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八年二月，前任两江总督宗室德沛奏：淮、扬两属下河田地村落，俱有圩岸，向系民修。民间贫富不一，不能全复其旧，必须官为督率。实有民力不敷者，请依筑官河官堤例，官给一半工价，一体兴作。仍要官府承担一定责任。
乾隆年间，与明清以来的大多数时期不同，清廷一面义无返顾地扩展了政府职能，有力地干预和支持了经济发展事务，所费辄以亿万计，[32]那些庞大的规划几乎无一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另一方面，政府挺身而出直接干预社会经济事务，也曾对财政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急切间亦不可能全身而退。
对于十八世纪发生于中国的这一些事件，我们称之为“共时现象”也罢，称之为世界史里的大事——“现代化”也罢，无论西洋传教士，还是朝鲜李朝史料，都未曾提到。这是为什么呢？一时恐怕很难回答。
* * *
[1] 《高宗实录》卷130，乾隆五年十一月壬申。
[2] 《高宗实录》卷147，乾隆六年七月丁亥。
[3] 《高宗实录》卷172，乾隆七年六月；乾隆二年训州县知事亲行经理，巡历乡村，从贵州的例子可以看出，在这一指示之下，一个省级的官员可能亲自巡视了多少地方。
[4] 所谓“小民至愚”、“乡愚无知”，分见雍正二年二月癸丑谕，《世宗实录》卷16；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谕，《高宗实录》卷47。
[5] 见道光《遵义府志》卷16。
[6] 陈宏谋：“劝种桑树檄”、“倡种桑树檄”，《皇朝经世文编》卷37，见彭泽益书，页203。
[7]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104-108。
[8] 嘉庆《达州志》卷49，引《论语·尧曰》；《论语》全句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亦可为政府劝农作一注解。
[9] 《高宗实录》卷216，乾隆九年五月乙酉；《清史稿》，卷306，《柴潮生传》，中华书局，北京，1977，页105：35-105：39。
[10] 《高宗实录》卷211，乾隆九年二月丙寅。崔纪，原任陕西巡抚，乾隆初年曾倡导开井，旋因“务期速效”，强迫民人，遭致批评。
[11] 《高宗实录》卷205，乾隆八年十一月乙巳，《高宗实录》卷239，乾隆九年四月己巳。
[12] 广东围基向来原系民修，后经鄂弥达奏请，改为官修，百姓遂以为无与己事，一切委之于官，因终非长策，复令围民自行修补，《高宗实录》卷173，乾隆七年八月庚戌，《高宗实录》卷183，乾隆八年正月甲申；安徽陂塘，见《高宗实录》卷259，乾隆十一年二月；即令各省城垣工程，也都曾规定不论大小，“统令动项修补”，《高宗实录》卷260，乾隆十一年三月戊辰；其后这些政策多被重新检讨。
[13] 《高宗实录》卷217，乾隆九年五月壬寅。
[14] 《高宗实录》卷225，乾隆九年九月。
[15] 《高宗实录》卷230，乾隆九年十二月丙午；《清史稿》，卷307，《刘于义传》，中华书局，北京，1977，页10551-10552；直到乾隆十一年，刘于义（署直隶河道总督）仍请于天津府，“官为穿井，分给于民”，《高宗实录》卷261，乾隆十一年三月己丑。
[16] 《高宗实录》卷289，乾隆十二年四月丁亥。
[17]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3、4；《啸亭杂录》卷7，“泗”，作“汜”。
[18] 《高宗实录》卷219，乾隆九年六月己巳、辛未。
[19] 《高宗实录》卷220，乾隆九年七月乙酉。
[20] 《高宗实录》卷225，乾隆九年九月。
[21] 《高宗实录》卷227，乾隆九年十月。
[22] 《高宗实录》卷231，乾隆九年十二月癸亥。
[23] 赵慎畛：《榆巢杂识》：滇省开凿通川河道，自东川府小江口入金沙江，泝流至新开滩，直通四川泸州，千数百里，皆藉人力化险为平，工费约数十万金。自乾隆八年十一月兴工，至十年四月告成。
