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凫出历史的漩涡
历史的发展回环曲折，革命的道路崎岖坎坷。人生的旅途也不可能笔直平坦。
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北伐战争功亏一篑。中国历史又出现了一次大曲折，大倒退。中国人民又一次陷入了沉沉黑夜之中。
在这种情景下，个人的命运也不可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的影响。像毛泽东和郭沫若这样走在时代最前列、处在社会变化的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就更其如此。
北伐战争失败以后，长期从事农民运动工作、素有“农民王”称号的毛泽东，在武汉坚持到6月中，结束了中央农讲所的工作，不久即南下湖南，发动农民运行武装斗争。他到湖南之后，立即领导了着名的秋收暴动，但因势单力薄，起义终告失败。后起义队伍经三湾改编，随即走上了井冈之路，开始了艰苦的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其间经过五次反“围剿”斗争、后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最后辗转到陕北，总算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保住了革命的火种，只待形势发生变化，便将星星之火，变为燎原之势，烧向全国。
历史是严酷的，然而又是宽厚生动的。对于革命、正义、代表着光明与未来的事物，它总是以仁爱的姿态纳入自己的怀抱，让这些事物像不同的音符组成优美的旋律，挂在它那五线谱一样的长线上，让它们永远回荡在人们心间。对于现在以至将来的人来说，那井冈山上曲曲弯弯的道路，那八角楼上显得有些昏黄的灯光，那茫茫的草地，高寒的雪山，那甜甜的延河水和高耸的宝塔山，……都不只是成为过去，也已经化为了永恒。
大革命失败时以及其后，郭沫若更是走过了一段坎坷曲折的道路。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尽管因路途耽搁而晚到了几天，未能赶上听到发动起义的第一枪），之后，随起义部队败走赣闽粤等省，数次遇险，终战胜困难。后由香港潜回上海，按组织安排本准备转往苏联，又因病误了船期，不得不流亡日本，一住就是10年。可以说他由大起而至大落，恰似在生活的长河中游泳突然卷进了漩涡。不过，他仍然为后来的战斗保存了实力，一旦情况发生变化，他又将浮出水面，凫出漩涡，再一次显示他的本色。
看来，无论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更不用说郭沫若，都需要等待时间，等待机会。
这机会终于来到。
它不是别的，就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整整十年后的1937年，在卢沟桥边点燃的抗日的烽火。
1937年7月，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转折时刻。经过多少年的忍受和屈辱，伟大的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全面抗战终于打响了。
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既意味又一个艰难困苦的时期开始来临，又表明一次伟大的转折已经来到。
此后的八年抗日战争，中国人民饱受兵燹之苦。多少人流血牺牲，多少人流离失散。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承受苦难时间之长，牺牲之多，负担之重，可谓空前的，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可以与之相比。但是，八年抗战，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在苦难中成长，在烈火中升华和涅盘的转机。所有政治力量都将在这场战斗中表演，角逐；一切爱国的、有志气的人，也将在这场战斗中显示自己的本领和才能。
只是，抗日的烽火刚刚点燃时，郭沫若尚在日本。他需要及时转换阵地，凫出长达十年之久的历史的漩涡，回到他朝思暮想的祖国，再一次亲身投入抗日的洪流，参加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
郭沫若亡命日本后，蛰居市川，只能深居简出，专心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以此来排遣自己的思念祖国之情。但是，即使如此，他也无时不在关心着自己的祖国。
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以后，他更是日夜关心着祖国的命运，想到应该在祖国危急的关头回国报效。
郭沫若真正萌发了回国的念头，应该说是在1936年。
那是因为国内形势日趋紧张，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越来越大面积地践踏着祖国的神圣领土，各派政治力量的对峙也开始出现新的变化。
那年，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上野的樱花开得比往年都要多，都要艳。
一天，已经和郭沫若结识有些日子的中国留学生林林兴奋地往郭家跑。见面之后，顾不上多说话，就从怀里掏出一纸文件给郭沫若。
