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风起云涌
让我们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说起吧。
全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革命”，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不啻为一次大浩劫，大灾难。
“文化大革命”进行中，宣传家们就称它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这在当时，这个冠语当然是个褒义词。但是，如果我们去其褒义，而从它造成的灾害看，说它“史无前例”，倒还是恰如其分的。
历经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不但使我国的物资财富遭到巨大破坏，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在精神思想方面也经历了严重的混乱，一时间黑白混淆，是非颠倒，人和人之间的正常交往、关系也受到严重的扭曲，这种“扭曲”，甚至在毛泽东和郭沫若之间都未能幸免。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当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一次大灾难时，我们发现那时全国上下从最高领导到普通老百姓竟都是那样热情，那样虔诚，那样兴高采烈地欢迎这次“大革命”。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从这次“大革命”的发起者领导者到所有被这次“大革命”推而动之、席卷进去的芸芸众生，竟都不清楚自己将走向何方，都将会是怎样的命运，会落得什么样的下场。
有一点事实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所有人，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谁都没有成为这次“大革命”的胜利者。至于郭沫若，虽然因为各种原因得以逃过灭顶之灾，却也因为“大革命”的“洗礼”而被弄得遍体鳞伤。
“文化大革命”虽然来势迅猛，但还不能说是“风云突变”，而是有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即所谓“舆论准备”。
太远的“准备”不说了。1965年11月19日，上海《文汇报》刊登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可谓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毫无疑问，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引起的反响是不小的，但是，即使如此，也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就是一场旷时持久的“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是由江青于1965年初到上海通过张春桥找到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姚文元写成的。整个写作活动都背着党中央领导集体和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进行。
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着名的明史专家吴晗于1960年为响应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精神而作。应该说，这个剧本写得是很不错的，人物形象鲜明，故事十分感人。然而，姚文元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点名批判吴晗在剧中所写海瑞“退田”和“平冤狱”等故事，把这些故事同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受到批判的“单干风”、“翻案风”等联系起来，从而把一个文艺问题拔高到政治问题，使其具有了特别严重的性质。
姚文元是这样说的：
1960年，正是我国因为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新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案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案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
这样一来，用政治来取代文艺，对于文艺作品无限上纲，随心所欲地向谁开炮，批倒批臭什么人，姚文元的文章就起了“表率”的急先锋作用。
毛泽东对姚文元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是支持的。文章发表后一个多月，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谈话时表示：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庆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后来（1967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宾的谈话中也说：开头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后来我说印小册子……由此也可看出，尽管姚文元的文章不是毛泽东亲自下令组织撰写的，但毛泽东的确认为姚文元的文章是一发好炮弹，可以用来引发“文化大革命”的熊熊大火。