[24] 建仓似始自乾隆二年七月癸丑，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议覆，直隶按察使多纶奏豫筹积贮事宜。所称需用仓廒，应令该督酌请修建（又见三年五月己巳）；七月，两江请添建仓廒；十月及随后几月之内，四川、奉天、广西、浙江、江西、贵州亦请建仓；每间估银二十两（浙江）；乾隆六年六月戊午，吏部尚书署两江总督杨超曾疏言：安省常平仓收捐谷石，各府州县共不敷贮谷九十三万三千九百八十石，需添建廒仓二千三百四十二间；八月癸卯，总督仓场侍郎塞尔赫等奏称：京仓廒座，不敷积贮。请于京城内外建廒九十八座，以足新旧千座之数。乾隆十一年二月甲子，巡抚黄廷桂疏称：甘肃通省应建仓廒一千四百余间，共估需工料银七万八千八百一十余两有奇。皆从之。
[25] 《高宗实录》，卷79，乾隆三年十月，两江总督那苏图奏。彼时江苏即动用三十一万两，修建被灾几紧要处所城垣，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页67）称，“两江动用藩库银五十万两大修城垣”，似误。其后，乾隆七年五月，又有宁夏等地修城。
[26]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辑，596-597页。
[27] 参见王业键：“清代的粮价呈报制度”（《故宫季刊》第13卷第1期）；王道瑞：“清代粮价奏报制度的确立及其作用”（《历史档案》1988：4），将之确定为乾隆三年之事；清代以前，为掌握粮情，政府主要依靠一种一年两度的灾情报告制度。然而这种制度主要是针对灾害的发生而设，范围比较狭窄，也显得比较消极。报灾期限过后变化的不予考虑，被灾分数的估定不准及难以反映出实际赈济需量，是这一制度难以克服的弱点。此外还有一定的随机呈报制度为其补充。清朝自康熙中叶建立了一套系统的粮价陈报制度，规定各省督、抚每月要分别将该地气候情况和粮食价格报告朝廷，使其能随时掌握各地供需的变化，以相机采取措施。但还属于不规则报告，直到乾隆初年，才和其他的许多制度一样，完善为每月奏报的经常报告制度。
[28] 乾隆元年五月壬寅，六月河南，《高宗实录》卷18，21。
[29] 乾隆五年五月戊辰，《高宗实录》卷130。
[30] 《清史稿》曰：“国家有疆域，谓之版图，版言乎有其民，图言乎有其地。”据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7、62页）：十七世纪以前，世界各国均没有明确的“领土”和“边界”概念。从那时起到十八世纪中叶，西方国家掀起划定边界、向近代国家迈进的热潮，英、法、俄、西班牙等国相继绘制了地图。“当十八世纪间，即欧洲各国大地测量亦尚未经始，或未完成。而中国全图乃已告竣”（翁文灏），成为最早最完整的亚洲大陆全图（李孝聪）。其间，来华外国人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页538～541）：巴多明（法国人，Dominique parrenin）曾进言康熙皇帝测绘中国全图，帝纳其言，乃于1708年命具有学技能识之欧洲传教师任其事；凡从事测绘中国全图之传教师，要以雷孝思（法，JeanBaptiste Regis）历地最广，任务最勤；始而周历塞外平原，其后足迹远至南疆，往来于云南野人山中；开始测绘长城一带地图，1709年事毕还京；帝甚嘉许，欲于全国各省悉加测绘；1710年偕杜德美（法，1668～1720，pierreJartoux）、费隐（奥，Xavier-Ehrenbert Fridelli）测绘东三省、直隶、黑龙江外地图；1711年测绘山东地图；杜德美、费隐等测绘长城以外喀尔喀一带地图，西抵哈密，1712还京；其他传教师测绘了山西、陕西、河南、江南、浙江、福建诸省及台湾、江西、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地图，至1717年初还京，遂集各分图为一总图，杜德美主持其事，1718年图成进呈；据雷慕沙《亚洲新杂纂》云：“此种广大测地事业前此在欧洲从未有人尝试，而能在八年之间告成”；另，1725年朝令雷孝思偕费隐测绘陕西里海间地图；乾隆二十年代，西师平准平回以后，乃测绘了西北新疆的地图。
