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的“莫斯科”
“真的，在那时，无论是赞成或反对，谁不把广州当成了莫斯科呢？”
这是郭沫若对于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的时局和人心的一种描述和看法。
其实，又何尝只是郭沫若这样看，当时的人们，尤其是一些有着革命要求的青年也这样看。
在反动的军阀势力以北京作为大本营，顽固地盘据着中国广大的土地的时候，北京知识界和青年们就都持有一个同样的看法：光明的南方，黑暗的北方。这“南方”，就是指以广州为中心的南中国。
说广州是中国的“莫斯科”，当然不是指它的文化氛围或城市历史、城市地位。
那时，莫斯科已经是年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首都，她已成为红色革命的苏联的象征。当时的广州虽然不是中国的第一都市，但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却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革命力量的聚集和酝酿，她显然已成为国内革命的中心。可以说她既是每一个怀有先进社会理想的人心中向往的革命“圣地”，也是所有企图剿灭革命的反动者所惧怕和痛恨的地方。
广州的春天，繁花似锦；即便是在冬天，北国一片肃杀气象，这里也温暖如春。
木棉花开红似火，英雄树盖翠欲滴。不过，这都不是它成为“革命策源地”的理由和原因。
之所以说广州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是因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辛亥革命的发动人、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是广东人，长期以这里为活动基地，在这里积蓄了相对厚实的革命力量。经过二次革命并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之后，孙中山先生还是选择了广州作为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联合的地点，首次在这里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在这里，新的革命力量开始聚集并发展壮大，为经受着辛亥革命挫折的人们创造新的希望。
而这一局势的形成，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并没有发生人们所希望的那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舞台上，各种势力仍然在进行着激烈的较量；在人们的思想领域中，也还在发生着不停的冲突和反复。时局像一团拨不开的云雾，笼罩着中国大地，也笼罩住人们的心。当时的中国真像一个发育不良的幼儿，正步履蹒跚地要走完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就在这个时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但“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语）也让人们“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鲁迅语）于是中国的革命者和先进分子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伟大的孙中山先生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认识到有必要调整自己创导的主义，推行革命的新三民主义。
由此也可以说是掀开了中国革命新的篇章。
事实也迫使人不能不考虑辛亥革命以来的情况：政局的混乱，经济的凋敝，尤其是北方军阀的连年混战，这一切使得中国的土地上硝烟弥漫，哀鸿遍野。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更为鲜明和彻底的姿态参与并改写着中国的历史，使得更多的人们更深切地认识了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但是，五四运动总体说来乃是一次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要想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没有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不行，而只有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也还是不行。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这是革命的规律和真理。作为革命的行动家和实践家，孙中山先生除了继续组织力量再行发动新的革命，此外不可能还有别的什么选择。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积极地准备着北伐，希望维护革命的成果，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他经历了屡次的失败和挫折，几乎是在绝望之中，看到俄国的十月革命的成功，在认真思考和总结之后，毅然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他本人及其他同志的努力下，于1924年，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中国共产党才刚刚诞生了两年多的时间，虽然不够成熟，但毕竟代表着先进的力量，也承载着广大人民的期望。从这次代表大会开始，国共两党形成了团结的力量，并且加强了对群众的组织工作。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及各种形式的政治讲习班，就成为了革命骨干的摇篮，而广东地区也就成为了公认的革命的策源地。
