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苏台之间的勾搭，中国大陆不会视而不见。1969年3月5日新华通讯社专就此事发电予以揭露。电文在抨击中证实确 有此事：
……不久以前，苏修叛徒集团派出一名“记者”到 蒋帮窃据的我国领土台湾省，登门朝拜，阴谋策划反对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罪恶勾当。这是苏修社会帝国 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无耻挑衅。
据西方报刊和通讯社透露，一个化名维克托“路易 斯的苏联人（他的真名叫维塔利.叶夫根尼耶维奇），在 苏修叛徒集团的授意下，于去年10月下甸以记者的身 份去台湾省进行秘密活动。他在台北活动期间，同蒋帮 “国防部长”蒋经国“举行了会见”。并就阴谋反对伟大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勾当“交换了意见”。路易斯还代 表苏修叛徒集团“非正式邀请”蒋帮派遣“记者”去苏 联“访问”。美联社发自莫斯科的一则消息透露，路易 斯在回到莫斯科后并发表谈话，无耻吹捧什么蒋帮的 “积极的方面”，竭力美化蒋帮对台湾省的罪恶统治。
与此同时，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通讯社还纷纷报 道，在华盛顿、东京、渥太华等许多地方，苏修的外交 人员和新闻记者同蒋帮的“外交人员”和记者进行“非 正式接触的事巳显著地增多起来”。蒋帮也在“鼓励” 他的“外交人员”和记者同苏修的外交人员和记者‘‘搞 在一起”……
“通讯”由此联想到前几年：“长期以来它们就同蒋帮勾勾搭 搭，积极为美帝妄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效劳。1963年， 它们公然让蒋帮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臭名昭著的所谓部分禁 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它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报刊上把蒋帮窃 据的我国领土台湾省称作‘国家’，把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称 为‘总统’。它们多次在刊物上刊印蒋帮的旗子。它们还无数次 同蒋帮的‘代表’坐在一条板凳上开各种会议。现在苏修叛徒集 团竟然派人到台湾省同蒋帮勾结，这是它们反华阴谋活动的一个 新的罪证……”
中国政府之所以此次措辞如此严厉，却又在比较晚的时候予 以揭露，是因为前两天，在中苏边界发生了流血冲突一珍宝岛事件。
1969年3月2日，中南海丰泽园。初春的北京干冷透心，但 丰泽园里已是春意盎然。古柏在悄悄换着绿衣，枯黄的草坪已经有了一丛丛的浅绿。
毛泽东站在花坛的甫道旁，背着手，一边散步，一边观赏着 眼前的春色。寒风吹拂他额顶的银发和指间烟头的袅袅烟丝，他 想起什么，猛吸两口烟，便往回走。
秘书已陪周恩来总理等候在会客室的门口。周恩来照例问候 着：“北京的春天天很凉，天气不好就不要出来活动了。”
“还是那个老毛病，睡不着，出来透透气。”毛泽东示意大家 坐下，“天气不好，那是客观原因，不说明问题啊，要紧的是自身嘛。”
周恩来言归正传：“主席，刚才接到沈阳军区的报告，今天 早上，苏联边防部队又一次入侵了珍宝岛，首先开枪开炮，打死 打伤了我们的边防战士，我们的边防部队被迫进行了还击，战斗 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两边都有小的伤亡。”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轻轻地点了点头，表示他知道了。他的表情告诉周恩来，毛泽东并不为其所惊，也不为其所怕：“他们 早就要打，开始是小打，再往后、可能是大打，这一点我们是早 有准备的。来了，也不要怕，怕没有用。”
“我们外交部马上要照会苏联大使馆，提出强烈抗议。”
毛泽东对此也不看重：“我们提出抗议，他们也会提，有理也说不清，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争取胜利的信心。”
周恩来进一步说道：“这一仗，我们的战士打得很勇敢，有一股不怕死的精神。”
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来，仍按自己的思路在想问题：“珍宝岛这个名字不错嘛，我看珍宝不一定有多少价值，真正有价值的 是我们战士的牺牲精神，人不讲精神行吗？这个精神是无价之 宝，是最根本的。”果然毛泽东转向他更加关心的事情，问道： “九大的准备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正在抓紧进行，大会的代表审査已基本就绪。”
“我看九大的代表里，应该有珍宝岛的英雄，我是很想见一见他们。”
周恩来答应着：“珍宝岛的英雄能出席九大，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也是一个大的鼓舞。”
