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许多学者都曾试图解开这一问题。他们找到了许多地租契约，以了解地租率是如何规定的。可是却忽略了，所谓“规定”并不等于它的“实施”，所以，千件万件地读下来，我们发现，在那些几乎千篇一律的契约面前，地租率的研究仍然无法突破。
关注到地租“实收率”，是改变研究状况的一个关键。但可惜的是，地租实收率的研究却没有与租佃关系联系起来，而是把它归结为粮食亩产量的下降。这在一时间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并在学术界引起了好一场争论。问题是，如果清代农业生产能力有着如此的下降（百分之二三十），那又如何解释清代中国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在另一派学者看来，清代粮食亩产量即使有所下降，幅度也不会很大，或者是升是降尚在两可之间。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一个略有升降（产量），一个是超过二十个百分点的下滑（地租），这两条曲线怎么能“合”得起来（详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