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第七章。
（15） 乾隆十六年二月庚戌谕。
（16） 乾隆时人程穆衡记云：乾隆九年，讷亲奉命由山东巡阅江南、江西营伍，各督抚提镇款待过于乘舆。江南抚臣陈大受至启圣祖南巡诸离宫，修饰奉之。游宴所至之处，绮绣地衣，彩棚香灯，动接百里。广罗珍器古玩，自通衢陈设至于馆舍，过后从奴收卷一空。进食每具珍膳，多者至百余扛，宰杀每物动以千计。倾国聚观，田舍皆空。父老或释耒而叹曰：“生人大福要有分限，我侪幸未死，观此人作何结局！”（《金川纪略》）。从讷亲所经路线及督抚迎送规模来看，南巡之举已箭在弦上，讷亲不过是借阅视营伍及河工、海塘之名，为皇上首次南巡作一番实地考察。所以《南巡记》亦云，“盖南巡之典，始于十六年辛未，是即迟也”。谏阻仁宗南巡的吴熊光亦曾说：苏州虎丘“实一坟堆之大者”，“城中河道逼仄，粪船拥挤，何足言风景”？据说，“坟堆”、“粪船”两语，即引乾隆初故相讷亲奏疏所言（《清史稿·吴熊光传》），看来讷亲对南巡的态度，即不无可疑。
（17） 乾隆十三年九月辛酉谕。
（18） 以上参见《南巡盛典》。
（19） 明春恭值圣驾南巡，一切预备事宜钦奉恩旨，例应报销者俱令动用公帑。臣等督同总办司道逐一筹议：如道路、桥梁、码头、营尖、茶棚等类，系例应报部者，著动支藩库钱粮；行宫、名胜及附近上山道路，并铺垫、陈设等类不应报销者，著动支运库（两淮盐运银库）商捐银两，均经分别饬办在案。……
（20） 《高宗实录》：此次巡幸，沿途颇有倒毙疲乏驼马，余多疮瘸羸瘠。回銮之时曾将山东标营驿站马匹通融，共抽拨马四千五十五匹换补。
（21） 其礼仪有如：一，圣祖仁皇帝圣德如天，銮舆所届，特于会稽禹陵、江宁明太祖陵亲行奠献，允足以树无前之芳规，昭万世之法守；一，康熙二十三年圣祖仁皇帝南巡渡河，遣官祀河神，……今次皇上南巡由宿迁登舟过淮扬抵江浙，河渎、淮渎、江渎之神并应秩祀；一，御道经行三十里内先贤勋臣、名臣忠烈祠墓理应致祭。
（22） 以上参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3） 乾隆十六年二月庚寅谕。
（24） 参见王宏钧主编：《乾隆南巡图研究》，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
（25） 两淮盐商，迎接圣驾，争妍斗艳，极尽铺张奢华之盛，详见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一；又据《扬州行宫名胜全图》载，扬州行宫共建宫殿五千一百五十四间，亭台一百九十六处，行宫内原本没有梅花，但因得知皇帝喜欢赏梅，当地人抢栽了上万株梅花；当日之奢华，又可于皇太后生日贺典见其一端：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以皇太后六十大寿在即，奉皇太后游幸万寿山。自万寿山至西直门路旁经坛、戏台等点景俱由内务府备办，自西直门外高梁桥至大内西华门十余里间，则在京王公大臣及各省督抚分段布置，张设灯彩，结撰楼阁，其中“广东所构翡翠亭，广二三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一亭不啻万眼。楚省之黄鹤楼，重檐三层，墙壁皆用玻璃高七八尺者。浙省出湖镜，则为广榭，中以大圆镜嵌藻井之上，四旁则小镜数万，鳞砌成墙，人一入其中，即一身化千百亿身”。一路“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后部未歇，前部已迎，左顾方惊，右盼复眩，游者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也”。当皇帝奉皇太后经过时，“文武千官以至大臣命妇、京师士女，簪缨冠帔，跪伏满途”。时赵翼在京师，曾亲往目睹，叹为“此等胜会，千百年不可一遇！”而景点之豪奢糜费，连皇太后亦不能心安，“甫入宫即命撤去”（参见《簷曝杂记》，卷1，《庆典》；《（内阁）汉文起居注》，胶片43）。
（26） 上谕：大江南北，土沃人稠，重以百年休养，户口益增，习尚所趋，盖藏未裕，纷华靡丽之意多，而朴茂之风转多未逮。夫去奢崇实，固闾阎生计之常经，而因时训俗以宣风布化，则官兹土者之责也。凡士庶更宜各敦本业，力戒浮华，以节俭留其有余，以勤劳补其不足。将见康阜之盛益增，父老子弟共享升平之福。
（27） 参见王宏钧：《乾隆南巡图研究》。
（28） 《清朝文献通考》，卷50。
（29） 谕、经史、学之根柢也。会城书院，聚黉庠之秀而砥励之，尤宜示之正学。朕时巡所至，有若江宁之钟山书院、苏州之紫阳书院、杭州之敷文书院，各赐武英殿新刊十三经、二十二史一部，资髦士稽古之学。
（30） 亹，峡中两岸对峙如门的地方。钱塘江口江流、海潮出入有三个口门：位于龛、赭两山之间者称南大亹，位于赭山与河庄山之间者称中小亹，位于河庄山与海宁城之间者称北大亹。乾隆时，南大亹基本已淤，乾隆十二至二十四年间海潮主流走中小亹，塘工平稳，南北两岸少潮灾。首次南巡，接受舒赫德等建议，仅登观潮楼阅视海潮。乾隆二十四年以后，海潮主流多从北大亹出入，海宁沿海一带潮灾严重，参见张芳《乾隆皇帝和海塘》，第五次全国清史讨论会论文。