就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不久的1966年2月，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又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炮制出一个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江青在会上说：“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她还说：“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的时机尚未到来。”《纪要》公然全盘否定建国以来文艺工作取得的成绩，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以清除这条“黑线”的影响。
看来，一场以“文化”为名而以“政治”为实的“大革命”是箭在弦上，势在必发了！
面对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郭沫若不会不知道，他的大部分作品特别是成名作就是在“三十年代”即“黑线”专政时期创作的，建国以来他又一直居于文艺界领导的位置。因此，他不可能不对当前形势有所警觉，甚至有些不安。他一方面以其诗人的敏锐，感到一场暴风雨就要来到，一方面也以其政治上的忠诚，准备迎接好这一场“大革命”。
就在批判《海瑞罢官》进入高潮的时刻，1966年1月，郭沫若给中共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情辞恳切要求辞职的信。信中说：
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您用书面陈述。
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察鉴。
这封信很能说明当时郭沫若矛盾的心情：他对即将来到的暴风雨有点不知所措；他觉得自己最好的办法是取守势，静观以定进退，可能更易掌握主动。
张劲夫迅速将郭沫若的信转呈中共中央、国务院。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辞职没有获得批准。
当时，一些后来证明是革命对象并且是首当其冲的人物（如“彭、陆、罗、杨”即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还昏昏不知“革命”利剑就要落在自己头上。彭真为了应付批判《海瑞罢官》后的政治形势，还主持召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拟出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提交政治局审议。围绕这个提纲准备的材料之中，就有郭沫若的辞职信和许多人要求批判郭沫若的材料汇编。不过彭真的意思倒不是说要批判郭，而是为了说明像郭沫若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由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开头的）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在讨论《二月提纲》时，毛泽东还特意发话，为郭沫若解压，说郭沫若还要在学术界工作，做一点自我批评就可以了。这样《二月提纲》中涉及郭沫若的内容，在定稿时就被删去了。在不同场合，毛泽东还多次指出：“郭老是好人，功大于过，胡适讲共产党人不懂学术，郭老的古代史研究就很有成就。”对于有人指责郭沫若写赞扬海瑞的诗是大发牢骚，毛泽东也为他辩护，说郭老是杂家，写两首诗不算什么。说明毛泽东当时对郭沫若还是念旧情的。
其实，就当时的情势看，毛泽东不但顾不上考虑郭沫若的辞职要求，而且还正需要他这样的人来帮助“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呢！
不过，一班“群众”没有直接听到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他们不大能体认到郭沫若的“价值”，竟然有些“革命性”极强的人开始向郭沫若开炮了。一些青年学生直接给他来信来稿，对他的文艺作品和史学着作中的一些用语和观点提出质问，有的措辞十分严峻。比如对郭沫若在《满江红·领袖颂》词中的一句“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就有人指责说：全国人民都唱《东方红》，你为什么要说“东方白”？用意何在？甚至还有人质问：江青同志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从三十年代起，“就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当时周扬他们提出的“国防文学”就是投降主义的口号，你为什么支持这个口号？
应该指出的是，这还是在公历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真正全面发动，风雨就已经吹打到郭沫若身上来了。
那是一个“阳春三月”的上午，自然气候风和日丽，但政治气候却让人感到肃杀。秘书戎笙如平时那样来到郭沫若的住所，脸上显得有些严肃，在将分类整理好的各类信件亲手交给郭沫若之后，详细地向郭沫若汇报了关于这些信件内容。
郭沫若稍稍有些吃惊，又有些迷惘，从中选了几封较有代表性的信件细细地读了起来。之后，他颇动感情地对秘书戎笙说了一篇话。他说：
年轻人对我一些看法和用语不太懂，不了解，这都没有什么。年轻人简单一点，偏激一点，是可以理解，也是应该原谅的。只是有人批判“国防文学”是投降主义的口号，恐怕就不只是简单偏激。我在日本时，写过几篇赞成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如《国防·污池·炼狱》、《我对于国防文学的意见》、《蒐苗的检阅》、《在国防旗帜之下》。那时，日本的便衣警察和宪兵三天两头要来找我的麻烦，写这类反帝、爱国的文章要担很大的风险的。这就是投降吗？向谁投降？向蒋介石国民党投降吗？1927年3月蒋介石委任我当他的“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我没有接受，反而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下令全国通缉，亡命日本时，千辛万苦写了一部《甲骨文字研究》，托国内的朋友找地方出版。许多出版社不识货，不肯出。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看了，答应在该院集刊上发表，以后再印单行本，稿费还相当优厚。但我拒绝了，因为中央研究院是官办的，我便回信说“郭某耻食周粟”，讲的是一点骨气。抗战爆发后，我便马上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不愿当他们的官，愿在群众性的抗日团体里工作，也有耻食周粟的味道。后来好多同志劝说，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开导，才接受三厅厅长职务，利用这一身份和他们斗。这些来稿说“国防文学”是投降主义口号，那是不能服人的。