热气腾腾的广州“革命策源地”，既是由处在这里的革命力量所造成，又反转过来吸引着其他各地的革命者和热血青年。且一批共产党人如瞿秋白、恽代英、林伯渠、毛泽东等就聚集在这里；而一些着名的文化人也纷纷到这里来，希望跟上时代的步伐，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作用。
其中最有名的当数郭沫若、郁达夫、鲁迅等人。这样一来，广州一时成为人才荟萃、革命氛围热烈的处所。它有如一束亮丽的阳光，穿透笼罩在中国上空的阴霾，给人们带来无尽的喜悦和希望。而一些革命精英也正是在这里结识，开始了他们的交往和友谊。
●二、南方的风
广州市区的中心，有一处红墙黄瓦、古朴庄重的旧建筑——番禺宫，这是经历了多少个朝代的知识分子心目中十分神圣的地方——学宫。
番禺宫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到现在已经有六百余年的历史。它和中国其他许多城市拥有的学宫基本相似，并无太大不同：绿树掩映，水流环绕，馆舍清幽。这在繁嚣的市区，是一个难得觅到的处所。特别是那一弯细流，从墙外流到馆内，在前院蓄成一泓清水，就是学宫特有的泮池。据说这是由春秋时期就传下来的规矩。《诗经·鲁颂·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芹，……思乐泮水，薄采其藻。”泮水，即指鲁僖公所修的学宫，因为宫中有泮水，所以学舍亦称泮宫；又因芹和藻都是泮水中的水草，所以后世也把入学说成“芹藻”或曰“入泮”。
在泮池的中间，架有一座石拱桥，跨过石拱桥是九行并排的花岗岩石板铺成的道路，直通宽敞的大成门。过了大成门，便是一片草木葱郁的大院，宏伟壮观的大成殿就坐北朝南屹立在由花岗岩砌成的台基上。沿大成殿两侧的通道往后走，还有一处崇圣殿，它比大成殿虽然显得要小，但规模也相当可观，足可以安排很好的用场。
不过，番禺宫和别处的学宫也有了些不同，便是它那用花岗岩雕琢的大门以及用巨大石材垒起的墙体和廊庑，不像许多地方那样多为青砖灰瓦木门木柱，因而也就显得比较粗犷，甚至可以说有些雄伟。还有便是那开阔的间隔，不像别处那样将间隔封成斗室，因而也就显得十分开朗明亮。
然而，这一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的番禺宫不再像封建时代那样显示出它的神圣高贵，也不再是民国以来那样因为科举学制的改变而显得冷冷清清。大成门也被充分地利用了起来，东西两侧被木板间隔成房间，两侧的耳房也成了或住人或办公的处所。大成殿更被利用作讲课的教室，墙上高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画像，大柱上贴着“工农兵联合起来！”“农民革命万岁！”“打倒军阀列强！”等标语。昔日的清幽已经完全被革命的氛围所取代了。
现在的番禺宫又成为了一所学校，不过它是一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学校。进出这里的不再是一些文弱书生，而是一色庄稼汉出身的革命者。
这就是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发生过重要作用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而这个讲习所的负责人不是别人，就是当时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的着名共产党人的毛润之——毛泽东。
这时的毛泽东并不是第一次来到广州。早在1924年1 月，他就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和许多同志们一道来广州参加了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他到上海、湖南等地从事党务和农民工作。这一次，他是参加1926年初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因为组织的决定，他于会后留下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
为什么毛泽东会被留下并被选中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呢？
1924年初，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提出的新三民主义包括“扶助工农”，即表明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已经开始认识到农民运动在整个国民革命中的作用。自那以后，由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等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名义，先后在广州举办了五届农民讲习所。不过，这几届农讲所主要是招收两广地区的学员，虽后来也招收了一部分湖南湖北以及福建的学员，总的说来规模都不算很大。