[31] 乾隆六年五月癸未。
[32] 参见《啸亭杂录》卷1《普免天下租税漕粮》。
四、回复三代
10.历史意见，回向三代
对清代历史，学界已有过若干“现代”、“后现代”的解释。不过，在钱穆先生看来，后代人单凭自己所处环境和需求来批评历史，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而非“历史意见”。[1]因此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和他们对自己思想行为的解释，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清人当时对自己的行为是怎样考虑的呢？
雍正十三年九月，即位一月的乾隆皇帝便表述了自己的追求目标——继述祖志，实现“三代之治必可复，尧舜之道必可行”的理想。[2]上谕：从来帝王抚育区夏之道，惟在教养两端。……我皇考圣训所谓三代之治必可复，尧舜之道必可行者，庶能继述万一。此朕中心乾惕之诚，并表示，此非“邀誉近名”，以博臣民感颂，——“朕心务收实效，岂肯徒托空言”？[3]
所谓“皇考圣训”，乃指雍正五年六月壬寅，世宗谕内阁：
朕愿与大小诸臣交相儆勉，详思礼义廉耻之大者。身体力行，则人心风俗，烝烝日上，而唐虞三代之治，庶几其可复见也。[4]
这也可以说是皇考皇祖以来三代的理想。如康熙三十七年十月，圣祖谕：
朕嚮意于三代。[5]
但那时还只是虚说，而并没有付诸实施，不像乾隆初年，就打算实做了。而且，不仅是想超迈皇祖、皇父，更是打算直追三代，做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
乾隆元年四月丙寅，策试天下贡士赵青藜等，制曰：
朕欲爱、养、足民，以为教化之本。使士皆可用，户皆可封，以臻于唐虞之盛治。……多士学有所得，则扬对先资，实在今日，其直言之，勿泛勿隐。朕将亲采择焉。[6]
乾隆二年五月戊子，策试天下贡士何其睿等，制曰：
朕惟自古致治之隆，唐虞为盛。而虞书……言民事莫重于农，敦本计也。……多士其各摅所见，详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乾隆三年二月丙午，首举经筵大典。直讲官班第、孙嘉淦进讲《尚书》“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讲毕，上曰：
自昔圣帝明王，以尧舜为极则。尧之命羲和也，曰敬授民时。舜之咨十二牧也，曰食哉惟时。其重民天而厚民生之心，若合符节。
这些都可以算作意图“回向三代”的例证之一。征诸乾隆初政的许多做法，岂不正是要把“复古”作为一个重大的追求目标？[7]
中国文化传统原本奉前人为榜样，而不以未来为标的。在儒家思想里，一向有一个极大的题目，就是如何“回向三代”，回归古代“内外合一”、“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8]乾隆初年的有关努力，正是对儒家正统学说的一个重大实践。它意义深刻，既“传统”，又带有一定的“现代性”。在我看来。也远比所谓“统一”或“盛世”来得重要；它与其说是为了证实清人统治的“合法性”，不如说是在积极地确立清代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的地位。而且，化“空言”为“实事”，其意义怎样说来都不过分。
但“回向三代”，却并非那么容易。在历史上，至少曾有过两次重大的尝试，一次是在汉代，[9]一次在宋代，都未能成功。[10]仅就主观原因来说，前一次可谓“貌合神离”，后一次却是“君相分立”。乾隆朝则过于突出皇帝个人，不但君相合一，甚至君代臣职。皇帝的素质暨儒学素养是超越前人了，甚至不在一般朝臣和名儒之下，但也造成了所谓“君孤”的现象。
乾隆四年八月壬辰，刑部尚书尹继善面奉谕旨，曰：今当“上法”三代；但经一番阅历，才知其难。只有寄望“与诸臣交相儆戒”，人君当上法尧舜，远接汤武，不当以三代以下自画。意谓希圣希天，有为者亦若是耳。由今观之，不但尧舜汤武，夐乎难追。即（汉）文帝（唐）太宗，亦且有志未逮。可见天下事，责人甚易，而自处则难。局外旁观甚易，而以身阅历则又难也。[11]
