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在十八世纪，“富户”与“贫民”似乎已成了一个对立物，而被常常提起；[63]“地主”或“富户”似乎也不是什么好名词了。[64]
如康熙四十二年（1701）圣祖谕旨：
“朕四次经历山东，于民间生计，无不深知。东省与他省不同，田野小民，俱系与有身家之人耕种。丰年则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而穷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自身并无田地产业；强壮者流离于四方，老弱者即死于沟壑。”[65]
我过去在教学中，总感觉这与其他史料对不上号。魏丕信也提到这点：较新的研究数据（约1900年）提示，在山东的多数地区，大部分农户是自耕农，还有少数大地主。但为什么康熙上谕（及十八世纪初年的一批类似的材料）要“夸大租佃制流行程度以及富户的影响”呢？这显然是“有其一定用意”的。即“期望”地主对佃户能够“贫富相助”、“有无相资”，帮助穷人渡过难关。尽管这种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与现实相关还是一个问题。[66]，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尽管她描写的是十九世纪以后，也属于把问题贯通来看的一种努力。）
在我看来，在这种“意识形态”或是“流行看法”之下，地主（富户）已被置于一个受到质疑的地位，并且被加上了若干社会责任。这可不是什么令人称羡的角色，而且多少带有了一点“反派”的色彩。其行为一旦不孚众望，就可能被扣上一顶“为富不仁”的大帽子，成为打击的对象。[67]；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江忠源为秀水令时办赈，制两匾书，捐有成数即赍花红鼓吹，以“乐善好施”四字褒之；否则，大书“为富不仁某某”额于门首，责令地保巡视，毋使藏匿。又，多捐者给予禁抢告示一纸，犯者照某甲一率处死，数日之间捐银十余万两，盖皆欲得此告示作护符耳。又，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余（任建德县时）问某富家：“今年灾荒，伊家何以尚有如许谷子？”并嘱曰：“明春乏食，尚毋再积，且必零卖也”。又称：保富安贫，“但可存于心，不可形诸口，况可施之文牍乎？”由是必将纷纷扰富户。）又因其不免“启乡绅挟制朝廷之渐”，而可能引起朝廷的猜忌。[68]
如果一定坚持清代是什么“阶级国家”的话（虽然以二十世纪的经验看来这一点也不无疑问），我们也可以说，其政策可能并不是向“富人”倾斜的，而可能是恰恰相反。例如，无论是在追讨旧债，[69]还是清理欠租方面，“富户”都是很难如愿，而官府也往往不是站在他们一边的。[70]
以上史实也透露出，“地主”（或所谓“大地主”）已横亘在政府与万民之间，早晚要成为“现代化”过程中的清理对象。这不但是逻辑使然，事实上，二百年以后国民党、共产党即分别实行了土地改革。
十一、工业政策和工业发展
但不管我们把清史说得多好，有一件事却是不能回避的，这就是清代没有能实现“现代化”，没能把中国经济引入“机器工业”的发展阶段。这些说法也许不错，但要把它归为清代（或清政府）的“罪责”，一切评价都以曾否“工业化”（“自行实现资本主义”）为转移，必将会带来极大的认识偏差。至少，会把本文中谈到的大多数问题置于被忽视的地步。
现在已有研究发现，清代中国是有着自己的“工业”和“工业区”的。[71]李伯重写道，世界先进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就存在着这样一个“早期工业化阶段”。正如美国经济学者诺斯（North）所说：“工业革命并非与我们有时所认为的那种与过去根本决裂；恰恰相反，它是以往一系列渐进性变化的积累”。它经历过一个“农村家庭工业时期”，其特点就是农村家庭手工业并未脱离农业，且大多与纺织业有关；其中商业性手工业生产的收入已经超过农业收入，家庭手工业由原来的农家副业的变成了主业。这也被称为“原始工业化”，虽然并不能必然导致近代工业化的出现，但已构成了它的一个先行阶段。[72]
事实上已有许多例证表明，清代十八世纪，在长江三角洲上千万农民的生产经营中，传统工业的地位已远远超出了其农业部分；在这一地区，农村工业已不是什么“副业”，而是主业和正业；这样的农民，亦工亦农，与其称之为“农民”，还不如称之为兼营农业的“工人”更为切近。正是因为这样一些理由，可以把它称为“（传统）工业区”，而不再简单地把它与其他农作地区等同看待。无疑，它的出现应被视为清代经济的一大成就。
由此也许还可得出如下的一些结论：中国在清代已经超出基本食用品生产的阶段，而跨入更高的阶梯，这就是全面发展经济，并亟需从工业的发展中去谋求出路这样一种新的阶段。
换句话说，中国的“工业化”要求，恐怕不是1840年以后才从国外输入的，更不是二十世纪某一时代的新鲜主张；它是立足于中国自身发展基础之上的一个要求，在历史上至迟到十八世纪即已出现。[73]
因此，清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工业区”，乃是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中的最高阶段——“发达阶段”的一个体现。其实不因外国也有而“是”，也不因外国没有而“非”。
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一些地方相继实现了现代工业化，在原有的“手工业”与“机械工业”之间，并没发现什么实质性的障碍，其领先地区即是江南；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中断”以后，又是江南地区掀起了最大的乡村工业化的浪潮。这些当然不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乾隆七年清廷提出“为天下万世筹赡足之计者，不独以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的政策思想，已经超出了一般农业的范围。中国古代的所谓“四职”，原本只有“三农”是农业，其他三者都是农业以外的经营。[74]这与秦汉以后的情形是大不一样的。但不管怎样，数职“兼修”就必然会扩展到农业以外。于是在前述农业经营的范围之外，不但纺织等手工业得到大力的提倡，清代的矿业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所有这些，也无例外地发生在乾隆初年，并和当时的总体设想有着紧密关联。[75]