“我们不想打仗，首先是不怕，还是我过去讲的那些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珍宝岛很小，就那么 一点，但是可以看出很多问题，不能大意，对政策性问题，要处 理好，要把握主动，有了主动权才能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我马上和肖全夫同志再谈一次，情况是很复杂，我们要头 脑冷静，要有理有节，争取主动。”
周恩来给毛泽东汇报完情况后，匆匆返回西花厅，他一进办 公室的门，立刻拿起电话：“沈阳军区前指，肖全夫同志吗？我是周恩来。”
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肖全夫紧握着听筒：“总理，我是肖全夫,您有什么指示吗？”
“毛主席对你们那里的情况非常关心，你们一定要作好工作， 我有几点意见，告诉你们。”
肖副司令作了一个手势，参谋立即将纸和笔塞到他的手下。
他边听边记：第一点，要严格遵守边境纪律，防止事态扩大。他 们可能还要来，我们要有反击的准备；第二点，要有理有节，对 珍宝岛上苏联方面被打死的人，要叫他们尽快把尸体收回去，可 以用广播通知他们；第三点，对牺牲的同志，要做好家属的工 作，遗体安葬也要搞好，对英雄事迹要大力宣传，用来教育部 队，有情况，你们要马上报告。
“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坚持照办！”
“那好吧，”周恩来放下电话。
秘书走了进来，“总理，你看 都到中午了，可是你早饭还没吃呢。”
周恩来清癯的脸上挂着倦意，他笑笑说：“不要紧，中午合 到一块吃吧。”
3月2日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照会苏联大使馆，对其边防部队入侵珍宝岛，提出了强烈抗议。照会中的强硬措辞是 以往不曾有过的。
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几乎就在同时，苏联政府也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所谓悍然武装入侵苏联领土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由珍宝岛的武装冲突引发的外交战，一开始就十分激烈。中苏双方互不相让，很快就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中苏交战，与中南海相隔不远的毛家湾的主人——林彪的看法，往往与众不同。
与其如日中天的政治灵光相反，他所蜗居的毛家湾，不仅灰砖灰瓦，每一间房间都布置得古里古气，而且幽暗不通风。据说 林彪患有神经毛孔官能症，怕光、怕风、怕出汗。所以，他除了陪伴主席在大白天露露面，接受亿万人民的欢呼赞颂外，其余时 间多是足不出户。而且吃的也极其简单。麦片粥、煮黄豆和素白 菜常常是桌上的老几样。但他吃起荤来又特别讲究：鸡要童子， 鱼要活杀。有一次外出，一个厨子偷了懒，用一条刚死不久的鱼 充数，林彪一上筷子就说这是死鱼，弄了厨子一个大红脸。
林彪得知珍宝岛打起来，也感到有些意外。但什么事都无法 改变他死鱼一样的脸色。他担心的倒不是苏联是否能得逞，而是 他的政治对手们能否复活。叶群在他耳边鼓噪着：“这个时候, 瞎打什么呀，要影响大局的。这一打，那些老家伙们又该得意 了，说不定都要进政治局的，我们的人怎么办?”
林彪半躺在沙发上，眼睛半睁半闭。他清楚，这场不合时宜 的冲突会改善那些落魄的老帅们的地位，但即使没有这场冲突， 老帅们也会走进政治局的。最近，他已隐隐感到形势的微妙变 化，认为毛泽东正在施展一种极为髙超的统治术，对任何一派都 不完全放手，也不完全放心，他总是凌驾于各派政治势力之上巧 妙地维系一种平衡。
所以，林彪仔细地观察着毛泽东的眼色，以便表面应和，暗售私货。
在他的下属、包括妻子儿女面前，他总是听得多，说得少。
他自己不提出什么，总是从别人的谈吐中选择什么。而叶群正是 个多嘴多舌的人，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唠叨着：“101，我看，珍宝 岛的仗打的是外交战，何况周恩来已经插手了，就让他管到底 吧。你腾出精力，多想想九大的人事安排。我们的人不多进去几 个，将来是要吃亏的。”
林彪“唔”了一声，算是回答。
珍宝岛事件后，苏联调兵遣将，发出战争叫嚣，态度十分强硬。
然而，在中国战争问题上，苏联领导人中也有不同意见，分成“鹰 派”和“鸽派”。以军方为代表的“鹰派”主张立即同中国开战，为此，不惜发动核战争。而以柯西金为首的“鸽派”认为国内经济状 况不好，军费缺乏；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如对中国作战，势 必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历史证明，没有一个武装团体能迅速征服中国的。同时他认为，苏联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主要敌人是 美国。在柯西金的要求下，勃列日涅夫同意由柯西金试探中国的态 度，于是，柯西金拨通了直通毛泽东的热线电话。
这条线路，还是50年代中苏友好时，为了两国领导人保持联系特意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架设的。到了60年代，随着中苏 关系的疏远和分裂，这条热线变成了死线。
1969年3月29日晚8点，这条线上的指示灯突然亮了。年轻的中国女话务员惊诧地插上了机塞。
“喂，是北京吗？”
“是啊， 请问你找谁?”
