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战破晓与密布的乌云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2日，在中、苏、英、美四个同盟国家的代表面前，日本政府正式签署了解除武装、履行波茨坦宣言的投降文件。
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号称“东方第一强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承认了自己的侵略战争的失败。
经过整整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曾几何时，“武运长久”的日本军旗是那样蛮悍地插在中国美丽的土地上；如今，它像一块破布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泪痕斑斑的脸绽开了微笑。不，也可以说是堆着胜利微笑的脸上迸出了泪花。
当时不少人称抗战的胜利为“惨胜”。
这话不假。因为中国人民是以多大的牺牲，才换得了这一胜利；中国人民又为这一胜利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毫无疑问，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和全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的斗争取得的胜利分不开的。
中国人民有志气，同时也有决心和毅力打败日本侵略者。八年抗战的事实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人民也离不开全世界人民的声援和帮助，深知自己的斗争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位置和意义。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百年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胜利。这次胜利证明，在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依靠人民战争，积极争取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援，经济文化落后的弱国，也能够打败帝国主义的强国。
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带来了新的曙光。
但是，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在中国人民面前也存在两种可能：光明和黑暗。
就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夜，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举行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中就指出：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
事实也是如此。
抗战开始以后，尽管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反共之心一直不死，磨擦一直未断，三次大的反共高潮就足以说明问题。
抗战胜利前夜，国民党当局一直消极抗战，意图保存实力，准备等待时机，压倒并消灭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然而，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民族利益抗战大局为重，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各地人民军队“力避刺激国民党”，“力避由我启衅”，“保持国共间之平静，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力争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斗争中求团结。并明确表示准备坚持“拥蒋抗日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
随着抗日战争接近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开始考虑胜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问题。
毛泽东并不奢望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建立一个由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府，但也不同意由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建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光明的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内有识之士的热烈响应，却遭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的反对。他们视联合政府为“异物”，坚决加以排斥。这说明他们口头上说要发动人民大众抗日，要给人民民主是假，真的是决不放弃反共反人民的立场。