既已涉及工业发展和工业政策，就还有许多问题不能回避。例如，国家财政问题、[76]工业思想及其导向问题、[77]尚奢尚俭问题，[78]农民就业转移问题、[79]保护私有产权问题，2……等等，都是我们二十世纪耳熟能详，仍需花大力量去面对的问题。
综括十八世纪清人的努力，并不是所谓“昏君”、“佞臣”、“劣绅”或“愚民”所能解释的了的。在上述每一门里都充满了“学问”（而非权术）。当然它不是什么“经学”或“考据学”，而是儒家正宗的“经世之学”，亦即后来曾国藩、张之洞所说的“经济”之学，它已构成一个“十八世纪经世学派”。[80]它所留下的遗产，不仅惠及十九世纪经世学派，无形之中，二十世纪的后人也受到他们巨大的影响，不管他们是否承认。
结语——兼论如何修订我们的近现代史观
对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做了这样一番对比之后，我们所面临的，可能就是“修改历史观”这样一个大问题了。
在通行的教科书里，十八世纪的中国仍处于“古代”，二十世纪是为“现代”，两者不但性质上截然不同，时段上相距甚远，中间尚隔着一个“近代”（无论是从1800年还是1840年算起）。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已不是“一个历史”，而是被若干个关节，被无数个“偶然”（如外力入侵）、“假设”（若没有什么入侵），这样一类“虚妄史观”给割裂，弄得不成样子的段落。
过去认为，传统中国“封建”、“落后”、“老旧不堪”，从本文的角度看来，恐怕就不是了。当十八世纪，中国即与世界上现代化的早发国家“一同”（或略早于他们）面对了一些“现代问题”，和做出了若干“现代努力”。如此看来，中国并不一定只有一个被谁人“打断”的，或由外力“提升”了的历史。甚至也无所谓再区分什么“内因”、“外因”，更不必在意“东方”、“西方”孰为中心。[81]或者，它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在逻辑上岂不也能成立？[82]或许，中国具有自己的并不输于他人的“理路”，只因一向受限于传统观点，或“现代化”的固有模式，使人难以看清罢了。历史上那些最令读者扼腕太息的难以数计的危机和难关，在今天看来，恐怕也都不必那样“哀怨”，无法索解。或许，它只是没有如吾人（或某些人）之“愿”而已。
面对这样的历史，换做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除了那少数几个领头羊以外），没准都可为之“骄傲”；换做任何一个民族（就笔者游学于欧美触目所见），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失落悲哀”的。事实上，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古国来说，任何变革（包括革命）都不会容易，一定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这也已成为中国史的主题之一，穷则思变，至变方通，它好像就是要我们把所有的苦难和关口都经过一样，[83]——中国到底要走向何方？“历史老人”究竟有怎样的安排？——对于这些，恐怕还要拭目以待。唯一肯定的可能就是，它不会如那些世俗的渺小愿望就是了。
所谓“正面观察”，并非只看历史上“好”的一面，而是对那些无数的“失败”也要抱一个“正视”的态度。另一方面，与某些学者认为十八世纪中国“相同”于西方（如英国）的经济发展不同，我不过认为，中国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或十八世纪西方）的努力“相通”而已。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发动者”是谁，它多半却不是来自欧洲；这些行为内含有许多传统的因素，但也颇有悖于中国传统道路之“常”。
说十八世纪是二十世纪的“先声”，并不意味这两个世纪可以等量齐观（那样还要我们史学家做啥）。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任务，正像我们不能期望古人替代了我们一样，今天也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罪于古人（否则还要我们这一辈人做啥）。
但这样一来，我们似乎就“解构”了“现代化”的命题，或者它有着多样的面孔，并不能以“成功”的领头国家“一把尺量遍天下”？或者，无论是对“资本主义”，还是所谓“现代化”，也许它并不那么重要，也不是构成历史的唯一视点？——例如本篇所说的“粮政”、“农政”，还有未涉及的国土疆域等等，皆为国之大政，大约是任何时代无论什么“主义”都不能抹杀的问题，——或者它只触及了历史的某些方面，还有其他许多才是亘古以来恒久的存在？或者，它只触及了某些外延，而未及其内涵？
站在长远的“大历史”的观点，我们也可以说，那一时的成败都没有什么，它们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世界历史的中心问题，也许并不是这些。
即令今天“日新月异”的物质成就，虽然未必是什么“镜花水月”，但又怎能成为衡量人类文化进步的唯一标尺？一部“心性”、“心灵”、“精神”和“文化”的历史，不也格外重要？[84]；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学者卡内提（Elias Canetti）也批评说，今天假如只剩下一种信仰，那就是“生产”了，《群众与权力》（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页332）；而在法国心态史学家迪比看来，对于他所研究的人来说，经济的实在性显得无关紧要，真正实在的是超自然方面的心灵结构，《新史学》，页182。）在这种观点之下，我们岂不既能打破现有历史研究的框架，也能打破固有的思想史研究的框架（它也不是所谓“精英”还是“一般民众”的思想史可以包容的）？
