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祥和日子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这是中国人民的大事，也是世界历史的大事。它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改变了世界力量的格局。
最主要的是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各项工作千头万绪。郭沫若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此后，为新中国的建设也付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郭沫若从新中国成立，就开始担任着国家事务和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新中国成立伊始，1949年10月3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成立，他就被选为该会主席；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他被选为副会长；9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副主席；15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他被任命为院长，后又兼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主任。1950年12月16日，他被推选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主席。1953年10月6日，在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主席。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此后在二、三、四、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连选连任。1958年9月20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郭沫若出任校长。1963年10月4日，中日友好协会成立，他被推选为名誉会长……我们无法（似乎也没有必要）一一列出郭沫若所有的职务头衔，只需用一句话总括：直到郭沫若去世，他在参与新中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中，的确作出了重要贡献，付出了他的全部精力。
而也正是在这近30年的岁月里，由于郭沫若直接参与了政治文化学术最高层的领导工作，比之他过去和毛泽东的接触，虽说不上朝夕相处，至少是相当频繁密切。他们之间的交往也更加密切了。这对郭沫若来说，既有积极的正面的影响，也有消极的负面影响，即在他在更高层次参与国家和社会工作，做出更大贡献的同时，也必然因毛泽东在某些方面的政策失误而说错话，做错事，以至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或错误决策连在一起，。这既有主观因素的使然，更因为客观条件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客观环境客观条件的变化，不是一点两点，而是整个大环境的变化。一句话，历史从这里发生了大转折。如果说，毛泽东和郭沫若之间可以用“朋友”关系来概括，现在，就不能简单用这一词语来形容，来概括了。他们之间更多的正式的工作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因为，在共和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只是一党领袖，而现在虽仍然是党的领袖但此时共产党已经取得全国政权，掌握着全中国，面毛泽东除了还是党的领袖，还是国家主席，是一国元首，全国至尊。此种情况表明什么，毛泽东和郭沫若两方面都应该是十分清楚的。有一些细节就很说明问题：
据臧克家后来写的《得识郭老五十年——怀念郭沫若同志》一文中说到，还在1949年7月1日，即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郭沫若被推为总主席，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也来了。郭沫若即代表近千名与会代表向毛泽东“深深地，深深地九十度鞠躬”。臧克家说：“这一鞠躬，给我的印象深刻极了。使我想到二十多年来，郭老对窃国大盗蒋介石卑视之，唾骂之，与之坚决斗争，生死不顾。今天，对人民的革命导师则一躬到地，毕恭毕敬。”
还有一次是开国后第二年，即1950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身为全国文联主席、政务院副总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郭沫若代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手持一面锦旗，走到毛泽东面前，恭恭敬敬地赠送给毛泽东。旗上写着：我们永远跟着您走。毛泽东一见，十分高兴，连忙接下锦旗，与郭沫若握手，表示感谢。
细节表明真实。上述两条，不正表明此时的毛泽东和郭沫若以及所有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已和过去不同，不是一般同志朋友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了。
