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是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毛润之毛先生；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大诗人大文豪郭沫若郭先生。”
“啊，钦佩钦佩！”
“啊，久仰久仰！”
“都是革命同志，不必客气。”成仿吾从中协调。
……客观地说，那时郭沫若和毛泽东二人，要说关于对方的熟悉和了解，恐怕是郭少于毛，毛多于郭。此前他们互不相识，郭沫若对毛泽东不会没有耳闻，但印象至多是“一个革命党人”。毛泽东应该对郭沫若知道得更多，因为当时的郭沫若在文坛上已是人人皆知，远近闻名。郭沫若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和影响，也令毛泽东仰慕。现在，他们在林伯渠家见面，对于双方，都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感到愉快和高兴的事。
郭沫若在广州林伯渠家初识毛泽东，从具体的时间（这一天）和地点（林伯渠家的书房）上看，也许纯属偶然；但从总的时代背景看，他们二人的相识，应该有其必然。因为就大革命前夜的大环境看，郭沫若既然已经来到了广州，既然更直接地投身于革命大潮之中，和毛泽东等一些专门从事革命工作的同志结识，除了只是时间问题，还能有其他别的可能吗？
如果用今天一些人喜欢的夸大用词和一些特别招徕的手法，对于郭沫若和毛泽东的这第一次见面，完全可以用“巨人见面”、“世纪会见”等词语来标明和形容。不过，实实在在说，郭沫若和毛泽东的初识，是十分普通的，和一般人的认识结交并没有什么区别。
毛泽东第一次见郭沫若，其印象如何，因为没有文献可考，我们无法揣度。这也许给人留下一点遗憾。不过，郭沫若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却以当事者回忆录的形式保留了下来，这很让我们感到欣幸。
郭沫若在事过多年以后，用看来十分平淡，实则含有深情的笔调，记述了这次有意义的会见及他对毛泽东的最初印象。他说：
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说：“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吾于毛泽东亦然。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委婉。不过在当时的我，倒还没有预计过他一定非“魁梧奇伟”不可的。
在中国人中，尤其在革命党人中，而有低声说话的人，倒是一种奇迹。他的声音实在低，加以我的耳朵素来又有点背，所说的话我实在连三成都没有听到。不过大意是懂到的，所谈的不外是广东的现状，仿吾在旅馆里早就告诉我们了。
郭沫若的这段话，是写在他的回忆录《创造十年续篇》一文中，该文收在《学生时代》（为《沫若自传·第二卷》），写作时间是是1937年，离开那次见面已经10年有余。那一年，正是抗日战争开始爆发，中国共产党虽然以其抗日主张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人民的拥护，但尚未取得政治生活中的明显优势。这时，毛泽东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经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遵义会议，已经在全党确立其领袖地位，但后来的事情和发展情况还不明朗。实事求是地说，即便在这时，郭沫若也不可能充分估计到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将在抗日战争及今后时态发展中所能发挥的能量，未必能清楚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会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因此，也就更不用说1926年广州的第一次见面郭沫若会怎样以超人的眼光，把毛泽东看成非同一般的人物。但是，从郭沫若在10年以后说的这一段话中，是可以明显看到这样几点的。那就是：第一，郭沫若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确实非常好，甚至可以说是超过想像的好；第二，郭沫若对毛泽东印象之好，是觉得毛泽东不但文静儒雅，而且为人“谦抑而潜沉”，不大声说话，不像有些革命党人喜欢高谈阔论，喜欢动辄教训人，甚至常常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在郭沫若眼里，毛泽东和他们完全不同，这不能不让他印象甚深。
正如郭沫若所说，毛泽东和他谈话的内容“不外是广东的现状”。从毛泽东这面看，他认为这对刚刚来到广州的郭沫若无疑是最应该也最急于知道的。而毛泽东和郭沫若刚刚见面，就毫无保留地向郭介绍广州当前的情况，也完全是以革命同志相待，由此也足以显出他对郭的尊敬和信任。只是对于郭沫若只能听到自己谈话的两三成这一点，倒是毛泽东没能想到的。本来他就文质彬彬，又对郭怀有敬意，说话的声音当然不会很高，加之浓重的湖南口音，他哪里想得到自己实在是浪费了一大半精力。