至于“革命”也是一样。当今既有人在“痴迷”革命，也有人要“告别”革命。其实，自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革命”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与“现代化”过程亦不遑多让，它也几乎成了近代中国的主题之一。但是，革命到底解决了哪些问题（毛泽东晚年曾说：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周围的一些面貌而已）？又有多少是它不能解决的？而且，有谁可以肯定革命到底为何发生（至今国内外不少学者还为此争辩不已），又有谁能断定，革命之后，还需不需要革命？……
在许多崇信“进化论”的人士看来，“古”一定比“今”差，“西”必定比“中”强，其实，这都是不一定的。[85]我倒觉得，有许多理由可以相信，中国的传统并不一定就那么不好，她也并非欠缺令吾人足可自豪的伟大思想。
也许，这样我们就可以端正心态，放宽视野，坦然地面对我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 * *
[1] 胡明辉：“十八世纪在近现代中国史的枢纽位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2期，2001·9，他说：在魏源笔下，陈宏谋不但是十八世纪的中流砥柱，也是十九世纪经世学的开路先锋，参见罗威廉（William T·Rowe）：《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Saving the world：Chen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China，StanfordUniversity press，2001）；据说，曾国藩即把陈宏谋奉为讲“经济之学”的楷模，“立意崇尚之”，冯天瑜、黄长义：《晚清经世实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页320。
[2] 笔者曾在《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的序言中写道：在提议“着重研究那些在今天仍然是活生生的有意义的历史问题”的同时，我在学术方法上的一向主张，是“正面观察”和“贯通古今”。所谓“正面观察”，即非“反面来看”，对历史百般挑剔、专一股“倒霉看反面”；“贯通古今”，即是在当代经验与历史研究对象之间来回对比参照，有时可能还要不止一次地反复对照，亦有不可抹杀主体及其当代经验之意（海洋出版社，北京，2002）；其实，马林诺斯基早在《江村经济》“序”中就写过（我只是最近才读到它）：研究历史可以把遥远的记载作为起点，推向后世；亦可把现状作为活的历史，追溯过去。两种方法互为补充，且须同时使用（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法国年鉴派学者也曾提出，既要“通过过去理解现在”，也要“通过现在理解过去”；历史活动有双重作用，一使现时历史化，一使历史现时化（见勒高夫等：《新史学》，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页14、77）。
[3] 参见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美国）4：1（1987：秋季号），及同期黄仁宇的文章。
[4]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5）。
[5] 这里我倒想推介美国学者斯科特（Scott）的“国家清晰化”理论，对于二十世纪（也包括十八世纪）的中国史来说，它比所谓“工业化”的观点更有分析力，涵盖面更广，参见《国家的视角》（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4；与之类似的，可能还有黄仁宇（R·Huang）的“数目字管理”，等等。
[6] 参见《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三联书店，1992，页29—31。
[7] 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3。
[8] 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当时中国人口没有若是之多，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意见，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3。
[9] 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郑州，2003，页94-95、128-129。
[10] 参见吴欣（李零）：“中国史学现状的反省”，《知识分子》，3：4，1987年夏季号，页115，《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38。
[11] 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页517。
[12]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癸亥，《高宗实录》卷7。《清史稿·曹一士传》：高宗即位，谕群臣更番入对。御史曹一士上疏言：“敬读谕旨，曰‘百姓安则朕躬安’，大哉王言，闻者皆感涕”，遂上疏言慎择督抚守令，又请宽比附妖言之狱，及各省开垦流弊，“所建白皆有益于民生世道，朝野传诵”。
