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参见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94、79、88；在阎宗临看来，就孟德斯鸠所用的资料论，将中国列为专制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中国政府保证两种重要的权利，即自由与私有权，页108。
[18] 阎宗临：《中国与法国18世纪之文化关系》：法国大革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所以当时耶稣会将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实有非常重大的结果，《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102。
[19] 马戞尔尼使团成员巴罗写道：在中国长时间以来，就存在“对不同宗教的普遍宽容”，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参见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页23～24
[20] 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系刘松龄研究之二 [21] 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西洋人汪达洪启：西洋人来中国，不是奉本国王之命，不过听罗马府教宗准了才来，为发显天主的教，至于别的世俗事，总不想一丝一毫，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220。
[22] 传教士的身份很容易遭到误解，有时甚至是很大的误解，其中之一，是认为传教士是秘密的政治间谍，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中译本，页136）；至于这些误解是否像他说的那样已经解除，却是未必。
[23] 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页782）：中国政府给他们的“酬劳”，仅供传教士一小部分需要尚虞不足，彼等所恃以为生者，盖为欧洲慈善家之捐款，就中以德意志捐款为巨。
[24] 朴趾源：《热河日记》《审势编》。
[25] 孟森也认为，清人存在迎合社会以博取民心、巩固统治的心理，《明清史讲义》，散见各处。
[26] 《李朝实录》，英祖朝，第44册，卷47，英宗十四年二月（乾隆三年），领议政李光佐（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总页124。
[27] 《李朝实录》，英祖朝，第44册，卷49，英宗十五年七月（乾隆四年），使臣徐宝玉（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总页173。）
[28]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11册，页4553。
[29] 乾隆八年二月癸巳谕；《朗潜纪闻·三笔》卷1：乾隆间，杭堇浦疏凡十事，其言至憨激，部议当重辟。上仅令罢归田里，不之罪也。堇浦生平有此一节，亦不得以文人目之也。
[30] 参见高王凌：“清朝历史的满洲特性”（未刊文稿）。
[31] 乾隆三十一年九月甲戌，军机大臣等议覆，两广总督杨廷璋奏称，西洋人在京效力者，其乡信往来，向系澳门夷目，或在省行商雇人代为传递。嗣经奏准，严禁行商脚夫等，私行代递。但自定例以来，阅今六七年，未见有西洋人呈请转达奏咨之事。至询问傅作霖、刘松龄等，据称向来西洋人所有书信，其从京城寄至广东者，亦由提塘递送（《高宗实录》卷七六八），显然与事实不符。）
附
金川之役的另类解读
乾隆十一年，中国南方发生了一起“教案”，因为私下传教，几位传教士的首脑人物被捕，翌年一位主教被“明正典刑”。至乾隆十三年，其余几位复在皇帝授意之下，在狱中被秘密杀害，对外则声称“瘐毙”。西洋传教士、耶稣会在中国的领导人、清廷钦天监正刘松龄（Hallerstein）对此愤懑异常，他既快意于“上帝的报复”，如皇子之夭折，皇后之猝死，朝廷亲信大臣讷亲之被杀，金川之兵败，更因清军战斗能力的下降，质疑满洲人还能有多长时间来控制中国。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辛卯，乾隆帝谕：