“请接毛泽东主席，我要同毛泽东通话。”
“您是谁?”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女话务员觉悟还挺“高”，一 听是苏修头子，顿时义愤填膺，大声说：“你是修正主义者，没资格跟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讲话。我不给你接电话。”
“既然你不肯接毛泽东主席，那么请你给我接周恩来总理吧！”
话务员一听更来气了：“苏修头子，你听着：趁早死了这条心吧！我们的总理很忙，没空听你的胡言乱语，就算有空，也不会听你啰嗦——”
“啪”一声，挂断了电话。
年轻的中国话务员哪里知道，由于她鲁莽的“义举”，险些酿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5.苏“秘使”与台“新闻局长”再晤维也纳
中苏交战，而苏台之间的交往又活跃起来。
5月1日清晨5时，那个神秘的路易斯又出现了。他在罗马给台湾的魏景蒙打电话，要求从台湾驻罗马“大使馆”搞到一张 去台的签证，并说由于签证的关系，他在罗马不能住得太久。
魏景蒙告诉他，台北和东京一样糟，到处都是新闻记者，要 路易斯先到曼谷或新加坡去。
但路易斯说他去不成曼谷或新加坡，只有罗马没人注意他， 最好是从罗马直接去台北。
魏景蒙要他在罗马等，五小时以后他再跟他联系。只过了三 个小时，魏景蒙便打电话告诉路易斯：“我准备于一周或10天后 启程经香港赴曼谷，途中还要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停留，预计要 在5月18或19日抵达目的地。如果没有意外，可望在5月20日 在曼谷和你见面。至于为什么要迟延那么久，等见面时再告诉 你。在这段时间，请你和台湾驻曼谷新闻参事屠益箴联系。我会 随时让他告诉你我的行程。”
路易斯对此不满意，他要求在一周内见面。魏景蒙在他的紧 逼下十分为难，答应请示蒋经国后再定。蒋经国当即回绝：“不 可以。如果路易斯今晚没来电话，你就去电告诉他，不能在5月 20日以前见面。”但过了不久，蒋经国又给魏景蒙打来电话，叫 他不必给路易斯打电话，“请你立即到我处来。”
魏景蒙到达长安东路蒋经囯的官邸后，蒋经国告诉他，最好不要在20日去曼谷见路易斯。
过了几天，路易斯打来电话，提出两个见面时间：要么马上 在维也纳见。要么到6月份再见面。魏景蒙却提出在5月12至 14日在维也纳见。
5月5日，蒋经国给魏景蒙打来电话，首先向魏景蒙通报了 西德人克拉索夫斯基获自法新社莫斯科记者3月26日的报告：
(苏联）谢里宾、贝里舍等主张与台接近。近日会 议中有五项基本问题之建议，并获得上级有条件支持：
A.毛匪制度有崩溃及内战可能，（苏联)可能与 台合作且极有希望。
B.中苏合作基础，可用有条件或密约规定之。双方协议在毛匪崩溃后，成立一个国民党与新组织之共产 党合作之联合政府。
C.新的中国国家制度，不一定要使用共产党名称，但须符合社会经济之进步条件。故在相当期间内， 容许一个两党之“人民民主国家制度”。
D.国共联合政府仅属于过渡性质，苏联对于联合政府之援助，不仅于新中国共产党；惟因该新中国共产 党需要相当长时间始能在社会、政治方面发展成一个具 有力量之亲苏党派，故苏联必须先与中国国民党合作。
E.美国的远东政策，为莫斯科与台北接近之最大障碍。
对此，蒋经国说：“研究后认为，贝里舍不致与谢里宾同流， 前者为元老派，而后者为少壮派。”蒋经国给魏景蒙安排了一个 多国旅行，要他由香港到新加坡，再到吉隆坡、曼谷、维也纳、 罗马，再回到曼谷、香港。蒋经国说：“最好把比利时也列入行 程，而且国家越多越好。已经告诉总统，你会在香港停留一天。”
5月6日下午4时，蒋经国带着魏景蒙，来到士林官邸蒋介 石的办公室。蒋介石听着汇报，指示：“行程还要增加西班牙、 比利时、荷兰、丹麦。”
魏景蒙报告：“如果路易斯问到以下问题，我准备这样回答， 问我从台北带来什么条件或书面文字没有？我答：因为是他要求 见我的。我没有什么好带的。若问到台湾需要何种武器和装备 时，我拟这样回答：你对我们台湾的装备情况很清楚，应该可以 提出一份清单来。”
蒋介石满意地点点头，补充道：“你们搞一个宣读要点，送 我修改批准后，再带出去。但中文原件不要带，你向他读过的文 件也要立即销毁。你这次最重要的任务，是使他们以具体措辞谈 如何合作，以及应采取何种步骤来推翻毛政权，其他废话少说。”
魏景蒙请示蒋介石：“总统是否可先将与其谈话的要则指示一二？”
“可以。”蒋介石稍作思索，便指出五点。魏景蒙迅速在本子上记着：