不过，在共和国成立初期，历史的转折表现在人们之间的关系，具体说，毛泽东和一些朋友熟人，和一些知识分子的关系，表面看来变化还不十分明显。整个环境是喜庆祥和的，人们关系即便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也比较融洽。这也可以用一些故事来说明。
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件事是：1949年秋，即共和国成立前夕，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应中国共产党之邀，从香港绕道东北到北平参加人民政协筹备会议，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在哈尔滨，他听到人们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即感到有点别扭。心想：共产党成立之前，更不用说取得政权之，中国不是早已存在并且已经存在了多少年吗，怎么能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呢？他认为应该在“中国”之前加一定语“新”，即“新中国”，这样既表现了热爱之情，又比较准确。没想到这意见很快传到了北京，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十分重视，待章乃器到北平后，毛泽东一见面就亲切地对他说：“乃器先生，你的意见很好，我们已通知作者加上‘新’字了。”章乃器一听，热血上涌，感到意外的惊喜：“共产党真了不起！在车上随便说说，竟这么快传到毛主席的耳朵里，还立即采纳了！”后来，全国传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了。
另一件事是1950年深秋的一天下午，毛泽东请邵力子和傅作义将军（当时任水利部部长）到中南海颐年堂住处议事，谈有关治理淮河问题。三人谈了一会儿水利建设方面的话题后，毛泽东拿出写有“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条幅征求邵、傅二人意见，问“提法是否得当？”邵力子直言不讳，就说：“主席，您看是不是把‘一定要把淮河治好’改动一字，改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毛泽东想了一下，爽朗地大笑，说：“好，改得好！一字值千金。”又转脸问傅作义：“傅将军的意下呢？”傅作义回答说：“‘修’比‘治’的含义深。”毛泽东便笑着说：“好，少数服从多数。”立即提笔挥毫把“治”字圈去，改写为“修”字。后来传出毛泽东的题词就是“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也说明此时毛泽东虚心平等的心态。
这些故事说明建国伊始，跟着共产党奋斗多年，真正是和共产党同甘共苦的知识分子，眼见自己追求的民主共和国呱呱诞生，心情是十分地畅快。他们觉得自己现在是国家主人，不像之前所谓“中华民国”，在蒋介石的专制统治下，名为“民国”，实仍“帝国”（虽无皇帝名义，却仍然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实为一人独裁），不过皆为“臣民”。因此，他们一个个欢欣鼓舞，如鱼在水了。毛泽东虽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号令全国，但也平等谦和，看不出有君临一切的气势和作风。知识分子对此当然是感到无尚欣然幸然，作为全国最大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又是毛泽东多年好友的郭沫若当时更是如此。还有一个与郭沫若有关的故事，很能说明当时的情势：
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1950年初，时已年届耄耋的着名画家齐白石因为和毛泽东是同乡，又受湘潭老乡之托，给毛泽东呈上一信，以表崇敬与热爱。毛泽东很快写了回信，这是齐白石万万没料到的。不久，毛泽东又让也是老乡的着名人士章士钊来到西城区跨车胡同齐府看望齐白石，转达毛泽东以“老乡”的身份，邀请齐白石到中南海“丰泽园”会面，赏花，吃饭。齐白石更是感动得热泪盈眶。齐白石应邀赴中南海，时值园中两株三丈高的海棠花开正盛。毛泽东亲切地请齐白石品菜吃糕点﹑糖果，并与齐白石交谈。因两人同是湘潭人，谈起来格外亲切。两人从家乡的山水，风俗，相识友人的往事，绘画艺术上的继承创新以及老人生活和家里的情况等等，一谈就谈了好几个小时。之后毛泽东留齐白石共进晚餐，由朱德副主席作陪，并特意准备了以豆豉为主料的几样湖南家乡菜孝敬老人。齐白石从中南海作客回来，为了表示回报毛泽东的感情招待，精心选出两方名贵的寿山石章料，操起刻刀，精心镌刻了“毛泽东”朱、白两方印章，用宣纸包好，托诗人艾青呈献给毛泽东。
毛泽东收到齐白石赠送的两方印章，看了又看，还发现包印章的宣纸上有画，认真一看，还是一张很有气势和意境的画，立即让秘书将画裱好保存起来。为了答谢白石老人，毛泽东再次在中南海设宴款待，还特地请郭沫若作陪。毛泽东请郭沫若作陪，一方面他和郭沫若是老朋友，另方面也因为郭沫若是全国文联主席，是文化艺术界的头面人物，而齐白石是全国文联委员，郭沫若来作陪，可谓给足齐白石的面子。至于郭沫若，因为和毛泽东的朋友关系，又因为自己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兴趣爱好和地位，对这一邀请，实在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所以高兴之余，精神上也十分放松。
客气一番入座后，三人浅斟慢酌，谈天说地，道古论今，其乐融融。
酒过一巡，毛泽东又端起杯酒向白石老人敬酒，并微笑着说，刚才请白老喝酒，是感谢您为我制印，这一杯，则是感谢您为我作画。
白石老人不禁一怔，问：“主席，我只给您刻了两方印章，我什么时候为主席作过画?”