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乃自去年除夕，今年三月，迭遭变故。而金川用兵，遂有讷亲、张广泗两人之案，辗转乖谬，至不可解免，实为大不称心。
上谕中提及的“金川之役”，史称“大金川之役”，又曰“第一次金川之役”，以异于二十年后的“第二次金川之役”，即“小金川之役”。金川处于四川西北部，地势极为险恶，气候恶劣异常。乾隆十至十二年，在金川附近的“瞻对之役”中，清廷用兵二万，耗帑百余万，结果只草率了局。金川之役则耗费了军费近二千万两（当时一年岁入惟二千七百余万），调用十万官兵（加夫役几近二十万人），死伤数万，阵亡总兵、副将、参将等将领数十人（对方只有人口一万，战士数千）。
据刘松龄说，战争最终以一个虚假的“胜利”结束，以之挽回朝廷在全国面前丢尽的颜面。[1]
确实，这一场金川之战，就不像是清军在战场上以武力打赢了的。在替换讷亲的亲贵大臣傅恒从北京赴川途中，乾隆皇帝就已修改了他的目标，甚至在尚未找到一个体面的方式之前，就准备撤兵了。这是怎么达成的呢？这中间存在着怎样的“君臣斗智”，以致于让傅恒实现了“下克上”？
一
所谓“金川之役”，到乾隆十三年，已经打了两年之久。清军吃了不少败仗，却始终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战果。
屡次失利之后，总督张广泗奏称，计贼现存不过四五千人，我兵汰其伤病及无用土兵，尚可三万余人。钦差大臣、兵部尚书班第密奏：大金川地，纵不过二三百里，横不过数十里，番民不满万人，现在军营所集汉土官兵已至五万。因前敌相继败绩，将弁怯懦，兵心涣散。目前与其增兵，不如选将。请特遣重臣，能谙练机宜，识见在张广泗之上者，前往料理。[2]
大金川人，《广與胜览图》，故宫博物院编《清史图典》《乾隆朝》，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页47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命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讷亲为经略大臣，驰驿前往四川督办大金川军务。又命前大将军岳钟琪、傅尔丹，驰赴金川军营。
六月，经略大学士讷亲驰抵卡撒军营，“督催过激”，令三日取刮耳崖，违者以军法从事。六月十四日，副将买国良中枪阵亡，两日后皇帝爱将、总兵任举遇伏阵亡。讷亲为之夺气，遂奏言筑碉以与大金川共险，不敢复言进攻，且事事俱听张广泗调度。张广泗则轻讷亲不知兵，而气凌己上，故以军事推让而实困之。将相不和，士皆解体。[3]
九月二十八日，己卯，上谕：
大金川用兵一事，不意讷亲至彼，张广泗既漫无成功，诸事推诿，而讷亲以羸弱之躯，复不能躬历行阵，惟图安逸。经朕督饬，究不能大有克捷。即摺奏一事。亦前后矛盾，于情形并不明晰。较之向日在京办事之勤敏精详，竟似两人。[4]
命协办大学士傅恒取代讷亲，于到军营之日即授为经略，统领剿办大金川一切军务。寻晋傅恒保和殿大学士，奏章许于沿途开看。[5]
十月壬午朔，上谕：
朕自御极以来，大臣中第一受恩者，莫如讷亲……从前在京时，不过于军机奏到随常办理，从未向朕奏及逆酋猖獗如此、将来作何了局，……乃起程之时，全不踊跃。彼其意以为，军前调集大兵，指期克捷。胜则引为己功，即不胜，亦可奉身而退。至朕用人颜面所关，国家军旅之重，皆所不计，其隐衷已不可问。
及至军营，张广泗方观望不前，而伊复茫无成算，措置乖方。朕待之两月之久，而所奏到，乃请建碉与贼共险……是其第一谋画，既已贻笑众人矣。自是始有申饬之旨，然犹日夜望其成功，而乃身图安逸，并未亲履戎行。……至前后摺奏，于所奉谕旨紧要情节，概不切实明白回奏。惟以浮词架空了事，竟有全未覆奏者。即同事之军前大臣等，经朕再三传谕，终不令其陈奏一字。
在金川战场，名将张广泗、皇帝第一亲信大臣讷亲都失败了，年轻而缺乏战场经历的傅恒究竟有没有超过张广泗、讷亲的本领，能够保证这场战争的胜利？他有信心吗？皇帝有这个信心吗？这些恐怕都是没有把握的，
至傅恒念切休戚，力图获丑，蓄志有素，甚可嘉尚。观其锐往直前、破釜沈舟之志，即可克期奏凯。然军旅之事，原难遥度，倘傅恒亦仍蹈故辙，纵使粉饰入告，自不能掩人自有公论，朕亦自有筹酌。但过犹不及，讷亲之失于不及，而观傅恒勇往之气，朕实虑其太过。
