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韶山冲里的伢子
早在一百多年前，即便是七八十年前，韶山冲，这个湖南省湘潭县治下的一个极其普通的村落，不用说国人，就是湖南省内人，甚至湘潭县人，也很少人知道或听说过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当年连省级地图都不肯标出的小山村。若干年后，它不但为老老小小的中国人熟悉，崇仰，就是许许多多外国人还千万里来到中国，绕道到这里来参观参观，看一看这里究竟是怎样了得，有什么神奇。
来看过这地方的人都发现，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南方十分普通的小山村，并不见得比别处特别“人杰地灵”。这里所谓“冲”，就是两面山峦夹着的一条狭长地带。不过，韶山冲与一般小峡谷还是有点不同，即其间有一条小溪（名称“韶河”）由西向东北方向弯弯曲曲地流淌，溪水清澈明净终年不断，为这个山冲增添了一些秀色。
谁也说不清韶山冲两边的山峰默默地屹立了多久，中间的韶河静静地流淌了多少年。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早先谁也想不到，若干年后有一天，这里会出生一个伢子，从这里走出后成为惊天动地的人物。他不但改写了中国历史，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也直接影响了世界。他一生作为，正像他后来写的诗词说的，真正是“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这个伢子就是毛泽东！
1893年12月26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一名男孩就诞生在这个山冲南岸的上屋场。他出生时哭声和所有小孩一样，不比别的孩子更美妙，更说不上什么“横空出世”。孩子的父亲为他取名泽东。大概是怕他命中缺水，希望他一生过得滋润吧，后又取字咏芝，或润芝、润之（湖南话中“咏”“润”近音）。
毛泽东出生时，整个韶山冲不过居住着600余户人家，约3000人口。居民大多务农，风俗淳厚，勤劳俭朴，世代过着贫穷而安稳的生活。
毛泽东的家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他的祖辈父辈都是勤劳质朴的农民。
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20几岁时参加湘军，当了两三年的兵，经过风雨见过世面，较之一般没有出去闯荡的农民，头脑来得灵活，胆子要大些，办法也要多些。他从军回家后，一面务农，一面做点小本生意，家境也就慢慢好了起来，住屋也由原来的5间半茅草房，改成了13间半青瓦房。1936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中说到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是相当于“富农”的地位。1939年12月28日，毛泽民在苏联莫斯科应共产国际的要求，代为长兄毛泽东填写的履历表中，在关于父母情况栏内是这样写的：毛顺生“三十岁以前，专为耕种；三十岁后，耕种兼农村贩卖商业。按中国苏维埃阶级分析，最后三年是富农。”
不过，按当时中国一般家庭的平均经济状况看，毛家似乎也算不上怎样殷实，更说不上什么大户人家。
不过，毛家在当时当地还算是比较富裕。毛顺生为人正直，加之治家很严，所以在地方上名声正，威望高，很受人尊重。年未及老，就被人称作“顺生大阿公”(本地方言，即爷爷俗称)。顺生的妻子（毛泽东之母）文素勤（又名“七妹”，后被人写成“其美”，恐原并无此雅）勤劳俭朴，贤能厚道，加之心地善良，为人慷慨，乐于助人，对穷人富有同情心，更很得乡邻上好口碑。
有意思的是，因为毛顺生个性很强，有自己的原则。譬如对待施舍，他守的原则是：别人的东西他不要，不该得的钱财他不得，但自己流血流汗所获，也不愿轻易地让送人家。他一不信神，二不拜佛，靠的是自己的劳动和本事。所以，对于妻子和孩子们的乐善好施，他老是发脾气，家里常为此争吵。毛泽东在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曾风趣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两党有斗争，也有统一，不断地斗争，也不断地统一。不仅如此，而且“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也“存在着意见分歧”与矛盾。（见斯诺：《西行漫记》）毛泽东有兄弟三人，大弟弟毛泽民(字润莲)，比他小3岁；小弟弟毛泽覃(字润菊)，比他小12岁。如果说毛泽东比他的兄弟，以及乡里其他孩子要多占一些优势，那就是读书较早，读书较多，加上他的禀赋和努力，他自幼就学得不少知识，懂得许多道理，眼光更锐利，更看得远。
