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全书共六章）。我则希望有更多的同人关心这一问题，和参加到讨论中来。.2
此文可能冒犯了自百年以来，自九十年、六十年以来，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的无数毕业生和大人先生，那也是迫不得已，各位实在是该猛醒一醒，不再以讹传讹，将错就错了，因为，这都是罪过啊！
民主原来也有或然性问题
民主，也有个“或然性”问题？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竟然说“民主”也能导向“专制”？
倾读施京吾先生《从历史实践看民主与专制的关系》（《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他就说出了这一层意思。看来，施先生是比我专业多了（每每在文章里说了“自谦的话”，就会被批评者抓住，原来你只懂得一点点啊，有限的很啊——取消你的发言权，“打翻在地，再……”令人无所措手足）。
他说，“民主制”在历史上确实造成过严重后果。因此，我们不能一相情愿地认为，民主的历史与现实都是不能置喙的“好东西”，否则，宪政理论家们对“民主”的大量批判，岂不成了捕风捉影（按：浅薄如我辈，就不知道还有诸如此类的“大量批判”）？
比如，从雅各宾专政、拿破仑统治直至希特勒极权，他们的政权都是通过民主制“选举”产生的，都拥有“民意”基础。尽管这些暴力统治最终被推翻，但付出的代价异常惊人。
施先生接着声明，但我们别忙责备和否定“民主制”。
为什么呢？
因为在历史上，“君主制”也产生过许多罪恶，产生过“专制”（在大多数读者心中，中国历史上那罪恶那案例可是举不胜举啦）。但它（传统政治）与专制之间的关系（不过）是种“或然性”关系。
“民主制”也一样的：“君主制”是主权问题，其专制性是“或然性”问题；因而民主相对专制也只能产生“或然性”结果，它自身的无限性特征反而会暴露其专制性：拥有选票同样也能选出一个暴君。
好，就介绍到这里吧！
按：我写作此文，并不是要参与到“宪政理论家”的“大量批判”中去，凑什么分子，更不是要“反民主”（尽管很容易被这样误解）。我的意思，不过是给中国传统“辩诬”，或者至少，要给她一个“对等地位”罢了。
中国并非专制主义的又一举证
我在关于乾隆的一本小书《乾隆十三年》中写道：皇帝还有一些基本原则（如道统）要遵奉，有法律条文的限制需要顾及，怎能说“最后为一人决定”（这是儒家最基本的政治主张），就是“专制”或“专制主义”呢？
于是我引用了同时期法国一位著名学者魁奈（Quesnay，1694～1774年）的话，在他看来，世界上有两种专制主义，一种是合法的，另一种是随心所欲的。中国可能是专制主义的，假如人们想这样说的话，但它是合乎法律的而不是任意而为的。因为“中国政府的体制是以一种不可置疑的和占绝对优势的方式建立在自然法则之上的”（阎宗临：《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载《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第94页）。
算是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又一举证。
君要臣死臣便去死？
刚刚播放的电视剧《水浒传》中，几次提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听后感到说不出的难受（金圣叹所谓读之“弥月不快”者，此之谓欤），于是查了查工具书（如《中华成语熟语辞海》）。据说，此句出自《三宝太监西洋记》、《说岳全传》以及更晚一点的《清史演义》，都是一些小说（第762页）。我也不记得《水浒传》里面曾经有过（有朋友查出来尽可告俺；金圣叹所读《水浒传》古本里是没有这一节的，如果有的话《辞海》也不会不收）。我写过《乾隆》，在我的印象里，“专制暴君”如乾隆者也没说过这样的话！
辞书里倒是记着一句：“君不正，臣投外国”。出自《封神演义》。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却是湖南某地的档案馆，记载着“大跃进”初期，当地农民活不下去，大量外逃，就引用了这句经典（外地则以为这边发生了迫害人民的“反革命事件”）。当下感触极深（谁说农民没文化）！
要说到经典，我看还非孟子莫属。《孟子》里有与此针锋相对的一句话，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这可是最有名的儒家经典。两相对照，是多大的差别（好好想想孟子的大丈夫气概吧）！