不过有一点郭沫若还是听清了，也记住了，并且印象很深，即毛泽东告诉他，从当前的情况看，“中山舰事件”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右翼的动摇性和叛变革命的极大可能性。他本人早在3月20日之前，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一发展趋势，他曾经说过：“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只是想不到事情发生得这样快。毛泽东在对当时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之后，一再对郭沫若说：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行为，必须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而且，经过事变的教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应该更坚决地和资产阶级右派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并且积极地争取农民和士兵群众，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这次事件，虽然资产阶级右派遭受到挫败，但还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提防他们的可能叛变。他的这些看法在当时革命队伍中并不是人人同意，然而他自信是合乎客观形势的，希望得到郭沫若的支持。
遗憾的是，郭沫若对当时的局势知之不详，却又没能听清毛泽东的叙述和分析，加上他们谈话的时间不长，所以，两个人没有进行更深入的交谈。不过他们两个人都十分清楚，形势还在发展，真正有眼光的革命者应该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后来郭沫若回忆当时的形势说：“在市面上虽然看不出有什么动摇，但在政治圈中是还呈着发酵状态。”这说明，刚到广州的郭沫若并没有稀里糊涂，晕头转向。
他在北伐前夜革命热气高涨的时候，看出“政治圈中”“还呈着发酵状态”，不能不说是也受益于和毛泽东的那次见面，多多少少从毛泽东那里获得了信息和启发。
谈话未持续多久，主人林伯渠就回家来了。他的形象和毛泽东可是大不相同，郭沫若描写林伯渠是：“那位高长的老大哥，背有点穹，头发已经有点斑白，态度是异常的明朗，声音虽然像在嘴里含有一个汤团，但很宏大。他似乎是一位彻底的乐天家，什么忧虑都是不挂在眉梢上的。”
短短的几句话，已可看出这位来投身革命的诗人郭沫若对这位在当时十分重要的革命党人的极佳印象。
毛泽东和林伯渠商量了一会儿工作上的事情之后，就先告辞走了，显然他正忙于工作。郭沫若作为远道而来的客人，则留下来与主人共进了午餐。
就这样，郭沫若和毛泽东实现了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会面。这次相见相识，虽然时间很短，显得过于匆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两位中国现代文化史革命史上的杰出人物在各自奋斗了一段时间并各自取得了丰硕成果之后，终于相会相识，并开始了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
●五、毛泽东请郭沫若讲课
“中山舰事件”前夕，毛泽东发表了一篇着名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在这篇文章中，他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他说：“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正是因为有这样正确的认识，毛泽东能站在历史的高度，把握革命斗争中实质性的大问题。他在分析中谈到：“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是无产阶级的广大而可靠的同盟军。所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运动的开展是极为重视的。
1926年5月3日，也就是郭沫若到广州一个多月之后，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学了。整个番禺宫，人来人往，热气腾腾。
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届讲习所，它的开办可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和重大的影响。
在开学前夕的5月1日，广东全省召开了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作为讲习所所长的毛泽东亲自率领学员参加了这次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大会提出了“全国农民大团结”的宗旨和当前的主要任务——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组织，并进而谋求全国农民的大团结，加强工农联盟，督促与援助广东国民政府北伐，以期早日完成国民革命。
这一切当然也是第六届农讲所的宗旨和任务，学员们在还没有正式开始上课之前就明确了自己的责任，每个人都充满了信心和学习的热望。