那是中国共产党发出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后来人们称之为《八一宣言》的重要历史文件。
虽然这还是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宣言，传到日本时已过去了大半年之久，但从文件中可以大体了解到国内的政治情况，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郭沫若一阵兴奋，一个思想在他脑海中闪过：如果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真能建立，不但是我中华民族之福，自己不是也可以回去报效祖国，参加到这一统一战线中去尽自己一个中国子民之责吗？
当时，因为郭沫若还只是从（也只能从）林林送来的这一份文件中得到一点点信息，对于国内情况还知之甚少，知之不详，想得也不是很多，也不可能很多。其实，此时国内政治形势正在飞快发展。既以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言，此时中共瓦窑堡会议也已经开过，对于中共提出的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内无论政界、军界、学界以及广大群众都反应强烈，总的看来，抗日形势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只不过，当时身处异国的郭沫若尚不甚清楚。
然而，他既已萌发回国报效的念头，这样的想法和情绪就会日益急切，日益强烈。
不过，郭沫若还要等待时机，等待条件的成熟。
1936年底，又有一件郭沫若未料到的事和机会，更促使他回国的念头愈益加强。
这就是郁达夫的来到日本讲学访问。
前文已经说到，郁达夫本是郭沫若留学日本时的同学，又是一起发起组织创造社的元老之一，不但是郭沫若的挚友，且于1926年应郭氏之请曾一道同船由沪赴穗，到广东大学担任教职。这次郁达夫的到来，虽然令郭沫若感到有点突然。但他更多的是兴奋，兴奋，万分地兴奋。
有一种说法是，郁达夫这次去日本，就是专门为郭沫若而来的，是为动员郭沫若回国做郭沫若的工作。（见郁云着：《郁达夫传》）如果此言确实，对于郁达夫的到来，郭沫若就更应该兴奋万分了！
原来，郁达夫来日本时，正应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公洽）之聘任福建省政府委员兼公报室主任。当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也由于全国人民抗日斗争情绪的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不得不适当改变他们对于文化人的高压政策。为了体现这种宽松状态，也为了国内政治实际的需要，据知情者说，更因为时为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蒋介石亲信而又曾经是郭沫若好友的陈布雷经手策划，有关当局（当然是经蒋介石亲自同意）就通过陈公洽请郁达夫去一趟日本，转达他们希望郭沫若回国的意见。他们知道郁达夫和郭沫若过去的关系，要做这一工作，郁达夫是最合适的人选。
为了促进全国人民团结抗日，也为了友情，郁达夫欣然接受了这一重大使命，即于1936年11月中旬，以购买印刷机器的名义启程前往日本。到达日本后，郁达夫即从东京到千叶县的市川，去看望分别达10年之久的老友郭沫若。
为了这一次郁达夫到来，郭沫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达夫的来访》，记叙了那天朋友见面激动人心的情景。
那天，已是黄昏时分，郭沫若正和一位邻居医生谈着些医疗上的问题，突然在门口出现了郁达夫。
“哦，达夫来了！”郭沫若喜不禁地叫出来。
在郭沫若眼里，达夫和10年前一样，一点也没有变。呈着满脸的喜色，而且发出愉快的声音，在和郭沫若的妻子安娜说话。
达夫是由一位日本友人引路和陪同来的，为的是邀约郭沫若到东京去参加一次会见。
在去东京的车上，郁达夫和郭沫若谈得很多，谈得很融洽。
此后，达夫又单独两次造访郭沫若。一次是为了请郭沫若及其孩子到神田吃饭。
另一次则是专门为了来和郭沫若长谈。这一次达夫提议出去谈话。两位久别的老友在一起谈了一整天。郭沫若是这样记叙他们二人在野外“散步”时的情况的：
朝西，（我们）取着偏僻的背径向直间山走去。山离江户川不远，虽然不高，但是，是东京附近的唯一的山。山上有座佛寺，有些森森的林木。在那寺前的高墩上，达夫和我同去立了一下，倚着一株古老的深松。
江户川两岸的情景在一望之中。川上横列着三条铁桥。南端的一条通着省线的电车和火车，中间的一条通着汽车和行人，北端最近的一条是私营铁轨贯通着的。
交通照例是络绎不绝。隔河虽便是东京，然而是新市区，依然是一望的田畴，离殷盛的旧市区还相当的远。
伫立了一会，又取背径插向江户川边。川上有高大的堤，宽广而坦直。冬日颇暖，江风亦无寒意。与达夫并肩而行，用着母国话谈着些无足重轻的往事。然而这在我是十年以来所未有的快活。
最后，郭沫若总结说：“达夫这次来日本，前后滞留了足足一个月。他来我寓里共有这三次。此外由于日本人的招待，在东京也和他会见过三次。”
这次见面，郭沫若还高兴地书赠郁达夫旧体诗一首，是：
十年前事今犹昨，携手相期赴首阳。
此夕重逢如梦寐，那堪国破又家亡。
在这篇《达夫的来访》中，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郭沫若一点也没有透露他和达夫见面那么多次究竟谈了些什么。但是，其中说到有一次二人是到野外足足谈了一天，谈话用的是“母国话”，谈时心情是那么好（文中用较长的篇幅写景抒情，使人可以想像他们的谈话内容是重要而又愉快的），虽然故意说是“谈着些无足轻重的往事”，却又特别强调“然而这在我是十年以来所未有的快活”，人们完全可以从中想像得到，他们二人所谈决非一般话题，回国问题肯定不会不谈，也肯定不是一般地谈到，而一定是作为主要问题反复讨论，仔细计划。应该说，郁达夫的这次来访，决不是一般性地看望老朋友，无论是特意或顺带，仅从客观上看，也是肩负了重要使命，为郭沫若的回国打开了道路。