恰好见到网上一条消息，说：中国的“爱国主义者”（按：我称之为“劣等制式的民族主义”）有一常备武器：“真正爱国的人不会嫌弃自己的祖国。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是为忠孝……”这句话已经收进五毛培训教材。使用者以为这是真理，一般人也很少想到这段话的荒唐，经不起推敲。
我临退休前几年，开了一门课，重点之一就是读古书，读经典，包括《孟子》，他涉及君臣关系的话还有：
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
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中国历史的三大误读：政治部分
此文是一年以前（2011年5月），网易读书“阅读·中国”第6期“中国思想者系列访谈录”，雷天主持访谈节目的一部分；现在拿到博客上来（文字有小的改动），原因之一，是年初终于有同道的文字在网上出现（海外）；另一，是就此郑重推荐钱穆先生的大作《政学私言》（当然，这里还有一个“立场”问题需要解决，即一定要转变到认同中国文化，愿意了解她的道理所在和正面价值，否则那一切恐怕还无从谈起）。还有，就是其中一些内容，还跟我刚刚发表的《乾隆十三年》有关。
一、中国不是专制，是“一个人做主”
网易读书：您讲了我们两个对历史的误读，一个是社会史上的人口众多；一个是经济史上的地主剥削。您另外还有一个重大的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解读，就是政治史上中国不是封建专制。正是基于对历史的误读，所以中国现在很多毛病就是“仁人志士”努力改造中国所造下的一些毛病，是吧。
高王凌：对，他们动手革命有一个世纪，从五四以来，这里头太多的故事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网易读书：对历史想当然的结果。
高王凌：民国以来这个问题都存在，这个误读核心就是对传统的认识，所以余英时说是思想冲突的焦点，在讲对传统的认识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反传统的。不反传统的老知识分子、老学者还是有个别的，我们能找着。但是我认为，在这个大框架下有三个问题是他们给我们留下来的，他们没有多少贡献，留给我们，让我们在这儿发愁。第一个就是刚才谈的人口，第二个是地主，第三个就是要谈到的专制，不是封建了，说中国社会传统是封建社会，这个概念大家早就批评了。
网易读书：我们就谈政治专制。
高王凌：政治专制，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专制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中国的古书上有专制这个词，这个词用得最多的就是比如说一个大臣，他专擅权力，不该他管的事他管了，这叫专制或者叫专擅。在绝大多数不是针对帝王的。而西方用这个专制的概念，那就有一系列的说法。我基本上认为那个东西和中国的事不搭调，用专制这个词来说中国的传统是不合适的。
网易读书：为什么和中国的不搭调，这个专制？
高王凌：如李零所说，君主制和僭主制，是一人统治。贵族制、寡头制是少数统治，共和制和民主制是多数统治。
亚里士多德认为君主制最好，不能就叫暴君。中国说的那种独裁，到了暴君专制，那就是纣……
网易读书：对，我看《布莱克维尔百科全书》里面对“专制”的解释，还有大英百科全书编纂的《西方大观念》，对“专制”的解释，“专制”和“暴政”是合在一起的，专制并不等于暴政。专制有好的专制，但是很容易演化成暴政。
高王凌：民主在长期以来，十九世纪以前就是坏词，但是专制在长期的时间是个好词，一直到欧洲革命前，它是好词，欧洲还想学康熙呢。我跟我的欧洲朋友也辩论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用你的词可以随便用，但是用到中国，你不要说中国是专制。我在我的文章里就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中国传统政治不叫专制，中国当代政治也不叫专制。把专制用在这些地方是“两不相宜”。
网易读书：传统政治您觉得可以叫什么？
高王凌：我现在的叫法，就叫“一人做主”。
一个人做主，相对于什么呢？不叫大家来当家做主，我认为是这样。
网易读书：“一人做主”为什么不等于专制？
高王凌：你偏要说“一人做主”就是“专制”，你就这么说也可以了，但是我在语言上来说，中国语言的专制不是这个意思，你这就是欲加之罪，你把一个你想象的东西给加进去，古文里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朋友最近在解读陈寅恪，陈寅恪讲三纲五常，五伦。过去他接受不了，现在就觉得陈寅恪讲五伦就是讲对了，第一个讲君主和臣僚的关系，父子关系，最后朋友关系，兄弟关系。现在我们大家比较推崇的思想家、史学家，吕思勉他有很正面的解释，中国是怎么样的，钱穆也有一些想法，他们两个人在这点上来说还是有些地方相似的。吕思勉说儒家希望有一个王，根据最高的原理以行政事，天下都服从，然后他说了句温温吞吞的话，说假若能够办到，那是最好的事。