“喝了酒，您就晓得了。干！”毛泽东说。
白石老人碰了杯，喝了酒，但还是不晓得。毛泽东见状，笑吟吟地对秘书说：“把画拿来，请画家亲自验证验证。”
秘书立即取来一卷画，把画展开挂到墙上。这是一幅全绫装裱的纵幅国画。上面画着一棵郁郁葱葱的李子树，树上落着几只小鸟，树下伫立着一头憨厚的老牛。
老牛正侧着头望着小鸟出神。这幅画构图别致，颇有气势，也有意境。
白石老人见画后心中一怔，他立刻认出这是他练笔后废弃的作品。齐白石有个习惯，为别人包画时，常常扯过一些没用的废纸作包装，可能一没留神，给主席包印盒时，把这张废画用上了。没想到毛主席竟拣了这张废画当正品，还认真装裱得如此精美。这不但让白石老人感到尴尬，更感到不安。
老人有些不好意思了，连连说道：“主席，实在失敬，实在失敬得很！都怪我疏忽大意，用这‘废画’作了包装，这画说什么也不能给您，如果您喜欢这种笔墨，我回去以后，再给您重画。”
毛泽东连忙笑嘻嘻地摇摇头，说：“不成，我喜欢的，就是这一幅嘛！”说罢他又转过头，问郭沫若：“诗人同志，您对这幅精品评价如何？”
郭沫若此时心领神会，仔细地观赏着画面：鸟儿们交头接耳，似是在相互诉说梦中佳境；老牛嘛，有几分矜持，似在偷听鸟儿们的谈话。嘴里不住地说：“好！是幅好画！”
这时毛泽东指着画又对郭沫若说：“此画颇有气势，出笔不凡。你看，这一笔，从牛头至牛背再到牛尾，一笔勾出，匠心独运，天衣无缝，足见画家功力过人啊！”
听到这番赞扬，白石老人坐不住了。连连说：“主席，千万不要再夸奖了，请让我把它带回去，不出三天，我重画一幅…… ”
“不必，大可不必。我这是日获两宝，不容易哟！喝酒，喝酒。”毛泽东就是不答应。
白石老人急了，他一甩长须站起身说：“主席再不应允，我可要抢了！”
这时，郭老赶忙走过来，用身体挡住了画说：“白老这件墨宝是送给我郭沫若的，要想带走，也应当问问我嘛！”
“送给你的?”白石老人更觉不解。
郭老得意地说：“这不，画面上标着我的名字嘛！”
画上根本就没有一个字！白石老人望望画、看看郭老，无论如何猜不透他的意思。
郭沫若见老人一脸茫然，便微笑着问：“齐老，您这树上画了几只鸟？”
“五只！”白石老人扫了一眼画面，信口答道。
“树上画了五只鸟，这不就是我的名字吗？”郭沫若在说到“上”和“五”两个字的时候，特意加重了语气。
白石老人听到这里，一捋长须，恍然大悟，郭沫若大号正是“尚武”（郭沫若名“开贞”，字“尚武”）。画家不禁哈哈大笑，道：“算你可以，我真服了你这诗人的头脑喽！”
郭沫若哈哈大笑，立即取过画轴，边卷边说：“这就叫做物归原主，那我就不客气，把它带走了。”
“且慢！”毛泽东大手一挥，扯着画轴的另一边，也微微一笑，说：“诗人不要夺人所爱，请你再仔细看看。那上面明明标的是本人的名字，怎么能说是你的呢？快请放下吧！”
“您的名字？”这一回轮到郭沫若发怔了。他退后两步，对着画面审视了良久，仍然没有发现画上何处写着毛泽东的名字，一时间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你这考古学家也考不出来？”毛泽东怡然自得地摸摸下巴，笑着问道：“请问诗人，白老画的是什么树？”
“李子树啊！”
“画得茂盛吗？”
“非常茂盛！”
“李树很茂盛——这，不就是鄙人的名字吗？”毛泽东讲到这里，越发神气悠然，用深邃的目光看着郭沫若。
聪明的郭沫若立刻眼睛一亮，拍着双手，连连赞叹道：“妙哉妙哉！画上果然署着主席的大名！”
白石老人听着这两人一问一答，一下又感到如同被装进了闷葫芦，百思不得其解。他暗暗自语：“李树画得很茂盛，怎么就是毛泽东的名字呢？”
郭沫若见白石老人一脸茫然，忍不住笑道：“齐老，您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呀！”便指着画，对齐白石老人解释道：“1947年，蒋介石派胡宗南重点进攻陕北，党中央被迫撤出延安。当时毛主席面对将要离开的红色首都，曾自信地对同志们说，‘离开者，得胜也。’于是主席便取了个李得胜的名字。这个名字一直叫到我军反攻胜利，并把它带到了西柏坡，又带进了北京。”
白石老人听了郭沫若的说明，猛然醒悟，欣喜异常，简直有些手舞足蹈了。他放声大笑道：“噢！如此说来，这幅拙画真有那么点意思哩！”说罢，他双手捧起画轴，对毛泽东和郭沫若说：“那么，就请二位再在画上赏赐几个字，提升画品，以增身价，如何？”
郭沫若一时没有领悟白石老人这句话的意思，便高兴地说：“那，我听主席的，就请主席先题吧。”
毛泽东顺口说道：“我听画家的。”
白石老人见二人应允，赶忙双拳一抱，连道几声：“多谢！多谢！”并立刻把画平铺到桌面上。
郭沫若一定要毛主席先写，毛泽东便不再推辞，接过递上的毛笔，笔走龙蛇，如行云流水，“丹青意造本无法”，七个大字一挥而就。
郭沫若一看，心中着实佩服毛泽东的才思敏捷，出手不凡。原来毛泽东是借用苏轼的“我书意造本无法”一句诗，只不过改动了前两个字，用来称赞白石老人，竟是如此精当！
郭沫若也不示弱，略一思忖，接着写上“画圣胸中常有诗”。这一句也很了不起，它原是陆游的一句诗作“此老胸中常有诗”。郭沫若也改动了前两个字，使它与毛泽东所写上句合成一联，对仗极为工整，可谓一丝不苟，巧夺天工！
两位诗作大家，写罢四目相对，彼此心领神会，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白石老人喜出望外，趁机卷起画轴，不容分辩地说：
“感谢二位大家如此夸奖白石。既然双双题诗相赠，此画非白石莫属。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把它带走了……”
郭沫若看看毛泽东，毛泽东又望望郭沫若，两人目光中都流露出赞叹和笑意。毛泽东用手一指郭老，双臂两分，朗声说道：“你我争执了半天，却一无所得。”
三人相视，又是一阵会心的大笑……
●二、密云布雨晴转阴
不过，这样喜庆祥和的日子并没有保持多久。因为毛泽东和这些知识分子朋友关系的变化，私人友谊和交往一旦进到政治领域，就具有原先预料不到的复杂的社会性和巨大的社会影响。毛泽东和郭沫若的关系和交往也不能例外。
我们可以从建国初期几次全国性的文化思想（文学艺术）批判运动来看这一问题。
新中国的建立，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激起了巨大的创作热情。大家决心按照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精神，热心讴歌劳动人民，写工农兵，演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
我国电影界的情况也是如此。特别是我国电影界，可以说自开创以来，在革命的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下，电影工作者创作了一大批革命的、进步的好电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新中国已经成立，他们怎么能够不更好地为人民政权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呢？