说这一大段话时，郭沫若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甚至还可以说颇为痛苦。他怎么也想不通，时间并未过去很久，一些事情怎么就这样被弄得模糊不清甚至是非颠倒呢？我郭沫若是什么人，干了些什么事，历史上清清楚楚，还用得上这样清查追问吗？
为了表白自己的心迹，就在他读过这些来信来稿后的4月14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扩大）会议上，郭沫若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在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后，即席发言，讲了一段对于自我进行否定的话，其中说到：
在一般朋友们、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数字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的时候很模糊。
我们现在很难真正准确把握郭沫若说这段话的深层意图。是故意说气话吗？话中说到过去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之类，语气相当诚恳，不太像。是真心实意认为自己过去写的东西“没有一点价值”，应该“全部把它烧掉”吗？以郭沫若过去自视甚高及前一天对秘书戎笙说的话印证，也似乎不像。显然，一直到这时，郭沫若内心仍是充满矛盾和苦恼的。他表面说烧书是一回事，内心的真实思想和情感又是一回事。不过，总的说来，此时此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郭沫若思想上实在是十分迷惘，十分痛苦的。
郭沫若在说过这段话的几天后，就离开北京去四川了。他想回一趟老家乐山，看一看自1939年以来阔别27年的故乡。也许，他正是以此行作为散心，从京城里剑拔弩张的氛围中解脱出来。
没想到，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得知郭沫若的讲话内容，大感兴趣。
此时的康生正在上海组织人马起草《五·一六通知》。他正需要郭沫若这样的人所作的全盘否定自己的讲话。连郭沫若这样一直被称作“革命文学家”以至“国家领导人”的人，都表示要和自己的过去决裂，其他等而下之的人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这正是说者无心（？），听者（康生）有意！
康生立即通过长途电话命《光明日报》发表郭沫若的这一讲话。
《光明日报》哪敢怠慢，也立即与留京的郭沫若的秘书戎笙取得联系。
按照规矩，戎笙不敢作主。他表示需请示郭沫若本人同意方能发表，而目前他在外地，无法向他请示，最好等他回京后再说。
《光明日报》的编辑感到很为难，说是康生的紧急指示，要求早日见报，等不及了。他们只好向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借来记录稿，自己动手加以整理。
可能对未经郭沫若同意就发表他的讲话这样的大事，《光明日报》也怕负责，便将郭沫若的讲话稿送进了中南海，摆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毛泽东的眼睛一亮。他老人家此时正需要有声望有影响的文化人的支持。他于是大笔一挥：同意见报。
就这样，4月28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郭沫若的这一讲话。编者还为它拟了个标题：《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
5月5日，《人民日报》也照样刊载了这篇讲话。
郭沫若这篇题为《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讲话见报，不只是起到“文化批判”的信号弹作用，甚至也起到“批判文化”的炮弹作用。一些文化人读后不仅是感到迷惑不解，甚至感到惶恐不安：既然郭沫若是我国文化战线的一面旗帜，是国内文化人的带头羊，他都表示过去所作所为不对，所写的东西要全部烧掉，别人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郭沫若这篇讲话的发表，影响还不仅是在国内，在国际上也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不说，一些友好国家友好人士一时也大惑不解。许多日本友好人士就要求到中国来面访郭沫若，想问问他此话当真，是何用意？
随之而来的是也招来许多对郭沫若的诟骂声：
“郭沫若投机。”
“郭沫若老滑头。”
“郭沫若自保，让大家受罪！”
……郭沫若一时有口难言。不过，他耳朵一向重听，他也听不见那许多骂声。
紧接着，5月1日晚一道急电，郭沫若又被召回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对于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的讨论。
当时郭沫若正在成都、攀枝花等地参观访问，还准备回沙湾老家与兄弟姐妹团聚。他只好中断旅行，紧急赴命。
由于多年的交往，郭沫若对毛泽东一直是完全信任，无限尊敬的。现在，当他列身于政治局扩大会议，尽管毛泽东本人未出席这次会议，但郭沫若知道自己能参加如此重要的会议，参加如此重要问题和文件的讨论，显然有毛泽东的意图和信任。因此，他除了完全拥护完全赞成，不可能有其他别的什么表示。
其实，当时还真轮不上郭沫若怎样表态，他不过是被邀列席的属于“扩大”的一份子。就是那些正儿八经的政治局成员又怎么样，他们除了“积极讨论”，“完全拥护完全赞成”外，又还能怎么样呢？