毛泽东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深知要办好这个讲习所，需要更多人共同的努力。所以，在讲习所开学不久，他就想到了前不久刚刚在林伯渠家见过面的郭沫若，如果能请他到讲习所来讲课，哪怕是作一次报告，对大家也是多么有益处的事情啊！
在讲习所中，有不少青年人早就知道郭沫若的名字，读过他的震撼人心的诗句，被他的革命激情所鼓舞和激励，很多人知道郭沫若此时也在广州，并且常在广东大学讲课，他们是多么希望能有机会也去听一听他充满激情的演讲啊！可是，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纪律非常严格，而且课程也十分紧张，他们不可能有机会实现这个想法。
作为讲习所所长的毛泽东，何尝不知道学员们的心理呢？何况，他自己也那样崇敬郭沫若，想有机会亲聆指教。所以，毛泽东决定，请郭沫若到讲习所来作一次报告。当然，这是要通过党组织的批准的，而这一点，丝毫不成问题。郭沫若在赴穗之前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的觉悟和思想认识，党组织不仅非常了解，而且是非常赞赏的。
为此，毛泽东就亲自登门拜访了郭沫若。
初夏的广州，天气已经很热了。但充溢在革命家心中的激情更是炽热得多。
毛泽东来到郭沫若的住处，这一次，两个人像老朋友一样交谈起来了，他们各自谈了谈对局势的看法和自己近来的情况，觉得两个人的想法是那样的默契，好像有着说不完的话，越谈越投机，越谈越热烈。
毛泽东的声音依然是低沉委婉、从容不迫，而郭沫若当然是很努力地听，而且因为已经结识，有的话没听清也可以进一步询问，所以，这次谈话的效果自然要好得多了。
毛泽东没有忘记自己这次来访的主要目的，他在介绍了这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大体情况以后，诚恳地向郭沫若提出了邀请，希望他在忙碌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去作一次报告。郭沫若当即欣然接受了邀请，他对于农民运动讲习所也早有了解，知道这是一所培养农运干部的好学校，他很高兴自己也能为这所学校出一点力，做一些工作。
在约定的那一天，毛泽东又如约早早来到郭沫若的住处，亲自接他一同去讲习所。
那时各方面条件都相当差，谈不上专车接送，而郭沫若又不肯乘坐人力车，因此，就和毛泽东一同步行到讲习所。好在郭沫若的住处离讲习所不远，二人还可以边走边看街景，边讨论问题。
郭沫若在讲习所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学员们严肃活泼的态度同时也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郭沫若的报告热情而生动，学员们专心地听，认真地记录，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毛泽东本人也被会场的气氛所感染着，和大家一起不停地鼓掌。
从郭沫若的讲课中，毛泽东感到郭沫若的许多想法都和他自己的非常相似。他感到自己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同志。于是，在讲课结束以后，立即决定正式聘请郭沫若为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员。这一决定，也完全符合讲习所全体学员的心愿，他们为能够再次听到郭沫若讲课而感到非常高兴和激动。
郭沫若再一次接受了讲习所的聘请。在他的心目中，这个团结紧张的集体代表着一种新的强大的力量，给人们一种革命胜利的希望。他相信，从这里毕业出去的学员，一定能够肩负起领导和组织农民运动的任务，一定能够很好地配合北伐军的斗争，他也深深地为自己能为此尽一点绵薄之力而感到高兴和自豪。
在广州，郭沫若从来不拒绝为革命事业作宣传。他文思敏捷，语言生动而且富有感染力和煽动性，所以，他的每一次演讲都受到听众的热烈的欢迎。除了在农讲所的报告和讲课，他还在中共广东区委开办的“训练班”中，讲过“社会主义史”和“革命文学”两门课，把自己多年来从事文学事业和社会思想史学的研究心得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别人。广州各个进步组织也都慕名而来，请他作讲演。有一次，广东东山青年会同时邀请了他和毛泽东两个人到会演讲，郭沫若痛斥了当时的青年会会长马伯援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诋毁。把自己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成果讲授给大家，告诉青年们不要听任何反动分子的言论，而要通过自己的学习，获得正确的认识。