1950年底，一部由孙瑜编导、名演员赵丹主演的《武训传》在全国一些主要城市上映。影片竭力表现和赞扬武训为了让穷孩子能上学，有书念，有饭吃，不受人欺侮，而行乞不止，兴办义学。为了行乞兴学，他不怕吃苦，不怕受人侮辱，表现出“至仁至勇”的精神。影片上映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短短几个月内，仅京、津、沪的报刊上，就发表了数十篇肯定影片和歌颂武训的文章。这表明，人们的看法和评价相当一致，武训的事迹和精神确实感人。
几乎就在和影片《武训传》发行的同时甚至略早，还有三本关于武训的书在全国各地发行，它们同样受到各方面读者的欢迎。其中一本就是由郭沫若题写封面并作序言、由李士钊编、孙之隽绘的《武训画传》。
毫无疑问，正如序言中所表明的那样，郭沫若对武训的为人和办事是充分肯定的。他不无感情的说：“在吸吮别人的血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面，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以贫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着乞讨，敛金兴学，舍己为人，是很难得的。”自然，他也没有忘记指出，“武训精神”虽然可嘉，但在当时的时代，“那样也解决不了问题”。应该说，郭沫若这些话今天看来也是对的，没有什么地方不合适。
应该特别指出，郭沫若为《武训画传》题写封面并作序，他的身份又是中央文教委员会主任，由此也可想见他的思想感情观点，更不用说《武训画传》因他题写封面并作序而造成的影响。
然而，大家都想不到，未过多久，即1951年3月，有人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说武训其实是“不足为训”，说武训的所作所为对于历史以至于现实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所以影片《武训传》的倾向也是要不得的。有一篇文章甚至查旧账查到我国着名的进步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他当年表扬武训也是不对的，说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反动统治下宣扬‘武训精神’，比起今天人民取得了政权之后宣扬‘武训精神’，它的危害决不可能更小些。相反，倒不如说是可能更大些。因为，在反动统治下面宣扬‘武训精神’，就会更直接地‘降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那不更加是不应该的吗？”
今天看来，这样的观点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恐怕很少会有人表示同意。
没有想到此人的看法观点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岂止注意，可谓是十分重视。他当即表示同意批判者的观点，认为影片《武训传》确实存在严重问题，即不去歌颂人民革命斗争，反而完全肯定在反动统治面前奴颜婢膝、极力宣扬封建文化的武训。
此后，毛泽东亲自出马，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社论说：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社论还指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毛泽东还批评一些共产党员向资产阶级投降，并语气严厉地质问他们“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社论还号召：“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着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一经刊出，立刻在全国文化界引起极大的震动事件。这种形式，这种语气，显然超过了一般的不同意见。当时，不一定很多人知道发表这篇社论的内情，更不可能知道这篇社论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但至少猜得出和看得到这可不是一般的来头。
这篇社论的发表，首先使郭沫若等一些文化界的头面人物感到难堪和惶惑。当时，除了郭沫若说过武训的好话，为《武训画传》鼓吹过外，已经离开人世的着名人民教育家陶行之和民主斗士李公朴不算，像柳亚子、潘梓年、邓初民、黄炎培等国内知名社会活动家和民主人士都在不同场合采用不同形式多多少少说过武训的好话，推崇过“武训精神”。实际上，武训也是一位值得为他说好话的人。毛泽东本人在延安时期也曾在一些讲话中称赞过“武训精神”，并以此鼓励大家克服困难，把革命坚持到底。现在，《人民日报》社论以这样高的调门批判武训和反映他行乞兴学事迹的电影，郭沫若等一些人又一时怎能转过弯来，怎能完全接受社论的思想和观点呢？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就在发表社论的同一天，《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中还发表了一篇短评《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短评要求“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者看过歌颂武训的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该对于这样重要的政治思想问题保持沉默，都应该积极起来自觉地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如果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当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并且，党的组织还要对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的党员“按照具体情况作出适当的结论。”
如果说社论中还多少有点客气地说“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着作和论文的讨论”，而短评则已经是直截了当地号召“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显然，除了“批判”，并没有什么可以商讨的余地。