《五·一六通知》正式名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其于1966年5月16日通过而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从批判彭真等人草拟的《二月提纲》入手，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对于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严重估计，传达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它是一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毛泽东当时一些基本思想就集中体现在这一《通知》之中。
毛泽东亲自为《通知》作了修改和大段补充。例如他写道：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
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又如他说《二月提纲》的作者：
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最后，他在《通知》结尾处指示人们：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旗帜，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除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今天，当我们读到这些话时，实实在在地会感到它们字字句句无不充满强烈的战斗性和火药味，真是令人感到畏惧。但在当时，这个《通知》竟然受到多少人热烈的欢呼！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些欢呼的人群中，不少人正是《通知》中所要打倒的人，可他们一点都未觉察，以为自己是理所当然的“革命者”，而别人才是被“革命”的对象。而一旦“革命”烈火烧到他们自己身上，他们后悔已晚，许多人甚至到死也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以及究竟是怎么回事。
中央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五·一六通知》作为中央文件在党内逐级传达，并通过报纸和新闻广播等把它的内容公布到全社会。由此，毛泽东亲手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迅速在全国蔓延。于是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夜之间，几乎席卷全国。一时间，真正是天下大乱。
有些人感到有些不解，可毛泽东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林彪说得更赤裸裸，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就是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郭沫若开始感到矛盾、痛苦，感到疑惑不解和无所适从了。他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可又不得不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林彪已有言在先，对于毛主席的指示，“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要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既然如此，郭沫若还有什么话说，又还能够作出什么别的选择呢？
此时，已经有些大学生开始贴批判郭沫若的大字报了。
郭沫若虽可谓“身经百战”，大风浪里行过船，可眼前这样的场面还真是第一次。这一次，真让他切身感受到了什么是“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大潮大涌。
周恩来知道了有人贴郭沫若大字报的情况，十分关切，十分着急，立即把郭沫若列入应当保护的一批干部名单之中，并送毛泽东审批。
毛泽东很快批准了这个名单。在毛泽东眼里，“郭老”还是革命的！他既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绝对是“学术权威”，可还戴不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而且运动开始时也很积极，表过态要“烧书”，这样的同志和老朋友是应该保护一下的！
就这样，郭沫若在运动高潮期才免除了批斗之苦。
为了报答毛泽东周恩来对自己的保护，郭沫若此时只有要求自己更好地支持和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努力用自己的言行来证明这一点。
7月4日，“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召开。郭沫若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当时，各国作家都不知道中国究竟是怎么回事。人们惶惶然，到处乱糟糟，中国要搞“文化大革命”。何谓“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要“革”资产阶级的命？还是干脆要“革”一切文化的命？郭沫若这样的中国大作家要烧自己的书，还开什么“作家会议”？……一连串的问题在到会的亚非作家们头脑中盘旋。
其实，何尝是这些外国作家，国内的作家以至所有文化人头脑里谁没有这样一连串问题？
郭沫若感到有必要把问题说清楚，替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作一些解释。