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及当时领导层对于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进一步认识，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由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的共产党人林伯渠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获准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为进一步发展全国农民运动并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决定扩大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选定番禺宫为讲习所所址，并确定毛泽东为讲习所所长。之所以确定毛泽东为讲习所所长，则是因为他在当时被公认为对农民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并有丰富的实践。
毛泽东的确对中国农民问题有深刻的了解，可以说在当时革命党人中，他是最早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的一人。他在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1925年春，他即从上海回到了湖南，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他的家乡韶山一带的农民运动。他始终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广泛的基础力量，要进行革命，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农民运动的成功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之一。而在当时，由于帝国主义势力渗透和军阀地主的剥削，农村的状况是相当悲惨的，农民的反抗情绪也日益高涨，中国的广大农村是一片焦渴的土地，只待革命的“星星之火”，就能升腾起斗争的烈焰。
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并不都和他一样认识。特别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国民党人更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他们虽然提出了以“耕者有其田”为实际内容的“平均地权”的政策办法，但是没有采取发动农民自己起来斗争的实际行动。
毛泽东的实践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他在韶山创办了农民夜校，一方面进行宣传和教育，发动和组织农民成立自己的农会，开展各式各样的斗争；另一方面，他又认真地调查和了解农村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听取农民的要求，总结农民运动中的经验和教训。
1926年广州的春天，白天的气温虽然宜人，晚上，毛泽东一人躺在板床上，番禺宫的间隔正面空空荡荡，办公室兼卧室实际上相当于过道和走廊，薄被拥身不免有一丝凉意。
紧张的一天过去后，学员们陆续进入了梦乡。讲习所大院里显得肃静空廓。毛泽东的脑海里，自然涌现出在韶山冲开展农民运动的情形，耳边又响起农民的诉苦声：
韶山冲来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
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伴一生。
农民头上三把刀，债多租重利息高；
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米坐监牢。
这声音在他耳边回响，拂之不开，驱之不去。
毛泽东陷入了深思。
是的，这声音又何止是韶山冲老乡苦难生活的写照？全国农民不都是这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吗？
不行！不行！
“红旗卷起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有压迫就要有反抗，中国农民，不，何止是中国农民，全中国人民都应该起来反抗“三把刀”，推倒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鲁迅刚不久（1925年4月）发表的杂文《灯下漫笔》，其中一些话说得是何其好啊，他说：
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得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又说：
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宴，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完全同意鲁迅的这些观点的。他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怎样动员起广大农民，动员起全国有理想有热血的革命青年，来“扫荡”“食人者”，“掀掉这筵宴，毁坏这厨房”。具体地说，在目前，就是怎样办好讲习所。他要把自己在湖南等地积累和总结的农民运动的理论和经验，尽快运用到现在的实际斗争中去，培养出一批全国的农运干部，让他们到革命的大风浪中去搏击，在全国范围内开花结果，发挥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这时的毛泽东，“恰同学少年”，正意气风发，浑身精力全部扑在了农讲所的工作上。