但傅恒却取得了成功，这就远非一般人所能及了。
自历次上谕看来，讷亲之罪，为偷安自逸，怯懦委靡，全无愧愤激励之意；视士卒之捐躯效命，漠不动心，此其一。
不以实在情形入告；于道路之险阻，兵民之疲惫，一切艰难困瘁之状，从未据实入告（上谕中特别提出：“不知以经略亲信之大臣，摺奏中何事不可备陈，如汉文不能尽者，则用满文”），此其二。
对傅恒来说，这些就是他行动的背景，也可说是他的“参照系”。他必须吸取讷亲的教训，最好的选择也许就是“反其道而行”了。
为此，傅恒不但要在这两个方面与讷亲有相反的“表现”，以取得皇帝的信任，而且要在第三个方面，即于“不经意间”，使得君上重新决策，修改方略，乃至“不战而胜”。当然，这只是他自己悄悄的打算，是一点不能对外透露的。
首先，正是要像皇帝所说那样，“傅恒断不似讷亲之畏怯退缩”，而必须“锐往直前”，有“破釜沈舟之志”。现在，就是他该拿出行动来的时候了。
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初三，癸丑（公元1748年12月22日），傅恒出师，定于来年三月内全抵金川军营，大举征伐。[6]
乙卯，出发后第二天，皇帝闻知大军沿途行走，部伍甚属整齐，“朕心甚为欣慰”。
第三日，丙辰，谕军机大臣等：
朕夜间接到经略大学士傅恒所奏事件，系寅刻拜发，计算大学士又复经夜不寝矣。大学士责任重大，此身尤宜保爱。
在大军出发后第二日夜间，皇帝接到了傅恒的第一道奏摺，乃于寅刻（清晨4点前后）拜发，可见他连日行军外，一夜未睡。“闻大学士起身甚早，行走甚急”，特命吏部尚书达勒当阿等，嗣后朕所发事件，若在戌刻以后，即暂行收贮，“伊等乃朕特命随大学士前往之人，大学士亦应听伊等之言也”。
戊午，第五日（初八），又谕：
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奏报事件，系初七日巳刻于获鹿县封发。计初五日由京所发谕旨，按程应于初六日戌刻始抵获鹿。大学士接到谕旨，即办理覆奏，已需一二时。是日又有军营傅尔丹等奏摺，启封检阅，逐一覆奏，亦须数时，是又达旦未寐矣。
看来傅恒于舟车劳顿之后，又一夜未睡。显然，傅恒这一次“押宝”是押对了，他不似讷亲之偷安自逸，就此博得了皇上的欢心——“大学士身体果然康健，精神果然好，饮食果然多？著达勒当阿等具摺奏来，不可隐饰”，——不错，与讷亲相比，他跟皇上的亲情更近，我们还不记得皇上曾如此对待讷亲呢。
辛酉，谕军机大臣等：
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傅恒奏摺，……必系初八日到（榆次县）鸣谦驿，连夜办理定稿，初九日早起起程后，交司员发驿站者。
足见傅恒之“忠诚奋发”、“休戚相关”，与讷亲之“怯懦委靡”、“全无愧愤激励之意”，实是大相径庭。
壬戌，第九日，谕军机大臣等：
目今经略大学士按站前进，当此严寒短晷，冲冰雪，冒风霜，实乃劳苦，……此时乘骑星驰，以示与士卒同甘苦，实属可嘉。
傅恒不辞辛苦，勤劳王事，不但取得了皇帝的信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一点都是无比重要的——而且，他已在“不动声色”之间，使君上修改了战争的目标，即不必“擒获用事头人”莎罗奔，而只需“捣其巢穴”就可以了，
至攻剿事宜，如能生擒莎罗奔及郎卡献俘，固为大快。即或逆酋自知不免，先伏冥诛，或窜伏他部，而我兵能捣其巢穴，夺踞勒乌围、刮耳崖，或擒获伊用事头人，即当奏捷献俘。如青海之罗卜藏丹津……具有成例。其莎罗奔等釜底游魂，不过用兵一二千人，交岳锺琪等搜捕，必不能漏网。经略大学士应即回京，襄赞政务，不必定待莎罗奔之就擒也。[7]
看来，一旦“劣迹斑斑”的张广泗、讷亲，为“处处可人”的傅恒取代，皇帝与其之间，就会“接近”起来——或说君上是“性情中人”，好“感情用事”，亦无不可——只要傅恒通过种种“反行为”，取得他的信任。
这样一种“位移”的结果，就是皇帝开始“为他”着想，同时亦是“为己”着想，这种“你我不分”的现象，以后我们还会多次看到。
这种现象，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共谋”，君上已于“不知不觉”之间，开始与臣下一同创造一个局面，一个能为彼此双方接受的“结局”。
在这个过程中，皇帝的心理紧张会一步步消除，于是就可能反思以往的一切决定，面对各种情报，重新判断，并可能想到：这些都是“何苦来哉”？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办法？——岂不正可就此打破僵局，实现预期？