尽管蒋介石国民党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没有放弃这一正确主张。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二次会议上发表的《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演说中仍指出：1945年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用人民的力量，用种种办法促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开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更专门以《论联合政府》为题作政治报告，表现出他对建立联合政府的执着和真诚。
然而，尽管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不断表现出民主建国的诚意，当时处在统治地位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仍大力利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机，努力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妄图限制和打击革命力量。蒋介石连连下令要各解放区人民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同时严饬远在中国西南部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懈怠”；命令日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不得向长期包围并抗击他们的人民军队缴械投降。用毛泽东形象的比喻来说，蒋介石就是一心一意要“下山”（按：指峨眉山，代指重庆）“摘桃子”，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
显然，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不能答应的。
蒋介石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硬要把内战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人民也只好被迫拿起武器进行自卫。不过，这样一来，抗战胜利的曙光又要被内战的乌云遮盖，中国人民又将面临一场新的灾难。
但是，根据当时国内外各方面的情况看，蒋介石要想放手发动内战也有许多困难。他不能不考虑当时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格局和对比，不能不考虑战后世界一些国家的态度，更主要的还是自己也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为了能够争取舆论，稳住阵脚，他不能不采用巧妙的办法，即用“和平协商”的办法来遏制共产党。
这样一来，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就有好戏可看，可以说是好戏连台了。
中国共产党当然是不希望发生内战的。全国人民更是不希望发生内战。全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迫切要求和平安定的国内局面。以民主同盟为代表的各民主党派纷纷紧急呼吁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也只能顺水推舟，不得不于8月14日、20日和23日连着发出3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去“共同商讨”“目前各种重要问题”。
蒋介石这一步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此着至少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如果毛泽东不接受邀请，就可说中共拒绝“和平谈判”，不以人民愿望为重，如开内战，责任就可完全推在中共身上；二是如果毛泽东接受邀请，真的来到重庆，则可利用“和谈”拖延时间，部署内战。
总之，蒋介石很为自己这一步棋感到得意。
对于蒋介石的“假谈判，真内战”，当时国内许多人包括共产党内一些人一时是看不清的，以为蒋氏是考虑到全国人民的愿望，真有和平诚意，一时对前途充满乐观情绪。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对此中把戏却是看得十分清楚。他们从过去的历史知道事情决没有如此简单，即便是从蒋的为人看，他也决不会如此甘心让出自己的利益。显然，他高唱“谈判”是假，磨刀霍霍才是真。但是，考虑到战后国际国内形势从根本上说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而且为了短兵相接，彻底揭露蒋介石妄图独吞抗日战争胜利果实的真实面目，毛泽东认为对于蒋介石的邀请应该接受，也必须接受，除此没有其他别的更好选择。
毫无疑问，毛泽东赴渝参加国共两党谈判，是一场极为激烈、极为微妙的政治斗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对于毛泽东来说，这也是一次大智大勇的决策。这既表现了他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利益，为了全民族的利益，完全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而且，这一决策也表现了他高瞻远瞩的政治目光和胸怀博大的革命气概。