就在《人民日报》社论的号召和直接推动下，在全国范围内，很快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批判运动，对《武训传》以及武训作了全盘的否定。许多批判者说武训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封建制度的崇拜者、封建道德的支持者”；指责电影《武训传》的思想内容是反历史的，艺术手法是反现实主义的，是一种“公开的反动宣传”，是有意识地“用武训这具僵尸欺骗中国人民”，是“向革命的新中国挑战”。
毛泽东在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起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之后，还指示《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组成一个以自己的夫人江青（化名“李进”）参与领导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到武训的故乡山东去实地调查。但这次说调查，从当时的情况和事后的结果看，调查工作完全是从预先做好的结论出发，对于所搜集到的“事实”，经过筛选、加工、改造，为事先作好的结论服务。调查团将调查所得写成《武训历史调查记》报毛泽东，毛泽东又对之作了多达十几处的修改，并根据带有很大片面性的调查材料把武训定性为“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说他是以“兴学”为手段，“对农民进行十分残酷的剥削”；所谓“义学”，其实是“不义之学”，是依靠封建统治势力，剥削、敲榨劳动人民的财富，替地主商人办学。这些结论，显然是与武训的实际情况不相符的。但《武训历史调查记》既经毛泽东审阅和修改，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也就为武训和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作了结论。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除了积极响应号召参加批判，不可能说些别的什么话。如果说他和别人还有点什么不同，那就是得先作一番检讨，对自己的“错误观点”先批判一通。因为，他为武训说了“好话”，为《武训画传》作了“吹鼓手”。
就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不久，郭沫若立即在《人民日报》上（1951年6月7日）刊载了一篇自己的检查《联系着〈武训传〉批判的自我检讨》，检查自己称赞武训及为《武训画传》题签作序的“错误”。而在《武训历史调查记》发表之后，他又于8月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读〈武训历史调査记〉》，再一次为自己曾经歌颂过武训作“深刻”检讨。并且充分肯定这篇违反历史事实、违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说它“在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思想混乱上是有很大贡献的。”
时至今日，事情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我们有可能比较客观冷静地来看待这次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了。毫无疑问，武训是有缺点的，他虽然深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要求摆脱苦难，但因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他不能清楚认识当时的封建制度是造成一切罪恶的根源，因而显得有些愚昧，有些落后。电影《武训传》也是有缺点的，它把武训一些听任愚弄甚至有些自我作贱的行为作为好的品格来歌颂，不能不说是有些失之过当。但是，无论如何，武训是一个值得肯定和赞扬的历史人物，电影《武训传》也基本上是一部好电影，是想歌颂劳动人民，为劳动人民说话的电影。且不说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分析对待这个人物，即便是以比较客观的态度来看待这一人物，也不至于得出完全否定的结论。也许正如当时社论和短评所说，毛泽东是要通过这一事例来推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是想借武训这个具体的人物及其艺术形象，在知识分子中间进行一次生动的历史唯物论的思想教育，帮助他们从思想上分清什么是人民民主革命，什么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因为在已经取得革命斗争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看来，武训的所作所为不但不能丝毫触动反动阶级的统治，甚至还会加强它们的根基；武训要改变劳动人民无权受教育的现状，只靠行乞兴学，至多不过是改良主义，是决不能作为正面事物来肯定和赞扬的。但是，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反历史的观点和简单粗暴的做法不可能取得正面教育的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
这次建国后第一次发动的大范围的文化思想批判运动，其消极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从当时情况看，由于知识分子大多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刚刚学习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还不熟悉，感到十分陌生。正当的作法是耐心地、和风细雨地帮助他们学习并熟练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帮助他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而开展对于武训以及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人民日报》的权威性的发号施令的方式， 显然是粗暴的，简单化的，这对于一些刚刚接触或尚未很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不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观点和立场，也徒然给他们增加思想上较大的压力。而且，这样疾风暴雨式的“大批判”，也为以后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学习运动”开了个不好的先例。