（31） 南巡时，上曾问天台山雁荡古迹于齐召南，以未经游历对。询其故，对曰：“山势岝峉，溪深流险。臣有老母，孝子不登高、不临深，是以不往。”皇上适奉太后南来，闻言遂不复幸浙东。
（32） 《宫中档乾隆朝奏摺》五辑。
（33） 钱泳：《履园丛话》卷1《独力捐办御道》；以上参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四章。
（34） 乾隆十六年三月癸卯，总理行营大臣大学士傅恒等奏：粘竿拜唐阿德克新，在杭州强入民家，酗酒滋事；四月癸未又谕：朕凡巡行所至，一切桥道营盘，俱令动用官项。上年河南巡抚鄂容安办理不善，竟据士民情愿捐输准充公用，此类事亦不可免。据说，修御路即已经拆了不少民房，御路两旁凡比较破旧的民房也要拆毁。按照规定，所在州县对每间被拆瓦房发放一两银子的补助（草房半两），云云。
（35） 参见《履园丛话》卷1《独力捐办御道》；《啸亭杂录》卷4，“黄文襄”；以致上谕，“苏州尚有称为黄老虎者”，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丙子谕。
（36） 《清经世文编》卷20，《上两江制府黄太保书》；其实皇上对黄廷桂亦非没有看法，如乾隆十二年四月谕：“汝总以不善交结，不肯逢迎自居，此即汝巧处也”；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丁丑谕：“黄廷桂之为人，论不免谓其深刻。间或近于揣摩朕意者，容或有之；若直言极谏，则实无其事”。
（37） 以上参见郭成康：《清史编年》第5卷。
（38） 伪稿久已失传，《郎潜纪闻三笔》第772页云：伪稿密参在朝多人，如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海望等；另据小说家言，其首乃“为谏奏皇上节欲劳政、爱养旧臣、体恤八旗勋贵、摈弃小人、奖拔君子为治天下，臣孙嘉淦跪奏……”数语；大略指皇上用人如积薪后来居上，搁置先帝老臣，宠幸后宫，甚或与外戚之属暧昧情事；“今皇上欲追尧舜之君，而行桀纣之事，欲思圣祖之道、世宗之法，而效前明声色狗马之俗，南辕而北辙，遂令天下失望，不亦惑乎？”参见二月河《乾隆皇帝·风华初露》，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39）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壬子谕。
（40）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己巳谕。
（41）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丙午谕。
（42） 此案首犯马朝柱远扬天外，经年未获。由于不能查明“西洋寨”之确切所在，而马又一再向信徒声称“西洋国”有明室后裔，是他的小主人，还有吴三桂后代及民间传说神奇人物李开花等，不日即将在西洋起事，带兵杀入中国，兴复明朝云云。因此皇上疑虑重重，在以后持续多年的对马朝柱的搜捕中，甚至“一切欧洲人”，即“西洋人”，“都被看成了这个叛逆的同伙”，而受到逮捕和迫害（[日］铃木中正：《乾隆十七年马朝柱的反清运动》，《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3） 《清代文字狱档》，上册，第111～118页。
（44） 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庚戌谕。
（45） 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甲申谕。
（46） 乾隆二十年四月丁卯谕，《高宗实录》卷487。
（47） 乾隆十七年十月癸巳谕。
（48） 乾隆十六年十月戊午谕。
（49） 乾隆十七年十月丙午谕。
（50）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丙午谕。
（51） 乾隆十七年六月壬辰谕。
二、二次南巡
6．东巡谒陵，木兰秋狝
乾隆十六年首次南巡之后，乾隆十七年八月，陕甘总督黄廷桂奏：据布政使张若震禀称，在京时蒙大学士公傅恒面谕，“皇上于二十三年西巡，一切事宜可从二十二年办起”。因西巡尚无定期，并未置备，唯应建行宫二处，一在西安省城，一在临潼温泉，现正筹办建造行宫木料。（1）其后，有关准噶尔内乱的消息越来越多，及至出兵平准，所谓“西巡”取消。此后皇上再没去潼关以西，这点就与皇祖康熙不能相比了。
平准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巡幸，但皇上还是拦不住的。乾隆十九年，正是决策平准和调拨兵马的一年，继乾隆八年首次东巡谒陵后，皇上决定第二次谒陵。