癸亥，第十日，谕军机大臣等：
经略大学士起身以后，军机处所办事件，多不能惬意。即如今日议覆山东请运奉天米石一摺，……较之经略大学士在京时，诸事周详妥协，不至烦费朕心者，实已大相径庭矣。……第金川不过一隅，视机务孰为重大，且朕躬岂宜过劳？
所谓傅恒走后，“军机处所办事件，多不能惬意”，即使是事实，亦可视为“托词”。重要的是，皇帝在重新考虑这场战争的战略及其得失了。他开始从不利的方面思考，这会不会是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如何从中摆脱出来，早日班师，而不再一味求胜？
经略大学士到彼，荡平勒乌围、刮耳崖，即应遵照前旨，飞报大捷。其莎罗奔、郎卡擒获献俘固善，纵或兔脱潜逃，祗须留兵搜捕。……至经略学士在京时，曾面奏金川殄灭之后，乘我兵威搜讨班滚。朕思金川告捷，大局已为完美。若再办班滚，未免过求万全。……即朕所身历者言之，深信太称意之不可期。而知足常乐，信而有征。经略大学士应善体朕心，金川军务一竣，迅速还朝，以副朕望。[8]
己巳，谕：傅恒朝夕驰驱，兼办一切公务，心力俱烦，以致火气上升，喜服清凉，“朕心实为不忍”。
甲戌，谕曰：
（经略大学士傅恒）征途遥远，冲寒遄发。计每日程站，远者竟至二百五六十里。卯初就道，戌亥方得解鞍。且途次日有朕颁发谕旨、商办机务，又须逐一筹划陈奏。如此迅速，如此勤劳。而所奏事件，无不精详妥协。其经过地方，吏治民瘼，事事留心体察，据实敷陈。自非经略大学士秉性忠诚，心同金石，才猷敏练，识力优裕，安能如此。
这样夸奖臣下，亦属罕见。其“忠诚奋发”，“休戚相关”，与讷亲之“怯懦委靡”、“全无愧愤激励之意”，实是大相径庭。戊寅，谕军机大臣等：
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大安驿所发奏摺，系二十二日丑正二刻拜发，若非彻夜不寐，何以赶办？[9]
此后直至四川境内，傅恒依然辛苦异常。十二月辛卯，谕：
朕览经略大学士奏报，于渭城驿驰赴成都，日行三百二十余里。此次经略大学士奉命遄征，每日带星就道，薄暮犹未解鞍，勤劳亦云至矣。
傅恒的另一个“优势”，是他的性格特点，传教士多说他为人谦和，屡屡为人求情。在这点上，他也与讷亲恰恰相反，——直到此刻，皇帝才说出来讷亲种种的不是，可见他早就掌握了有关情况，只是必要时，才公之于众罢了，
（讷亲）一至西安，将军巡抚迎见，讷亲傲慢睥睨，仰面不顾。于地方情形，全不置问。秦蜀接壤，军营动静，亦概弗咨询。而其沿途，肩舆自适。驺卒动遭鞭扑，流血浃背，或至颠踣，为人马践踏，转在轿中视而笑之。此岂复有人心者耶？
及至军营，安坐帐中，从不亲身督战。每日至已午间方起，属员概不接见，遂致诸务歧误。[10]
时人程穆衡《金川纪略》记曰：
乾隆九年，讷亲奉命由山东巡阅江南、江西营伍，各督抚提镇款待过于乘舆。江南抚臣陈大受至启圣祖南巡诸离宫，修饰奉之。游宴所至之处，绮绣地衣，彩棚香灯，动接百里。广罗珍器古玩，自通衢陈设至于馆舍，过后从奴收卷一空。进食每具珍膳，多者至百余扛，宰杀每物动以千计。倾国聚观，田舍皆空。
父老或释耒而叹曰：“生人大福要有分限，我侪幸未死，观此人作何结局！”[11]
是以傅恒决不以“肩舆自适”，而宁肯“山行徒步，示与士卒同甘苦”；复谦恭待下，“所过地方、吏治民瘼，又无不留心体察”，就此取得了皇上特别的信任。
二
傅恒在逐步取得君上的信任之余，还须把自己对前敌情况的看法，报告给皇帝（他已被赋予拆阅前方奏摺的权利）。这正是他所需要的，也是对讷亲、张广泗不满的地方之一，即所谓“不明敌情”、“并无一人据实入告”。
十一月戊午，于直隶途次，经略大学士傅恒奏：
接到傅尔丹奏摺报匣，遵旨开看。内有小金川土司泽旺番禀一件，系告张广泗家人、通事与汉奸王秋，勒取泽旺财物，不胜骇异。细按情节，……（勾通汉奸）肆行不法，亦所不免。
得旨：
诸凡妥协详明，有何可谕。一如卿议行。[12]
但更多的情况，是他到西安及四川以后才发现的。十一月己巳，傅恒奏：
臣经过陕省，今岁有被灾之区。抚臣陈宏谋、布政使武柱虽竭蹶办理，但承办之州县，较直隶、山西稍为不及。又闻从前过陕兵，供应稍迟，即有哄闹者，将来大兵供应愈难。
奏入，谕军机大臣等：
朕览经略大学士所奏事件，甚为精详周到，……闻十七日自武功起行，途间讯问张广泗，耽延甚久。又行二百余里，薄暮始至宿处。
十二月甲申，上谕：
据经略大学士傅恒奏称：本月二十四日，入四川境。至神宣驿，即无马匹更换。次日由水程至昭化县，见第五起云梯兵仍在该县，询称因无马阻滞。
乙酉，谕曰：