一、中国大陆毛政权仍然存在，巳经危害了甲乙双 方的基本利益（甲：中国，乙：苏联)，如再令其继续 发展必成更恶劣的后果，此点即为甲乙双方合作之基础。
二、有关合作之办法，首先应以双方如何共同推翻 毛政权，以及推翻后甲乙双方应采取之政策为先决条 件，故商讨各种办法之前必先决定政策。
三、甲方与乙方共同合作推翻毛政杈，可得到国内^ 的朝野及大陆人民之谅解。但决不能采取在历史上已经 失败并因此而造成甲乙双方极大的病患，即所谓国共合作之政策。
任何以共产党名义号召之举，不独遭到中国人民之 恐惧、痛恨，就是毛共组织内之反毛分子亦将起而抵 抗，此对乙方亦为绝对有害而不利的。
当年乙方如能遵照中苏友好条约，支持蒋委员长领 导之国民政府谋得统一，则决不致形成如今日对甲乙双 方共同之祸患。
四、甲方为吸收毛政权内各部门之反毛分子之政 策，在政治上以中华民国领导之下采取反毛救国联合阵线，其在全国各党派中成员之一参加共同讨毛复国之战 争。
五、至于甲乙双方之基本问题如边疆、经济、外交 等，应作为今后商谈之主要课题。
蒋介石说完这些原则，似乎已经看见“推翻毛政权”的曙 光，起身走了几步，又坐下，对着魏景蒙发话：“你告诉路易斯， 下次会谈应在台北进行，因为你的行动必须由我或者经国决定，不然这些记者一到台湾，很难悄悄不为人知地离开台湾。当然， 如果下一次会谈是些无须请示的事务性协商，在维也纳或其他任 何地方都可以。”
而蒋经国好像比蒋介石还谨慎，他在第二天又打电话告诉魏 景蒙：“你此次出国之事不要发布新闻，会谈中可能不会谈到五 点原则，你就不要谈。另外，在你出国期间，一定不要和我直接联络。”
看来蒋氏父子对苏联还是不信任。
当天下午魏景蒙即离台抵港。一路顺风，于14日晚抵维也纳。
在约定地点共进晚餐时，魏景蒙见到了路易斯，但有一人与 他同桌，其身后还有一人，令魏景蒙不快，他没有和其他人打招 呼。一般性谈过之后，两人便分开了。直到夜里11时半，路易 斯又来电话约魏在宾馆外散步。
魏景蒙如约赶到约定地点，两人 便闲步走着，路易斯告诉魏景蒙：“我回国后，因为当局还有对 毛政权姑息者，所以此事一再搁置。至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始有行 动。我4月份去电话时，莫斯科已有大使级之人在东京等候。在 罗马再去电话，东京之人已回莫斯科。当初急欲去台之意是让东 京之人速与你们搭线，但电话里不好说，你们错过了机会。”
魏景蒙说：“在东京不可能完全保密，将来重要之事之洽谈，必须在台湾。”
路易斯有些闷闷不乐：“主持政策者无法更名改姓，而又绝 对不愿外间知道赴台之事，故今后联络问题，大家再想想。”
魏景蒙问起上次台北会晤时，对一些问题苏方有无答复。
路易斯说：“这次有了正式答复。莫斯科认为中国大陆有背 弃条约之信义，所以愿对台做出一些保证：今后由台湾或任何中 国之一部分发生任何形式的争执，苏联认为是纯为中国的内政， 与苏联无关，如形成内战，苏联决不支持毛泽东，但这些话请不 要与外人道及。如有愿告美国者，希望先征得苏联同意。”路易 斯又问：“台方有无话要说，以便我上呈。”
魏景蒙说有几点意见要苏联考虑，“今天太晚了，等明天早 晨7点到我房间来谈吧。我将告诉您蒋总统所批的五点原则。有 几个要点，比如政策问题，不能以共产来号召大陆人民；各党派 可纳入国民党领导下的反毛联盟组织。”
“太好了。”路易斯的胃口被吊了起来，“你告诉我之后，我 可以加密发往莫斯科。关于上次所谈军火问题，还是由你们提出 并开列名单及交货地点为宜。”
“还有交换情报的事。”魏景蒙提醒路易斯。
“那好说。希望即刻开始。开始时可重量不重质。譬如关于 大陆军队的布置，凡是对苏联有关的资料吧。再比如中共召开的 九中全会的分析等等。但每页必须以打字抄件送交，视合作交换 情形如何再加质量。”路易斯强调，“此点是本人意见，就算一个 中间人，或者叫对台着想者的意见吧。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莫斯 科有人目前也是重视数量。如今后往来方便，重要问题可以到莫 斯科交换意见。我现在想向阁下了解的是，你对下次会谈有何打 算？”
魏景蒙愣了一下，凭感觉，似有什么严重之事随时发生。他 答道：“如有必要，下次再谈可在维也纳，这个旅馆极静，罗马不可。”
路易斯耸了耸肩膀：“我还是想去台。”
两人分开，直到第二天上午9时半，路易斯才来到魏景蒙的 房间。魏景蒙看他睡眼惺忪，估计他昨晚或者今晨与其同伴商谈 后才又来的。魏景蒙从皮包里拿出几张纸，郑重其事地对路易斯 照本宣科，念得极慢，以便路易斯能一字不漏地记下。等“蒋五 点”念完，双方又进行了复读校对。确认无误后，路易斯漫不经 心地收起记录，颇有些不满足：“这五点似嫌空洞，台湾最好先 提出如何解决毛才是第一重要的。”