郁达夫确实不辱使命，未负重托。他不但成功地与郭沫若取得联系，作了细密交谈，回国后，又立即向有关方面报告。
很快，郁达夫在得知郭沫若回国事已经获最高当局同意后，1937年5 月18日，即受命同时向在日本的郭沫若发出航空信和平信，通知郭沫若尽快作好回国准备。
这两封信极有意义，也极有价值，不妨在此全文照录。
航空信是为了快，但较简短：
沫若兄：
南京蒋氏有意召兄回国，我已先去说过，第一，要他们办好取消通缉手续，第二，汇大批旅费去。此事当能在十日内办妥。望兄接到南京函后，即整装返国，去南京一行，或者事前以电报通知，我可以在上海相候。
此信到达后，即请复我，我此番去杭州住了数日，遇见你的七妹夫，在杭州经商，他也殷殷以你的事相托，总算他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函到后，希立复！
弟 达夫上
五月十八日
另一封平信写得比较详细：
沫若：
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
我以奔走见效，喜不自胜，随即发出航空信一平信一。一面并电京，请先取消通缉，然后多汇旅费去日，俾得早日动身也。
目今强人压迫不已，国命危在量夕，大团结以御外患，当系今日之天经地义，想兄不致嫌我多事也。此信到日，想南京必已直接对兄有所表示，万望即日整装，先行回国一走。临行之前，并乞电示，我当去沪候你，一同去往南京去走一趟。
这事的经过，一言难尽，俟面谈。
前月底，我曾去杭州，即与当局诸公会谈此事，令妹婿胡灼三亦亟亟以此事为嘱。殊不知不待彼言，我在去年底返回时，已在进行也。此事之与有力者，为敝东陈公洽主席，及宣传部长邵力子先生，何廉处长，钱大钧主任，他们均系进言者。
我在前两月的函中，已略告一二，因事未成熟，所以不敢直告，大约此函到后，南京之电汇，总也可到，即请马上动身，先来上海。
中国情形，与前十年不大相同，我之甘为俗吏者，原因也在此。将来若得再与同事，为国家谋一生计，并设法招仿吾亦来聚首，则三十年前旧梦，或可重温。临函神驰，并祈速复！
弟 达夫上
五月十八日
郭沫若收到郁达夫的信，其心情之激动，是无须多言的。久萦在郭沫若心中的回国愿望，终于将很快成为现实，这不用说是对于具有强烈爱国心的革命者和诗人郭沫若，就是对于一般人，也是可想而知的。
这里似乎还有必要特别说一下郭沫若的日本妻子安娜对郭沫若回国的态度。
郭沫若的日本妻子安娜，日本名佐藤富子，郭沫若留学日本后不久和她结识，当时她是东京一家医院的看护妇，二人于1916年在日本冈山县结成家庭，并生子女5人（4儿1女）。
安娜极为贤惠，在郭沫若最困难的时候，对郭沫若给以无私的支持和帮助，为郭沫若在文学事业以至革命斗争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和牺牲。这些都不是用几句话能够说清的。特别是，她虽是日本人，却始终热爱着中国和中国人民，希望两国人民友好，希望两国和平。她有着在我们中国妇女来说都十分宝贵的性格：善良和甘于牺牲。但她得到的却是颠沛流离的命运和一个没有稳定生活的家庭。对于这些，由于本书的篇幅所限，也由于非本书所论范围，此处无法过多记述。这里只想着重说一下此时她对丈夫郭沫若离家出走回国报效一事的态度。
由于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日救国斗争，事关重大，开始郭沫若对自己的妻子安娜都守口如瓶，既未吐露消息，甚至也未表露出一点矛盾的感情。只是到该决定行期的前十来天，郭沫若才向妻子发出一点暗示，开玩笑地说，中国要和日本打仗，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再待在日本，应该回到国内去参加抗战。
安娜听了只是随便地看了一眼自己的丈夫，并没有更多的表示。在她看来，丈夫最多不过是一种梦想。她知道丈夫是个喜欢想像、易生激情的诗人，保不准他又是因为什么心血来潮，提出这一有点像上天入地一般的问题来呢。她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对国家大事世界大事知之不多，至少还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一个被中国政府通缉的政治犯。哼！想回国？说得倒轻巧！更何况，钱呢？路费呢？还有一大家子的生活问题怎么解决呢？……当时，郭沫若见妻子没有当一回事儿，也没有把话再说下去。何必呢？话早说一天，早一天让妻子心里难受；更何况，自己心里也还在七上八下，有些事还得好好想一想，说不一定明天，不，后天……又出现什么新的情况呢！
然而，真的到了动身的日子，别妇抛雏立刻就要成为现实，郭沫若觉得不能再不对妻子说了。他不能不告诉妻子事情是怎样决定的，不能不告诉自己为什么要如此做，要如此决定。
至于孩子们，他们都还年幼，父亲不平凡的经历已经使他们面对了很多同龄人所不曾有的困难和烦恼。而今，他们的中国父亲又要离开他们回国去了，他们将要遭受的是人们的误解和歧视，甚至欺侮。郭沫若想像得到自己的离去，对这几个幼小的生命意味着什么。重大的压力也要这五个孩子幼小肩膀承担起来。但这一切都不能顾，也顾不了了。对他们说，也未必说得清，道得明。
但是，对于妻子安娜是必须告诉，必须说清的。