他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会上向与会的各国作家阐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意义、方针政策。同时对自己说过“烧书”的意思作了说明。他说：“……我说用今天的标准看来，我以前所写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严格地说应该烧掉。我这番话传播出去，出乎意外地惊动了全世界。有不少真诚的朋友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关怀，我向他们致以谢意。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家的报纸和刊物上，却卷起了一阵相当规模的反华浪潮。它们有意歪曲我的发言，借以反对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有趣的是日本有一位批评家，说我是被迫检讨，要烧自己的书，比两千多年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要残暴和傲慢”，“我检讨了我自己，……这是我的责任感的升华，完全是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正常的事……”
我们现在也很难体认郭沫若说这番话时的真实心情。国外当然有“反华势力”，“反动派”要“反华”，都不值得奇怪。但是，当时国际上很多人包括一些亲华的朋友对中国搞“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特别是对郭沫若说的要“烧书”，简直感到惊讶。历史上只有两次着名的“烧书”，一次是中国古代的秦始皇，另一次则是现代德国的希特勒。这都是与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为敌，是极野蛮极残暴的行为。难道今天的中国还要重演这一幕历史吗？郭沫若当时对“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成什么样子，究竟会搞成什么样子，自己心里也是没有底的。但是，他不能不站出来说话，替共产党和毛泽东做一番解释。对此，尽管这些话，不免带有饰非的成分，而且也不能完全自圆其说，不过可以说，郭沫若在主观上是想为“文化大革命”做出正面解释的。
以郭沫若当时的身份和地位，连毛泽东都要借重他，江青就更对郭沫若寄予不小希望。
当时，由于江青的“向文艺黑线专政”，舞台上只有八个“样板戏”，群众很有意见。江青就想在文艺界找一些有名望的人来帮她。老奸巨滑的康生就给江青出主意说：“现在能拿得出手的只有郭沫若了。”江青听了康生的意见，就想聘请郭沫若担任“样板戏”的顾问，请他帮助修改“样板戏”。
为了收买郭沫若，江青决定请郭沫若搬到钓鱼台去住。江青的意思，这实在是最高的礼遇了。她计划把郭沫若的住处安排在康生和江青住房之间的一栋，甚至还亲自领郭沫若、于立群夫妇去钓鱼台看房子。江青还亲自为郭沫若拍彩色照片。
要知道当时拍彩色照片可新鲜，不是一般“消费水平”的人所能享受到的。又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师以上干部看“样板戏”，江青还热情地亲自搀扶郭沫若入座，一时引起议论纷纷。江青何许人也？在当时，她真是权重一时，炙手可热。她居然如此对待郭沫若，别人对郭沫若能不更加刮目相看吗？
然而，郭沫若还是有些“迂”，有些不识抬举。经过再三考虑，他终于没有领这位第一夫人、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的情，既没有当顾问、改剧本，也没有搬房子。这样，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在江青看来，郭沫若这“老头儿”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该对他“修理修理”了。
1967年5月25日，江青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为由，在《人民日报》上以《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为题，发表毛泽东1944年1月9日写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信中原有的“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两句话，被有意删去。这删节是否经过毛的同意，郭沫若不得而知，又不好打听。但他心里十分清楚这一删削的份量。这显然是一种态度，一个信号。这可以理解是在暗示公众：
郭沫若“有问题”，尽可大胆冲击。联想到北京大学已经开辟了一个专门批判郭沫若的专栏，专栏里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大字报甚至贴到了郭沫若寓所门前。流言蜚语更是纷至沓来，其中编造得最离奇最恶毒的，是指控他不久前为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题写书名中的“海”字，隐有“反毛泽东”的字样。（真正是天大的笑话！）红卫兵为此到郭沫若寓所门前示威，“勒令”他限期交代“反毛泽东”的弥天大罪。郭沫若明白形势对自己极为不利，为了自保，他感到迫切需要表白自己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决心。
10天后，即6月5日，亚非作家常设局纪念举办讨论会，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实际领导这次讨论会的东道主、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竟被安排在后排就座。当时正风头正盛的“文革”成员、小爬虫戚本禹到会作长篇讲话，郭沫若不仅要洗耳恭听，还要向戚本禹鞠躬致敬。在闭幕词中说：“戚本禹同志为我们作了富于启发性的报告”，“不能不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个闭幕词标题就是《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
郭沫若意犹未尽，竟即席朗诵一首诗： “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诗是这样的：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这哪里是“诗”！这哪里是郭沫若这样的大诗人老诗人做的“诗”！
这纯粹是一篇俗不可耐的阿谀逢迎之词！
