尧舜之君，而行桀纣之事，欲思圣祖之道、世宗之法，而效前明声色狗马之俗，南辕而北辙，遂令天下失望，不亦惑乎？”参见二月河：《乾隆皇帝》《风华初露》，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页398。
[67]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丙午。
[68] 乾隆十七年六月壬辰。
[69] 参见高王凌：《乾隆南巡》（未刊文稿）。
[70] “叫魂案”又名“割辫案”，什么是“叫魂”呢？相传那一年从南方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说有一伙不法之徒正在四处游荡，通过在人的名字、辫子或衣物上施用魔法，摄取人的灵魂。这引起了地方上的恐慌，也因此惊动了朝廷，从而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以上参见孔非力《叫魂》，及高王凌“叫魂案之前因后果”，《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不过，如果说“伪稿案”还找到了一个“替罪羔羊”，“叫魂案”却最终是“不了了之”了。
[71] 湖南巡抚许容诬奏谢济世，被夺职后，乾隆七年，有旨仍命抚湖北，给事中邹小山上疏：“乞降旨宣示臣民，俾晓然于黜陟之所以然。”疏入，上遂寝其事，《朗潜纪闻·三笔》卷9，此乃其小者。
[72] 周世宗以违众议，破北汉兵，自是政无大小，皆亲决，百官受成而已。推官高锡上书谏曰：“四海之广，万几之众，虽尧舜不能独治，必择人而任之。今陛下以一身亲之，……不若选能知人，正者以为宰相，能爱民听讼者以为守令，能丰财足食者使掌金谷，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狱，陛下但垂拱明堂，视其功过而赏罚之，天下何忧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职，无乃失政之本乎？”不从。《御批纲鉴》（卷70）批曰：“人君躬揽庶政，则权不下移，奸欺无由得售，所全实多。高锡扭于晏安习见，但以垂拱为得大体，而不知敕几实握治原。……观周世宗事皆亲决，而美政史不胜书，可以知治要矣”，其事颇为相似。
[73] 乾隆十四年十二月戊子谕。
[74] 朝鲜使臣报告，《李朝英祖实录》，英祖十九年十月丙子（乾隆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档案系合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北京，1979，页3。
18.尾声，不同角度的观察
乾隆十三年的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首先，是关于清朝军事力量的强弱，在刘松龄看来，通过金川之役，可以看出满洲人的军事能力已经低落了；而在稍后一封关于平定准噶尔的信里，他都没有一句话夸赞清朝的军事力量。
大约同时，金川之役在天主教传教士安德列斯·雷（1692？～1772）的日记中被翔实地记录下来。雷的传教基地在成都，他叙述了清军高昂的阵亡损失：一些士兵被金川人砍成肉泥，一些士兵饥寒交迫成了残废，一些士兵为逃避敌军追击纵身跳下悬崖，许多将校在绝望中上吊自杀。冻疮严重削弱了清军的战斗力。清军阵亡士兵的遗孀在官府没有发给她们抚恤款项的情况下，到成都地方官的衙门门前示威抗议。在这种糟糕的形势下，谣言四起，甚至谣传乾隆帝已经驾崩。[1]亚历山大·伍德赛德（Woodside）在《剑桥清代史》中写道，满洲旗人所向无敌和办事高效的声誉在金川宝塔形状的碉堡前完全破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