毛泽东8岁（1902年初）就开始在韶山南岸下屋场读私塾。从《百家姓》、《三字经》开始，继而点读《幼学琼林》、《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两年后（1904年秋），转至韶山关公桥私塾。翌年春至1906年夏，又转学韶山桥头湾、钟家湾私塾。当年秋至翌年（1907年）夏，再转学韶山井湾里私塾。在这里读的是《公羊春秋》、《左传》等经史书籍。而他最喜欢看的是《精忠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小说。当时私塾的规矩，认为小说是杂书，不准学生看，因此，他总是偷着看。1909年秋至1910年夏，毛泽东复学于韶山乌龟井、东茅塘私塾。这期间，他读了《史记》、《汉书》、《纲鉴类纂》、《日知录》等，也读了许多时论和新书。
毛泽东后来把这几年就读私塾概括为“六年孔夫子”（从1902年至1910年，实际不止“六年”，而是“八年”）。1964年8月18日，他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
如果说，孔夫子的书没有引起少年毛泽东多大兴趣，（不可否认，这些“旧学”对他还是发生了不小影响，这从他一生言行中可以得到印证）而有些所谓“新学”的书却很快并且深刻地影响了求知似渴的毛泽东。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思想开始活跃，具有一定思考能力，有了自己的观点感情，一些议论国家大事的书籍，更是强烈地吸引了他。譬如清末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所着的《盛世危言》，作者认为中国之所以贫弱，在于缺乏西方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并批评当时中国顽固派的泥古不化，甘心愚陋，以受制于人；同时指责洋务派学习西方技术，不从事本国政治改革，是“遗其体而求其用”，“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主张变革以御外侮，要求设立议院，广办学校，发展工商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实行“商战”，以抵制侵略，挽回权利。该书使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以及“中体西用”的改良主张，于是开始忧虑国家的现状与民族的前途，并思索起如何救国的问题。又如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该书对外国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表示不满，并提出了一些富国强兵的主张。这也引起满腔热血的毛泽东的共鸣。当时，他还读了一本关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小册子”。这本书写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写到了法、英侵占越南、缅甸的情况。1936年他回忆说：“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说他“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斯诺：《西行漫记》）这时的毛泽东，眼界开阔了，眼光放远了。他开始意识到一个有志气有作为的青年，不应该只是考虑自己个人的前途，而应该担负起救国于危亡救民于水火的责任。
然而，就在这时，毛泽东的父亲和毛泽东想的并不一样。他希望儿子能够子承父业，经商致富。经过一番抗争，毛泽东终于说服了父亲，让他按照自己的主意继续求学。
那是1910年，秋色满眼，一般人最易伤感的时候，16岁的毛泽东却满怀兴奋和豪情，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里离家虽不过区区50里路，却是他第一次走出山冲。这是他人生关键性的一步。如果没有这一步，他很可能就一直在家务农，或是按他父亲的意愿经商一辈子。那样，不但毛泽东本人的一生完全是另一个样，历史或许也会是另一种面目。
东山高等小学堂位于湘乡县县城东面东台山下。经清政府改制，实行的新式学校教育。教员多为维新派，其中还有留学日本受了明治维新影响的。课程设有修身、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体育、图画、音乐和英文等。
毛泽东入学后，很得校长老师的赞赏器重，甚至被誉之为“国器”。这在当时，显然有些夸张，人们也不怎么太认真较真，没想到后来证明倒是真的言中。不过，毛泽东本人当时也并没有太当真，不管别人如何称赞，他总是不骄不馁，虚心好学，充分利用学堂的条件，学到了很多中外文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这为他日后走上社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毛泽东在东山学堂没有待多久，只待了半年时间。第二年（1911年）春天，因为学堂老师对他的厚爱，认为他堪造就，并且湘乡县在省会长沙设有学校，故特意推荐他到长沙升入湘乡驻省中学堂就读。湘乡驻省中学堂，是近代民主革命者、同盟会会员禹之谟等人于1905年将湘乡试馆改成的。地址在长沙新安巷，设有师范、本科、预科等班。毛泽东入校后，编入预科班。这对毛泽东的学业来说 ，不啻是又踏上一级新台阶。他在这里，更加刻苦学习，一面关心时事，注视社会动态。很快，他就被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反对清朝政府的救国宣传所吸引，卷入辛亥革命浪潮。