为了打好这一仗，毛泽东专门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和谈的问题。他耐心说服了一些对和谈持怀疑态度的同志，更说服了一些为他个人安危担忧的同志，最后会议基本形成共识，认为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和平、民主、团结是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和利益所在，因此，争取和平是应该的，也是可能的。毛泽东特别指出：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不会因和谈而改变，以后也不会改变，他之所以要求和谈，是目前消灭共产党的条件尚不成熟。为此我们思想上应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即：经过我党和全国人民的有效斗争，有可能争取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国内和平的局面。而我们必须学会在和平条件下进行斗争，准备走曲折的道路。
经过反复权衡利弊，政治局最后决定同意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用事实击破国民党方面制造的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谎言，争取政治上的最大主动权。
8月27日，一架草绿色的三引擎美国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
这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将军乘坐的专机，也是用来接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和谈的专机。虽然延安的机场的跑道比较粗糙，不十分平坦，但飞机降落时十分平稳。原来赫尔利和张治中还有些担心，飞机着陆后，他们即一颗石头落地，心中感到非常愉快。
延安的老百姓听说毛泽东要去重庆同蒋介石会谈，都揪着一颗心。他们怕蒋介石会耍什么花招，对自己的主席有所不利。
延安人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远的不说，8年抗战中蒋介石的所作所为确实让人感到不能信任。有的人甚至说，毛泽东是革命家，是革命领袖，革命家是真诚的，肯为真理献身；蒋介石是政治家，是政治领袖，政治家则无真诚可言，以一时利益为准则，通权变，玩权术，是不可信任的。他们担心毛泽东中人家的计，吃人家的亏。
当然，毛泽东也决不纯是一介书生。他更是一位革命的政治家。他以敏锐的目光，洞察蒋介石的所思所言所为。他的高蒋介石一筹，也就在这里。
对于党内和延安人民的担心，他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在飞离延安赴渝的前一天，他在自己的窑洞里，同来看望他，既和他告别又向他请示工作的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的刘少奇彻谈了整整一夜。
擦得雪亮的煤油灯闪着橘黄色的火舌。
两位湖南同乡用浓重的乡音披肝沥胆地交谈。
工作人员已为他们撤换了几次灯盏。
刘少奇还是多少不放心毛泽东的安全，一再提醒自己的这位同乡要多加保重，多加小心。
毛泽东总是摆摆手，哈哈一笑，说：“不碍事的，你只管放心。”
毛泽东幽默地对刘少奇说：“在委员长身边，那么多保镖，还会出什么事啦？”
但他转而又对刘少奇说：“当然这要有个条件，那就是你们在这边，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
他告诉刘少奇，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迎头痛击。群众的活动越积极，我军的胜利越大，我的处境就越安全。他最后笑着对刘少奇说：“你还不知道呀？我们的蒋委员长是只认得拳头，不知道礼让的。”
刘少奇听了点头不语。一直到糊着纸的窗棂开始泛白，他才起身告辞。
8月28日，毛泽东在一切安排就绪后，即义无返顾地带着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嘱托，和来接他的美国大使赫尔利以及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一道飞赴重庆。
那一天，延安秋高气爽。机场上空，碧空如洗，偶有淡淡的几缕白云飘过，更衬出黄土高原的美丽辽阔。
头一天降落在这里的那架小飞机已经开动马达，螺旋桨在飞速地转动。
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和谈代表在赫尔利、张治中陪同下向机舱走去。
延安党、政、军机关干部和各界群众早就聚集到机场，热情地为中共代表们送行。
毛泽东穿着新的布制服，戴着盔式帽，慢步走向舷梯。当就要进到机舱时，他立在机舱口，回身看见欢送的同志和群众拼命地向他挥着手。他知道他们的想法和心情，不觉为之动容。
他在机舱口停了片刻，慢慢地举起那顶深色的盔式帽，等到举过头顶，忽然用力一挥，便停在空中一动不动。待了一会儿，他才毅然转过身，稍稍弯着腰，迈着大步走进了机舱。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了一段距离，突然发出雷鸣般的轰响，直冲着向云端飞去。
机场上送行的人们一时还不肯散去，似乎都还在回味刚才毛泽东在机舱口举帽挥手的动作。据当时在场的一位新闻记者（方纪：《挥手之间》）后来写道：