今据经略大学士傅恒奏称：四川境内，并无伺候马匹。不得已只带十数人，于陕省疲乏驿马内拣选乘骑，驰赴成都，……且途次马乏。竟至步行。[13]
当然，更多的信息并不是在专门的奏报之中，而是在傅恒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侧面透露出来的。壬寅，傅恒奏：
本月初九日，臣行至天赦山，乃成都至军营第一险路。上下四十余里，寻常牵马步行，今因连雪，路途益滑，臣率众步行。至极滑处，将马绳系拉上，一二步即倒，有十数匹坠入山涧。是日惟臣马赶到，官兵皆无马，臣独乘马不忍，因步行七十里至住宿处，并未勉强。众皆欢欣随行。此路若不加修，大兵恐致迟滞。
奏入，谕军机大臣等：蜀道之险峻如此，从前实所未知。[14]意识到前敌地理环境的险恶。非是“不经意间”的叙及，恐怕就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勒乌围，《平定金川战图册》（按：此图展示的是第二次金川之役的情况），《清史图典》《乾隆朝》，页54
十二月壬午，针对令人切齿的“不能据实入告”，皇帝谕曰：
（今据侍卫富成提问讷亲）讷亲云：番蛮之事，如此难办，后来切不可轻举妄动。这句话，我如何敢上纸笔入奏？此语实为巧诈之尤。伊受朕殊恩一十三年，推心置腹，何事不可陈奏。如果贼径十分险峻，伊曾身同士卒尽力进攻，屡冒锋刃，犹不能克。再调劲兵，更番前往，仍不能深入其阻。而供亿浩繁，徒糜帑项，则当以实在情形奏闻，请旨停兵。……
迨伊与张广泗久无成功，朕又屡次传谕，令其详细斟酌。倘断有不能殄灭之故，何不明言其所以然，直请班师。……不妨明云臣力已竭，早图归计，以全终始。讷亲以亲信近臣，膺阃外重寄，经朕如此谆切指示，亦当遵旨据实覆奏。朕岂有不加以裁酌，允其所请之理，且伊果肯侃侃直陈，则此局早已可竣。[15]
如果早知悉这些情形，“则此局早已可竣”。前敌的艰难，皇帝恐怕是越来越知晓了。
又因此时正值普免钱粮（自乾隆十一年始三年轮免），发生了财政调拨上的一时困难。十一月己卯，谕：
此番军兴供亿实为浩繁，视从前西北两路军营，费用较多数倍。彼时劳师远出，十有余年，所费不出六千万。今用兵仅二载耳，即以来岁春间奏凯言之，亦非千万不能。如运米脚价，北路经途数千里，曾减至十八两。今自成都至军前，祗数百里，而价亦如之……
在金川小丑，朕本非利其土地人民，亦非喜开边衅。第以逆酋跳梁不逞，置之不问，无以慑服诸番，宁谧疆圉。……我君臣如此办理，人事已尽，亦海内所共知。朕意此时且应亟力进剿，倘至明年三四月间，尚不能刻期奏绩，不若明下诏旨，息事宁人，专意休养。[16]
已考虑即使“不能刻期奏绩”，也要撤兵，“息事宁人”了。
十二月乙未，经略大学士傅恒奏：
从前高越奏请推广捐例……虽该省另立军粮飞班，赴捐者仍少，于军储未必有济。请将户部收捐停止，俱令于川省报捐，本折兼收。其运米至军前者，准以飞班即用。
傅恒在这里使用的策略就是：平淡叙入，点到即止，此外皆由皇帝自悟，决不多说一句。奏入，谕军机大臣等：
从前只知川省用兵以来，供亿浩繁，民力拮据，而其空虚疲惫一至于此，竟无一人剀切敷陈者。即军前光景，诸人奏报，亦仅依稀闪烁。朕于金川，何曾有丝毫利其土地人民之见。使讷亲等能据实入告，朕宁不早为裁夺，何至糜费若此？是以伊等之罪，益无可逭。
也可以说，傅恒所见，即朕所见；现实情况已把君上推向了前台，想要推诿，也没处可推了，
今经略大学士思虑所及，使万里情形，了如指掌。观此则用兵一事，断不可过朕昨所谕两月之期矣。……倘尚须筹划，略有迁延，则以全蜀之物力，帑藏之脂膏，填于蛮荒边徼一隅之地，实为可惜。朕见甚确，朕志已定。
在经略大学士以军旅自任，自不肯为撤师之言，于理亦不当为此言。但目前所急者惟马匹钱粮，马匹虽经措办，似可无误，而粮运则尚费料理。经略大学士目击该省艰窘之状，亟思接济，计及捐例一事，欲为变通，诚出于无可如何。[17]
如“撤师”一类的话，自然只能由皇帝自己来说，而不能出诸傅恒之口的。于此，他最好连一个建议都不要多说。
十二月丙申，谕军机大臣等：
朕观川省道路情形，马匹应付，实属艰难。日前经略大学士傅恒到彼，随带人数几何，即已不能承应，……若过三月，便应许其求降，以省帑费，以惜人力。朕意已定，谅不出此。
否则“倘内地有意外之虞，而满兵隔越蛮徼，其何以应之”？
十二月辛卯，复谕：
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由今思之，此番用兵，非为金川，直为讷亲、张广泗居心不良，使之败露。……讷亲专图安逸，视士卒之捐躯效命，漠不动心，得罪鬼神。是以不待他人攻发而自行发露耳。朕思及此，不觉悚然。[18]