为了办好农民运动讲习所，他多方筹划，工作十分繁忙。
他不仅要负责讲习所的全面工作，还要亲自为学员们讲课。
他讲授的三门课程是：《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其中《中国农民问题》为23课时，为农讲所各门课程中课时最多的一门，也可以说是一门主课。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既重视讲习所的教学工作，又重视引导学员对农民问题的实际调查和研究。
与此同时，他还特别重视教员在整个讲习所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他的精心安排下，讲习所聘请了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内一些着名的人物如林祖涵（伯渠）、张太雷、萧楚女、邓中夏、周恩来、高语罕以及汪精卫、陈公博等人为讲习所教员。这在当时，对提高讲习所教学水平、教学质量以及扩大讲习所的影响，发生了重大作用。
总之，为了迎接革命高潮和北伐战争的到来，毛泽东殚精竭虑，决心让这位处南国的广州刮起一场革命的风，以便让它能够吹向北方，吹遍全中国。
●三、诗人郭沫若投身革命
就在这个时候，大名鼎鼎的诗人郭沫若也来到了广州。
郭沫若此时所以到广州，起因是瞿秋白的推荐。
当时的瞿秋白不但是革命文学运动中的一员闯将，还是一名重要的共产党人。他曾以最早写出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文学报告《赤都心史》和《饿乡纪程》闻名文化界。他不只是一名文化战士，更是直接参加革命活动的实践家。1923年底至1924年初，他曾又一次随中国代表团赴俄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回国后一方面在上海大学任教并从事革命活动，其间还出席过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在上海期间，与在上海从事文学活动的郭沫若结识。
郭沫若对瞿秋白十分钦佩，瞿秋白对郭沫若也十分赏识。瞿秋白到广州后，看到广州革命工作特别是文化战线需要人员投入，经多方研究和联系，他大力举荐郭沫若到广东大学担任文科学长一职，具体操办则由当时在国民党中任中央农民部长的林伯渠负责。
瞿秋白的介绍和推荐，正合郭沫若的心意。他很快回信表示同意，并积极作好动身去广州的准备。
郭沫若的到来，为“革命策源地”广州增添了热气，更增添了活力。事实上，他也是特意为投身革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参加到北伐大军之中而来的。
郭沫若是1926年3 月18日离开上海而于同月23日到达广州的。
这一年，郭沫若34岁。
这时的郭沫若已经是一位全国闻名的大诗人了。
如果说，这时的毛泽东在党界政界，在革命队伍中，已有一定的地位，但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文化界的知名度还不是很大，郭沫若则在社会上，特别是文化界青年界已经是名声大噪。可以说，他是挟大诗人、大文豪的名气甘愿来做革命阵营中的普通一兵的。
郭沫若是四川乐山人，家在峨眉山下，大渡河边。那是一个号称“海棠香国”的地方。唐代大诗人李白曾有诗句“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写的就是这里。
人们都说：四川出才子。的确，以文学而言，从唐宋时代的李白、苏轼，到现代的郭沫若、巴金，甚至元帅诗人陈毅，他们的才华无不都光彩照人。
郭沫若不愧是开一代诗风的诗人，他于1921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女神》，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为中国现代诗歌开拓了一个新天地。他开始创作新诗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处于高潮时期。尽管他当时还在日本留学，不是身处文化运动的中心，但他的思想、情绪以至呼吸都是和国内的热血青年密切相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后来，他和创造社的朋友一起回国，继续文学创作，写出了大量新诗和诗剧。他诗中澎湃的热情和瑰丽的想像，他创作时运用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手法，使他的作品成为了时代的强音，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心。人们认识了郭沫若，理解他，喜欢他，并把他看成“时代底一个肖子”，自己的代言人。
郭沫若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他当时在政治思想上也十分革命，相当激进。尽管他当时的思想还属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但他大胆探索，积极进取，较早地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1924年，他“把研究生理学的志愿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维系着生命的梦想”，这梦想是“对于社会科学的憧憬”以及由此而生的参与社会变革的热情和理想。他在生活条件相当窘迫的情况下，进行了对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河上肇博士所写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的翻译工作。