魏景蒙不以为然：“不谈政策，走到哪里算哪里是不妥的。 如一旦大陆发生大变，或台湾登陆大陆，苏联如何支持我们须事 先有所计划。关于利用苏联基地、我方需要军火接济之各点、情 报交换等等，等他们对五点有回音后，下次可详谈。”
“那么高级会谈的地点呢？”路易斯问道，又答道，“莫斯科 希望在公海。”
“那不行，高级谈话必须在台进行。”
“此事以后再说。眼下请你告诉我，在欧洲，台湾有何人可 代转函电，或者接头？如有人，则台方有关大陆资料可经他交 接，其他路线废止。将来台动手时，苏联可不惜制造边疆事件之 应和之。”
当天下午4时半，路易斯再次来到魏景蒙的房间。一进门便 直摇头：“蒋五点中有的文字译成俄文后辞句太凶，故须略加润 饰。我改动了几点，请你看一下。开头语改’为‘如果苏联过去之 领袖们能对国民政府关系有弹性之处理，如1945年之中苏友好 条约，而协助蒋委员长领导之政策……”
当夜10点半，路易斯约魏景蒙出来散步。魏景蒙问起路易 斯，对下次会谈有何新的考虑。
路易斯答曰没有：“如有，可日后联络。但广泛交换情报即可开始，以满足如何对付毛泽东和双方军事之需要。最好有专人 写稿，开始重量不必重质，如人事资料可长可短。希望派一位贸 易人才来莫斯科时带来。此人不必常驻莫斯科，但可常来。此人 定可赚钱。再希望有若干地点如领事馆等可传递信件或言语。”
魏景蒙更关注眼下：“与你同来几人？是什么人?”
“两人。一是不公开的同僚，另一个是保镖。有事我可与同 僚商量。”
“何时对我方五点有个答复？”
“恐怕稍须时日，估计会同意。”
“新疆骚动是怎么回事？”
“两星期前共匪在边境派大批牛群人苏境之塔吉克。不料牛 群中隐藏军队，现已挖好战壕。苏联已决心将其撵出。可能有一 场战争。牛群为常有之事。”
“下次会谈的程序呢？”
“下次可广泛交换情报，以如何对付双方之需要。”
5月24日下午，魏景蒙回到香港即返台湾，直赴蒋经国办 公室，报告维也纳之行。
蒋经国问：“你对此行的印象如何？”
“对方似乎比我方还急。”
蒋经国交待，如果蒋介石要见他，可简要报告接触经过。
三天后，蒋介石果然要见他。那天，蒋介石先去狮子山吃茶，而后 在中山楼召见魏景蒙。魏景蒙根据蒋经国的吩咐，对蒋介石说了 接触经过，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我们急于举行髙层会谈；二、 认为我们的五点内容空洞；三、下次见面的重点，要谈情报交 换、髙层会谈方式、五点回音。至于见面地点，将要等其来电时 约定。四、军火之事，他们提出的方式、地点、种类。五、商务 代表，两个月派联络员。六、苏之回音。
魏景蒙还向蒋介石汇报：“日前曾遇日本新闻专员山本，当 其说有谣传我见过路易斯时，我大笑以对。”
蒋介石说：“曾想向魏道明（驻日‘大使’）提及你和路易斯时见面的事，但怕他感 到尴尬所以没告之。下次见他时会告诉他，以为补偿。”
魏景蒙又提到：“澳洲大使26日在酒会中问我，‘你的莫斯 科之行满意吗？’CIA的塞佛斯想跟我一谈，还有山本告诉我， 王惕吾和韦永成立委说我见过路易斯。”
蒋介石吃过午宴，又听魏景蒙说些新闻，心情怡然，不禁笑 了起来，称赞魏景蒙不虚此行，嘱他好好休息，并说道：“大家 对你此行猜测，是想当然罢了。”
蒋介石起身在房间里转悠，背着手喃喃道：“大陆乱作一团， 珍宝岛枪声未绝，新疆又出了乱子，好哇，再乱上一阵，就该轮 到我们动手了。”
新疆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6.在苏联企图打击中国前，尼克松巧透机密
由于苏联的插手，新疆方面的外交纠纷不断。
进入6月份以 来，有关苏军越境人侵的事显著增多。由广州军区副司令调任新 疆军区司令员的龙书金对此已经熟视无睹，甚至腻烦：今天一头 羊，明天一头牛，你打我一枪，我还你一弹，中苏边界线有7000多公里，谁管得住？！
龙书金渐渐对这些报告漫不经心了。