网易读书：就是嘛，就是说没有办到。
高王凌：中国为什么总是办不到？不是没有办得到的时候吧，但是也经常办不到，而且经常特别黑暗。这就出了问题……
二、历史的意义也许就是让中国人吃苦受罪，最后明理 高王凌：我的欧洲朋友和国内朋友通话，一方就说中国历史上那么多黑暗的事，我的朋友就用他最新了解的陈寅恪的思想跟他干了一架。
但是我有我的想法，我在这点上有点“匪夷所思”了，我说大家都把“历史是什么”给弄错了。历史到底能干嘛？中国人老想着吃香饽饽，中国人的问题，第一是没自己思想；第二是老想占便宜——祖宗把人口就留一两亿多好；耕地多留出一半来怎么怎么着；咱们早早地像日本一样革新了多好；清朝或古人多可恨哪……过去《河殇》就这派观点。
实际上历史可能完全是相反的，历史就是设局给你——就是中国人要倒霉，中国人就要把所有的苦都吃了，中国人要吃这个苦。比如说汉朝就要让你明白太监怎么回事，西汉二百年不够，再给你后汉二百年，让你能明白了。拿历史拿二事实教训你，所有的事都要来过。当然，你说，高老师，我思想接受不了，咱们可以走着瞧。这些事都让你亲历过，然后让你彻头彻尾地把天下所有的理儿都考虑遍了，包括现在最新的理儿，中国人知道不少了吧。好，让你什么都想望过了，你什么都历练过了，最后让你苦也受够了，让你最后终于认识到这件事将来要怎么样，认准那个无论如何要认准的理儿。所以历史如果你这么看的话，你说历史多黑暗，那就等于不搭调……
网易读书：现在我估计您的言论到网上去有两个指控，很容易受到我们网友的质疑，第一个质疑就是您在为专制高唱赞歌；第二个质疑就是您这个理论太犬儒主义。历史你完全没法去改变，好像是一个命定论的东西，天命如此，就是让你中国人受苦的，你受苦就受着，好像是这样一个概念。
高王凌：历史到底是什么，我只不过提出一点微薄的看法。其实我现在认为历史可能是有目的的，有人说历史没目的，讲后现代。我却觉得历史可能是有目的的，而且这个目的不是我们普通人就容易把握的。有些事包括阶级压迫、帝国主义侵略这些事都可以解读，但是历史背后还有什么东西，这是很难说的。
我来理解中国历史，就是我们中国人责任重大，任重道远，像孟子说的那样，我们就得吃这么多苦，我们就要最终能体认这个理。这个理过去给过我们一部分，我们丢掉了。我们最终把这个理认明白了，这些苦都吃够了，这些理才认够了。（历史的意义对于）我们说不定就是这个，带有很强的目的性，也带有很超人的这么一个东西。
至于讲到对传统政治的美化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有三个层次来讲，第一个层次，最不堪的就是怎么挑领导人，帝王世袭，这是最“不堪”的了。但是世袭也有世袭的好处。解决这个问题有个好处，我做事负责任，我后面得给我儿子，后面如果给我一个“对立面”，我还不如给他一堆“破烂”呢。
网易读书：您的意思，就是说在古代，可能我们这个世袭制，接班人制，相比西方国家，可能不管对人们的生活，还是政治的稳定，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高王凌：第二个问题，我的重点，就是这个政治怎么运作的问题；然后第三点是出了问题怎么办？这也是老百姓心里的大事。你那儿干坏了，我拿你无可奈何？我们好好想想中国传统理念，就是孟子为代表的，他认为那不叫造反，那叫革命。那叫诛一夫，不叫皇上，不叫王。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传统理念倒更有得说。而且实际上中国传统理念从来就没有一个万世一统的观念，秦始皇可能是抽了一回筋，想永远一家子坐下去，中国传统没有这样的，只做多少多少年。周代卜八百，八百年是最长的一段，别的都是要短得多。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也搁在一边，我们现在就讲最关键的是运作问题。
我个人认为就是一个领导人不管他是怎么选上来的，还是世袭过来的，关键的是，我希望他有担当，能够负责。
网易读书：我听您的讲法就是希望一个政治强人，很有责任的政治强人。
高王凌：对，比如说像康熙、乾隆这样的皇上。你负不了责，你就是动不动说看我这儿是不是多数了，比如投个票，集体领导，那你不一定肯担当。
网易读书：我大体上明白您的意思，您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暂时先把现代政治理论先抛开吧？
高王凌：就是谈执政的核心问题。