主席这个动作给全体在场的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像是表明了一种思索的过程，作出了断然的决定。主席完全明白当时人们的心情，而用自己的动作把这种心情表达出来。这是一个特写的历史性的动作，概括了历史转折时期领袖、同志、战友和广大革命群众之间的无间的亲密，他们的无比的决心和无上的英勇。正是这挥手之间表明了一种深刻的历史过程，表现了主席的伟大性格。
是的，毛泽东的飞赴重庆，的确“表明了一种深刻的历史过程，表现了主席的伟大性格”。除此以外，还有一点虽然从整个历史过程来看并无什么特别之处，而对本书的写作却十分重要的，这就是，由于毛泽东的来到重庆，他有机会和一位对他十分崇敬，而他对之也十分尊重的朋友见面。
这位朋友就是当时在重庆的社会活动家、革命诗人郭沫若。
●二、雾都的阳光
毛泽东同意来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消息立时轰动了整个山城。
对许多人（从社会上层到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个消息使他们感有些突然。他们原以为毛泽东是不会答应到重庆来，不会和老蒋坐在一起谈判的。
事情好像明摆着。
蒋委员长本来就独断专行，不容有人觊觎他任何一点权力，现在又挟持抗战胜利的威风，以“领导全民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领袖姿态，更不会甘于和共产党平起平坐地在一起“和谈”。在他眼里，共产党算得了什么？不过是占山为王的“草寇”，只配接受党国的招安收编，怎么能作为上宾来接待，来谈判呢？这一点重庆的老百姓是看得最清楚的。毛泽东若是真来，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从共产党毛泽东那边说，他们顶住蒋介石的几次“围剿”，后来又坚持八年抗战，不就是为了壮大自己，最后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吗？他们怎么可能又和宿敌老蒋坐到一起玩起什么“和谈”呢？
一些社会贤达和民主党派人士，还有一些国民党内倾向进步、同情共产党的人士，也为毛泽东担着一份心，捏着一把汗。他们想，以毛泽东的大智，应该洞察蒋介石所谓“和谈”的诡计，不至于看不出老蒋的真实意图，还冒冒失失自己往枪口上撞。不来重庆，理所当然的；答应“和谈”，那纯粹是“玩大胆”。
正因为大家都这么看，这么想，所以尽管蒋介石连连电催毛泽东“来渝和谈”，真是做够了宣传，摆足了姿态，但大多数人也并未怎样把它当一回事。他们心里有自己的评价：做戏而已。
没想到毛泽东还真要来重庆，还真要和老蒋“和谈”，这事能不让人觉得奇怪，感到新鲜？！
这一下真是高兴坏了一些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也忙坏了这些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他们原就钦佩毛泽东的“大智”，这一下更是敬佩毛泽东的“大勇”。他们真正地被毛泽东为了民族利益，为了国家大局，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进行“和谈”的精神所感动。他们一反原来担心毛泽东真来重庆而变为急切盼望毛泽东尽快到来。他们相约都去机场热情迎接毛泽东。
而在这些“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中间，就有十分活跃并且常在一些活动中起着积极骨干作用的人物郭沫若。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郭沫若回国后，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以忘我精神，积极工作，对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起了重要作用。他开始在国共合作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第三厅厅长，主持抗战文化宣传工作。1940年，由于蒋介石政府意欲把持第三厅这一敏感机构，迫令三厅全体成员集体加入国民党，三厅工作人员在郭沫若带领下，愤而退出三厅，三厅名存实亡。迫于无奈，蒋介石下令由原三厅人员筹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周恩来主持的中共南方局乃从国共两党合作的大局出发，动员原三厅人员接受这一安排，目的为了能够借用这一政府合法机构的名义，同国民党开展合法斗争，团结革命、进步的文化力量，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扩大党的影响，以争取抗日斗争的最后胜利。
文工会仍由郭沫若主持。文工会虽然在机构和人事上较之三厅有所变动，但基本阵营基本力量并没有多大变化。特别是，文工会比前更团结了一批倾向进步和革命的文化人，这一点只比原三厅进了一步，而没有多大不同。而且文工会也和原三厅一样，分城乡两处办公；而城区办公处也还是设在天官府七号。所以，从总体看，文工会一开始就突破了国民党当局的限制，没有被他们束缚住手脚。由于文工会的工作取得突出的成绩，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当时被大后方的群众誉为“第二红岩”（中共办事处所在地）和“第二（八路军）办事处”，名副其实地成为活跃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区重庆的革命文化堡垒。