事已至此，皇帝居然寻到了一个新的借口：“此番用兵，非为金川”，如此，则何所不可？
捧读上谕，傅恒内心里不知会怎样的“窃喜”呢！现在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具体的“台阶”了——尽管其中免不了要“装点几分”呢。
三
金川一役，最后的结局是怎样出现的呢？“准降”，又是怎样一种情况？
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大金川头人得什阿朗赴党坝军营哭禀：郎卡现在病重，求差官往验。岳钟琪即遣派千总杨自功、把总周郁赴勒乌围看视。据称，郎卡果系病重，但莎罗奔不敢赴营投见。[19]
十二月甲午，经略大学士傅恒奏：
接到傅尔丹、班第报匣内奏摺一件，系党坝头人乞降；贼势穷蹙，及郎卡病重，差员往验。臣细阅此摺，办理殊未妥协。
傅恒恐怕已经洞中窾要，其中显然有许多不明朗的地方。奏入，谕军机大臣等：
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傅恒所奏料敌情形一摺，筹审精详，思虑周到，识见高远，实乃超出等伦。经略大学士随朕办事数年，平日深知其明敏练达，初不意竟能至此。即朕自为筹划，亦恐尚有未周，朕心深为嘉悦。经略大学士信为有福之大臣。观此，则大功必可告成也。
如谓“朕自为筹划，亦恐尚有未周”，足见傅恒已取得高度信任。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所谓“共谋”，一方面是出自傅恒，一方面也是皇上自己的需要。
而清军亦已疲惫不堪。丁酉，经略大学士傅恒奏：
臣于途次，见陕西、云南受伤遣回之兵，敝衣垢面，几无人色。问其在军营及打仗时，亦服此衣，甚可怜悯。此等兵临阵数次，已不得力，正可裁汰。
上谕：
金川用兵一事，朕并非利其土地人民。亦并非因御极十三年来从未用兵，欲振扬威武，成此殊功，夸耀史册也。第以贼酋私放夹坝，又骚动番境，逼近炉地。虽已驱逐回巢，未经惩创，怙恶如故。巡抚纪山奏请致讨，一面出师。朕因张广泗娴于军旅，调任总督，委以进剿之事。而张广泗初不以实在情形入告，惟妄为大言。自秋涉春，师期屡易。班第料理粮运，见伊措置乖方，迄无成效，奏请特遣重臣前往。……
而张广泗当讷亲初到，曲意逢迎，欲得其欢心。及见伊漫无成算，则转谄佞为诽议，为讪笑。又见伊大局将败，则复转轻慢为倾害，布散流言，摇惑士众，欲挤之死而攘其职。而于其种种贻误，并无一语参奏。此小人之尤。经朕于瀛台亲鞫，具得实情，是以立置重典。至蜀地民力之凋敝，贼境进取之险阻，士马刍粮跋涉输挽之艰难，从未见伊两人据实敷陈。而讷亲获罪后，始私对富成云：番蛮难办，以后不可轻举。我岂敢形之笔墨，必俟面陈。……
首先，把罪过推在了已被处斩的张广泗和讷亲身上，其次，便是为自己，而不仅仅为傅恒，寻找台阶：
大学士自请督师，仔肩重务，必不肯于进取之时，为畏难之语。但所陈奏川省可虑情形，以朕度之，尚不过十言其五耳。然即此而观，则用兵一事，断不可过朕面谕四月望前之期，更不必游移矣。
川省民番杂糅，加之嘓噜流匪，遇事逞凶。所赖年来秋成丰稔，小民尚有乐生之心，得以少安无事。今烽燧连年，人苦劳役。设有奸徒，从而煽诱，以易动之民，当困惫之际，内地少有疏虞，诸事深为可虑。即如官兵经过西安，督标匪卒以牵马伺候小忿，辄持刀恣斫，伤及三人。川民疲于供亿，背负军装，徒步陟险，宁不较此更甚，……安能在在周防耶？朕若早知如此，并此番调遣，皆可不必。此皆讷亲、张广泗贻误，不据实入告之咎也。
因此决定，倘过四月初五，则暑雨时行，馈饷难继；若贼酋穷迫乞命，俯准纳降，亦可绥靖边徼，经略大学士即当于三五日内振旅凯还。
不期傅恒仍在“作态”，故作“积极”。癸卯，谕军机大臣等：
经略大学士傅恒奏称此番必期成功，若不能殄灭丑类，臣实无颜以见众人等语。朕览之，深不以为然。辗转思之，竟至彻夜不寐。……
金川之事，朕若知征途险阻如此，川省疲惫如此，早于今秋降旨，以万人交岳锺琪料理。更不必调派满兵，特遣重臣，费如许物力矣。奈无一人具奏。朕实不知彼地情形，……
现在酌拨帑顷千万有奇，至动及各省留备银两，已属拮据。即使国家府藏充裕，而罄小民之脂膏，捐士卒之躯命，以供一人之必欲成功，天下其谓经略大学士何？……天下其又谓朕何？……万一不能擒丑虏，得巢穴，而既有斩获，亦得谓之成功。……乘此机会，因而抚纳，亦足以振军威而全国体。在蛮夷绝徼，控制之方，只应如此。若再有迁延，不思转计，究将作何了局……