他本来想好了许多话，诸如中日开战了，作为中国人不能置身度外，他的回国是祖国的召唤，他对于妻儿是怀有深深感情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更何况自己是一个感情炽烈的诗人，但是，“祖国”，像一个巨大的磁铁，在吸引着他，现在，在亲人和祖国之间，他只好也必须选择祖国……临行的前一天晚上，郭沫若鼓足了勇气，下最大的狠心，要把事情一古脑告诉妻子。然而，当他面对爱妻想说这些时，他竟什么也说不出。
他突然觉得，对安娜根本没有必要说这一些。
郭沫若是不是一个好丈夫，是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和他共过多年患难的妻子安娜难道还不清楚吗？
他环顾了一下简陋的室内，妻子在缝衣服，两个大孩子静静地在看书，3个小孩子已经睡着了。
他只是轻轻地走到妻子面前，用日语低声说了一句：“安娜，我真的要回中国去了。”
安娜的眼中一亮。她不像前些天，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她立即感到丈夫说的是真话，并且分别就在眼前。但她很快又把头微微地低着，显得十分平静，说：“走是可以的，只是你的性格不定，最足担心。只要你是认真地做人，就有点麻烦，我也只好忍受了。”
听了妻子的话，郭沫若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安娜是那样温顺。安娜是那样体贴。安娜又是那样沉着勇敢。她一句话就把家庭重担完全接了过去，丝毫没有流露怨怼和烦言。只是平平常常的几句话。但这几句看来极简朴的话，却给郭沫若极大的鼓舞，极大的安慰。他只是在自己心中反复默念：“女人哟，你这话是使我下定最后决心的。”“你，苦难的圣母，我将会永远记住你！”
清晨4点半，当孩子们都还在梦乡之中，彻夜无眠的郭沫若已经为妻子和孩子写下了离别的留言。他给大孩子们写的是“勤勉”二字，嘱咐他们认真地做人，给刚刚六岁的小儿子，他也用“片假名”写了祝福的话，希望他无病息灾地健康成长。之后，就在被泪水模糊了的视线中，他最后看了看他深爱的妻儿，就毅然地踏上了回国的旅途……
由于爱国之志，也为了因妻子而感动，郭沫若在离家的路上甚至给自己立下了大戒：
从此不吃酒，不吸烟，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但要锻炼自己的身体，要有一个拳斗者的体魄，受戒僧的清规。
……金石可泐，此志难渝。
“海上风平浪静”，可是郭沫若的心境是那样的复杂，归国的夙愿终于实现了，但是这是以怎样的代价换取的啊！当船驶过黄海的时候，他压抑不住心中的情感，便步鲁迅一首旧诗的韵律写了一首七绝：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这首诗，多少写出了一些他当时不得不离家出行，毅然别妇抛雏的苦衷；更写出了他对祖国民族的一片赤诚，写出了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是怀着怎样的必胜信心和不畏牺牲的勇气。
在船中的第二日，他又写诗一首：
此来拼得全家哭，今往还将遍地哀。
四十六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
是的，郭沫若是下了死的决心的。从他这10年亡命日本的前前后后，可谓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作出巨大的牺牲。然而，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个人牺牲又安足道矣！
郭沫若在海上只待了两天，轮船于7月27日抵达上海。他很快就投入了热火朝天的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去。开始是忙着筹办《救亡日报》，组织战地服务团，奔走于上海、苏州、嘉定、南京等地，动员了许多文学、电影、绘画、音乐工作者，到前线做战地慰问和宣传鼓动工作。不久又担当起更繁忙更重要的文化宣传领导工作。他在抗日的洪流中表现得十分出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里似乎需要说一下郭沫若回国后晋见当时最高统帅蒋介石一事。郭沫若抵达上海不久，就应蒋介石之召奔赴南京。他先去八路军办事处拜访叶剑英，后又拜访陈立夫、邵力子、李济深等人。次日，晋见蒋介石，陈布雷陪同在座。郭沫若事后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文中蒋介石的音容笑貌被写得柔美温和，大加赞许和颂扬。如在写见蒋后与蒋握手，感到蒋的手“是那样温暖柔和”，并三次描写蒋的眼睛，如何“眼睛分外的亮”，如何“眼睛分外有神”，如何“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等等。十年前（1927年），郭沫若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将革命湮没在血泊之中时，奋起写出《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檄文，揭露蒋介石的真面目，对蒋介石予以猛烈抨击。十年之后的今日，获蒋召见，态度则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觉得蒋氏“和蔼”“温和”，可亲可敬。后来，特别是在近年，即有人认为这说明郭沫若“投机”、“多变”，甚至骂他是“叛变”。这完全是不顾历史的偏见。应该说，郭沫若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革命失败前夕，郭沫若勇敢地写出檄文声讨蒋介石，表现了他的大勇，应该充分肯定；今日情势是抗日战争全面展开，蒋介石作为全国民众的最高领袖，最高统帅，能够捐弃前嫌，主动让自己（郭沫若）回国报效，并亲自接见，兴奋之余觉得蒋氏比过去可爱可敬，写两句好话，也是对的。今日之蒋介石不是当年之蒋介石。