清人“敬天法祖”，今人处于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于此难于理解，更有甚者乃将其概目为“封建迷信”，在昔日即是“大不敬”了。入关之后，清人即在京师长安左门外建堂子，把萨满教信仰带到北京。每年元旦，皇上先“诣堂子行礼”，后回宫接受百官朝贺。次日，及仲春秋朔日，于坤宁宫祭神。为维持传统礼俗，朝廷还组织编写、出版了《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及《满洲四礼集》。（2）每年在特定时间，都要隆重举行仪式祭祖。这还不包括其他各种祭祖活动。
乾隆十九年五月，皇上奉皇太后自圆明园启銮，十二日驻跸避暑山庄。翌日御澹泊敬诚殿，召见自准噶尔来归的杜尔伯特新封亲王车凌等，垂询准噶尔内情。继康熙、雍正两朝用兵准噶尔之后，清人畏之如虎，轻易不敢言战。及至得知几年来准噶尔内乱确信，皇上认为机不可失，遂决定明年两路出兵平准。
七月，奉皇太后自避暑山庄启銮，取道内扎萨克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哲里木盟，前往盛京谒祖陵。八月亲登温德亨山，望祭长白山神；至松花江岸，祭江神。这还是皇上第一次来到白山黑水之间。九月，入盛京驻跸。
以盛京礼部侍郎世臣备办祭器潦草，且多错误，将其革职。复查出世臣诗稿中有“霜侵鬓朽叹途穷”、“秋色招人懒上朝”、“半轮秋月西沉夜，应照长安尔我家”等句，降旨：夫纵情诗酒，最为居官恶习，以满员而官盛京，尚抑郁无聊，形诸吟咏，嗣后盛京各官，当深以此为戒。并命将此旨各书一通，悬之公署，令触目惊心，永垂炯鉴。
东巡的另一目的是接见使团，睦邻朝鲜。
十月，奉皇太后还京，第二次东巡历时一百五十三天。其后，皇上又于乾隆四十三年和四十八年，一共四次东巡谒祖陵，比他崇拜的祖父还多一次。史家评论，东巡谒陵表现出皇上对先祖的崇敬之心，而绝少游山玩水的主观动机。（3）
但满洲风俗每况愈下，却已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据说，平准决策之时，满洲王大臣内唯傅恒奏请办理，其他尽畏怯退缩。就要大规模用兵了，这怎么能行？返京越日，皇上即召见诸王满洲大臣等，谕：
朕此次恭谒祖陵，临幸故土，遍历山河形势，恭阅《实录》，仰见祖宗创业维艰。而众王贝勒大臣官员等辅佐亦为不易……尔等皆功勋后裔，盍思效法前人，报国立功，而惟守妻孥以求安逸，闻战阵而甘退缩。朕于此不无深憾焉。
特别申明，本朝乾纲独断，决不可随便“从众”：
总之朕总理天下诸务，惟据理独断。应办之事，断不为众所阻挠。如其不可，众虽强为奏请，朕亦断不允行。是皆尔等所共知者。此用兵要务，朕筹之已审，岂以众人怯懦，即失机宜，半途而废？
但满洲臣仆，习气至于此极。朕若姑息因循，不速为整顿，振兴旧俗，数年后不知何所底止也！（4）
庚申，谕：新授贵州镇远镇总兵诺伦系满洲世仆，今用汉字奏摺，似此则满洲旧制，竟至废弃。嗣后各省提督总兵官内，如系旗员补授者，除本章着照例仍用汉字外，奏摺俱缮写清字具奏。
己巳，谕：从前朕曾降旨，满洲人等不许照依汉人取名。今吏部带领引见知县甘珠尔，身系蒙古。乃穿凿取甘露珠之意，写以甘珠露，甚属悖谬。著所有满洲蒙古官员之名，于写汉字时，祇按满洲字语气写，毋得似此混取汉字之义，反致将满洲蒙古话所取之名废坏。
次年二月，谕：八旗满洲世仆，祇缘伊等在京，相沿日久，是以未经停止考试汉文。然一染汉习，反弃旧风。朕深恶之，屡经降旨训诫。其东三省之新满洲乌拉齐等尤非在京满洲可比，自应娴习骑射清语，以备任用，非必考试始能为官也。（5）
虽“清语为国家根本”，（6）由于满族人多能熟练运用汉语文，平时乐于讲满语、写满文的人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满语文逐渐废弃不用，被汉语文取代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皇上的警惕，因此采取不少办法鼓励满洲人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如命令八旗三品以上大臣子弟须“娴熟国语、练习弓马”，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又确立宗室考试满语制度；设立族长，监督满语学习；编纂满语文工具书；停止“翻译考试”，以禁满族人热衷科举之风……
三月，谕：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根本。自骑射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无所渐染。乃近来多效汉人习气，往往稍解章句，即妄为诗歌，动以浮夸相尚，遂致古风日远，语言诞漫，渐成恶习。即如鄂昌身系满洲，世受国恩，乃见胡中藻悖逆诗词，与之往复唱和，实为丧心之尤。若读书徒剽窃浮华，而不知敦本务实之道，岂孔门垂教之本意？况借以诋呵讽刺，居心日就险薄，不更为名教罪人耶？此等弊俗，断不可长。（7）