10月10日，武昌首义，声震全国。长沙是离武昌最近的一个省会，也是最早最快起而响应的省会。长沙城里的革命党人也非常活跃，四处演讲宣传，号召人们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在这样的鼓动和气氛下，毛泽东无比激动，感到建功立业，此其时也。他坐不住了，决定走出课堂，投笔从戎！
说到做到，毛泽东也顾不得和家人打招呼，立即报名参加已经响应武昌起义的湖南新军，被编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辎重营)左队。
然而，辛亥革命一阵风过，一切又恢复了旧样。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废除了在中国维系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却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人民共和国。表面上的热闹掩饰不了社会的实质问题。此时的毛泽东虽然没有感觉特别地失望，却觉得继续待在军队当兵已无必要，立即决定退出了部队。不过，短暂的兵营生活，还是丰富了毛泽东的人生经历，为他以后革命生涯提供了一次见习和实习机会。
那是1912年春天，毛泽东从军营里走出来，春光明媚，桃红柳绿，他却一时不知何去何从。此时的他，实际上处于苦闷探索之中。他虽有远大志向和抱负，然在现实中该如何走，如何实现远大志向抱负，却十分茫然。思想过后，他决心继续求学，但学什么，进什么学校，思想并不明晰。他翻阅报纸查找登载招生的广告，首先看到的警察学堂，他觉得警察维持社会治安，能做些保护老百姓的事，很好，就想报考警察学堂；而当他看到肥皂制造学校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还有津贴，特别是广告说“制造肥皂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他又觉得肥皂学校不错，交了一元钱的报名费；后来他又相继报考了湖南官立法政学堂、商业学堂、湖南公立高级商业学校。总之，此时的毛泽东犹豫不定，浮想联翩，最后落实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当年下期改名湖南全省第一高等中学校）。这是当时长沙办得较好的学校，名声较好，实力较强，颇吸引众多求学的青年。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所较好的学校，毛泽东也只读了半年（春季一学期），7月，他就离开了这所高等中学。离校后，毛泽东寄居于长沙城新安巷的湘乡会馆，只好一面等待机会一面过着积极自学的生活。
毛泽东开始积极自学，也因为距他寄居的湘乡会馆不远（约3华里）就是湖南省立图书馆。它创建于清朝末年，藏书量为全省之冠。馆的楼上是书库，楼下是阅览室。毛泽东初进该馆时，看到各种中外书籍卡片和报章杂志，其中多为从未见过的，真是又惊又喜。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他决心潜心认真读一些书。他坚持每天到馆阅读，如饥似渴地抓紧每一分钟。在这里，他读了许多反映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成就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代表作，如达尔文的关于物种起源方面的书，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等等，以及俄、美、英、法、日等国地理、历史和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作品。这些书使他大开眼界，决心为强国富民、为争取中华民族在列强林立的世界有自己应有地位而奋斗。
毛泽东的自学生活维持了一年时间，由于客观条件不允许（家里经济来源发生问题，会馆环境恶劣等），他只好中断自学，考入一所不收学费、膳宿费也很低廉的学校——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该校在毛泽东入学后的翌年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故也可以说毛泽东早年就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对毛泽东说来，可谓人生一次重要契机。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第一，比较起毛泽东此前上过的所有学堂学校，毛泽东在这里读书求学的时间最长——1913年至1919年——长达5年半。其间正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经济上给国内民族资产阶级一点喘息机会，政治文化上也给民主主义思想一定发展空间，具体表现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酝酿、发生和发展。