而施政之中，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乾隆五年正月壬戌，御史朱续晫条奏三折，以为效法汉之文帝、唐之太宗，不若效法唐虞三代，上谕：
若浮慕虚名，有意规仿，则效法汉唐，尚属虚假，而况于唐虞三代乎。
表示不愿改变初衷。[12]
七月庚寅，复谕：初意于“养民”有所成效之后，即兴“教化”；它不是发展经济与地方建设，办几件事就可以令人满足的，朕之初意，俟养民之政渐次就绪，闾阎略有盈宁之象，则兴行教化，易俗移风，庶几可登上理。岂封疆大臣，能办地方一二事，遂足以满朕之望乎？
朕日以皋夔稷契望天下之督抚，天下之督抚。亦当以皋夔稷契自待。不可识见短浅，过自匪薄，徒沽名誉，徒邀嘉奖，为言官之所轻也。[13]
乾隆六年七月辛未，上谕：本朝政治清明，并无历代之弊（如女宠、宦官、权臣、强藩等），昔人谓持盈守成，艰于创业。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夫振纲纪，修制度，可谓有法矣。然此特致治之具，而未可为根本之图。……（我国家）内无诐谒之女宠，干政之宦官，朝无擅权之贵戚大臣，外无拥兵之强藩巨镇。凡历代以来，所为腹心之蠹，跋扈之奸，不但无其人、无其事，抑且无畿微之萌蘗。
出现这种情况，乃是因为康熙以来，连续出现几个“英主”，设若将来遇到“庸常之主”，国是岂不“必致凌替”？——这正是朕心中之隐忧，由此以观，数十年来，惟恃皇祖皇考暨于朕躬，以一人竭力主持，谨操威柄，是以大纲得以不隳耳。倘或遇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体万事而周八荒，则国是必致凌替矣。此实朕之隐忧，而未尝轻以语群工，亦终不能默而不以语群工也。
所以，此时“回复三代”，建立“万年不拔之基”，方是“根本之图”，今国家当太平之日，承重熙累洽之后，所以立万年不拔之基者，诚不可不及是时而加之意也。……唐虞之治，方策具在，不师其迹师其心。为之有其渐，施之有其方，实非不可举之政。……语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假令畏难图便，晏然自谓已治已安，则祸患即已潜伏，不可不惧也。[14]
仍在坚定的宣示他的决心，甚至不惜出以危言（祸患潜伏，不可不惧）；“唐虞之治，方策具在，不师其迹师其心”一句，更表示出具体的操作方针，非“泥古不化”者可比。
此际除御史朱续晫外，还有一些重臣表达了对“回向三代”的支持态度（尽管这仍不能让皇上满意）。乾隆九年二月乙丑仲春经筵，大学士鄂尔泰等奏曰：
皇上精一执中，继唐虞之道统，尊崇正学。一天下之人心，……天德王道，备于是矣。[15]
十月庚午，幸翰林院。上举十八学士登瀛洲事，顾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曰：
卿等无痌房杜，顾朕弗逮唐太宗耳。
二臣惶恐避席，奏言：
陛下上法尧舜，过唐太宗远甚。臣等谫劣，亦思孜孜日赞，少效交修之责。然限于才力，痌出房杜下，有负圣谕。[16]
但在我们面前，还有不少问题需要探讨：清代乾隆朝这一次“回向三代”，有没有他的“谋主”？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来，与汉代、宋代颇有不同，这次行动并非由臣下（或所谓名臣、名儒）发动，但在皇帝背后，是否还另有“策动者”或特别值得一提的人物？[17]在官僚集团内部，是否形成了一个自己的支持者团伙，以作为政策推行的中坚？曾否出现对立的几个政治派别，甚至造成官僚队伍的分裂，……等等。显然，这些都不是所谓张（廷玉）、鄂（尔泰）党争一类的区分所能说明的了。
而出于种种原因，到乾隆九年以后，就很少谈及“回向三代”之事了。如果我们将其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作一对比，就不难发现，事情已有了很大改变。[18]
到乾隆后期，皇上更闭口不谈他的粮政努力，不谈回复三代，反而把“西师”和“南巡”当作了毕生的两件大事。这样做也许有着他的原因，或是难言之隐；但当事人不了解其行为的意义，在历史上并不稀奇（充分了解几乎就不可能）。当然，“回向三代”的未能成功和这一件事的复杂性，也使他没什么好夸耀的。相比之下，“西师”和“南巡”却都可以说是成就显著（虽然在当时即招致了不少非议）。这真使历史具有了悲剧的性质。