又于鄂昌署中查出诗稿书札，于其兄鄂容安之差往军营，云“奈何奈何”。谕：“满洲旧俗，遇有行师。无不踊跃争先，以不与为耻，不谓竟有此等败类也”。著从宽赐令自尽。（8）又谕：满洲本性朴实，不务虚名。近日熏染汉习，每思以文墨见长，并有与汉人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殊属恶习。此等习气，不可不痛加惩治。嗣后八旗满洲须以清语骑射为务，如能学习精娴，朕自加录用，初不在其学文否也。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一经发觉，决不宽贷。
及至乾隆三十七年，阅三通馆进呈所纂《嘉礼》，上谕不得轻言易改衣冠，曰：前因编订《皇朝礼器图》，曾亲制序文，以衣冠必不可轻言改易，及批《通鉴辑览》，又一一发明其义，诚以衣冠为一代昭度，本不相沿袭。原各自有法程，所谓礼不忘其本也。自北魏始有易服之说，至辽金元诸君浮慕好名，一再世辄改衣冠，尽失其淳朴素风。传之未久，国势浸弱，洊及沦胥，盖变本忘先，而隐患中之，覆辙具在，甚可畏也！况本朝所定朝祀之服，悉皆义本礼经。祀、礼要在乎诚敬感通，不在乎衣冠规制。设使轻言改服，即已先忘祖宗。所愿奕叶子孙，深维根本之计，毋为流言所惑，永永恪遵朕训，于以永绵国家亿万年无疆之景祚。（9）
直至归政前夕，仍谕：我皇清之制，与汉姓殊。朕归政后，特恐后来书生之见，犹不免以事不师古为言，且必有因此而怂恿改服制者。前代北魏、辽、金、元，惑于浮议，改汉衣冠，祭用衮冕，一再传而失国祚。是以祖宗垂训，无得改用汉人服色，实万万年贻谋燕翼之道。若后世无识之徒复有循古衣冠之议者，即可执此谕以破其迷。我世世子孙。其钦承无忽。（10）
比语言、衣冠更为重要的是弓马骑射，上谕：前因武职官员射箭，往往有及半即坠，或低掠地面者，朕曾降旨训饬。及今日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带领引见人员内，犹有仍前不堪之人。甚则明知弓力软弱，故将前手挑高，虽至软之弓。亦可及远。此等恶习，皆平日漫不经心，不勤加训练所致。（11）
“操演武艺，最为紧要，而操演之法，莫逾行围”。（12）木兰围场在承德北四百里处，东西相距三百里，南北二百里。木兰行围始于圣祖皇帝，在其授意下，蒙古诸部献出此地，以为搜猎之所。自康熙二十年，直到康熙六十一年，圣祖一共出塞四十八次。世宗继位，除在京郊以外，却从没越过长城一步。尝面谕说：予之不往避暑山庄及木兰行者，盖因日不暇给；是予之过！后世子孙当遵皇考所习，习武木兰，毋忘家法。（13）
因此皇帝在乾隆六年，就恢复了木兰秋狝。巡幸避暑山庄和秋狝木兰往往是夏至秋返，一般都在两个月以上，有时还长达三五个月。因此，其绝对巡幸时间远远超过包括谒陵在内的各种巡幸活动。以每次巡幸避暑山庄的时间为两个半月计算，五十二次巡幸，总计时间约在十年以上，相当于皇帝秉政全部年代的六分之一。因此，整个乾隆时期，避暑山庄成了清朝政府的第二个政治中心（西方传教士则把它称为清朝的“夏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据说清人从东北入关，有三个中心，盛京是老巢，相当岐周，为留都；承德是连接东北、蒙古的关节点，相当宗周，为陪都；北京是控制汉地和中国的中心，相当成周，是首都。骑马控弦的游牧民族，一般都有夏牧场和冬窝子，匈奴、鲜卑、突厥、蒙古莫不如此，清朝也是保持这样的习惯。其目的一是告诫满族子弟，不要忘本，二是抚绥蒙古，受其朝觐，固其盟好。（14）
为了磨砺自己和满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地处关塞之外，“义重习武，不重崇文”的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便成为一个绝好的场所。（15）每届秋狝季节，皇帝总是亲自率领八旗子弟行围较猎，并“时时以学习国语、熟练骑射、操演技勇谆切训诲”。（16）还采取措施，分别予以奖惩。如乾隆十七年七月作出规定，将从此次扈从行围的八旗兵丁中选拔骑射较优者充任前锋、护军、前锋校、护军校；（17）乾隆十八年九月秋狝中，因为扈从行围的领侍卫内大臣公丰安、侍卫班领副都统扬桑阿、随从侍卫侯田国恩、领侍卫内大臣阿里衮等“畏缩不前”，“不能骑射”，分别予以“削爵革职，令其效力赎罪”。（18）
乾隆二十三年四月，决定明年巡幸北边索约勒济。十二月，副都御史孙灏奏请停止，上谕：比年来戡定准夷，两路用兵，我满洲大臣官兵等皆能踊跃奉命，克奏朕功。岂非由躬亲整率，习之有素，是以临事赴机，人思自效，即此亦其明验矣。
朕今日适阅圣祖仁皇帝实录，有天下虽太平，武备断不可废。如满洲身历行间，随围行猎，素习勤苦，故能服劳。
今孙灏折内以为索约勒济，地在京师直北，远与俄罗斯接界。一似轻车前往，不无意外之虑者，此语尤为笑柄。折内又称索约勒济非江浙胜地可观等语，其言更为荒诞。且南巡之举，岂仅为山水观览之娱？……（19）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恭读圣祖仁皇帝实录，谕议政大臣等：汉官不能骑马耐劳，设有紧急之事，边塞地方，必兼用旗员，方有裨益。汉官何济于用？遇劳苦之处，旋亦逃亡。上谕：不啻此也，向者金川及近日甘省候选人员，无不规避者。此不过用备差遣，并非责以军旅之效。若使之临阵，将抱头鼠窜乎。可见唯利是图，与国事漠不相关。（20）