4月1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是对自1966年以 来的三年“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又是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 进行权力再分配的新的较量的起点。对他们来说，共同的敌人已 被打倒，巨大的障碍业已扫除，林、江携手作战的蜜月时代已告 结束，他们贪婪的目光，共同瞄准了毛泽东之后党的最高领导 权。赴京开会的龙书金，秘密会见过林彪，林彪认为：中苏之间的矛盾完全是因为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引起的，即使有一些边境 磨擦，尚不至于酿成大战。另外，从苏军的兵力部署上也可以证 明这一点。林彪最后诡秘地说：还是有一点边境纠纷好，可以提 高军队的威信，加重几个军区司令员在中央领导层的分量。
本来珍宝岛事件发生后，龙书金着实紧张过一阵子。经林彪 这一指点，他顿时放宽了心。
但是丰泽园里的毛泽东却另有所见。 当周恩来进来的时候，毛泽东放下手中的《二十四史》中的 《南史》，听他报告。
“主席，有几件事件要向您报告。一是四位老帅根据可靠情 报，对中、苏两军的边防部署、态势做了较深入的研究。认为苏 军虽然由原来的20几个师猛增到现在的55个师100多万人，但 不可能大打。”
“噢，”毛泽东转过脸来，“何以见得呀？”
“四老帅的理由是，苏军的战略理论历来是集中优势兵力， 实施多路突破和战役速决。二次大战出兵东北时，他们集中了 155万部队，坦克和自行火炮5556辆，战斗飞机3446架，各种 火炮26137门。而要对付我国，起码要集中300万部队，一万辆 坦克，这是他们短时间内难以达到的。去年苏修侵捷，就动用了 20多个师50万部队，现在有6万人留在了捷克，要集中300万 部队就更困难。”
周恩来说到这些数字时没有看任何记录，全凭记忆。他超常 的记忆力令人惊讶。
“主席，四老帅还认为，我军的布防大都是战略要地的梯次 配备，边界并没有大量集中的部队，苏军要想重创我军，势必要 侵入我国腹地，他们没这个力量，也没这个胆量。现在乌苏里 江、黑龙江已经解冻，倒是新疆那边，苏修会有些动作。”
毛泽东就此发挥道：“以前打笔墨官司我们不怕，现在刀枪相见也没什么了不起，大不了让他进来，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到那时候就由不得他们了。对，电告新疆军区龙书金，西北可能 要出问题，要有准备。”
周恩来作了重要补充：“还有一个情况，3月28日，美国前 总统艾森豪威尔病逝，苏联派出一个代表团参加他的追悼会，3月30日晚间，据可靠情报，苏联国防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偷偷 越过波托马克河，钻进五角大楼，与早约定的美国防部长莱尔 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会谈，会谈的 内容不详。临分手时，崔可夫赠送给两人他本人撰写的《斯大林格勒之战》一书。惠勒回蹭他一枚纪念章。四老帅分析，他们会 谈的内容可能有三：一是协商美苏共同联手对付中国的可能性； 二是苏美在欧洲问题、限制核武器试验等问题上达成谅解，以便 苏联腾出手来对付中国的可能性；三是对苏联最近在亚洲推行 ‘亚安体系’，旨在包围中国的说明。……”
毛泽东拧眉细想：“美苏联手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他历来 不相信大国间的联合，因为各自都想将自己摆在第一的位置，利 益摆不平，合作难以持久。
周恩来也说：“陈老总认为，尼克松上台后，对外政策发生 了一系列变化，迫于国际国内的双重压力，急于从越南撤军。几 次公开讲话，都提到愿与我国加强接触。另外，他们托刚上任的 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转达了尼克松的口信，愿意就两国一切感兴 趣的问题进行谈判。陈老总建议恢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打开 冰冻巳久的中美关系，我认为这既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又 可以牵制苏联……”
毛泽东说出他的意图：“我看可以先做些准备工作，步子不 宜迈得太快，有些老朋友得先打打招呼，免得让人家感情上转不 过弯来。尤其是越南的胡志明。美帝的飞机还在人家那儿轰炸 嘛！军队还在那儿杀人，我们不能不顾及朋友的感情。”
龙书金接到中央军委关于毛泽东最近指示“西北可能要出问 题”的电报，只是付之一笑，并未对下传达。进入6月，外交纠 纷的报告多了起来，有时一天多达20余份，龙书金感到有些小 题大作，擅自下了一道命令：“此后一般性的外交纠纷，可逐级 报告，本级能处理的，可不必报告上级。”