1926年9月，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结束了。毛泽东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号召广大党员立即下定决心到农村去，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为了实际斗争的需要，300多名农讲所的学员在结业后，立即秘密地返回了全国各地，担任农民运动的特派员。他们把在讲习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运用在各自的工作中，以毛泽东的革命实践为榜样，创办了很多地方性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各种训练班，培养更多的农民运动骨干。对于农讲所的宗旨和任务，他们始终也没有忘记，对于像郭沫若这样的许多教员传授给他们的知识，他们也都灵活地运用了起来。他们深入农村，宣传、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还组织农民自卫军，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高潮，支援了北伐革命战争。
●六、北伐开始
经过紧张的酝酿和准备，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国民革命军宣布正式挥师北伐。
北伐战争是一场酝酿已久的革命战争。由于当时全国局势所迫，帝国主义始终没有放弃其势力对中国政治、经济，甚至文化上的入侵，而封建军阀更是不顾广大民众的利益，置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广东在经过两次东征并剪除其他军阀势力，初步平息革命阵营内部争端，革命势力得以稳固之后，形势的发展要求国民政府和军队进一步把斗争开展起来，把已经取得的胜利推广到全国范围。
北伐战争不仅要争取军事上的胜利，而且要借此机会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发动群众，铲除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广东农民运动的带动下，全国农民运动也正逐渐开展起来。北伐的群众基础已经形成，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武装北伐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对于北伐，郭沫若一直不遗余力地大力宣传大力推动。他的思想观点是十分明确的，还是在3月30日，即郭沫若到广州刚一个星期，他就在广东大学学生会举行的悼念北京“三·一八”惨案殉难烈士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
此次所得第一个教训，就是我们今后要一致向前革命，不要作无谓的内讧和意气的争闹。我们今后要两手向外打，不要右手打左手，也不要左手打右手！第二为促成北伐，我们要知道中国这个局面，单打倒一两个军阀或帝国主义者无用的。
我们要根本推翻一切恶势力，彻底改造！那么，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不可！现在为北京诸烈士报仇及消灭弥漫北京一切恶势力起见，更要请国民政府早早出兵北伐，为民请命，打进北京，夺回一切政权，交还人民。
在该校纪念“五四”七周年时，他又在演讲时指出：
要联合各界群众，继续‘五四’那种精神，将战线扩大，一致向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下总攻击，勿独自为战！……现在的时局，比当年‘五四’，是何等加重！在这个时局紧张和责任重大之下，我们要一致努力抵抗一切恶势力。
“一致向前革命”，大力“促成北伐”，郭沫若反映了时代的要求，表达了当时广大人民的心愿。他呼吁“要两手向外打，不要右手打左手，也不要左手打右手”，也是与毛泽东在1926年3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说的意思是基本一致的。毛泽东在该文中就尖锐地批驳了资产阶级右翼“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主义”的观点。
郭沫若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是言行一致，身体力行。
对郭沫若来说，他决定来到广州，并不满足于在文化教育战线从事革命工作，尽管他是一介书生，但他一直在寻找机会亲身参加革命斗争的实践。当他得知很快就要出兵北伐，他能沉得住气，安得下心吗？。
郭沫若把自己的心愿告诉了当时也在广州的创造社后期成员、已经是共产党员的阳翰笙和李一氓。他们听了，又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当时在广州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
尽管后来郭沫若和周恩来结下了非同一般的深厚的友谊，但郭沫若到广州后一段时间内还无缘很快认识周恩来，不像和对毛泽东那样，几乎是一到广州就见面，就交谈，就认识。
据郭沫若自己说，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虽然也不太晚，大约是在到达广州后一个月（4月），郭沫若已正式上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一天，周恩来和另一位着名的革命党人伍朝枢到广东大学演讲，郭沫若只是作为一名普通听众坐在台下听讲，算是和周恩来第一次面识。
那天周恩来讲的是工农问题和学生问题。对于周恩来讲演的内容，郭沫若倒似乎未留下太深印象，而对周恩来的口才和风度则印象极深，甚至在几十年后回忆还犹如昨日。