我们可以想见，郭沫若在朗诵这首“诗”时，内心不应该是充满激情而是充满痛苦，脸上堆着微笑眼里却闪着泪花。是的，我们今天可以很轻松、很随便地批评郭沫若，说他太不值。然而，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特定的环境中，想到周围是多大的政治压力，并多多少少替郭沫若设身处地想一下，难道我们不是更应该对江青一伙表示愤慨，诅咒他们，斥责他们吗？
●二、批林批孔，厄运难逃
问题是，尽管郭沫若如此“紧跟”，如此表示要“积极认真”地投入“文化大革命”，但还是不能完全逃脱挨批挨整的命运。
这不是郭沫若一个人如此。当时，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头百姓，即便是主观上想“紧跟形势”，“自我革命”，也还是躲不过别人来“革”自己的“命”。
这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进到后期，在闹腾了一时的“批林批孔”运动中。
1971年，林彪篡党夺权失败于9月13日仓惶出逃，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这不但令全国人民以至世界各国人民感到惊讶和迷惑，也使毛泽东受到极大的震动，陷入痛苦和失望之中。
毛泽东为了从林彪事件造成的被动中摆脱出来，也为了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不得不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结果进行深刻的反思。但是，“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五年多，江青一伙又气焰嚣张，毛泽东深深陷入了这一历史错误，已经欲罢不能。尽管他也在政策上、组织上作了一些调整，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因整个调整工作并未离开“文化大革命”的轨道，因此，事情不可能从根本上向好的方面起转变。
“9·13事件”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开展了批判极左思潮，纠正“左”的错误，整顿被林彪等人搞乱了的各条战线，做了大量工作。随着批判极左思潮的开展，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怀疑也在加深。
对此，毛泽东是不能接受的。他始终认为，林彪事件只是局部问题而不是全局性问题。他仍然从自己原有的思维模式出发，认为林彪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要复辟资本主义；林彪要抢班夺权正是阶级斗争激化的表现和结果。林彪事件不是说明“文化大革命”搞错了，恰好证明了他所说的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和搞“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错误可以纠正，但对“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不容怀疑，不容否定。这样，江青等人的活动就仍然可以通行无阻，最后导致了由批极左变而为批极右，并把“批林整风”变成了“批林批孔”。
“批林整风”变而为“批林批孔”，还有一个很具体很直接的原因。这就是“9·13事件”后，江青等人在收集林彪罪证时，从毛家湾林彪住宅中找到一些日记、题词和条幅，发现了一些林彪肯定孔孟某些言论的词句。譬如林彪亲笔书写的“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既受于天，又受于人”等等；又从林彪儿子林立果炮制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看到了他们攻击毛泽东的言论，诸如“实际上他已经成了当代的秦始皇”，“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打倒当代的秦始皇——Ｂ52”等等。江青一伙把这些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罢，十分气愤，并总结了一句话，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又说：“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子）反法（家）’的。”
毛泽东这么一说，江青等人立即认为有机可乘，有利可图。便以此为尚方宝剑，在全国范围掀起了“批林批孔”的运动。他们的意图，是以批孔为名，批“周公”，批宰相，反对和破坏周恩来等人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的努力。因此，他们实际上是不批林，假批孔，而用“评法批儒”来借题发挥，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一次，郭沫若虽然说不上是首当其冲，却也正好吃足了“挂落儿”。原因无它，一是他过去说过孔子的好话，骂过秦始皇，属于“尊孔”“抑法”派；二是他和周恩来多年的交情，建国以来更是关系密切。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只是郭沫若万万想不到，自己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几年中，或积极表态，或藏头缩尾，结果还是逃不过厄运，不得不再遭受一次更大的折磨。
说郭沫若“尊孔”“抑法”，事还得从抗战时期说起。
当时，郭沫若连着写了十篇评述先秦诸子意识形态的学术文章（它们分别是：《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韩非子的批判》和《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最后结集成一本学术着作《十批判书》。这里“批判”并不是后来人们习惯理解的“批评”、“否定”，带有明显的贬义，而是“研究”、“评述”的意思。《十批判书》于1945年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初版，1954年人民出版社改排出版，1959年和1961年又由科学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再版。