当然，国民党当局不但不会满意文工会的工作，而且更因其处处与自己作对，更视文工会为眼中钉，肉中刺，最后还是不顾一切又勒令文工会解散。
导火线就是由文工会策动组织发表了一个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文化界时局进言》（1945年2月22日在《新华日报》、《新蜀报》等报刊上同时公开发表）。
这里有必要对这一情况和当时的背景作一简略交代。
本来，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即将来到，全国人民民主建国的呼声日高。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要求国民党组织联合政府，废止一党专政。为形势所迫，国民党当局也开始了与共产党的接触和谈判。然而，国民党当局不过是为应付国人民心，并不是要真心谈判。因此，当时在社会上一些很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不断发表声明和宣言，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认真考虑人民的愿望。
1945年1月1日，由黄炎培等60余名社会贤达联名发表《时局献言》，要求国民党和各党派切实合作，并力挽西南战线的抗日危局。
14日，中国民主同盟又发表对时局宣言，主张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保障人民自由，立即释放政治犯。
25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邀请黄炎培、左舜生、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邓初民、郭沫若等到中共办事处就时局问题交换意见，并向记者发表谈话，表明中共中央向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是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是会议和筹组联合政府问题。周恩来重申目前全国人民期望于国民政府的，实为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法令，废除一切特务活动机关，停止一切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和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队，承认中国解放区、一切抗日军队及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等要求。
2月13日，重庆妇女界也公开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
次日，周恩来再次在离中共办事处不远的上清寺特园宴请于右任、孙科、左舜生、沈钧儒、郭沫若等包括国民党要员在内的各党派与民主人士代表，就当前国家大事交换意见。一时成都、昆明、桂林等地也都纷纷行动，发表宣言，热烈响应中共提出的号召。
在此情况下，文工会遂组织动员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表对时局的宣言。
宣言由郭沫若起草。
据郭沫若说，考虑到实际效果，宣言“没有敢用‘宣言’两个字，而是客客气气模仿了工商界及其他的作风，用着‘进言’两个字。”
但是，“进言”的内容是实在的，语气是尖锐的。
“进言”一开始就点到实质：“道穷思变”，是目前普遍的呼声。并说：
中国的时局无须乎我们危辞悚听，更不容许我们再要来巧言文饰了。……无论如何是应该改弦易辙的时候了。
……在今天迫切的时局之下，空言民主固属画饼充饥，预约民主也仅望梅止渴。今天的道路，是应该当机立断，急转舵轮。凡有益于民主实现者便当举行，凡有碍于民主实现者便当废止。
“进言”切实地提出6条实现民主的要求。这6条是：
一、审查检阅制度，除有关军政机密者外不应再行存在，凡一切限制人民活动之法令均应废除，使人民应享有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演出等之自由及早恢复。
二、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之设施，使学术研究与文化运动之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
三、停止特务活动，切实保障人民之身体自由，并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
四、废除一切军事上对内相克的政策，枪口一致向外，集中所有力量从事反攻。
五、严惩一切贪赃枉法之狡猾官吏及囤积居奇之特殊商人，使国家财力集中于有用之生产与用度。
六、取缔对盟邦歧视之言论，采取对英、美、苏平行外交，以博得盟邦之信任与谅解。
“进言”最后明确指出：
民主者兴，不民主者亡。中国人民不甘沦亡，故一致要求民主团结，在这个洪大的奔流之前，任何力量也没有方法可以阻挡。
应该说，郭沫若起草的这一《文化界时局进言》像一颗炸弹在重庆这一国民党政治中心炸响。“进言”以有力的声势，抓住实质问题，击中当局要害，实在是说出了全国人民要说的话，置当局于十分被动的地位。特别是，在郭沫若的率领下，文工会广泛征集了国内文化界知名人士签名，因而产生了极大影响。为此蒋介石国民党极为恼怒。他们采取种种办法来抵制和消除“进言”的影响，直至最后以行政权力下令文工会解散。这虽然是意料中事，但身在重庆处于被压制地位的郭沫若岂不是更期望时局能够向好的方面转化，渴望国共两党真能重开和谈吗？
而当他听到毛泽东真的要到重庆来，无论从公（国家民族的利益）从私（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友情）来说，他能够不兴高采烈，不欢欣鼓舞吗？