网易读书：古代像希腊这个民主制，或者说古罗马的共和制并不一定优于中国的世袭制。
高王凌：我们现在还不是争这个问题，我们争论的就是怎么运作。你搞民主，乾隆皇帝就绝对不搞民主。但是乾隆明白，我不是写过《乾隆传》吗，他要听取别人的意见，他认为不听别人的意见是不可以的。因为他面对许多“现代问题”，需要许多治理国家的专业知识。
三、古代政治自有其运作规律
高王凌：我的学生读档案，发现比我们原来光读《清实录》，（乾隆）要多得多地开会，让大家提意见。最近有个学生研究粮食问题，乾隆二年三年，有一些地方官包括县太爷的材料都送上来，把粮食的黑底子全部交代清楚。说你平价卖给老百姓粮食，表面不错，但这个东西最后到了谁手里？老百姓怎么到不了？然后你买粮的时候怎么不够钱，你怎么摊派，什么都说了，然后不同意见，会议（汇议）的意见他全部都听取。他相当负责任。以前我们猜测，乾隆是个阔少，是个公子哥儿，他从小生长在深宫，他不知道民间的情况，所以他有个理想主义，就想在粮食上怎么样做一件理想主义的漂亮事，过去的潜台词是这个。我们现在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开了很多会，无数人说了实话，他没有整过一个人，而且他什么情况都知道。
他不喜欢的是什么呢？搞一个民主式的了解情况，到底下采访去——这就是乾隆初年的事。江苏一带不是老闹水吗？淮河流域，有一回他就去调查去了，说这个渠该开不该开，两拨人就派了人，就跟演出似的，两队人马迎接他，都是假装的。一帮人是这个利益集团，就都说这个，另一帮人说那个，把他底下那官哄得一愣一愣的。乾隆特别不想这样，但是他要听具体情况，但他的听法跟今天的听法是很不一样的。
网易读书：是，这儿我插入一个问题。您讲乾隆是怎么运作的，乾隆一般就是被我们当做一个象征物，就是东方遭遇西方的东方代表。您说的这个意思好像是说乾隆的这种制度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专制，实际上听取很多意见。
高王凌：对，但是他有很专制的地方，有很可恨的，你无法解释的地方。比如说他干嘛搞那么多文字狱，一般的人看到这个问题都义愤填膺，我们那儿包括一些教授写的书简直是有血有泪。但是在日常行政里头，我觉得乾隆的这些基本做法就从原理来说它是什么呢？我的美国朋友（哥伦比亚大学丁龙讲座教授）就说，乾隆、雍正、康熙也罢，他不能是无法无天的，他是有法律的，有一些规定的，超出（这些法律规定的）一些事也有，但是他很多事情是在（这个范围内）做的。
我在我的《乾隆传》（按：即《乾隆十三年》）里明确地提出来，我们很难说他是一个专制。实际上在美国也有这个问题，美国的总统就经常被人家批评专制，比如说你总统居然开了仗了，这种大事你都没有在国会那儿商议，就越了权了。在美国，总统是行政首脑，行政本身就是这样“专制”的，你行政不这么做你就很难办事。中国的皇帝，清朝的皇帝和汉朝不一样，他本身又是总统，又是总理，而且他这个总理比我们现在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六部的事都要拿主意的。所以他在这个时候表现得这样，我觉得真的是无可厚非。特别是在我研究那个年代，十八世纪，面对这样人口的增加（等等现代化问题），他要做很多政策上的选择，土地开垦怎么做，作物种植怎么做，粮食问题怎么处理，这些事情上都是一些非常专业的东西。雍正差不多就是累死的，他们都是有担当，肯负责的。
网易读书：您还是要为这个专制高唱赞歌。
高王凌：我跟你说，我要给自个儿做个辩解，你们不能说我高某人就是一个老古董，我现在变成这个样我也没想到，我受的全都是现代教育，不比哪位少，美国、欧洲去的地方也多了。我为什么变成这样？我可以把这几年的思想简单说一下。比如说金融危机的时候，我就从2008年发表了很多言论，在网络上可以查，包括批评那个《劳动合同法》，一大堆东西我都发表了言论。而且我的这些言论，有不认识的人跟我说，高老师你这个话说得都对。没有一句话说错，说的都对，可是有一天我觉得我好累，我是懂一点点东西，农业的事懂一点点，粮食问题懂一点点，我有一点话可以说。但我就想，如果作为古人得有自我批评，就是，你说的话并不是你去运作的。
如果你现在坐在那个负责的位置上，你说的话还要变成行动，那你还要再考虑考虑。另外还有好多事你不懂得，对不对？所以我在博客上就发了一个东西，我说我从现在开始不发言了，“肉食者鄙”不说，我也别在那儿装什么专家了。为什么呢？我现在有一个口号，叫“回归传统”（钱穆先生叫“复古更化”），不是“回归常识”，是“回到传统”。就是说如果我要选择做一个什么人呢？我就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或者普普通通的丈夫，或者普普通通的父亲，普普通通的儿子，就这样，我不谈那些事，那些事有那些高明者替我去做，我何苦来。这是说“将来”，我的选择。