在这里，郭沫若的表现很可以说明问题。
说实在的，以郭沫若这样的一位具有深厚学养，早在多年前就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比较了解、比较熟悉的历史学家，他能很快转而认为武训是一个完全不值得肯定的人物，并且轻而易举就同意《人民日报》社论和短评的观点吗？郭沫若不是一般中学生，他的思想修养决不至于如此幼稚。但是，他不能不跟着说武训是混蛋，自己为混蛋说好话，实在太不应该。
怎样来解释他的一百八十度的思想认识的“转变”呢？
恐怕只能如此理解：一、他确实有些懵了，来不及分清是非正误；二、当时的情景由不得他“张扬个性”，而是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即使有不同意见也要保留在自己的肚子里；三、以他的身份和地位，他当然知道当时的指挥棒是握在谁人手中。从公来说，为了服从最高领导，从私来说，为了照顾毛泽东的威信，他不想也不能持反对意见。
不过，这对于郭沫若来说，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查阅郭沫若的历史档案，在此之前，他还从未作过诸如此类检讨。以他那样的性格，他过去甚至不知道“检讨”是怎么回事。这一回，看来有点“栽面儿”。他或许会想，为了组织，为了集体，为了老朋友，只要对刚刚建立起来的共和国有好处，自己就牺牲一回吧……于是对于武训和对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完全是在一边倒的情势下，未用多少时间，就极其顺利地结束。
让郭沫若没有想到（更不用说更多一般知识分子）的是，这不是事情的结束，而是事情的开始。这不过是毛泽东下的第一步棋，好棋，更厉害的棋还在后面。
对《武训传》的批判“结束”未过多久，接着就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且由此而引发出对于胡适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这又是一次不大不小的思想批判运动。它在文化思想战线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对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也是由毛泽东一手发动的。
事情是由两位年轻人（李希凡、蓝翎）所写对俞平伯的学术着作表示不同意见引起的。
清人曹雪芹着《红楼梦》是我国文学史上的杰作，也可谓世界文学宝库的瑰宝。
关于《红楼梦》以及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可以写一本甚至多本专书，不属于我们这里应该叙述和讨论的范围。我们只是说一说因此而引起的批判运动本身。
俞平伯对《红楼梦》如何看，如何评价，他是用什么方法去研究《红楼梦》，别人（包括李希凡、蓝翎）又如何看，如何评价，以至各个研究者观点方法是否相近是否分歧，在学术研究领域应该是十分正常的事，外人不必加以干涉，更不必要把一些学术问题和政治搅在一起。
但1954年间发生的由对俞着表示的不同看法而引发的批判运动，却不是如此。
事情的发生，是李希凡、蓝翎二位青年作者写了一篇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投《文艺报》未见答复，转而在他们母校山东大学的学报《文史哲》上发表。不久，二人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此事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前文发表之后，江青曾出面要求《人民日报》转载，但《人民日报》以“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为由”，未予同意。后《文艺报》同意转载，但在转载时却加编者按语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两个才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并指出：“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研究《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而不仅关于《红楼梦》，同时也关于我国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
现在看来，这篇“按语”对李、蓝的文章在肯定他们是“试着从科学的观点……提出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的同时，也说文章“还有不够周密的地方”，说不上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最多，也只能说他们对青年人不够重视，不够热情。且不说“基本正确”已经是不低的评价，即便是“完全正确”，“绝对正确”，编辑部也不能和用不着明确标榜；更何况，要在学术领域开展讨论，好让大家“继续深入地研究”，以便使大家能够“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又怎好把话说绝，说死呢？
不过，毛泽东却把事情看得十分严重。他在看了《文艺报》的编者按语后非常生气，当即在“按语”之后批注道：“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并在10月16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信中说：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显然，毛泽东并不是把关于《红楼梦》研究中的不同看法的争论看作是属于学术问题，而是上升为政治思想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问题！他是把《文艺报》编者按语所表露出的倾向，看作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因此，他在事先审阅袁水拍写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时，为袁文加上了一段非常严厉的话：