[13] 乾隆元年四月丙寅谕，《高宗实录》卷16。
[14] 雍正十三年九月壬戌谕，《高宗实录》卷3。
[15] 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谕，《高宗实录》卷47。按：在明代，地方官是不能随便出城的。
[16] 乾隆八年十一月庚辰谕，《高宗实录》卷204。
[17] 乾隆九年正月壬午谕，《高宗实录》卷208。
[18] 如雍正朝曾除山西、陕西教坊乐籍，除绍兴府惰民丐籍，除江南徽州、宁国等处伴当世仆名色，对此南怀瑾认为，如照我们现代来说，他早已有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意识，是解放贫民、使穷人翻身的仁政，《原本大学微言》，页655、656。
[19] 《国家的视角》，页36。
[20] 《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93、108。
[21] 雍正二年二月癸丑，《世宗实录》卷16。
[22] 乾隆七年六月甲寅，《高宗实录》卷169。
[23] “咨询地方利弊谕”，《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17，乾隆九年三月。
[24] 陈宏谋：《耕讲堂杂录》。
[25] 《南方周末》有篇短文说：王夫之在《读＜通鉴 ＞论》中说，北魏皇帝叫州县的父母官儿下基层劝农民种这种那，其实只是添乱、扰民，只会对正常的农业生产起到干扰的作用。这是因为，“若农，则无不志于得粟者也。其蓏者，既劝之而固不加勤；而劝之也，还以伤农”。“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农民他会不知道应该把地种好？会不知道什么土地适宜种植什么？当下重温“王夫之定律”，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我们所耳闻目睹的现代“劝农篇”还少吗？黄波：“‘三农’问题中的‘王夫之定律’”，2003年6月26日。
[26]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104-108。
[27] 分见雍正二年二月癸丑谕，《世宗实录》卷16；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谕，《高宗实录》卷47。
[28] 嘉庆《达州志》卷49，引《论语·尧曰》；按：《论语》全句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亦可为政府劝农作一解答。
[29] 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耕地面积”，《清史研究》1992：3。
[30]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7。
[31] 据说，1950年1月访问苏联期间，毛泽东曾说，中国人吃饭难是个普遍的大问题。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发展农业，扩大粮食耕作面积。见《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页175；其后的改变，见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1964年。
[32] 《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96、129。
[33] 以上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64。
[34]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83。
[35]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90-91。
[36] 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页278。
[37] 参见刘灯：“小农经济论辩”，硕士毕业论文（2004，未刊）；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37；“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海洋出版社，1999，多处。
[38] 如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圣祖谕：“朕故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征钱粮也”（《圣祖实录》卷249）；雍正二年闰四月世宗朱批：署广西巡抚韩良辅“此奏之可嘉，不可尽述。此开垦一事，……只要以百姓作利为念，钱粮起科皆末节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2册947页 [39] 乾隆十六年五月己未，《高宗实录》卷389。
[40]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页99、104-105。
[41] 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中文版序。
[42] 南怀瑾：《论语别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页307。
[43] 乾隆二十八年九月己卯，《高宗实录》卷695；所谓“余三余一”，参见《礼记·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