在日本福冈市的一间陋室里，他跪坐在草席上，以一口中国式的皮箱作为矮桌，用砖头磨平充当砚台，就这样从清晨到深夜，用了50天的光景译成了这部20多万字的大着。书译出后，他说：“这书的译出在我的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我从前只是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如今更得着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的作用了。”
虽然还不能说这时的郭沫若已经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确是认识到“深信社会生活向共产制度之进行”“是必然的路径”，而他本人也毅然“从文艺运动的阵营转进到革命运动的战线里来了”。
从这一过程看，郭沫若毅然决然地于1926年3月离开上海文坛，到广州投身革命，在他的思想上是有其必然的内在原因，而这也可以说是郭沫若走向革命的重要一步。
郭沫若之所以那样毅然决然投身广州革命，也还有另外一些客观因素。这就是1924年6月，亦即是郭沫若正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时候，他在创造社的好友成仿吾先他一步去了广州。
成仿吾的去广州，又与其长兄成劭吾有关。
成劭吾当时在广州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军需处长。成仿吾深受其影响，对革命不但发生极大兴趣，也抱有极大的热情。
成仿吾到广州后，任广东大学理学院教授，同时兼任着黄埔军校的教官。他与郭沫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郭沫若把自己生活中和文学创作中的许多心得在信中倾诉给他，而他也随时把广东的局势告诉给郭沫若。
半年之后，郭沫若又从日本回到上海，正巧成仿吾的大哥成劭吾因心脏麻痹症突然亡故，仿吾扶柩回沪，两人得以重聚。
当然，这次聚会的心情是沉痛的。两人在精神上受到的打击和经济上遭遇的窘迫，使他们感到沉重的负担。
不过毕竟是老友相逢，他们谈得很多很多，不但谈了别后的情况，更讨论了今后的打算。广州的形势自然成为他们重要的话题。成仿吾详细具体地向郭沫若介绍了广州革命热情的高涨和进行北伐的准备。这一切，引起郭沫若极大的兴趣，不知不觉地使郭沫若对广州产生了憧憬和向往。
如果说，成仿吾对广州情况的介绍还只是在郭沫若思想上感情上发生了作用，使他产生了到广州去的想法，真正的行动还没有立即决定，那末，郭沫若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的一次流血事件，就更使郭沫若下定了决心。
这就是1925年5月30日发生在上海的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次具有极深影响的事件。惨案的发生，事因日本资本家公然开枪打死中国工人顾正红，引起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人民的极大愤怒，遂于5月30日在上海公共租界集会游行，抗议工人被杀，学生被捕。义愤填膺的群众高呼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表现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无比义愤。然而，这一正义行动和斗争遭受到英帝国主义者的镇压，英国巡捕野蛮开枪射击示威群众，致使死11人，伤数十人，造成血染上海南京路的惨案。
面对帝国主义的野蛮行为，中国人民极其愤慨。人们更看清楚了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情绪更加激昂。
当时在北京的鲁迅立即着文揭露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抗议它们犯下的罪行，号召国人团结奋斗，“共同抗拒”帝国主义，希望人们“奋斗30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
郭沫若和鲁迅还有所不同，他当时就住在上海，而且当天下午亲临惨案的发生地南京路，“亲眼看见一些英国巡捕和印度巡捕飞扬跋扈，弹压行人的暴状。”当时他就“几次想冲上前去把西捕头的手枪夺来把他们打死。”他虽然没有亲身参加群众的示威游行，但从目击者口中听到惨案发生的详细经过。他就像亲眼看见了端起的步枪和举起的木棍，看见了外国巡捕“两手都握着手枪，鹰瞵鹗视地东奔西突”。一向是满腔爱国爱民的激情的郭沫若，他当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惨案发生后，郭沫若立即起草了一份《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五卅案宣言》。在《宣言》中，郭沫若悲愤地写道：
“五卅”惨剧，英人残杀我无数同胞，激起我们空前的民气，我们于悲愤泣血之余，亦闪出希望的光辉，觉得我们中华民族尚属大有可为。我们的国家，素号为睡狮，到这时是真正醒了。
就在惨案发生后两个星期的时间里，郭沫若愤然写出了以史喻今的两幕历史剧《聂嫈》。从剧中人物无畏和反抗的性格中，读者可以领会到郭沫若的良苦用心，可以看到他歌颂“君义已云高”和“义气耿千秋”的真正目的，唤起现实生活中的人不畏强暴，不怕牺牲！