但不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却不能否认乾隆初政的那些努力，否认它是“一个理想的追求”，否认其思想与实际政事的紧密关联，否认其一“进”一“退”，二者都极富意义。[19]
最后我们也许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高宗皇帝为什么提起“回复三代”的问题？是他所受到正统儒家理念的影响，还是受到其他什么刺激，在其个人的内在性格和高傲气质之外？
显然，他从青年求学，即受到正宗儒家理念的深刻影响，为此可以参阅他早年的文集《乐善堂集》，如《修道之谓教论》（“复三代之治”）、《治天下在得人论》、《唐总论》（“治天下之道当以正风俗得民心敦士行复古礼为先”）等篇，皆可证明。
另一方面，或许还有吕留良案“锥心之言”外在刺激的痕迹。吕留良曾说，“三代以上圣人制产明伦以及封建兵刑许多布置”，均按诸天下后世之利，而“不曾有一事一法从自己富贵及子孙世业上起一点永远占定，怕别人夺取之心”；后世君相“因循苟且以养成其私利之心，故不能复返三代”，[20]——乾隆皇帝也许恰是受到这样的刺激，而以他的行动正面回应了这一挑战：“我们为什么不能超迈前人，比历代都做得好”？而这一点，也是他的父皇，亲自上马批斗吕留良的雍正皇帝所不能做到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指出，就其统治“特性”而言，清代政治除了儒家理念外，也不是没有着另外的一面。[21]于是乾隆“回向三代”终于也就成为了“昙花一现”。[22]
就在“回复三代”的同时，朝廷从新振兴了儒学。改正了雍正时搀杂佛学的局面。如严饬僧人，甄别僧道，[23]降低僧道待遇，等等。[24]
皇上曾于《御批纲鉴》（卷39）批道：
“儒、玄、文、史，自元嘉中始立四学，……事杂言庞，尚足兴教化乎？”
为使思想能“定于一”，特提倡经学。乾隆元年三月，尚书杨名时奏荐进士庄亨阳、举人潘永季、蔡德峻、秦蕙田、吴鼐、拔贡生官献瑶、监生夏宗澜等七人，皆留心经学。著该部调来引见，用为国子监属员。
元年四月，以“从来经学盛，则人才多”，命广布御纂经书，谕：
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道隆羲顼，学贯天人……而尤以经学为首重。御纂《周易折中》、《尚书汇纂》、《诗经汇纂》、《春秋汇纂》等编，又有《朱子全书》、《性理精义》，正学昌明，著作大备，……著直省抚藩诸臣，加意招募坊贾人等，听其刷印，通行鬻卖。
定生员试经解，对诸生中能通一经者，则加意栽培。
六月，诏开“三礼馆”，以“五经乃政教之原，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命纂《三礼义疏》，谕总理事务王大臣：
昔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阐明经学，……特命大臣等纂集《易》、《书》、《诗》、《春秋》四经传说。……而《礼记》一书尚未修纂。又《仪礼》、《周礼》二经，学者以无关科举，多未寓目……应取汉唐宋元以来注疏诠解，精研详订，发其义蕴，编辑成书。俾与易、书、诗、春秋四经，并垂永久。
自乾隆三年二月举行经筵。十月，以“士人以品行为先，学问以经义为重”，训士子留心经学，上谕：
学问必有根柢，方为实学……书艺之外，当令究心经学，以为明道经世之本。其如何因地制宜，试以经义，俾士子不徒视为具文者，在学政酌量行之。
乾隆六年，命续纂《律吕正义后编》，考其本未。七年，考定雩祭典礼。十二年，《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刻成，于经文误字以及传注笺疏之未协者，参互以求其是，各为考证。乾隆十三年，定祀典祭器。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以“崇尚经术，良有关于世道人心”，诏举保荐经学宿儒，有若故侍郎蔡闻之、宗人府府丞任启运等“潜心经学者”，谕：