此时此刻，毛泽东就读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正好是一所氤氲着民主教育空气的学校，从校长到教员（多数）都躬奉民主思想，力行民主主义他们的言行自然而然地影响广大学生，毛泽东置身其中，所受影响之深，激励之大之强，自是不言而喻。此时的毛泽东，充分自觉地利用学校的良好环境和条件，刻苦学习，顽强锻炼，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热心社会活动并在课余和假期进行农村调查，主办工人夜校，从事学友会工作，组织新民学会，努力寻求革命真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后来他在说到这几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习，曾深情地说：“我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见斯诺：《西行漫记》）
还有第二，应该提及也必须提及，即毛泽东在这里认识了在此执教的杨昌济先生。
杨昌济是当时一师数一数二的老师。学问好，人品好，从校长、同事到普通学生都对他十分敬重，口碑极好。他先后在日本和英国留学，知识面广，眼界开阔。
因老家居长沙板仓，人们又称他为“板仓先生”。他专心研究教育和哲学，探求做人的道理，归国后，有官不做，决心为国家培植人才，常以“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自勉。他对中国历史文化尤其是宋明理学有深究，同时吸取了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和康德派的学说，考察了欧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和思想作风，加以抉择、批判、融合，自成一种比较有进步性的伦理思想和讲究实践的人生观。更难得的是，他一眼看中毛泽东是个好苗子，说以毛泽东那样基本务农的家庭出身，“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又说：“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按：即曾国藩）、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杨昌济：《达化斋日记》）由此加以呵护有加，并热情把他介绍给一些好老师。杨昌济因为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对新文化运动和新思潮特别感兴趣。他不但自己喜欢读《新青年》杂志，还分送一份给毛泽东阅读，并热情推荐毛泽东的文章到《新青年》发表。为此，毛泽东不但在一师读书时即很钦佩杨昌济，也一直感激他对自己的厚爱、帮助和教诲。他后来在说到自己在中学读书时的老师就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
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斯诺：《西行漫记》）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认识了杨昌济，受到杨昌济的影响教诲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由于杨昌济的厚爱，一直关心毛泽东，想着毛泽东，杨到北京任教后不久，就特意从北京写信到长沙，召唤毛泽东到北京学习和发展。为他提供了生平第一次走出湘省的机会。而且，杨昌济还不是一般性地要毛泽东来北京，而是一切都由老先生亲自安排。考虑到毛泽东到北京后，人地两生，一开始就让毛住到杨家；接着又把毛介绍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让这个初出乡关的小青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不但解决了生活问题，更重要的是从而进到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切身感知新文化运动的澎湃潮流。而且，正是在这里，他与杨昌济的爱女杨开慧相知相爱，不久与之结成连理。在一师认识杨昌济老师并受到他的青睐，对毛泽东来说，无疑在他人生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
显然，湖南湘潭县韶山冲里的伢子正一步步往前走，就像一只十分普通的雏鸟，正逐步羽毛丰满，准备冲天高飞。
●二、沙湾镇上的娃儿
就在毛泽东出生前一年，在与湖南邻省却距数千里远的四川省境内出生了一个男孩。此男孩出生时也谈不上有多大动静，与一般孩子出生没有多大不同，而在后来的发展中，也演出了一幕幕精彩大戏。此男孩不是别人，而是以才华和学问闻名于世的郭沫若。并且，最初任谁也不会想到，若干年后这个男孩会和前面说到的毛泽东走到一起，不但有了交往，而且一起在历史舞台演出了自己的角色。
与毛泽东出生地湖南湘潭韶山不同，郭沫若出生在着名的峨眉山大渡河之间。此处风景倒是相当秀美，虽然早不见有什么海棠，但古时称这里“海棠香国”，说明这里自然环境好，大概是不错的。
在大渡河流经峨眉山第二峰（绥山）的山脚处，有一个山清水秀的古朴小镇沙湾。沙湾属乐山县治。现在旅游发达了，不用说许多中国人，就是一些外国人也知道乐山，因为在它那里有一座依山而凿与山齐高的大佛，可谓世界闻名。
