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和政治，原本应该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然而，世上事往往又很难简单一分两开，而时时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纷繁复杂的情况。更何况政治和学术有时相互交错，相互借力，即政治往往会借学术（更不用说通过文学艺术）施展、扩大影响，学术又免不了要为一定政治服务，甚至附属于政治。因此，通常它们二者很难完全切割。然而，我们又不能因为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又完全无视它们各自的相对独立性，将二者混为一谈，那反而会混淆、搅乱二者的关系，既于政治有损，更对学术无利。下面要说的几起郭沫若和毛泽东有关学术方面的争议、讨论，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
●一、为曹操翻案
曹操不但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国人民大众十分熟悉的人物。不过，他一直是一个“反面形象”，“白脸曹操”，“一代奸雄”，几乎没有人对他有什么好感。（当然，真正治史者对曹操也有肯定的一面）没想到郭沫若突然出面要为曹操翻案。
1959年初，郭沫若先是写了一篇文章《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发表在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文章认为：“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然而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志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
3月23日的《人民日报》更发表了郭沫若写的《替曹操翻案》一文，直接明确提出要为曹操翻案。
与此同时，他还以蔡文姬归汉为题材创作历史剧《蔡文姬》，于4月中旬在《羊城晚报》连载，不久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公开演出。剧中不但热情讴歌了曹操的文治武功，还通过一些生动细节表现了曹操俭朴的生活作风和人格品德。一时间，史学界文学界产生巨大反响，翦伯赞也发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站出来加以呼应。由此出现了讨论“为曹操翻案”的热潮。
在《替曹操翻案》一文中，郭沫若为曹操作了系统的辩护。他肯定“曹操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有大的贡献”，认为“曹操被后人魔鬼化了”，而这是不公平的。“其所以产生这种不公平或者使曹操特别遭受歪曲的最主要原因不能不归之于正统观念的统治”。他断言：“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他是根据封建意识来评价三国人物，在他并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据他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加以形象化的。但在今天，我们的意识不同了，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了！罗贯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就成了问题，因而《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也就失掉了基础。”其中心观点是：“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在今天，要替他恢复名誉。”他引用了毛泽东于1957年发表的词《浪淘沙·北戴河》，因为毛泽东在词中有“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之句，肯定了曹操。所以郭沫若写道：“毛主席在写词时因种种客观事物的相同而想到曹操，想到曹操的东征乌桓，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他认为曹操虽然镇压了黄巾军，但却承继了黄巾军的事业，平定乌桓是得到人民支持的反侵略战争……对曹操的杀人，他也辩解说：“当然曹操是杀过人的，不仅打仗要杀人，和他的法令相抵触的人他也杀过。大家喜欢指责他杀了孔融(建安七子中的一子)。孔融是孔夫子的后人，这位先生的性情和主张，其实都是相当乖僻的。例如曹操禁酒，而孔融偏要嘲笑他，说‘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文章最后，郭沫若提出不仅要替曹操翻案，还要替殷纣王、秦始皇翻案：“总之，我们今天要从新的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替曹操翻案；而且还须得替一切受了委屈的历史人物，如殷纣王，如秦始皇，翻案。”