故谓若不听命，“朕不待至四月，必降旨召经略大学士还朝”，即使“不能擒丑虏，得巢穴”，“既有斩获，亦得谓之成功”，——但，这还算是什么胜利？
为免傅恒“抗命不尊”、“一意孤行”，皇帝甚至搬出来皇太后来。乙巳，谕军机大臣等：
今晨恭请皇太后圣母万安，蒙询及此事。朕以经略大学士傅恒所奏，如不成功、无颜以见众人之语陈奏。奉皇太后懿旨：经略大学士傅恒，此见实为太过。经略大学士傅恒此行，原为国家出力，非为一己成名。如为成名起见，岂有国家费如许帑项，如许生命，专以供一己成名之理。……（且）成功与否，则当听命于天，若天意不欲殄灭丑类，人力何能强违？
并再次强调粮草供应之紧张：
朕若早知川省物力疲弊，地方险阻，实不肯为此举，而此番料理已未免有类孤注矣。如四月初旬……仍不过在卡撒、党坝间，迁延观衅，则劳费无已势将难继。今各省拨协钱粮，已动及留备，而部库所存，通计仅二千七百余万。若迟至秋冬，则士马疲惫，馈饷繁难。此二千七百余万者，且悉以掷之蛮荒绝徼，设令内地偶有急需，计将安出？
四川布政使高越所奏，复及于前方运输困难：蜀中挽运军需，全资民力，即村曲乡民，亦多征拨不已。一出桃关，山路歧险，雪深冰结，艰苦视内地倍甚。戊申，上谕：
观此则川省物力虚耗，大概可见。高越虽称据实直奏，恐困惫情形，尚有未尽形之章牍者。内地民情可虞，奏凯宜速。夫以江南富庶，米价偶翔，刁民辄乘机肆恶。况川省以险僻之区，值军兴旁午之会，意外易滋事端，诚不可不亟为筹虑。前所传谕，以四月初旬为期，盖深有见于此也。
因令傅恒彼时不待奏报，即可决定撤兵：
纵使莎罗奔、郎卡未遽就缚，亦不过釜底游魂，如班滚今日耳。何足介意，亦不必穷搜矣。而得勒乌围即可谓之犁庭歼丑，足以告成功。……若待询问，奏报往返，又须经月，转益劳耗。此等机宜间不容发，朕既不能遥定，惟赖经略大学士……虚衷烛理，审机度势。[20]
乾隆十四年正月初二辛亥，上谕：
朕阅经略大学士傅恒屡次奏报，番境道路奇险，军行艰瘁。……所奏实不过十得其五，然即此而观，则人力之难施，大概可见。从前讷亲、张广泗若将此等情形，据实入奏，朕必早有裁酌，何至劳费若此。此固朕上年运度驳杂所致，而朦蔽之罪，伊二人实已不容于诛矣。且如天赦、班拦等处，羊肠鸟道，备极险巇。经略大学士惟躬亲跋履，乃深悉其难。
看来皇帝已洞悉“番境道路奇险”，“处处俱有碉楼”，但尚未放弃“扑碉”之计，他还需要说服自己的一个过程：
但经略大学士密奏，扑碉终非长策，应另为筹办。朕思贼番据险负隅，凡属要害，俱有坚碉。扑碉而外，更有何计。讷亲张广泗之罪，实在欺蔽偷安，种种乖张。至于驱兵扑碉，似未可以为非。……然亦险着。未知果能奏效否？
健锐云梯营碉楼，北京香山，清军练兵之用，《清史图典》《乾隆朝》，页49
但仍“决意收局”，前敌若无进取，甚至只派“岳锺琪坐镇炉地”（打箭炉）即可了，
（小金川）原属化外，盖亦天然界限。所以古称蛮夷荒服，以不治治之。经略大学士留兵在彼弹压，想确有所见，不专为米粮火药也。此事屡经贻误，从前马良柱连有克捷，若益以三千人，早可奏功，而张广泗不与，此一误也。张广泗分兵十路，措置乖方，不能乘机前进，此二误也。讷亲身图安逸，不能鼓励士众，又不将实情入告，此三误也。……朕在数千里外，固不能豫烛其难，是以又有此番料理。经略大学士未履其境，亦无由深知其难，是以力请视师。今朕已洞悉形势，决意收局。经略大学士目击身亲，所见宁不相同。……若三月内果得勒乌围、刮耳崖，尚须斟酌，若不能，则但以万人令岳锺琪坐镇炉地，加意防御，自足绥辑蛮徼。朕熟计深思，无逾于此。
壬子，复谕：
今日阅班第所奏川省夫马钱粮拮据之状，及舒赫德所奏直隶、山、陕、一带地方情形，朕心深为追悔。不知上年何以办理至此，岂非前谕所谓命运使然者耶。然总因从前在事诸臣，并无一人据实入告。朕实不知其难，即经略大学士傅恒在朕前时，亦不知其难。近经朕悉心访问，经略大学士又身履番境，班第等亦稍稍敷陈，朕始悉其险阻困惫，举属创闻，非意料所及。若不早为转计，日引月长，劳费无已。……此种番蛮，乃依古以来所有，上天并育并生，原置之化外，……若必以中国之治治之，是以人力而抗天心也。……天不可违，则成功岂能豫必？朕目前实不敢存盼望成功之意矣。
傅恒可谓“如朕亲往”，代朕亲征，君臣之间的接近也就无以复加，
设令（大军）顿刃悬岩，军威少挫，将何以为班师之地？……究之事有难为，功有难就。兵亦人耳，以之扑碉，徒致伤生，岂遽得志？
“扑碉”之策，也就愈发可疑。甲寅，傅恒奏：
查军营习气，惟事张大其词。攻一碉伤数十百人，则云查明再报。伤贼一二人，则云数十数百，皆拖尸而去，无首级可考。一碉不过内地一户，得一户而伤人数十数百，借此报功，欺罔已极。贼碉守者七八人，敌我兵数百。攻以大砲百数，仅缺墙壁，随破随整。现恐损兵于无益之地。