这个口子一开，麻烦便惹大了。谁都知道，外交无小事，一 粒火星，也能燃起两国大战。龙书金很快便得到血的惩罚。
8月13日上午8时，副连长杨政林率领三排37名官兵，执 行例行巡逻任务。行至戈壁，突然一发炮弹在他们中间炸响，迅 即六辆苏军坦克钻出草丛，300多名苏军官兵也从土堆里爬出 来，尾随坦克向中国军队冲击。杨政林指挥队伍向苏军还击。杨 政林是有经验的，他的左臂已被炮火洞穿，无暇顾及，他将报话 机从巳牺牲的报话员手中解下来，对着话筒大声呼叫：“塔城， 塔城，我是杨政林，我们在铁里克提东10公里处遭敌伏击，苏 军坦克六辆，步兵300余人……”这时，空中传来嗡嗡声，杨政 林抬头，看到两架直升机在头顶上盘旋，杨政林发出了最后的誓 言：“请党相信我们，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粒子弹，决 不会出现一个俘虏……”两颗汽油燃烧弹扑向孤立无援的中国士 兵，大火吞噬了全部的生命和血迹。
等到中国陆军第八师的一个团从60公里外赶来时，战斗早 已结束，被烈火焚烧过的38具尸体，已经面目全非，难以辨认， 成了血色黄昏中大漠最惨烈的一缕孤烟。
半个月后，为了弄清事件真相，中央军委调查组来到了乌鲁 木齐，朱后调查了司令员龙书金、政委王恩茂、副司令员赛福鼎 以下近百人。
塔城军分区政委王新光、参谋长南仲周认为，事件发生前， 苏军调动频繁，情况异常，这些情况多次向军区司令部值班室汇 报过，现有电话记录可以作证，汇报中曾多次要求暂停巡逻，但上级都没有答复。北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书田说：“接到塔城军分 区的报告后，我们是慎重研究过的，并且有情况不明暂不巡逻的 决定，但上报军区后，一直未得到批复，不得已只好让值勤分队 继续巡逻。为了此事，赵副司令员曾亲自打电话找到龙书金，并 且吵骂了一通。”其他有关人员也说此事报告过龙书金，龙让报 告外交部，而外交部已有回电，让新疆军区自行确定。从北京到 新疆，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原来的地方，酿成了 “八一三” 的大祸。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这些纠缠不清的 失误才落到林彪死党龙书金的头上。
事情传到了联合国总部。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兴奋异常：“苏中再度发生流血冲 突，苏军歼敌30多人。”他拿起电话，向苏联驻美大使馆询问苏 共领导人对此事的反应。
然而苏联领导层对此并不像马利克那样乐观。在苏共中央政 治局全体会议上，葛罗米柯气呼呼地首先发言：“我刚刚听说， 昨天格列奇科同志命令军方擅自动手，在新疆消灭了中国一支30多人的边防巡逻队，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是 因为在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我们吃了亏就在新疆反咬一口 吗？这种做法，未免太短视，太小家子气了！这与我们国家的伟 大形象相符吗？”
柯西金赞同葛罗米柯：“如果是为了教训中国，这种隔靴搔 痒的做法有什么用呢？去年我们的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已经 让我们国家的形象蒙受了重大损害。要知道，我们正在推进的亚 洲安全体系很可能因格列奇科同志的这一顿枪炮而破产！这划得 来吗?”
勃列日涅夫却不尽然：“不至于这么严重吧！”
葛罗米柯从公文包里抽出几份文件，递给勃列日涅夫：“请你看看吧，这是20多个使馆今天打来的电报。如果说达曼斯基岛发生冲突时，世界还弄不清是哪一个首先挑起战火的话，那这 次可就昭然若揭了。不会有一个国家不认为我们是战争的挑起者。”
在一旁一直闷头吸烟的格列奇科终于坐不住了： “我坚持我 的意见，在中国狂人面前，我们的态度必须强硬些！如果想惩治 他们而又避免我们的损失过重，那么就应该让我们的原子弹显显 威风。要根除中国的威胁，就必须用几百万吨级当量的核武器， 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劳永逸的打击。只有通过这样的外科手 术，才能摘取亚洲的毒瘤！”
苏军总参谋长輿加尔科夫也心存疑虑：“那不引起世界大战才怪呢!”