昨之“今日”已成“昔日”，今之“今日”需要从新考量，从新认识，从新对待。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政策态度都已发生重大变化，此所谓“今已非昔”。这一切都是历史。历史是发展的，变动的。历史可以分析，也可以批判，但要的是理性，不是情绪，更不能脱离历史条件、历史情况。否则，就只能是心存偏见，无理责难。
●二、延安窑洞的灯光
就在郭沫若辛苦辗转由日本返回祖国之时和回国之后，在祖国内地，在陕北黄土高坡上，有一孔窑洞经常是彻夜照射出明亮的灯光。
这是毛泽东在夜以继日地为国家大事操劳，为根据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相互制衡和消长部署抗日战争而运筹帷幄。
延安，古称肤施，是一座历史名城。它坐落在两河的交汇处，依偎在黄土高原的怀抱中。雄伟的宝塔山矗立在城南，清凉山似一道屏风隔在它北面，清清的延河水蜿蜒在宝塔山和清凉山之间。
延安周围，尽是黄土岗，被风雨侵蚀了的波浪地形装饰着贫瘠的田野。很久以前，这里便是一个繁华的边塞小城。只是连年的战乱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使这里逐渐萧条了下来。相传有一年这里久旱不雨，饥民在死亡边缘挣扎，是一位老和尚舍弃自己的生命救活了残存的人们，大家为了纪念这位舍己救人的恩人，就将这个地方称为肤施。这个古老的传说当然已无可考证，也无须考证，但从它却可以看出这里的人们是多么渴望舍己为人的人出现，以将他们从水深火热的困境中拯救出来。
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开始并不设在延安，而是设在延安西面百余公里的小镇保安（后为纪念在战斗中牺牲的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更名为志丹县）。“西安事变”之后不久，亦即1937年1 月13日，中央才由保安迁到延安。此后，延安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就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国革命的灯塔和摇篮。
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急遽变化。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对华侵略，国内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团结所有进步力量组成爱国抗日统一战线，打败日本侵略者，挫败反动派的阴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就不但是全国人民要求抗战愿望的表现以及进步力量对于卖国投降的反动势力的一次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次大胜利。嗣后，中国共产党更是不断采取有力措施和实际步骤，积极开展和推进以国共两党在新的形势下再一次合作为标志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十分清楚的。这也可以从毛泽东于“七七事变”前夕做的两次报告中看出。
一次是在1937的5月3日于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在这篇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题的报告中，毛泽东用十分形象的语言和明白的道理告诉大家，说：蒋介石想当中华民族的官，而日本人一来，想完全征服中国，采取“过硬政策”，要打蒋介石，蒋介石就当不成官了，就要反抗，逼上梁山嘛，这就和我们主张抗日一致了，我们就要推动他抗日呀。毛泽东还说，为了巩固逐步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另一篇也是在这次会议结束时所作的结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在这篇结论中，毛泽东更进一步告诫人们：现在日本后退了，这是因为我们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逼着他们改变了侵略方式，但后退是假象，想用这种表面后退的假象迷惑我们，来破坏我们刚实现的统一战线。他说，日本想霸占中国这块土地，我们要保卫这块土地，这是主要矛盾，是这块土地到底属于中国人，还是属于日本人的大问题，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他要大家都看到，蒋介石对人民，已从硬的政策改成软的政策。为什么会变？就因为日本人要打他，而他想反抗，又力量不够，不得不向无产阶级找同盟军；而我们要抗日，也在找同盟军，人越多越好。因此，他号召全党花大力气去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实现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关于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思想也是一贯的。