丙辰，皇帝坦承了此番办理的错误：
看来去年此番办理，竟是错误，朕今实悔之。只因办理至此，势难中止，不得不趁此兵力，以侥幸万一成功，然亦所谓饰非文过之举耳。
丁巳，谕军机大臣等：番境之难，乃天生奇险。以朕所见，既知番境之难，即当见险而止。
碉堡，是双方争夺的中心，此时，傅恒终于道出“扑碉”之艰难，这也许是他唯一直言道出不同意见之处：
从前皆务攻碉，劳费无功。……枪炮惟及于壁，于贼无伤，而贼不过数人，从暗击明，枪不虚发，是我惟攻石，贼实攻人。且于碉外开濠，兵不能越，而贼伏其中，自下击上。又战碉锐立，高于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数日可成，且人心坚固，至死不移，碉尽碎而不去，炮方过而人起，攻一碉难于克一城。即臣所驻卡撒左右山顶，已有三百余碉，计半月、旬日得一碉，非数年不能尽。如此旷日持久、老师糜饷之策，而讷亲、张广泗尚以为得计，臣不解其何心也。
惟有使贼失其所恃，而我兵乃得展其所长。臣拟俟大兵齐集，同时大举分地奋攻，而别选锐师，旁探间道，裹粮直入，逾碉勿攻，绕出其后，出其不意，取道前进，务在破其巢穴，擒虏贼酋，于三四月间定报捷音。[21]
现在，皇帝终于了解到这些情况。当初张广泗、讷亲的无法取胜，也就难怪了。
对于傅恒此件密奏，时人程穆衡以为其意在“微示难克状，阴启罢兵之萌”，“其曰精兵直捣贼巢，无非姑为大言，以强上意，明知上必不从，而己可解于廷臣，谓非一无所能者”。[22]不错，傅恒在此是使用了“下克上”的“招术”，如果说是这样，他却不是始于此时，而且较之更难觉察罢了。
戊午，皇帝进一步质疑傅恒“力主直取刮耳崖之策”，谕：
自朕思之，究属险着。……此番大学士如朕亲往，……则经略大学士之所见，即朕之所见。朕既一一洞悉，则朕所指示机宜，与身历者无异。经略大学士虽才智颖敏，亦由朕数年以来教导而成，识见何能高出于朕。……当以朕言为是。心说诚服。凡事遵朕谕旨而行。
看来，此刻皇帝一方面是从各方面知悉了敌情，因而深切自责，另一方面，他还要“摆平”尚在一味进取的傅恒（也有几分是说服自己，尽管傅恒是有意为之）。而傅恒的“反行为”，似乎是越来越玩“大发”了。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一时也难中止。
己未，谕军机大臣等，直言若傅恒仍不遵旨行事，将降旨将其召还：
金川水土恶薄，与内地迥殊。前据鄂实奏称，人易发喘，须服人参。经略大学士傅恒亦奏称番境气候不佳。观此则蛮方荒徼，非人所处也明甚。……朕今始觉悟，实悔其迟，此亦上年运度驳杂之所致也。……过犹不及，讷亲之退缩已失之不及，而观经略大学士一往之概，若执意不悟，……朕即明降谕旨，召经略大学士还京，以军事付策楞、岳锺琪等经理。
甲子，谕军机大臣等：
朕思用兵一事，总系从前不知其难，错误办理。今已洞悉实在形势，定计撤兵。……据奏石卡守御仅十一人，我以七百人攻之，只毙其半，而土兵绿旗死者已十一人，伤者至七十余人。若以百人敌一贼，则贼徒三千，当用三十万众，有是理乎？……用兵原非易事，但可希冀成功，劳瘁自所不惜。不然，则以身所目击、万无可望之举，欲违其本心，勉强从事，虽愚者亦不出此。……今朕所降谕旨，名正言顺，实经再四筹酌，见其确不可移。
且此事错误，朕君臣同之。朕既知而速改，所谓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不早图则将无及。乘此收局，犹为未晚。若更日引月长，无所底止，何以善其后？
这一场“共谋”演到这时候，就快成了“闹剧”了。担心局势失控的皇帝于是提出，傅恒之姐“孝贤皇后服纪已及小祥，经略大学士理应奔赴行礼。若二月初旬起程，尚可届期而至”，后面的话则很强硬：
朕此旨原为收局。……臣不可违君，子不可违父，乃天经地义之当然。不遵朕旨，为人臣者敢当此乎？……朕于今年正月初三日，始定撤兵之计。今日皇太后圣母慈谕，此即朕新运顺畅之机。适与朕前日向军机大臣所论符合，实愿大学士同此嘉祥也。[23]
看来，直是命傅恒克期启程了。
乙丑，又谕曰：
自朕思之，成功万无可望。如贼境坚碉，经略大学士亦奏称，进取不可专事攻碉，且云攻碉则经年亦难克捷。……
经略大学士之意，惟在直攻中坚，立成巨功。而朕料之，即令别有坦道，可直趋贼巢，而贼巢仍是坚碉，舍攻碉计将安出？是贼据地利，万无可望成功之理。朕思之甚熟，看之甚透。上年办理，实属错误。及早收局，信泰来之机。朕改过不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