比起《为曹操翻案》这样的学术文章，历史剧《蔡文姬》（更通过演出面向广大观众），就不仅在学术界，在知识分子中，更在广大读者观众中产生更大更深更远的影响。由于郭沫若是创作历史剧的高手，加之当时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出演，以着名女演员朱琳为首的演出班子十分强大，演出时的北京实可谓盛况空前，简直是到了“人人争唱‘十八拍’（实际是带有昆曲味的剧终曲《重睹芳华》），到处谈说蔡文姬”的地步。
《蔡文姬》一剧，说的是曹操从匈奴赎回蔡文姬的故事，剧中不可避免要写曹操，但无论如何应该说蔡文姬是主角。郭沫若在为出版该剧作序中却明确说道：“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因此，他在剧中写曹操就用了浓重的笔墨，把曹操塑造成一个十分正面高大的形象。对于曹操镇压黄巾军农民起义，郭沫若认为确是曹操的错误，但又说“曹操虽然打了黄巾，并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而且，对曹操让其子曹丕称帝之事，郭沫若也认为：“曹丕称帝后建元‘黄初’，这当然有五行说的含义，和谯县出现过所谓黄龙有关，但和‘黄天当立’不也有一脉相通的气息吗？因此，我说‘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我们可以说他是承继了黄巾运动’。”他还在剧中写了曹操在准备起兵反董卓时曾和工人一起打刀。为此郭沫若也赞扬说：“我是特别重视这件事的。因为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的知识分子就能够重视体力劳动，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请想想看吧，我们今天有些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在一年七八个月以前，不是都还在轻视体力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吗？”作者还借剧中人之口反复颂扬 “曹丞相爱兵如命，视民如伤。”“丞相去年远征三郡乌桓，正是证明‘王者之师，天下无敌’。”“曹丞相的主张是‘天地间，人为贵’。”“如今‘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时代，已经变成‘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时代。”人们“应该效法曹丞相，‘以天下之忧为忧，以天下之乐为乐’”。“曹丞相为人是满好的。别人都说他很厉害，其实他非常平易近人。”“还有他的夫人也落落大方，那位卞氏夫人真是好，她从来没有骂过一次人，也从来没有发过一次脾气。”剧中还有一个场景是曹操的夫人卞氏一边缝补被面，一边对曹操说：“这条被面真是经用呵。算来用了十年了，补补缝缝，已经打了好几个大补丁。”曹操说：“补丁愈多愈好，冬天厚实，夏天去了棉絮，当被单盖，刚合适。”卞氏说：“你真会打算。”曹操对曰：“天下人好多都还没被盖，有被盖已经是天大的幸福了。
”该剧最初在《羊城晚报》发表时，还有一段对当年曹操“屯田”称赞。剧中男女农民齐唱“屯田歌”：“屯田好，屯田好，家人父子团圆了！团圆了！兵也耕，民也耕，兵民本是一家人。天下英雄谁最好，为民造福丞相曹！丞相曹！”剧中最后一幕原有一曲《贺圣朝》，以“天地再造呵日月重光”，“武功赫赫呵文采泱泱”，“万民乐业呵四海安康”，“哲人如天呵凤翥龙翔，天下为公呵重见陶唐”等词句歌颂曹操。北京人艺的导演在排演过程中，感到《贺圣朝》是以曹操为主，与剧名“蔡文姬”太不相协，与郭沫若商量后经田汉润色，将其修改为以赞美蔡文姬为主的《重睹芳华》。总之 ，《蔡文姬》一剧，除了女主人公蔡文姬为公为家（父女、夫妻、儿女）缠绵悱恻之情深深打动读者和观众，曹操也以一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公无私的领袖人物，印象极深。
郭沫若此时为什么想到为曹操翻案？特别是在批判电影《武训传》以来不停的思想政治运动尤其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突然想到为曹操翻案？他不怕被指责为帝王将相“评功摆好”，“宣扬封建思想”吗？当时知识界确有人一时摸不着头脑，不知有什么来头，有人甚至还为他捏一把汗。后来看来（其实当时也有人略知内情，且郭的来头也慢慢为人所知），这些茫然和忧虑都属多余。郭沫若为曹操翻案，动作之大，确实是大有来头。那就是风从高层来，且吹之已久。
原来毛泽东对曹操一直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早就想为曹操翻案。
还在1952年，毛泽东在读《南史·韦睿传》时，称赞梁武帝部将韦睿智勇双全，并就韦睿筑城御敌时所云“为将当有怯时”，批曰：“此曹操语。夏侯渊不听曹公此语，故致军败身歼。”(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版)1954年夏在北戴河，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