乐山旧名嘉定府，从嘉定的大西门出城差不多完全是沿着大渡河的西南岸走，走不上十里路的地方要渡过流入大渡河的雅河。再往南走，在离城七十五里路远的一个小镇，那就是沙湾。
旧时沙湾的市面只有一条直街，两边的人家有很高而阔的街檐，中间挟着一条仅备采光和泄水用的窄窄的街心。镇上住家只有一百八十余户，平常街面异常清静，每逢二、四、七、十的场期，乡里人担着自己的货物到街上来贩卖，街市才热闹了起来。
就在这条市街的中段，背山面街，有一幢一列三间四进穿逗木结构的平房，门首挂着一块“郭鸣兴达号”的招牌，第一进是经营的铺面，二进以后便是住家。1892年月11月16日（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在一阵“恭喜添丁”的欢乐声中，店主又喜添了一个男孩，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大诗人、大文学家郭沫若。
郭沫若原名开贞，号尚武。据说他母亲怀他时梦见一只豹子咬住左手虎口，便为他取了一个乳名“文豹”。“郭沫若”是他后来到日本留学，人误以“开贞”为女士，他就为自己取名“沫若”，即以家乡的两条河沫水（大渡河）和若水（雅河）合而名之，也表示对故土的热爱和眷恋。
郭沫若家原籍本是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据说祖先“是背着两个麻布上川的”，靠几代人的惨淡经营，家道几经兴衰，直到郭开贞父亲一代，才真正成了殷实的中等地主兼商人家庭。本来，郭沫若的祖父已经有了相当家产，过着殷实富足的生活，因为仗义疏财家道日渐凋零。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1853―1939)，为人正直，精明能干，早年辍学从商，酿酒、榨油、兑换银钱、粜纳五谷，甚至贩卖烟土，靠自己的能力拼打，未过多年又挣得富实家业，重振了门庭。他还懂一点医术，因为受其父影响，为人慷慨大方，乐于免费行医送药，所以深得乡人敬重。
他常谆谆告诫子女：“积金不如积德，善虽小，不可不为。”这基本的家教，深深铭刻在郭沫若幼小的心灵上。跨进郭家大门，有两副楹联特别引人注目：
传家有道惟存厚 处事无奇但率真
事以利人皆德业 言堪持赠即文章
这更集中地反映了他家的家风。
郭沫若自幼受母亲的影响很深。母亲尽管没有读过书，但出身州官门第，为人聪颖，自小凭耳濡目染也识得一些字，且能默记暗诵许多唐宋诗词。她常领着蒙瞳的幼儿郭沫若念些旧诗，什么“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落花相与恨，/到地亦无声。”什么“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这对郭沫若是极好的文学熏染和启蒙教育，日后郭沫若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恐亦不无关系吧。
郭沫若幼年早慧，四岁半就开始上学。不过那完全是旧式塾馆。当时的教育，并不像后来现代正规学校，入学有规定年龄，在校有规定年限。所谓塾馆有的其实就是家塾，即由一家延师设馆，学生基本是自家子弟；即使稍有扩大，也不过是远亲近邻。郭家的塾馆就设在郭家屋后。塾师是一位廪生，乐山邻县犍为人，姓沈名焕章。这位先生学问渊博，执教严格；之前曾教过郭沫若的两个兄长，乡里人很尊敬他。
沈焕章先生教的当然都是些旧书，如《三字经》、《诗品》、《唐诗》、《诗经》、《书经》、《春秋》、《古文观止》等。在塾馆里，还有些书是郭沫若很爱读的，其中最爱读的要算司空图的《诗品》，郭沫若后来关于诗的见解，大体是受了它的影响。此外《唐诗》也给了他莫大的兴会。他还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也是他喜欢读的书，其“标榜性情”，对郭沫若对“摆脱羁绊”的性情也很有影响。此外，每天晚上他还欢喜独自翻阅《资治通鉴》。这部卷帙浩繁的史书，贯串了一千三百六十余年史事，他越读越有兴味，常常深更半夜手不释卷。为此父亲很不放心，不是叫人去催他就寝，就是亲自到他房里叮嘱。由于夜晚长时间在菜油灯下苦读，因而他的眼睛开始近视。总之，几年塾馆上课，在传统文化知识方面为郭沫若打下了坚实基础。
由于旧学的基础和熏陶，郭沫若小小年纪已经开始会写诗作文了。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入馆几年，郭沫若还在儿童时期，就学会“哼”诗了。一次课余，他和小伙伴出门到附近一条叫茶溪的水边钓鱼摸虾，兴奋之余就“哼”出过一首“五言诗”，那是：
闲钓茶溪水，临风诵我书。
钓竿含了去，不识是何鱼。
诗虽有点大白话的味道，“闲钓”“临风”也不免强学成年人的痕迹，但全诗还是反映了一些当时的真实生活，表现了一些盎然童趣，展示了幼年郭沫若的天赋和才华。
当时正经历维新之变，清廷在教育方面开始有所改革，旧学之外，引进一些新学。塾师沈焕章为人开明，锐意革新，努力带领学生紧紧跟上了时代潮流。此时的郭沫若，除了学做八股文，也学做策论。他一面读《左氏春秋》（旧学），一面就读《东莱博议》（新学），新旧对照，相映成趣。后来他曾说：“我的好发议论的脾气，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或者就是从这儿养成的罢?”