早在1922年六、七月间，亦即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就明确提出了同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的建议，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指出为了实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必须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对当时在同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
1926年6月，中国共产党又在广州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作出了正式的决定。在这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共正确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这种形式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事实证明，这一特殊的合作形式的确大大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推动了革命迅猛地向全国发展。在此形势下成功召开的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可以说是以国共合作为基本形式的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由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告于失败。但是，即使在革命处于极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仍未改变更未放弃统一战线的政策思想。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的关系也随之发生新的组合和变化。不但工人农民要求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广大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积极行动起来要求抗日；与此同时，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也发生明显变化。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抓住时机，旗帜鲜明地号召全国人民迅速动员，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明确表示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中国工农红军愿意在停止进攻根据地、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武装群众保卫中国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三个条件下，和一切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甚至在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还几次写信给国民党，表示愿意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呼吁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尽快停战议和，实行新的国共合作以共同抗日。正是在这一时期，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对党外进步力量积极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并取得了极大成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政界军界和文化界的一些着名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和细致工作下，积极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以至在国际上都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积极影响。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和它的顺利解决，就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取得重大成功以及这一政策思想的巨大生命力的最好证明。
写到这里，似乎有必要特别说一说一位美国人对陕北的访问，以及毛泽东对他的接见和连续几天深入的谈话。
这决不是因为对于那位美国人来说，由于这次访问和谈话及由他写出的报道，从此使他成为了世界上和历史上的一位名人。主要是因为他的来访和报道，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和毛泽东本人生活经历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人们通过他的报道可以清楚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活动和政策，其中特别是关于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思想。