网易读书：您这样会被认为是犬儒主义吧？
高王凌：我觉得一个正常的社会，我宁可活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政治是政治家搞的。说句实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可能有多种解读，但是我看了吕思勉的书，我觉得实际上就像我这样的老百姓，我们对于真正的政治里的内容什么东西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政治是有一种“规则”，或者有一个“法术”在里头。它并不是要把什么都要说白了。我有一次碰到一个英国朋友，他说，你们那儿一个物价问题居然跟老百姓商量，你们那儿怎么了？我们现在把太多的事都推给这种所谓小民主。
网易读书：对，就是该负的责任不负。
高王凌：对了。
四、中国不是专制，民主救不了中国
网易读书：您刚才讲了古代传统政治运作里面的负责制。它出了问题怎么办？古代传统里面出了问题怎么办？皇帝下罪己诏？还是说找几个替罪羊砍死？
高王凌：乾隆就下过罪己诏。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说，制度建设，我过去跟发展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当初就是搞制度改革，经济制度改革，后来出了政治制度改革，我们就是这个派，也可以叫经世派。这个派按照我现在的理解实际上是王安石派，就是只讲制度。我们在这条路上曾经走了很远，做了很多的事，现在看来这派是一定要有的。因为当时就跟清朝的事一样，它高度专业化。
但我们那茬人全部都是经济学家，今天我认为是不够用的，我为什么屡次批评经济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无用，因为现在的问题不是经济学问题，而是金融学问题（从某种技术层面说）。实际上我觉得今天一定要学经世学派，一个国家，它要有人懂得怎么治国，这种东西是超越意识形态和超越朝代的。你哪个朝代上来做官，你什么民国还是宣统，你得有人懂得粮食问题。这个问题就跟西方的事务官一样，日本不就是那样吗。
换就换上层（政务官），底下那批人不换（事务官），那批人是专家。
网易读书：技术官僚。
高王凌：我认为这点不错，但是这点绝对不够，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还是孔孟之道对。第一，要有制度建设，就是孔子的经世学派，经世之学，它的更重要的一个是要修身修心。就是你首先要把思想搞好了，如果你没有这一步，我跟你说句难听话，就是今天的中国如果没有这一步什么也做不了。
网易读书：是，为了避免我们成为一个彻底空谈，您是不是有想过这个？就是怎么做？现在讲了这么多美好的话，要回到传统，这个当然可能会被别人误会您是呼唤专制力量的重新回归。怎么做？政府怎么让他负起责任来，出了事他能承担起责任，而不是说出了事卸责，然后你该负的责任不负，只要有利益的事你就想去染指。
高王凌：我没有具体的政治上的主张，我认为这个问题没法研究，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事。
网易读书：那是谁能决定呢？有个铁腕君主？
高王凌：我认为用西方的语言安在中国身上是不合适的，中国的语言也不合适，这个专制不是这意思。但是我更讨厌的是假民主、伪民主，新民主、旧民主，一句话，民主救不了中国。
百余年来，民主在中国制造了一批“草头王”，中国人还迷信民主？
网易读书：反正您是一反到底。这个反民主我待会儿再具体问，关于这个专制的问题我还是想多问两句。因为您看您讲这个负责制，我们发现真正中国历史上负责任的官或者说皇帝要么是不得好死，要么是以后名声大坏。比如说商鞅负责吧，被车裂而死。王安石负责吧，后世的儒生，包括整个宋史对他全部是诬蔑之词，历史留下污名。还有张居正负责吧，但是最后家里被全部抄家，儿子惨死。还有秦始皇，秦始皇负责任吧。这么多负责任的君王、臣子，但是历史上留给他们的名声或者他的下场都非常悲惨，我们怎么解释这个情况？
高王凌：这个问题从我来说没什么可解释的，他们都不是一个好的儒家，一个好的遵循着传统理念做事的人，比如说王安石有很大的内心的问题，别的人更等而下之了。
网易读书：就是说您觉得王安石修炼这个儒家的功夫还没有过关，没到位。
高王凌：王安石是经世学派，但是传统的理论认为王安石就是不讲修心修身的经世学派，只讲制度建设的学派。
网易读书：那您的结论就是要像朱熹，逐渐走向修身了，这样一个路数。