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还特意给女儿李敏、李讷写信说：“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广东人民出版社版)1958年12月，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中卢弼对《让县自明本志令》的注文时，针对卢弼对曹操的指责，写了这样一段批语：“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毛泽东读史》)
由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曹操的看法非常“正面”，但这毕竟还只是尚未公开的个人看法。恰恰毛泽东并不想隐瞒自己的看法，而是一有机会总会流露或公开说出自己的看法，只不过他不是着书立说，而是通过一些讲话报告或批示表达。
例如1957年4月10日，他在与人民日报社负责人谈话时说：“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着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版)据翻译李越然回忆，1957年11月2日，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将胡乔木、郭沫若等招来共进晚餐，兴致勃勃地与郭沫若纵论三国历史时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解放军出版社版)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对曹操的公开赞扬更多。1958年11月初，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
他在会上讲话中专门说道：“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版)
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笳回忆，11月20日上午，毛泽东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和他在武汉座谈，他们都以为要座谈的内容是预定在第二天，即11月21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和相继召开六中全会的问题。谁也没有料到，当他们坐定后，毛泽东一开头却说：“今天找你们来谈谈陈寿的《三国志》。”他强调：“《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来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说到此，毛泽东愤愤不平地说：“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冤案要翻。”
在陶的记忆中，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毛泽东一直在精读《三国志》，并反反复复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三国志》中的曹操。(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版)
毛泽东对曹操的看法是正面的，肯定的，观点鲜明，态度坚决。郭沫若对此当然完全知道（何况毛泽东还曾在莫斯科亲自找他谈论曹操）。因此他为此着文写戏，积极响应。要说这是迎合媚上，御用作文，也无不可。虽然在那时，还未到“文革”时期那样对毛泽东的一句话，一个指示，就当成“圣旨”， “一句顶一万句”，“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但毕竟毛泽东是最高领袖，在意识形态领域树起了最高权威（那时尚不到“绝对权威”），他的话可以号令全国。他说出一些看法，人们都会努力理解，积极响应。此时此刻，作为文化界（学术界，文学艺术界）领军人物的郭沫若，能不有所表示，积极贯彻执行吗？
不过，时至今日，如果我们能历史地理智地回望过去，就不应简单地把郭沫若随着毛泽东的调子说了话，做了文章写了戏，就说郭沫若是“应声虫”，“跟屁虫”，“溜须拍马”。为什么？原因也很简单，因为首先，这并不全是政治问题，而也是一个带学术性的问题。政治人物（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也可以就学术问题发表意见。当然事实上，毛对任何问题都毫无顾忌，为所欲言，谁也管不着他，他不许别人发言的事则不胜枚举。其次，毛泽东就曹操问题发的言，即肯定曹操，主张为曹操翻案，并无错误，没有什么不对。现如今，不要说对曹操这样的历史人物翻案，对康熙雍正乾隆这样骄奢淫逸的皇帝老倌“重新评价”，实为极力赞颂，大加美化，都无不可，甚至对西门庆这类乌龟王八蛋翻案，都没问题，毛泽东为曹操翻案又算得了什么事呢？再次，如果说因为是毛泽东说话，郭沫若不应该跟进，这于理也说不过去。事实上毛泽东对许多问题都说过话，发表过看法。别的不说，单说鲁迅，他就说了不少，作了很高评价。多年来不少人跟在后面加以阐述，加以发挥，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近年也有人加以“反思”），为什么郭沫若就不能在曹操问题上，呼应毛的看法，着文写戏阐释演义毛的主张呢？不吭声，反对，才是最好的态度吗？这不仅不可能，也无必要。是的，郭沫若这一次确有些“应声”“迎合” ，但也不应该笼而统之，概而论之。