这就是后来受到广大中国人尊敬，更与许多着名中国文化人结下深厚友谊的一位美国新闻记者。他的名字是：埃德加·斯诺。
斯诺是当时来到中国的为数不多的几位倾向进步、同情中国革命的西方新闻界和文化界人士中的一个。当时他还十分年轻，不过三十来岁，为人正直，很有气魄，也很有胆识。他虽然同情中国革命，但对中国革命还不十分了解。他决心深入到陕北，用自己的眼睛亲自看一看中国人民是怎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人类历史上艰苦卓绝的斗争。
他一到陕北，就要求会见毛泽东，而毛泽东也很爽快地接见了他。
那是在陕北黄土高原上一个虽小却十分古老的小城保安。
他没有想到自己和毛泽东的见面竟会是那样平静而自然。
毛泽东极其朴实平易，让人感到和蔼可亲。斯诺后来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
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头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我第二次见到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在认真地做着手势。……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大概，正因为毛泽东给斯诺留下了如此特别的印象，斯诺也对毛泽东的谈话有着特别深刻的理解。
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是在窑洞里进行的，而且往往是在夜间，并且通常持续到凌晨一两点钟。谈话的范围很广，内容极其丰富。
当然，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是谈话的一个重要主题。
斯诺清楚记得，毛泽东告诉他，中国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需要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则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大概因为是和一位外国记者谈话，毛泽东还特别对斯诺谈到国际统一战线的问题。
他指出：东方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日本有它潜在的盟国例如德国与意大利。中国要想成功地反对日本，也必须争取别国的支援。他认为，在这场斗争中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人民。不过，如果中国单独作战，牺牲就会大些，战争的时间也会拖得长些。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以最小的代价赢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中国必须首先实现国内的统一战线，其次还必须努力把这条统一战线推广到包括所有与太平洋地区和平有利害关系的国家。
在又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应斯诺之请，围绕统一战线问题着重解释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它对国民党政府态度的转变。
毛泽东对这位喜欢追根寻底的美国人也有很好的印象，不仅是喜欢他的友好态度，更喜欢他的认真执着，喜欢他对客观事实和真理的追求。
毛泽东对斯诺阐述了促成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政府态度转变的三个主要因素。
他指出，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严重性，这种侵略在日益加剧，对中国造成那么大的威胁，以致所有的中国军队必须在它面前团结起来。他说：除了中国共产党外，我们当然承认中国其他党派和军队的存在，而其中最强大的则是国民党。如果我们不和它合作，以我们现有的力量来进行抗日战争是远远不够的。
现在，在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两个主要的政治力量，如果他们继续打内战，其结果对抗日运动是极为不利的。
第二，共产党一直在呼吁全中国各党派团结抗日，为此已经公开发表过宣言；对于共产党的态度，全国人民群众的反应是热烈的，赞同的。今天，中国人民和许多爱国官员都殷切盼望国共两党为了民族救亡的目的团结起来，尽快结束内战。
这一点不实现，抗日运动就会遇到极大的障碍。
第三，从目前情况看，即使在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内部，也有许多爱国人士赞成和共产党重新联合，并且有些人眼看民族的危急已到紧要关头，已经准备采取联合行动。
毛泽东说，基于上述形势特点，中国共产党就必须重新仔细考虑能够使民族解放运动的这种合作成为可能的具体方案。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团结的基本点是民族解放的抗日原则；离开了这一原则，别的什么就无法谈起。