在此之前，郭沫若已听到很多人谈论过周恩来，也读过周恩来的许多文章和讲话，自认和周恩来神交已久，但一旦亲见，还是被周恩来的神采和仪表所吸引。不过，那一次，周恩来讲话完毕即离开了会场，郭沫若未能和他单独见面一谈，这让郭沫若遗憾了半天。此后，他和周恩来虽然在各种公开场合也有过多次接触，但都只是一般性的聊天，未能深入地交谈。
6月21日至24日，亦即《北伐宣言》发表前夕，由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主持召开了战时工作会议。周恩来、恽代英、郭沫若、顾孟余等以个人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周恩来被推选为宣传训练及补充委员会主席，恽代英和郭沫若等被推选为委员。周恩来同时被推举为总政治部编制委员会主席。在6月23日的会议上，周恩来报告了战时宣传训练班计划；24日的会议上，报告了编制委员会审查结果。会议期间，郭沫若和周恩来有机会深入接触。他们同大家一起讨论、研究和审查了各种问题及议案。他们二人之间也更加深了沟通和了解。
对于郭沫若希望投笔从戎，直接参加北伐，周恩来当然是理解的，也是高兴的。
周恩来当时是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北伐军的政治工作正是由他负责。他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重视，认为郭沫若如参加北伐，在政治上将会是影响很大。为了对革命事业负责，也为了对郭沫若这样一位大诗人大文豪负责，他不但上报领导机关认真研究，也作了周密的部署和考虑。
当时关键问题是有没有合适于郭沫若的工作和岗位。
正好，此时北伐大军组建，在政治宣传方面尚需加强力量，就当时的情况看，领导尚嫌薄弱。
原来自孙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新政策以来，在武装斗争方面学习苏俄加强政治工作的经验，不但重视军队中士兵军官的政治思想工作，也重视群众政治思想宣传工作。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也是北伐大军顺利进军所向披靡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大军即将开发，虽然北伐军成立了政治部，但部属宣传科仍缺乏合适负责人选。别看这个政治部宣传科长的职位不高，其重要性却不可轻视。当时的情况是，5月，蒋介石已经策划了以排共为目的的“整理党务案”，他的排共倾向已经公开，所以，他是不可能同意把这一职务交给共产党员来担任的。而当时，郭沫若刚参加国民党不久，尽管他接近共产党，钦佩共产党，甚至更像共产党，但他毕竟身份是个国民党员，加之他的名气和影响，蒋介石接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以一位大名鼎鼎的文学家和广东大学文科学长、教授来低就一个宣传科长，郭沫若是不是愿意，会不会答应呢？看来是需要和郭沫若本人好好地谈一谈的。
说起来郭沫若之决定投笔从戎，亲身参加北伐，和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的共产党人孙炳文有关。孙又是北伐军后方留守主任，在当时革命工作中很负一些责任。他看到总政治部宣传科长一职一直找不到合适人选，久悬不决，心里十分着急。孙为人率真爽直，看到郭沫若有意投笔从戎，便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对郭沫若说：
“怎么样？宣传科长，乌纱帽是小了一点啦！”
“那把你的秘书长的官衔让给我如何？这顶帽子不算小啦。”郭沫若故意和他开玩笑。
“我倒愿意把‘留守主任’的帽子让给你，就不知道行不行。”孙炳文也半开玩笑地说。
“谁稀罕你这‘留守主任’，‘主任’再大也是‘留守’；不上前方，让我当主席也不干。”郭沫若斩钉截铁地说。
“那你要个什么名义？直说！”
“我只要革命的名义，别的什么名义也不要。”
“好，好。”孙炳文竖起了大拇哥。
周恩来办事要比孙炳文细致，他郑重其事地把郭沫若约请到他临时安排在南华银行楼上的家里，详细地谈当时的形势并诚恳地征求郭沫若对工作安排的意见。
南华银行是英资银行，在广东颇有势力和地位。因为大革命起，英方见势不妙，趁早卷铺盖走了，银行大楼也就被征作革命机关办公。
说是周恩来的家，其实不过是间办公室，除了一张板床，一张办公桌，几把木椅，并不见什么家庭陈设，更感受不到一点家庭的气氛。
周恩来和郭沫若并非第一次见面，加之他们早就一见如故，虽然在郭沫若来说，这还是对周府的第一次造访，却并不感到陌生。又因为郭沫若是由李一氓和阳翰笙陪同，氛围更显热烈随和。双方在说过几句客气话后，坐下不久就很快进入了正题。
周恩来开宗明义地说：
“郭先生，听说你决定投笔从戎，这实在是令人兴奋鼓舞的事，我十分钦佩，也向你表示祝贺。”
“周先生过奖，古人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北伐虽不一定及于‘兴亡’，但至少是‘国家大事’，我这‘匹夫’还是‘有责’的嘛！”郭沫若和往日有些不同，显得比较谦抑，但他心里也的确如此想。
“国民军总部对郭先生意见十分重视，认为这是国人之幸，国民军之幸。”
“哪里哪里，略尽绵薄，略尽绵薄。”
“不知郭先生对自己的工作安排有何意见，有何要求？”
“孙（中山）先生说得好，‘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郭某人要求参加北伐，不过是顺应时代潮流，不是为官谋职。”