《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语气斩钉截铁，不容人讨论，甚至不容人置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问题的结论！
出于同样的理由，毛泽东在阅读《人民日报》11月10日刊载署名黎元的文章《〈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时，又指出《文艺报》的问题“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不是丧失锐敏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
对此，当时《文艺报》的主编冯雪峰自然是吓坏了。他赶快检查，在《文艺报》上公开发表《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承认自己“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精神，”“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
然而，这在毛泽东看来，这样的“检讨”完全是轻描淡写，与他定的调子相距太远！所以他在看了冯雪峰的检讨后，立即在文章旁边批道：“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应说是自觉的。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
显然，冯雪峰的检查没有达到毛泽东的要求，是过不了关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和统一部署，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传达、学习和讨论了毛泽东的意见。大家认真领会毛泽东的意见精神，以其为准，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认真的学习和检查。
从10月31日至12月8日，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还先后召开了8次扩大会议，就《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倾向，《文艺报》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错误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对于一些学术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扩大联席会议作出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改组了《文艺报》编辑部机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作了一篇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火力甚猛、调子极高的报告。其主要内容是：必须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必须严肃对待《文艺报》的错误。在这篇报告中，也把与胡风文艺观点的分歧提到议事日程，为批判胡风“反动文艺观点”并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12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决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并且确定讨论会的内容分为：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胡适的哲学史观点批判；胡适的文学史观点批判；以及《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对历来《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等方面。联席会议并推定由郭沫若、茅盾、周扬、潘梓年、邓拓、胡绳、老舍、邵荃麟、尹达等九人组成委员会，由郭沫若任主任。
于是，由对《红楼梦》研究的批评讨论而开始的对于胡适派的批判，就从文学艺术界扩大到哲学、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几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
这样，又一场波及整个文化思想战线的大批判运动，便声势浩大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了。
如果说，3年前开展的对于电影《武训传》和武训其人的批判，还只是围绕一个历史人物和一部文艺作品；这一次由李、蓝两位青年人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而引发的对于整个胡适派各种思想观点的批判，涉及的面实在是大大超过前一次批判。与此同时，前一次对于电影《武训传》和武训其人的批判，固然也是有领导、有步骤的进行，不过相比之下，那次主要是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文章，多少显得有点零星松散；而这一次对胡适派各种思想观点的批判，则自上而下，层层开会布置动员，显得更有组织性和集体性。还有，从批判的时间来说，上一次批判运动前后持续也不过三个来月；这一次的时间，从1954年9月两个“小人物”发起挑战算起，到1955年12月中宣部召集关于《文艺报》“丁（玲）、陈（企霞）事件”的传达报告时止，前后则持续了1 年零 4 个月，时间之长可谓空前。更重要的是，前一次批判，范围相对明确，也比较稳定；这一次运动则真表现出边运边动的特点，范围不断扩大，运动步步深入，特别是在后一阶段集中批判胡风问题，且进而成为“深挖”“胡风反革命阴谋集团”，完全成为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郭沫若吸取了前次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经验教训，很快自动找到自己的位置，进入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