有意思的是，1927年大革命时期，郭沫若曾陪同出席蒋介石的一次公开演讲，因蒋的声音太小，台下听不见（当时没有麦克风之类先进科技），时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即手持铁皮制的喇叭大声重复蒋的每一句话，后来他戏称自己真正是做了“党的喇叭”。但这一次，虽然是响应毛泽东为曹操翻案，但毕竟是一个学术问题，和那次做蒋介石的喇叭并不相同。特别是，他创作《蔡文姬》有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生活体验，融入了自己的命运和情绪。他自己就说：“我不想否认，我写这个剧本是把我自己的经验化了在里面。”剧中情结“有一大半是真的。其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不说，想来读者也一定会觉察到。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可以说，“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也正因此，戏剧的演出取得巨大的效果。对此我们不应该忽视或低估。当然，戏中有些写曹操的地方显得牵强生硬，过于联系现实，太着眼为政治服务，确实不可取。
●二、《兰亭序》真伪问题引发的“官司”
郭沫若在忙于政务和频繁的社会活动之余，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方面还保持十分旺盛的生命力。他以历史学家和文学艺术家的身份频频为文艺界和学术界贡献出一些新的成果，给人们带来一次次惊喜，除上述有着“迎合”色彩的“为曹操翻案”外，还有一些并不能看作迎合和紧跟的，这就是1965年提出《兰亭序》帖并非大书法家王羲之所写，而是别人依托的见解；还有即下一节要说到的《李白与杜甫》着作。此二者，和毛泽东也多少有些关系。
关于《兰亭序》帖的真伪问题，因为有毛泽东的介入，其中还有些动人的情节，故有必要在这里用一些笔墨作一番叙说。
《兰亭序》帖又名《兰亭宴集序》帖，是我国古代着名的行书字帖，在书法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和极为深远的影响，被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传为晋代书法家王羲之所写。唐代何延之在《兰亭记》中对它有这样的介绍：
（《兰亭序》）逸少（按：羲之字逸少）所书之诗序也。右军（按：即羲之，因羲之官至右军将军，故名）蝉聊美胄，萧散名贤，雅好山水，尤善草隶。以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暮春3月3日宦游山阴，与太原孙统承公、孙绰兴公、广汉王彬之道生、陈郡谢安安石、高平郗昙重熙、太原王蕴叔仁、释支遁道林并逸少、凝、徽、操之等41人，修祓禊之礼，挥毫制序，兴乐而书，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所无。
所记如亲历者见。不过相传原本被爱好书法的唐太宗李世民所得，认为堪称王羲之书法之冠，遂令人临摹了许多副本，真迹为其死后陪葬于昭陵。后人见到的《兰亭序》帖，皆为临本摹本。
《兰亭序》贴摹本以冯承素本被公认为最近原作。全篇凡28行324字，写来从容不迫，气韵生动，雄秀兼蓄，文情并茂，真让人感到达到心手合一的高度境界。
除摹本外，唐初的虞（世南）、欧（欧阳询）、褚（遂良）、薛（稷）、陆（柬之）等书法大家也都有临本传世。但后人评论说：“善法书者，各得右军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韵，而失去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于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窘拘……”嗣后，宋代的薛绍彭，元代的赵子昂，也都有临本相传。尽管这些临摹本都各自透露出它们的临摹者自己的个性特色，表现出相当的艺术价值，但均不是右军真迹，不免越发给人临渊羡鱼之情。
《兰亭序》帖不仅因为后人许许多多的临摹本而给人仰不可及爱不可得之感，还因为关于它还有一些传说，更让人觉得它几近神圣的地步。
就是上面说到的那位何延之，写了一篇《兰亭记》，文中除了活灵活现地记叙了《兰亭序》的写作情况，还精心地叙说了一段它后来的命运和遭遇。
他是这样讲故事的：“右军（对《兰亭序》帖）亦自爱重，留付子孙，传掌至七代孙智永。……禅师年近百岁乃终，其遗书付弟子辩才。……至贞观中，太宗锐意学二王（按指王羲之、王献之）书，访募真迹备尽，唯《兰亭》未获。寻知在辩才处。”于是便想尽种种办法诱取《兰亭》，而辩才却始终推说经乱散失，不知所在。后来房玄龄推荐监察御史萧翼去骗取，费尽苦心，终于得手。太宗高兴得不得了，钦令对房玄龄、萧翼、辩才都予重赏。并命“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四人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贞观二十三年，太宗临终前，向高宗耳语：“吾欲将所得《兰亭》去。”于是《兰亭序》的真迹便被作为太宗的陪葬品而埋进了昭陵。
这真是说得有点神乎其神。特别是太宗死时向他的儿子高宗提出要求把《兰亭序》作为殉葬品带进坟墓，且父子二人是用“耳语”，除非是高宗后来传出，当不可能为第三者所听见，太宗的遗愿，《兰亭》的归宿，又究竟会是怎样呢？