[44] 这是十八世纪甚至是整个清代最大的一次灾害，参见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及相关著作。
[45]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第六、七两章。
[46] 参见高王凌：《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北京，2002；“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美）《知识分子》1987：秋季号。
[47] 参见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页456—458、541—545。
[48] 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通告各村：“你们的尼堪国，富人多占土地，雇人耕种，吃不完的粮食就卖。穷人因为没有土地，也没有粮，……乞食而生。富人积粮腐烂，聚集财物收藏无用，不如养那样乞食身无一物的穷人为好。……我今计田，一男种粮的田五晌，种棉的田一晌，公平地分给。……从此，先前讨饭的人，不再讨饭了”，辽宁大学历史学：清初史料丛刊第一种，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二分册，1979，页41。
[49] 雍正二年六月甲午，户部侍郎寒德奏请设立井田，于是利用内务府余地20000亩，将八旗无产业人中16岁以上、60岁以下者，派往耕种。各受田百亩，周围八分为私田，中间百亩为公田，《世宗实录》卷21；南怀瑾认为，这件事，雍正在文书中，便有“同力共养”的要求，如从现代人的观念来讲，等于是他首先实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农场，《原本大学微言》，页657。
[50] 乾隆二年二月三日，《乾隆嘉庆两朝奏议》。
[51] 乾隆二年二月甲子，《高宗实录》卷36。
[52] 乾隆八年九月丙申，《高宗实录》卷201。
[53] 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9；另见晏斯盛三疏，《皇朝经世文编》卷40。其后又有梁畅善、刘天成等请行均田。高宗谕：三代井田之法，岂非王政之善？“此亦宜于古而不宜今。近世人情日薄，谁肯先公后私”？均田亦称善政，而“无论夺富以益贫万万不可，即使裒多益寡，而富人之有余，亦终不能补贫人之不足，势必致贫者未能富，而富者先贫。”刘天成此奏，“若以为嘉奏疏则可，若以为目今治世只良法，则未然”，陈振汉等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编第一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页312—313。
[54] 今日之田制，大约最近于传统的“均田制”，参见高王凌：“当代改革的历史依托”（未刊文稿，1987）。
[55]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壬午，《高宗实录》卷9。
[56] 乾隆五年六月戊寅，《高宗实录》卷118。
[57] 乾隆五年闰六月庚子，《高宗实录》卷120。
[58] 乾隆十三年二月甲戌，《高宗实录》卷309；以上参见经君健：“论清代蠲免政策中减租规定的变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1。
[59] 参见《国家的视角》，页，101；当然，与纳贡相对应的税收在中国是早就实现了的。另据研究，在明代十六世纪，赈济灾荒本是由地主负责，见森正夫：“一六—一八世纪にぉけろ荒政と地主佃户关系”，《东洋史研究》第27卷第4号，1969，页69～111。
[60] 参见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61] 黄六鸿：“养民四政”，《皇朝经世文编》卷28。
[62] 《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页201-202、80-84、296。上述那些，也许可以称之为以税收作为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但这也是苏联（1928年）曾经实行过的方法，见金雁：《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页103。
[63] 如江苏巡抚觉罗雅尔哈善奏：以捐监论之，如一家收谷千石，昔年谷贱不过卖银五六百两，今可赍银千两，捐监两三名，去谷四五百石，余谷仍可卖银五六百两，是贫民食贵徒为富户捐监取赢，富户日利其贵，欲遏之贱不可得也（乾隆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第三分册“仓储项”，档案号1147-013）。
[64] 马戞尔尼使团成员约翰·巴罗（Barrow）在《我看乾隆盛世》中写道：财富在中国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受到法律的重视，因而也没有得到同样的保护。在欧洲的政府中，财富几乎在任何场合都可以施展其影响力，使人们百般依赖。在中国，富人不敢承认自己富有，因而财富带来的一切欢愉和快感都丧失殆尽，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页279。
[65] 《圣祖实录》卷213；按：此即乾隆十三年高宗阅《山东通志》所载圣祖“减轻田租”、“赡养佃户”之谕。
[66] 《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页54-60；关于国家、地主、农民三者关系的研究，参见白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中译本 [67] 如高宗谕，灾荒之时，富户“拥仓庾以自利，固属为富不仁”（乾隆八年五月己酉，《高宗实录》，卷193