郭沫若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曾说，毛泽东的来到重庆，“这差不多等于是一个奇迹！毛泽东！毛泽东！响彻了山城，也响彻了中国，全世界。”又说：“毛先生到了重庆，重庆市民欢欣鼓舞的情绪谁个有方法来形容呢？一些市井平民，擦皮鞋的小孩子，补破袜的老妈子，茶馆酒店的杂谈，街头壁上的涂鸦，都把他当成了真正神机妙算的诸葛亮。不，比诸葛亮还要强呢！仿佛毛泽东一来，就把和平带来了，毛泽东一来就把幸福带来了，毛泽东一来就把民主带来了。”这既是说出了当时重庆人民以至全国全世界人民对毛泽东来到重庆一事的强烈反应，也表达了郭沫若自己内心的强烈感受。也许后来的人们对郭沫若这样的表述不容易想象，但他所说并没有怎么夸张，而确是事实。
毛泽东的来到重庆，对郭沫若来说，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毛泽东的到来，使两位“故人”得以重逢。尽管这是在山城，在雾都，政治环境政治条件相当恶劣。但是他们两人都十分欣慰，十分高兴。
8月28日，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一大早，郭沫若就兴奋不已。他有点儿像小孩子过年，紧张地盼望着新年的钟声敲响。
夫人于立群虽然年龄比郭沫若小不少，似乎要比他沉得住气，不时提醒他延安飞来的飞机是下午才到。
国民党当局有意不让这事张扬太大，不但没有认真动员群众去机场迎接，甚至对较有头面的人物也并不一一周知。至于往机场的交通车就更是未作很好安排。
郭沫若本来自己是有汽车的，但因为毛泽东来，中共办事处的汽车要给毛泽东乘坐，郭沫若就把自己的车子借给了办事处用，所以去机场不能不挤到《新华日报》采访主任石西民的吉普车里。尽管如此，郭沫若还是说不出的高兴。
毛泽东一行乘坐的专机是上午11点由延安起飞的，下午3点45分才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但是，九龙坡机场下午1点多就已经十分热闹了，欢迎的人们陆续到达。来得最早的是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和副秘书长雷震，接着是各民主党派领袖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谭平山、黄炎培、冷御秋、郭沫若等和中外记者几十人。还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将军。
机场上的警戒是严密的，美军宪兵之外，蒋介石还派了警卫组长陈希曾来帮同照料一切。
时间虽然已是八月底，但山城气温仍然很高。人们在闷热的空地上等了两个多小时，但每个人脸上都遮掩不住由衷而发的喜色。
终于，飞机出现了，在低空盘旋两周后，徐徐降落到机场。休息室里迎候的人们都奔了出来，宪兵和机场人员忙着维持秩序。
第一个出现在机舱口的是周恩来，他还是一身浅蓝色的布制服。他的在重庆的朋友见到他，都鼓起掌来。
接着是毛泽东、赫尔利、张治中……虽然没有仪仗队，没有鲜花，没有口号，机场上却一片欢呼声。
人们包围拢来。记者抢着拍照。毛泽东含笑频频向欢迎者招呼，不断重复着说“很感谢，很感谢”。
摄影记者几乎拦住了他的去路，张治中将军忙着解围，连连说“好了吧，好了吧”。
站在一边的赫尔利看来也十分高兴，一边抚着自己的八字银须，一边说：“这里是好莱坞，这里是好莱坞！”
随后毛泽东发表了简短的中英本的书面谈话。他说：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同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
毛泽东的谈话言简意赅，突出主要问题，理礼皆全，令当场人们无不叹服。
郭沫若挤在欢迎的人群里，匆忙地抢着和毛泽东握了握手，甚至没顾上说什么话。
毛泽东当然顾不上和诸位老朋友应酬。他被催促着钻进了事先预备好的汽车，径直就被送到张治中公馆小憩。尽管许多记者和一些欢迎的人们紧紧跟随，但都被挡在了张公馆的外边。郭沫若夫妇则例外，被允许进到客厅，从而有机会和毛泽东多说上几句话，一叙别后思念之情。
张公馆的客厅虽然雅致，仍不免显得豪华。镂空的窗格，西式的沙发，广漆的地板，对住惯窑洞的毛泽东来说，一切都感到生疏，以至主人送过茶来，毛泽东一不小心，还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
毛泽东略表歉意，郭沫若赶忙解围说：“这就是大智者若拙啦！”
大家哈哈一笑。毛泽东就势和郭沫若聊了起来。他问郭沫若：“听说郭先生最近刚去了一趟苏联？”
这是指郭沫若应苏联科学院之邀，去莫斯科参加该院成立220周年院庆，然后在苏联各地访问。
“是的啦，6月出行，8月中回来，在苏联待了整整50天。”
“算来郭先生是刚回国不久啦？”毛泽东说。
“是的啦，20号才回到重庆，可以说是专门赶回来迎接您的啦！”
毛泽东哈哈大笑。接着就问起郭沫若对苏联的一些观感。
郭沫若回答说：“50天时间虽并不算长，但所看到的似乎比住了50年的人还要多啦！”
接着郭沫若对此进一步说了“吾非‘乐不思蜀’而是‘乐愈思蜀’”之意，毛泽东对他的爱国之情很是赞赏。
因为时间关系，郭沫若不可能详细介绍他的访苏观感，只挑了一些主要情况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
说话间，张治中报告蒋介石来电话，晚八时半在山洞官邸邀宴毛泽东、周恩来诸先生，因此张公馆赶快备办过迟的午宴，以便让毛泽东等稍事休息后再赴晚宴。
晚八时半，由张治中、邵力子陪同，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乘车去山洞林园赴蒋介石晚宴。作陪者除张治中、邵力子外，还有赫尔利、魏德迈、张群、陈诚、吴国桢、王世杰、周至柔、蒋经国等。