高王凌：我对朱熹这些人研究得都不深，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清朝就有好皇帝，康熙就是好皇帝吧。明朝也有一两个好皇帝，宋朝也有一两个好皇帝，唐朝也有一两个好皇帝。我们的历史悲剧太多了，到了近代，我后来反对学生学近代史，因为进了近代史，全都是倒霉事，但是我们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光辉的，像这些三皇五帝，我认为历史上都是很好的榜样，我们有过好的政治。但是我们也确实有那些特别倒霉的，这件事我没有办法，所以用我那套对历史的理解的理念来解释。
我觉得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子，你不能把历史想得太好，包括现在这些人一点儿苦都不想吃，还什么好事都想拿着。我们比上一辈人吃的苦就少，但是我们还插过队，挨过饿，等等。我们在思想追求上遇到过很多苦恼，可能在上下左右里头也都是数得着的。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你要是想给谁定罪，我觉得那也很容易，但是这未必是对的。像吕思勉所说，你达不到我的理儿，你达到的只是一些事实。
你讲了一些事，可是你没有讲出这个理来，这个理还在这儿呢，我们中国人就应该坚持这个理。追求这个理，这个事情，你老兄问的那些事我认为都绝不是一蹴可就的。
还有许多的前提性条件必须解决。
网易读书：是，我们继续像您说的那样讲理，将政治不正确进行到底。您看我们顺着专制讲到革命了，现在照您的意思就是像谭嗣同、像秋瑾，这样的仁人志士，他们对历史理解都错了，他们想追求的目标和他们认识的历史实际上错位了。
高王凌：你比如说他打一个仗，他指挥错误，导致全军覆没，情报也错了，这个咱说他错了，别的你不好说古人是错的。他们当时有他的出发点，他要唤起什么，他们起来（做什么），我们都很难说他是错的。当然了，说高某人你是不是也干那事去，高某人当然不去了。你比如有人高声呼喊，把那个什么废掉（如计划生育），把它当政治目标，废掉那个，我可能就不做，或者我只是低声说了几句，但是我不能说人家就是错的。我有我的想法，我现在的想法相当孤家寡人。
网易读书：是，我看出来了。
高王凌：有人说你现在变成怎么样的保守派，对民主都有这么大的看法。但是我估计走到这一步就变成我一个人了，一个哥们儿都没有了，所以我曾经写我是“一个人的战争”。
五、不要盲目崇拜民主：制约权力的民主政治与中国传统的委托政治 网易读书：我现在就是要问您关于民主的话题了。之前，您说中国不是专制也好；中国的横向对比西欧的封建制，或者其他的共和制、民主制也好，它们都是古代的民主，古代的共和制，古代的封建制，跟中国的世袭皇权专制或者您刚才说的“一个人做主”，可能并不一定中国的制度能差到哪里去。但是问题是现代科技革命之后，现代化之后，西方的民主化，现在基本上全世界都处于民主化的进程当中。您现在突然讲要“反对民主”，要“重新继承传统”，这个匪夷所思。
高王凌：继承传统这是正面提出来的，反对民主这句话好像还没喊过，但是我是对民主有很多批评。
网易读书：民主制，我们讨论民主的时候，我们先把这个民主做一个限定性的概念：民主肯定是必须在自由平等的法治之下的民主，而不是说毛泽东时代发动的那种大民主。
高王凌：问题就是说民主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无缺。
网易读书：是，没错。
高王凌：而且民主干过很多的坏事，咱说希特勒就是选出来的，对不对？民主一样不万能，历史上民主做出错事的事多的是，所以从我来说不可以崇拜民主。
网易读书：现在一般的讲法是说民主不是最好的政体，但它是最不坏的政体。
高王凌：对，它就是个（政治）运作性的东西。
你到了国人这儿，民主变成一个崇拜物，就好像科学一样变成一个崇拜物，科学也不可迷信，民主也不可崇拜。我觉得传统和民主应该有个平等地位，传统上来就是坏的，民主上来就是好的，这个不对。传统是一种政治制度，民主也是一种政治制度，这里头各有千秋，你不能先上来我是对的，你上来就是狗屎堆。
网易读书：但是有个问题，比如说放到欧美国家去，以前那个专制制度绝对就是坏的，跟它现在的民主比起来……
高王凌：他们那个制度和我们传统的制度，我们固然有许多地方比它还黑暗，但是就制度本身来说，他们的制度恐怕还不如中国制度，就从理念，从理上讲，它那个东西恐怕还不如我们，它那个一步一步走过来有它的一个路数。现在你看我这里头引了一个美国教科书的说法，就是大规模地自我批评说民主怎么样。
网易读书：是，他们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批评民主。
高王凌：对，可是实际上我也跟我的欧洲的非常聪明的朋友（资深记者）商讨过这个问题，我说到底你们民主有什么好。他说民主有一条是最好的，就是选举。
网易读书：这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权力合法性。