[68] 乾隆二年闰九月二十九日高宗谕，《乾隆朝上谕档》第一册，页226。
[69] 有研究表明，在财产纠纷中，富户或债主的权益从未得到充分的保证；如在债务清偿上，往往只归还部分利息或本金即可，参见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知识分子文丛》之一，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70] 参见高王凌：“清代有关农民抗租的法律和政府政令”，《清史研究》2000：4。
[71] 参见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第八章二节。
[72]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0，第一章一节。按：此书的缺憾，如伯重本人所说，“是没有从宏观的角度对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进行分析”（页33）。又，伯重于1988年以前，尚未考虑过这一问题，仍“沉溺于西方中心主义史观中而不自觉”（页36），但这样是否就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和究竟怎样看待“西方中心主义”，有些问题还需考虑。
[73] 《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03-205。
[74] 如“薮牧”是指畜牧业；所谓“山泽之利”，是指金玉铜铁等矿冶、齿牙革角竹木等手工业原料的发掘，以及盐业等；即令是“园圃”，也不归小农所有和经营。李零的谈话，1989。
[75] 《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189-190。
[76]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24-227。
[77]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05-208、213-216。
[78]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10-213；奢俭问题，亦成为清末民初思想界的一大问题，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页780-781，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华书局，北京，1985，页1853。2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189、207-208。
[79]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20-224。
[80]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经世派刍论”（未刊文稿）。
[81] 这也是我在读书讨论课上对《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的部分批评（尽管我个人对这一学派颇感“亲近”）；另外，早在十八世纪之前，中国已经“进入世界”，如棉花和其他美洲作物（玉米、花生、甘薯等）的传入，国际货币（白银）的流入，西洋历法、红衣大炮的输入，甚至就连“鬼子”打到南京，也曾在明代有过，并非鸦片战争才有的。
[82] 如法国学者瓦絮代勒指出，在秘鲁编年史家波马的笔下，西方文化这一舶来品是服从于早已存在的印第安人的时空系统秩序的，因此，“整合”是文化适应的一个极，“同化”则是另一个极，即将印加纳入西方文明和进步的时间直线，《新史学》，页358。
[83] 唐德刚说，孙中山的幸运，就是搞了一生的“革命尚未成功”，引起全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同情，《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桂林，页48。
[84] 倾读钱穆先生《晚学盲言》，于此一点多有论述，如曰：中国不重物质人生，而重精神人生；今日科学世界，即一机器世界；中国主自然人文化，西方主人文自然化；今人重视经济人生，中国古人则重道德人生；西方进步在其具体物质，中国进步则在其人文精神；经济观点不同于文化观点；近人好言现代，亦是一时变，若言大化，则远古至于现代，一化相承，可谓如有变而实未变；今人必认现代为神奇，前世为臭腐，皆由不识此化字；若论本体，则只有化，并无变；有了电灯（及一切所谓现代物质条件），亦不得说是文化进步，此是中国人观念；今人有了电灯，可谓在生活中之物质条件上是进步了，但岂能谓是生活进步，又岂谓是人文进步；一切物质生活中，更当有一种精神生活作主宰，一切自然，则当由人文化成为理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04，页7、13、14、28、29、40、47、48、49、56、59，等 [85] 对此，秦晖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说：我反对把“应然”和“实然”混在一起，先假设一种价值，设定一个社会是好的社会，另一个社会是坏的社会，然后又假设这个坏的社会有一种客观规律，它会经过一种比如的进化途径发展为好的社会——这一套理论，我根本就是反对的。又说：我只是坚持一种“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历史观”，见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页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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