诗剧《聂嫈》在当时的上海产生了巨大反响，后来与另两出诗剧《卓文君》、《王昭君》一起结集出版，取名《三个叛逆女性》，在全国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过，郭沫若并没有停止于此，满足于此。他本人无疑是更渴望投身到革命实践中去，到革命的最前线去。
从当时的情况看，革命也确实需要他这样一些有胆识、有热情、有能力同时也有巨大影响的宣传家和活动家。
这样，郭沫若南下广州的主客两方面的原因都已具备，都已成熟。现在，就等着契机的来到，等着有一天忽然出现一个引发点。
这个契机，这个引发点，很快就来到了。
那是1926年2 月末尾的一天清晨，郭沫若照旧起得很早，他总要在早饭前赶写出一些文字，或者读一点书。这一天，他觉得精神特别好，工作效率出奇地高。早餐后他接到了一封信。信是由广东大学寄来的，信中非常诚恳和热切地表示希望他接受该校文科学长的聘请，也就是请去做现在一般所说的文学院长。
这当然是令他兴奋不已的事情。
广州，是他向往了许久的一个神圣的地方了。此前他一直没有机会亲赴那里，但他始终关心着那里的局势，他的声音和行动也始终与那里的脉动保持着一致。他一向认为：在“中国这个时代，这个环境里面，能够担当国民革命这个工作的”，能够“改造中国的局面”的，只有“国民革命策源地”广东。现在，能有机会踏上那片土地，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
郭沫若是一个十分外向的人。他得到广东的聘请，一时难以压抑心中的激动，立刻跑到同在上海的另一位创造社成员也是他的好友郁达夫的住所，和他商量，希望他和自己一道南下。
当时，郭沫若还准备多邀集一些志同道合的好友同行，因为他知道，大家的愿望是一致的，大家的理想都是能到广州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是常云湄、蒋光慈和田汉都有各自的职守和各自的原因，一时不能离开。这时，只有郁达夫积极地响应他，表示可以和他同行。
于是郭沫若立刻给广东大学回信，表示欣然同意接受广东大学的聘请。
创造社另一位元老郁达夫，在当时的文学界影响和声誉也并不怎样小于郭沫若。
和郭沫若不同的是，郁达夫当时是以其浪漫主义小说创作着名于世。他的一些小说如《沉沦》、《南迁》等在社会上特别是在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有些人甚至刻意模仿作品中人物的穿戴，其影响之深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
当时郁达夫政治思想也十分激进。以他当时的思想论，虽然他口口声声谈“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但就其实质也还是应该划入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不过，就他当时一些言论看，他在一些大是大非上，还是表现了难能可贵的超前观点的。譬如当时国民党右派在“五卅”事件后乘机用“赤化”、“共产”等罪名陷害革命群众。郁达夫即尖锐指出：“说对方是‘赤化’了”的人，还有“攻击共产党的诸君”，“若要攻击，请拿出实力来，把那些军阀先杀个干净再说。”这样明白公开的言论，在当时还不是很多的，因而对于长革命派的志气大有好处。
郭沫若邀郁达夫一同南下时，郁达夫正在上海和郭沫若等一道组建创造社出版部，出版《创造月刊》，正是创造社由主张“为艺术的艺术”转到“为革命的艺术”的时候，一般被人看作是创造社的转换期，亦所谓创造社的第二期。郁达夫革命思想高涨，是十分自然的事。因此，当郭沫若接受广东大学之聘担任文科院长，而郭又邀郁达夫同去任文科教授时，郁达夫欣然同意，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郭沫若表示同意的回信寄出不久，广东大学的聘书和旅差费就很快转到了上海。
聘书和旅费是由林祖涵（伯渠）的弟弟林祖同从广州直接带到上海的。可见聘任和受聘的两方面都非一般的积极和热情。
以郭沫若在文坛的影响，他能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既是他的荣耀，也是广东大学的光荣。同样，郁达夫同意到广东大学任教授，既是郁达夫本人的心愿，也是广东大学的壮举。
当时的广东大学已经聘请了许多国内知名的学者教授，郭沫若以及郁达夫的加盟无疑使广东大学力量更加壮大，可以说是如虎添翼。
3月18日，也就是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被鲁迅称之为“中华民国最黑暗的一天”，一艘轮船响过最后一声汽笛，缓缓驶离黄浦江口，向大海的深处驶去。轮船上就载着郭沫若和郁达夫；他们在微雨中告别了家眷，登上了这艘轮船，高高兴兴地奔向憧憬已久的广州。他们当然并不知道这一天在北京发生的事情。
毫无疑问，惨案的血预示着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要经过漫长痛苦的道路，黄浦江口上空密布的乌云也显示出郭沫若、郁达夫们前途未必那样光明。
但是，有一点是郭沫若没有想到的，那就是，他将在这次旅行的目的地广州和一位特别重要的人物相会，并由此和他开始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这位重要人物在今后的岁月里，将领导中国人民掀起天翻地覆的斗争，彻底改变旧中国的面貌，让全世界都感到吃惊。
此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上面已经说到的毛泽东。
●四、相会在林伯渠的书房里