高王凌：他说那句话的时候我也哑口无言，我也觉得很在理，他也经过思虑过的。但是咱们要讲理，选举就行吗？你好好想想，你周围的选举多着呢，外国的选举也多着呢。
网易读书：它这个民主也是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
高王凌：对，你的逻辑跟我一样。
网易读书：你刚才说这个民主的好处，您的朋友说是选举，这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解决一个权力合法性的问题。还一个民主重要的，它是解决权力互相制衡，解决权力监督的问题。你是暴政，没有人监督你，谁监督你？
高王凌：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可以争议，这个问题我不完全同意。
这个问题就是西方政治理念已经走了偏锋了，美国的政治从一开始就是我怎么制约你，那一帮人就是我根本不信你；这和中国政治的根本理念是不一样的，中国政治按照钱穆的理念就是我信任你，就是委托政治。他这套东西有它的坏处，处于今天不难理解，但也不能因此就把理儿都看偏了。
网易读书：这个问题，您说像美国讲的天赋人权，它是有个上帝信奉，有这个信仰的基础。中国以前信天命，就是你的权力是老天赋予的，现在这个天命，这个天道的信仰没有了，在这个基础上，不可能我们现在重新再讲基于天命的委托政治。
高王凌：别着急，你看老天爷说不说话，你看着，别着急。我觉得现在看来选举也有问题，像在西方，改选有的改选不了。美国人就说，还得革命。他一说到这儿，我马上就说，那你就完了，我们中国也是，最后还得有一场革命。中国还不是这套，商纣王怎么办？还不是革他的命。你等于是殊途同归了。
民主最后改选不成，教科书里就有这句话，民主改选不行就得革命，这是它自个儿说出来的话，这是教科书里的话（美国的《政治科学》教科书上说：梭罗宣称“政府的暴政或无能大到令人无法忍受的时候，公民有权拒绝服从，有权起来反抗。”）。
我最近很悲观，我过去满脑子都是为普通老百姓（代言），我脑子里是什么多数。我在美国的时候遇到一个教授，他就说，高，你的背后老有什么东西催着你，顶着你。其实这个东西在我来说就是为绝大多数人，为工人、农民，特别是农民（说话）。但是我现在自打上次你们博客上对我“围剿”之后，开你个玩笑，我对那种多数人真有了不同的认识。
网易读书：但是民主制并不代表是多数人的暴政。
高王凌：其实我觉得民主就是在你说的关键那一件事，选择人的事上，比如说奥巴马我是否投他一票，这件事上我也没得说。但是你说在日常行政里头搞什么民主，你该拿主意就拿主意，你该承担责任就承担责任，那不就结了吗？你那些经济问题，金融问题，人民币应该不应该增值等等高度专业化的问题，问老百姓干嘛……
网易读书：托克维尔首先说，民主政府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对少数个人利益的保护。少数人的意见，而不是多数人的暴政。
高王凌：托克维尔是很少数派的，现代人脑子里想的都是多数，都是想的投票。
网易读书：现在我们好像一讲民主就是大众的民主，就是一个多数人的暴政，不是这样的。
高王凌：人们心里可是这么想的。
六、黄四郎走开之后，民主或其他制度一切才皆有可能 网易读书：我们讲的就是一个代议制民主，就是在一个自由平等的法制框架下的代议制民主。
高王凌：勒庞说的话就跟你这个完全相反。有一个朋友没见过面，是我们留美历史学会的，他写了一篇文章，说，我在西方那么多年了，我认为西方制度真正好在哪儿呢？他说，有若干若干的法律规定把我们那些事情都给写明白了，都给照顾好了。
我认为，我心里的社会就是回到传统，传统社会可能是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但是传统社会有很多的风俗习惯。这些地方（详细的法律规定）我觉得很容易和传统结合起来，而且现代崇拜的是什么呢？是大社会小国家嘛。这些都是可以一致起来的……
网易读书：那你现在就回不去了，现在大家崇拜的是权力和金钱，没有这个习惯，你回不去怎么办？
高王凌：今天我们俩讨论不是怎么样过这关是吧，而且我认为你要想过这关，靠民主、靠选票绝对无戏，对不对？
网易读书：那您说靠什么吧，回到传统，我们呼唤一个铁腕君王吗？
高王凌：外国有学者研究西方的政治，他们就成天讲反抗，他们不承认有“反行为”，说“反行为”就是“反抗”，我认为“反行为”不是“反抗”，他就说在苏联解体之前有多少多少反抗，我认为这是胡说八道，苏联不是被老百姓推翻的，对不对？
不知道怎么垮的，我们不能探讨那些问题，一个国家怎么建立的和一个国家怎么才能垮台，最近出的政治学书籍里都研究这个，抗争政治，然后什么情况下抗争政治和反抗能够成功，什么情况不能，我认为这都是伪学术，这不叫学术，是胡闹，象牙塔骗人，西方人玩他的象牙塔，把我们中国人糊弄得也跟在后头研究这个。