“这一点我们深表理解。这也是我们对郭先生深表钦佩的地方。说起为官谋职，以郭先生现在在广东大学的职位和待遇，也就不会到我们部队中来了。”
“这倒是实话。如果为了求官谋职，我郭某人甚至还不会到广东这所谓‘蛮荒’之地来的啦！”
“是的是的，但我们还是应该考虑一个适合郭先生身份的位置啦。”
“周先生不必过多费神。我郭某人只要是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是什么都可以担任的。”
“以郭先生的才能和特长当然是在政治工作方面。现在是政治部工作基本上都有了安排……”
郭沫若未等周恩来说完，即抢着说：“我自己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做什么工作都可以，不需要担任什么具体职务，更不希望挂一个顾问之类的空名，能协助别人做好工作就可以了。”
周恩来对郭沫若的态度十分感动。以一个这样有身份的大诗人大教授，能这样对待革命工作，不能不令人由衷佩服。
这时，周恩来就把准备好了的话提了出来，即询问郭沫若对担任政治部宣传科长有什么想法，并说这只是初步考虑，有何不妥还可再议。
谁知郭沫若十分痛快，竟然回答得十分干脆：
“这有什么不合适，我本来只是想当个‘兵’，不用说这还是个‘长’啦！就怕我不能胜任，因为我教惯了学生，可没有管过一个兵。”
李一氓、阳翰笙在一旁听了直乐，心想：让你当宣传科长，谁让你管兵哪！
还是周恩来细致，赶忙补上一句：“初步意见，还可考虑，还可考虑！”
郭沫若对这次谈话十分满意，对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也十分高兴，出来时对李一氓、阳翰笙说：还是周恩来考虑问题周到细致。
周恩来在征求了郭沫若的意见，知道郭沫若对工作安排没有异议之后，很快把情况告诉了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
邓演达听到郭沫若这样一位人物屈就自己属下的宣传科长，不知道有多高兴，立即亲自到郭沫若家里专程拜会，表示他的由衷高兴和欢迎之意，并表示无论郭沫若担任什么工作，是什么头衔，他都会把郭沫若当成“军师”一样敬重。为了表示对郭沫若的尊重，邓演达特意为郭增加了“行营秘书长”这样一个头衔。这虽无关宏旨，但对以后郭沫若开展工作还是有相当的意义。
任命郭沫若为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包括邓演达加封郭沫若为“行营秘书长”，从头到尾都征求了蒋介石的意见。
当时蒋介石身居北伐军总司令之职，而且大权独揽，像任命郭沫若这种事，不可能绕过蒋介石，也不应该绕过蒋介石。当时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同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还处于尽可能采取合理合法方式阶段，一些工作和事情能够通过合法程序当然应该尽量通过合法程序，能够争得蒋介石同意当然也应该尽量争得蒋介石同意。事实上，蒋介石对于有像郭沫若这样的人参加北伐，在他看来有郭沫若这样的人愿意在他麾下“出力效劳”，感到只会增添他的风光，而不至于对他有什么威胁。对于军事行动的政治影响的好处，蒋介石是看得一清二楚的；对于提高他的威信，给人以他能广招天下贤能的印象，实在是大有益处。当然，他并不真正了解郭沫若，并不清楚郭沫若真正的政治倾向。他听见过“郭沫若”三个字，知道此人非一般等闲之辈，是大诗人大作家大教授，至于此人有些什么作品他也未必了了。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的《党务月报》，广东大学特别区党部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各种学长，只有文科学长郭沫若先生，很能帮助党务的进展，……能够在重大问题发生的时候，有彻底的革命表示和主张。
这就给蒋介石吃了一颗定心丸。又据郭沫若说，在他随军出发前，邓演达出于对他的尊重，亲自陪同他去见了一次蒋介石。当时郭沫若的军装还没来得及发下来，所以他去拜见蒋介石时还只能穿一身便服。按通常礼节，这似乎有些不讲军纪。不过蒋介石倒也不计较，而是很客气的接见了他。令郭沫若哭笑不得的是，蒋介石知道邓演达曾留学德国，也知道郭沫若留过学，却不清楚是在哪国留学，还认为他是和邓演达在德国留学同学。（其实郭沫若作为留日学生是广为人知的）蒋介石还以不容争辩的权威架式，一嘴奉化腔，指着邓和郭说：
“唔唔，知道啦，知道啦，你们二位是留学德国时的同学嘛，交情深，好共事，好共事嘛！”
当时郭沫若本想说明一下，但看到邓演达一脸肯定的表情，没有丝毫要解释的意思，便也取消了念头。心想：同学就同学，大概他（蒋介石）看见邓演达如此器重我，而我也不计较在邓下面作一名科长，自然就会如此推想的吧！
郭沫若是1926年7月21日由广州出发随军北伐的。北伐途中，头戴大军帽，腰扎武装带，一身戎装，一付军人模样。从广州经长沙一路打到武汉，一路上，他经常是跑步在行军途中，每到一个站口，他总是提前到达，替大家寻找宿营和中休地点，有时还为大家烧菜做饭，翻山越岭，日晒雨淋，历尽艰辛，把宣传鼓动工作一直做到激战的前线。尽管亲历炮火硝烟，目睹流血牺牲，总的说来还比较顺利。出发前，留守处主任孙炳文为欢送郭沫若以及李一氓等人随军北伐，在一个西餐馆为他们设宴壮行。周恩来也应邀出席了这次宴会。席间，孙炳文慷慨激昂，称颂郭沫若大智大勇，堪称为“戎马书生”，得到在座同志的首肯。于是，“戎马书生”这顶桂冠也就戴在了郭沫若的头上，“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及“行营秘书长”这样的头衔倒未见得有多少人承认、记起，而“戎马书生”反不胫而走，连北伐军中的俄国顾问铁罗尼都知道了，只是不解其意，一再问郭沫若它是什么意思，是表扬还是批评？