今海宇升平，学士大夫举得精研本业，其穷年矻矻，宗仰儒先者，当不乏人。奈何令终老牖下，而词苑中寡经术士也。内大学士九卿、外督抚，其公举所知不拘进士举人诸生，以及退休闲废人员，能潜心经学者，……称朕意焉。[25]
《啸亭杂录》曰：上初即位，一时儒雅之臣，皆帖括之士，罕有通经术者。上特下诏，命大臣保荐经术之士，辇至都下，课其学之纯疵。特拜顾栋高为祭酒，陈祖范、吴鼎等皆授司业。又特刊《十三经注疏》颁布学宫，命方苞、任启运等裒集《三礼》。故一时耆儒夙学，布列朝班，而汉学始大著，龌龊之儒，自碾足而退矣。[26]
其最初目的，仍是“回向原典”，[27] 以期恢复儒学的原始精神。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云：自汉代郑康成殁后，经学衰而清谈出，清谈盛而佛教行，禅学盛而道学兴，心学盛而天主教出，源流远近，一线可寻，国家之所以不亡，而中夏之所以不胥化为夷者，正以高宗纯皇帝昌明正学，大阐群经，士子服教畏神，一切新奇曼衍荒忽杳冥之说，不能徧浃于人心。而世之妄人，尚谓近日之乱，由汉学太盛不讲心性之故，何其愚而无忌惮哉！[28]
过去人们以为经学（汉学）的兴起，乃是朝廷“压迫”的结果，现在看来，不如说是“提倡”的结果，事在乾隆初年。嗣后，四库馆臣多为“反理学”之“考据派”巨子，可为一证。
同时，于乾隆五年十月，以“治统原于道统，学不正，则道不明”，训诸臣研精理学，谕：
朕命翰詹科道诸臣每日进呈经史讲义，……而两年来诸臣条举经史，各就所见为说，而未有将宋儒性理诸书切实敷陈，与儒先相表里者。
有宋周程张朱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与夫用功节目之详，得孔孟之心传。而于理欲、公私、义利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谓入圣之阶梯，求道之涂辙也。……此宋儒之书所以有功后学，不可不讲明而切究之也。
又针对汉学兴盛之弊端，或谓调和汉宋，曰：
今之议经者，间或援引汉唐笺疏之说，夫典章制度，汉唐诸儒，有所传述考据，固不可废。而经术之精微，必得宋儒参考而阐发之，然后圣人之微言大义，如揭日月而行也。
《郎潜纪闻》：乾隆初年，上方嚮用儒术，尚书杨名时、孙嘉淦、大学士赵国麟，咸以耆寿名德领太学事，相与倡明正学，陶植邦彦。[29]
另一方面，“经世之学”已蔚然而起。乾隆十三年四月，策试天下贡士，其第一问，为“农政”：
农桑，王政之本也。列圣重熙累洽，休养蕃滋，思所以裕其衣食，亦既屡申劝课之令矣。而人不能无遗力，地不能无遗利。果……大吏惟以簿书期会为急，即著之功令，用以为殿最，率具文从事欤？
第二问为“粮政”，当时重点考虑的一大问题（详见后文）：
迩年米价之贵徧天下，朕多方筹划，税免矣，而腾涌如故；仓发矣，而市值仍昂，岂皆有司之奉行未善欤？或且欲停采买以纾其急，严囤户以畅其流，禁富民之射利，以裕其所出，果皆切中事情欤？采买停，则所在仓庾，不数年而告匮，缓急将何以济？青黄不接之时，市无现粮，贫民翘首官仓，使粒米无存，有司能坐视而不为补救欤？生谷止有此数，积于官必亏于民，其较然者；然积之害，与散之利，当熟筹之。而非明著其由，何以使官民两利？
其三为“荒政”：
至水旱偏灾，朕不惜帑藏，广为赈恤。而实惠之未能下逮者，其弊安在？……古荒政之切于时事，可行者有几？……此外或有裨于实用，可入告者否欤？
第四为“治水”：
治河转漕，以饷京师。黄河之由豫入徐，奋迅急疾，大溜横趋，堤工在在危险，……舍加高培厚之外，别有长策，可一劳而永逸者否欤？
所言涉及垦政、农政、粮政、荒政、赋税、矿政、河工、漕政等等，直可视为一篇经世派的宣言了。[30]
在以往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中，一向最受重视的就是“考据学”了，于十七世纪和十九世纪之外，并不认为十八世纪存在一个“经世学派”。
这与清人的看法有所不同，相对于孔门的“德行之科”（义理之学）、“言语之科”（辞章之学）、“文学之科”（考据、汉学），曾国藩特增“经济之学”（“政事之科”），为儒学四要项，“缺一不可”。[31]张之洞亦称“理学家”外，尚有“经济家”一名目，“其奏议公牍即是著述，或在文集，或在《切问斋文钞》及《经世文编》中”；“不惟读其书，并当师其人耳”。