青年时期的郭沫若受大哥郭开文的影响尤深，可谓他后来注重文学关心社会立志投入时代洪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郭开文对新事物十分敏锐，为人豁达大度，曾一度成为乡里启蒙运动的急先锋。
平日喜欢做诗、刻印、习字，也学过绘画。幼年时代的郭沫若，常把大哥备用的《海上名人画稿》和《芥子园画谱》，当作《儿童画报》一样翻阅。大哥临过的苏字帖，使这位八弟也和书法亲近起来。他喜欢苏字连真带草，豪放雄健，每天晨起，都要习字，数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这也为他后来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
1905年秋，郭沫若考入乐山县高等小学堂。初试在近两百名录取生中列第27，复试在正取九十名中列第11，引人刮目相看。乐山县高等小学堂由草堂寺改建，学生的年龄悬殊大，一半以上的学生在30岁上下，不少已为人父。郭沫若时未满14岁，被排在小字辈里。可就是这个贪玩的小字辈，学习成绩却十分突出，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发榜竟名列第一，为此还引起一些大龄同学妒嫉，跑到监学那里闹事，要求把郭沫若的名次降低。第二年，他怀着愤懑的心情转学到嘉定府中学堂。
但在这里，郭沫若也并没有感到心情舒畅，纷乱的环境，沉闷的空气，低下的教学水平，令他很快产生不快情绪，不能不考虑远之他处。他真的感到守在这窒息的一隅，不如奋起跳出，去寻找更广阔的天地。
1910年2月，一条小船从沙湾悠悠驶出，前往嘉定府城。船上一名青年时时眺望船舱外，看两岸树木缓缓向后退去，心中不胜怅然。此时，从他有时闪亮有时凝滞的眼神可以看出，他既有兴奋又有疑问，既怀着希望，又有几分茫然。他嘴里不停地吟诵着什么，那是一首诗：
泛泛水中流，迢迢江上舟。
长夜鼓波澜，助之万里游。
这就是英姿焕发的少年郭沫若。转天又马不停蹄由旱路奔往省城成都。
成都位于四川盆地的西北部、成都平原的中央。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素有“天府雄区”之称。城内街道整饬，商业繁荣，城外有杜甫草堂、武侯祠、望江楼等名胜古迹，清丽的锦江在城南流过，这一切，都使初来的郭沫若感到新鲜和喜悦。
郭沫若在亲友帮助下很快升入了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并插进了该校三年级丙班。这所学校在省城颇有名气，是当地数一数二的中学；许多人把升入这所中学看作和秀才及第差不多。对郭沫若来说，事情是如此顺利，是连他自己也没想到的。
可是入学不久，郭沫若就大失所望了。他发现这里其实是徒有其名，一样是一些不学无术的做官的教职员，一样是一些不求上进的骗文凭的学生。他由希望一下陷入失望。焦虑和悲愤之情一时令他难以解脱。虽然，郭沫若常和三五友人一起，纵论国家大事，痛砭时弊，可以倾吐满腹的牢骚，但又苦于找不到解救的有效办法。成都众多的名胜古迹，诸如宏伟肃穆的武侯祠，清幽深邃的草堂寺，宁静旷荡的望江楼，晶莹秀丽的浣花溪，虽曾给他以慰安，但也只能求得暂时的忘忧。
就在他感到失望苦闷之时，中国历史上的转折点辛亥革命的前奏曲轰然奏响，民主革命的浪潮猛然兴起。郭沫若清楚记得那是在他来成都的第二年，1911年6月中旬，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 。四川的志士仁人一个个热血沸腾，慷慨激昂，奋勇赴死，为的是推翻专制腐败的清王朝，反对帝国主义。紧接着，武昌首义，不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中华民国诞生，人们一片欢腾！
在辛亥革命时期，郭沫若始终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这一革命斗争的发展。尽管年纪小，不可能直接参与当时的斗争，但他把发生在身边的保路运动看作和自己息息相关。他甚至把能够亲眼目睹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展，看成是自己在成都几年间的最大收获。他后来在《反正前后·少年时代》文中说：“回想起来在成都的几年中，实在是什么收获、什么长进也没有。差可自慰的或者可以说是使我们得以看见了保路同志会的经过，乃至反正前后的一些大小事变、大小人物的真相罢。”
其实，从某种角度某种意义说，郭沫若也是参与了20世纪初叶发生在中国的这一历史变革的。如果说他没有投入实际斗争，至少他是用心，用笔参与了这一斗争的。从现在保存下来的郭沫若早期诗作看，他在辛亥革命时期写了许多旧体诗，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和斗争热情。如1912年初夏写的一首《咏牡丹》，全诗是：
绝代豪华富贵身，艳色娇姿自可人。
花国于今非帝制，花王名号应图新。
诗中作者以牡丹比喻清王朝，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没有了帝王，则“艳色娇姿”的牡丹自然也不能再称“花王”了。显然，这里实际是赞颂推翻了数千年君主专制的辛亥革命。另外，他还有一首诗直接写辛亥革命，其中两句是：
蜀道传光复，豺狼庆铲除。
然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废除了在中国维系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却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人民共和国。而且，令人民十分失望，令革命的志士仁人无限慨叹无限悲愤的是，所谓“胜利”不过是昙花一现，连短期的“共和”都未能维持。正如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