九月，恭阅世宗宪皇帝实录，内载皇考谕旨：本朝龙兴，混一区宇，惟恃实行与武略耳，并未尝恃虚文粉饰。上谕：观此可知实行之胜于虚文矣。我满洲人等纯一笃实，忠孝廉节之行，岂不胜于汉人之文艺？（21）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上谕：马步箭乃满洲旧业，向以此为要务。今升平日久，率多求安，将紧要技艺，全行废弃不习。因循懦弱，竟与汉人无异，朕痛恨之。如朕已逾六旬，仍每岁行围木兰，特欲令满洲臣仆服习劳苦，熟谙技艺之意。（22）
显然，把汉人、满人视为两个素质与作用完全不同的政治集团。一优一劣，不问可知。
秋狝的三项主要活动是：小围（围而不合）、合围和哨鹿。通过“行围射猎，正为使官兵等熟悉骑射，不致废弛”。（23）并立训守冠服骑射碑于紫禁城箭亭、御园引见楼、侍卫校场和八旗校场等处，“俾我后世子孙，庶咸知满洲旧制，敬谨遵循。学习骑射，娴熟国语”。（24）
除行围外，每年在避暑山庄还举行宴塞，即与蒙古王公一起饮宴，并表演“宴塞四事”，如“诈马”（驯马）、“什榜”（奏蒙古乐）等。军机章京赵翼四次扈从木兰，据他所记：“上每岁秋狝，非特使旗兵肄武习劳，实以驾驭诸蒙古，使之畏威怀德，弭首帖伏而不敢生心也”。（25）显然就带有更强的政治性质了。
从乾隆六年开始木兰秋狝以来，除乾隆七、九、十三、十五、四十二、四十三年之外，皇上几乎每年都要举行秋狝。而在乾隆十九年这年，皇上却两次来到承德。本来，这年夏季即打破以前八月秋狝的惯例，提前来过避暑山庄一次，是为接见自厄鲁特归降的三车凌等人和决定用兵事宜。十一月，因为同样目的，皇上冒着严寒又一次来到承德，则是为接见归降的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
就在此时，为完成康熙、雍正两代“未竟之绪”，趁其内乱，先后规划并进行了平定准噶尔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平定喀尔喀王公青滚杂卜，回疆大、小和卓木等重要的军事行动。完成了所谓“西师”的宏业。
巡幸避暑山庄、秋狝木兰又在原来的联络蒙古各部王公的作用之外，在联络藏族、回族、青海蒙古上层僧俗人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适应这一形势，皇上即位不久，便首先对原来山庄的各处建筑加以修葺。乾隆二十年以后，又在修葺的基础上，对避暑山庄进行了大规模的营建。如在承德增修了普宁寺（大佛寺，依西藏三摩耶庙之式建造）、安远庙（俗称伊犁庙，仿伊犁河固尔扎庙样式为之）、普陀宗乘之庙（仿西藏布达拉宫修建）、须弥福寿之庙（仿班禅喇嘛在日喀则所居扎什伦布寺兴建）。（26）
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修建始于康熙晚年（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但整体工程到乾隆年间才予告成。这，也是十八世纪中国政府修建的大工程之一。
7．东巡祭孔
乾隆二十年六月，得到西线前方错报，以为取得平准大捷，上谕：昔年皇祖圣祖仁皇帝削平三孽，于康熙二十三年诹吉东巡亲祭阙里。武功文德，彪炳简册。朕仰承先烈，集此大勋。亲告成功于太庙，郊、社、岳、渎诸祀，次第遣官敬谨举行，以昭茂典。先师孔子阙里，理应恪循成宪，躬诣行礼。决定效法圣祖，于次年春月东巡，展谒孔林。（27）
清人尊崇孔子，还在关外时，就在盛京修建孔庙，祭祀孔子。入关后，在北京国子监旁建孔庙，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顺治十四年，改称“至圣先师”。康熙二十三年，圣祖于南巡途中，亲往曲阜祭祀孔子，写“万世师表”匾额，悬挂大成殿中。并拨内帑，重修孔庙。
如果说清朝的尊孔超过了以外任何一个朝代，乾隆在清代各朝中又应列为首位。皇上于乾隆十三年、二十一年、三十六年、四十一年、五十五年，曾专赴山东祭祀孔子。另外又在二十二年、二十七年和四十九年南巡时，特地路过曲阜祭孔，创造了空前绝后的历史纪录。（28）
至于东巡缘由，皇上曾有一段自白：
朕幼诵简编，心仪先圣，一言一动，无不奉圣训为法程。御极以来，觉世牖民，式型至道，愿学之切，如见羹墙，辟雍钟鼓，躬亲殷荐，而未登阙里之堂，观车服礼器，心甚歉焉……
思以来年春孟月，东巡狩，因溯洙泗，陟杏坛，瞻仰宫墙，申景行之夙志。复奉圣母皇太后懿旨，泰山灵岳，坤德资生，近在鲁邦，宜崇报飨。朕不敢违……（29）
乾隆二十一年二月，皇上从北京出发东巡（此次皇太后未同行），闻知擒获阿睦尔撒纳的消息（又一个误报），命改道泰陵（世宗雍正皇帝陵，位直隶易县），以告成功。然后赴山东曲阜。