网易读书：我们还是需要一个肯定性的结论，您刚才讲中国不是专制，民主不行，这个解决不了问题，那怎么办吧，您讲回归传统，再建道统，我们总得落实一个东西。
高王凌：这个东西现在无法落实，我只是自个儿在那儿想，表示自己的一些政治态度和生活态度，我自己打算什么样的，我的选择，如果将来有一个什么样的可能性，我会表示我喜欢的是这样一个选择。我今天说的就是这个。
网易读书：问题是您讲了这个“再建道统”，我们总得落实到一个东西，一个具体的内涵，是吧，这是个什么呢？
高王凌：你这只能等到“黄四郎”之后。你才能谈到这个问题，没有这一步什么谈不到，对不对？这完全是前瞻性的。
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没有你，就是等没有你了之后，这一切就可能变成一种选择……
从清史对当代农村改革的一个解读
本篇是吴思先生点题，我才起念而写的。说来，这些东西搁在脑子里很久了，但只是到一定时候，才忽然鲜活起来，以前并不能够说得这么清楚，如此通贯。
“回归传统”，是我“财经网站”的标签，一般人多难以接受。如果说让大家回归到乾隆朝的“物质生活”，自然有点儿“匪夷所思”。但问题的关键之一，是“传统”还有没有“价值”，或者说，还有没有“现代价值”？这里是从经济史的角度，作出的一个解读；也表示了我过去作为一个“经世学者”的所作所为。
本篇写于2011年，发表于《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文字或有出入。
在历史学界，近三百年历史常常被分作三段：清史；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段兼修的学者很少。像我这样只修一头一尾的，也不多见（致为某些学者所讥）。比较多的，是从清代进入民国，或由民国转入当代。
至于学术的重心，在我经历所及，三十年间，也发生了由清入民（国），再入当代，热点迭次转移的过程。而我初到美国，当代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不算做“历史”的范围（这与国内情形不同）。
我的“一担挑式”选择，表面上看，“全神贯注”于前面一头（在美国我只读清史不及其他），而内心关切却在后头。它也成就了我的一个观点，即当代（今天历史）的“昨天”，不在民国，而在清代（特别是十八世纪）。当然，这主要是就经济史而言。
至于当代农村变革，又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经营制度，即与“包产到户”有关土地制度、经营体制等问题；一是关于农业经济发展的方向，带有很强的技术性。
本篇文字，不管是使用什么方法，是“以古贯今”，或“自今返古”，或以“三百年为一个历史”做出发点，事后看来，并不由人。俗话说：“冥冥中自有天意”，即表明个人选择的成分很少。
一、同样遇到“人口问题”
三十年前，我读研究生时的论文题目，是关于四川的“场市”（农村集市）。“场市”也许并不重要，为这篇论文，我却读了四百多部地方志，等于作了一次清代四川的“农村调查”。这为以后的学业打下了一块基石，通过它，获得一部分“史感”，也与我在农村生活的经验可以互相验证。
这篇论文在学术上也有一点价值，它触及了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即中国传统经济的“自给自足说”。这一下非同小可，答辩时不能不讲究策略：农村经济的基本单元，不是农户或者村落，而是围绕着场市展开的“场市区域”。更深入的话就不好多说。慢慢我才发现，过去中国历史的许多“结论”，多是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先，而非其后的。
毕业以后，我需要选择一个题目，作为将来自己的“专业方向”。对每一个有着相同经历的人来说，恐怕都是必过的一“关”。
我采取的是一个“笨”方法，就是阅读清朝的基本史料（《实录》等）。慢慢不知怎么就有了一念：写“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那时发展组经常有小规模的学术交流，记得那次还是在沈志华家。
从历史观察，在清代十八世纪，“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第一个，恐怕就非人口问题莫属了。这种情况，在四川我就发现了。
公元十八世纪之初（康熙四十年代），清圣祖（康熙皇帝）发现，国家人口益繁，不能不“预筹安养之策”。这就展开了清代史中最有光彩的一页，集中表现在十八世纪头五十年中，政府连续给出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