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辛亥革命的变形，失败，郭沫若实际也看到了。就在革命的第二年1912年冬天，他写了七律《感时》八首，其七是：
兔走鸟飞又一年，武昌旧事已如烟。
耽耽群虎犹环视，岌岌醒狮尚倒悬。
不用说，他看到辛亥革命已成“如烟”“旧事”，虽然革命高潮时国人热情高歌“睡狮已醒”，所以他在诗中不无讽刺地沿用了“醒狮”一词，却仍然尖锐地指出这头醒狮其实和过去一样还在“倒悬”着哩！
事实就是这样明显地摆着，待在家乡，浪费青春，是不行了。是时候了，走出四川，走出夔门，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发展，以自己的一腔热血为祖国谱写最新最美的乐章，正其时矣！
就这样，这个沙湾小镇上的娃儿，义无反顾地告别家乡，按他大哥的指引，出国门，到日本，去留学，闯世界，尽管迎接他的会是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一条更广的人生路已摆在他面前。他没有别的选择了！
●三、新青年·新时代·新潮流
1919年5月4日，北京城里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四”青年学生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意义重大，影响深广。广大青年学生上街游行，宣传动员，高喊口号，开了青年学子游行示威的先河，为贯穿20世纪的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做出了历史性的表率。运动的起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卖国政府丧权辱国的表现，引起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极大愤怒和反对。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们不能坐视不管；他们要求作为民国主人发出自己的声音。
“五四”青年学生运动之前，新文化运动实际已经滥觞。以高张“民主”、“科学”两大旗帜的《新青年》的创刊起算，应该从1915年开始。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实际上是新文化运动思想酝酿舆论准备的结果。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或合称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运动的新局面。可以说，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还处在愚昧残酷的封建专制的暗夜里。自此而后，中国才有了一系列前赴后继的革命和斗争；经过它的洗礼，才在这些革命和斗争中涌现出无数各种各样的人物。因此，怎样高地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都不为过！
毛泽东和郭沫若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具体而言，正当五四运动处在高潮时，他们两人恰好又都不在北京，不在运动的漩涡中心。
毛泽东到北京的时间是1918年8月，虽然在北京大学接触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闯将，结识了一些新进人物，感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气氛和熏染，但到1919年3月，即在五四青年学生爱国流行运动前夜，他因参与组织留法学生勤工俭学运动离开北京到了上海。自然，他未能投身北京的学生运动，但他参与组织的中国学生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和五四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总方向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是青年爱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的革命实践证明，许多学生出国学习取经，也是为了探索救国求民的道理和途径。毛泽东自己没有出国，1919年4月6日，他在送走留法学生之后即回到了长沙。在长沙，传来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他在长沙积极响应，联络同志打起“毋忘国耻，誓死反抗”的标语，在当地立即掀起爱国热潮。接着又发动一系列活动，如创办《湘江评论》等，开展“驱张”（驱逐坐镇湘省的皖系军阀张敬尧）运动，创办文化书社，创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等，为参加建立中国共产党做准备。这一切，充分表明他一直是站在新时代新潮流的最前列。