东巡祭孔，首在崇儒重道。到曲阜当天，即至孔庙行礼。第二天，至大成门下轿，步入大成殿，于孔子像前，行三跪九拜礼。然后至诗礼堂，由孔府举人讲解《中庸》，贡生讲解《周易》。宣上谕。往孔林，至孔子墓前，行三拜礼。致祭少昊陵、周公庙，举行宴会。续于《御制阙里孔庙碑文》中写道：
自古圣帝明王，继天立极，觉世牖民，道法之精蕴，至孔子而集其大成。后之为治者，有以知三纲之所由以立，五典之所由以叙，八政之所由以措，九经之所由以举，五礼六乐之所由以昭宣布列于天地之间，遵而循之，以仰溯乎古昔。虽尧舜禹汤文武之盛，弗可及已。而治法赖以常存，人道赖以不泯，讵不由圣人之教哉……
（朕）道畿甸，历齐鲁，登夫子庙堂，躬亲盥献，瞻仰睟仪，展敬林墓，徘徊杏坛，循抚古桧。穆然想见盛德之形容，忾乎若接，……有不益增其向慕，俛焉而弗能自已者欤。（30）
字里行间，对孔子的敬仰似全发自内心。（31）
东巡至三月底，约一个半月以后回到北京。
不过，故地重游，也往往带来令人痛苦的回忆。就在上一次，乾隆十三年第一次东巡，就发生了皇后不幸崩逝的事件。对于皇后的死因，有着多种不同的传闻，也有人拿出皇上一系列悼亡诗，表示他的爱情之深，为之洗刷罪名、力证清白。
皇后之死，使皇上大受打击，一反常态，演出了乾隆十三年的一幕幕悲喜剧。（32）其中存在许多深层原因，也有许多是与皇后之死脱不了干系的。但说到皇上的“心理变态”，实有一种“懊恼”、“悔恨”，以致“自责”的成分在内，就事论事，一般的妻子之丧似还不足以解释。
因此，以后四次路过济南，据说都没有进入这座城市，以免引来伤心。
8．二次南巡
第一次南巡过去不久，乾隆十七年，两江总督尹继善即奏请再次南巡。面谕以“甫经历览，无事重巡”。
乾隆十八年，两淮盐政普福奏，两淮商人共望再度南巡，情愿捐银二十万两，建造临江等处行宫。上谕：此奏错谬已极，著交内务府大臣严行议处。（33）
乾隆十九年，河道总督高斌动用正项，采买备建行宫木植。上谕：悦不以道，朕奚取焉？尹继善必谓已有成局，事不容己。著将木植送京，交工程处备用。（34）
乾隆二十年，终于决定明年再度南巡。一应豫备事宜，降旨该督抚等撙节妥办。（35）
复因明年春月东巡祭孔，决定其后顺道前往江浙，谕：江浙两省总督尹继善、喀尔吉善等均曾具折奏请南巡，均因西师尚未凯旋，未经允准。（36）据尹继善奏称踏看各处行宫情形，从前御驾未及登临之处，如苏州之寒山别墅、石湖石佛寺，江宁之栖霞山，俱为风景绝胜之区，现一并酌量兴修，以备省览。奉朱批：“知道了，并已为汝筹办理之费矣”。又命军机大臣传谕尹继善、庄有恭将寒山别墅等三处景点“画图呈览”。（37）又因前此南巡，苏州、扬州城内，衢街间张设棚幔。南方多雨，街窄檐低，上施彩幕，既不开爽，复滋靡费，谕：巡省所过城邑，除道清尘足矣。该督抚其饬禁之。（38）又闻前次南巡时，浙省办差，至有当商捐费者，著再行晓谕，严加禁止。谕曰：朕清跸所经，观民问俗，关政治之大端。即动用数十万正帑，亦何不可，而必取给予捐项乎？岂朕巡行本意？（39）
未久，阿睦尔撒纳叛乱，遂以“江南水灾亟宜赈恤”，降旨停止明春南巡。俟明岁西成有秋，该督抚等再行请旨。（40）
至乾隆二十一年九月，以江浙等省督抚联衔奏请，降旨明春再举南巡之典。尹继善另折又称栖霞胜景颇多，已经酌量增修，恳求陛见，将各处工程绘图呈览，准其来京。（41）山东巡抚爱必达亦奏陈修建长清县地方灵岩寺行宫，据称其地“泉石佳秀，树木苍古，明春南巡似可稍供清览”。奉朱批：“成事不说，然何必如此？非朕所喜也。”（42）
又谕：
明年南巡。……莫又令其修饰外观。以致有卢鲁生之流。（43）
对往年之事，仍耿耿于怀。也许对南巡的奢华，还是存在许多潜在的批评吧。
二次南巡与头次行程大同小异。只是到天妃闸阅木龙，念起原任大学士高斌的好处，如于毛城铺设立水志，至七尺方开，后人不用其法，因有孙家集夺溜之事；至三滚坝泄洪湖盛涨，坚持堵闭，是以数年之间，下游州县，屡获丰收；而仅因一点过失，就给了他严重处分，因谕：高斌功在生民，自不可泯，要其瑕瑜自不相掩，在本朝河臣中，即不能如靳辅，而较齐苏勒、嵇曾筠，朕以为有过之无不及也；可与靳辅、齐苏勒、嵇曾筠一并祠祀，以昭国家念旧酬功之典。乾隆四十四年御制《怀旧诗》，仍将高斌列五督臣中。
二月，发生了随从兵役武备院披甲人拉住殴船户卢四身死一案，按律应拟绞监候。著改为立绞，令随从兵役人等，知所炯戒。武备院官员，交部察议。（44）
四月，南巡途中，又发生于荣焕倚恃内监僧人，因在街市出言戏侮巡检，复于公堂咆哮，被发往黑龙江安插的事件。（45）
近年以来，皇上对大臣是越来越威严了。不但动辄得罪，而且几乎一点好脸色也不给。一旦“获罪”，不是撤职，就是拏解审讯，家产抄没，毫不“姑容”。即使准部阿睦尔撒纳“负恩背叛”一事，恐怕也未始不是皇上过于严厉，“驾驭不当”的结果呢。（46）
似乎皇上这时的目标，已不在这里，而集中在那些地方大吏身上了。可谓是威也使足，强也争足。
9．南巡风波，彭家屏案
乾隆二十二年初春，经历了头年特大水灾的河南、山东、江苏三省毗邻地区一片凄凉景象。然而地方官却无暇顾及赈恤灾民，原因是皇上南巡的车驾即将过境，诸多的迎驾准备工作已经把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了。