毛泽东在渝的日子，当然主要是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但他也不放过机会更多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无党派人士接触，特别是抓紧时间和一些老朋友见面。他也经常由周恩来陪同，分头访问一些社会贤达和党政要人，或举行宴会招待一些党外朋友。
可以说，毛泽东在重庆的日子里，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凑，工作十分繁忙。
较重大的一次活动是出席9月1日下午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举行的盛大鸡尾酒会。到会的除苏方贵宾彼得罗夫大使夫妇、罗申武官外，中方几乎清一色都是社会名流和党政要人，如宋庆龄、孙科、冯玉祥并夫人李德全、翁文灏、邵力子、王世杰、陈立夫、朱家骅、张治中、吴铁城以及沈钧儒、马寅初、谭平山、郭沫若、茅盾、傅斯年、王昆仑、许宝驹、高崇民、史良等文化、新闻、戏剧界人士共300多人。
那天，虽然天下起细雨，可是人和汽车把附近的街道挤得拥塞不堪，尽管有警察和宪兵维持秩序，但车水马龙，人流如鲫，傍晚的街头充满汽车的喇叭声和看热闹的人们的谈话声。这么多人来踊跃与会和赶来看热闹，一个重要原因还是今天与往日不同，今天有中共领袖毛泽东到会。
在这次酒会上，郭沫若又一次和毛泽东靠得很近，也顾不上多说话，因为想和毛泽东说话的人太多，而毛泽东想与之谈话的朋友也太多。特别是当毛泽东和一些在大革命时期即已相识的老朋友见面时，双方都激动不已，感慨系之，令周围的人都为之动容。
其中最感人的是冯玉祥两手紧握着毛泽东的手，看了又看，然后举起酒杯来说：“您来了，中苏友好条约缔结了，来来，让我们为总理的三大政策的实现而干杯！”
毛泽东也兴奋地举起杯，将满满的一杯酒一饮而尽。
此时，一身英气的北方大汉冯玉祥将军已热泪盈眶，悄悄地掏出了手帕。他的话虽然不多，却包蕴了丰富的内容，许多从大革命走过来的人都能体味出其间的深意。
还有一次是9月3日毛泽东在他下榻的桂园接待各界人士。
原来，毛泽东是要到天官府来看望大家，因为举行抗战胜利大游行，车辆无法通行，聚会地点才临时作了改动。这一次，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也双双步行到会。
红岩村的小客厅里，邓初民、翦伯赞、周谷城、冯乃超等文化界知名人士都已在座。
毛泽东身穿延安宽大的灰布制服。周谷城操着很重的湖南口音问毛泽东：“过去您写过诗，现在还写吗？”
毛泽东风趣地回答道：“近来没有那样的心情了。从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成了‘土匪’了。”
一阵哄堂笑声过后，毛泽东接着说：“要说写诗，应当问我们的郭老。”
他随即转过身来，向坐在他的左侧的郭说：“你写的《反正前后》，就像写我的生活一样。当时我们所到的地方，所见到的那些情形，就是同你所写的一样。”
会见时，毛泽东又分析了人们关注的抗战胜利后的时局，谈到了人民渴望民主与和平的愿望。他明确指出：“共产党，是私的，还是公的？无疑是人民的。党的做法，应以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好处为原则。如果做来对这些都没有好处，我们就需要改正。”最后，他挥了挥有力的手，充满信心地说，和平总是要到来的，然而达到目的却是很不容易的。
郭沫若因为听觉不好，特别用心听毛泽东说的每一句话，注视着他的每一个手势，听得特别用心。
谈话快结束时，毛泽东从衣袋里掏出一块老怀表来看时间。郭沫若见这块怀表已经很旧，觉得作为人民领袖生活得这样艰苦，特别是目前又在和国民党谈判，许多社会活动，应该有一块更好的计时钟，便立即把自己的手表抹下相赠。毛泽东谦让了一下，因为感于旧交情，也就未太客气地收下了这一不平常的赠物。这是一只瑞士名牌表，外壳呈圆形，直径4厘米，为机械表，“12”数字下有“OMEGA”字样；表带是棕色牛皮制成的。关于它的来历，一说是郭沫若游历欧洲时买的，一说是郭沫若访问苏联时对方送的。本来，毛泽东是不轻易接受馈赠的，即使接受了也大多交公，但这块表却陪伴了他30多年。他后来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这块表的来历，说这块表可不能丢，不要叫别人拿去。虽然几经修理，表带也换过了，但一直留在身边。现在，这块表就陈列在毛泽东纪念堂的展柜里。
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回忆，毛泽东虽然有了这块表，仍然常常不知道钟点。郭沫若送的表并没能起到提示他几点钟的作用，他也经常忘记上发条。当他要出去开会或会见外宾时，才问一下工作人员：“是什么时候了？”听到回答后，他对上时间，把发条紧几下。后来，这块表的机械失灵，恰逢瑞士友人送给他一块金表，工作人员趁机给他换了表。毛泽东只得将金表戴在手上，但他感觉太重，仅戴了几天就取下来，吩咐上交国库，并要求把郭沫若送的表再修一次，修好后继续戴，一直到他去世。1986年9月9日，汪东兴来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遗容时，对参观的同志说：“毛主席的礼品里有好几块外宾赠送的表，我曾拿两块让他选一块戴，但他不要。有一次，这块表拿去修理，我给他送去一块礼品表，他不戴，只是摆在办公桌上。这块表修好后，他又将礼品表送回礼品室了。”由此足可看出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这一赠品十分珍视。