经过五昼夜的海上航行，1926年3月23日清晨，郭沫若等乘坐的轮船终于抵达广州。
说来也巧，离开上海的时候，天上下着微雨，到达广州时，天也是微雨茫茫。不过，这并没有影响郭沫若他们的情绪。他们投身革命的热情使他们不会考虑这些自然气候。他们在轮船还未靠岸时，就着急地走上甲板，紧靠船舷，激动地从站立在码头上欢迎的人群中寻觅自己熟悉的人的身影。
他们很快就看到有人在招手。
那是成仿吾。他也是创造社的一位元老和干将，当时在广东大学担任教授，同时兼任黄埔军校军事教官。是他一手操办了聘请郭沫若郁达夫来广州的事情。于公于私，当然都应该由他前来欢迎。
还是在海上的轮船中，郭沫若和郁达夫就热烈地讨论抵达广州后的事情。他们尽量发挥着诗人和小说家的想像，计划着自己要干一番的事业。
郭沫若想到自己要担任大学文科学长，心情既兴奋又紧张。让他写什么诗作什么文章，那他真是举重若轻，不在话下。但到大学做文科学长，倒正应上了一句俗语：“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不过，郭沫若是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特别是在五四时期他极力主张张扬个性，曾经写过一首诗《天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如此博大的胸怀，磅礴的气势，在诗人郭沫若面前，还有什么不可战胜，不可克服呢？然而，现在来到的毕竟是一个新的天地，要做的毕竟是一个极想做而又极想做好的工作，郭沫若心里总还是有点不踏实，不能不想得更周到些，更细致些。
他在到达广州的几天后，在一篇文章里说道：“我这次到广东来，本是抱着两个小小的志望来的。第一个我是想在国民革命的工作上实际贡献一些绵薄。……第二个志望是想在珠江流域的文化上加添一些儿涓滴，更换句切实话来说，就是我想把我们广大的这个文科，尽力地把它弄成一个近于理想的组织。”他又说：“我们要造一座庄严的殿堂，不消说堪为栋梁的大木是必要的，而且堪为地基的小砂小石也是必要的。我到广东来的第一个志望就是想做这一点点儿的小砂，想做这一点点儿的小石。”透过这些话里所包含的谦逊与虔诚之情，其实人们可以清楚看到郭沫若所怀抱的“志望”不是很小，而是很大他的确是打算轰轰烈烈干一场革命，干一番事业。
然而，出于诗人的敏感，一到广州码头，郭沫若就觉察到一丝不十分正常的空气，那是一种多少显得有些紧张的空气，以至他后来说觉得广州“也并不是什么乐土”。
郭沫若的感觉无疑是对的。事实上当时的广州正处在一场重大事件刚过之后，革命的危机感还没有完全消除。
这就是当时的羊城确实还处在“中山舰事件”之后的武装戒严期中。
事情需要略略往回说一点。
原来，孙中山先生准备北伐的前夜，广东革命根据地并不巩固。
当时革命政权的最大威胁之一，就是占据广东惠州、潮州、汕头一带的军阀陈炯明的势力。陈炯明依靠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的援助，决定进攻广州，摧毁革命政权。
为了打破陈炯明的反动企图，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领导和支持下，革命政府连着两次实行东征，完全打垮了陈炯明的势力。与此同时，还消灭了威胁革命政府的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使广东革命政府转危为安，日趋巩固。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广东的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为进行北伐打下了结实的基础。
然而，当时在革命阵营内部，派系斗争仍非常激烈。
1926年春，正当帝国主义在北方促成了张作霖、吴佩孚的联合，开始组成了反对革命的统一战线，并唆使段祺瑞执政府在北京屠杀人民群众，制造出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的当天，资产阶级右派势力在广州也发动了震惊中外的阴谋政变“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是黄埔军校中一些打着拥护孙中山的旗号，实则是反叛孙中山先生革命精神革命事业的人，一手策划，一手制造的。
事件的发生是 3月18日这天，由当时任海军学校教育长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欧阳格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传达命令给当时的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员），诡称接奉黄埔军校校长电话，要海军局调派所辖中山舰到黄埔候用。而当中山舰奉命开到黄埔时，阴谋分子立即散布谣言，说共产党要阴谋暴动，要推翻蒋介石校长，改建工农政府，并煞有介事地密报校长蒋介石，而蒋则表示“惊异”，声言并无调遣命令。终于，在20日清晨蒋借口“共产党阴谋异动”，调动武装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调动军警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及东山苏联顾问办事处，逮捕李之龙和中山舰上所有共产党员，又扣捕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中共产党员共40余人，强迫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共300多人退出革命势力占优势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中山舰事件”显然是资产阶级右派向革命力量的一次阴谋政变，一次压制革命的严重挑衅。