豫西一带民情汹汹，有些侠肠义胆的人开始暗中串联，准备当皇上过境之际遮道叩阍。不少乡绅也对州县官吏颇有怨言，希望皇上能了解实情。一月下旬，河南在籍布政使、夏邑县人彭家屏前往山东接驾。恰逢皇上垂询地方情形，彭就原原本本讲了豫西夏邑、商丘、虞城、永城四县去秋大雨成灾，而以夏邑独重；其间巡抚图勒炳阿讳灾不报，实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情况。
听了彭家屏的陈奏，皇上心中不快。也许他对臣下揭露太平盛世的缺失，有一种本能的反感？特别是彭家屏，身为本地缙绅，有心邀誉乡里，更难免言之过甚。可畏的是，皇上对他本来就没好印象。认为他乃李卫门下一走狗，性情阴鸷，恩怨最为分明。从前每当奏对时，于鄂尔泰、鄂容安，无不极力诋毁，因此深薄其人。
乾隆十六年头次南巡途中，河南巡抚鄂容安奏，绅衿中有倚势抗粮恶习，彭家屏、李肖筠两姓即欠至七千余两之多。二人系藩臬大员，乃妄行逋赋累累，著交部严加议处，所欠积年正供之数，加罚十倍，勒限严追。（47）乾隆二十年，皇帝曾召彭家屏来京面询政事，遗缺江苏布政使派别人顶补，彭“心怀觖望。托病旷官”，返回故乡夏邑养老去了。
这一次彭家屏告发巡抚匿灾，就不免有地方缙绅干预公事之嫌。过了两天，河南巡抚图勒炳阿赴行在朝见，矢口否认夏邑等县去秋成灾。皇上让其带同彭家屏前往豫西实地查勘，表示要公正处理。恰好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奏报去年水灾，特别指出“惟夏邑被灾独重”。这有些出乎皇上意料，但考虑到张师载品行朴实，与彭家屏又素无瓜葛，他的话是可以相信的。而图勒炳阿却奏报说，去年雨水诚然过多，但高粱仍有九分收成，谷豆小有减产，不过二、三、四分不等。建议眼下开仓平粜即可，不必赈济。皇上令其查明地亩，给赈一月。
四月初，皇上结束南巡后，为巡视河工，又顺道深入视察苏北徐、淮两府属下桃源、宿迁、郑州、睢宁等县。所到之处，只见成群结队的灾民鸠形鹄面、衣不蔽体，令人不忍卒睹。这一来他总算对去年水灾有了一点直接的感受。联想到与徐、淮犬牙交错的豫西各县，那里的百姓自不免沟壑流离之苦。为证实这一点，即命随行的步军统领衙门员外郎观音保微服前往，密行访查。
就在皇帝一行从徐州府向山东境内进发之时，四月七日，忽见有人跪在御道之旁，高举呈状。经讯问是河南夏邑民人张钦、艾鹤年，告发本县县令孙默办赈不实。皇帝颇感不快，既然已命图勒炳阿加赈一月，刁民为什么还敢作无厌之求？于是下令将张钦、艾鹤年解交图勒炳阿审办。两天后，乾隆帝行至山东邹县途次，又有夏邑县人刘元德告御状，诉称很多实在极贫户口并未得到赈恤，请求撤换县令孙默。一起接一起的遮道呈控，而且都是夏邑人所为，使皇帝疑心背后有人操纵指使。审问的结果，暗中主使、商同具词、给予盘费的确有其人，但不是彭家屏，而是本县生员段昌绪和武生刘东震。皇上特命侍卫成林押解刘元德，交图勒炳阿深究主谋，严审具奏。与此同时，又降下一道谕旨，让夏邑等县百姓静候赈恤，即便地方官奉行不善，也要待该官上司查明参奏，不得借端妄诉。他还打了一个比喻：“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而讦其父母，朕岂听一面之词，开挟制之风？譬如祖虽爱其孙，必不使其恃恩而抗其父。此等刁风断不可长！”但是，“祖父”一旦通过自己的耳目发现了事情真相又当如何呢？
四月十八日，在德州行宫，观音保风尘仆仆返回奏报此行密访的所见所闻：夏邑等四县系连年受灾，去秋大水，有如雪上加霜，穷黎惨状真令人不堪入目。观音保办事很精细，他在夏邑买了两个小孩，统共用钱不足五百文！还拿出两张卖身契恭呈御览，作为此次微服访察的有力佐证。
面对确凿事实，皇帝于当天降旨将图勒炳阿革职，发往乌里雅苏台军营效力赎罪；夏邑、永城二知县亦革职拿问，以为讳灾者戒！同时通谕夏邑等四县百姓：巡抚、知县的罢斥，并不因有彭家屏之奏，亦不因一二刁民遮道呈诉。彭家屏令就近还家，不得以乡绅干预公务，刘元德、段昌绪、刘东震从严交山东巡抚鹤年审办。
两天以后，情势急剧逆转。四月二十日，侍卫成林回奏，抵夏邑县后传讯段昌绪，段拒不到官，知县孙默亲赴段家查拿，在其卧室中搜出吴三桂反清檄文抄本。只见段在一段话下浓圈密点，加评赞赏：“彼夷君无道，好邪高张，道义之儒，悉处下僚，斗筲之辈，咸居要职，君昏臣暗，彗星流陨，天怨于上，山岳崩裂，地怒于下”。深感夏邑闹赈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于是立即采取了下面几项措施：一、图勒炳阿不必革职，仍留河南巡抚之任，理由是“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二、夏邑县知县孙默“能查出此事，尚属能办事之员”，与永城知县一并不必革职拿问，各仍留原任；三、命直隶总督方观承驰驿前往，会同图勒炳阿追查段昌绪“伪檄”抄自何处，穷究审办；并前往彭家屏家查抄，是否亦有“伪檄”。