对于郭沫若放弃大学教职参加北伐甘心作一个小小的宣传科长，无论从今天或当时的标准看，都应该说是精神确实难能可贵。以工资待遇论，原来郭沫若在广东大学做文科学长，月薪有360元，而作北伐军政治部的宣传科长，还是特别优待，月薪也不过240元。这里还不说前者是领导别人，后者是受别人领导；前者生活舒适平静，后者不但鞍马劳顿，且时时要做好牺牲性命抛头洒血的准备。
郭沫若不愧是革命诗人，不愧是时代之子，他不仅毫无怨言，且一再表示只要有工作做，不在乎名利地位。他这样做，当然受到许许多多人的赞扬，其中包括当时还在广州的毛泽东。毛泽东在得知郭沫若投笔从戎时，只说了一句话：“我请郭先生到农讲所讲课是对的。”毫无疑问，郭沫若的行动又一次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郭沫若的了解。这对他们二人后来的交往发展恐怕也不无影响和意义。在四川革命同志会也为郭沫若举行的欢送大会上，阳翰笙致欢送词说：“郭沫若同志由文学大家而文学教授文科学长，由学长而宣传科长，可以说他现在武装北伐，一枝笔能够横扫千万军的！自从创造社成立以来，所发行的刊物，无人不受郭沫若同志的影响，而今沫若同志由东方的诗人，浪漫的文学家实行武装起来了，明日就道长征，大有还我河山之慨，这样，自然一般的群众一定要相继加入杀敌了，尤其是许多教师，文人，浪漫派，将来也能勇敢革命的！”
当然，也会有一些人对郭沫若的举动觉得不可思议，甚至还会有人冲着郭沫若背后骂一声：“神经病！”
●七、江城握别
尽管北伐军总的说来作战顺利，但那毕竟是残酷的流血和牺牲。
北伐途中的日日夜夜，对郭沫若来说，是全新的经历。“汨罗江畔的露营，崇阳山中的跋涉，咸宁道上的奔波，宾阳门外的流血”……，那一个个被汗水和血水浸染了的日子，是他生命里珍贵的片断。
1926年10月，正在庆祝辛亥革命胜利“双十节”的时刻，北伐军攻下了武昌城。
辛亥首义就是从武昌打响第一枪的。整整15年后，革命军又在此时此刻攻下了武昌城。这难道是历史老人的刻意安排或仅仅不过是巧合？
总之，消息传来，数十万人民“脱帽，摇旗，挥拳，鼓掌，破命的高呼”……欢庆这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换来的胜利。这一天，在汉口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开幕典礼会上，郭沫若又激荡其诗人的感情，大声地致词说：
今年的双十节值得加倍庆祝，可以说是四十节。同时，总工会又在今天开幕，更加值得加倍祝贺，合起来是六十节！
郭沫若的讲话，引起掌声雷动，全场群众情绪激昂。但是，此时此刻，郭沫若想起牺牲的战友，一时也禁不住感慨万千。很快，他被提升为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军衔晋升为中将。由于主任邓演达工作异常繁忙，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内，总政治部的工作实际由郭沫若代替邓演达主持。郭沫若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说：
“邓择生（邓演达字，编者注）高兴得到我这样的一个人做他的下属，但他仍然要把我当成‘军师’一样敬重。”可见他们之间的熟知与默契。
北伐军占领武汉，标志着武汉实际上已成为革命的中心和大本营。国共两党决定在武汉建立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由邓演达兼任校长。邓演达仍然特聘他的亲密“军师”郭沫若担任军校政治教官。
1927年2月，武汉分校正式开学，郭沫若以极大的热情在做好政治教官的同时，更多精力还要履行北伐军总政治部的工作，他忙得不亦乐乎。
就在北伐大军一路所向披靡，穷追猛打反动军阀的同时，毛泽东坚持在另一条战线即他一贯从事的发动农民的工作。
此刻，毛泽东也已到了武汉。
9月中旬，他在送走第六届农讲所学员，结束农讲所的工作之后，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与各省党部代表的联席会议。在会上，他从北伐战事取得的胜利的背景出发，论述了农民政策应是国民革命最重要的政策，要坚决地为维护农民利益而斗争。会后，他即离开广州，根据组织要求，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上海工作。由于他历来重视农民问题，他主要还是从事农民运动工作。
1926年12月中旬，他又到汉口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特别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制定党的斗争策略。会后，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在深入实践的基础上，写出了着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后，即回武汉致力于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创办工作，在实践上为发展全国农民运动而奔忙操劳。
