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探讨丛书，第2种，1981，台北。
[9] 为此高宗谕：开采一事，“颇为目下急务。盖不开采，铜斤何由得裕？”乾隆九年九月，《高宗圣训·理财门》。
[10] 当时许多农民都依赖矿业生活，如四川“偷开矿厂之徒，皆是无室可居无田可耕乏食贫民，每日所得锱铢，以为养生之计。若将此等乏食贫民尽行禁止，则伊等何以为生”？贵州“土瘠民贫，不习织亶之业，复不擅商贾之资，止借耕获营生，而山高岭峻，转运维艰，惟矿厂一项，乃天地自然之利，……上可益课，下可便民”。广东“山多田少，生齿日庶，生计倍艰，查惠、潮、肇、韶等府矿产甚多，原系天生之宝以资小民之生”；“人民繁庶，生业甚少，从前穷民无田可耕者，每借锡矿为滋生之地”；“潮惠二郡民人，向来多往台湾就食”，“何如入山佣趁，使其俯仰无忧”？浙江“温、处各属，界连闽省，山多田少，土瘠民贫，耕作之余，别无生业”；“乡民每于八月农事既毕之后，迄于二月，无不从事采铁，以觅绳头”；“更有淘洗载运人夫，无不借此雇工受值”；“借铁谋生，久已视为恒业”。广西“边省，山多田少，地土瘠薄，非若东南财赋之区，且耕种之外别无资生之策；亦非如他省人民，或能贸易善于经营者可比”；“惟多开一矿，即多获一利”，“国计民生，两有裨益”，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