四月二十六日皇上回銮至圆明园，第二天召见九卿科道，彭家屏也以戴罪之身奉谕参加。在皇上的严厉质问之下，彭家屏交代，家藏的明末野史及抄本小字书若干种。六月六日，经军机大臣、九卿、科道会审，彭家屏拟斩。上谕：“彭家屏本应斩决，但所藏之书，既经烧毁，罪疑惟轻，著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
彭家屏所供的几种明末野史并非彭家秘藏的海内孤本，法司定罪时，完全可以找出这些书籍，检查其中是否有“诋毁悖逆”之词。如《日本乞师记》、《酌中志》、《南迁录》等书或记明末事，或记南明弘光朝事，对清人绝无诋毁悖逆之词。至于《豫变记略》，写的是所谓“闯贼之祸”，更与清人无干。皇上却说彭家屏极有可能作了“批阅评点”，岂非“逆亿”？
本年七月，河南巡抚图勒炳阿为置彭家屏于死地，奏称他曾刊刻了名为《大彭统记》的族谱，内容“甚属狂悖”，这就为杀彭提供了借口：以《大彭统记》命名，这与累朝国号有什么区别？而该族谱凡遇庙讳及御名皆不缺笔，这最后一点，皇上特加说明：“朕自即位以来，从来未以犯朕御讳罪人。但彭家屏历任大员，非新进小臣及草野椎陋者可比，其心实不可问！”因其“目无君上，为人类中所不可容”，从宽赐令自尽。
彭家屏的家乡却收到了某些意料不到的实惠：夏邑等四县历年旧欠钱粮银谷一并豁免；本年应征地丁钱粮亦概予蠲免；派员通盘筹划根治归德府属各县历年受灾之源；彭案了结后，立即调图勒炳阿还京，体面地解除了他的巡抚一职；夏邑、永城两个不知体恤百姓的知县仍革职按问。
但皇上处死了彭家屏之后却未感到宽释，留存于民间的明末野史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据彭所供，其明末野史诸书俱得自昆山徐乾学家。徐乾学是明末大儒顾炎武的外甥，康熙朝曾充《明史》总裁官，家富藏书。也许，皇上从彭家屏案开始，已在认真探索一种将所有诋斥悖逆书籍统统销毁的一劳永逸之计了。（48）
10．其他案件
如果说，彭家屏案还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以下几个案件则是有预谋的，也很难说是“文字狱”，还是“朋党案”，或者怀有其他什么目的了。
乾隆二十年旨在扫荡“朋党恶习”的文字狱——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就是这样一个蓄谋已久的案件。
先是，几年以前，皇上已将查办胡中藻诗集一事，特交蒋溥密办，并亲自检查胡中藻诗集《坚磨生诗钞》。本年初又密谕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唱和诗文，察出速奏；并密令刘统勋亲往甘肃巡抚鄂昌署中，将其与胡中藻往来应酬之诗文书信，严行搜检，其与别人往来字迹中有涉讥刺嘱托者，亦一并搜查封固，驰驿送京。（49）同时，拿审曾为《坚磨生诗钞》作序、刊刻之侍郎张泰开，并派遣侍卫哈清阿等，赴江西拿解胡中藻；复降旨召甘肃巡抚鄂昌来京。
三月，皇上召见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宣谕原内阁学士、学政胡中藻诸罪款，曰：从前查嗣庭、汪景祺、吕留良等诗文、日记，谤讪欺诳，大逆不道，蒙皇考严加惩创，数十年来，意谓中外臣民咸知警惕，不意尚有此等鸱张狺吠之胡中藻。其所刻诗集内如“一把心肠论浊清”句，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如“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句，尤为奇诞，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又其颂蠲免则曰“那似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朕一闻灾歉立加赈恤，何乃谓佛灯之难觏耶？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鄂尔泰姓西林觉罗氏）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朕初见其进呈诗文，语多险僻，知其心术叵测，命督学政时，曾训以论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见其所出试题内，考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为当今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其种种悖逆不可悉数！十余年来，在廷诸臣所和韵及进呈诗册何止千万首，其中字句之间亦偶有不知检点者，朕俱置而不论，从来未尝以语言文字责人。若胡中藻之诗，措辞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谤及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