在《孔墨的批判》一文里，郭沫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孔子的政治立场作了充分的肯定，说他“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并称孔子“是由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段中的前驱者”，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一边的。他对于孔子学说中关于“仁”的思想非常看重，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他阐释孔子的主张“仁”，就是要求每个人既要把自己当成人，也要把别人当成人，不管你是在上者也好，在下者也好，都是一样的。显然，这里也加进去了郭沫若自己的观点和理解。
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郭沫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既肯定秦始皇（秦王政）统一中国的伟大功绩，对于他施行的暴政也作了尖锐的批判，其中特别是对他焚书坑儒、思想禁锢，乐以刑杀为威等极权主义暴政和穷奢极乐的纵欲主义，给予了彻底的否定。由于他当时有意将秦始皇影射蒋介石，所以一些批判用语都若有所指，让人深受感悟。如文中有这样一些话：
最足以代表秦始皇尚法精神的是焚书坑儒这两件大事。……他（指丞相李斯）这建议（指焚书）得到始皇的认可，或许早已授意于他而让他出来当号筒，结果是在严刑峻法的威胁高压之下，普天四海大烧其书，所没有烧的就只有博士官所职和医药卜筮种树诸书而已。……这无论怎么样说不能不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
……坑儒……起因是方士侯生、卢生等骗了始皇几年，畏罪潜逃，始皇发觉了便恼羞成怒。……于是他叫御史把咸阳诸生通同捉来审问，诸生互相告密，始皇便亲自圈了“为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都把他们在咸阳活埋了。由这经过来看，是因方士的逃跑而牵怒到儒生，方士逃了而儒生则被坑了。……秦始皇对于儒家这样下不去，自然有他的理由：因为他们在一切观点上差不多都是对立的。……秦始皇的精神从严刑峻法的一点说来是法家，从迷信鬼神的一点说来是神仙家，从强力疾作的一点说来是墨家。……这三派的思想在他一身之中结合起来成为了一个奇妙的结晶体。而他又加上了末流道家纵欲派的思想实践，那光彩是更加陆离了。……这些话现在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显然和当时“批林批孔”的思想精神相悖。
这就使郭沫若处在了极为不利的地位。
郭沫若骂秦始皇，其实不是自写《十批判书》始。早在1920年，他就写了一首题为《大地的号》的散文诗。诗中说到自己连续几晚都听到地底有号啕痛哭的声音：“我痛苦呀！我痛苦呀！我被你们一大群没多大野心的小民贼儿蹂躏着，蹂躏得我再也不能忍耐了。我不信我同类当中便莫有陈涉、吴广第二出现！”以“陈涉、吴广”来表明人民的寄托，“小民贼”自然就是指暴虐的秦始皇之类的爪牙了。显然作者是站在农民起义的立场来看待秦末的那段历史，来反对秦王朝的暴政的。后来，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又创作了诗歌《我想起了陈涉吴广》。诗中借古喻今，以古代陈涉、吴广比喻“在工人领导之下的农民暴动”，以“中国出了无数的始皇”，比喻蒋介石新军阀的罪恶统治。作者仍然是把秦始皇作为暴虐的统治者。
不过，郭沫若虽然在文学上，从感情上是骂秦始皇，但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并不是对秦始皇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
还是在日本流亡期间，他在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时，即对秦始皇有着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他在1928年10月底脱稿的《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一文中，以西周与东周作为奴隶制与封建制社会的分期线。这样，就把秦始皇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肯定了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了。例如文中有这样的话：
秦始皇不愧是中国社会史上完成了封建制的元勋，他把天下统一了。
不过，即使如此，郭沫若在肯定秦始皇统一全国、完成封建制的功绩的同时，还是指出他企图维持万世一系的专制统治是酿成陈涉、吴广农民起义爆发并促使秦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也许因为毕竟郭沫若是知识分子，由于文人“情结”，他无论如何不能忘怀，也不能原谅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只要有机会，他就要指责秦始皇的这一罪行，且以此斥责现实中的暴君。如就在他写作《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的时，国民党在军事上发动反革命“围剿”的同时，在文化上也进行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许多进步的和革命的文化人被囚禁，被戮杀，进步的书刊遭严禁，书店被封闭。郭沫若虽亡命海外，仍不忘对这种“政治上的秦始皇主义”进行抨击。
当时，他就写了一篇讽喻现实的小说《秦始皇将死》，作品借秦始皇临终时类似忏悔的话，对焚书坑儒的暴行，作了严厉的批评和谴责：“咳，最该死的要算是我的焚书坑儒，我烧毁了百家的书，一次活埋了460多人，我想来统一思想，其实我真是一位大傻瓜。思想那里是用暴力可以统一得起来的呢？”“思想那里是用暴力可以统一得起来的呢？”这一句话，说得实在好，实在深刻！不过，这哪里是秦始皇认识得到，能够说出的话？这不明明白白是郭沫若对暴秦的批判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