当然，在毛泽东对斯诺的多次会见和谈话中，所谈决不只是统一战线问题，实际内容要广泛得多。通过和毛泽东的谈话，斯诺发现毛泽东不但对自己国内的各种问题有深入的了解，对于当前世界政治也是惊人地熟悉。他感到毛泽东真的是熟读了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情况也真是了如指掌。
更令斯诺有些不解同时也深为感动的是毛泽东的为人。
有一次，谈话时间已经过了凌晨两点，斯诺已精疲力尽，但从毛泽东苍白而有点发黄的脸上，斯诺却一点也看不出他有疲倦的表示。
他们坐在一张粗糙的没有上过油漆的方桌边，桌上铺着一块清洁的红毡，蜡烛在上面毕剥着火花。他们就在烛光下亲切地交谈。
毛泽东交叉着腿坐在从岩石中凿成的一个很深的壁龛里，吸着香烟。当翻译吴亮平向斯诺翻译，斯诺飞快在记录时，毛泽东一忽儿在两间小房之间来回踱着步，一忽儿坐下，一忽儿躺下去，一忽儿又倚着桌子读一叠报告。
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也没有睡。不声不响地坐在一边听他们的谈话。
忽然间，他们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奄奄一息地死去，两个人几乎同时俯过身去高兴地叫了起来。这是一只很可爱的小东西，有一双淡淡的苹果绿的翅膀，翅膀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轻轻地夹了进去。
这一切，斯诺都看在了眼里，以至于他产生了疑问：这样的人会是真的认真地考虑战争吗？
斯诺后来在其驰名世界的作品《西行漫记》（《The red star over China》）中，简单扼要地写了一点他看见的毛泽东的生活。他写道：
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比这更差的他都经历过了，但因为是一个湖南“富”农的儿子，他也经历过比这更好的。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带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战士所佩带的两条红领章。
……
毛泽东的伙食也同每个人的一样，但因为是湖南人，他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他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除了这种癖好之外，他对于吃的东西就很随便。
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我听到他发挥爱吃辣椒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论。他首先举出他的本省湖南，就是因产生革命家出名的。他又列举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国和法国来证明他的说法，可是后来有人提出意大利人也是以爱吃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例子来反驳他，他又只得笑着认输了。
……
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来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代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着作。
通过连续采访，通过较长一段时间的接触，斯诺不但被中国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深深感动，也为毛泽东的个人魅力所深深吸引。他有一段话是这样说到毛泽东的：
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的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末，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斯诺的看法没有错。毛泽东真的成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毛泽东本人是十分重视同斯诺的谈话的。这倒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一切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都被视为禁书，共产党人的着述更不可能公开发表。而斯诺是一位外国新闻记者，他可以不受国民党新闻检查的控制，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活动如实地在国外发表出来，而且还可以转译成中文，这样就可以使党的事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了解和支持。他后来在读了斯诺所写《西行漫记》的中译本后，随之也作了肯定评价，说它是一本真实地报道了我们的情况，介绍了我们党的政策的书。在一次延安干部会议上，他对许多干部说，《西行漫记》可谓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着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