比较起毛泽东，此时的郭沫若正在日本留学。他是1914年抵达日本的，在东京高等预科学习之后，开始是学医，因生理缺陷（两耳重听），改而从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他正处在苦闷探索的亢奋期。生活在日本的郭沫若，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深刻感受， 曾说自己当时“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与此同时，国内传来民情波动的消息，加在一起，使他情绪更难以抑制。此时的他，不仅想借文学为突破口，写作出奔腾呼号的作品，也和许多爱国留学生一道采取一些实际行动，积极响应国内爱国风暴。突出的表现就是“五四”刚过的6月，他和同学组织了一个爱国团体“夏社”主要活动就是广为搜集日本报刊上的侵略中国的言论，然后译成中文刻印出来寄往国内，以激起国人反帝爱国的热情。在“五四”时代气氛和精神的激发感召下，他的创作热情如同火山一般喷突出来，在1919年冬和1920年上半年，出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他后来回忆说：说来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像一座作诗的工厂一样，诗一有销路，诗的生产便愈加旺盛起来。在1919年与1920年之交的几个月间，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像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创造十年》）这是郭沫若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许多不朽的名篇，如《凤凰涅盘》、《地球，我的母亲！》、《天狗》、《炉中煤》、《光海》等，都是这时写成的。
就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也是毛泽东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同时，即1921年夏，郭沫若和几位思想爱好共同一致的伙伴，在日本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文学社团“创造社”，为自己献身的文学事业同时也是革命事业，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时至此刻，毛泽东和郭沫若，一个韶山冲里的伢子，一个沙湾镇上的娃儿，通过各自的途径和通道，都成长为新时代的新青年，都正积极投入时代的潮流，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不过他们至此还互不相识，天各一方，没有任何交往。
他们还在等待时间和机会，在历史的重要关头汇合握手。
有一种说法是，五四时期郭沫若和毛泽东即虽说不上开始交往却已有过接触。具体是：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候，日俄战争爆发，他参加驱俄义勇队跑回国来，写诗明志，跑回来一看国内没什么动静，他就在北京转悠。杨昌济是日本留学监理，郭沫若就去杨家玩。杨家有一个年轻人来给他开门，开门之后默默就走了。待郭沫若和杨昌济谈话结束，这个年轻人好像听到一样，又赶快跑来开门，送郭出来，一句话都不讲。郭沫若说月亮之下，觉得那个人个子高高的，留着长头发。
后来郭沫若回忆说，那时候眼真拙啊，原来给他开门的人就是中共领袖毛润之啊。这就是郭沫若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
还有一种说法是，大革命时期郭沫若积极参与北伐，一下就官至国民革命军行营政治部主任。这时也跟毛润之有一面之缘。郭沫若回忆说有一天毛润之来要见张发奎，来到政治部，郭沫若就问“咦，你是毛润之吧？”毛泽东当时是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其实那个时候算是我（郭沫若）的上司了，但是我是蒋介石的秘书。要见张发奎啊，“好，我就写介绍信吧。”毛泽东就拿着总司令秘书的介绍信去找张发奎。张发奎在睡午觉，护兵就问有名片没有？毛部长说没有，只有一个介绍信。“介绍信放这吧，张长官在睡觉。”张发奎醒来，看到介绍信，“哎，中央领导来了，还拿了总司令秘书的介绍信，赶紧出来迎接。”
以上说法，乍听起来，好像有鼻子有眼，颇为有声有色，可惜并无根据，而且认真考察就会发现与事实严重相悖。以第一种说法看，首先，日俄战争是日本与沙皇俄国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朝鲜，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战争时间是1904—1905年间，以沙皇俄国的失败告终。此时无论是毛泽东或郭沫若都还没有离开家乡，郭沫若是1913年才初出夔门，而毛泽东是1918年才走出湘省来到北京的。早在十几年前的日俄战争时，毛、郭怎能在北京见面，毛泽东为郭沫若开门更是从何谈起？其次，郭沫若在留学日本期间，确曾因爱国抗日返回国内一次，那是1915年5月间，因日本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出于愤怒，一些留日学生回到上海，数日后即返回日本。郭沫若既未去北京，毛泽东此时也未到北京，在杨家开门见面之事岂不也是子虚乌有吗？
再以第二种说法看，郭沫若在广州投身革命参加北伐，一开始被任命为政治部宣传科长，旋于大军出征之后才任命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即便在广州时郭沫若是政治部主任，身为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的毛泽东要见张发奎，也不至于要到政治部找郭沫若开介绍信。这应该是基本规矩和基本常识。至于毛泽东到张发奎驻地要见张，张因睡觉未见，更是天马行空，信口开河。时张发奎虽为第四军第12师师长，军营重地，北伐在即，也不至于如此摆架子，耍大牌。这样描述，颇像说书，生动倒也生动，只不过仅能让人一乐，实不足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