10月8日晚，张治中以政治部长的名义举行陪都文化界招待会，实为毛泽东送行，郭沫若也应邀出席。会上，毛泽东在简短的致词中强调“和为贵”，郭沫若深受感动，他觉得共产党的领袖“为了中国的和平，为了中国的民主”，“尽了多么大的诚意，冒了多么大的风险，受了多么大的委曲，忍了多么大的牺牲”。想到自己肩上所负使命，实在感到责任重大。
10月9日，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又去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拜会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同志。晚餐时，大家谈到郭沫若今后在文化界应取的态度，毛泽东很同意郭沫若本人的看法，认为“态度应该强些，不要妥协合作，要有斗争。”又一再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些话郭沫若是更用心听，也全部听进了耳朵的。
经过43天的谈判斗争，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定了《国共两党会谈纪要》，即着名的《双十协定》。《协定》宣布必须“坚决避免内战”，“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基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协定》并宣布双方确定召集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和各项重要问题。尽管国民党方面谈判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他们的灭共之心并未因签订了《双十协定》而丝毫消减，内战最终不可避免，但毛泽东的重庆之行，确给当时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希望和欢愉。雾都重庆也因为毛泽东的到来，一时显得阳光灿烂。
次日（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九龙坡机场聚集了众多送行的人群。郭沫若和于立群也早早地赶来机场。上午九时半，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乘车来到机场。陈诚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到机场送行的有重庆各界人士和八路军办事处及《新华日报》工作人员等数百人。毛泽东与各界代表亲切握手话别；与陈诚、张治中、陶行知夫妇在飞机旁合影留念。毛泽东又特意与郭沫若握手，期望下一次的相聚。登上飞机前，毛泽东向中外记者发表简短谈话指出，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
9时45分，飞机顺利起飞，毛泽东抬手看了一下手腕上郭沫若送的那块手表，然后向送行的人们再一次挥手，似乎还说了一句“谢谢，再见”之类的话话。郭沫若虽然听不见，但毛泽东此时此刻的身影，是深深印在郭沫若的脑海之中的。
●三、索句渝州叶正黄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有一件本来是文化界朋友之间的事，未想到在他离渝回延安后不久，不但在文化界，且在政治界也闹得沸沸扬扬，展开了文化思想界以及政界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斗争。
事情是由着名爱国民主人士、诗人柳亚子引起的。
当时，他向毛泽东索诗求字，毛泽东便将他1936年刚到陕北时填的一首词《沁园春·雪》抄赠。按理说，这只是一般友人之间诗词唱和，未想到竟然成为一件具有“轰动效应”的文化风波、政治风波和社会风波。而从此这一首词也名扬天下，不但确定了毛泽东的诗人地位，也成为革命文学艺苑中不可多得的杰作。
柳亚子也是毛泽东的“故旧”，早在20年代北伐战争开始前他们就已结识。
柳亚子原名慰高，1887年生，江苏吴江人，15岁起就开始写作宣传民主主义和反清革命的诗文，后受教于蔡元培、章太炎，并与“革命军马前卒”邹容结为好友。1904年加入国学保存会，1906年加入同盟会和光复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成了“双料的革命党”。1909年与友人创建反清文学团体南社，并任书记员。民国成立后，曾一度任南京临时政府秘书，旋辞职，出任《天铎报》主笔，积极撰文抨击袁世凯及南京临时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1914年当选为南社主任（社长）。1926年1月，他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为中央监察委员。其后，他团结左派同志，同共产党人亲密合作，坚定不移地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6年5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提出打击共产党人的所谓“整理党务案”，柳亚子义愤填膺，坚决反对。会后，他当面警告蒋介石，要其改弦易辙。“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柳亚子遭蒋介石通缉和搜捕，脱险后流亡日本。1928年4月，由日本回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由于他的资历和卓越活动，和宋庆龄、何香凝一道被人们誉为“国（国民党）党三仁”；又因为其写有大量爱国爱民的诗作，被郭沫若赞为“活屈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