资产阶级右派看到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之后，北伐即将举行，为了控制革命，为了使北伐完全适合于他们的意图和利益，他们就必须打击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和国民革命军中的地位，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从而夺得在国民党中和国民革命军中的领导权。3月18日至20日的“中山舰事件”，可以说只是大革命开始前的一次前哨战和遭遇战，更激烈的斗争和更大的曲折还在后面。
只不过事件发生时，郭沫若刚好在由沪赴穗的海船上，他当然不会知道一点消息。而待他到达广州上岸时，事情虽已解决，事件也成为过去，但紧张的空气并未完全消除，斗争的硝烟还弥漫在空中，就不免让他感到一点摸不着头脑，心中产生一丝狐疑。
成仿吾是一位性格豪爽，十分痛快的人。他虽然出生在湖南（湖南新化），却13岁时就随其长兄劭吾到日本留学。准确点说，他开始还不能算是留学，只能说是到一个预科补习之类的学校就读。不过他颇聪明，又十分用功，17岁时就考入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后来又升入东京帝国大学专攻造兵工程。但终因对文学发生浓厚兴趣，遂结识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共同发起组织文学社团创造社，成为创造社元老之一。
成仿吾毕竟是湖南人，所以多少还保留有湖南人那种麻利泼辣的作风。
当时轮船虽然也有班期，但因各种原因，轮船到达难有准时。通常情况，从上海开船到广州只需4天时间，这次因为天气不好，轮船在海上航行了整整5天。为了迎接老朋友郭沫若和郁达夫的到来，成仿吾在码头连续守候了3天。按照他的性格，这远远超出了他的耐心。但因为是老朋友，他始终按捺住了性子，耐心地等待着，并无怨言。
23日清晨，终于有了轮船到达的消息。
他终于看见那艘显得老旧的轮船像老人一样慢慢地、慢慢地向岸边靠拢；他也终于看到已经分别了一些时候的老朋友郭沫若郁达夫在船上向自己招手。
黄埔码头在珠江的入海处，不远就是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这里港道交错，船舶纵横，平时一片热闹景象。不过，这天因为是清晨，又由于天下着小雨，码头上稍显冷清。这不但不影响几位老朋友的相会，还让他们相认更加清楚，更加热烈。
成仿吾跑在所有迎接客人的人群最前面，郭沫若和郁达夫的脚刚踏上陆地，他就张开双臂，一下把他们拉在了一起。
“怎么今天才到，我可整整等了3天啦！”
“真没办法，出吴淞口就遇到大风浪！”
“还好还好，总算到了。”
“达夫还说出行不利，前途未卜哩。”
“没有的事，一切顺利，一切顺利！”
“真急死了人，比到日本还费时！”
“这是在中国，不能用洋眼睛看事情。”
……码头上的人都看着这几位穿着打扮看似颇有身份，可又孩子气十足的人，颇觉奇怪，又颇感好笑。他们不知道这是几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以至现代革命史上都是十分重要的人物；这几个人不但已经，而且更会在今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生重大的影响和重要的作用。
几位老友边走边谈。早些时候他们并未想到能在广州相聚，如今相见，真是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想到他们又能在一起共事，朝夕相处，探讨人生的和文艺方面的问题，大家当然是充满了激情和憧憬。
他们先找了一家旅馆住下。虽然忙忙碌碌，但是成仿吾没有忘记把广州时局的现状告诉了新来的两个朋友。这虽然在郭沫若及郁达夫心中留下了一层阴影，但也让他们对时局有更清醒、更现实的认识。
把行李安排好之后，郭沫若顾不上休息，就和成仿吾一同到林祖涵（伯渠）家拜访，这是他们在上海与林祖同接洽的时候早已说定了的。
林伯渠（出生于1886年），湖南临澧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过同盟会，算得上一位革命元老。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共产党人的林伯渠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农民部长。在当时的革命队伍里，担当了十分重要的责任。
郭沫若一行人到达林家还是上午，林伯渠有事刚出门不久，家里人让他们在屋里坐等，说很快主人就会回来。于是，他们决定等一会儿。
没想到，在主人的书房里，还有另一位客人在等候着。那位客人就是来与林伯渠商量工作的毛泽东。
毛泽东是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为汪精卫，但汪还担任着国民政府主席，忙不过来，就向国民党中央推荐了身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
林家的书房并不大。那是南方十分普通的砖木结构的老屋，已经显得相当陈旧。
所谓书房，也不过是一间普通的房间里加放了一张办公桌，多放了几本书而已，其他摆设和一般人的住房并没有什么两样。
郭沫若等人被引进这书房，先已在房间里坐等的毛泽东立即十分礼貌地站了起来，主动地和突然闯进来的他们打招呼。
成仿吾因为到广州已有些时日，和毛泽东有过接触，郭沫若和毛泽东却从未见过面。但此时此地相会，凭感觉二人都能估计到对方不会是等闲之辈。
当然只能是成仿吾开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