还有一位与何延之基本同时代的人刘其所着《隋唐佳话》也有一段传说，全文是：
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陈天嘉中，为僧永所得。至太建中，献之宣帝。隋平陈日，或以献晋王（按即后来的隋炀帝），王不之宝。后僧果从帝借拓，及登极，竟未从索。果师死后，弟子僧辩得之。太宗为秦王日，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及知在辩师处，使萧翼就越州求得之。（一作“乃遣问辩才师，欧阳询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帝崩，中书令诸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
这段故事，虽有些情节与何延之所说不尽相同，但基本意思是一样的，依然是把《兰亭序》说得十分神乎，读之仍使人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感觉。
不过，总的说来，历代比较流行的说法乃是：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人，会于会稽之兰亭。是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诸诗友饮酒唱和，得诗三十七首，积成一集，王羲之即席挥毫，写下了《兰亭序》。由于爱好书法的唐太宗李世民特别欣赏王羲之，认为“尽善尽美”者只有王羲之，他尤其喜欢这个字帖，所以断然肯定系王羲之真迹。其后的许多帝王和士大夫也这样宣扬，使《兰亭序》帖一直享有盛誉。这一说法多少年来几乎是书法界和书法史的定论。
说“几乎”是“定论”，是因为对于《兰亭序》帖究竟是否王羲之所作，还是有人不断质疑，尽管质疑的人不是很多，且终未成大气候。
较早的质疑是停留在问题的表面，即怀疑为何在唐以前一些史籍丛帖未见入载，只是在唐之后经过唐太宗的特别“青睐”，又经宋元明清历代帝王“欣赏”及许多封建士大夫的附和迎合，群起“咏赞”，才把它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当然，许多人都不否认该帖有其不可低评的艺术价值，但也有人对其评价不高，认为既经钩摹，即难看出真正的王羲之的笔法精神。
应该说，这些质疑并未触及到问题的核心。
直到清代晚期，先是咸丰年间的赵之谦隐隐约约地提出了对《兰亭序》帖作者的怀疑。他是话中有话，说：
重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书，始唐太宗。今太宗御书碑具在，以印证世上二王书无少异。谓太宗书即二王，可也。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摹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阮文达（元）言：“书以唐人为极。二王书，非唐人摹勒，变不足贵。”与余意异而同。
这段话说得曲曲折折，什么“谓太宗书即二王，可也”；什么“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什么“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无非是说《兰亭序》的作者问题，实在是值得怀疑和商量的。谓“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是告诉人们从《兰亭序》帖中是看不到王羲之的“本来面目”的，这岂不是明明白白地说《兰亭序》帖的作者不会是王羲之吗？
而到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广东顺德出了个李文田，他比赵之谦就更勇敢、更直截了当，根本不顾世俗之见和千年定论，直白地指出《兰亭序》实非王羲之所作。
李文田是在为别人（端方）收藏的《定武兰亭》写跋文时，发表出自己的这一看法的。他对《兰亭序》帖提出了几点怀疑，最后的结论是连《兰亭序》文章都不一定是王羲之写的。因此，“文尚难信，何有于字？”
这一问颇为有力，因而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王羲之是《兰亭序》帖的作者。
他的话不算很长，不妨全文录在下面：
唐人称《兰亭》自刘《隋唐佳话》始矣。嗣此，何延之撰《兰亭记》，述萧翼赚《兰亭》事，如目睹。今此记在《太平广记》中。第鄙意以为：《定武石刻》未必晋人书，以今所见晋碑，皆未能有此一种笔意；此南朝梁陈以后之迹也。按《世说新语·企羡篇》刘孝标注引王右军此文，称为《临河序》，今无其题目，则唐以后所见之《兰亭》，非梁以前之《兰亭》也。可疑一也。《世说》云人以右军《兰亭》拟石季伦《金谷》，右军甚有欣色。是序文本拟《金谷序》也。今考《金谷序》文甚短，与《世说》注所引《临河序》篇幅相应。而《定武本》自“人之相与”以下多无数字。此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不知其与《金谷序》不相合也。可疑二也。即谓《世说》注所引或经删节，原不能比照右军文集之详，然“录其所述”之下，《世说》注多四十二字（？）。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此又其与右军本集不相应之一确证也。可疑三也。有此三疑，则梁以前之《兰亭》与唐以后之《兰亭》，文尚难信，何有于字！且古称右军善书，曰“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曰“银钩铁画”，故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以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然则《定武》虽佳，盖足以与昭陵诸碑伯仲而已，隋唐间佳书，不必右军笔也。往读汪容甫先生《述学》有此帖跋语，今始见此帖，亦足以惊心动魄。然予跋足以助赵文学之论，惜诸君不见我也。