儒家《大学》八条目，虽说修、齐、治、平“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最终目的还是要落实在“治国”、“平天下”之上。于此立定脚跟，超越宋明，回到先秦儒家，企图建立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正是清代十八世纪“经世学者”的志向。
其实，“经世之学”不仅存在于十七世纪（胜朝遗老），及十九世纪（所谓改革派），也存在于十八世纪，不过内容有所不同罢了。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中收集的，主要就是十八世纪的作品。
如曾国藩把陈宏谋奉为讲“经济之学”的楷模，“立意崇尚之”；[32]张之洞所说的“经济家”，有名臣孙嘉淦、李绂、陈宏谋、朱轼、鄂尔泰、舒赫德、方观承、刘统勋，“诸家皆经济显著者”。[33]何一不是十八世纪的经世派人物？
此外，见于《清史稿》的有：陈宏谋（数省）、陈大受（安徽）、塞楞额（江西）、杨永斌（广东）、潘思榘（安徽）、斐宗锡（安徽）、阿尔泰（四川）、沈善富（安徽）；
见于《清实录》的省级官员有：张广泗（贵州）、陈玉dg（贵州）、陈悳荣（贵州），姜顺龙（四川），黄廷桂（甘肃）、张允随（云南）、方观承（直隶）、准泰（安徽）、陆燿（山东）、蒋溥（湖南）、郝玉麟（两江）、庄有恭（江苏）；
见于《皇朝经世文编》的有：尹会一（河南）、毕沅（陕西）、乔光烈（陕西）、岳震川（陕西）、宋如林（贵州）、李拔（福建）、俞森（陕西）、杨锡绂（湖南、广西）。
而《切问斋文钞》的作者陆燿[34]、今文学宗师庄存与[35]，乃至史学家章学诚等人，[36]可以说都是十八世纪经世派的“谱系”中的重要人物。
其讨论范围，见于《清史稿·食货志》中有：
户口、田制、赋役、仓库、漕运、盐法、钱法、茶法、矿政、征榷、会计。
见于《皇朝经世文编·户政》者有：
理财（两卷）、养民（一卷）、赋役（三卷）、屯垦（一卷）、八旗生计（一卷）、农政（三卷）、仓储（两卷）、荒政（五卷）、漕运（三卷）、盐课（两卷）、榷酤（一卷）、钱币（两卷）。
是皆与“经济”有关。而“河渠”、“地理”、“天文”、“历算”等，尚不计在内。[37]
对上述政务的处理，使得兼任宰相的清代皇帝成了国家头一号技术专家，并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技术官僚。过去学界对他们和他们为处理国家政务所持有的必不可少的学术和专业知识，一直采取了忽视的态度。在倡导拓宽学术领域的今天，这些难道不应视为思想史的范围？虽然它们不属于儒家“经学”的范围，岂非国家行政须臾不可或离的“学问”，值得认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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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前言》。
[2]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页124。
[3] 雍正十三年九月壬戊，《高宗实录》卷3。
[4] 《世宗实录》卷58；世宗尝谕：“张廷玉朝夕之朕左右勤劳翊赞，时时以尧、舜期朕，朕亦以皋、夔期之”，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6。
[5] 《圣祖实录》卷190。
[6] 《高宗实录》卷16。
[7] 乾隆七年置“乐部”，亦“仿周官遗意云”，《朗潜纪闻·三笔》卷10。
[8] “回向三代”，余英时语，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北京，2004。
[9] 参见钱穆：《秦汉史》，三联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