柯西金有些激动，站了起来：“格列奇科同志，你想过没有? 对付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动用几颗原子弹 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况且，中国人手中也有核按钮，一且到了不 是鱼死就是网破的时候，他们肯定会不计后果进行反击的，到那 时候，恐怕不仅仅是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了，我看世界的 末日也该到了！”
这次葛罗米柯又反过来支持柯西金的话：“中国什么资源最 丰富？是人！请你试想一下，中国军队越过国境冲进苏联，完全 可以是几百万人甚至是上千万人蜂拥而入，我们的武器再精良， 也难保一定打得过他们呀！”
奥加尔科夫也补充说：“谁都知道，中国人是最擅长打游击 战的！他们可以一直打下去，那样的话，我们就会像美国在越南 一样陷进战争的泥淖里。”
反武力派似乎占了上风。但大权在勃列日涅夫手中，他是倾 向于格列奇科的。他让大家冷静下来，认真思考后再作决定。 但是会后，他马上召集格列奇科等人在苏军总部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
接着，苏军大本营的首脑采取了一系列准备活动：任命战略 火箭军副司令托庐勃科上将为远东军区司令，以加强核打击的指 挥力量；命令在远东的苏军战略导弹部队进行一级战备，等候发射命令。
8月28日深夜，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接到了勃列日涅 夫的密令：“为了我国和美国共同的战略利益，我军大本营准备 对中国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解除中国的 核武器，请你秘密地征询一下美国当政者的意见，最好能和尼克 松总统或者基辛格博士个别面谈，我们只攻击军事目标，不会伤 及无辜生命，而且我们释放的当量会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不会造 成环球大气污染，也不会对地球的生态平衡有很大的破坏。”
放下热线电话后，多勃雷宁立即抓起另一部电话，拨通了基 辛格的号码。
电话那头的基辛格远没苏联人那么激动，慢条斯理地答复 说：“请耐心等待，我们需要慎重研究。”
尼克松得知苏联要对中国动用核武器的消息后，从他的立场 考虑，觉得西方国家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苏联。从历史上看，中 国还没有过扩张和侵略的记录。而西方的战略利益还离不开一个 强大中国的存在。
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内阁成员紧急磋商后，取得了一些共识：
首先，如果美国持反对意见，苏联一般不会轻易动用核武 器。它胆敢这样做，将违反美苏间的协定，也不符合国际宪章。 而美国反对的理由可以列出许多，但最好强调美国的利益， 而不涉及中国。因为过多的涉及，将直接影响美苏关系，使缓和 局面彻底毁掉；同时，也会伤害到中国的尊严。
再者，应该设法将苏联的意图尽快传递到中国，使他们有所 准备，制定必要的应变措施。
这最后一条将博学的基辛格难住了。因为美国与中国没有外 交关系，双方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一来缺少合适的渠道，二来也可能会引起中国领导人的误解，以为美国在耍什么花招。 还是尼克松想出的办法好：把消息透露给某家报纸的记者， 让他们捅出去。这样即使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他也只能干瞪眼。
8月28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则震动世界的消 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巡航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 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及 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仿佛这个核弹头已在世界爆炸，它的冲击波迷漫在每一个关 心时局的人们的心头，世界为之恐慌，目光都聚集到中苏边境两 边髙高翘起的导弹发射架上。
而此时的莫斯科似乎比北京还要震怒：他们企盼着美国发来 支持电，却等来了美国人的公开泄密。勃列日涅夫暴跳如雷，大 骂美国人的出卖和愚弄。
美国人照样我行我素。基辛格向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正式 阐明了美国政府对此事的立场：中国的利益同美国的利益是密切 相关的，对于苏联的行动，美国不能坐视不管。战争一旦爆发， 美国会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将对苏联采取同样的 行动。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将招致中国方面的报复，核战争 所产生的污染会直接威胁到美国在亚洲驻扎的数十万军人的安 危，并会使全球的生态平衡受到破坏，这是美国不能容忍的。
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立即与几个老帅开会分析这则消息的 可靠性并商议对策。
几位老帅都认为，苏联要打核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 现实的，因为他们的常规武器用于和中国打进攻战，力量还远远不够。
聂荣臻分折说，所谓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无非是指对我国部 分重要目标进行毁灭性或摘除性的打击，而这些目标很可能是中 国的核导弹基地和北京及东北的一些重要工业基地。因此，他建 议，城市应该疏散、隐蔽和防护为主。现在应该马上行动起来让 这些城市迅速挖掘防空掩体，同时在全民中广泛进行防止光辐 射、核污染的应急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