依李文田的看法，《兰亭序》帖，毫无疑问是一篇“佳书”，观之足令人惊心动魄，但不会是王羲之所书。他从“笔法”以及原文上推理立论，最后得出“文尚难信，何有于字”的结论。这一下就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把过去人们的质疑导向到完全的否定。把过去“千载万世莫敢出口”的话变而为明明白白的话说出。这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实在是大胆的惊人之语。
然而，李文田发表的诚然是大胆高论，但在当时和以后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人们仍旧习惯遵循长期传下来的看法，还一直照老样尊《兰亭序》帖为书圣王羲之的大作，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郭沫若重新发难，提出对《兰亭序》帖作者问题的质疑，挑起了新的一轮争论，在书法界、历史学界以至整个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郭沫若挑起这一问题的争论，是由南京出土了几种东晋时代的墓志引起的。
1965年，南京新民门外人台山地区出土了东晋时代的《王兴之夫妇墓志》和《谢鲲墓志》等，引起了作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同时又是书法家的郭沫若的注意。
他立即从墓主和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家族关系以及碑文书写笔法，联系到王羲之的名作《兰亭序》帖，敏锐地发现由出土墓志可以考索《兰亭序》帖的悬案，对于研究《兰亭序》帖的作者问题是一个极好的依据。于是，经过认真揣摹研究，他写出了考证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发表于1965年6月10日至11日《光明日报》，《文物》杂志1965年第6期同时发表），得出结论：《兰亭序》帖不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手笔，而是出于别人的依托。
据郭沫若自己说，他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前，并未看到李文田的跋文，观点是和李文田不谋而合。他是十分同意李的意见，并且进一步发展了李的意见，从许多方面加以考据和论证。
《兰亭序》帖既然被目为书法史上的“第一行书”，郭沫若就首先从书法上来考察它的作者问题。他认为，从出土的墓志看，东晋几十年间，“基本上还是隶书的阶段，和北朝的碑刻一致”。“王羲之和王兴之是兄弟辈”，而《兰亭序》写作于“永和九年”，其笔法却与已见的“北朝碑刻悬异”，这不能不是一个大问题。
其次，《兰亭序》从文章上来讲也有问题。他指出该帖是别人在王羲之所作《临河序》的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他并且不嫌繁琐地把《临河序》和《兰亭序》详细排列对照，指出《兰亭序》中从“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凡167字，皆为《临河序》所没有，“实在是大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当时大家是在游春，都是“高高兴兴地在饮酒赋诗”，而《兰亭序》的后半部分文字，兴感无端，实在“悲得太没有道理。”且后段文字充满反老庄的思想，不符合王羲之崇尚老庄的思想感情。因为从王羲之的思想性格来说，他是“倔强自负”的，决不会如《兰亭序》中所谓会“为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痛哉’起来。”
经过一番考证，郭沫若认为《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都是南朝陈代永兴寺僧人、着名书法家智永所依托。智永名法极，人称“永禅师”，系王羲之七世孙。他临书三十载，能兼诸体，尤善草书，隋炀帝曾称赞他的书法“得右军之肉”，《兰亭序》中“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这样的语句，很合乎智永这样一位“禅师”的语气，且就其时代来说也正相适应。
因此，郭沫若肯定地说：“请看世传墨池堂祖本智永所书的王羲之《告誓文》吧，帖后有‘智永’的题名，用笔结构和《兰亭序》书法，完全是一个体系。”
郭沫若的文章既出，一方面得到很多人（其中包括一些书法家及书法史家）的赞同，但也有人提出异议。
南京市文史馆馆员高二适就不赞成郭沫若的观点，坚持认为《兰亭序》帖为王羲之真迹，并撰文《〈兰亭〉的真伪驳议》要与郭沫若辩论。