此时毛泽东在武汉住所是在武昌都府堤41号。这也是一幢南方极普通的旧式民居。毛泽东已把家属从湖南老家接来同住。毛泽东住在靠左边的房子里，毛的妻子杨开慧住在前面房里，杨老太太以及岸英、岸青则住在后面房里。
都府堤41号有很多革命同志来住过，如毛泽民、毛泽覃、彭湃、蔡和森、夏明翰等。他们经常在这里开会，吃饭，十几个人围一圆桌，站的站，坐的坐，毛泽东和杨开慧也和大家一起吃饭。
这时，毛泽东已出任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并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他那时在农讲所讲课，还要写文章，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经常很晚才回家，经常写材料到深夜。
此时身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其办公地点则是在原湖北省议会里。他和毛泽东，尽管一个因为工作繁忙，一个因为战事倥偬，二人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但毕竟由于都在一个革命营垒，因而时有接触。特别是，由于当时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在北伐途中，深感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对战事的支持对打胜仗极为重要，意识到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要偏重在农民运动，作为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对此也深有同感，因而也就自然要分出一些精力关注农民工作，这样一来，也自然促进了他同毛泽东的接触和联系。
不过，由于北伐战事发展迅速，局势瞬息万变，无论是毛泽东在武汉办农民讲习所或郭沫若在武汉搞军队政治工作，都处在不断变动之中。
11月初，北伐军占领了江西的九江，在胜利的当天晚上，邓演达即派郭沫若作出发的准备，立即到九江工作，准备迎接南昌的克复，并且主持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接到命令的郭沫若自然风急火速地做好了准备，而且，由于形势的需要，他们几个同志必须改装成便衣，秘密地在夜间上船出发。他甚至来不及与毛泽东以及其他一些同志告别。与离开广州时大张旗鼓地告别饯行不同，郭沫若这次离开武汉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不过，无论是郭沫若、毛泽东，或别的一些人，江城的聚散，都在自己的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因为短短的江城相聚，正是北伐革命的高潮期，也是北伐革命的转折期。各人都忙自己一摊工作，既没有时间叙旧，也没有时间论新——讨论未来。
这一次在武汉，因为郭沫若担子重，工作忙，毛泽东没有请郭沫若到农讲所上课，也没有机会和在广州那样一道到什么地方演讲。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展革命，推进北伐，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革命的成果。他们虽来不及考虑个人之间的友情，但都相信为了工作的需要，分别只是暂时的，相聚总有机会。
不过，此时无论是毛泽东或郭沫若，谁都不会想到时局的变化会那样快，那样大。由于资产阶级右派的叛变革命，蒋介石不断排斥共产党和革命同志，掠取胜利果实，终于在1927年春天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事变，把革命淹没在血泊中，而自己则登上了独裁者的宝座。
至于毛泽东和郭沫若，他们也万万没有想到，在历史痛苦地经过18年后，二人才能再得重逢。
当然，即便是艰难岁月，关山远隔，他们的革命思想革命精神仍然把他们连在了一起。就在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率领起义队伍走上井冈山的道路时，1928年1月，在上海养病的郭沫若就写下了激动人心的诗篇《我想起了陈胜吴广》
诗中颂扬“在工人领导之下的农民暴动，朋友，这是我们的救星，改造全世界的力量！”他还写诗表达自己对革命的坚定信心：
朋友，你以为目前过于沉闷了吗？
这是暴风雨快来时的先兆。
朋友，你以为目前过于混沌了吗？
这是新社会快要诞生的前宵……我已经准备下一杯鲜红的寿酒，朋友，这是我的热血充满心头。
要酿出一片腥风血雨在这夜间，战取那新生的太阳，新生的宇宙！
郭沫若在诗中认为低潮过后必有高潮，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
而毛泽东于1930年1月5日也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宣告：
……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
又说：
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位革命家和诗人毛泽东和郭沫若，就是这样用诗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