也许是高二适怕国内报刊因他是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而不肯登载他的文章，也许是他比较相信和他同一见解的老一辈文史专家章士钊，总之是他没有把文稿直接投寄一般报刊，而是于7月14日把文章寄给了章士钊。并附信云：“鄙稿倘邀我主席毛公评鉴，得以公表，亦当今至要之图也（个人报国之忱在此）。”他的意思是：此事关系较为重大，最好是请章先生能转呈毛泽东主席一阅，或是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支持，或是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鼓励，对于自己就是大幸了。因为他知道毛泽东主席对于书法不但爱好，而且也是很有研究的。
章士钊老先生还真是古道热肠，当然更主要恐怕也是他本人就不同意郭沫若的看法，而对高二适的意见十分支持，就在他收到高二适文稿和信的次日（7月16日），即将高二适的文稿和信转送到毛泽东主席处，并附长信一封，在介绍了高二适的简况后写道：
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着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抗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此论学也，百花齐放，知言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于章草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下文治昌明之效。钊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我公弘奖为怀，惟望酌量赐予处理，感逾身受。
毛泽东看了章士钊的信并高二适的文稿，觉得颇有意思。他本人原就工于书法，也是一位懂书法的行家，对王羲之的字帖也一向十分喜欢。1959年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后，时间相对充裕些，听说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先生有一本王羲之真迹，曾特地借来一个月时间，每日抽空揣研临摹。他认真地读了高二适的文章，即于7月18日复信章士钊，信中对高二适文章有些看法不尽同意，但认为可以争鸣，同意让高二适的文章刊出。信中先说了一段对章士钊着《柳文指要》的话，因为也有关学术问题，不妨原文照录：
各信及指要（柳文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
紧接着就说到高二适的文章，说：
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同日，他也写信给郭沫若，全文是：
郭老：
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敬颂安吉！并问立群同志好。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郭沫若是一位性格十分爽朗的人，虽然在政界和学界声望和地位都很高，但不霸道，无意以己意压倒别人，倒是很乐意有人与他争论。他接到毛泽东转来的信稿，立即邀请《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等人到家里来，向他们介绍了这件事的经过，让他们读了毛泽东主席的来信，并请他们尽快发表高二适的文章。
见此情况，穆欣当然不敢怠慢。
7月23日，《光明日报》就将高二适的文章全文刊出。
高二适在文章中把郭沫若和清人李文田合而论之驳之。首先认定不能否认《兰亭序》为王羲之所写，虽现《兰亭序》比《临河序》多数十字，这不排除当时注家对原文的增删。他也学郭沫若以《临河序》和《兰亭序》排列对照，将《世说注》“陆机荐戴渊于赵王伦”与《陆机本集》的全文对照为例，从而说明李文田（当然也包括郭沫若）所谓“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是站不住脚的。
至于说到“笔法”“笔体”，高二适则认为：“右军博精群法，不名一体，”硬说《兰亭序》因为没有隶意，所以就不是出于王羲之之手，“斯乃胶柱鼓瑟，亦其无博识常理者。”高还认为，古人当时能写数种笔体，在什么场合用那一种笔体，而不是死守一种笔体，“使右军写碑石，绝不可作行草。而今右军书兰亭，岂能斥之以魏晋间之隶正乎？”同时他还认为，“夫太宗之收《兰亭》也，于羲之传亲为制赞。又誉右军作《兰亭序》，以申其志。文皇‘笔意’，更载‘学书先须知王右军绝妙得意处，真书《乐毅》，行书《兰亭》，草书《十七帖》云云。”“总之《兰亭》而有真膺，绝不能逃唐文皇之睿赏矣。”等等。
郭沫若自然是不会同意高二适的看法的。8月12日，他即撰写反驳文章《〈驳议〉的商讨》。他说虽然《兰亭序》系智永伪托，但它仍然是佳书，是行书的楷模，它的书法价值是不能否定的。针对高文讲到“窃以太宗之玄鉴，欧阳信本（欧阳询）之精模，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可言”，“总之《兰亭》而有真赝，绝不能逃唐文皇之睿赏矣”，郭沫若不惮其烦地从北京图书馆收藏的章钰手抄本《章安杂说》中，摘引了清代咸丰举人、着名书画家赵之谦批评唐太宗的一段话来回答高。这就是我们在上文已经收录的“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摹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接着，郭沫若感慨地说：“与赵之谦‘妄言’相比，高先生的《驳议》却是在绝对信仰唐太宗及其群臣。……既是‘玄鉴’，又是‘睿赏’，凡是唐太宗所过目的，便绝无真伪可言。高先生之信仰唐太宗，似乎比唐初群臣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郭沫若的这篇《〈驳议〉的商讨》发表在1965年9月出版的《文物》杂志第9期，同期还载有郭沫若另一篇文章《〈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作者从考察王羲之哲学思想的角度，认为魏晋文人多好玄谈，尚旷达，喜欢依仿于老庄。王羲之的思想“是儒家与道家的混合体。”“他一方面渴想用世，另一方面又颇想遁世。”
这就是说，王羲之思想里也有不少老庄思想。而《兰亭序》中，自“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文字，在叙出“生死亦大矣，岂不痛哉”之下，有一句话是：“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而这明明是反庄子的观点。因为“一死生”之说见于《庄子·大宗师篇》；“齐彭殇”之说则见于《庄子·齐物论》。而且这些话，在《庄子》书中，可以说是比较精粹的语句。郭沫若说，这并不是说王羲之就不会有“悲夫”“痛哉”之类的感情，但那得有一定的环境和条件，而“兰亭修禊，是在暮春游乐，既在饮酒赋诗，又未感时忧国，而却突然以老生常谈的‘死生亦大矣’而悲痛起来，这是无病呻吟的绝顶了”。所以，郭沫若的结论是：“总之，传世《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做的，更不是王羲之写的。思想和书法，和东晋人相比，都有很大的距离。”
对于这场学术辩论，毛泽东是一直以浓厚的兴趣注视着的。
8月17日，毛泽东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聚会，公务之余，他向有关同志问道：“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么样了，能不能打赢？”显然，他的观点是倾向于郭沫若的。
说也凑巧，就在这天，郭沫若将《光明日报》所排《〈驳论〉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文的清样，送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改正了其中一些错排了的字，于8月20日退回给郭沫若。又附一信，说：
8月17日信及两篇文章清样，均已收读。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看来，过份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在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第1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是否如此，请酌定。
“第1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指的是毛泽东发现了清样上的一个差错。郭沫若在《〈驳论〉的商讨》文中，有一处讲到“《世说》作者临川王义庆”（指南朝刘宋临川王刘义庆），但清样上后面有一个地方竟将这人误为“王义庆”。毛泽东发觉后，在清样第一页的空白处批注道：
《世说》作者是刘宋大贵族刘义庆，他是刘裕的中弟刘道怜的第二个儿子，过继到刘裕的小弟刘道规为嗣。刘道规有武功，死后追封临川王，刘义庆因此袭封为临川王。史称他‘爱好文义’，有着述，招引一批文士，以为篆属，其中有鲍照那样有名的人。以上均见刘宋《宋书》宗室传（见《刘道怜》、《刘道规》两传）。《世说》一书大概是鲍照等人帮他集录的。但《宋书》却未说到刘着《世说》，1962年重印《世说新语序》载明‘南朝宋刘义庆撰’，老本子《辞海》亦如此说，请查核。
由此可见，毛泽东读郭沫若的文章是相当认真的。他甚至为了核对一字之差，查阅了三种古籍和工具书。
次日，《光明日报》刊登出郭沫若的《〈驳论〉的商讨》，一场长达六七个月的“关于《兰亭序》真伪问题”的学术讨论，就这样逐渐展开了。
许多专家学者在《光明日报》和《文物》杂志上发表文章。短短半年时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了争鸣文章有几十篇之多。支持郭文观点的有张德钧、启功、龙潜、赵万里、于硕（于立群）、史树青等人；支持高二适观点的，有唐风、严北溟、商承祚等人。赞成和不赞成郭论的，都畅所欲言。
这场学术讨论（亦可谓“学术争论”）自始至终都贯穿了“百家争鸣”的精神。
即便是毛泽东亲自过问甚至可以说是介入了这次讨论，也都是让大家畅所欲言，一点也没有打棍子，扣帽子，更没有谁以势压人。
尽管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学术问题，一时不可能作出结论，也无须由谁作出结论，但这次讨论，大家把问题摆出来进行讨论，无论对问题本身或者对推动学术界对其他问题进行讨论，都是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